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

《考校：明朝的土地兼并和自然经济》

第一章，土地兼并？土地买卖？
关于土地兼并，东西方的解释有较大差异。而我国的说法则倾向于贬低君主专制王朝，突出阶级性和阶级矛盾，把一切归咎于落后制度和对立阶级的不可调和之矛盾上；西方的说法则比较客观，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指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土地的过程，当然在这过程中有着它的历史必然性。
而土地是如何兼并的呢？或者说，它兼并的过程是什么？
我国的解释是：这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土地兼并不可避免，是地主阶级不断巧取豪夺，压榨农民得到大量土地......从而农民最后成为佃户。
但是，巧取豪夺真的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吗？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哪怕法律再不公平，像这种堂而皇之的压迫真的能持久吗？或者说，它真的能长时期的存在一段时间吗？至少，我本人持怀疑态度。
其实，这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可是伴随着土地兼并部分农民的生活开始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发生天灾或者是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而ZF又不肯降低赋税，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没钱缴税然后卖地，卖完地后又没地耕种而吃不饱饭......
土地兼并往小了说，也是一种土地买卖即土地交易，它必然是在一种相对合法的情况下的一种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的转让或是买卖。而这种经济现象在社会上到达一定程的的影响时，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土地兼并。所谓“人无完人”，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平等的现象，一些农民因此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但总体来说，土地兼并或者是土地买卖都不能构成国家震荡或是覆亡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明朝的土地兼并厉害吗？
我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两个高峰：唐朝、明朝。
在其王朝末年，都形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唐朝的灭亡的丧钟也因黄巢、王仙芝起义而敲响。而在这里，我们来讲讲明朝土地兼并的状况。
元朝末年，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已经不可调和，随着蒙元对广大汉地区的血腥统治，可谓十室九空民不聊生！
而民族英雄朱元璋顺民意，伐无道，推翻了异族统治后开始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如：奖励开荒和耕种、大范围的屯田、修筑水利工程，甚至使用了暴力手段去打击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地方豪强。
可以说，明初的土地兼并情况是比较稀松平常的。
但，绝不是没有！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分别于洪武三、四年只赐给魏国公徐达、韩国公李善长等田658顷；洪武六年（1373年）只赐给亲王土田各百顷，并对赐田亲定祖训以戒之。
明朝皇室和外戚功臣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王国——皇庄。如成国公朱允祯在赐田外又侵地9600余顷；外戚王源原只有27顷，后占夺民产至2200余顷；忠国公石享在怀来县豪取民田1700余顷；孝宗一次就赏给建昌侯张延龄田16700余顷。总计明代只是王府庄田（不含勋戚庄田和皇庄）就达二、三十万顷之巨！
不过，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全国耕地面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才850余万顷。当然这肯定不是确切的数字，而且实际的耕地绝对要比这个数字多，所以明朝前期、中期的土地兼并状况还比较适度。
而无论根据现在的任何史料文献，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表明明、清两代的土地兼并状况。甚至在近代土改前，关中地区和宝鸡地区地主占有土地分别在不到6%和8%......所以，另一个说法：地主占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压榨迫害农民.......这种说法显然没有市场。
明朝中期以后，亲王庄田逐渐增多，代表者：蜀王、楚王、山东德王等等。在此期间，国家屯田政策也遭到破坏。
但一般来说，明朝崇祯之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事。因为即使如王室、外戚土地兼并，但也需要人耕作，在能填饱肚子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也不在少数。

第三章，土地兼并的关键——人口因素！
在教科书上，所谓“封建制度”不可解决的问题，除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外，还有一个——土地兼并。
但是，他们却绝口不提土地兼并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人口。
根据第一章我所为大家讲述的，土地兼并抑或说它土地买卖，无论古今中外、每年每月都在发生着，所以它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洪水猛兽。
但为什么我国的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社会不安因素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大家查一查每个王朝初期和末期的人口状况和耕地面积就知道了。
根据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他在书中谈到：洪武26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官方数字为60545812人，而到了嘉靖21年却只有62531295人，很明显数据造假！在浙江绍兴一带，只有赋税人口才登记造册，而没有登记的人口大概是这个数字的3倍！
诸如此况，还有福建、四川等等......
而最保守的说法，在万历28年全国的人口大概在一亿三千万左右，这种说法也记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
可是我们知道，明朝的疆域在明孝宗后就一只没有再开阔了，而且边疆一部分地区甚至已经不能再实际控制了，而这个时候辽东还没有被开发。所以，耕地面积还是一只维持在明初的水平上！
然后，矛盾出来了：人多——耕地面积没变，给人的感觉是：人多地少。再加上土地兼并，没有耕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没有土地耕种也就罢了，这个时候可没有后世杂交水稻，不可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十几亿的人。
所以，吃饭问题便凸显出来。而土地兼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表象，人口因素才是造成人多地少的主因。
在这里顺便啰嗦一句，满清入关后初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闹事？因为被杀或者自相残杀的人太多了，直接给满清减轻了负担，再加上南洋高产抗旱农作物的引进，使得农民们逐渐丧失了抵抗的热情。

第四章，明朝是自然经济吗？
先来解释“自然经济”，说白了：自己生产自己吃，吃不掉的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其它的物品，并且还有相伴的副业——家庭手工业。
由于明太祖的休生养息政策，明朝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历代，纺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技术更为先进！值得说明的是，明朝的商业也空前的繁荣，城市发展非常迅速，人口达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比比皆是。
由于民间与南洋、西洋、东洋贸易的私下发展，朝廷的闭关政策其实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导致了江南地区工商业异常发达。而明朝隆庆年间更是开放海禁，进一步导致民间资本的壮大。
如松江府等地区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江南地区的丝织手工工场，就是典型代表！
究竟是自给自足，还是商品经济？我想，一个以自给自足为主导的经济社会，恐怕生产不了资本主义萌芽吧？
除了商品中的七大宗：粮食、棉布、生丝、盐、茶、丝织品、棉花之外，就连奢侈品的份额在商品总量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许多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
诸如十大商帮的兴起更是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如：晋商、徽商、关陕商帮等等.......
所以，明朝不仅不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达到第三次高峰的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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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主因----土地兼并》
@东风强劲

明朝之亡，亡于何故？当下普遍认为是吏治腐败、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诚然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诱发这些重要原因的主因却很少有人重视，那就是土地兼并。中国华民族自古就是农耕民族，土地对于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主体--农民来说就土地就是一切，在他们的认识里有土地拥有了一切，没有土地就什么都没有。这种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这中国几亿农民。明朝的土地兼并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潮，大量土地被皇帝以恩赏的形式赐予皇室或大臣，在地方有钱的官绅又千方百计的通过肮脏手段兼并土地，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二百万亩，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少者七八十万亩，多者三百万亩。各州县已至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作“无地之租”。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纵观明朝的田亩数，最高峰大约为12254291顷余（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2.3亿～2.9亿左右，而这些土地中皇室和官绅占有的不纳粮的土地越是总面积的60%以上，其直接恶果是农民大量失去土地而转成佃户更有甚者成为了奴仆，而明帝国却失去了大量的赋税，致使整个明朝中后期国家财政一直处于惨淡经营收支严重失衡的境地，以崇祯朝为例，当崇祯继位第一年，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才两百万两，对于当时依旧是世界第一大国的大明朝，两百万两实在是太小的一个数字， 即使在崇祯连加三饷，虽然名义上三饷有二千七百万，比正税七百万两多出不知道多少，但是实际上直到大明朝灭亡，最多的一年也没有收过超过五百万两的收入所以崇祯天天想中兴大明，天天喊中兴大明，可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明朝的境况是一天不如一天，即组织不起一支强大的军队，甚至连辽东前线这关系到大明存亡的重地居然也长期欠饷！到了最危机的时候崇祯以皇帝之尊,向大臣们借钱,但却应者寥寥。所以问题就来了，大明朝的钱都到那里去了呢？答案是在皇亲国戚和官僚士绅的腰包里。官富而民穷；绅富而国困！国家财政收不到钱用于正常的国防和行政支出，这样国家如何不亡！

　　面对关外蒙古人和后期的满族人屡屡寇边，偌大个大明帝国却是束手无策，而皇亲国戚；官僚士绅们却却各个养的脑满肠肥！加上明末的大饥荒终于造成了遍地的农民起义，千百年来农民起义的最终目的为了什么？两个字“土地”，在加三个字“自己的土地”，而明末农民起义的目的性更明确。

  内寇不净何谈抗外辱？最后明朝被自己的土地政策打败了，而不是败在外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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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是民族灾难的祸根》

本文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为批驳当时那一轮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的喧嚣而作，当下城镇化全面推开之际，重新发表该文，以正视听。

一、明中期以后的土地兼并狂潮

一般地，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把近代中国陷入灾难的时间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实际上，中国那一次被列强击败，只是对腐朽政权外壳的一击，暴露出的，却是整个封建社会机体的残败，由于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社会遗产，所以，中国的灾难并不是始自鸦片战争，而是在明朝中期。

从英宗正统到神宗万历前一百多年间，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循环的因素逐渐形成，像历史上战国、两汉末年、西晋、南朝、唐末、两宋末年一样，明朝大面积的土地兼并开始大成气候。

首先，一开始是地主阶级疯狂抢掠自耕农的土地，使农民沦为佃农。
一方面，皇室、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掠夺土地。各王在未封前在京畿附近有王庄，受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一代一代地圈占。神宗的弟弟潞王在湖广占地4万顷；神宗子福王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其他子女也广占土地。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近一万七千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投献近一万四千顷。这些特权阶级的封地，占田竟达全国耕地的六分之一。

另一方面，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也在疯狂抢掠农民的土地。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袁州一府四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严家的。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多万亩，佃奴过万。
明中晚期至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国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相对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沦为佃农和一无所有的流民，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佃者十分之九，说的就是这种境况。伴随而来的是租粮奇高，江南一亩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
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对兼并土地，造成社会矛盾的地主不手软，前后杀了有9万多。到了明朝晚期，皇帝已经变成整个地主阶级的傀儡，朝政由宦官把持，地方由身为大地主的军政大员把持，皇帝的本家还控制着中国六分之一的地盘，然后是由大小地主形成的寄生阶级。当边疆的告急文书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就要不断增加捐税，这些负担就全都被地主阶级转嫁到佃农身上，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
大量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工场破产倒闭，加入流民的大军。
当整个地主阶级把下层劳动人民剥夺的一干二净以后，接下来，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实施剥夺。

在明朝，大小地主都兼兼营一些店铺、牙行、盐酤、煤灰窑以及一些手工作坊、工场等工商业，当土地兼并疯狂进行时，人民陷入绝对贫困，贫困人口占绝对数量时，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价值上无法实现，因为佃农交完地租所剩无几，雇工连吃饱肚子都不可能。
地主要靠佃户养活，工商业的经营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期间由于土地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却在不断减少！

明朝中期以后，疯狂的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直接后果是明朝人口的剧减。明洪武二十六年，天下人口有六千余万；孝宗弘治时仅存五千零二十万；到英宗正统时，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流民已经增至600多万，有的地方逃亡人口已经过半；到崇祯时人口还剩四千万，其中流民竟达千万。
当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劳动力就显得稀缺，这给地主阶级内部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地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劳动力需求，开始组织地主武装，任意鱼肉佃农。到明朝末年，佃农事实上已经沦为农奴，王府官厅豪绅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私设公堂、格杀庄佃、吊拷租户已无所顾忌。
大地主和大商人为了保证他们自己又足够的佃户和雇工，开始向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开刀，因为只有让这些人破产，才能保证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富的需求。

大地主，大商人的要求通过屠杀东林党人扫清了道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靠剥夺中小地主和小商人来解决的。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却发现他们收的租粮和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则穷人更多，而且更穷，流亡的佃户和逃走的雇工就越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就越来越差，社会人口就越来越少！

这种社会进程证明了宏观经济的铁律：
只要社会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灾难循环的本质。
为什么明朝的劳动人民不能分享这些成果，因为土地兼并使佃农丧失了分享的权利，因为手工业者的破产使他们丧失了分享的权利。
接下来，就要开始影响大地主的粮仓和大商人的生意了。因为土地兼并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社会上除了地主阶级集团那一小撮人以外，已经是遍地穷人，大地主大商人手中的粮食和商品就会烂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粮，或者白送，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手中的商品价格下降，戏文里描述的好心地主施粥也不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普遍行为，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真实的写照!

有人会想，他们不可以出口吗?因为那时的海运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海外贸易一般是高价格昂贵的香料，金银珠宝，不是用来倒腾大宗普通商品的，而且，明朝由于一些当时的历史原因还经常实行海禁。
这种社会进程在当代表现为经济危机，在那时，就是社会经济开始萎缩。
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由于土地兼并而被扼杀的，很多无聊历史学家撰文讨论，说如果明末的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发展，中国就不会有近代被殖民的历史，可能吗!？
在明朝晚期，尽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发展，尽管徐光启等人推动的西学东渐曾经让中国上层统治集团耳目一新，但是在整个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土地的狂热下，世界的变化并没有纳入他们的视线，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变成东方的容克地主，他们的骄奢淫逸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停顿。
明朝晚期，由于土地兼并形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在熹宗天启七年爆发，从澄县王二点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再也无法扑灭，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

二、清朝对明朝封建遗产的继承

在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给明朝是致命的打击，这是明朝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农民起义最后却败给了一个地方小政权。同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个小得无足轻重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击败比他大的不成比例的朝廷，并且最终入主中原，确立统治，是什么原因？不实事求是的去溯本求源，那就是胡扯。
明朝晚期，当关内的土地兼并狂潮正如火如荼，广大农民陷入水火，上千万流民饥寒交迫的时候，1600年，努尔哈赤在天寒地冻的关外创立了牛录制度，进而又在1615年发展成为八旗制度。

对于八旗制，大多数历史学家没有作出清楚的阐释。
八旗制是集社会管理、生产作业、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制度。这只是个表面。

关键是：八旗制的基础是什么？
八旗制的基础是土地分配。后金天命六年实行“计丁受田”，不分民族的人口，每庄丁13人，牛七头，土地一百垧，收获80%归己，20%交公。如果说早期的八旗制还带有农奴制的色彩，而这时的八旗制性质已经是封建制了。
到了皇太极实行改革，重新编庄，将汉人壮丁编入民户，八旗制就变成了一种经济上较好地处理了土地问题，管理上法制严明，军事上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组织了。
为什么清军的战斗力强于明军，且强于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军战略战术上的优势只是个表面现象。根本上是清在制度上优于明，而李自成又没有提出他的社会构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运用八旗制内部稳定了他们治下的各个民族，才能对外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为什么清在入关后不在关内推广八旗制度呢？
一是多尔衮想永远保持八旗的优势和旗人的凝聚力。他认为如果关内普遍设旗，汉人势力必然做大，就会尾大不掉，难以控制。
二是清朝要统治关内，他要取得一部份地主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推行八旗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尔衮的第一个想法被八旗和他自己推翻。清军入关后，一道圈地令使八旗制的性质彻底改变，原本的八旗兵丁一转眼变成了拥有大片田产的地主，他们开始以剥削旗下的佃农为生。在逃人法颁布后，八旗制就蜕变为赤裸裸的农奴制了。后来，鳌拜再次圈地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康熙才下决心废除了圈地令。
多尔衮认为他的第二个想法处理得不错。多尔衮一开始宣称清取得政权于李自成，并且说要为明朝报仇，就是在向关内的地主们暗送秋波。
以洪成畴为首的那些降臣降将们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们知道，明王朝早己走上败亡之路，明朝的统治阶级决不会主动放血还给农民土地，如果李自成的农民军掌握了政权，会不会向整个地主阶级开刀，他们摸不透。但是，投靠清朝则可以引导清政府保护关内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他们能做到。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富贵，他们选择了抛弃明王朝，与农民军对立，协助清王朝确立统治的思路。
清朝在入关后采取的是一套迎合关内地主的政策。多尔衮明白，清朝接收的明皇族、宦官、大官僚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可以安置崇祯留下的上千万流民，他不必再得罪关内的其他地主了。到了康熙时，四川发生了大瘟疫，十室九空，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迁民百万入入川，又缓解了土地矛盾。这样，清实际上未作大手术就把关内明朝封建社会的构架，体制完全继承了下来。
这种继承对中华民族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他使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土地兼并的灾难循环，又使新的生产方式难以萌芽和发展。

清朝在平定三藩以后，社会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比清入关前后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一个亿，乾隆时爆增至3.7亿，道光时人口达到4.1亿。清是奖励农桑的，土地开垦使总耕地面积达到11亿亩。
但是，新开垦的土地赶不上人口的暴增的速度，道光时期人均土地面积还剩不到三亩。

到了这种时候，欧洲人想的办法是十字军东征，接着又是血腥的海外殖民，拓展生存空间。
清朝采用的是闭关锁国的办法，因为地主需要用更加苛刻的条件出佃他们的土地，商人需要更廉价的雇工来供他们榨取！
人均耕地的减少刺激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胃口，新一轮土地兼并的狂潮又开始了。乾隆后期，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庄田横跨州县，和珅家的田产占了半个保定，三朝元老张廷玉家的土地横连几县，安阳的一家大地主在中原几省占地，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湘淮军阀发了战争财，到处夺买土地，李鸿章家在合肥就变成屈指可数的大地主了。地主们为了强化他们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在自己的庄田内筑寨子，砌城墙，设立武装，私设公堂，地主阶级的宅第变成欺压佃农的堡垒，地主的土地变成了佃农的地狱。
这一轮土地兼并延续的时间很长，不因列强侵入中国而受到影响，不因太平天国而受到警告，也不因辛亥革命而减弱，抗战时期也没有停下来，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沦陷区又掀起新一轮土地兼并的高潮，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国民党败走台湾。

为什么清中叶中国人口暴增，人均土地减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力价格下降，且出口常年顺差，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发展起来呢?
很简单，像明朝晚期一样，90%以上的土地又掌握在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手中，他们占有了大部的农业劳动成果，而90%以上的劳动人民除了糊口，几乎没有了什么消费能力。在当时，农家的几双碗筷要用几代人，农民家里，冬天的棉衣到了夏天抽去内里的棉花就是单衣，和珅家的佃户夫妻俩只一条裤子不是戏说，那是真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手工业者的产品卖给谁去？
没办法，清中晚期手工业者的产品只好出口，朝廷有限地放开海禁，同时又规定了海船的大小，那是无奈之举。由于国内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雇工的价格极低，清朝的商人靠廉价劳动力得来的产品在海外具有价格上的优势，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叶不是中国茶叶的对手，英国人的机织布也败在中国手工织的老粗布手里。
即使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很快发展起来，因为土地兼并不断给大商人的工场，作坊输入廉价劳动力，他们无需进行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改进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工商业者根本就没有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的动力。

这是清朝强大的标志吗？不是，这是土地兼并下封建地主和大商人的罪恶，是佃农和雇工的悲哀！
乾隆死后，清朝由于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形成的海外贸易优势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的大炮轰得粉碎
鸦片贸易以前，西方商品无法在中国有大的销路，不是因为中国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什么抗拒力，所谓的自给自足，实际上是：自给且地主阶级足，劳动人民不足！

西方商品的购买者只是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大商人、地主豪绅，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是少数人，他们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大多数人是没有银子消费西方产品的。
然而，中国商人从出口中得到大批的硬通货，甚至逼得英国人不得不向中国输入白银来维持贸易平衡。当他们发觉他们先进的工业设备没有竞争过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起先很郁闷，然后，他们就打起歪主意来，他们想到了鸦片贸易和自己的船坚炮利。
在近代，参透土地兼并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又制定了相应的社会制度的人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只是“天国田亩制度”和他们的实践来的太晚了。

中山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长期观察和思考后，他明白了：在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内，只有广大农民可以充分享有土地上的生产成果的时候，才会形成大的社会购买力，才能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砸烂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
但是，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即使打倒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平分了土地，又如何去解决以后新的土地兼并呢？如何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再陷入这样的灾难循环呢？最终，他转向了共产主义。而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敌人，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使中山先生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三、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殖民的性质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西方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的历史原因。
土地兼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现象。
西方史学家总是把海外殖民描绘成探险家的开拓史，把发现新大陆归功于欧洲人特有的冒险精神。真的是那样吗？
欧洲人在中世纪晚期就陷入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兼并的疯狂程度比中国明清两朝毫不逊色，打着宗教幌子发动的各种战争背后无不显露出土地兼并的阴影。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攻伐给农奴带来巨大的苦难，整个欧洲被这种社会矛盾折磨的即将崩溃，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仇恨一触即发。
在这个时候，教会想出一个主意。他们编造了一个神话，说东方有肥沃的土地和丰硕的物产，他们的宗教发源在那里，东方人强占了那里，他们要号召信徒们把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

教会为什么要出这个主意？因为教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非常害怕农奴们把仇恨的目光对准教会。
教会的这个主意得到了欧洲各个王室的支持，他们终于找到了缓解土地矛盾的药方。于是，在教皇的蛊惑下，欧洲人动员起来，组织起一支强盗军队侵入东方，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在几百年里，一拨又一拨十字军败亡在东征路上。在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奋勇抗击下，欧洲人直接向东方侵占土地的梦想破灭了。
欧洲因为土地兼并形成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终于在1381年爆发了英国农民起义，1524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德国农民战争。尽管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始终困扰着欧洲人。

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里，西方王室开始鼓励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哥伦布、麦哲伦们出海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发点小财，他们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寻找出路！
1498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殖民到那里去的，既不是什么贵族老爷，地主老财，更不是资本家，而是欧洲的农民！

殖民地对宗主国具有什么意义呢？殖民地的开拓对于宗主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是福音吗？
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地，以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为例，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及非洲并不发展工业，殖民地的消费品供应来自英国的垄断贸易，这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兼并土地的胃口，圈地运动开始了，羊吃人把农民赶出土地，以便适应对殖民地的贸易需求，1495年开始，英国的流民法把失地农民强制赶进血汗工厂、码头、矿山。
所以，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是两台绞肉机。海外殖民是全球范围的土地兼并，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屠杀和奴役；同时，它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无限的利润，又把英国的劳动人民赶入人间地狱。

第二，列强在中国殖民的办法。

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殖民活动一开始就不顺利。
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前被与中国不平衡的贸易折磨得寝食不安，当他们利用鸦片贸易和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他们却发现清朝政府的抵抗是软弱的，而中国人民自发的抗争是非常令他们头疼的，他们想用占领北美、南亚、非洲的办法全面占领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却遭到中华民族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的抵抗。从三元里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他们感觉到要征服这样一个民族，吞下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会向强权屈服，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
西方殖民者开始寻求另外的方法。他们觉得利用清朝政府来间接控制中国，比他们直接占领更为有利。一个代表列强利益的清政府，比他们直接面对中华民族的反抗要简单容易的多。
于是，他们就与清政府勾结起来，让中国半殖民化。他们采取强行租借土地，占领口岸和铁路，控制海关，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要把中国人的血汗榨干。
西方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并不是在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来发展中国，他们只搞加工业，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凝聚着中国人民血汗的出口产品由中国苦力扛过过山跳，源源不断运出中国。
西方资本在中国开办的纱厂，烟厂原料全部出自土地。殖民者为了控制中国的原料来源，运用他们在中国设置的收购渠道联络当地的地主，间接地控制了土地的使用，这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当地主们看到种植棉花、烟叶有利可图，为了大面积种植，就开始夺买土地，像当年英国圈地运动一样，不会种棉花和烟草的佃农被赶出土地，这就是棉吃人，烟吃人。
一些地主发现织布卷烟大有利润，他们向殖民者学习，从海外买来纺织机械、卷烟机，做起老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的半殖民化和中国人自己开始的资本化经营造成中国空前的土地兼并的狂潮。成千上万的佃农被棉虫和烟虫赶出土地，颠沛流离，他们进入了城市的棚户区，变成了码头上的苦力、矿山里的黑鬼，他们的孩子成了包身工、童工、城市资本家的佣人、百乐门的女招待，这是中国半殖民化后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
当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利润大于地主的地租时，地主就不会选择种粮食。然而，中国人均土地只有两亩多一点，且那时平均亩产只有两百来市斤，由于种植棉花和烟叶侵占了粮食用地，反过来导致粮价上升，而土地属于地主阶级，粮价上升的受益者还是地主阶级！
佃农不得不学会在地主的土地上种植棉花和烟叶，挣了几个铜子后却发现，他们手里的钱能够买到的粮食越来越少。
自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中国人民更加灾难深重。
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直接殖民的措施。

四、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海外殖民

现在，我们要对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处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结果和影响作一个大致的概括。

第一，耕者有其田初始。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开始盛行，诸侯国之间相互攻打杀伐。
秦实行商鞅变法，允许土地买卖，鼓励土地兼并，然后，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到周边的诸侯国去攻城略地。
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搞清楚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他是利用土地兼并来消灭土地兼并。否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会大封诸侯。他之所以不分封诸侯而采取郡县制，说明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动因掌握的很清楚，对商鞅变法要达到的政治远景看得很清晰。
在六国土地尽属强秦以后，秦始皇将六国贵族迁入关中，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六国贵族对秦最大的仇恨在这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被历史学家解释为皇帝是唯一的地主，没有另外的地主，而实际上，秦始皇是把天下的农民从诸侯的残酷统治和无休止的战乱中解放了出来。
然而，秦始皇在建国早期遇上了北方的边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又使人民得不到修养生息，原来六国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立刻转化为秦与广大农民的矛盾。
六国贵族后裔发现了这个矛盾，利用陈胜吴广的起义推翻了秦。当六国贵族由项羽分赃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又打错了算盘，广大农民并不希望回到战国时代，刘邦对项羽的胜利代表了这个意愿。
从刘邦到文景之治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农民意愿的充分体现，到汉武帝时形成了举国一致，内勤国政外御强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面，汉代对土地的处理方式又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土地问题历史思维的起点。

第二，土地兼并的败局。

到了东汉末年，门阀士族的土地兼并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的军阀混战又加剧了土地兼并，西晋统一三国不但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反而滥封诸侯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
为什么西晋修养生息了数年，却在少数民族的一支小部队面前立刻土崩瓦解，连皇帝都被劫走，就是因为这个朝廷后面没有人民的支持。西晋只是门阀士族即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与西汉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平均地权的实现。

在东晋南北朝的历史画卷中，由于土地兼并造成了上百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惨烈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北魏孝文帝对秦汉以来的兴衰作了梳理以后，把握了历史变化的动因，作出了均田制的英明决断，而北魏的作法又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均田提供了参考。
为什么秦王李世民必须搬倒正统的太子李建成，看一看两个人周围都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秦王手下是清一色的农民起义将领，而太子一边却集中了大批贵族党羽；秦王府兵与太子誓不两立，罗艺之流挑衅秦王也毫不掩饰。玄武门之变不过是两大阶级的代表人物博弈的终极对决，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铁定了秦王胜出。
正是因为秦王背后有一大批农民起义将领的支持，他的均田制才得以推行，也正是有了这个基本国策，李世民才有决心有能力北平突厥，东定高丽，否则，换了李建成，又会像西晋一样作鸟兽散。

第四，又一轮土地兼并的灾难。

到了唐中期，土地兼并开始露出苗头，这让安禄山史师明看出唐的软肋，李隆基贪图安逸放权边将，军政不分使土地兼并更为方便，导致边将叛乱和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逼得农民造反，爆发了黄巢大起义。黄巢的政治主张非常明确，就是要恢复均田和贞观时代的社会公平正义。
黄巢起义被残酷镇压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使中国社会倒退回汉末三国时代，北宋王朝的建立与西晋三分复一统也极为相似。
赵匡胤靠军事政变黄袍加身，他为了防止其他将领复制他的行为，只作了点军事改革，以为这就可以巩固他的权力，这等于事实上承认大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的社会统治地位。
北宋统治者希望既保证地主阶级的绝对权力，又得让老百姓接受他们的统治，因此，儒家思想派上了用场，程朱之流用一套奇谈怪论为这个统治集团进行包装，让中国人在混沌中过了上千年。
北宋南宋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的政权，由于缺乏普遍的社会支持，所以，在西夏、辽、金、元的连续打击下，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从北宋开始，中国各民族进入又一次大融合，各种不同发展水平的政治势力相互交织，使汉唐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无法起到主导作用。
朱元璋在明初本可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再造一个汉唐盛世，然而，他选择了抑制土地兼并，而不采取根本措施，结果在他死后遗患中国六百年。
朱元璋最大的失败是，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没有为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合理的社会框架，这让他死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变得合理，而儒家思想又为这种合理性作出解释，让中国人在道义上陷入迷乱。
在此只做唯一假设，如果朱元璋能像汉文帝和李世民那样处理好土地问题，按照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中国可以在明中期早些时候自然进入资本主义，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提前五百年，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第五，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每一轮土地兼并，都造成社会撕裂，并由此产生内忧外患，民族就陷入灾难深重，国家就走向衰落，败亡。
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鼓舞着人们在曲折前行中进行探索，不断对社会加以匡正，让这个民族走上正轨，这些民族的先驱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阶级，例如，刘邦出身于农民，李世民则出身于贵族，然而，他们观察人类发展的眼光却惊人的一致，在他们头脑中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亦相同，那就是上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断传承的一个伟大的价值观：集体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曾经为中华民族造就了辉煌，按照这个价值观，社会就有公平正义，民族就走向兴旺发达。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都是以农民起义为基本社会力量来推动的，民族的先驱们总是用集体价值观为取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力量对社会进行匡正，以实现全民族至上而下的团结，并因此而谱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这一优秀传统在北宋为儒家思想所取代。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和民国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为剥夺和压迫作合理的解释，对反抗和农民起义寻找罪名，甚至连革新都不能容忍。这是放倒中华民族的一剂毒药。
当程朱理定义的儒学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以后，土地兼并变得合理，被压迫者变得麻木，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
一方面，士大夫们用儒家学说美化封建压迫，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兼剥夺农民更加理直气壮；
另一方面，人民被儒家思想所毒害，默认剥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这样，剥夺者与被剥夺者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社会实现了士大夫们的理想，士大夫们终于在封建社会的夹逢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如鱼得水。
中华民族的集体价值观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决定了中国人不会选择殖民；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儒家思想也决定了中国人不会选择殖民；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2/2/125510206.html


《土地兼并的历史“伪命题”_凤凰网》

将经济、历史问题简单化的自然经济理论流传甚广，几乎左右了我们对古代农村的全部认识，然而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固有认识本身就是片面，甚至错误的。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靖边汉代墓中壁画“牛耕图”

农历春耕图-织布腰机图
“小农”真的靠种地就能生存吗？
胡如雷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对中国古代统治者所强调保障农村副业政策的描述，最终是要说明：“统治者坚持这种原则，是为了缓慢‘商人兼并农人’的过程，防止农民走上‘舍本逐末’的道路，以便保证农业税收，缓和阶级矛盾。”这个结论中，最引起我重视的就是自古以来，小农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农桑之外的副业生产。无论是天下大乱之后，还是承平时期，国家为恢复和稳定小农经济，必有此类制度安排，并执行得相当严格，正显示出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不独当代的农民仰赖于非农收入，古代的农民同样必须有务农之外的收入方能维持生存。 【查看内容】
农村家庭工业真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吗？
人们在研究封建社会历史时，常常把农村工业当作农业的附庸，把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当作自然经济和社会分工不发展的表现。按照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工业的命运就应该或是走向衰亡，或是逐步与农业分离，沿着作坊——工场——工厂的道路发展。然而，近代和当代的大量事实表明，农村工业可以不经由作坊——手工工场——机器大工厂这条路，而直接由家庭手工业发展为使用机器的家庭工业。也就是说，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弹性，农村经济形态也并非天然的落后。【查看内容】
中国古代农村真的是“自给自足”吗？
汉代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于小规模经营的集约农业的进步。这是对人口增长相对较快从而导致可耕地不足的回应，这种耕地不足的压力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大量开支必须用货币支付，例如人口税，以及集约农业下劳力分配在季节上的不均衡，导致了非农业活动的发展。而非农业活动反过来又使发展市场取向的经济行为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却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结合在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之中。因此，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对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一般印象，后者认为它是由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构成的。【查看内容】


人们普遍认为，土地兼并造成了土地的集中，而土地集中之后，大地主的压榨，更加剧了农民的破产，最终导致了历代的农民起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乾隆年间地契

明代吴臣所作《流民图》

漫画：和珅兼并土地
明显被高估的土地兼并
清朝以前的土地兼并程度到底怎样？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现在作为土地兼并证据的，要么是一些文人笔下的描写，要么是一些学者为了推行自己主张而作为论证提出的一些大致的描述，要么是一些官员为了弹劾某些官员而作为证据的对这些官员兼并土地的数量描述。譬如，汉朝董仲舒在《限田》中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后两千年，大家都广泛引用这句话，但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过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与所得分配。而从清朝之后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村的地主占田绝对数量和比例并不高。【查看内容】
中国古代乡村地权真的集中了吗？
传统时代中国多数地区的统计值，乃至全部样本的平均值所显示的土地分配的不均程度，不仅明显小于所有未进行激进土改的其他国家，而且与进行过激进土改乃至“土地革命”的国家的状况也相去不远。尤其是中国在改革年代恢复农户经济后经过若干年发展，到1990 年代，在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农民实际土地占有的吉尼系数至少也有0.41，高于我国土改前47 个样本中的8 个。换言之，如果今天中国农民土地占有的不均度是可以容忍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中国至少有六分之一以上的农村似乎是不需要任何土改（包括台湾式的和平土改）的？【查看内容】
自由状态下的“小农”如何“分化”？
其实，这个问题类似于股票的换手率，但土地的特殊商品属性，又导致了他在交易上的特殊性，因为实际上在古代农地不可能转变用途的条件下，其价值只能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实际上，即使今天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也仍然是各种财产形式中最小的。“千年田换八百主”的交易频率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下也是无稽之谈，何况传统中国！而且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之间的土地买卖，在与传统的分家析产制并存的情况下到底是会导致土地的集中还是分散也很难说。基于这样的条件，所谓小农因买卖兼并而失地，最终导致“失业”的理论，无疑是无稽之谈。【查看内容】


为什么教科书里反复强调兼并——分散的周期律？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代代王朝的农民起义？这些问题，在上文已经证明了土地集中伪命题的时候，答案该是怎样的？

认为土地兼并程度严重而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灾荒所致。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止，总共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这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存在的较高风险，当灾难来临时，农民或由于政治权力的压迫，如赋税压力；或由于生存的压力，被一部分有政治取向的组织所引导，如黄巾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宗教力量，极有可能揭竿而起，而这些起义中参与的人群本身便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地主。 【查看内容】

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解释。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查看内容】

中国有理想主义政治传统，也不缺乏务实的统治者，具体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上，“抑”与“不抑”之间，分明就交织着理想主义遮羞布和现实权力侵夺的种种表演。

董仲舒

“不抑兼并”的宋朝汴京

王安石变法“抑制兼并”
“儒家”也不是铁板一块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在对待“土地兼并”的问题上，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兼并”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治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查看内容】
历史上“抑兼并”的真相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在传统上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所以构成了“法儒”。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这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就会明白。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查看内容】
宋朝“不抑兼并”的历史教训
针对这种“抑兼并”之祸，道儒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不抑兼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如果说“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右贫抑富”、“百姓均平”的话，“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它与先秦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论有渊源关系。不过道义理由同样不是“不抑兼并”的真实目的，因为当时在私人中并不存在平等的自由竞争，而“不抑兼并”论者更多是不识平等为何物的天然等级制拥护者，他们反对“抑兼并”实际上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私利。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查看内容】
“地权不均”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我们知道，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消费统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今人们讨论社会公平时主要关注的指标是收入分配的不均，但是事实上是，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而这个数字区间在当今社会统计学的眼中属于“平等社会”！既然如此，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又怎么会出现社会不公？由此可见，将中国古代社会不公的根源归结为土地的分配不均，分明是一种极为武断的说法。【查看内容】

清朝地契
现实中的地权分配变动趋势
过去有流行的说法认为，由于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不断发展，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集中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从长时段讲后代比前代更集中；二是在一个朝代内晚期比早期更集中，现在看来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至少就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一部分统计资料来分析，土地由自耕农向普通地主越发集中的趋势并不存在，甚至反倒比之前更为分散，真正的大地产，反倒是国家权力和官员、权贵势力背景下的强力兼并，而这种依赖于权力的兼并举措，从根本上与土地的自由买卖与否并无直接关联。【查看内容】

太平天国田亩制度
中国历史上兼并的核心是“权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从唐人之“朱门(平民虽富，门不得施朱，朱门者，权贵之门也)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明人之“惟来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莫不如此。实际上，无论是“抑兼并”旗号下的国家对民设禁，还是“不抑兼并”旗号下的权贵侵民谋私，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权力统治财产”、“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权贵之兼并平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针对平民富人的“抑兼并”之举来实现的，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查看内容】



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人们普遍受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允许土地买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并有此引起普遍的失业，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然而，只有我们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稍稍进行一下微观分析，就会发现，原本我们所熟知的大而化之的“土地兼并周期论”，其实不过是一种书斋中的臆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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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校：明朝的土地兼并和自然经济》

第一章，土地兼并？土地买卖？
关于土地兼并，东西方的解释有较大差异。而我国的说法则倾向于贬低君主专制王朝，突出阶级性和阶级矛盾，把一切归咎于落后制度和对立阶级的不可调和之矛盾上；西方的说法则比较客观，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指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土地的过程，当然在这过程中有着它的历史必然性。
而土地是如何兼并的呢？或者说，它兼并的过程是什么？
我国的解释是：这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土地兼并不可避免，是地主阶级不断巧取豪夺，压榨农民得到大量土地......从而农民最后成为佃户。
但是，巧取豪夺真的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吗？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哪怕法律再不公平，像这种堂而皇之的压迫真的能持久吗？或者说，它真的能长时期的存在一段时间吗？至少，我本人持怀疑态度。
其实，这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可是伴随着土地兼并部分农民的生活开始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发生天灾或者是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而ZF又不肯降低赋税，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没钱缴税然后卖地，卖完地后又没地耕种而吃不饱饭......
土地兼并往小了说，也是一种土地买卖即土地交易，它必然是在一种相对合法的情况下的一种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的转让或是买卖。而这种经济现象在社会上到达一定程的的影响时，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土地兼并。所谓“人无完人”，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平等的现象，一些农民因此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但总体来说，土地兼并或者是土地买卖都不能构成国家震荡或是覆亡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明朝的土地兼并厉害吗？
我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两个高峰：唐朝、明朝。
在其王朝末年，都形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唐朝的灭亡的丧钟也因黄巢、王仙芝起义而敲响。而在这里，我们来讲讲明朝土地兼并的状况。
元朝末年，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已经不可调和，随着蒙元对广大汉地区的血腥统治，可谓十室九空民不聊生！
而民族英雄朱元璋顺民意，伐无道，推翻了异族统治后开始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如：奖励开荒和耕种、大范围的屯田、修筑水利工程，甚至使用了暴力手段去打击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地方豪强。
可以说，明初的土地兼并情况是比较稀松平常的。
但，绝不是没有！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分别于洪武三、四年只赐给魏国公徐达、韩国公李善长等田658顷；洪武六年（1373年）只赐给亲王土田各百顷，并对赐田亲定祖训以戒之。
明朝皇室和外戚功臣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王国——皇庄。如成国公朱允祯在赐田外又侵地9600余顷；外戚王源原只有27顷，后占夺民产至2200余顷；忠国公石享在怀来县豪取民田1700余顷；孝宗一次就赏给建昌侯张延龄田16700余顷。总计明代只是王府庄田（不含勋戚庄田和皇庄）就达二、三十万顷之巨！
不过，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全国耕地面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才850余万顷。当然这肯定不是确切的数字，而且实际的耕地绝对要比这个数字多，所以明朝前期、中期的土地兼并状况还比较适度。
而无论根据现在的任何史料文献，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表明明、清两代的土地兼并状况。甚至在近代土改前，关中地区和宝鸡地区地主占有土地分别在不到6%和8%......所以，另一个说法：地主占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压榨迫害农民.......这种说法显然没有市场。
明朝中期以后，亲王庄田逐渐增多，代表者：蜀王、楚王、山东德王等等。在此期间，国家屯田政策也遭到破坏。
但一般来说，明朝崇祯之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事。因为即使如王室、外戚土地兼并，但也需要人耕作，在能填饱肚子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也不在少数。

第三章，土地兼并的关键——人口因素！
在教科书上，所谓“封建制度”不可解决的问题，除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外，还有一个——土地兼并。
但是，他们却绝口不提土地兼并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人口。
根据第一章我所为大家讲述的，土地兼并抑或说它土地买卖，无论古今中外、每年每月都在发生着，所以它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洪水猛兽。
但为什么我国的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社会不安因素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大家查一查每个王朝初期和末期的人口状况和耕地面积就知道了。
根据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他在书中谈到：洪武26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官方数字为60545812人，而到了嘉靖21年却只有62531295人，很明显数据造假！在浙江绍兴一带，只有赋税人口才登记造册，而没有登记的人口大概是这个数字的3倍！
诸如此况，还有福建、四川等等......
而最保守的说法，在万历28年全国的人口大概在一亿三千万左右，这种说法也记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
可是我们知道，明朝的疆域在明孝宗后就一只没有再开阔了，而且边疆一部分地区甚至已经不能再实际控制了，而这个时候辽东还没有被开发。所以，耕地面积还是一只维持在明初的水平上！
然后，矛盾出来了：人多——耕地面积没变，给人的感觉是：人多地少。再加上土地兼并，没有耕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没有土地耕种也就罢了，这个时候可没有后世杂交水稻，不可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十几亿的人。
所以，吃饭问题便凸显出来。而土地兼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表象，人口因素才是造成人多地少的主因。
在这里顺便啰嗦一句，满清入关后初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闹事？因为被杀或者自相残杀的人太多了，直接给满清减轻了负担，再加上南洋高产抗旱农作物的引进，使得农民们逐渐丧失了抵抗的热情。

第四章，明朝是自然经济吗？
先来解释“自然经济”，说白了：自己生产自己吃，吃不掉的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其它的物品，并且还有相伴的副业——家庭手工业。
由于明太祖的休生养息政策，明朝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历代，纺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技术更为先进！值得说明的是，明朝的商业也空前的繁荣，城市发展非常迅速，人口达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比比皆是。
由于民间与南洋、西洋、东洋贸易的私下发展，朝廷的闭关政策其实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导致了江南地区工商业异常发达。而明朝隆庆年间更是开放海禁，进一步导致民间资本的壮大。
如松江府等地区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江南地区的丝织手工工场，就是典型代表！
究竟是自给自足，还是商品经济？我想，一个以自给自足为主导的经济社会，恐怕生产不了资本主义萌芽吧？
除了商品中的七大宗：粮食、棉布、生丝、盐、茶、丝织品、棉花之外，就连奢侈品的份额在商品总量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许多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
诸如十大商帮的兴起更是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如：晋商、徽商、关陕商帮等等.......
所以，明朝不仅不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达到第三次高峰的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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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主因----土地兼并》
@东风强劲

明朝之亡，亡于何故？当下普遍认为是吏治腐败、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诚然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诱发这些重要原因的主因却很少有人重视，那就是土地兼并。中国华民族自古就是农耕民族，土地对于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主体--农民来说就土地就是一切，在他们的认识里有土地拥有了一切，没有土地就什么都没有。这种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这中国几亿农民。明朝的土地兼并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潮，大量土地被皇帝以恩赏的形式赐予皇室或大臣，在地方有钱的官绅又千方百计的通过肮脏手段兼并土地，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二百万亩，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少者七八十万亩，多者三百万亩。各州县已至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作“无地之租”。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纵观明朝的田亩数，最高峰大约为12254291顷余（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2.3亿～2.9亿左右，而这些土地中皇室和官绅占有的不纳粮的土地越是总面积的60%以上，其直接恶果是农民大量失去土地而转成佃户更有甚者成为了奴仆，而明帝国却失去了大量的赋税，致使整个明朝中后期国家财政一直处于惨淡经营收支严重失衡的境地，以崇祯朝为例，当崇祯继位第一年，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才两百万两，对于当时依旧是世界第一大国的大明朝，两百万两实在是太小的一个数字， 即使在崇祯连加三饷，虽然名义上三饷有二千七百万，比正税七百万两多出不知道多少，但是实际上直到大明朝灭亡，最多的一年也没有收过超过五百万两的收入所以崇祯天天想中兴大明，天天喊中兴大明，可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明朝的境况是一天不如一天，即组织不起一支强大的军队，甚至连辽东前线这关系到大明存亡的重地居然也长期欠饷！到了最危机的时候崇祯以皇帝之尊,向大臣们借钱,但却应者寥寥。所以问题就来了，大明朝的钱都到那里去了呢？答案是在皇亲国戚和官僚士绅的腰包里。官富而民穷；绅富而国困！国家财政收不到钱用于正常的国防和行政支出，这样国家如何不亡！

　　面对关外蒙古人和后期的满族人屡屡寇边，偌大个大明帝国却是束手无策，而皇亲国戚；官僚士绅们却却各个养的脑满肠肥！加上明末的大饥荒终于造成了遍地的农民起义，千百年来农民起义的最终目的为了什么？两个字“土地”，在加三个字“自己的土地”，而明末农民起义的目的性更明确。

  内寇不净何谈抗外辱？最后明朝被自己的土地政策打败了，而不是败在外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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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是民族灾难的祸根》

本文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为批驳当时那一轮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的喧嚣而作，当下城镇化全面推开之际，重新发表该文，以正视听。

一、明中期以后的土地兼并狂潮

一般地，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把近代中国陷入灾难的时间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实际上，中国那一次被列强击败，只是对腐朽政权外壳的一击，暴露出的，却是整个封建社会机体的残败，由于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社会遗产，所以，中国的灾难并不是始自鸦片战争，而是在明朝中期。

从英宗正统到神宗万历前一百多年间，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循环的因素逐渐形成，像历史上战国、两汉末年、西晋、南朝、唐末、两宋末年一样，明朝大面积的土地兼并开始大成气候。

首先，一开始是地主阶级疯狂抢掠自耕农的土地，使农民沦为佃农。
一方面，皇室、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掠夺土地。各王在未封前在京畿附近有王庄，受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一代一代地圈占。神宗的弟弟潞王在湖广占地4万顷；神宗子福王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其他子女也广占土地。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近一万七千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投献近一万四千顷。这些特权阶级的封地，占田竟达全国耕地的六分之一。

另一方面，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也在疯狂抢掠农民的土地。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袁州一府四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严家的。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多万亩，佃奴过万。
明中晚期至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国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相对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沦为佃农和一无所有的流民，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佃者十分之九，说的就是这种境况。伴随而来的是租粮奇高，江南一亩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
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对兼并土地，造成社会矛盾的地主不手软，前后杀了有9万多。到了明朝晚期，皇帝已经变成整个地主阶级的傀儡，朝政由宦官把持，地方由身为大地主的军政大员把持，皇帝的本家还控制着中国六分之一的地盘，然后是由大小地主形成的寄生阶级。当边疆的告急文书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就要不断增加捐税，这些负担就全都被地主阶级转嫁到佃农身上，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
大量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工场破产倒闭，加入流民的大军。
当整个地主阶级把下层劳动人民剥夺的一干二净以后，接下来，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实施剥夺。

在明朝，大小地主都兼兼营一些店铺、牙行、盐酤、煤灰窑以及一些手工作坊、工场等工商业，当土地兼并疯狂进行时，人民陷入绝对贫困，贫困人口占绝对数量时，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价值上无法实现，因为佃农交完地租所剩无几，雇工连吃饱肚子都不可能。
地主要靠佃户养活，工商业的经营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期间由于土地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却在不断减少！

明朝中期以后，疯狂的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直接后果是明朝人口的剧减。明洪武二十六年，天下人口有六千余万；孝宗弘治时仅存五千零二十万；到英宗正统时，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流民已经增至600多万，有的地方逃亡人口已经过半；到崇祯时人口还剩四千万，其中流民竟达千万。
当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劳动力就显得稀缺，这给地主阶级内部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地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劳动力需求，开始组织地主武装，任意鱼肉佃农。到明朝末年，佃农事实上已经沦为农奴，王府官厅豪绅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私设公堂、格杀庄佃、吊拷租户已无所顾忌。
大地主和大商人为了保证他们自己又足够的佃户和雇工，开始向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开刀，因为只有让这些人破产，才能保证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富的需求。

大地主，大商人的要求通过屠杀东林党人扫清了道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靠剥夺中小地主和小商人来解决的。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却发现他们收的租粮和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则穷人更多，而且更穷，流亡的佃户和逃走的雇工就越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就越来越差，社会人口就越来越少！

这种社会进程证明了宏观经济的铁律：
只要社会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灾难循环的本质。
为什么明朝的劳动人民不能分享这些成果，因为土地兼并使佃农丧失了分享的权利，因为手工业者的破产使他们丧失了分享的权利。
接下来，就要开始影响大地主的粮仓和大商人的生意了。因为土地兼并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社会上除了地主阶级集团那一小撮人以外，已经是遍地穷人，大地主大商人手中的粮食和商品就会烂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粮，或者白送，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手中的商品价格下降，戏文里描述的好心地主施粥也不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普遍行为，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真实的写照!

有人会想，他们不可以出口吗?因为那时的海运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海外贸易一般是高价格昂贵的香料，金银珠宝，不是用来倒腾大宗普通商品的，而且，明朝由于一些当时的历史原因还经常实行海禁。
这种社会进程在当代表现为经济危机，在那时，就是社会经济开始萎缩。
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由于土地兼并而被扼杀的，很多无聊历史学家撰文讨论，说如果明末的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发展，中国就不会有近代被殖民的历史，可能吗!？
在明朝晚期，尽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发展，尽管徐光启等人推动的西学东渐曾经让中国上层统治集团耳目一新，但是在整个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土地的狂热下，世界的变化并没有纳入他们的视线，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变成东方的容克地主，他们的骄奢淫逸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停顿。
明朝晚期，由于土地兼并形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在熹宗天启七年爆发，从澄县王二点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再也无法扑灭，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

二、清朝对明朝封建遗产的继承

在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给明朝是致命的打击，这是明朝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农民起义最后却败给了一个地方小政权。同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个小得无足轻重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击败比他大的不成比例的朝廷，并且最终入主中原，确立统治，是什么原因？不实事求是的去溯本求源，那就是胡扯。
明朝晚期，当关内的土地兼并狂潮正如火如荼，广大农民陷入水火，上千万流民饥寒交迫的时候，1600年，努尔哈赤在天寒地冻的关外创立了牛录制度，进而又在1615年发展成为八旗制度。

对于八旗制，大多数历史学家没有作出清楚的阐释。
八旗制是集社会管理、生产作业、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制度。这只是个表面。

关键是：八旗制的基础是什么？
八旗制的基础是土地分配。后金天命六年实行“计丁受田”，不分民族的人口，每庄丁13人，牛七头，土地一百垧，收获80%归己，20%交公。如果说早期的八旗制还带有农奴制的色彩，而这时的八旗制性质已经是封建制了。
到了皇太极实行改革，重新编庄，将汉人壮丁编入民户，八旗制就变成了一种经济上较好地处理了土地问题，管理上法制严明，军事上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组织了。
为什么清军的战斗力强于明军，且强于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军战略战术上的优势只是个表面现象。根本上是清在制度上优于明，而李自成又没有提出他的社会构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运用八旗制内部稳定了他们治下的各个民族，才能对外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为什么清在入关后不在关内推广八旗制度呢？
一是多尔衮想永远保持八旗的优势和旗人的凝聚力。他认为如果关内普遍设旗，汉人势力必然做大，就会尾大不掉，难以控制。
二是清朝要统治关内，他要取得一部份地主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推行八旗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尔衮的第一个想法被八旗和他自己推翻。清军入关后，一道圈地令使八旗制的性质彻底改变，原本的八旗兵丁一转眼变成了拥有大片田产的地主，他们开始以剥削旗下的佃农为生。在逃人法颁布后，八旗制就蜕变为赤裸裸的农奴制了。后来，鳌拜再次圈地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康熙才下决心废除了圈地令。
多尔衮认为他的第二个想法处理得不错。多尔衮一开始宣称清取得政权于李自成，并且说要为明朝报仇，就是在向关内的地主们暗送秋波。
以洪成畴为首的那些降臣降将们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们知道，明王朝早己走上败亡之路，明朝的统治阶级决不会主动放血还给农民土地，如果李自成的农民军掌握了政权，会不会向整个地主阶级开刀，他们摸不透。但是，投靠清朝则可以引导清政府保护关内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他们能做到。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富贵，他们选择了抛弃明王朝，与农民军对立，协助清王朝确立统治的思路。
清朝在入关后采取的是一套迎合关内地主的政策。多尔衮明白，清朝接收的明皇族、宦官、大官僚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可以安置崇祯留下的上千万流民，他不必再得罪关内的其他地主了。到了康熙时，四川发生了大瘟疫，十室九空，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迁民百万入入川，又缓解了土地矛盾。这样，清实际上未作大手术就把关内明朝封建社会的构架，体制完全继承了下来。
这种继承对中华民族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他使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土地兼并的灾难循环，又使新的生产方式难以萌芽和发展。

清朝在平定三藩以后，社会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比清入关前后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一个亿，乾隆时爆增至3.7亿，道光时人口达到4.1亿。清是奖励农桑的，土地开垦使总耕地面积达到11亿亩。
但是，新开垦的土地赶不上人口的暴增的速度，道光时期人均土地面积还剩不到三亩。

到了这种时候，欧洲人想的办法是十字军东征，接着又是血腥的海外殖民，拓展生存空间。
清朝采用的是闭关锁国的办法，因为地主需要用更加苛刻的条件出佃他们的土地，商人需要更廉价的雇工来供他们榨取！
人均耕地的减少刺激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胃口，新一轮土地兼并的狂潮又开始了。乾隆后期，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庄田横跨州县，和珅家的田产占了半个保定，三朝元老张廷玉家的土地横连几县，安阳的一家大地主在中原几省占地，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湘淮军阀发了战争财，到处夺买土地，李鸿章家在合肥就变成屈指可数的大地主了。地主们为了强化他们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在自己的庄田内筑寨子，砌城墙，设立武装，私设公堂，地主阶级的宅第变成欺压佃农的堡垒，地主的土地变成了佃农的地狱。
这一轮土地兼并延续的时间很长，不因列强侵入中国而受到影响，不因太平天国而受到警告，也不因辛亥革命而减弱，抗战时期也没有停下来，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沦陷区又掀起新一轮土地兼并的高潮，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国民党败走台湾。

为什么清中叶中国人口暴增，人均土地减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力价格下降，且出口常年顺差，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发展起来呢?
很简单，像明朝晚期一样，90%以上的土地又掌握在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手中，他们占有了大部的农业劳动成果，而90%以上的劳动人民除了糊口，几乎没有了什么消费能力。在当时，农家的几双碗筷要用几代人，农民家里，冬天的棉衣到了夏天抽去内里的棉花就是单衣，和珅家的佃户夫妻俩只一条裤子不是戏说，那是真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手工业者的产品卖给谁去？
没办法，清中晚期手工业者的产品只好出口，朝廷有限地放开海禁，同时又规定了海船的大小，那是无奈之举。由于国内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雇工的价格极低，清朝的商人靠廉价劳动力得来的产品在海外具有价格上的优势，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叶不是中国茶叶的对手，英国人的机织布也败在中国手工织的老粗布手里。
即使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很快发展起来，因为土地兼并不断给大商人的工场，作坊输入廉价劳动力，他们无需进行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改进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工商业者根本就没有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的动力。

这是清朝强大的标志吗？不是，这是土地兼并下封建地主和大商人的罪恶，是佃农和雇工的悲哀！
乾隆死后，清朝由于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形成的海外贸易优势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的大炮轰得粉碎
鸦片贸易以前，西方商品无法在中国有大的销路，不是因为中国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什么抗拒力，所谓的自给自足，实际上是：自给且地主阶级足，劳动人民不足！

西方商品的购买者只是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大商人、地主豪绅，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是少数人，他们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大多数人是没有银子消费西方产品的。
然而，中国商人从出口中得到大批的硬通货，甚至逼得英国人不得不向中国输入白银来维持贸易平衡。当他们发觉他们先进的工业设备没有竞争过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起先很郁闷，然后，他们就打起歪主意来，他们想到了鸦片贸易和自己的船坚炮利。
在近代，参透土地兼并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又制定了相应的社会制度的人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只是“天国田亩制度”和他们的实践来的太晚了。

中山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长期观察和思考后，他明白了：在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内，只有广大农民可以充分享有土地上的生产成果的时候，才会形成大的社会购买力，才能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砸烂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
但是，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即使打倒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平分了土地，又如何去解决以后新的土地兼并呢？如何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再陷入这样的灾难循环呢？最终，他转向了共产主义。而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敌人，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使中山先生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三、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殖民的性质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西方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的历史原因。
土地兼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现象。
西方史学家总是把海外殖民描绘成探险家的开拓史，把发现新大陆归功于欧洲人特有的冒险精神。真的是那样吗？
欧洲人在中世纪晚期就陷入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兼并的疯狂程度比中国明清两朝毫不逊色，打着宗教幌子发动的各种战争背后无不显露出土地兼并的阴影。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攻伐给农奴带来巨大的苦难，整个欧洲被这种社会矛盾折磨的即将崩溃，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仇恨一触即发。
在这个时候，教会想出一个主意。他们编造了一个神话，说东方有肥沃的土地和丰硕的物产，他们的宗教发源在那里，东方人强占了那里，他们要号召信徒们把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

教会为什么要出这个主意？因为教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非常害怕农奴们把仇恨的目光对准教会。
教会的这个主意得到了欧洲各个王室的支持，他们终于找到了缓解土地矛盾的药方。于是，在教皇的蛊惑下，欧洲人动员起来，组织起一支强盗军队侵入东方，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在几百年里，一拨又一拨十字军败亡在东征路上。在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奋勇抗击下，欧洲人直接向东方侵占土地的梦想破灭了。
欧洲因为土地兼并形成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终于在1381年爆发了英国农民起义，1524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德国农民战争。尽管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始终困扰着欧洲人。

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里，西方王室开始鼓励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哥伦布、麦哲伦们出海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发点小财，他们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寻找出路！
1498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殖民到那里去的，既不是什么贵族老爷，地主老财，更不是资本家，而是欧洲的农民！

殖民地对宗主国具有什么意义呢？殖民地的开拓对于宗主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是福音吗？
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地，以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为例，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及非洲并不发展工业，殖民地的消费品供应来自英国的垄断贸易，这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兼并土地的胃口，圈地运动开始了，羊吃人把农民赶出土地，以便适应对殖民地的贸易需求，1495年开始，英国的流民法把失地农民强制赶进血汗工厂、码头、矿山。
所以，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是两台绞肉机。海外殖民是全球范围的土地兼并，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屠杀和奴役；同时，它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无限的利润，又把英国的劳动人民赶入人间地狱。

第二，列强在中国殖民的办法。

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殖民活动一开始就不顺利。
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前被与中国不平衡的贸易折磨得寝食不安，当他们利用鸦片贸易和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他们却发现清朝政府的抵抗是软弱的，而中国人民自发的抗争是非常令他们头疼的，他们想用占领北美、南亚、非洲的办法全面占领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却遭到中华民族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的抵抗。从三元里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他们感觉到要征服这样一个民族，吞下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会向强权屈服，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
西方殖民者开始寻求另外的方法。他们觉得利用清朝政府来间接控制中国，比他们直接占领更为有利。一个代表列强利益的清政府，比他们直接面对中华民族的反抗要简单容易的多。
于是，他们就与清政府勾结起来，让中国半殖民化。他们采取强行租借土地，占领口岸和铁路，控制海关，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要把中国人的血汗榨干。
西方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并不是在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来发展中国，他们只搞加工业，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凝聚着中国人民血汗的出口产品由中国苦力扛过过山跳，源源不断运出中国。
西方资本在中国开办的纱厂，烟厂原料全部出自土地。殖民者为了控制中国的原料来源，运用他们在中国设置的收购渠道联络当地的地主，间接地控制了土地的使用，这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当地主们看到种植棉花、烟叶有利可图，为了大面积种植，就开始夺买土地，像当年英国圈地运动一样，不会种棉花和烟草的佃农被赶出土地，这就是棉吃人，烟吃人。
一些地主发现织布卷烟大有利润，他们向殖民者学习，从海外买来纺织机械、卷烟机，做起老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的半殖民化和中国人自己开始的资本化经营造成中国空前的土地兼并的狂潮。成千上万的佃农被棉虫和烟虫赶出土地，颠沛流离，他们进入了城市的棚户区，变成了码头上的苦力、矿山里的黑鬼，他们的孩子成了包身工、童工、城市资本家的佣人、百乐门的女招待，这是中国半殖民化后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
当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利润大于地主的地租时，地主就不会选择种粮食。然而，中国人均土地只有两亩多一点，且那时平均亩产只有两百来市斤，由于种植棉花和烟叶侵占了粮食用地，反过来导致粮价上升，而土地属于地主阶级，粮价上升的受益者还是地主阶级！
佃农不得不学会在地主的土地上种植棉花和烟叶，挣了几个铜子后却发现，他们手里的钱能够买到的粮食越来越少。
自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中国人民更加灾难深重。
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直接殖民的措施。

四、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海外殖民

现在，我们要对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处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结果和影响作一个大致的概括。

第一，耕者有其田初始。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开始盛行，诸侯国之间相互攻打杀伐。
秦实行商鞅变法，允许土地买卖，鼓励土地兼并，然后，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到周边的诸侯国去攻城略地。
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搞清楚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他是利用土地兼并来消灭土地兼并。否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会大封诸侯。他之所以不分封诸侯而采取郡县制，说明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动因掌握的很清楚，对商鞅变法要达到的政治远景看得很清晰。
在六国土地尽属强秦以后，秦始皇将六国贵族迁入关中，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六国贵族对秦最大的仇恨在这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被历史学家解释为皇帝是唯一的地主，没有另外的地主，而实际上，秦始皇是把天下的农民从诸侯的残酷统治和无休止的战乱中解放了出来。
然而，秦始皇在建国早期遇上了北方的边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又使人民得不到修养生息，原来六国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立刻转化为秦与广大农民的矛盾。
六国贵族后裔发现了这个矛盾，利用陈胜吴广的起义推翻了秦。当六国贵族由项羽分赃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又打错了算盘，广大农民并不希望回到战国时代，刘邦对项羽的胜利代表了这个意愿。
从刘邦到文景之治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农民意愿的充分体现，到汉武帝时形成了举国一致，内勤国政外御强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面，汉代对土地的处理方式又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土地问题历史思维的起点。

第二，土地兼并的败局。

到了东汉末年，门阀士族的土地兼并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的军阀混战又加剧了土地兼并，西晋统一三国不但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反而滥封诸侯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
为什么西晋修养生息了数年，却在少数民族的一支小部队面前立刻土崩瓦解，连皇帝都被劫走，就是因为这个朝廷后面没有人民的支持。西晋只是门阀士族即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与西汉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平均地权的实现。

在东晋南北朝的历史画卷中，由于土地兼并造成了上百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惨烈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北魏孝文帝对秦汉以来的兴衰作了梳理以后，把握了历史变化的动因，作出了均田制的英明决断，而北魏的作法又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均田提供了参考。
为什么秦王李世民必须搬倒正统的太子李建成，看一看两个人周围都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秦王手下是清一色的农民起义将领，而太子一边却集中了大批贵族党羽；秦王府兵与太子誓不两立，罗艺之流挑衅秦王也毫不掩饰。玄武门之变不过是两大阶级的代表人物博弈的终极对决，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铁定了秦王胜出。
正是因为秦王背后有一大批农民起义将领的支持，他的均田制才得以推行，也正是有了这个基本国策，李世民才有决心有能力北平突厥，东定高丽，否则，换了李建成，又会像西晋一样作鸟兽散。

第四，又一轮土地兼并的灾难。

到了唐中期，土地兼并开始露出苗头，这让安禄山史师明看出唐的软肋，李隆基贪图安逸放权边将，军政不分使土地兼并更为方便，导致边将叛乱和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逼得农民造反，爆发了黄巢大起义。黄巢的政治主张非常明确，就是要恢复均田和贞观时代的社会公平正义。
黄巢起义被残酷镇压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使中国社会倒退回汉末三国时代，北宋王朝的建立与西晋三分复一统也极为相似。
赵匡胤靠军事政变黄袍加身，他为了防止其他将领复制他的行为，只作了点军事改革，以为这就可以巩固他的权力，这等于事实上承认大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的社会统治地位。
北宋统治者希望既保证地主阶级的绝对权力，又得让老百姓接受他们的统治，因此，儒家思想派上了用场，程朱之流用一套奇谈怪论为这个统治集团进行包装，让中国人在混沌中过了上千年。
北宋南宋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的政权，由于缺乏普遍的社会支持，所以，在西夏、辽、金、元的连续打击下，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从北宋开始，中国各民族进入又一次大融合，各种不同发展水平的政治势力相互交织，使汉唐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无法起到主导作用。
朱元璋在明初本可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再造一个汉唐盛世，然而，他选择了抑制土地兼并，而不采取根本措施，结果在他死后遗患中国六百年。
朱元璋最大的失败是，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没有为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合理的社会框架，这让他死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变得合理，而儒家思想又为这种合理性作出解释，让中国人在道义上陷入迷乱。
在此只做唯一假设，如果朱元璋能像汉文帝和李世民那样处理好土地问题，按照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中国可以在明中期早些时候自然进入资本主义，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提前五百年，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第五，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每一轮土地兼并，都造成社会撕裂，并由此产生内忧外患，民族就陷入灾难深重，国家就走向衰落，败亡。
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鼓舞着人们在曲折前行中进行探索，不断对社会加以匡正，让这个民族走上正轨，这些民族的先驱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阶级，例如，刘邦出身于农民，李世民则出身于贵族，然而，他们观察人类发展的眼光却惊人的一致，在他们头脑中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亦相同，那就是上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断传承的一个伟大的价值观：集体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曾经为中华民族造就了辉煌，按照这个价值观，社会就有公平正义，民族就走向兴旺发达。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都是以农民起义为基本社会力量来推动的，民族的先驱们总是用集体价值观为取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力量对社会进行匡正，以实现全民族至上而下的团结，并因此而谱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这一优秀传统在北宋为儒家思想所取代。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和民国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为剥夺和压迫作合理的解释，对反抗和农民起义寻找罪名，甚至连革新都不能容忍。这是放倒中华民族的一剂毒药。
当程朱理定义的儒学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以后，土地兼并变得合理，被压迫者变得麻木，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
一方面，士大夫们用儒家学说美化封建压迫，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兼剥夺农民更加理直气壮；
另一方面，人民被儒家思想所毒害，默认剥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这样，剥夺者与被剥夺者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社会实现了士大夫们的理想，士大夫们终于在封建社会的夹逢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如鱼得水。
中华民族的集体价值观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决定了中国人不会选择殖民；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儒家思想也决定了中国人不会选择殖民；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2/2/125510206.html


《土地兼并的历史“伪命题”_凤凰网》

将经济、历史问题简单化的自然经济理论流传甚广，几乎左右了我们对古代农村的全部认识，然而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固有认识本身就是片面，甚至错误的。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靖边汉代墓中壁画“牛耕图”

农历春耕图-织布腰机图
“小农”真的靠种地就能生存吗？
胡如雷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对中国古代统治者所强调保障农村副业政策的描述，最终是要说明：“统治者坚持这种原则，是为了缓慢‘商人兼并农人’的过程，防止农民走上‘舍本逐末’的道路，以便保证农业税收，缓和阶级矛盾。”这个结论中，最引起我重视的就是自古以来，小农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农桑之外的副业生产。无论是天下大乱之后，还是承平时期，国家为恢复和稳定小农经济，必有此类制度安排，并执行得相当严格，正显示出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不独当代的农民仰赖于非农收入，古代的农民同样必须有务农之外的收入方能维持生存。 【查看内容】
农村家庭工业真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吗？
人们在研究封建社会历史时，常常把农村工业当作农业的附庸，把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当作自然经济和社会分工不发展的表现。按照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工业的命运就应该或是走向衰亡，或是逐步与农业分离，沿着作坊——工场——工厂的道路发展。然而，近代和当代的大量事实表明，农村工业可以不经由作坊——手工工场——机器大工厂这条路，而直接由家庭手工业发展为使用机器的家庭工业。也就是说，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弹性，农村经济形态也并非天然的落后。【查看内容】
中国古代农村真的是“自给自足”吗？
汉代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于小规模经营的集约农业的进步。这是对人口增长相对较快从而导致可耕地不足的回应，这种耕地不足的压力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大量开支必须用货币支付，例如人口税，以及集约农业下劳力分配在季节上的不均衡，导致了非农业活动的发展。而非农业活动反过来又使发展市场取向的经济行为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却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结合在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之中。因此，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对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一般印象，后者认为它是由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构成的。【查看内容】


人们普遍认为，土地兼并造成了土地的集中，而土地集中之后，大地主的压榨，更加剧了农民的破产，最终导致了历代的农民起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乾隆年间地契

明代吴臣所作《流民图》

漫画：和珅兼并土地
明显被高估的土地兼并
清朝以前的土地兼并程度到底怎样？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现在作为土地兼并证据的，要么是一些文人笔下的描写，要么是一些学者为了推行自己主张而作为论证提出的一些大致的描述，要么是一些官员为了弹劾某些官员而作为证据的对这些官员兼并土地的数量描述。譬如，汉朝董仲舒在《限田》中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后两千年，大家都广泛引用这句话，但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过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与所得分配。而从清朝之后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村的地主占田绝对数量和比例并不高。【查看内容】
中国古代乡村地权真的集中了吗？
传统时代中国多数地区的统计值，乃至全部样本的平均值所显示的土地分配的不均程度，不仅明显小于所有未进行激进土改的其他国家，而且与进行过激进土改乃至“土地革命”的国家的状况也相去不远。尤其是中国在改革年代恢复农户经济后经过若干年发展，到1990 年代，在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农民实际土地占有的吉尼系数至少也有0.41，高于我国土改前47 个样本中的8 个。换言之，如果今天中国农民土地占有的不均度是可以容忍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中国至少有六分之一以上的农村似乎是不需要任何土改（包括台湾式的和平土改）的？【查看内容】
自由状态下的“小农”如何“分化”？
其实，这个问题类似于股票的换手率，但土地的特殊商品属性，又导致了他在交易上的特殊性，因为实际上在古代农地不可能转变用途的条件下，其价值只能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实际上，即使今天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也仍然是各种财产形式中最小的。“千年田换八百主”的交易频率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下也是无稽之谈，何况传统中国！而且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之间的土地买卖，在与传统的分家析产制并存的情况下到底是会导致土地的集中还是分散也很难说。基于这样的条件，所谓小农因买卖兼并而失地，最终导致“失业”的理论，无疑是无稽之谈。【查看内容】


为什么教科书里反复强调兼并——分散的周期律？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代代王朝的农民起义？这些问题，在上文已经证明了土地集中伪命题的时候，答案该是怎样的？

认为土地兼并程度严重而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灾荒所致。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止，总共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这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存在的较高风险，当灾难来临时，农民或由于政治权力的压迫，如赋税压力；或由于生存的压力，被一部分有政治取向的组织所引导，如黄巾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宗教力量，极有可能揭竿而起，而这些起义中参与的人群本身便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地主。 【查看内容】

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解释。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查看内容】

中国有理想主义政治传统，也不缺乏务实的统治者，具体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上，“抑”与“不抑”之间，分明就交织着理想主义遮羞布和现实权力侵夺的种种表演。

董仲舒

“不抑兼并”的宋朝汴京

王安石变法“抑制兼并”
“儒家”也不是铁板一块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在对待“土地兼并”的问题上，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兼并”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治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查看内容】
历史上“抑兼并”的真相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在传统上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所以构成了“法儒”。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这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就会明白。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查看内容】
宋朝“不抑兼并”的历史教训
针对这种“抑兼并”之祸，道儒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不抑兼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如果说“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右贫抑富”、“百姓均平”的话，“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它与先秦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论有渊源关系。不过道义理由同样不是“不抑兼并”的真实目的，因为当时在私人中并不存在平等的自由竞争，而“不抑兼并”论者更多是不识平等为何物的天然等级制拥护者，他们反对“抑兼并”实际上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私利。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查看内容】
“地权不均”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我们知道，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消费统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今人们讨论社会公平时主要关注的指标是收入分配的不均，但是事实上是，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而这个数字区间在当今社会统计学的眼中属于“平等社会”！既然如此，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又怎么会出现社会不公？由此可见，将中国古代社会不公的根源归结为土地的分配不均，分明是一种极为武断的说法。【查看内容】

清朝地契
现实中的地权分配变动趋势
过去有流行的说法认为，由于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不断发展，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集中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从长时段讲后代比前代更集中；二是在一个朝代内晚期比早期更集中，现在看来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至少就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一部分统计资料来分析，土地由自耕农向普通地主越发集中的趋势并不存在，甚至反倒比之前更为分散，真正的大地产，反倒是国家权力和官员、权贵势力背景下的强力兼并，而这种依赖于权力的兼并举措，从根本上与土地的自由买卖与否并无直接关联。【查看内容】

太平天国田亩制度
中国历史上兼并的核心是“权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从唐人之“朱门(平民虽富，门不得施朱，朱门者，权贵之门也)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明人之“惟来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莫不如此。实际上，无论是“抑兼并”旗号下的国家对民设禁，还是“不抑兼并”旗号下的权贵侵民谋私，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权力统治财产”、“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权贵之兼并平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针对平民富人的“抑兼并”之举来实现的，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查看内容】



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人们普遍受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允许土地买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并有此引起普遍的失业，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然而，只有我们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稍稍进行一下微观分析，就会发现，原本我们所熟知的大而化之的“土地兼并周期论”，其实不过是一种书斋中的臆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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