香港一位立法委员所写香港问题分析

　　香港一位立法委员所写香港问题分析，

　　深入骨髓!

　　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香港是谁的?!

　　一、先看看祖国对香港做了些什么

　　1、在政治上很讲信用。严格执行回归时定下的“一国两制”方针，将香港作为政治特区迄今为止从没有任何动摇和改变，在全国通行的法律，没有一部在香港执行，让其享有标志高度自治的司法终审权、单独立法权、行政自理权。

　　2、在财政上不用缴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从来不用向中央政府交一分钱的税，香港人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用于香港自身的发展，祖国其他地方再穷再苦也不找香港的麻烦，这一点让广东等财税大省相当羡慕。

　　3、在发展上特殊保护。为了保护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优势，中央政府一再压制别的城市，比如上海深水港、自贸区、金融中心、迪士尼等项目的启动，政府犹豫再三，一拖再拖，生怕对香港不利。

　　4、在贸易上免税通关。香港的产品进入大陆，273种主要产品实行的都是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大陆巨大市场对香港基本上是敞开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对这样的优厚待遇是垂涎三尺的。

　　5、在旅游上全民支持。中央政府一直大力鼓励大陆人到香港去旅游，香港游的旅行团火得不得了，而去香港旅游的最主要项目就是购物，大陆人平时舍不得花的钱，大把大把地丢在香港，帮助发展香港的经济。

　　6、在经济上甘当后盾。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都很依赖中国，香港自然不例外，甚至在大陆享有投资经营的某些特权，这对香港来说，大陆是其度过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

　　7、在民生上优先照顾。香港地方小，山多平地少，几乎没有农业，主要靠大陆来满足对吃喝的要求。大陆每天将最优质最新鲜的肉、菜、蛋、奶源源不断地送到香港，保证水、电、气的供应，从不吝啬，从不含糊。

　　8、在国际上高度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给予作为地方政府的香港高度尊重、特殊安排，积极支持其以实体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比如在各种国际经济联盟、各种国际化的运动会上占有重要席位，可以与中央政府一同参与。

　　二、再看看香港有些人是怎么对待祖国的

　　1、喊出“宁当英国狗，不做中国人”的口号。在香港，总有些人天生的奴才命，不愿做人只愿做狗，完全是脑袋出了毛病。当主人不好，偏要喜欢去当英国人的走狗，甚至期盼再回到英国殖民时代，这种下贱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2、部分香港人长期搞“港独”游行示威。有些香港人利用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社会稳定的愿望，长期游行示威，以街头暴力的方式要挟中央政府。甚至公开打出殖民地时期的旗帜，公然喊中国人滚出香港。

　　3、发动“占领中环”运动。部分香港人企图通过长期占领中环要道的方式，达到按照西方标准全民普选的目的，并在民间发起非法“公投”，竟然允许没有中国国籍、只是取得香港居留权的人参与投票，这是对国际通行准则的蔑视。

　　4、冲闯驻港部队的军营。“港独”组织成员近期竟然公然闯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不顾军营哨兵警告，强行闯入军营进行滋扰，高呼口号要求“解放军撤出香港”。这是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首次有团体强闯驻港部队总部示威。

　　5、公开谩骂大陆游客。有些香港媒体和公知将陆客称为“蝗虫”，对大陆游客的个人不文明行为无限扩大。比如某个大陆小孩在街头尿尿，就说大陆人素质低，而贝克汉姆的儿子在香港街头尿尿，就称其可爱，并反思街上的公厕为何如此少。奴才相原形毕露。

　　6、某些媒体以骂共反中为使命。在香港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充满了骂共产党、反中国的文章，挖苦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攻击国家领导人、挑拨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并甘愿成为西方势力反华反中的舆论大本营。

　　7、反对在香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号召和教育国民热爱自己的国家。而在香港，政府提出要在中小学设置建立国家自豪感和中国归属感的新课程，就有市民上街游行公开反对，认为是某种政治阴谋。

　　8、不同意对基本法23条修正案立法。23条提出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这是正常国家对自己领土的正常主张，却遭到某些香港人持续多年的公开反对，致使该条款迟迟不能完成细则修订。

　　作者观点：

　　应该给香港人好好上一课。正像李嘉诚说得那样，香港是个坏孩子，是被中央政府惯坏了。香港有些人很聪明，他们知道，中央政府最希望通过“一国两制”的模式，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一是向世界宣示国家信用，二是对台湾进行回归示范。

　　中央政府为中华复兴、国家统一的这一片真心、苦心，被香港有些人当成了“短处”和“把柄”，他们深知中央政府很怕香港出现不稳定因素，不愿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不和谐现象，于是他们就专门给祖国制造或威胁制造这样的动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孩子一哭就有奶，那就坏了。没经验的父母往往就是这样把孩子惯坏了。香港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过去香港人一示威游行，中央政府就让步安慰，这给一些香港人造成了错觉，他们以为什么事情只要这么闹腾都能成功。

　　为什么我总是表扬习大大呢?就是这个人心中有原则，做事有担当，执政有魄力，在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和最高原则的时候，不含糊。这一次的白皮书就很给力。在这里，老吴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愿意帮中央政府，给香港某些给脸不要脸的人上一课。

　　第一、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英建交那一刻起，就等于英国承认了这样一个法律事实。当年英国拖延香港回归祖国的谈判时，小平同志断然表示，如果谈判不成，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收回香港。英国人才慌了手脚，接受了小平的意见：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这就是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香港的。

　　第二、香港的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点也是不容质疑的。当年英国人耍花招，搞主权治权分离的把戏，甚至威胁中国，如果由中国来治理香港，那将是一场灾难。对此小平同志的回答很干脆，如果这是一场灾难，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场灾难。最后，中英达成一致，主权和治权均归还中国。

　　第三、港人治港，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对香港人的巨大信任和体恤。过去英国人治理香港，香港人哪有什么政治权利，完全是二等公民的待遇，每任总督任命，香港人哪有插嘴的机会，连屁都不能放，只有排队拜望、巴结交通、万众仰望的权利。祖国现在把香港收回来了，完全交给香港人治理，这是多大的恩赐啊。有些香港人以为这是应该的，错了。

　　第四、一国两制，是小平同志的伟大构想，也展现了祖国的博大胸怀。“舞照跳、马照跑”体现了祖国对香港的尊重和关爱。为了证明祖国比殖民宗主更爱这块土地和人民，大陆不收一份税钱，相反给香港外交特别安排、治理特别授权、贸易超惠政策、经济特别支持、旅游特别照顾……但是一些香港人不思感激，不知道这是父母对失而复得的孩儿的溺爱，反倒以为是当过洋奴后派生的“特权”。

　　第五、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一国两制，核心在一国。如果香港出现分裂、动乱、外部势力插手，两制是可以取消的。香港自治的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香港固有的，是中央政府授予的，是全国人大授权的，是基本法规定的，但是在基本法的框架被破坏的情况下，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收回某些授权、甚至直接管理。

　　第六、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一国两制，必须认同自己的祖国。一些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宁做英国狗的人，妄想掌控香港，简直是痴人说梦。香港，绝对不可能让港独分子、让反共仇中、让对国家没有认同和忠诚的人来当特首候选人，非中国人绝对不能投票。即便全香港人都推荐某人候选特首，中央政府不同意，此人就得滚蛋，这个道理香港应该懂得。

　　第七、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一国两制，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大陆对香港善意有加，多方关爱，国内媒体对香港多是积极宣传。但是在香港，骂共产党、骂大陆人、骂祖国成为一种恶劣风气。宣传爱国、爱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香港绝对不能这样下去，香港不能成为反共基地，仇中土壤，颠覆国家势力的温床。这样闹下去，香港会出事的。香港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资格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如果一些人坚持这样闹，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八、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小平同志当年坚持一分钱不要，但是要驻军香港。当时的说法是，这象征着主权的回归。驻军数量很少，香港人很好奇，参观照相，不亦乐乎。但是一些狗奴才没有想到，这正是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如果香港出现外敌和内乱，我驻港部队可是要亮剑的哟。看到那些搞公投、假民主之名巧取香港的人，我挺好笑，你说，这些狗奴才为什么如此不识时务呢。我的资产，委托你管理，你要搞民主把它变成你的，天下哪有这么操蛋的民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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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位立法委员所写香港问题分析，

　　深入骨髓!

　　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香港是谁的?!

　　一、先看看祖国对香港做了些什么

　　1、在政治上很讲信用。严格执行回归时定下的“一国两制”方针，将香港作为政治特区迄今为止从没有任何动摇和改变，在全国通行的法律，没有一部在香港执行，让其享有标志高度自治的司法终审权、单独立法权、行政自理权。

　　2、在财政上不用缴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从来不用向中央政府交一分钱的税，香港人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用于香港自身的发展，祖国其他地方再穷再苦也不找香港的麻烦，这一点让广东等财税大省相当羡慕。

　　3、在发展上特殊保护。为了保护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优势，中央政府一再压制别的城市，比如上海深水港、自贸区、金融中心、迪士尼等项目的启动，政府犹豫再三，一拖再拖，生怕对香港不利。

　　4、在贸易上免税通关。香港的产品进入大陆，273种主要产品实行的都是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大陆巨大市场对香港基本上是敞开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对这样的优厚待遇是垂涎三尺的。

　　5、在旅游上全民支持。中央政府一直大力鼓励大陆人到香港去旅游，香港游的旅行团火得不得了，而去香港旅游的最主要项目就是购物，大陆人平时舍不得花的钱，大把大把地丢在香港，帮助发展香港的经济。

　　6、在经济上甘当后盾。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都很依赖中国，香港自然不例外，甚至在大陆享有投资经营的某些特权，这对香港来说，大陆是其度过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

　　7、在民生上优先照顾。香港地方小，山多平地少，几乎没有农业，主要靠大陆来满足对吃喝的要求。大陆每天将最优质最新鲜的肉、菜、蛋、奶源源不断地送到香港，保证水、电、气的供应，从不吝啬，从不含糊。

　　8、在国际上高度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给予作为地方政府的香港高度尊重、特殊安排，积极支持其以实体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比如在各种国际经济联盟、各种国际化的运动会上占有重要席位，可以与中央政府一同参与。

　　二、再看看香港有些人是怎么对待祖国的

　　1、喊出“宁当英国狗，不做中国人”的口号。在香港，总有些人天生的奴才命，不愿做人只愿做狗，完全是脑袋出了毛病。当主人不好，偏要喜欢去当英国人的走狗，甚至期盼再回到英国殖民时代，这种下贱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2、部分香港人长期搞“港独”游行示威。有些香港人利用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社会稳定的愿望，长期游行示威，以街头暴力的方式要挟中央政府。甚至公开打出殖民地时期的旗帜，公然喊中国人滚出香港。

　　3、发动“占领中环”运动。部分香港人企图通过长期占领中环要道的方式，达到按照西方标准全民普选的目的，并在民间发起非法“公投”，竟然允许没有中国国籍、只是取得香港居留权的人参与投票，这是对国际通行准则的蔑视。

　　4、冲闯驻港部队的军营。“港独”组织成员近期竟然公然闯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不顾军营哨兵警告，强行闯入军营进行滋扰，高呼口号要求“解放军撤出香港”。这是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首次有团体强闯驻港部队总部示威。

　　5、公开谩骂大陆游客。有些香港媒体和公知将陆客称为“蝗虫”，对大陆游客的个人不文明行为无限扩大。比如某个大陆小孩在街头尿尿，就说大陆人素质低，而贝克汉姆的儿子在香港街头尿尿，就称其可爱，并反思街上的公厕为何如此少。奴才相原形毕露。

　　6、某些媒体以骂共反中为使命。在香港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充满了骂共产党、反中国的文章，挖苦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攻击国家领导人、挑拨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并甘愿成为西方势力反华反中的舆论大本营。

　　7、反对在香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号召和教育国民热爱自己的国家。而在香港，政府提出要在中小学设置建立国家自豪感和中国归属感的新课程，就有市民上街游行公开反对，认为是某种政治阴谋。

　　8、不同意对基本法23条修正案立法。23条提出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这是正常国家对自己领土的正常主张，却遭到某些香港人持续多年的公开反对，致使该条款迟迟不能完成细则修订。

　　作者观点：

　　应该给香港人好好上一课。正像李嘉诚说得那样，香港是个坏孩子，是被中央政府惯坏了。香港有些人很聪明，他们知道，中央政府最希望通过“一国两制”的模式，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一是向世界宣示国家信用，二是对台湾进行回归示范。

　　中央政府为中华复兴、国家统一的这一片真心、苦心，被香港有些人当成了“短处”和“把柄”，他们深知中央政府很怕香港出现不稳定因素，不愿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不和谐现象，于是他们就专门给祖国制造或威胁制造这样的动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孩子一哭就有奶，那就坏了。没经验的父母往往就是这样把孩子惯坏了。香港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过去香港人一示威游行，中央政府就让步安慰，这给一些香港人造成了错觉，他们以为什么事情只要这么闹腾都能成功。

　　为什么我总是表扬习大大呢?就是这个人心中有原则，做事有担当，执政有魄力，在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和最高原则的时候，不含糊。这一次的白皮书就很给力。在这里，老吴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愿意帮中央政府，给香港某些给脸不要脸的人上一课。

　　第一、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英建交那一刻起，就等于英国承认了这样一个法律事实。当年英国拖延香港回归祖国的谈判时，小平同志断然表示，如果谈判不成，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收回香港。英国人才慌了手脚，接受了小平的意见：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这就是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香港的。

　　第二、香港的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点也是不容质疑的。当年英国人耍花招，搞主权治权分离的把戏，甚至威胁中国，如果由中国来治理香港，那将是一场灾难。对此小平同志的回答很干脆，如果这是一场灾难，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场灾难。最后，中英达成一致，主权和治权均归还中国。

　　第三、港人治港，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对香港人的巨大信任和体恤。过去英国人治理香港，香港人哪有什么政治权利，完全是二等公民的待遇，每任总督任命，香港人哪有插嘴的机会，连屁都不能放，只有排队拜望、巴结交通、万众仰望的权利。祖国现在把香港收回来了，完全交给香港人治理，这是多大的恩赐啊。有些香港人以为这是应该的，错了。

　　第四、一国两制，是小平同志的伟大构想，也展现了祖国的博大胸怀。“舞照跳、马照跑”体现了祖国对香港的尊重和关爱。为了证明祖国比殖民宗主更爱这块土地和人民，大陆不收一份税钱，相反给香港外交特别安排、治理特别授权、贸易超惠政策、经济特别支持、旅游特别照顾……但是一些香港人不思感激，不知道这是父母对失而复得的孩儿的溺爱，反倒以为是当过洋奴后派生的“特权”。

　　第五、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一国两制，核心在一国。如果香港出现分裂、动乱、外部势力插手，两制是可以取消的。香港自治的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香港固有的，是中央政府授予的，是全国人大授权的，是基本法规定的，但是在基本法的框架被破坏的情况下，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收回某些授权、甚至直接管理。

　　第六、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一国两制，必须认同自己的祖国。一些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宁做英国狗的人，妄想掌控香港，简直是痴人说梦。香港，绝对不可能让港独分子、让反共仇中、让对国家没有认同和忠诚的人来当特首候选人，非中国人绝对不能投票。即便全香港人都推荐某人候选特首，中央政府不同意，此人就得滚蛋，这个道理香港应该懂得。

　　第七、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一国两制，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大陆对香港善意有加，多方关爱，国内媒体对香港多是积极宣传。但是在香港，骂共产党、骂大陆人、骂祖国成为一种恶劣风气。宣传爱国、爱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香港绝对不能这样下去，香港不能成为反共基地，仇中土壤，颠覆国家势力的温床。这样闹下去，香港会出事的。香港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资格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如果一些人坚持这样闹，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八、一些香港人没搞明白，小平同志当年坚持一分钱不要，但是要驻军香港。当时的说法是，这象征着主权的回归。驻军数量很少，香港人很好奇，参观照相，不亦乐乎。但是一些狗奴才没有想到，这正是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如果香港出现外敌和内乱，我驻港部队可是要亮剑的哟。看到那些搞公投、假民主之名巧取香港的人，我挺好笑，你说，这些狗奴才为什么如此不识时务呢。我的资产，委托你管理，你要搞民主把它变成你的，天下哪有这么操蛋的民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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