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苗中泉、时殷弘：南海没有所谓“C型”包围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7:07:07
苗中泉、时殷弘：南海没有所谓“C型”包围圈
苗中泉
苗中泉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时殷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发表时间：2015-06-08 07:24:24
字号：A-AA+
关键字: 南海南海争端南海问题南海岛礁建岛中美关系重返亚太
近来，中国南海争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南海争端议题已然成为主导议题之一。为了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建岛行动，美国除了直接派出战机监视以外，更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后直接宣布对越南这一反对中国建岛至为坚定的国家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
另外一则较早的消息则宣称，在南海地区，菲律宾与越南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会联合抗衡中国的建岛行动。考虑到更早时期美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联合声明，似乎在狭长的西太平洋地区，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已经隐隐呈现出列国联合围堵中国的局势，而其中最关键的力量，显然就是美国。
在此格局下，中国据理力争的声明，连同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看起来当然无可厚非。毕竟，早在很多年前，中国舆论界就有一种大受欢迎的所谓“C”型包围圈的类阴谋论说法。美国与日越菲诸国越来越明显的联合，在很多国人看来，不过是这种包围圈日益收紧的证据罢了。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包围圈，中国在已经大大增长了的国力基础上营建一些必要的前沿基地，不仅政治上极为正确，而且逻辑上极为正当。就此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行动的反应，委实是“过度”之极。
美国人为何要在南海地区反应如此过度？有人归咎于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认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将战略中心从911之后的中东移到了东亚，将主要的战略敌手从基地组织转向了中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仔细分析，这恐怕有“自我证实”的逻辑问题。
“重返亚太”确实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霸权存在的战略举措之一，但是就美国自身而言，希拉里卸任之后，该战略已经被冷冻，奥巴马政府与其说更加关注亚太，不如说更加关注美国国内，关注美国的经济复兴和社会重建。
实际上，梳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们大致能够看到一个极其明显的收缩轮廓。近五年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已经在绝对的下降，美国所谓插手他国事务、实施霸权政治的记录，实际上也较小布什时期绝对地下降。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我们分析中国南海争端的重要背景。
那么何以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偏偏要强化南海地区的存在呢？这恐怕要从中国找理由，恐怕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在世界政治中，“崛起”并非一个纯粹可爱的词语。在西方理解中，它意味着如同1860年以后德国突然成长为欧洲超级大国一般、完全改变老欧洲既定政治版图的“撕裂式”的政治突变，意味着肯定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可怖”前景，因而也必然会伴随着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霸权战争。所以当最初中国官方引用学者的话，以“和平崛起”描述本国国力升腾的现实和未来外交战略时，西方世界根本无法理解；后来转而使用“和平发展”一词，希望以此昭示给世界一个温和的、国力平缓上升的大国形象，似乎起到了一定的释疑作用。
然而，其他国家更多观察的是中国硬实力尤其是战略力量的提升速度。这也就是长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军事不透明的理由所在。既然他们无法获知（当然，主要是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意图，那么他们只能靠衡量中国的战略能力来评估中国的可能动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集中精力大搞国内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可算作超高速经济建设时期；近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猛然发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陡然加速，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的吁求也不断高涨。上世纪末受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刺激所引发的中国国防装备更新换代热潮，也在十年磨剑之后呈井喷之势。于是国际社会屡见中国从2010年之后大批高精尖武器装备研发、列装。
国防现代化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补课之举”,然而如此超乎国际社会心理预期的发展速度，加上中国展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强势和越来越主动的外交举措，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极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全球观感，那就是当美国因为战略决策而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西方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哀鸿遍野之际，中国既保持了一定量的经济增长，又在大规模地进行国防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并且越来越强调战略投放能力，越来越强调中国的世界利益，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当此之际，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基于各种考量，在曾经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地区贸然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打破了原来中国与相关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和平，也打破了中国试图努力营建起来的“和平发展”的温和局面。就像是巨龙缓缓出水时突然有一个淘气的孩童投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本不该那么紧张的局势一下子就足以令天地变色。
同样的，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中国的行为无论多么合理合法，都极容易让其他诸国将这些行动与历史上谋求改变秩序的崛起国联系起来，从而营造出一幅新兴国家蛮横挑衅现实的虚幻图景，进而加深列国对中国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恐惧。于是，美国作为老牌世界霸主，无论多么不相信霸权战争理论，多么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都无力反驳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足够实力保持直接存在，就只能通过扶植盟友，增强盟友的能力来包围、制衡中国。这就是当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根本逻辑。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明确规划好了的所谓“C”型包围圈。美国人并没有那么深谋远虑，那么高瞻远瞩。目前中美在南海，乃至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对峙，都可谓情势性发展的结果。而情势性发展的意思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局势持续恶化，都不希望最终走向武装对抗。也就是说，是可以解局的。
首先，美国及其盟友连同其潜在盟国必须深刻认识到也已经认识到当前中国在捍卫自己领土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惜耗费大量物力财力进行岛屿建设，本质上与中国是否营建前沿军事基地无关。实际上，这些人工岛屿距离真正的后勤补给基地太远，太缺乏战略屏障，而距离潜在敌人又太近，恐怕在真正战争时期也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营造它们，展示的是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中国绝不肆意欺凌任何国家，但也绝不纵容群小犯我。
中国一贯主张相关区域的争端只能由两国政府通过富有耐心的外交磋商心平气和地予以解决，实际上过去几十年中相关各国尤其是中国正是本着这样的默契共同维系了该地区的和平。而在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刺激列国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徒恃在中国韬光养晦时期擅自改变现状所占得的若干利益，不仅反对中国行使对该区域享有的早已达成共识的“共同开发”的权利，而且贸然引入域外大国，试图以此制衡中国，进而谋求过去已经被其擅自改变的南海局势永久化和合法化。这除了刺激矛盾之外，毫无益于争端的解决。中国人素不信邪，更非欺软怕硬。在遥远的大洋之中营建岛礁，宣示的正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伟力。
其次，美国必须清楚，当下全球政治的稳定，根本地维系于中美两国关系。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中美两国才能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正如俾斯麦告诫的那样，政治是一门追求次好的艺术。南海位于中国的家门口，正如同墨西哥湾之于美国一般，美国怎么可能允许苏联在墨西哥湾保持存在？所以美国必须清楚，适当放弃乃至逐步撤出美国人在西太平洋地区本不大受欢迎的霸权势力，才是该地区保持和平的根本所在。
如果美国不能将其国内惯行的政治妥协灵活运用到对待中国问题上来，如果不能接受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的必然增加，恐怕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终将形成。
最后，在处理南海纠纷过程中，我们应当高度警惕可料想的不断上升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警惕本应当根据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基本要求稳妥、慎重处理的南海争端在不那么冷静甚或因为中国已经滋生出来的庞大物质资源而极可能越加自大傲慢的社会公共舆论和民族大众情绪的胁迫下走向极端，失去应有的战略灵活，切忌因为我方的误判而促成、强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致行动。
正如毛主席不断告诫的那样，高明的政治应是最大程度地削弱敌人，增强自己。在南海问题上，能否掌握分寸，适可而止，绝不因为战术缘故而扰乱整个和平发展的战略布局，将极大地考验中国政府的战略素养。在此，有必要重温毛主席的“战略天才”：
“……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退避三舍’。……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就是‘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必须注意几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出自《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出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本文为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稿件，微信公众号“zhczyj”）
http://www.guancha.cn/miaozhongquan/2015_06_08_322493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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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南海争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南海争端议题已然成为主导议题之一。为了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建岛行动，美国除了直接派出战机监视以外，更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后直接宣布对越南这一反对中国建岛至为坚定的国家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
另外一则较早的消息则宣称，在南海地区，菲律宾与越南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会联合抗衡中国的建岛行动。考虑到更早时期美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联合声明，似乎在狭长的西太平洋地区，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已经隐隐呈现出列国联合围堵中国的局势，而其中最关键的力量，显然就是美国。
在此格局下，中国据理力争的声明，连同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看起来当然无可厚非。毕竟，早在很多年前，中国舆论界就有一种大受欢迎的所谓“C”型包围圈的类阴谋论说法。美国与日越菲诸国越来越明显的联合，在很多国人看来，不过是这种包围圈日益收紧的证据罢了。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包围圈，中国在已经大大增长了的国力基础上营建一些必要的前沿基地，不仅政治上极为正确，而且逻辑上极为正当。就此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行动的反应，委实是“过度”之极。
美国人为何要在南海地区反应如此过度？有人归咎于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认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将战略中心从911之后的中东移到了东亚，将主要的战略敌手从基地组织转向了中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仔细分析，这恐怕有“自我证实”的逻辑问题。
“重返亚太”确实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霸权存在的战略举措之一，但是就美国自身而言，希拉里卸任之后，该战略已经被冷冻，奥巴马政府与其说更加关注亚太，不如说更加关注美国国内，关注美国的经济复兴和社会重建。
实际上，梳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们大致能够看到一个极其明显的收缩轮廓。近五年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已经在绝对的下降，美国所谓插手他国事务、实施霸权政治的记录，实际上也较小布什时期绝对地下降。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我们分析中国南海争端的重要背景。
那么何以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偏偏要强化南海地区的存在呢？这恐怕要从中国找理由，恐怕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在世界政治中，“崛起”并非一个纯粹可爱的词语。在西方理解中，它意味着如同1860年以后德国突然成长为欧洲超级大国一般、完全改变老欧洲既定政治版图的“撕裂式”的政治突变，意味着肯定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可怖”前景，因而也必然会伴随着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霸权战争。所以当最初中国官方引用学者的话，以“和平崛起”描述本国国力升腾的现实和未来外交战略时，西方世界根本无法理解；后来转而使用“和平发展”一词，希望以此昭示给世界一个温和的、国力平缓上升的大国形象，似乎起到了一定的释疑作用。
然而，其他国家更多观察的是中国硬实力尤其是战略力量的提升速度。这也就是长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军事不透明的理由所在。既然他们无法获知（当然，主要是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意图，那么他们只能靠衡量中国的战略能力来评估中国的可能动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集中精力大搞国内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可算作超高速经济建设时期；近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猛然发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陡然加速，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的吁求也不断高涨。上世纪末受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刺激所引发的中国国防装备更新换代热潮，也在十年磨剑之后呈井喷之势。于是国际社会屡见中国从2010年之后大批高精尖武器装备研发、列装。
国防现代化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补课之举”,然而如此超乎国际社会心理预期的发展速度，加上中国展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强势和越来越主动的外交举措，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极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全球观感，那就是当美国因为战略决策而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西方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哀鸿遍野之际，中国既保持了一定量的经济增长，又在大规模地进行国防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并且越来越强调战略投放能力，越来越强调中国的世界利益，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当此之际，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基于各种考量，在曾经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地区贸然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打破了原来中国与相关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和平，也打破了中国试图努力营建起来的“和平发展”的温和局面。就像是巨龙缓缓出水时突然有一个淘气的孩童投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本不该那么紧张的局势一下子就足以令天地变色。
同样的，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中国的行为无论多么合理合法，都极容易让其他诸国将这些行动与历史上谋求改变秩序的崛起国联系起来，从而营造出一幅新兴国家蛮横挑衅现实的虚幻图景，进而加深列国对中国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恐惧。于是，美国作为老牌世界霸主，无论多么不相信霸权战争理论，多么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都无力反驳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足够实力保持直接存在，就只能通过扶植盟友，增强盟友的能力来包围、制衡中国。这就是当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根本逻辑。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明确规划好了的所谓“C”型包围圈。美国人并没有那么深谋远虑，那么高瞻远瞩。目前中美在南海，乃至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对峙，都可谓情势性发展的结果。而情势性发展的意思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局势持续恶化，都不希望最终走向武装对抗。也就是说，是可以解局的。
首先，美国及其盟友连同其潜在盟国必须深刻认识到也已经认识到当前中国在捍卫自己领土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惜耗费大量物力财力进行岛屿建设，本质上与中国是否营建前沿军事基地无关。实际上，这些人工岛屿距离真正的后勤补给基地太远，太缺乏战略屏障，而距离潜在敌人又太近，恐怕在真正战争时期也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营造它们，展示的是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中国绝不肆意欺凌任何国家，但也绝不纵容群小犯我。
中国一贯主张相关区域的争端只能由两国政府通过富有耐心的外交磋商心平气和地予以解决，实际上过去几十年中相关各国尤其是中国正是本着这样的默契共同维系了该地区的和平。而在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刺激列国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徒恃在中国韬光养晦时期擅自改变现状所占得的若干利益，不仅反对中国行使对该区域享有的早已达成共识的“共同开发”的权利，而且贸然引入域外大国，试图以此制衡中国，进而谋求过去已经被其擅自改变的南海局势永久化和合法化。这除了刺激矛盾之外，毫无益于争端的解决。中国人素不信邪，更非欺软怕硬。在遥远的大洋之中营建岛礁，宣示的正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伟力。
其次，美国必须清楚，当下全球政治的稳定，根本地维系于中美两国关系。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中美两国才能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正如俾斯麦告诫的那样，政治是一门追求次好的艺术。南海位于中国的家门口，正如同墨西哥湾之于美国一般，美国怎么可能允许苏联在墨西哥湾保持存在？所以美国必须清楚，适当放弃乃至逐步撤出美国人在西太平洋地区本不大受欢迎的霸权势力，才是该地区保持和平的根本所在。
如果美国不能将其国内惯行的政治妥协灵活运用到对待中国问题上来，如果不能接受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的必然增加，恐怕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终将形成。
最后，在处理南海纠纷过程中，我们应当高度警惕可料想的不断上升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警惕本应当根据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基本要求稳妥、慎重处理的南海争端在不那么冷静甚或因为中国已经滋生出来的庞大物质资源而极可能越加自大傲慢的社会公共舆论和民族大众情绪的胁迫下走向极端，失去应有的战略灵活，切忌因为我方的误判而促成、强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致行动。
正如毛主席不断告诫的那样，高明的政治应是最大程度地削弱敌人，增强自己。在南海问题上，能否掌握分寸，适可而止，绝不因为战术缘故而扰乱整个和平发展的战略布局，将极大地考验中国政府的战略素养。在此，有必要重温毛主席的“战略天才”：
“……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退避三舍’。……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就是‘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必须注意几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出自《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出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本文为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稿件，微信公众号“zhc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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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之前表现太软弱，才让他们接受不了现在的强硬。
时殷弘， 12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待你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我倒觉得时殷弘的观点没有大问题。
金兵都过河了，汴梁的士大夫老爷们还在吵着要严办不听话的厮杀汉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其经典代表思想与国策有：
(1)应该惩罚朝鲜以取悦美日；
(2)中国应该让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3)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
(4)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
(5)争取美接受中国统一；
(6)中国领导人被迫摆出强硬姿态以讨好**民众。
时殷弘的学术观点如：中国应该择时让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见于所作《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争取美国接受中国统一。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其经典代表思想与国策有：
(1)应该惩罚朝鲜以取悦美日；
(2)中国应该让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3)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
(4)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
(5)争取美接受中国统一；
(6)中国领导人被迫摆出强硬姿态以讨好**民众。
时殷弘的学术观点如：中国应该择时让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见于所作《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争取美国接受中国统一。
“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
人民网 |2003年8月15日 01:21
林治波
前段时间，马立诚先生送我一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撰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因工作繁忙，当时未及拜读，近日得便翻阅，对文中观点颇为吃惊。
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先生《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对问题的阐述较之马先生的文章更加深入和系统。尽管时教授的欧化语言有些费解，但仔细读下来还是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那么，如何实现中日接近呢？殷教授提出了五大举措：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意思是说，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差不多了，我们大体上该满足了，不必再计较了。)
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意思是说，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意思是说，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往往被我们夸大了，哪有那么危险？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
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意思是说，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
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意思是说，不要设置障碍阻拦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便于读者消化理解，这里不妨把时教授的思想观点整合一下：
干什么——大力接近日本；
为什么——增强对美外交杠杆；
怎么干——全面实行五大举措。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一一加以剖析和评论。
关于“接近日本”。时教授的所谓接近日本，也就是改变中日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的趋势，实现中日友好。对于这一目标，笔者并无异议。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中日友好。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文化渊源悠久深厚，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日友好有助于建立“东亚多元安全共同体”，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侵略战争的历史刻骨铭心，殷鉴不远，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比中国人民更加渴望中日和平友好以避免侵略历史的重演呢？所以，我们对于时教授所主张的中日友好十分赞成，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日友好？时教授所主张的那种中日接近能否实现？这种接近能否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关于增强对美外交杠杆。时教授立论的基点，是以中日关系的改善求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筹码，牵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是“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将增加中国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时教授甚至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
这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时教授却天真地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在目前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格局中，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战后，日本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支柱，美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主仆关系，日本的对外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民族是一个崇拜强者而蔑视、践踏弱者的民族，日本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崇美媚美心理。时教授想让抱惯了美国大腿的仆从站在我们一边制衡其主子，不禁让笔者想起孟夫子的一句话：“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
其次，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挑拨中日关系，在中日之间埋下争执伏笔的正是美国。时教授可能不晓得，战后宽恕日本天皇战争罪行、保留天皇制，纵容侵华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策动日本反华反共的，是美国；阻挠中国对日索赔，在中日之间留下历史遗留问题的，是美国；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进而偏袒日本以恶化中日关系的，也是美国；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声不吭甚至偷着乐的，还是美国。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它却这样做了，何也？答案只有一个：美国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关系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这便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
不难想象，倘若中国按照时教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可以料到的有两点：一是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可以左右逢源，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二是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的利益是最大化了，还是最小化了？
可见，时教授所谓中日接近以制约美国的观点，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间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国的死胡同。记得国际关系学者郑永年说过，反对美国遏制的最佳途径就是实行对美国的友好政策。此说不无道理。如果说，当今国际秩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那么也只能用在中美关系上，而不是中日关系上。实际上，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中国就解决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会赢得外交的主动地位，中日关系也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美苏对峙时期发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一超独大的今天，事情更会如此。这种历史事实和逻辑关系，同时教授秉持的观点恰恰相反。
关于五大举措。时教授的这五大举措，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国能做到的时教授都主张无条件地做，只是对日本一无所求。而且时教授认为，这“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今天，时教授是无条件友好。难怪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
下面，还是对五大举措逐条加以剖析。
关于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大多与历史问题有关。时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面对着沉重且仍散发着血腥的战争历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时教授的想法未免过于轻佻和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是宽厚大度的，并没有天生讨厌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本能。其实，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还不是来自长达七十年的日本侵华史，而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在战后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以友好大局为重，友善而克制，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黄、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有报道说，今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活动，从而实现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但小泉却对记者说：“我不这样认为。”重申其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并声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尊敬“阵亡军人”。明明是法西斯战犯、血腥刽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里值得尊敬的“阵亡军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对记者说：“钓鱼岛问题将是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如果中国执意不在此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这哪像一个首相说的话，简直就是强盗、流氓对中国的要挟；因为在主人的农场，又像是狗仗人势，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还有一个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来胡言乱语，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中国政府如果按照时教授主张的那样，把这一切都忽略不计了，会怎么样呢？只会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只会鼓励他们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他们会暗自作乐：“看，中国人都接受了，我们做对了，以后大胆地干吧！”
历史问题犹如一扇绕不过去的铁门，门上那把锁，只有拿着正确的钥匙才能够打开它，这把钥匙就是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涉大是大非，也关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人民放弃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猖狂翻案进行批评谴责的正义权利，如果有人硬要这样做，也要问问十三亿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还要问问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千千万万中国死难者的冤魂答应不应。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赞成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谁也不会嫌钱多。但时教授“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的主张，却让人困惑不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是太强烈了，以致不惜扬此抑彼，减少和欧美的经济往来。时教授常常说“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的观点是，“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
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没有人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海外维和表示担忧，原因就在于德国比较彻底地反省了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正常国家。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每年的军费投入平均大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远洋军事力量和远程作战能力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于日本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名多实少，借维和之名发展远洋军力、谋求地区霸权才更具实质意义。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专守防卫”形同虚设。可以预见，日本的重新武装必将进一步助长右翼势力的气焰，进一步强化日本对华强硬立场，进一步增加日本对中国统一进行干涉阻挠的危险性，进一步强化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恶劣态度。对于这样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中国能够不警惕、不忧虑、不反对吗？如果采取时教授主张的那种态度，会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吗？
关于政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这并不错。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一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甚至怀有敌意。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至于中国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绝不应像时教授主张的那样作为免费午餐送给日本。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条件：一、关于历史问题：像日本对韩国那样，签署正式的谢罪道歉声明，从此中国不再要求日方谢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战犯灵位的祭奠设施；承认侵华历史事实，不再篡改教科书；约束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合理解决细菌战、毒气战、劳工、慰安妇等中国民间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二、关于台湾问题：承诺不干涉中国统一，中断与台独势力的往来。三、关于钓鱼岛问题：不再单方面控制钓鱼岛，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以谈判解决该岛主权争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条件，中国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又何必一厢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中国必须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条件，就断然行使否决权的坚强决心，并将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实考虑并同意中国的条件；否则，中国将很难有所收获。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由时教授和马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这不是一般的以德报怨，而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以德报怨。但日本对于中国的恩德和大度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的教训，放弃应有的原则，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矫枉过正，实在不足为训。以这种“新思维”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我们注意到，所谓“新思维”，是打着“务实”的旗号出台的。“务实”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汇，但有人已经将这个词庸俗化了，在他们那里，“务实”已经变成为了实惠可以放弃原则的实用主义。但可悲的后果很可能是，你放弃了原则却得不到你想要的实惠。还可能会有一个附加后果：在你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当你的对手发出鄙夷的窃笑的时候，你连原有的一点尊严都失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来源于一种危机感。正如时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让人困惑的是，时教授一边替日方辩解，声称日本的军备扩张的危险性往往被中方夸大了，要求中国不要动不动就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一边又画鬼吓人，说什么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这种说法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右翼势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时教授却主张以让步妥协乞求友好、换取平安，这实际上是一种苟安政策、鸵鸟政策，不但求不来安全，还丢了尊严。时教授如此不惜代价地谋求中日接近，还与他对中国大陆外部环境的悲观判断不无关系。但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像时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的综合情况看，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即便某些对外关系一时发展不顺，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损失惨重。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向和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即使不能完全扭转日本的右倾化，至少对他们也是一个制约，至少也可以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并借此提示国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让日方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中国有求于日本。关于这一点，时教授表达得明明白白：“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它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其损失是无可弥补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迹象，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当然，如果日本的反华势力不愿如此而导致日本受损，那是他们的事。)第三，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对日关系新思维”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无助。多少年来，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识之士如东史郎、内山完造、小川武满、本多胜一、家永三郎、宇都宫德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还有中归联、日本妇联、日本工会总评、日本煤炭工会、日本反战运动等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地奋斗。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日本的良心。遗憾的是，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声音还相当微弱，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日本右翼兴高彩烈，却让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动。他们感到困惑和痛心：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立场？借此机会，笔者要对日本友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未放弃原则，也不可能放弃原则，中国人民对于那些为中日友好、为捍卫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怀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上任的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决不是实行什么“新思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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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2003年8月15日 01:21
林治波
前段时间，马立诚先生送我一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撰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因工作繁忙，当时未及拜读，近日得便翻阅，对文中观点颇为吃惊。
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先生《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对问题的阐述较之马先生的文章更加深入和系统。尽管时教授的欧化语言有些费解，但仔细读下来还是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那么，如何实现中日接近呢？殷教授提出了五大举措：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意思是说，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差不多了，我们大体上该满足了，不必再计较了。)
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意思是说，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意思是说，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往往被我们夸大了，哪有那么危险？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
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意思是说，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
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意思是说，不要设置障碍阻拦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便于读者消化理解，这里不妨把时教授的思想观点整合一下：
干什么——大力接近日本；
为什么——增强对美外交杠杆；
怎么干——全面实行五大举措。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一一加以剖析和评论。
关于“接近日本”。时教授的所谓接近日本，也就是改变中日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的趋势，实现中日友好。对于这一目标，笔者并无异议。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中日友好。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文化渊源悠久深厚，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日友好有助于建立“东亚多元安全共同体”，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侵略战争的历史刻骨铭心，殷鉴不远，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比中国人民更加渴望中日和平友好以避免侵略历史的重演呢？所以，我们对于时教授所主张的中日友好十分赞成，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日友好？时教授所主张的那种中日接近能否实现？这种接近能否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关于增强对美外交杠杆。时教授立论的基点，是以中日关系的改善求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筹码，牵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是“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将增加中国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时教授甚至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
这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时教授却天真地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在目前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格局中，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战后，日本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支柱，美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主仆关系，日本的对外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民族是一个崇拜强者而蔑视、践踏弱者的民族，日本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崇美媚美心理。时教授想让抱惯了美国大腿的仆从站在我们一边制衡其主子，不禁让笔者想起孟夫子的一句话：“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
其次，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挑拨中日关系，在中日之间埋下争执伏笔的正是美国。时教授可能不晓得，战后宽恕日本天皇战争罪行、保留天皇制，纵容侵华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策动日本反华反共的，是美国；阻挠中国对日索赔，在中日之间留下历史遗留问题的，是美国；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进而偏袒日本以恶化中日关系的，也是美国；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声不吭甚至偷着乐的，还是美国。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它却这样做了，何也？答案只有一个：美国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关系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这便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
不难想象，倘若中国按照时教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可以料到的有两点：一是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可以左右逢源，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二是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的利益是最大化了，还是最小化了？
可见，时教授所谓中日接近以制约美国的观点，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间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国的死胡同。记得国际关系学者郑永年说过，反对美国遏制的最佳途径就是实行对美国的友好政策。此说不无道理。如果说，当今国际秩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那么也只能用在中美关系上，而不是中日关系上。实际上，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中国就解决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会赢得外交的主动地位，中日关系也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美苏对峙时期发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一超独大的今天，事情更会如此。这种历史事实和逻辑关系，同时教授秉持的观点恰恰相反。
关于五大举措。时教授的这五大举措，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国能做到的时教授都主张无条件地做，只是对日本一无所求。而且时教授认为，这“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今天，时教授是无条件友好。难怪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
下面，还是对五大举措逐条加以剖析。
关于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大多与历史问题有关。时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面对着沉重且仍散发着血腥的战争历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时教授的想法未免过于轻佻和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是宽厚大度的，并没有天生讨厌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本能。其实，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还不是来自长达七十年的日本侵华史，而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在战后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以友好大局为重，友善而克制，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黄、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有报道说，今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活动，从而实现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但小泉却对记者说：“我不这样认为。”重申其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并声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尊敬“阵亡军人”。明明是法西斯战犯、血腥刽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里值得尊敬的“阵亡军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对记者说：“钓鱼岛问题将是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如果中国执意不在此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这哪像一个首相说的话，简直就是强盗、流氓对中国的要挟；因为在主人的农场，又像是狗仗人势，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还有一个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来胡言乱语，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中国政府如果按照时教授主张的那样，把这一切都忽略不计了，会怎么样呢？只会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只会鼓励他们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他们会暗自作乐：“看，中国人都接受了，我们做对了，以后大胆地干吧！”
历史问题犹如一扇绕不过去的铁门，门上那把锁，只有拿着正确的钥匙才能够打开它，这把钥匙就是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涉大是大非，也关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人民放弃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猖狂翻案进行批评谴责的正义权利，如果有人硬要这样做，也要问问十三亿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还要问问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千千万万中国死难者的冤魂答应不应。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赞成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谁也不会嫌钱多。但时教授“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的主张，却让人困惑不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是太强烈了，以致不惜扬此抑彼，减少和欧美的经济往来。时教授常常说“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的观点是，“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
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没有人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海外维和表示担忧，原因就在于德国比较彻底地反省了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正常国家。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每年的军费投入平均大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远洋军事力量和远程作战能力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于日本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名多实少，借维和之名发展远洋军力、谋求地区霸权才更具实质意义。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专守防卫”形同虚设。可以预见，日本的重新武装必将进一步助长右翼势力的气焰，进一步强化日本对华强硬立场，进一步增加日本对中国统一进行干涉阻挠的危险性，进一步强化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恶劣态度。对于这样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中国能够不警惕、不忧虑、不反对吗？如果采取时教授主张的那种态度，会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吗？
关于政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这并不错。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一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甚至怀有敌意。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至于中国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绝不应像时教授主张的那样作为免费午餐送给日本。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条件：一、关于历史问题：像日本对韩国那样，签署正式的谢罪道歉声明，从此中国不再要求日方谢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战犯灵位的祭奠设施；承认侵华历史事实，不再篡改教科书；约束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合理解决细菌战、毒气战、劳工、慰安妇等中国民间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二、关于台湾问题：承诺不干涉中国统一，中断与台独势力的往来。三、关于钓鱼岛问题：不再单方面控制钓鱼岛，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以谈判解决该岛主权争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条件，中国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又何必一厢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中国必须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条件，就断然行使否决权的坚强决心，并将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实考虑并同意中国的条件；否则，中国将很难有所收获。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由时教授和马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这不是一般的以德报怨，而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以德报怨。但日本对于中国的恩德和大度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的教训，放弃应有的原则，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矫枉过正，实在不足为训。以这种“新思维”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我们注意到，所谓“新思维”，是打着“务实”的旗号出台的。“务实”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汇，但有人已经将这个词庸俗化了，在他们那里，“务实”已经变成为了实惠可以放弃原则的实用主义。但可悲的后果很可能是，你放弃了原则却得不到你想要的实惠。还可能会有一个附加后果：在你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当你的对手发出鄙夷的窃笑的时候，你连原有的一点尊严都失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来源于一种危机感。正如时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让人困惑的是，时教授一边替日方辩解，声称日本的军备扩张的危险性往往被中方夸大了，要求中国不要动不动就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一边又画鬼吓人，说什么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这种说法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右翼势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时教授却主张以让步妥协乞求友好、换取平安，这实际上是一种苟安政策、鸵鸟政策，不但求不来安全，还丢了尊严。时教授如此不惜代价地谋求中日接近，还与他对中国大陆外部环境的悲观判断不无关系。但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像时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的综合情况看，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即便某些对外关系一时发展不顺，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损失惨重。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向和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即使不能完全扭转日本的右倾化，至少对他们也是一个制约，至少也可以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并借此提示国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让日方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中国有求于日本。关于这一点，时教授表达得明明白白：“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它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其损失是无可弥补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迹象，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当然，如果日本的反华势力不愿如此而导致日本受损，那是他们的事。)第三，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对日关系新思维”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无助。多少年来，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识之士如东史郎、内山完造、小川武满、本多胜一、家永三郎、宇都宫德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还有中归联、日本妇联、日本工会总评、日本煤炭工会、日本反战运动等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地奋斗。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日本的良心。遗憾的是，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声音还相当微弱，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日本右翼兴高彩烈，却让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动。他们感到困惑和痛心：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立场？借此机会，笔者要对日本友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未放弃原则，也不可能放弃原则，中国人民对于那些为中日友好、为捍卫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怀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上任的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决不是实行什么“新思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http://m.baidu.com/from=1002253r/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0%2Csz%401320_1004%2Cta%40iphone_2_4.4_11_2.1/baiduid=9A0B9FDCEDB9A3274179F2E886D2806B/w=0_10_%E6%97%B6%E6%AE%B7%E5%BC%98+%E5%AF%B9%E6%97%A5%E5%85%B3%E7%B3%BB%E6%96%B0%E6%80%9D%E7%BB%B4/t=iphone/l=3/tc?ref=www_iphone&lid=8564393058966683413&order=1&vit=osres&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m=8&srd=1&cltj=cloud_title&dict=20&title=%E5%AF%B9%E6%97%A5%E5%85%B3%E7%B3%BB%E6%96%B0%E6%80%9D%E7%BB%B4%E5%86%8D%E8%B4%A8%E7%96%91%E4%B8%8E%E6%97%B6%E6%AE%B7%E5%BC%98%E6%95%99%E6%8E%88..._%E6%96%B0%E6%B5%AA%E5%86%9B%E4%BA%8B&sec=4058&di=e8bb8326afb3a122&bdenc=1&nsrc=IlPT2AEptyoA_yixCFOxXnANedT62v3IGxuR_yBVBSn5jkStebrgHtkoYT7qAp8IU-WaeT0WvB9ItXLR0mIp8xl1wvQkfjS
中华人民共和国近30年没有进入南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哎，又是一个领美国粮的文化人，真丢知识分子的脸。
呵呵，都是这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咋不说中国直接解除武装大开城门欢迎美军进驻呢。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其经典代表思想与国策有：
(1)应该惩罚朝鲜以取悦美日；
(2)中国应该让日本 ...
他曾以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和中国国家教委高级访问学者等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查帕尔希尔分校、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从事累计两年半的独立研究......
——这种到处蜻蜓点水的所谓独立研究，还不如说是各种津贴和荣誉的糖衣炮弹特殊招待
(1)应该惩罚朝鲜以取悦美日；
(2)中国应该让日本 ...
他曾以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和中国国家教委高级访问学者等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查帕尔希尔分校、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从事累计两年半的独立研究......
——这种到处蜻蜓点水的所谓独立研究，还不如说是各种津贴和荣誉的糖衣炮弹特殊招待
把太祖都搬出来了。
怎么不说“以斗争促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怎么不说“以斗争促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他曾以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和中国国家教委高级访问学者等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 ...
就是一高级掮客
就是一高级掮客
民族主义都出来了，啥啊，吃人家的嘴软。
一看到时殷弘 俺就够够 够够的了
丫应该庆幸不是韩国学者 不然早早就挂黑名单了 还嘚瑟个毛线
一看到时殷弘 俺就够够 够够的了
丫应该庆幸不是韩国学者 不然早早就挂黑名单了 还嘚瑟个毛线
哈哈一笑 发表于 2015-6-8 09:50
我倒觉得时殷弘的观点没有大问题。
你确定你看过这货以往大多数的文章以及所表达出来的观点？？？
我倒觉得时殷弘的观点没有大问题。
你确定你看过这货以往大多数的文章以及所表达出来的观点？？？
ZRZDQB2011 发表于 2015-6-8 10:22
一看到时殷弘 俺就够够 够够的了
韩国学者是什么鬼？
一看到时殷弘 俺就够够 够够的了
韩国学者是什么鬼？
c型包围说的更多是中国周边吧
他的意思是让美国在中国驻军更好？？？
时教授被楼上诸位扒皮了
鲁迅爷爷已经超神了。
《友邦惊诧论》，多应景！←_←
《友邦惊诧论》，多应景！←_←
对他的印象，就是，在电视采访时，时教授就是那种闭着眼睛讲话的样子
这样的人还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国家的研究经费能向他追讨吗？
时殷弘，从睁眼瞎说到闭眼胡说。
不是情报系统的人， 很多时候看问题都是隔靴搔痒
namelessfish 发表于 2015-6-8 09:45
时殷弘， 12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待你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你搞错了，不是他。
时殷弘， 12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待你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你搞错了，不是他。
活之 发表于 2015-6-8 10:04
“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
人民网 |2003年8月15日 01:21
林治波
对比一下现实。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不是了，因为安倍政权从原有立场上后退了，所以中国自然要换一套对付。在观点提出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这条涉及经济和技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经贸地位的下降，是日本经济技术停滞的后果，而不是中国政治运作的结果。这条没说对。也谈不上说错，是讨论的基础变化了。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这条完全正确。中国对日本军备扩张的媒体宣传，简直是笑话一箩筐，根本不知道在说啥。
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安倍政权之前，中国对日本谋求提高国际地位的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基本上五条一面有三条说得就是中国实际做的，一条说的是中国没做到但是应该做到的地方，一条没中。水平中规中矩。
“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
人民网 |2003年8月15日 01:21
林治波
对比一下现实。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不是了，因为安倍政权从原有立场上后退了，所以中国自然要换一套对付。在观点提出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这条涉及经济和技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经贸地位的下降，是日本经济技术停滞的后果，而不是中国政治运作的结果。这条没说对。也谈不上说错，是讨论的基础变化了。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这条完全正确。中国对日本军备扩张的媒体宣传，简直是笑话一箩筐，根本不知道在说啥。
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安倍政权之前，中国对日本谋求提高国际地位的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基本上五条一面有三条说得就是中国实际做的，一条说的是中国没做到但是应该做到的地方，一条没中。水平中规中矩。
另外，确实没有什么包围圈，岛链封锁也是不存在的，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玩。
大秦猛士 发表于 2015-6-8 11:47
你搞错了，不是他。
也不算错
《对日关系新思维》是马立成、时殷弘、冯昭奎 先后提出的 他们也是主要倡导者
马立成、时殷弘是主导，冯昭奎更多是学术附会
PS:
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
时殷弘在同一杂志2003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此后，对日关系新思维被当做一种概念被反复提起，一些持此意见的中国学者多次受到日本外务S的邀请赴日交流新思维
大秦猛士 发表于 2015-6-8 11:47
你搞错了，不是他。
也不算错
《对日关系新思维》是马立成、时殷弘、冯昭奎 先后提出的 他们也是主要倡导者
马立成、时殷弘是主导，冯昭奎更多是学术附会
PS:
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
时殷弘在同一杂志2003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此后，对日关系新思维被当做一种概念被反复提起，一些持此意见的中国学者多次受到日本外务S的邀请赴日交流新思维
对比一下现实。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 ...
99年以前，中国是那样做的，而这片文章成文在2001年，当时周边事态恶劣，国家整体战略已经转向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 ...
99年以前，中国是那样做的，而这片文章成文在2001年，当时周边事态恶劣，国家整体战略已经转向
活之 发表于 2015-6-8 11:58
99年以前，中国是那样做的，而这片文章成文在2001年，当时周边事态恶劣，国家整体战略已经转向
911后中国的环境迅速变得宽松，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就是这时期提出的。
在福田到鸠山时期，中日关系是比较和缓的。直到发生了脑抽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
活之 发表于 2015-6-8 11:58
99年以前，中国是那样做的，而这片文章成文在2001年，当时周边事态恶劣，国家整体战略已经转向
911后中国的环境迅速变得宽松，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就是这时期提出的。
在福田到鸠山时期，中日关系是比较和缓的。直到发生了脑抽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
911后中国的环境迅速变得宽松，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就是这时期提出的。
在福田到鸠山时期，中日关系是 ...
说是战略机遇期，期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不少
在福田到鸠山时期，中日关系是 ...
说是战略机遇期，期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不少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籓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谴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詟。
腐儒无能，夸夸其谈，咱们遇见这种人，还是该学学武帝，让他下放连队体验生活。。。。。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籓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谴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詟。
腐儒无能，夸夸其谈，咱们遇见这种人，还是该学学武帝，让他下放连队体验生活。。。。。
活之 发表于 2015-6-8 12:06
说是战略机遇期，期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不少
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机遇大于挑战就算很好了。
说是战略机遇期，期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不少
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机遇大于挑战就算很好了。
昆古尼尔123 发表于 2015-6-8 09:43
就是因为之前表现太软弱，才让他们接受不了现在的强硬。
眼下也没啥强硬的，如果真的强硬就应该收复南海所有被侵占岛屿
就是因为之前表现太软弱，才让他们接受不了现在的强硬。
眼下也没啥强硬的，如果真的强硬就应该收复南海所有被侵占岛屿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这样都还能蹦达。。。真奇怪
南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要切断这条海上交通线，让现有的海洋交通经济去死，扳倒现存的西方政治经济霸权。
在南海问题上说美国围堵中国简直就是放屁，也说明此人根本就不懂国际政治现状。
在南海问题上说美国围堵中国简直就是放屁，也说明此人根本就不懂国际政治现状。
没必要给自己主动树立敌人，为几块石头不值得，现在的造岛等行为主要是为了谈判获取最大的筹码···
小月没雨听 发表于 2015-6-8 12:10
就没人去查一下这个姓时的吗？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楼上已经给这厮扒皮了······
就没人去查一下这个姓时的吗？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楼上已经给这厮扒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