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林被抓想起三十多年前的胡耀邦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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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商娱乐圈子里纵横捭阖，如鱼得水的江西江湖方士王林涉嫌犯罪，锒铛下狱，成为近日网络上的热点新闻。多年来上自党政军高官、商界巨子，下至各路演艺界当红明星，有点头脸的地方名流，都络绎不绝，纷纷登门拜访，以求王大师指点迷津，甚至有影视女明星以被王大师“床上开光”为荣。在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我们中国怎么会发生如此荒唐怪诞的事情？

这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那一场“人体特异功能”的伪科学灾难。

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耳朵认字”的消息，受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什么“耳朵认字”、“腋下认字”之类的“超自然现象”在媒体上纷纷亮相。对此乱象，不少正直的科学家站出来揭穿其中的奥妙，表示反对。1979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耳朵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发表。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后，在4月23日作了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之后，在同年11月8日，他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两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写下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从这两个批示看，胡耀邦反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指明其危害，态度明确、坚定，并且不同意媒体作宣传报道。与此同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向各地媒体发出通知，规定对那些没有经过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公开宣传。与此同时，一些知名人士出来说话，媒体上对“耳朵认字”之类的伪科学发表批评文章。《四川日报》发表四川医学院对那个小孩子的测试报告，证明所谓的“耳朵认字”完全是作弊、耍小魔术所致。

但是，怪事并没有被制止。那些所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呵护者还是不顾一切地作宣传。他们攻击反对者“摆出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上海有一本名为《自然杂志》的科学期刊，在其1978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什么是气功外气属性的文章。1979年9月发表了“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件事得到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怀和支持。他专程访问了《自然杂志》，给他们鼓励、打气，在1981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

“耳朵认字”等伪科学在受到批评后，改名为“人体特异功能”，现在钱学森又将其演化为“人体科学”。(注：按钱的论文所述，“人体科学”包括三项组成：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他在1980年7月同《自然杂志》编辑谈话时就已经提出这个伪科学概念，如今正式公开。他们于1980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研讨会。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上，钱学森提交论文《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会议提出筹备人体科学研究会。

对“特异功能”持异议的科技工作者面对挑战，不得不出来主持正义。曾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一面组织人力继续进行调查(当时调查测试非常困难，不只是经费不足，而且常常被人以“受到干扰发不出功”为理由，或拒绝测试，或为失败辩护)，一面发表学术文章提出批驳。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评两年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该文指出，所谓“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古已有之，国外称“心灵学”。鲁迅在杂文中早有揭露。他提醒人们，应当按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的指点，作理性的思考。

1982年3月13日至15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十个省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6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年多来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情况，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进一步做严格科学测试的方案。会上还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象，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发表由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这些行动惹恼了“人体特异功能”的领军人物——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他亲自出马给反对“特异功能”的我国心理学权威科学家潘菽、给他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的同志李昌、于光远写信。

接着，张震寰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他在1982年3月5日给胡绩伟的信中说：“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他还特意请胡绩伟到国防科工委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胡绩伟派记者去看了，结果是新出山的大师张宝胜出了洋相。

人们不明白，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同“国防”有什么关系？“特异功能”能把导弹送到敌方吗？能让人到太空遨游吗？是造神术在起作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以势压人的特权任性习惯破坏了正常的科学真伪之辨。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从1981年6月起，胡耀邦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982年4月10日就此信作了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当时，邓力群已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是相信“特异功能”的。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

所谓对“特异功能”的“三不”政策就是这样出笼的，把胡耀邦坚决反对宣传“特异功能”的意见作了改变。中国科协转发了这个“通知”。

于是，批评“特异功能”的文章受到遏制，就连《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连载的于光远文章也被封杀。

这时，《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大发雷霆，喊叫“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他后来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就在那次见面，钱学森同张震寰商议，于1982年5月5日给老朋友、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信中说：

“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令人不解，批“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怎么能同批摩尔根遗传学相提并论呢？科学问题怎么能用党性作保证呢？难道没有党性的人研究的都是伪科学？而有了党性，伪科学也能变成真科学？反对“特异功能”就没有党性了吗？明知有骗人的劣迹，为什么不揭露？历史已经证明，这类奇谈怪论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子们打气鼓劲，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这封“有名望的科学家”的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立刻被他推到胡耀邦手中。

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在5月13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也许是看在钱学森的面子上，胡耀邦的批示有了明显的让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批示传到中国科协。当时，正逢中国科协召开二届五次常委会。在5月25日的会议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副主席钱学森就此发生争执。根据当时的笔记记录，钱学森说，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继续研究是合法的，办个情况汇编是合法的，刚才就在我们范围内说一下，不是对党的主席的态度。”他要求把批示转发，“转给大家，这样才公正，否则不是应有的态度。”语气十分强硬，而且提高到“对党的主席的态度”的原则上。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认为，没有中央文件，胡耀邦的话不宜由科协往外传。科协书记裴丽生也认为需要请示，不同意就不要发，最后中国科协没有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只是中宣部继续发文，“三不”政策更加肯定，坚决照办。实际上是只许宣传，不准批评。

钱学森就胡耀邦的批示大加发挥，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声称：“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谁呢？”

1983年公开出版了刊物《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把钱学森的讲话放在第一条。《自然杂志》刊登大量的“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从此，“人体科学”这门伪科学更加一发而不可收。而批评的文章却屡遭“三不”政策的封杀。

三十多年后，我们回头去看那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那些神仙也似的口吐狂言的大师们都在哪里？“人体特异功能”的兴风作浪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科学素质带来什么积极影响？除了在全世界面前留下让人耻笑的千古笑柄还有什么呢？

钱学森欠中国人民一声道歉，不管他曾有多么大的贡献；而胡耀邦在伪科学面前的清醒和睿智将永垂人类科学史册。


气功大师带功报告风靡全国，这是信众们头顶“信息锅”，接受大师发功，从宇宙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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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那一场“人体特异功能”的伪科学灾难。

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耳朵认字”的消息，受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什么“耳朵认字”、“腋下认字”之类的“超自然现象”在媒体上纷纷亮相。对此乱象，不少正直的科学家站出来揭穿其中的奥妙，表示反对。1979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耳朵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发表。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后，在4月23日作了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之后，在同年11月8日，他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两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写下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从这两个批示看，胡耀邦反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指明其危害，态度明确、坚定，并且不同意媒体作宣传报道。与此同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向各地媒体发出通知，规定对那些没有经过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公开宣传。与此同时，一些知名人士出来说话，媒体上对“耳朵认字”之类的伪科学发表批评文章。《四川日报》发表四川医学院对那个小孩子的测试报告，证明所谓的“耳朵认字”完全是作弊、耍小魔术所致。

但是，怪事并没有被制止。那些所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呵护者还是不顾一切地作宣传。他们攻击反对者“摆出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上海有一本名为《自然杂志》的科学期刊，在其1978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什么是气功外气属性的文章。1979年9月发表了“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件事得到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怀和支持。他专程访问了《自然杂志》，给他们鼓励、打气，在1981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

“耳朵认字”等伪科学在受到批评后，改名为“人体特异功能”，现在钱学森又将其演化为“人体科学”。(注：按钱的论文所述，“人体科学”包括三项组成：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他在1980年7月同《自然杂志》编辑谈话时就已经提出这个伪科学概念，如今正式公开。他们于1980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研讨会。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上，钱学森提交论文《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会议提出筹备人体科学研究会。

对“特异功能”持异议的科技工作者面对挑战，不得不出来主持正义。曾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一面组织人力继续进行调查(当时调查测试非常困难，不只是经费不足，而且常常被人以“受到干扰发不出功”为理由，或拒绝测试，或为失败辩护)，一面发表学术文章提出批驳。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评两年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该文指出，所谓“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古已有之，国外称“心灵学”。鲁迅在杂文中早有揭露。他提醒人们，应当按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的指点，作理性的思考。

1982年3月13日至15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十个省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6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年多来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情况，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进一步做严格科学测试的方案。会上还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象，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发表由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这些行动惹恼了“人体特异功能”的领军人物——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他亲自出马给反对“特异功能”的我国心理学权威科学家潘菽、给他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的同志李昌、于光远写信。

接着，张震寰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他在1982年3月5日给胡绩伟的信中说：“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他还特意请胡绩伟到国防科工委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胡绩伟派记者去看了，结果是新出山的大师张宝胜出了洋相。

人们不明白，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同“国防”有什么关系？“特异功能”能把导弹送到敌方吗？能让人到太空遨游吗？是造神术在起作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以势压人的特权任性习惯破坏了正常的科学真伪之辨。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从1981年6月起，胡耀邦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982年4月10日就此信作了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当时，邓力群已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是相信“特异功能”的。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

所谓对“特异功能”的“三不”政策就是这样出笼的，把胡耀邦坚决反对宣传“特异功能”的意见作了改变。中国科协转发了这个“通知”。

于是，批评“特异功能”的文章受到遏制，就连《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连载的于光远文章也被封杀。

这时，《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大发雷霆，喊叫“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他后来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就在那次见面，钱学森同张震寰商议，于1982年5月5日给老朋友、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信中说：

“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令人不解，批“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怎么能同批摩尔根遗传学相提并论呢？科学问题怎么能用党性作保证呢？难道没有党性的人研究的都是伪科学？而有了党性，伪科学也能变成真科学？反对“特异功能”就没有党性了吗？明知有骗人的劣迹，为什么不揭露？历史已经证明，这类奇谈怪论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子们打气鼓劲，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这封“有名望的科学家”的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立刻被他推到胡耀邦手中。

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在5月13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也许是看在钱学森的面子上，胡耀邦的批示有了明显的让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批示传到中国科协。当时，正逢中国科协召开二届五次常委会。在5月25日的会议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副主席钱学森就此发生争执。根据当时的笔记记录，钱学森说，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继续研究是合法的，办个情况汇编是合法的，刚才就在我们范围内说一下，不是对党的主席的态度。”他要求把批示转发，“转给大家，这样才公正，否则不是应有的态度。”语气十分强硬，而且提高到“对党的主席的态度”的原则上。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认为，没有中央文件，胡耀邦的话不宜由科协往外传。科协书记裴丽生也认为需要请示，不同意就不要发，最后中国科协没有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只是中宣部继续发文，“三不”政策更加肯定，坚决照办。实际上是只许宣传，不准批评。

钱学森就胡耀邦的批示大加发挥，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声称：“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谁呢？”

1983年公开出版了刊物《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把钱学森的讲话放在第一条。《自然杂志》刊登大量的“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从此，“人体科学”这门伪科学更加一发而不可收。而批评的文章却屡遭“三不”政策的封杀。

三十多年后，我们回头去看那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那些神仙也似的口吐狂言的大师们都在哪里？“人体特异功能”的兴风作浪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科学素质带来什么积极影响？除了在全世界面前留下让人耻笑的千古笑柄还有什么呢？

钱学森欠中国人民一声道歉，不管他曾有多么大的贡献；而胡耀邦在伪科学面前的清醒和睿智将永垂人类科学史册。


气功大师带功报告风靡全国，这是信众们头顶“信息锅”，接受大师发功，从宇宙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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