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谈判揭秘：中方做出“半年”的让步

■删掉“the”打破了议程问题谈判僵局

中英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谈判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当时有些记者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继任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他到了外交部，当时说话很紧张。伊文思说，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联合委员会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这个时候柯利达（时任撒切尔顾问，主管香港事务）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找个大树底下谈。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似火。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结果杰弗里·豪见赵紫阳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赵紫阳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想想半年也可以让，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删掉“the”打破了议程问题谈判僵局

中英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谈判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当时有些记者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继任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他到了外交部，当时说话很紧张。伊文思说，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联合委员会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这个时候柯利达（时任撒切尔顾问，主管香港事务）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找个大树底下谈。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似火。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结果杰弗里·豪见赵紫阳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赵紫阳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想想半年也可以让，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