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化一文所引起的争议，在此做一两点澄清

首先要感谢原文作者春过雪消，由于忙着回复CDer的跟帖，居然把最重要的链接忘记了，这是对原文作者劳动成果极大的不尊重，在此补上，并向原作者致歉。
bbs.tianya.cn/post-no05-367592-1.shtml

第二，关于CDer所纠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问题，我想做两点澄清：

其一


显然本文作者为了把握文章方向，使讨论不要过分上纲上线，无限延伸（尤其是一个本身功过是非都与新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领袖）才提出了此前提。但无奈本文依然被歪的无以复加，使得本来的讨论环境和方向均出现了较大偏差，这是我转载这篇文章时不希望看到的。

其二
关于不惜一切代价一词，原文作者只使用了最大限度的压榨和盘剥工农业这一说法，事实上，作者从未割裂的看待大跃进等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错误问题

实在不知道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怎么会惹出这诸多是非

所以从根源上来看，不存在以下说法的可能性，



该词首次出现，是由本人在评述时做的总结性陈述



我做出如下结论是依据以下两个论据：




如果以经济角度的观点来看，这事恐怕只有脑子开洞之人才会去做，与民”争利“从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先辈们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现状之时深深地明白，如果没有重工业化的支撑，这个国家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短短八个字，道尽无数艰辛痛苦，汗水生命。可以说，这个过程在时代的背景下埋藏了多少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痛苦和泪水，我们肯定无法体会，它的悲壮甚至残忍已经超出了和平年代出生，物质生活富裕的我们的想象力。但让我更没想到的是，我使用不惜一切代价一词，竟会引起这许多的口水。

第三，我想谈一谈争吵的根源——事后诸葛亮与不惜一切代价

错误，是从无数的实践和反馈之中总结出的，对今后实践的具有一般指导性的结论，它改变不了任何已经发生的事物或现状，所以带着当时怎么怎么做就能如何如何的理论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受困于历史局限性中的人们，没有谁能未卜先知，在大跃进这个错误出现之前，诚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在诸多的意见和建议之中，谁都不能打包票说自己是对的。



彼时之情况是刚刚打完战争，国内经济状况不好，下一场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生。试问如果是屏幕前的诸位，是先解决生死攸关的重工业建设问题还是一步步慢慢来，争取每个细节每个环节做到最好？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时机稍纵即逝？



既然是大家都投票了的，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承担，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朴实情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所有的是非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他大加鞑伐？说句不好听的，没有老毛，新中国成立要蘑菇到猴年马月？

最后。关于大跃进，我会在接下来转载的另外一篇文章里和大加继续讨论。
首先要感谢原文作者春过雪消，由于忙着回复CDer的跟帖，居然把最重要的链接忘记了，这是对原文作者劳动成果极大的不尊重，在此补上，并向原作者致歉。
bbs.tianya.cn/post-no05-367592-1.shtml

第二，关于CDer所纠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问题，我想做两点澄清：

其一

但是，鉴于历史人物在历史迷局中的局限，主政者的追随集团的利益局限，和政治人物、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这种理想中纯洁的政治局面、完美的工业化进程是否真能在地球上（任何国家）实际存在，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显然本文作者为了把握文章方向，使讨论不要过分上纲上线，无限延伸（尤其是一个本身功过是非都与新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领袖）才提出了此前提。但无奈本文依然被歪的无以复加，使得本来的讨论环境和方向均出现了较大偏差，这是我转载这篇文章时不希望看到的。

其二
关于不惜一切代价一词，原文作者只使用了最大限度的压榨和盘剥工农业这一说法，事实上，作者从未割裂的看待大跃进等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错误问题

而在历史迷局中的当事者已经为“工业化重要和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国府无视了“重要”，土共轻视了“困难”，我们回顾、研究这段历史时依然犯同样的错误就太不应该了。

实在不知道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怎么会惹出这诸多是非

所以从根源上来看，不存在以下说法的可能性，

中国工业化发展66年，有那么多经验教训，竟然还有人写文写诗为“不惜代价”叫好

该词首次出现，是由本人在评述时做的总结性陈述

其实讨论一句话可以终结，这事儿是对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也的确可以用不惜一切代价来形容，任何是非功过都是附加产品，脱离了基础显得毫无意义。后人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之时，不可偏废功过，擅忘本心。

我做出如下结论是依据以下两个论据：

重工业投资巨大，仅一个钢铁厂就动辄数百万美元，还要配套铁矿、煤矿、电厂、铁路、港口……
　　例如，汉阳铁厂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但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情况。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平均比例30%估算，也就是说占到了前30年财政总收入近10%。（这可能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重工业的建设资金之庞大，以倾国之力尚有不足，真的不是谁都投资或能下决心投资的。
　　而且，即使汉阳铁厂能以最理想的情况：顺利投产并年产1万吨钢，能以进口钢铁的售价出售（时价每吨30余两白银约折20多美元），以23两白银的成本计，也需60多年才能收回投资。
　　如此巨大的投资和漫长的资金回笼时间，极易受时政影响的特点，都决定了普通私人资本在毫无政治背景和经济、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重工业。
　　即使以国家而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工业化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时间紧迫，却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同样是大难题。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掌托人，陈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念头。据薄一波了解，陈云早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他在当年底全国财经会议上讲道:“粮食是紧张的，但不要过分恐慌。第一条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第二条小公粮一定交国家。征购办法必须采取，则粮食间题可以解决。”
统购统销政策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增长，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据统计，“一五”计划预备累计投人折合黄金7亿两的巨额资金用于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有55.8%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成了一个呕待解决问题。当时，领导层主要采取从农业积累工业资金，也清楚地表达这一思路。

　　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时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83页）

　　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最高估计，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亿

　　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１９９２），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１９９３）。然而，1984年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才7, 370. 5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杨继绳：“改革以前的农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版）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半饥半饱。刘少奇曾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征粮时农民随便被扣“帽子”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如果以经济角度的观点来看，这事恐怕只有脑子开洞之人才会去做，与民”争利“从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先辈们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现状之时深深地明白，如果没有重工业化的支撑，这个国家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短短八个字，道尽无数艰辛痛苦，汗水生命。可以说，这个过程在时代的背景下埋藏了多少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痛苦和泪水，我们肯定无法体会，它的悲壮甚至残忍已经超出了和平年代出生，物质生活富裕的我们的想象力。但让我更没想到的是，我使用不惜一切代价一词，竟会引起这许多的口水。

第三，我想谈一谈争吵的根源——事后诸葛亮与不惜一切代价

错误，是从无数的实践和反馈之中总结出的，对今后实践的具有一般指导性的结论，它改变不了任何已经发生的事物或现状，所以带着当时怎么怎么做就能如何如何的理论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受困于历史局限性中的人们，没有谁能未卜先知，在大跃进这个错误出现之前，诚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在诸多的意见和建议之中，谁都不能打包票说自己是对的。

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对新中国尚未恢复的财政经济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压力。1950年11月15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经中央同意，确定战争期间财政经济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15日和17日，陈云在此次会议上作了〈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的报告，指出：「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减少。」2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防费激增，1950年，国防费佔财政支出的41.1%，到1951年则达到43.0%，到1952年下降达到32.8%，详见下表：



　　国防支出的增加使国家财政紧张起来。1951年的财政支出概算比1950年概算数字增加50%，其中军费开支佔总支出的55%，比1950年增加约一倍。

彼时之情况是刚刚打完战争，国内经济状况不好，下一场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生。试问如果是屏幕前的诸位，是先解决生死攸关的重工业建设问题还是一步步慢慢来，争取每个细节每个环节做到最好？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时机稍纵即逝？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奠基者和最高领导人，既是取得成就的最大贡献者，又对所有发生的问题负领导和主要责任。这是合理的。但是，让毛泽东承担全部责任显然事实不符。——邓小平

既然是大家都投票了的，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承担，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朴实情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所有的是非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他大加鞑伐？说句不好听的，没有老毛，新中国成立要蘑菇到猴年马月？

最后。关于大跃进，我会在接下来转载的另外一篇文章里和大加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