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所犯的两大战略错误 　　

　　这里所说的错误，不包括人生观、世界观，即为了实现其人生目的正误，所以反共正误之类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也不指其个人能力所限而出现的错误，比如他并不善于指挥大军等。
　　下面讲他犯的两件极大的战略错误，不但对他本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第一大错1929年削藩过于急躁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同月南京政府宣告“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其实，这时东北的张学良尚未易职表示服从南京政府。
　　几乎同时，蒋介石就迫不急待的从共同北伐的同盟军手中夺取兵权。
　　当年七月蒋介石即提出“军事整理案”，企图利用他所掌握的南京中央政府的大权，以整编、混编等办法同化异己同盟军。次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军队编遣会，制定的《大纲》规定，一切权力归中央，各集团军（即各实力派）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
　　这样严厉的处置方针，自然会激起各实力派，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他们下属军官们的愤恨。新的军阀混战即将开始。
　　一个多月后，蒋桂战争爆发，蒋以军力进剿和金钱、官阶收买瓦解桂军，六月桂系战败。
　　又一个多月后，8月蒋介石又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宣告各实力派如不交出军队，将武力征服。这实际上就是逼迫各军阀武力反蒋。先是冯系西北军在十月出兵讨蒋。十一月失败。次年，即1930年3月，冯、阎、桂三系通电联合讨蒋。五月蒋冯阎三大军阀在中原大规模混战。双方共使用兵力一百多万，死伤三十万。
　　混战中，冯、阎渐显败局。其实，近代战争的胜负，实质上取决于经济。以冯、阎、桂系所占据在的西北西南以小农为主的经济和蒋介石占据的东南地区较先进的工商业对阵，是很难占上风的。至少蒋介石的金钱和官位就是极强有力的杀伤工具。尤其是冯系虽军力庞大，但所据有的却多为极贫瘠地区，在混战中失败是很自然的。
　　九月，首鼠两端的张学良宣布站在蒋的一边，蒋下令让他接收平津冀等地。东北军主力入关援蒋，阎、冯等大势去矣，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以蒋的胜利而告终。
　　
　　虽然蒋胜利了，但在编遣会议上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中央，各实力派不得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等，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前也未能在晋军及桂系中真正达到。可见欲速则不达。当时蒋虽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力量比任何一个都强，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可信依赖的人才及人力方面仍十分不足。他的重要统治工具，军统、中统特务机关都是1932年才真正建立起来。
　　对蒋而言，合理的策略是适当的时机单挑一个军阀收拾，对其它的实力派则妥协，且尽量拉拢。收拾一个军阀，绝不满足于军事上胜利，而需费些时间、花些金钱、下功夫要么就编成和蒋系的嫡系相同的部队，要么遣散，即彻底解决问题。完全收拾一个后，再收拾下一个。虽耗时甚多，却是长远根本之计。
　　可惜蒋介石的权力欲太强，在看似能夺到手的权力时，就急不可待的去抓。
　　
　　新军阀大混战的最大恶果是为日本加快侵略我国，特别是侵占东北的步伐制造条件。中原百万兵力大战给日本人传递一种错误信息，即中国人不可能团结起来共御外侮，这对日本人无疑是一极大诱惑。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先侵占东北是其国策，迟早会发生。但是，国内大规模内战及东北军力空虚，就仿佛是给瘾君子扎上一针吗啡似的，邪恶的劲头一下子鼓了起来。
　　1930年九月张学良受命进关接收京津，恰在一年后，1931年九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如果没有中原大混战，张学良的司令部和主力没有进驻华北，日本军队还敢以极少量兵力，急不可待挑起事端，炮轰东北军军营？张学良本人及司令部还驻在沈阳，对炮轰北大营能不抵抗吗？他想当‘逃跑将军’，跑到哪？北方的阎、冯等会把地盘让给他？张学良不逃跑而是尽力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盘，形势又会怎样？
　　历史不能假设，这一切都不能随便给出答案。但是，若中原混战规模没那么大，张学良没率主力离开东北，日本占领全东北的时间延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二，第二大错1946年发动内战太急躁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武装靠敌后斗争，有着极大的发展。胜利了，蒋介石想消灭之，一点也不奇怪，对于蒋来说，也不能说是错。他错在太急了否则也不至于那样快的滚到台湾去。
　　
　　为说明此论点，首先要辩明内战是谁挑起的。
　　国共两方军事上小摩擦是不会断的，是谁的错？可能多是公婆各说各有理，但是，全面的内战是由蒋介石挑起的，这是没有疑义的。
　　当时蒋军有正规军兵力约四百三十万，又以低价购入二战后美军的‘剩余物资’，共值八亿美元，组成众多机械化部队。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6年六月后称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根本没有汽车、飞机、坦克等，还是‘土八路’之属。
如果不是精神病，谁会以这样的兵力上向装备上的绝对优势的对手发动战争？
　　1946年六月全面内战暴发，至次年二月，九个月中，蒋军攻占了约100座城市，其中不乏战略要地及解放区的核心城市，三月又占领了延安。说共产党为了丢失这些好不容易才占领的城市而发动全面内战，谁会信？
　　
　　蒋介石因发动内战而迅速败走台湾，为什么败？有说是对己方军力估计太高，或对敌方兵力估计过低等，都没错。但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囿于西南一隅，还要维持巨量的战争经费，经济困难是必然的。抗战八年，国民党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即印钞票，八年抗战中，法币发生量暴增400倍，不能不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但因为有战时经济管制，人们也为了打日本而作出牺牲，还能维持下去。
　　胜利了，却屡出昏招。蒋介石一生似乎不怎么尊重经济规律，他所需要的只是有人（如财政部长）为他筹钱，让他完成他在作的正确或错误的事情而已。
　　先是不问青红皂白，没作好准备就取消了一切战时经济管制。（而当时共产党管理区域，则仍实行严格的经济管制。）
　　禁用沦陷区通行的伪币，这是应该的，但是却规定了极不合理的法币伪币间的兑换比例，严重的摧残了沦陷区工商业和一般老百姓。据时人记载，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南京城的稻米价在几个月内就上涨了数百倍。也使得大量工厂无法开工，严重影响了中国最发达地区的经济正常运行。
　　这样国民党派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们，依不合理的兑换率，就个个腰缠万贯，再加上各种特权，把接收变成‘劫收’，当时有五子登科（指接收大员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的说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人就已经知道经济准备对战争的重要性，蒋介石不会不懂，但他却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如上所述，江浙最发达的地区，经济被接收搞的乌烟瘴气，为战争所需要的经济准备却并未真正进行。
　　1946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一万六千吨，而清末民初，单单汉冶萍公司的钢产量就达到过五万吨。抗战初起，这个公司的一些设备运住重庆，这是事实，但为了有足够的钢铁支持战争，恢复其生产力当然十分要紧，却未见蒋政府有何作为。1946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占领了鞍山这个能产几十万吨钢的城市，但直到1948年二月鞍山解放，蒋介石似乎从来没有过要恢复和发展东北钢铁业以支持战争的念头。
　　总之，在1946年发动内战前，蒋介石不但没有要建立一个可以支持战争的、能合理运行的经济，而且连原有的经济也因为‘劫收’而受到大损伤。
　　
　　那么军费从哪里来，狂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元卷，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抗战前相比，物价涨了千万倍以上。百度一下就可得到相关数据，这里不多说了，只附一张图片，可见那时的钞票不值钱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政权要不崩溃，天理不容。（法币改金元卷时，我十一岁，还记得当时大人长辈骂国民政府诈骗老百姓钱财，人们以货易货或以袁大头为货币的情景。）
　　
　　蒋介石的这两大错误对民族的进程影响极大，对其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有转折作用。两次错误的根源相似，都出之于强烈的权力欲。说蒋介石‘嗜权如命’一点也不冤枉他。
　　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都得有一定的权力欲，除了世袭，否则是干不到那个地位的。像周文王的长兄吴太伯那样不栈恋权位的，是不可能发展和扩张周国，给自己儿子创造建立八百年周朝的条件。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于有权力欲的人来说，并没有错。但是，在没有足够的实力把别人挤下去之前，还是要妥协一下较好，否则，倒可能被别人挤下去，或第三者挤上床来。
　　
　　有个问题倒值得再研究，这就是，在国内争权方面，蒋介石极不愿妥协，过分急躁的干蠢事；但在对外国势力方面，特别是对日本人，却能一再忍让，只有在实在无法妥协时才会开战，极富妥协精神。
　　
　　
这里所说的错误，不包括人生观、世界观，即为了实现其人生目的正误，所以反共正误之类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也不指其个人能力所限而出现的错误，比如他并不善于指挥大军等。
　　下面讲他犯的两件极大的战略错误，不但对他本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第一大错1929年削藩过于急躁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同月南京政府宣告“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其实，这时东北的张学良尚未易职表示服从南京政府。
　　几乎同时，蒋介石就迫不急待的从共同北伐的同盟军手中夺取兵权。
　　当年七月蒋介石即提出“军事整理案”，企图利用他所掌握的南京中央政府的大权，以整编、混编等办法同化异己同盟军。次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军队编遣会，制定的《大纲》规定，一切权力归中央，各集团军（即各实力派）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
　　这样严厉的处置方针，自然会激起各实力派，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他们下属军官们的愤恨。新的军阀混战即将开始。
　　一个多月后，蒋桂战争爆发，蒋以军力进剿和金钱、官阶收买瓦解桂军，六月桂系战败。
　　又一个多月后，8月蒋介石又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宣告各实力派如不交出军队，将武力征服。这实际上就是逼迫各军阀武力反蒋。先是冯系西北军在十月出兵讨蒋。十一月失败。次年，即1930年3月，冯、阎、桂三系通电联合讨蒋。五月蒋冯阎三大军阀在中原大规模混战。双方共使用兵力一百多万，死伤三十万。
　　混战中，冯、阎渐显败局。其实，近代战争的胜负，实质上取决于经济。以冯、阎、桂系所占据在的西北西南以小农为主的经济和蒋介石占据的东南地区较先进的工商业对阵，是很难占上风的。至少蒋介石的金钱和官位就是极强有力的杀伤工具。尤其是冯系虽军力庞大，但所据有的却多为极贫瘠地区，在混战中失败是很自然的。
　　九月，首鼠两端的张学良宣布站在蒋的一边，蒋下令让他接收平津冀等地。东北军主力入关援蒋，阎、冯等大势去矣，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以蒋的胜利而告终。
　　
　　虽然蒋胜利了，但在编遣会议上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中央，各实力派不得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等，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前也未能在晋军及桂系中真正达到。可见欲速则不达。当时蒋虽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力量比任何一个都强，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可信依赖的人才及人力方面仍十分不足。他的重要统治工具，军统、中统特务机关都是1932年才真正建立起来。
　　对蒋而言，合理的策略是适当的时机单挑一个军阀收拾，对其它的实力派则妥协，且尽量拉拢。收拾一个军阀，绝不满足于军事上胜利，而需费些时间、花些金钱、下功夫要么就编成和蒋系的嫡系相同的部队，要么遣散，即彻底解决问题。完全收拾一个后，再收拾下一个。虽耗时甚多，却是长远根本之计。
　　可惜蒋介石的权力欲太强，在看似能夺到手的权力时，就急不可待的去抓。
　　
　　新军阀大混战的最大恶果是为日本加快侵略我国，特别是侵占东北的步伐制造条件。中原百万兵力大战给日本人传递一种错误信息，即中国人不可能团结起来共御外侮，这对日本人无疑是一极大诱惑。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先侵占东北是其国策，迟早会发生。但是，国内大规模内战及东北军力空虚，就仿佛是给瘾君子扎上一针吗啡似的，邪恶的劲头一下子鼓了起来。
　　1930年九月张学良受命进关接收京津，恰在一年后，1931年九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如果没有中原大混战，张学良的司令部和主力没有进驻华北，日本军队还敢以极少量兵力，急不可待挑起事端，炮轰东北军军营？张学良本人及司令部还驻在沈阳，对炮轰北大营能不抵抗吗？他想当‘逃跑将军’，跑到哪？北方的阎、冯等会把地盘让给他？张学良不逃跑而是尽力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盘，形势又会怎样？
　　历史不能假设，这一切都不能随便给出答案。但是，若中原混战规模没那么大，张学良没率主力离开东北，日本占领全东北的时间延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二，第二大错1946年发动内战太急躁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武装靠敌后斗争，有着极大的发展。胜利了，蒋介石想消灭之，一点也不奇怪，对于蒋来说，也不能说是错。他错在太急了否则也不至于那样快的滚到台湾去。
　　
　　为说明此论点，首先要辩明内战是谁挑起的。
　　国共两方军事上小摩擦是不会断的，是谁的错？可能多是公婆各说各有理，但是，全面的内战是由蒋介石挑起的，这是没有疑义的。
　　当时蒋军有正规军兵力约四百三十万，又以低价购入二战后美军的‘剩余物资’，共值八亿美元，组成众多机械化部队。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6年六月后称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根本没有汽车、飞机、坦克等，还是‘土八路’之属。
如果不是精神病，谁会以这样的兵力上向装备上的绝对优势的对手发动战争？
　　1946年六月全面内战暴发，至次年二月，九个月中，蒋军攻占了约100座城市，其中不乏战略要地及解放区的核心城市，三月又占领了延安。说共产党为了丢失这些好不容易才占领的城市而发动全面内战，谁会信？
　　
　　蒋介石因发动内战而迅速败走台湾，为什么败？有说是对己方军力估计太高，或对敌方兵力估计过低等，都没错。但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囿于西南一隅，还要维持巨量的战争经费，经济困难是必然的。抗战八年，国民党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即印钞票，八年抗战中，法币发生量暴增400倍，不能不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但因为有战时经济管制，人们也为了打日本而作出牺牲，还能维持下去。
　　胜利了，却屡出昏招。蒋介石一生似乎不怎么尊重经济规律，他所需要的只是有人（如财政部长）为他筹钱，让他完成他在作的正确或错误的事情而已。
　　先是不问青红皂白，没作好准备就取消了一切战时经济管制。（而当时共产党管理区域，则仍实行严格的经济管制。）
　　禁用沦陷区通行的伪币，这是应该的，但是却规定了极不合理的法币伪币间的兑换比例，严重的摧残了沦陷区工商业和一般老百姓。据时人记载，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南京城的稻米价在几个月内就上涨了数百倍。也使得大量工厂无法开工，严重影响了中国最发达地区的经济正常运行。
　　这样国民党派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们，依不合理的兑换率，就个个腰缠万贯，再加上各种特权，把接收变成‘劫收’，当时有五子登科（指接收大员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的说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人就已经知道经济准备对战争的重要性，蒋介石不会不懂，但他却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如上所述，江浙最发达的地区，经济被接收搞的乌烟瘴气，为战争所需要的经济准备却并未真正进行。
　　1946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一万六千吨，而清末民初，单单汉冶萍公司的钢产量就达到过五万吨。抗战初起，这个公司的一些设备运住重庆，这是事实，但为了有足够的钢铁支持战争，恢复其生产力当然十分要紧，却未见蒋政府有何作为。1946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占领了鞍山这个能产几十万吨钢的城市，但直到1948年二月鞍山解放，蒋介石似乎从来没有过要恢复和发展东北钢铁业以支持战争的念头。
　　总之，在1946年发动内战前，蒋介石不但没有要建立一个可以支持战争的、能合理运行的经济，而且连原有的经济也因为‘劫收’而受到大损伤。
　　
　　那么军费从哪里来，狂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元卷，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抗战前相比，物价涨了千万倍以上。百度一下就可得到相关数据，这里不多说了，只附一张图片，可见那时的钞票不值钱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政权要不崩溃，天理不容。（法币改金元卷时，我十一岁，还记得当时大人长辈骂国民政府诈骗老百姓钱财，人们以货易货或以袁大头为货币的情景。）
　　
　　蒋介石的这两大错误对民族的进程影响极大，对其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有转折作用。两次错误的根源相似，都出之于强烈的权力欲。说蒋介石‘嗜权如命’一点也不冤枉他。
　　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都得有一定的权力欲，除了世袭，否则是干不到那个地位的。像周文王的长兄吴太伯那样不栈恋权位的，是不可能发展和扩张周国，给自己儿子创造建立八百年周朝的条件。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于有权力欲的人来说，并没有错。但是，在没有足够的实力把别人挤下去之前，还是要妥协一下较好，否则，倒可能被别人挤下去，或第三者挤上床来。
　　
　　有个问题倒值得再研究，这就是，在国内争权方面，蒋介石极不愿妥协，过分急躁的干蠢事；但在对外国势力方面，特别是对日本人，却能一再忍让，只有在实在无法妥协时才会开战，极富妥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