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看看国民政府怎么对付宗教

１９１７年外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数占中国同级学校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学校占４％，中等学校占１１％，而高等学校占８０％。
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６号布告说，凡外国人在内地所设专门以上学校，不以传布宗教为目的。
１９２１年４月９日，教育部以第１３８号训令第一次做出明确的限制，强调 “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校内学生，无论信教与否，应予以同等待遇”。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北洋政府方面作了一次初步会谈，但在宗教问题上立刻陷入僵局。
１９２４年，中国社会爆发了以反教会教育、收回外国教会学校管理权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取消一切教会学校。北洋政府教育部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６日以第１６号公告的形
式发布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法令坚持 “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三大精神，规定：（１）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布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２）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３）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４）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５）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６）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布《私立学校规程》等，规定初级中学及小学不得开设宗教课程，小学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其 “劝诱”一词，凸显出教育部对各教会学校阳奉阴违做法的反感而从严要求。
中华基督教会曾具呈教育部，要求 “准许教会各级学校得设宗教选修科目，在小学并得举行宗教仪式”。对此教育部据理进行了严词驳斥，说： “教非一教，任其各自藉学为名，而竟作宗教之宣传，则门户互分，势必纠纷不已。本部为防患未然起见，自不得不加以限制，此非对基督一教亦然。
教育部又颁布 《限制宗教团体设立学校》等，强调 “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凡宗教团体为欲传播其所信仰之宗教，而设立机关，招致生徒者，概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之名称，不得仿照学校规制，编制课程，招收学龄儿童及未满十八岁之青年，授以中小学应有科目。
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除非之前办理确有成绩，向无宣传宗教情事，且校长为中国人。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１日，教育部发布 《查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要求各省教育厅对已立案和未立案的教会学校，随时查考，遇有指定各情事发生时，即行取缔，以重教育而保国性。
３月份，因已立案的金陵大学和沪江大学仍违令开办宗教系，教育部又发出第２６８、２６９号训令要求两校停办宗教系。
８月份，教育部又 “通令各省市教育厅严禁各教会学校图书馆陈列室宣传宗教之书籍、画片，庶免麻醉青年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上述规定，对教会学校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至３０年代中期，除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外的所有教会大学及绝大多数教会中小学，被迫向政府立案注册，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管理。

南京政府不少要人，如王宠惠、颜惠庆、冯玉祥等均具有基督教背景。特别是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１９２７年与具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龄结婚，本人也于１９３０年正式受洗入教，加入了基督教卫理公会。
1931年1月,内政部召开内政会议,认为宗教团体的活动力颇大,且往往涉及政治,殊为可虑,呈请中央速订宗教法。其要点为:禁止教会及传教师调查宗教以外事项或涉及政治活动;限制宗教团体开办学校;信教以个人为单位并禁止未成年人信教;严防假借教会名义收买土地及不动产。各省民政警政各机关及当地党部,对于各教的行动,宜特别注意,随时稽察,密呈上级党部及官厅,加以取缔。

１９１７年外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数占中国同级学校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学校占４％，中等学校占１１％，而高等学校占８０％。
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６号布告说，凡外国人在内地所设专门以上学校，不以传布宗教为目的。
１９２１年４月９日，教育部以第１３８号训令第一次做出明确的限制，强调 “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校内学生，无论信教与否，应予以同等待遇”。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北洋政府方面作了一次初步会谈，但在宗教问题上立刻陷入僵局。
１９２４年，中国社会爆发了以反教会教育、收回外国教会学校管理权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取消一切教会学校。北洋政府教育部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６日以第１６号公告的形
式发布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法令坚持 “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三大精神，规定：（１）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布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２）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３）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４）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５）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６）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布《私立学校规程》等，规定初级中学及小学不得开设宗教课程，小学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其 “劝诱”一词，凸显出教育部对各教会学校阳奉阴违做法的反感而从严要求。
中华基督教会曾具呈教育部，要求 “准许教会各级学校得设宗教选修科目，在小学并得举行宗教仪式”。对此教育部据理进行了严词驳斥，说： “教非一教，任其各自藉学为名，而竟作宗教之宣传，则门户互分，势必纠纷不已。本部为防患未然起见，自不得不加以限制，此非对基督一教亦然。
教育部又颁布 《限制宗教团体设立学校》等，强调 “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凡宗教团体为欲传播其所信仰之宗教，而设立机关，招致生徒者，概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之名称，不得仿照学校规制，编制课程，招收学龄儿童及未满十八岁之青年，授以中小学应有科目。
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除非之前办理确有成绩，向无宣传宗教情事，且校长为中国人。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１日，教育部发布 《查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要求各省教育厅对已立案和未立案的教会学校，随时查考，遇有指定各情事发生时，即行取缔，以重教育而保国性。
３月份，因已立案的金陵大学和沪江大学仍违令开办宗教系，教育部又发出第２６８、２６９号训令要求两校停办宗教系。
８月份，教育部又 “通令各省市教育厅严禁各教会学校图书馆陈列室宣传宗教之书籍、画片，庶免麻醉青年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上述规定，对教会学校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至３０年代中期，除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外的所有教会大学及绝大多数教会中小学，被迫向政府立案注册，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管理。

南京政府不少要人，如王宠惠、颜惠庆、冯玉祥等均具有基督教背景。特别是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１９２７年与具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龄结婚，本人也于１９３０年正式受洗入教，加入了基督教卫理公会。
1931年1月,内政部召开内政会议,认为宗教团体的活动力颇大,且往往涉及政治,殊为可虑,呈请中央速订宗教法。其要点为:禁止教会及传教师调查宗教以外事项或涉及政治活动;限制宗教团体开办学校;信教以个人为单位并禁止未成年人信教;严防假借教会名义收买土地及不动产。各省民政警政各机关及当地党部,对于各教的行动,宜特别注意,随时稽察,密呈上级党部及官厅,加以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