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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刻意隐藏的日本实力
2015年06月23日 17:24:47




      日本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或私有企业中。图为6月8日，一艘日本国际货轮停靠在东京港。法新社
      编者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战败国一方，日本却仍在“高调”地展示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近期日本又在诸多场合炒作南海问题，渲染南海局势紧张，影射和指责中国。有美国老大哥撑腰——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同盟的全球化属性，日本仿佛可以在制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事实上，日本韬光养晦的70年，仰仗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和平主义。如今，日本蠢蠢欲动，展露野心欲谋地区霸权，底气何来？

      藏富于民：日本的经济稳定

      低位徘徊但始终稳健，日本还会凭借强大科技实力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蒋立峰发自北京 近20年来，日本经济则始终低位徘徊，在经济总量计算上已被中国超过再次位列世界第三。为维持经济低速发展，发行国债、增加税收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自身的经济报告早就指出，多年来日本债务沉重，至2015年政府债务累计已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30%这一惊人程度，换成其他国家经济早已破产，但由于日本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并继续提供大量外援，国际社会仍然看好日本，相信日元。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干涉，日元仍会保持汇比高位不变。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近年来尽管日本的政治基本面左摇右晃，但其经济基本面没有变，仍处于基本稳定、连续发展的态势。

      经济稳定有三大支柱

      日本经济能够如此表现，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支撑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是，和平主义、法制建设及经济发展。
      由于日本的宪法限定日本的国家交战权，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和平主义，加之周边国家的监管，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定义宽泛的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发过“朝战”财、“越战”财，但没有日本人去海外直接上前线打仗。日本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也是以有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战后日本建设成为成熟的法治社会，法律神圣，法官最得日本国民崇信，政官界基本廉正，不敢腐败。而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值得称著的就是藏富于民和发展适度。

      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富国

      所谓藏富于民，与近代日本追求的富国强兵恰好相反，是通过经济发展首先富民，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富国。
      实事求是地讲，20世纪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和实现，国民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成倍增长而大幅度提高，从而迈出了富民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此后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基本达成了富民的目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家庭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社会住宅拥有量超过社会总户数，人均超过1室，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5平米。表示社会发展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5左右，表示社会家庭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大大低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从社会总体而言，在物质生活已达到初步丰富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目标开始由物质丰富转变为精神丰富、心灵丰富。在1983年，追求物质丰富者只有37%，而追求精神丰富、心灵丰富者已达到46%。到1990年，户平均年收入增长至62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4.97元），储蓄额增至1350万日元，负债额350万日元，纯储蓄额1000万日元。当年出国旅游的日本人接近1000万人。这时的日本人仅用1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惬意地进行一次环球旅游，充分感觉到了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滋味。这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藏富于民的最好说明。

      “中流意识”节约社会资源

      所谓发展适度，指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将经济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上，这一发展速度以能抵消社会发展损耗而略有剩余为佳。近30年日本的经济发展即如此。2%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日本经济避免了衰退，社会避免了动荡。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国民中形成的“中流意识”，生活富足稳定、社会贫富差距小，这是产生“中流意识”的主要条件。所谓“中流意识”，即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中等的意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时开始，具有“中流意识”者便达到日本人的九成，可以说“中流意识”已成为社会意识、大众心理的主流。日本人虽然有很强的竞争性，但在生活追求方面，多数人的想法是，只要不愁吃、不愁穿，富足幸福，便安之若素，不追求过分的奢华，不会拼老命去追求积累巨额财富，当亿万富翁。在日本各大城市郊区的住宅小区，规模相当但风格各异的独栋住宅拥挤在一起，满满当当，很难见到有豪华迥异、阔大独特的住宅位居其中。这是日本人从众心理、“中流意识”的明显反映。日本人有钱但很少用于炒股，投机意识淡薄，与其投机更重视实干。所以，日本的股市基本上还是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是经济基本面的“读写器”。
      日本的“中流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是限制了个人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扩大，从而大大节约了社会资源，降低了维持稳定的社会成本。日本的现实发展提示人们，当社会富足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无论怎样“扩大内需”，其效果是有限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发生质的改变，由追求量的突破变成追求质的突破。这是好事，也是规律。现在有一种观点称此种现象为“经济停滞”、“高收入陷阱”，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是发展的“陷阱”，而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需要的发展的限定。

      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

      其实，关于藏富于民，还包括一方面的内容，即将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或称私有企业之中。战后初期，GHQ指示解散财阀，旧财阀等私人垄断资本遭到打击。但至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垄断资本开始重新发展，至60年代末，三井等六大垄断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应地位已超过了战争时期的十大财阀。当时全日本10亿日元资本以上的法人企业有1099家，仅占企业总数的0.13%，但在各制造业资本中占据了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资本超过100亿日元的法人企业有五六十家。
      几十年来，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巨大企业的贡献。实际上，日本的技术能力主要蕴藏在这些巨大企业中。在日本近代史上，从1922年起至战败投降，日本共建造航空母舰28艘，如果不是因为原料缺乏，日本在战败前夕甚至也会成功研制出原子弹。这都是日本技术水平的体现，而这些技术能力和研发队伍，在战后均由这些巨大企业继承下来，成为此后日本成为科技大国的基础。需求和科技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而在需求限定之后，科技的推动作用更显重要，而这恰恰是日本的长项。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质的转化过程中，日本不会落伍，科技实力强大的日本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对此，可谓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隐军于市：日本的战争潜力

      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但日本的军工产业基础、民间产业动员能力，都颇具扩张潜力，能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华山发自北京 战后，日本受到各种国际国内法律及政策限制，难以全力发展军备。但是，为建设潜在的军事大国，并应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军备之路，那就是“隐军于市”——将军工生产能力扩散于整个工业基础，扩大和夯实自己的战争潜力。一旦战争爆发，日常打造的自卫队将掩护国家转入战时动员，而战争潜力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将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一家饭，两家吃”

      如果观察日本的军工企业，就会发现其与别国的重要不同：在日本，生产军品的大企业，其实都不以军品为生，其对军品销售的依赖程度很低。例如，在日本前十大军工企业中，仅有三菱重工的军品依赖程度超过10%（即每年有10%以上的销售额是军品业务所得），其他如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菱电子等企业的军品依赖程度均低于10%。
      而在世界上，军工企业往往是专业化的防务生产集团。如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雷锡恩、诺斯罗普-格鲁曼，英国的BAE系统公司、欧洲的航天防务集团等。即使是波音这样的民品巨头，其军品收入也在整个集团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
      那么，日本为何形成这种体制呢？
      答案很明确：为了扩大军工产品的产业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装备订货也就有限。这意味着，如果仅靠自卫队装备订货，很难在一个行业养活多家专业军工企业。但是，如果每个行业——如军用飞机行业——仅有一家企业，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仅有这家企业可以快速转入战争动员，而其他企业将完全没有生产军机的经验。
      为此，日本采用了“一家饭，两家吃”、“一家饭，多家吃”的办法，尽量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如此一来，这些企业的军品产能虽在平时“吃不饱”，但在战时却可以同时开足马力，大幅加强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动员能力。
      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潜艇。长期以来，自卫队的潜艇都是由川崎重工神户造船厂和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轮流生产的，他们的竞标毫无悬念：今年是你，明年是他。两家企业的潜艇生产线均在神户港，相距不过几千米。自卫队共有16艘潜艇（目前正在扩编为22艘），每年开工一艘，退役一艘。无疑，其中任何一家企业都具有每年生产一艘潜艇的能力，但防卫省就是要维持两家潜艇生产企业。如是，一旦有事，这两家企业均可以全力生产潜艇。
      与之类似，自卫队的驱逐舰、辅助舰艇等生产也采取相仿体制。

      “硬币另一面”是价格奇高被刻意隐藏的日本实力
2015年06月23日 17:24:47




      日本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或私有企业中。图为6月8日，一艘日本国际货轮停靠在东京港。法新社
      编者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战败国一方，日本却仍在“高调”地展示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近期日本又在诸多场合炒作南海问题，渲染南海局势紧张，影射和指责中国。有美国老大哥撑腰——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同盟的全球化属性，日本仿佛可以在制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事实上，日本韬光养晦的70年，仰仗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和平主义。如今，日本蠢蠢欲动，展露野心欲谋地区霸权，底气何来？

      藏富于民：日本的经济稳定

      低位徘徊但始终稳健，日本还会凭借强大科技实力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蒋立峰发自北京 近20年来，日本经济则始终低位徘徊，在经济总量计算上已被中国超过再次位列世界第三。为维持经济低速发展，发行国债、增加税收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自身的经济报告早就指出，多年来日本债务沉重，至2015年政府债务累计已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30%这一惊人程度，换成其他国家经济早已破产，但由于日本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并继续提供大量外援，国际社会仍然看好日本，相信日元。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干涉，日元仍会保持汇比高位不变。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近年来尽管日本的政治基本面左摇右晃，但其经济基本面没有变，仍处于基本稳定、连续发展的态势。

      经济稳定有三大支柱

      日本经济能够如此表现，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支撑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是，和平主义、法制建设及经济发展。
      由于日本的宪法限定日本的国家交战权，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和平主义，加之周边国家的监管，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定义宽泛的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发过“朝战”财、“越战”财，但没有日本人去海外直接上前线打仗。日本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也是以有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战后日本建设成为成熟的法治社会，法律神圣，法官最得日本国民崇信，政官界基本廉正，不敢腐败。而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值得称著的就是藏富于民和发展适度。

      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富国

      所谓藏富于民，与近代日本追求的富国强兵恰好相反，是通过经济发展首先富民，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富国。
      实事求是地讲，20世纪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和实现，国民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成倍增长而大幅度提高，从而迈出了富民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此后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基本达成了富民的目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家庭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社会住宅拥有量超过社会总户数，人均超过1室，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5平米。表示社会发展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5左右，表示社会家庭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大大低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从社会总体而言，在物质生活已达到初步丰富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目标开始由物质丰富转变为精神丰富、心灵丰富。在1983年，追求物质丰富者只有37%，而追求精神丰富、心灵丰富者已达到46%。到1990年，户平均年收入增长至62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4.97元），储蓄额增至1350万日元，负债额350万日元，纯储蓄额1000万日元。当年出国旅游的日本人接近1000万人。这时的日本人仅用1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惬意地进行一次环球旅游，充分感觉到了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滋味。这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藏富于民的最好说明。

      “中流意识”节约社会资源

      所谓发展适度，指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将经济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上，这一发展速度以能抵消社会发展损耗而略有剩余为佳。近30年日本的经济发展即如此。2%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日本经济避免了衰退，社会避免了动荡。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国民中形成的“中流意识”，生活富足稳定、社会贫富差距小，这是产生“中流意识”的主要条件。所谓“中流意识”，即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中等的意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时开始，具有“中流意识”者便达到日本人的九成，可以说“中流意识”已成为社会意识、大众心理的主流。日本人虽然有很强的竞争性，但在生活追求方面，多数人的想法是，只要不愁吃、不愁穿，富足幸福，便安之若素，不追求过分的奢华，不会拼老命去追求积累巨额财富，当亿万富翁。在日本各大城市郊区的住宅小区，规模相当但风格各异的独栋住宅拥挤在一起，满满当当，很难见到有豪华迥异、阔大独特的住宅位居其中。这是日本人从众心理、“中流意识”的明显反映。日本人有钱但很少用于炒股，投机意识淡薄，与其投机更重视实干。所以，日本的股市基本上还是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是经济基本面的“读写器”。
      日本的“中流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是限制了个人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扩大，从而大大节约了社会资源，降低了维持稳定的社会成本。日本的现实发展提示人们，当社会富足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无论怎样“扩大内需”，其效果是有限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发生质的改变，由追求量的突破变成追求质的突破。这是好事，也是规律。现在有一种观点称此种现象为“经济停滞”、“高收入陷阱”，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是发展的“陷阱”，而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需要的发展的限定。

      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

      其实，关于藏富于民，还包括一方面的内容，即将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或称私有企业之中。战后初期，GHQ指示解散财阀，旧财阀等私人垄断资本遭到打击。但至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垄断资本开始重新发展，至60年代末，三井等六大垄断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应地位已超过了战争时期的十大财阀。当时全日本10亿日元资本以上的法人企业有1099家，仅占企业总数的0.13%，但在各制造业资本中占据了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资本超过100亿日元的法人企业有五六十家。
      几十年来，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巨大企业的贡献。实际上，日本的技术能力主要蕴藏在这些巨大企业中。在日本近代史上，从1922年起至战败投降，日本共建造航空母舰28艘，如果不是因为原料缺乏，日本在战败前夕甚至也会成功研制出原子弹。这都是日本技术水平的体现，而这些技术能力和研发队伍，在战后均由这些巨大企业继承下来，成为此后日本成为科技大国的基础。需求和科技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而在需求限定之后，科技的推动作用更显重要，而这恰恰是日本的长项。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质的转化过程中，日本不会落伍，科技实力强大的日本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对此，可谓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隐军于市：日本的战争潜力

      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但日本的军工产业基础、民间产业动员能力，都颇具扩张潜力，能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华山发自北京 战后，日本受到各种国际国内法律及政策限制，难以全力发展军备。但是，为建设潜在的军事大国，并应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军备之路，那就是“隐军于市”——将军工生产能力扩散于整个工业基础，扩大和夯实自己的战争潜力。一旦战争爆发，日常打造的自卫队将掩护国家转入战时动员，而战争潜力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将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一家饭，两家吃”

      如果观察日本的军工企业，就会发现其与别国的重要不同：在日本，生产军品的大企业，其实都不以军品为生，其对军品销售的依赖程度很低。例如，在日本前十大军工企业中，仅有三菱重工的军品依赖程度超过10%（即每年有10%以上的销售额是军品业务所得），其他如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菱电子等企业的军品依赖程度均低于10%。
      而在世界上，军工企业往往是专业化的防务生产集团。如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雷锡恩、诺斯罗普-格鲁曼，英国的BAE系统公司、欧洲的航天防务集团等。即使是波音这样的民品巨头，其军品收入也在整个集团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
      那么，日本为何形成这种体制呢？
      答案很明确：为了扩大军工产品的产业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装备订货也就有限。这意味着，如果仅靠自卫队装备订货，很难在一个行业养活多家专业军工企业。但是，如果每个行业——如军用飞机行业——仅有一家企业，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仅有这家企业可以快速转入战争动员，而其他企业将完全没有生产军机的经验。
      为此，日本采用了“一家饭，两家吃”、“一家饭，多家吃”的办法，尽量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如此一来，这些企业的军品产能虽在平时“吃不饱”，但在战时却可以同时开足马力，大幅加强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动员能力。
      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潜艇。长期以来，自卫队的潜艇都是由川崎重工神户造船厂和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轮流生产的，他们的竞标毫无悬念：今年是你，明年是他。两家企业的潜艇生产线均在神户港，相距不过几千米。自卫队共有16艘潜艇（目前正在扩编为22艘），每年开工一艘，退役一艘。无疑，其中任何一家企业都具有每年生产一艘潜艇的能力，但防卫省就是要维持两家潜艇生产企业。如是，一旦有事，这两家企业均可以全力生产潜艇。
      与之类似，自卫队的驱逐舰、辅助舰艇等生产也采取相仿体制。

      “硬币另一面”是价格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