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看看教授博导少数民族研究主任怎么说的！

张海洋：反极端主义、教育多样性与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2016年01月12日 11:00
http://dxw.ifeng.com/shalong/yisilanjiao/4.shtml#_www_dt2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本文为张海洋教授做客凤凰网大学问沙龙第17期《全球背景下的伊斯兰教：现状与未来》的独立演讲实录：
首先我要说很感谢凤凰网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平台上，因为大家都是民族宗教“口儿”的人，然后大家刮一个西北风，西北很重要，在一带一路的构想理念。但是重视还是不够。其实2000年以前司马迁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换句话说，你在怎么厉害，在东南再怎么热闹到西北摆不平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事还没有成，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想的话可以想象当年这个红军，共产党就说长征之所以能拿到中国来，大体上也是因为它做了这样一个事，它在西北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至高点。
前面都讲了伊斯兰教的传统现代种种现实中的多样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认识上也需要有三个格局的调整。
第一，我们的教育内容的格局，因为我们国家是“国民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里面主流的东西都很单一，首先是语言是很单一的，主要是偏重汉语；另外，教育内容也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特定角度的历史观、世界观，特别是唯物论的世界观等等。这就有很多的局限，幸而我们还有一块叫做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主要是满蒙维藏诸民族文化，以及一些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确实还是得到了传承。里面一些地方的民族的知识有所传播。
但是奇怪的是，由于近年来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了，我们的脑子也变得有点简单和激进。我们认为那些个东西（宗教），第一是“不正常”的，第二是“不先进”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把这个中国做好，应该是让那些东西尽快地消失，然后我们就做了更好。这种想法我觉得跟我们要构建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理念恰恰是相反的。
因为走这个一带一路，无论怎么样说，至少是出了国门，无论是从海上的“一路”，还是路上的“一带”，真正说英语还是汉语原住民少之又少，几乎就是没有，对不对？也就是说现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一个是我们的事实，国内的治理，一个是发展，或者对于外的发展，一带一路目标的实现。但是教育是这样的单一，面对的事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这是一个格局上面需要调整的地方。
配合这个格局，就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因为我们受了这样的教育，而我们所有的干部，以及我们很多老师、现场听众都是国民教育的“精品”。因为你是“精品”，于是你的脑袋一定是比较单一的。但是你受了这种单一作用之后，你再看多样性的就比较局限了。
所谓局限是什么？比如通常说宗教里面有暴力也有和平，但是我们会分出某些宗教比较有暴力倾向，某些宗教有和平倾向，通常似乎分得很清楚。一些人作为“肉食者”--就是当干部的那些人，甚至把这个当成经验来说。然后还有，如果区分宗教的先进和落后方面，他们又看上去很了解，比如认为基督教比起别的教又先进一些。这些属于认知框架上的表现和问题
还有一个误区，是研究层面的误区。刚才我们说关于Quanli的事，通常分为两个，一个是权势的权力，一个是权益的权利。几乎所有学者都会认为，公权力是power--国家有权力，老百姓只有资格在私权利范畴内做选择。
这个跟我们事实不相符的，事实上。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是从底层一层一层授上去的，既然是授上去的就意味着底层肯定也有权力。这一点上，我觉得伊斯兰教在自下而上这个方面，它的基础它的原理实际上比我们理解的要更靠近政治学的事实。也就是说小共同体、社区的权力是向下倾斜的，上面的权力轻一些，下面的权力重一些。至少在我们的理想上面，这个是对的。
当然，伊斯兰国家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在国家构建方面，现代化的国家做的越像公司，权力越集中越有效率。我们也要看到权力以及生态人的环境是否得到的保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确实应该想底下人有一些权力是否对于维护我们各个环境以及各个方面反而是有它的好处的？
下边再谈一下权力再平衡的格局问题。关于极端主义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反对极端主义，作为我们的一个认知主要是一个口号，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政策。“三股势力”、“极端主义”是概念化了的批判对象。但是我觉得在“极端主义”的认知上有一个重要偏差，就是反对宗教的”极端主义“却不反对”世俗极端主义“。
在世俗这方面，实际上如果你靠近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端，就没人说你是极端主义和极端；但是你往理想或者某个方面靠得多，包括信仰、精神甚至维护一些权益的时候，这个“极端主义”就变得非常敏感，被看得非常清楚。国家的权力走极端的时候我们大概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然后说老百姓有东西走极端的时候，我们则能非常清楚地指出这是极端的、可以铲除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要强调，由于我们认知有了这样的偏差的话，那么一方面的极端主义很可能刺激另外一方面的极端主义。就像电力的吸引或排斥要两根都要带电，你国家世俗公权力这方面做事有没有一个度？有没有一个过份？有没有一个破底线的问题？我们只能首先把这一方面做好了，然后才有资格谈节制民间社会、底边以及极端主义。就是我要谈的“权力再平衡”的问题。
我就先发言到这儿，谢谢。


————————————————————————————
这样一个知识精英，认知跟我们有很大不同。
1，人家认为目前的国民教育“单一”，不够突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
2，人家对宗教的认识，跟我们不一样。认为不能说宗教“不先进”，不能说伊斯兰教更有暴力倾向，不能说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先进。
3，人家认为伊斯兰教权力偏于基层的特点更好。
4，人家认为世俗主义也有极端，叫“极端世俗主义”。

人家是精英。悲哀。张海洋：反极端主义、教育多样性与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2016年01月12日 11:00
http://dxw.ifeng.com/shalong/yisilanjiao/4.shtml#_www_dt2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本文为张海洋教授做客凤凰网大学问沙龙第17期《全球背景下的伊斯兰教：现状与未来》的独立演讲实录：
首先我要说很感谢凤凰网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平台上，因为大家都是民族宗教“口儿”的人，然后大家刮一个西北风，西北很重要，在一带一路的构想理念。但是重视还是不够。其实2000年以前司马迁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换句话说，你在怎么厉害，在东南再怎么热闹到西北摆不平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事还没有成，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想的话可以想象当年这个红军，共产党就说长征之所以能拿到中国来，大体上也是因为它做了这样一个事，它在西北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至高点。
前面都讲了伊斯兰教的传统现代种种现实中的多样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认识上也需要有三个格局的调整。
第一，我们的教育内容的格局，因为我们国家是“国民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里面主流的东西都很单一，首先是语言是很单一的，主要是偏重汉语；另外，教育内容也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特定角度的历史观、世界观，特别是唯物论的世界观等等。这就有很多的局限，幸而我们还有一块叫做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主要是满蒙维藏诸民族文化，以及一些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确实还是得到了传承。里面一些地方的民族的知识有所传播。
但是奇怪的是，由于近年来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了，我们的脑子也变得有点简单和激进。我们认为那些个东西（宗教），第一是“不正常”的，第二是“不先进”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把这个中国做好，应该是让那些东西尽快地消失，然后我们就做了更好。这种想法我觉得跟我们要构建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理念恰恰是相反的。
因为走这个一带一路，无论怎么样说，至少是出了国门，无论是从海上的“一路”，还是路上的“一带”，真正说英语还是汉语原住民少之又少，几乎就是没有，对不对？也就是说现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一个是我们的事实，国内的治理，一个是发展，或者对于外的发展，一带一路目标的实现。但是教育是这样的单一，面对的事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这是一个格局上面需要调整的地方。
配合这个格局，就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因为我们受了这样的教育，而我们所有的干部，以及我们很多老师、现场听众都是国民教育的“精品”。因为你是“精品”，于是你的脑袋一定是比较单一的。但是你受了这种单一作用之后，你再看多样性的就比较局限了。
所谓局限是什么？比如通常说宗教里面有暴力也有和平，但是我们会分出某些宗教比较有暴力倾向，某些宗教有和平倾向，通常似乎分得很清楚。一些人作为“肉食者”--就是当干部的那些人，甚至把这个当成经验来说。然后还有，如果区分宗教的先进和落后方面，他们又看上去很了解，比如认为基督教比起别的教又先进一些。这些属于认知框架上的表现和问题
还有一个误区，是研究层面的误区。刚才我们说关于Quanli的事，通常分为两个，一个是权势的权力，一个是权益的权利。几乎所有学者都会认为，公权力是power--国家有权力，老百姓只有资格在私权利范畴内做选择。
这个跟我们事实不相符的，事实上。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是从底层一层一层授上去的，既然是授上去的就意味着底层肯定也有权力。这一点上，我觉得伊斯兰教在自下而上这个方面，它的基础它的原理实际上比我们理解的要更靠近政治学的事实。也就是说小共同体、社区的权力是向下倾斜的，上面的权力轻一些，下面的权力重一些。至少在我们的理想上面，这个是对的。
当然，伊斯兰国家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在国家构建方面，现代化的国家做的越像公司，权力越集中越有效率。我们也要看到权力以及生态人的环境是否得到的保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确实应该想底下人有一些权力是否对于维护我们各个环境以及各个方面反而是有它的好处的？
下边再谈一下权力再平衡的格局问题。关于极端主义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反对极端主义，作为我们的一个认知主要是一个口号，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政策。“三股势力”、“极端主义”是概念化了的批判对象。但是我觉得在“极端主义”的认知上有一个重要偏差，就是反对宗教的”极端主义“却不反对”世俗极端主义“。
在世俗这方面，实际上如果你靠近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端，就没人说你是极端主义和极端；但是你往理想或者某个方面靠得多，包括信仰、精神甚至维护一些权益的时候，这个“极端主义”就变得非常敏感，被看得非常清楚。国家的权力走极端的时候我们大概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然后说老百姓有东西走极端的时候，我们则能非常清楚地指出这是极端的、可以铲除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要强调，由于我们认知有了这样的偏差的话，那么一方面的极端主义很可能刺激另外一方面的极端主义。就像电力的吸引或排斥要两根都要带电，你国家世俗公权力这方面做事有没有一个度？有没有一个过份？有没有一个破底线的问题？我们只能首先把这一方面做好了，然后才有资格谈节制民间社会、底边以及极端主义。就是我要谈的“权力再平衡”的问题。
我就先发言到这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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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知识精英，认知跟我们有很大不同。
1，人家认为目前的国民教育“单一”，不够突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
2，人家对宗教的认识，跟我们不一样。认为不能说宗教“不先进”，不能说伊斯兰教更有暴力倾向，不能说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先进。
3，人家认为伊斯兰教权力偏于基层的特点更好。
4，人家认为世俗主义也有极端，叫“极端世俗主义”。

人家是精英。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