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度陷阱与海军建设问题

1. 三次技术革命与海上力量的变迁
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历经三次技术革新，在能源、动力、材料、食品、机械加工等方面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革新浪潮。恩格斯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而每一次和平时期技术进步的距离，意味着下一场战争与上一场战争隔阂的距离。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令一批一战时的老英雄在二战受到了屈辱。那些能够接受技术革命影响，并且积极改变自己作战形态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山本五十六。

这样一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技术跃迁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技术进步的馈赠，然后准备用它投入到下一场战争即可。但是，随着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局势装备体系正在快速向复杂化方向发展，而这种复杂化导致的组织结构、指挥模式、装备系统、人员训练的艰难和沉重，使得军事系统的质量和惯性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快速的积累。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被这种沉重的惯性所累，甚至发生了苏联解体那样的事件。

当年大帆船时代的海军和商船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水手在军民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可以互通。但是专业海军在18世纪以后基本已成为各国的定例，而海军舰队的建设则是时起时落，直到法国人开始建造铁甲舰，把工业革命的成果无可辩驳地与海军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引起了19世纪末期海军技术的大跃进。当时北洋水师从国外引进了大量舰船，而这些舰船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纷纷落后，必须快速的进行更新。欧美列强面临同样的压力。1895年英国皇家海军“君权”级战列舰服役，标志着一个新式战列舰队时代的到来；短短十年后，无畏舰横空出世，把海军舰队竞赛推向了高潮。这种竞赛对各个国家的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石油提炼、重工化学、光学、弹道学、无线电技术都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但是当时英国、德国、法国、沙俄、美国、奥匈、意大利、日本尚且还能应付这种竞赛，甚至连土鸡、哭泣、桑巴都可以订购个“多炮塔神殿”，搞个小型军备竞赛。

然而，到了二战的时候能够支持这种大舰队竞赛的就只剩下美国、日本和英国了。在太平洋战场上，航母取代了战列舰的核心地位，结果把航空工业拉入到了海洋竞赛里。斯皮尔曼的地缘学说体现了航空时代的特点，比马汉和麦金德建立在海洋二维平面特性上的学说更加进化。1950年代后，随着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海洋竞赛又要考虑太空竞赛的因素。没有太空力量的支持，海洋侦察、通信中继、全球导航这些功能统统无法具备，也不可能建立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因此，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人们发现海洋一下子进入到了美国独霸的时代，其他国家的实力加在一起也无法比拟美国海军。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阶段。这说明，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军事技术系统也在快速向立体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只有拥有超级综合国力的国家，才能够建立较为完整地工业产业链条，并且支持全面现代化的海军建设。

2. 边际利润的下降与军事竞赛
在技术复杂化的时代，军事技术的“边际利润”却在不断下滑。这种边际利润就是针对潜在敌人的军事优势。每一次技术革新和武器系统的进化，意味着对敌人的军事系统的巨大优势。但是假如敌人也在不断进化，不断加强竞争，这种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消失。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竞争下，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军事装备就从第一代进化到了第三代。每一次更新换代都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坦克、舰艇和作战飞机落伍，那么就要生产成百上千的新式装备来替代它们。随着装备的积累，两个大国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虽然苏联拥有数万辆坦克，但是到了第三代装备的时候却已经不能再用T-80和T-72来全面换装了；美国同样也不能用F-15取代所有的F-4。技术在快速进步，而复杂度陷阱也让它们欲罢不能。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整体工业系统在成熟化之后，难以找到新的技术革命路线，工业利润不断下滑。唯有实行去工业化，把它们送往利润更高的第三世界国家，然后发达国家来吸食利润。苏联实际也遇到了投资回报不断下降，工业系统效率下滑的矛盾，这是工业系统进入成熟期，却又没有新技术革命的来“冲刷”旧时代的淤泥。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是冷战后的事情了，但是这次革命与前两次相比，没有能源动力系统的革命，只能算是半场革命。

技术的发展是为了资本利润率的保持和提高投资回报，而社会生活和军事系统的改革只能算是副产品。那么在这个时代最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现象其实是美国提供技术，中国来替美国海军造航母。这样两边的利润率都能保持在最佳状态。但资本无祖国，它不能够始终和国家站在一起，这才造成了这种荒谬的格局。

冷战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作战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但是第四代军事科技的普及却极为缓慢。冷战结束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而真正的隐形作战兵器服役的却寥寥无几。一方面是军事竞争已经大幅度下降，阿富汗、伊拉克这类治安战不能带来军事工业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欧美发达国家深受社会“惯性”所累，而所谓的发达，也就意味着社会高度分化，各类社会组织和服务形态高度发展，也意味着财政和经济必须为社会生活服务，以至于无力再展开大规模的国家竞赛。因此，中国海军的大规模扩张完全就是21世纪的奇迹了。

3. 现代中国海军建设的背景和技术局面
现代中国的军事建设曾经经历过一次“破产重组”，也就是八十年代所谓的“军队要忍耐时期”。这个长达十几年的忍耐期迫使军队从准备对苏联展开大规模防御作战，转向在东南沿海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和多样化的军事行动。陆军在几次大裁军首当其冲，而海空军、二炮却维持了自己的规模并且得到了大更新换代的机会。苏联解体确实是近百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地缘地震，它意味着中国摆脱了陆海双向矛盾的格局，得以把原本消耗在三北的巨量国防资源调整为多方向，以海洋为主的布局模式。这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但是，假如海空军和二炮的建设仅仅是近海防御、解放台湾、南海维权，那么势必不会达到今天的发展程度，或者在力量结构上会有所突出。在中国周边地区作战，首要的是三军一体化的侦打评估体系和信息火力战系统。三军航空兵和二炮导弹兵是决胜的要素，海军舰艇部队则以潜艇、登陆舰艇和驱护舰为发展重点，地面部队以陆战队、空降兵、特种兵和快速机械化部队为重点。近期极为火热的航母战斗群，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远洋护卫和威慑，与两栖打击群执行力量投送任务，它们不是为了近海防御而准备的。所以如果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是以周边为主要目标，保持朝鲜半岛稳定、统一台湾、南海维权、西南边疆稳定和守护国土，那么我国的财政负担就会比较轻，而且军费开支的上限就是可预测的。考虑到实现基本的现代化、大量裁剪不合现代战争需求的单位、军事财政体系改革等利好因素，每年的军费开支估计2000亿美元，约合13000亿人民币即可满足需求。但如果是以远程投送、保护海外利益，甚至争夺霸权，那么军费开支就没有一个上限了。

就短期而言，三大系统决定了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复杂度和财政负担。其一是太空军事系统，包括军事卫星、反导预警与拦截、快速导弹发射系统；二是水下核力量，包括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核潜艇、水下监听系统、长波电台、空中通信平台等；三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大型航空母舰和大型护航、补给舰艇，以及必要的海外基地和舰载航空联队。



1. 三次技术革命与海上力量的变迁
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历经三次技术革新，在能源、动力、材料、食品、机械加工等方面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革新浪潮。恩格斯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而每一次和平时期技术进步的距离，意味着下一场战争与上一场战争隔阂的距离。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令一批一战时的老英雄在二战受到了屈辱。那些能够接受技术革命影响，并且积极改变自己作战形态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山本五十六。

这样一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技术跃迁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技术进步的馈赠，然后准备用它投入到下一场战争即可。但是，随着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局势装备体系正在快速向复杂化方向发展，而这种复杂化导致的组织结构、指挥模式、装备系统、人员训练的艰难和沉重，使得军事系统的质量和惯性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快速的积累。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被这种沉重的惯性所累，甚至发生了苏联解体那样的事件。

当年大帆船时代的海军和商船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水手在军民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可以互通。但是专业海军在18世纪以后基本已成为各国的定例，而海军舰队的建设则是时起时落，直到法国人开始建造铁甲舰，把工业革命的成果无可辩驳地与海军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引起了19世纪末期海军技术的大跃进。当时北洋水师从国外引进了大量舰船，而这些舰船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纷纷落后，必须快速的进行更新。欧美列强面临同样的压力。1895年英国皇家海军“君权”级战列舰服役，标志着一个新式战列舰队时代的到来；短短十年后，无畏舰横空出世，把海军舰队竞赛推向了高潮。这种竞赛对各个国家的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石油提炼、重工化学、光学、弹道学、无线电技术都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但是当时英国、德国、法国、沙俄、美国、奥匈、意大利、日本尚且还能应付这种竞赛，甚至连土鸡、哭泣、桑巴都可以订购个“多炮塔神殿”，搞个小型军备竞赛。

然而，到了二战的时候能够支持这种大舰队竞赛的就只剩下美国、日本和英国了。在太平洋战场上，航母取代了战列舰的核心地位，结果把航空工业拉入到了海洋竞赛里。斯皮尔曼的地缘学说体现了航空时代的特点，比马汉和麦金德建立在海洋二维平面特性上的学说更加进化。1950年代后，随着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海洋竞赛又要考虑太空竞赛的因素。没有太空力量的支持，海洋侦察、通信中继、全球导航这些功能统统无法具备，也不可能建立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因此，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人们发现海洋一下子进入到了美国独霸的时代，其他国家的实力加在一起也无法比拟美国海军。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阶段。这说明，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军事技术系统也在快速向立体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只有拥有超级综合国力的国家，才能够建立较为完整地工业产业链条，并且支持全面现代化的海军建设。

2. 边际利润的下降与军事竞赛
在技术复杂化的时代，军事技术的“边际利润”却在不断下滑。这种边际利润就是针对潜在敌人的军事优势。每一次技术革新和武器系统的进化，意味着对敌人的军事系统的巨大优势。但是假如敌人也在不断进化，不断加强竞争，这种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消失。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竞争下，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军事装备就从第一代进化到了第三代。每一次更新换代都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坦克、舰艇和作战飞机落伍，那么就要生产成百上千的新式装备来替代它们。随着装备的积累，两个大国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虽然苏联拥有数万辆坦克，但是到了第三代装备的时候却已经不能再用T-80和T-72来全面换装了；美国同样也不能用F-15取代所有的F-4。技术在快速进步，而复杂度陷阱也让它们欲罢不能。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整体工业系统在成熟化之后，难以找到新的技术革命路线，工业利润不断下滑。唯有实行去工业化，把它们送往利润更高的第三世界国家，然后发达国家来吸食利润。苏联实际也遇到了投资回报不断下降，工业系统效率下滑的矛盾，这是工业系统进入成熟期，却又没有新技术革命的来“冲刷”旧时代的淤泥。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是冷战后的事情了，但是这次革命与前两次相比，没有能源动力系统的革命，只能算是半场革命。

技术的发展是为了资本利润率的保持和提高投资回报，而社会生活和军事系统的改革只能算是副产品。那么在这个时代最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现象其实是美国提供技术，中国来替美国海军造航母。这样两边的利润率都能保持在最佳状态。但资本无祖国，它不能够始终和国家站在一起，这才造成了这种荒谬的格局。

冷战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作战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但是第四代军事科技的普及却极为缓慢。冷战结束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而真正的隐形作战兵器服役的却寥寥无几。一方面是军事竞争已经大幅度下降，阿富汗、伊拉克这类治安战不能带来军事工业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欧美发达国家深受社会“惯性”所累，而所谓的发达，也就意味着社会高度分化，各类社会组织和服务形态高度发展，也意味着财政和经济必须为社会生活服务，以至于无力再展开大规模的国家竞赛。因此，中国海军的大规模扩张完全就是21世纪的奇迹了。

3. 现代中国海军建设的背景和技术局面
现代中国的军事建设曾经经历过一次“破产重组”，也就是八十年代所谓的“军队要忍耐时期”。这个长达十几年的忍耐期迫使军队从准备对苏联展开大规模防御作战，转向在东南沿海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和多样化的军事行动。陆军在几次大裁军首当其冲，而海空军、二炮却维持了自己的规模并且得到了大更新换代的机会。苏联解体确实是近百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地缘地震，它意味着中国摆脱了陆海双向矛盾的格局，得以把原本消耗在三北的巨量国防资源调整为多方向，以海洋为主的布局模式。这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但是，假如海空军和二炮的建设仅仅是近海防御、解放台湾、南海维权，那么势必不会达到今天的发展程度，或者在力量结构上会有所突出。在中国周边地区作战，首要的是三军一体化的侦打评估体系和信息火力战系统。三军航空兵和二炮导弹兵是决胜的要素，海军舰艇部队则以潜艇、登陆舰艇和驱护舰为发展重点，地面部队以陆战队、空降兵、特种兵和快速机械化部队为重点。近期极为火热的航母战斗群，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远洋护卫和威慑，与两栖打击群执行力量投送任务，它们不是为了近海防御而准备的。所以如果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是以周边为主要目标，保持朝鲜半岛稳定、统一台湾、南海维权、西南边疆稳定和守护国土，那么我国的财政负担就会比较轻，而且军费开支的上限就是可预测的。考虑到实现基本的现代化、大量裁剪不合现代战争需求的单位、军事财政体系改革等利好因素，每年的军费开支估计2000亿美元，约合13000亿人民币即可满足需求。但如果是以远程投送、保护海外利益，甚至争夺霸权，那么军费开支就没有一个上限了。

就短期而言，三大系统决定了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复杂度和财政负担。其一是太空军事系统，包括军事卫星、反导预警与拦截、快速导弹发射系统；二是水下核力量，包括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核潜艇、水下监听系统、长波电台、空中通信平台等；三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大型航空母舰和大型护航、补给舰艇，以及必要的海外基地和舰载航空联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