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情报高官倒卖核心情报无问责 不屑斯诺登那套

美前情报高官倒卖核心情报无问责 不屑斯诺登那套http://wap.huanqiu.com/view.html?id=1771843&v=3
　有这么一群人，曾经身居美国安全部门要职，摇身一变却为私人咨询机构高管，凭借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密和人脉，操纵国家网络情报政策，并且大赚特赚。《纽约时报》评价说，这个新兴阶层实为一个政府官员和私营投机分子共谋的合资企业，手握重权，却毫无问责。

　　一个新阶层的崛起

　　大约一年前，《纽约时报》记者蒂姆·肖罗克参加了北弗吉尼亚州一个由情报和国家安全联盟(INSA)提供赞助的“领袖午餐会”。INSA由为国家安全局服务的公司组成，2005年成立，名气不响，实权颇大。近年来，它已成为影响华盛顿网络情报政策最重要的组织。

　　发表主题讲话的马修·奥尔森时任全国反恐中心(NCTC)主任。当时，因爱德华·斯诺登揭露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公众反应强烈，网络情报界士气受挫，奥尔森的讲话旨在为同僚鼓劲。“国家安全局是国家宝藏，”他说，“我们国家的安全仰仗国家安全局持续搜集各种情报的能力。”

　　听众中，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梅尔奥基尔·巴尔塔萨频频鼓掌。他现为“SDL政府”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司向军方提供的软件能将推特和脸书上成千上万的帖子翻译成英文，并从中迅速搜索出恐怖分子活动的潜在线索。

　　据斯诺登爆料，“棱镜门”计划给予国家安全局进入脸书、谷歌等技术公司服务器的权力;国家安全局和英国对等机构政府通信总部都设有特别部门，专注于全球社交媒体信息解码。SDL公司的软件恰恰满足了上述需求。据公司介绍，这套软件现被75家政府机构采用，包括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联合会等。

　　SDL和INSA标志着美国一个新阶层的崛起：网络情报统治阶层。它由一批所谓“情报专业人士”构成，干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政府秘密机构的活儿，却供职于私人企业。过去15年里，数以千计的前高级情报官员和特工离开政府部门，成为军事承包公司、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私人企业高管。他们的新工作与从前没什么不同，使命却是赚钱。

　　以奥尔森为例。他在加入国家反恐中心之前曾担任国家安全局总顾问，是司法部高级律师。如今，他是咨询公司“铁网网络安全”总裁，而该公司的创始人是国家安全局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局长凯思·亚历山大将军。

　　据彭博社去年6月报道，“铁网网络安全”公司向“网络战委员会”旗下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月收入高达100万美元。“网络战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局、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抵御“可能引发金融恐慌”的网络攻击。

　　这个新兴阶层成员包括一些家喻户晓的名字。比如布什政府中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迈克尔·切尔托夫和迈克尔·海登，经常看有线电视节目的人对他俩应该不陌生。2009年，他们分别离开司法部和国家安全局，创建华盛顿最大的咨询机构“切尔托夫集团”，重点关注国家安全事务。

　　其他成员也许公众不太熟悉，但在圈内却是活跃人物，比如山姆·维斯纳。他曾是大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高管，2000年受雇海登负责运营国家安全局私有化
项目“开路先锋”。2003年，他重返SAIC，后转战政府技术公司“计算机服务公司”(CSC)。该公司不仅运营而且拥有国家安全局内部通讯系统。过去6年里，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网络情报产业发展突飞猛进，维斯纳一直负责CSC服务于政府的大型网络安全项目。
　　“影子”国家安全局

　　这个新阶层横跨私人和公共利益，将政府职业生涯和企业高管、顾问工作合二为一。他们中大多数人因为保留了参加秘密工作时做的忠诚调查记录，故而可以接触到最高限制级别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他们为企业和政府客户牟利，发挥的能量远超一般想象。

　　以“切尔托夫集团”及其最知名的执行官海登为例。切尔托夫2009年3月成立咨询公司，距离奥巴马上台不到两个月。集团联合创始人沙德·斯威特，曾任国土安全部参谋长，更早时就职于中央情报局国家秘密行动司。可以这么说，是这俩人重塑了国家安全队伍，为小布什和切尼提供了大量情报意见。公司网站上写道，切尔托夫集团“向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提供高端战略思想和有效执行方案，确保美国国土和人民享有自‘9·11’以来的安全”。

　　海登2009年进入集团董事会。他非常强调工作的延续性：“在美国最高军方和情报机构服务几十年后，我已经习惯和卓有才华且具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士共事。我希望有机会在私人机构重现这样的经历。”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集团早期雇员之一是传奇情报官查尔斯·E·艾伦，切尔托夫执掌国土安全部时在其麾下负责情报工作。另一名与国家安全局有着深厚渊源的高管是保罗·施奈德，切尔托夫执掌国土安全部时担任副秘书;2002年至2003年，在国家安全局担任海登的高级并购执行官，其间负责国家安全局所有巨额合约。

　　海登还雇用了其他一些有类似背景的雇员，在切尔托夫集团内组建了一个“影子国家安全局”。但这里并非他唯一的舞台。他还参加了摩托罗拉系统(国家安全局主要承包商)和安良科技公司(也可能是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的董事会。有意思的是，安良网站上的个人简介特别吹嘘了他在国内监视方面发挥的作用：“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他指导创建了国内电话呼叫数据库，用于监控国际通讯，辅助定位恐怖分子。”

　　切尔托夫集团之于国家和承包商联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充当并购中间人。它促成的不仅仅是一笔笔生意，同时也代表了情报界的重大重组。团队中来自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资深雇员们对各自机构的承包历史和未来需求了如指掌，通过集团旗下“切尔托夫资本”，得以牵线达成几十桩买卖，范围涉及网络安全、情报和数据分析、防御技术、“发展和外交(软实力)”等。

　　网络情报精英们施加影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媒体。奥尔森最近作为评论员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做节目。海登定期出现在有线新闻节目中，不断鼓吹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及其强大的监视能力。打开电视机，任何一档关于国家安全分析的节目，都能看到来自这个新阶层的成员。

　　同时，他们经常在INSA这样的场合碰头，召开闭门会议商讨机密项目。这些昔日官员们不仅通过承包商和咨询机构获利百万，同时还向供职企业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比如奥尔森，他刚刚获得提名加入国土安全部顾问委员会。这是一个安逸、封闭且非常赚钱的圈子。

　　戳穿这层壁垒

　　那么，这个新阶层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加深了不平等。我们都知道，公司可以通过巨额政治献金“买通”立法者。现在，他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机密。根据《纽约时报》4月获得的一份解密文件，海登和亚历山大都介入过始于“9·11”的名为“星风”的监视计划。受法律约束，他们不能泄露这些秘密，但他们基于这些秘密的知识，对于需要他们提供网络安全和并购战略咨询服务的企业来说，却有无穷价值。这些知识不能与公众分享，却可以提供给付得起钱的企业。

　　其次，它置参与性民主于危险之中。网络情报精英们在闭门会议中进行的重要讨论，绝大多数美国人被排除在外。在斟酌诸如国内监视、攻击性网络情报行动、联邦调查局“钓鱼”反恐等饱受争议的计划时，这些企业领导人的立场完全不同于普罗大众。同时，由于保密的黑洞，这个新阶层的成员及其组织可以免于任何来自行政部门或国会的实质性监督。

　　要戳穿这层壁垒，必须有更多报道揭露承包商在国家安全领域扮演的不良角色。可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记者调查过这个隐秘世界。

　　同时，令人不解的是，斯诺登迄今公开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个在监视领域明显起着主导作用的新阶层，只有一两份文件提到承包商。

　　其中一份文件出现在德国《明镜》周刊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这篇报道讲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之间的广泛合作，文中说到2004年的一份文件确认了一个密码代号，用于指代国家安全局和计算机服务公司签订的行动支持合同，“公众能获得的所有合同相关信息均被清理，以便国家安全局摆脱干系”。

　　曾爆料国家安全局和SAIC之间存在腐败关系的国家安全局前高管汤姆·德雷克4月向《纽约时报》透露，斯诺登很可能从未接触过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因为他只是一名基层分析员，而合同都存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中”。(唐昀)美前情报高官倒卖核心情报无问责 不屑斯诺登那套http://wap.huanqiu.com/view.html?id=1771843&v=3
　有这么一群人，曾经身居美国安全部门要职，摇身一变却为私人咨询机构高管，凭借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密和人脉，操纵国家网络情报政策，并且大赚特赚。《纽约时报》评价说，这个新兴阶层实为一个政府官员和私营投机分子共谋的合资企业，手握重权，却毫无问责。

　　一个新阶层的崛起

　　大约一年前，《纽约时报》记者蒂姆·肖罗克参加了北弗吉尼亚州一个由情报和国家安全联盟(INSA)提供赞助的“领袖午餐会”。INSA由为国家安全局服务的公司组成，2005年成立，名气不响，实权颇大。近年来，它已成为影响华盛顿网络情报政策最重要的组织。

　　发表主题讲话的马修·奥尔森时任全国反恐中心(NCTC)主任。当时，因爱德华·斯诺登揭露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公众反应强烈，网络情报界士气受挫，奥尔森的讲话旨在为同僚鼓劲。“国家安全局是国家宝藏，”他说，“我们国家的安全仰仗国家安全局持续搜集各种情报的能力。”

　　听众中，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梅尔奥基尔·巴尔塔萨频频鼓掌。他现为“SDL政府”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司向军方提供的软件能将推特和脸书上成千上万的帖子翻译成英文，并从中迅速搜索出恐怖分子活动的潜在线索。

　　据斯诺登爆料，“棱镜门”计划给予国家安全局进入脸书、谷歌等技术公司服务器的权力;国家安全局和英国对等机构政府通信总部都设有特别部门，专注于全球社交媒体信息解码。SDL公司的软件恰恰满足了上述需求。据公司介绍，这套软件现被75家政府机构采用，包括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联合会等。

　　SDL和INSA标志着美国一个新阶层的崛起：网络情报统治阶层。它由一批所谓“情报专业人士”构成，干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政府秘密机构的活儿，却供职于私人企业。过去15年里，数以千计的前高级情报官员和特工离开政府部门，成为军事承包公司、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私人企业高管。他们的新工作与从前没什么不同，使命却是赚钱。

　　以奥尔森为例。他在加入国家反恐中心之前曾担任国家安全局总顾问，是司法部高级律师。如今，他是咨询公司“铁网网络安全”总裁，而该公司的创始人是国家安全局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局长凯思·亚历山大将军。

　　据彭博社去年6月报道，“铁网网络安全”公司向“网络战委员会”旗下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月收入高达100万美元。“网络战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局、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抵御“可能引发金融恐慌”的网络攻击。

　　这个新兴阶层成员包括一些家喻户晓的名字。比如布什政府中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迈克尔·切尔托夫和迈克尔·海登，经常看有线电视节目的人对他俩应该不陌生。2009年，他们分别离开司法部和国家安全局，创建华盛顿最大的咨询机构“切尔托夫集团”，重点关注国家安全事务。

　　其他成员也许公众不太熟悉，但在圈内却是活跃人物，比如山姆·维斯纳。他曾是大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高管，2000年受雇海登负责运营国家安全局私有化
项目“开路先锋”。2003年，他重返SAIC，后转战政府技术公司“计算机服务公司”(CSC)。该公司不仅运营而且拥有国家安全局内部通讯系统。过去6年里，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网络情报产业发展突飞猛进，维斯纳一直负责CSC服务于政府的大型网络安全项目。
　　“影子”国家安全局

　　这个新阶层横跨私人和公共利益，将政府职业生涯和企业高管、顾问工作合二为一。他们中大多数人因为保留了参加秘密工作时做的忠诚调查记录，故而可以接触到最高限制级别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他们为企业和政府客户牟利，发挥的能量远超一般想象。

　　以“切尔托夫集团”及其最知名的执行官海登为例。切尔托夫2009年3月成立咨询公司，距离奥巴马上台不到两个月。集团联合创始人沙德·斯威特，曾任国土安全部参谋长，更早时就职于中央情报局国家秘密行动司。可以这么说，是这俩人重塑了国家安全队伍，为小布什和切尼提供了大量情报意见。公司网站上写道，切尔托夫集团“向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提供高端战略思想和有效执行方案，确保美国国土和人民享有自‘9·11’以来的安全”。

　　海登2009年进入集团董事会。他非常强调工作的延续性：“在美国最高军方和情报机构服务几十年后，我已经习惯和卓有才华且具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士共事。我希望有机会在私人机构重现这样的经历。”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集团早期雇员之一是传奇情报官查尔斯·E·艾伦，切尔托夫执掌国土安全部时在其麾下负责情报工作。另一名与国家安全局有着深厚渊源的高管是保罗·施奈德，切尔托夫执掌国土安全部时担任副秘书;2002年至2003年，在国家安全局担任海登的高级并购执行官，其间负责国家安全局所有巨额合约。

　　海登还雇用了其他一些有类似背景的雇员，在切尔托夫集团内组建了一个“影子国家安全局”。但这里并非他唯一的舞台。他还参加了摩托罗拉系统(国家安全局主要承包商)和安良科技公司(也可能是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的董事会。有意思的是，安良网站上的个人简介特别吹嘘了他在国内监视方面发挥的作用：“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他指导创建了国内电话呼叫数据库，用于监控国际通讯，辅助定位恐怖分子。”

　　切尔托夫集团之于国家和承包商联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充当并购中间人。它促成的不仅仅是一笔笔生意，同时也代表了情报界的重大重组。团队中来自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资深雇员们对各自机构的承包历史和未来需求了如指掌，通过集团旗下“切尔托夫资本”，得以牵线达成几十桩买卖，范围涉及网络安全、情报和数据分析、防御技术、“发展和外交(软实力)”等。

　　网络情报精英们施加影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媒体。奥尔森最近作为评论员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做节目。海登定期出现在有线新闻节目中，不断鼓吹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及其强大的监视能力。打开电视机，任何一档关于国家安全分析的节目，都能看到来自这个新阶层的成员。

　　同时，他们经常在INSA这样的场合碰头，召开闭门会议商讨机密项目。这些昔日官员们不仅通过承包商和咨询机构获利百万，同时还向供职企业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比如奥尔森，他刚刚获得提名加入国土安全部顾问委员会。这是一个安逸、封闭且非常赚钱的圈子。

　　戳穿这层壁垒

　　那么，这个新阶层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加深了不平等。我们都知道，公司可以通过巨额政治献金“买通”立法者。现在，他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机密。根据《纽约时报》4月获得的一份解密文件，海登和亚历山大都介入过始于“9·11”的名为“星风”的监视计划。受法律约束，他们不能泄露这些秘密，但他们基于这些秘密的知识，对于需要他们提供网络安全和并购战略咨询服务的企业来说，却有无穷价值。这些知识不能与公众分享，却可以提供给付得起钱的企业。

　　其次，它置参与性民主于危险之中。网络情报精英们在闭门会议中进行的重要讨论，绝大多数美国人被排除在外。在斟酌诸如国内监视、攻击性网络情报行动、联邦调查局“钓鱼”反恐等饱受争议的计划时，这些企业领导人的立场完全不同于普罗大众。同时，由于保密的黑洞，这个新阶层的成员及其组织可以免于任何来自行政部门或国会的实质性监督。

　　要戳穿这层壁垒，必须有更多报道揭露承包商在国家安全领域扮演的不良角色。可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记者调查过这个隐秘世界。

　　同时，令人不解的是，斯诺登迄今公开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个在监视领域明显起着主导作用的新阶层，只有一两份文件提到承包商。

　　其中一份文件出现在德国《明镜》周刊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这篇报道讲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之间的广泛合作，文中说到2004年的一份文件确认了一个密码代号，用于指代国家安全局和计算机服务公司签订的行动支持合同，“公众能获得的所有合同相关信息均被清理，以便国家安全局摆脱干系”。

　　曾爆料国家安全局和SAIC之间存在腐败关系的国家安全局前高管汤姆·德雷克4月向《纽约时报》透露，斯诺登很可能从未接触过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因为他只是一名基层分析员，而合同都存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中”。(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