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关于海权的一些思考

海权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问题。从一个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不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也只是实现大战略的一种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以局部损害全局，造成大战略的严重失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海权问题上的“一叶障目”就是这种大战略失衡的典型。在分析海权“误区”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后起大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加以进一步思考，又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１．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相比，后起的大国应更加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海权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此。
　　 和个人一样，国家也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后起的大国更是如此。因为，新崛起的大国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国力的全面增长对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可能表现为传统安全哲学和外交哲学的改变。本来，理念随现实而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现实变化过于迅速时，理念与现实的吻合程度就受到影响，理念滞后或者超前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前者将束缚自己的手脚，白白错过发展的大好机会，后者导致战略上的好高骛远，不自量力。从历史上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也更危险，德意志帝国轻率地放弃了俾斯麦的传统路线，日本急于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都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这种理念的东西反映在大战略的制定上，首先就是确立战略目标的问题。目标的合理性来自对自身实力和潜力的正确判断，主要包括：（１）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这绝不仅仅是有多少ＧＤＰ或ＧＮＰ的问题，还应具体看一下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链中所处的位置。（２）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速度。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率绝对化。在“起飞阶段”，国家往往能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既有资源重新配置、技术发展等诸多新因素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又与原先经济基数较低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超常”发展，不能完全作为预测日后发展速度的凭据。日本在８０年代的失误之一，就是将“超常”当作了“正常”。（３）客观评估本国的发展条件。一方面，要认清资源、幅员等硬性“家底”到底给自己创造了多少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到底允许自己发展到哪一步；另一方面，也应检验一下自身文化和民族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适的”，在多大程度上又只能影响一域。这样，后起的大国至少可以明确，它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世界性大国，甚至是世界领导者。
　　 目标往往决定手段。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点，近现代的海权从一开始就与“施加全球影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有限海权”在概念上就很难成立。因此，如果后起大国追求世界性大国的地位，甚至谋求全球霸权，掌握海权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反之，如果其战略目标相对有限，追求的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确保一个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那么争取海权就不那么迫切。从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角度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要比耗费巨资夺取海权更有利于此种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外，即使将战略目标定为世界性大国甚或世界领导者，争取海权问题还将受到地缘环境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体上看，有两种情况不适合追求海权：一是处于陆海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上文已经指出了这类国家在战略方向选择中的两难处境，如同时有陆地强邻存在，其地缘环境将更加复杂，片面追求海权的危险也更大；二是国家面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也就是说，在其海军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峡、岛链等自然障碍，战时很容易被敌方海军实施封锁。在这样的海洋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争夺海权都将是事倍功半，因而这类国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三大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在地理上是被分割的，难以相互支援。日俄战争时，俄太平洋舰队不足于对付日本海军，不得不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舰只进行“劳师远征”，结果当其赶到时，太平洋舰队已经覆灭，增援的分舰队也随之被歼。更重要的是，自然地理上的重重“瓶颈”使俄海军难以进入更广阔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的前出方向上有哈姆腊内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设德兰群岛等五道海上“隘口”；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需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个狭窄水道；而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则构成了俄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的天然障碍。俄罗斯对海权的追求从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开始，时间不可谓短，投入不可谓小，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地缘环境的制约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２．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是决定后起大国发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权同样应视此而定。
　　 一个大国的兴起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而能否抓住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并以此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则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１６世纪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创造力、冲击力使英国工商业急速发展，１７世纪时英国在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法国。２３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英国更是扮演了“领跑人”的角色，而将技术创新及时转化为经济和国防优势，则使英国得以实现近百年之久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把握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沿的能力再次造成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德国抓住技术变革的前沿，迅速在光学、化学和电力等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相反，英国却缺乏应有的敏锐和进取。比如，英国的工业界轻视化学，认为这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英国化学家珀金在人造苯胺染料方面取得重大发现后，不得不寻求德国工业界的资助，而后者利用研究成果很快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２４这种在把握发展前沿能力上的差异是德国综合国力在２０世纪初赶上英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赶超也同样得益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并充分发挥安全环境、社会结构、幅员和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日后问鼎世界霸权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附文：再看一下英美的关系。国内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正是靠发展海军才冲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迫使英国以美国为朋友并与之分享海权。对此，本文不便再重复一些历史常识，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西班牙当时已十分衰弱，无力参加任何对美国的“海上封锁”；
　　 第二，英国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因而也不存在对美国的封锁。如果说存在英国对美国东海岸的海上封锁，那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同时也不让英国等欧洲国家染指美洲，这就是“门罗主义”。而美国的主要突破是在欧洲列强的争夺尚未形成定局的太平洋方向，采取的是“门户开放”。在这里，美国的扩张不仅不会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反而对英国有所帮助，比如在萨摩亚群岛的争夺中，美国就与英国联手抗衡德国。这样，在大西洋，美国由于自我关闭而获得安全，在太平洋，则由于安全而放手扩张。因此，美国的成功实际是大战略上的成功，而不是争夺海权的成功。所谓西奥多·罗斯福靠扩建海军来打破“封锁”只是一个英雄神话。
　　第三，到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对美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友好，甚至是迁就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１９０２年对委内瑞拉的“要债远征”。英国是此次远征的发起人，德国只是合伙，在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后，英国却将责任和怨气放到德国头上，以保住与美国之间的“友谊”。１８英国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当时美海军实力仅相当于英国的３１％，排在法俄之后，到１９１０年也只相当于英国的３８％。１９真正迫使英国小心处理对美政策，并最终形成英美平等关系的，是美国在海军方面的潜力，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在内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１９００年时，美国的钢铁产量是英国的２６０％，能源消耗是英国的１４５％，工业潜力是英国的１２７％，到１９１３年，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到４１３％，２７２％和２３５％。从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来看，１９００年英国占１８．５％，美国占２３．６％，１９１３年英国下降到１３．６％，而美国则上升到３２．０％。２０这种综合国力差距对英国对美政策的影响可以从英国首席海军大臣赛尔邦的书信中窥见一斑：“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２１也正因如此，英国在取得美国合作、避免与美冲突方面才显得不遗余力，美国则充分利用实力和外交两大手段争取海权。华盛顿会议使美国有权建设一支和英国基本相等的海军力量，二战初期，美国海军又接替英国皇家海军，执行保护大西洋航线的任务，２２标志着英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上霸权开始转入美国手中。所以，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不是单纯海军的发展赢得了平等地位，也赢得了海权。将海权作为赢得平等地位的途径的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
     当今世界，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一个后起大国更显重要。因为这是摆脱来自国际体系的整体制约，实现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的关键“突破口”。国防建设也是同样。实际上，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竞争焦点一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死抱着某一种“权”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属于战略上的“刻舟求剑”。比如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就是靠在新的竞争领域——战略核力量上的均势，而不是盲目地与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同样，集中力量发展出“两弹一星”，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准确把握了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新焦点，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以战场感知、信息传递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几种核心能力为基础的“非接触作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而外层空间则变成大国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面对这一趋势，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以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为重点，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编制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适应性改造。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来说，能否赶上这一班车，能否在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途，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俄罗斯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的观点过于偏激的话，２５那么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美军“转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竞争绝不会沿着直线进行。按着同一种思路，对准同一个目标，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追赶，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把握竞争焦点的动态性，在改变竞争方向的“分叉点”上取得突破，是历史上所有成功赶超者的共同特点。德国的工业发展就不是瞄准英国的最强项而进行的，相反，正是通过化学、电力等新兴产业上占有先机，才得以实现赶超。苏联取得核均势也是同样。５０年代初，美苏核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美国不仅在核弹头的数量上领先，而且在当时主要投掷工具——远程轰炸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针对这种局面，苏联并没有以远程轰炸机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一方面制造假象，让西方认为苏联在加紧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同时暗地里集中力量发展另一种投掷工具——弹道导弹。１９５７年，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成功，同年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次年又领先部署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ＳＳ－６，从而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了一场所谓“导弹差距”恐慌。到１９７０年，苏联尽管在战略轰炸机上仍远落后于美国（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２７％），但其陆基弹道导弹已达１３００枚，超过同
　　年美国１０５４枚的数额，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均势基本形成。２６改变竞争途径，推动竞争重点的转移，又一次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３．充当现有世界霸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对海权的追求必须服从这一全局。
　　 随着实力增长和利益扩大，后来兴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世界霸权国发生矛盾与摩擦，某种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此类国家成为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者，就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大量必然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实现。在最初阶段，主要挑战者自身羽毛未丰，面对的却是一个实力仍处巅峰状态的强大对手，而且，该对手往往还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他危害较小的挑战者协调矛盾甚或与之联手，进一步改善己方处境。古语有云：“强梁者不得其死”，２７在这种“不对称”态势下勉强出头，硬拼硬闯，无疑是取祸之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均未逃脱这一结局。
　　 不充当主要挑战者，并不意味着放弃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更不是画地为牢，自我捆绑。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后起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后起的大国而言，即使没有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愿望，成为主要挑战者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二是人为的推动。不仅是世界霸权国可能塑造一个“主要敌人”，其他的强国也可能借机推波助澜，从中渔利，至少一战前英德矛盾激化的背后就有法俄，特别是法国的运作在起作用；三是战略思维的惯性。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下了著名的结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２８自此，“后起者必然挑战”便成为对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冲突的最简便的解释，列宁、莫德尔斯基、保罗·肯尼迪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并且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到２００１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还在强调“每个年老的领导者都终将受到较年轻的、正在发展的竞争者的挑战，无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过去。”２９这种“理论”一旦真正用于指导行动，就很可能推动现实向这一方向发展，从而使“理论”变成预言，而且是自我实现的预言。３０
　　 面对这种情况，后起大国在选择发展领域、发展时机和发展途径时就不得不审时度势，谨慎行事。海权问题尤其如此。
　　 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霸权国无一不拥有全球海权。由此产生了三个后果：在战略文化上，真正的海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甚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容他人染指；在战略态势上，尽管存在广阔的公海海域，海权却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固定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国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任何对海权的争夺只能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其他国家多一份，霸权国就少一份；在安全态势上，世界霸权国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尤其敏感，因为这是进攻其本土的捷径之一。所以，后起大国选择海权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触动了霸权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很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这与不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整体考虑无疑是南辕北辙的。
　　
４．后来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各种安全挑战，简单、直接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安全困境”。在复杂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后起大国的发展是深刻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疑虑、戒备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世界霸权国如此，其周边国家和整个大国群体都可能持同样的态度。同时，自身的实力又十分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因此，后起大国的安全系数往往呈Ｖ型曲线发展，也就是说，安全程度与发展程度在一定阶段内将成反比，安全系数随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下降。
　　 这种安全挑战既来源于利益的扩大和保护利益的手段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也有复杂的国际政治逻辑在起作用，简单的方式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如果一味强调“以实力求安全”，或者奉行“利益走向哪里，军事力量就走向哪里”的原则，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各种怀疑和戒心，使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著名的“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自身实力，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造成后者采取同样的方式寻求安全，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二次大战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却“增强了俄国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加强了俄国更加有力地控制东欧缓冲带的决心，瓦解了俄国国内在德国政策上的温和派，并导致苏联领导人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应急的制造原子弹计划”。３１而苏联反应则被美国视为是其敌意的进一步证明，从而加紧遏制政策，美苏军备竞赛全面展开。在这场两败俱伤的竞争中，作为后起大国的苏联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却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巨额的军费支出成为其最终解体的主因之一。
     要避免这种安全困境，最重要的也许是安全思维上的修正。换言之，就是从完全“自助”的安全原则中走出来，改变原先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做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点对后起大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然，鼓吹海权的人士也认为全球化要求“全新的安全哲学”，但看到的只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得出的结论是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在１９世纪末就盛行一时，谈不上“新”，而且很容易陷入上面所说的“安全困境”，同时，也完全误解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影响。
　　 实际上，全球化越是深入，主权国家就越是紧密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与外界的安全关系也必然进一步扩展并趋向复杂。一方面，影响国家生存的因素从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环境、文化和信息等其它领域，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手段也随之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利益的渗透和交叉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整体性特征。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以完全“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安全，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复杂性和整体性同时增强的现实，正促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多地进行协调，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将安全上的“自助”和“他助”结合起来，正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有效手段。冷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证明。
　　 后起大国的安全思维更应向这一方向发展。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过于直接的方式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作一定的战略迂回是必要的，甚至往往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捷径。表面上看，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似乎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安全交由他国保证，往往给人被动之感，实际上，只要基本条件成熟，这种被动可以降低后起大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戒心，因此反而可能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应该看到，在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增强的情况下，无论是确保生存还是寻
　　求发展，直线性的政策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３２这个告诫很发人深省。海权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问题。从一个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不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也只是实现大战略的一种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以局部损害全局，造成大战略的严重失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海权问题上的“一叶障目”就是这种大战略失衡的典型。在分析海权“误区”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后起大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加以进一步思考，又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１．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相比，后起的大国应更加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海权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此。
　　 和个人一样，国家也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后起的大国更是如此。因为，新崛起的大国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国力的全面增长对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可能表现为传统安全哲学和外交哲学的改变。本来，理念随现实而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现实变化过于迅速时，理念与现实的吻合程度就受到影响，理念滞后或者超前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前者将束缚自己的手脚，白白错过发展的大好机会，后者导致战略上的好高骛远，不自量力。从历史上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也更危险，德意志帝国轻率地放弃了俾斯麦的传统路线，日本急于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都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这种理念的东西反映在大战略的制定上，首先就是确立战略目标的问题。目标的合理性来自对自身实力和潜力的正确判断，主要包括：（１）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这绝不仅仅是有多少ＧＤＰ或ＧＮＰ的问题，还应具体看一下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链中所处的位置。（２）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速度。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率绝对化。在“起飞阶段”，国家往往能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既有资源重新配置、技术发展等诸多新因素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又与原先经济基数较低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超常”发展，不能完全作为预测日后发展速度的凭据。日本在８０年代的失误之一，就是将“超常”当作了“正常”。（３）客观评估本国的发展条件。一方面，要认清资源、幅员等硬性“家底”到底给自己创造了多少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到底允许自己发展到哪一步；另一方面，也应检验一下自身文化和民族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适的”，在多大程度上又只能影响一域。这样，后起的大国至少可以明确，它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世界性大国，甚至是世界领导者。
　　 目标往往决定手段。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点，近现代的海权从一开始就与“施加全球影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有限海权”在概念上就很难成立。因此，如果后起大国追求世界性大国的地位，甚至谋求全球霸权，掌握海权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反之，如果其战略目标相对有限，追求的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确保一个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那么争取海权就不那么迫切。从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角度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要比耗费巨资夺取海权更有利于此种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外，即使将战略目标定为世界性大国甚或世界领导者，争取海权问题还将受到地缘环境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体上看，有两种情况不适合追求海权：一是处于陆海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上文已经指出了这类国家在战略方向选择中的两难处境，如同时有陆地强邻存在，其地缘环境将更加复杂，片面追求海权的危险也更大；二是国家面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也就是说，在其海军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峡、岛链等自然障碍，战时很容易被敌方海军实施封锁。在这样的海洋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争夺海权都将是事倍功半，因而这类国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三大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在地理上是被分割的，难以相互支援。日俄战争时，俄太平洋舰队不足于对付日本海军，不得不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舰只进行“劳师远征”，结果当其赶到时，太平洋舰队已经覆灭，增援的分舰队也随之被歼。更重要的是，自然地理上的重重“瓶颈”使俄海军难以进入更广阔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的前出方向上有哈姆腊内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设德兰群岛等五道海上“隘口”；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需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个狭窄水道；而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则构成了俄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的天然障碍。俄罗斯对海权的追求从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开始，时间不可谓短，投入不可谓小，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地缘环境的制约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２．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是决定后起大国发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权同样应视此而定。
　　 一个大国的兴起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而能否抓住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并以此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则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１６世纪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创造力、冲击力使英国工商业急速发展，１７世纪时英国在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法国。２３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英国更是扮演了“领跑人”的角色，而将技术创新及时转化为经济和国防优势，则使英国得以实现近百年之久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把握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沿的能力再次造成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德国抓住技术变革的前沿，迅速在光学、化学和电力等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相反，英国却缺乏应有的敏锐和进取。比如，英国的工业界轻视化学，认为这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英国化学家珀金在人造苯胺染料方面取得重大发现后，不得不寻求德国工业界的资助，而后者利用研究成果很快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２４这种在把握发展前沿能力上的差异是德国综合国力在２０世纪初赶上英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赶超也同样得益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并充分发挥安全环境、社会结构、幅员和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日后问鼎世界霸权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附文：再看一下英美的关系。国内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正是靠发展海军才冲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迫使英国以美国为朋友并与之分享海权。对此，本文不便再重复一些历史常识，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西班牙当时已十分衰弱，无力参加任何对美国的“海上封锁”；
　　 第二，英国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因而也不存在对美国的封锁。如果说存在英国对美国东海岸的海上封锁，那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同时也不让英国等欧洲国家染指美洲，这就是“门罗主义”。而美国的主要突破是在欧洲列强的争夺尚未形成定局的太平洋方向，采取的是“门户开放”。在这里，美国的扩张不仅不会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反而对英国有所帮助，比如在萨摩亚群岛的争夺中，美国就与英国联手抗衡德国。这样，在大西洋，美国由于自我关闭而获得安全，在太平洋，则由于安全而放手扩张。因此，美国的成功实际是大战略上的成功，而不是争夺海权的成功。所谓西奥多·罗斯福靠扩建海军来打破“封锁”只是一个英雄神话。
　　第三，到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对美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友好，甚至是迁就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１９０２年对委内瑞拉的“要债远征”。英国是此次远征的发起人，德国只是合伙，在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后，英国却将责任和怨气放到德国头上，以保住与美国之间的“友谊”。１８英国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当时美海军实力仅相当于英国的３１％，排在法俄之后，到１９１０年也只相当于英国的３８％。１９真正迫使英国小心处理对美政策，并最终形成英美平等关系的，是美国在海军方面的潜力，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在内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１９００年时，美国的钢铁产量是英国的２６０％，能源消耗是英国的１４５％，工业潜力是英国的１２７％，到１９１３年，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到４１３％，２７２％和２３５％。从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来看，１９００年英国占１８．５％，美国占２３．６％，１９１３年英国下降到１３．６％，而美国则上升到３２．０％。２０这种综合国力差距对英国对美政策的影响可以从英国首席海军大臣赛尔邦的书信中窥见一斑：“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２１也正因如此，英国在取得美国合作、避免与美冲突方面才显得不遗余力，美国则充分利用实力和外交两大手段争取海权。华盛顿会议使美国有权建设一支和英国基本相等的海军力量，二战初期，美国海军又接替英国皇家海军，执行保护大西洋航线的任务，２２标志着英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上霸权开始转入美国手中。所以，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不是单纯海军的发展赢得了平等地位，也赢得了海权。将海权作为赢得平等地位的途径的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
     当今世界，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一个后起大国更显重要。因为这是摆脱来自国际体系的整体制约，实现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的关键“突破口”。国防建设也是同样。实际上，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竞争焦点一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死抱着某一种“权”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属于战略上的“刻舟求剑”。比如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就是靠在新的竞争领域——战略核力量上的均势，而不是盲目地与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同样，集中力量发展出“两弹一星”，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准确把握了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新焦点，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以战场感知、信息传递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几种核心能力为基础的“非接触作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而外层空间则变成大国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面对这一趋势，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以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为重点，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编制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适应性改造。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来说，能否赶上这一班车，能否在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途，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俄罗斯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的观点过于偏激的话，２５那么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美军“转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竞争绝不会沿着直线进行。按着同一种思路，对准同一个目标，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追赶，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把握竞争焦点的动态性，在改变竞争方向的“分叉点”上取得突破，是历史上所有成功赶超者的共同特点。德国的工业发展就不是瞄准英国的最强项而进行的，相反，正是通过化学、电力等新兴产业上占有先机，才得以实现赶超。苏联取得核均势也是同样。５０年代初，美苏核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美国不仅在核弹头的数量上领先，而且在当时主要投掷工具——远程轰炸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针对这种局面，苏联并没有以远程轰炸机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一方面制造假象，让西方认为苏联在加紧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同时暗地里集中力量发展另一种投掷工具——弹道导弹。１９５７年，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成功，同年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次年又领先部署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ＳＳ－６，从而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了一场所谓“导弹差距”恐慌。到１９７０年，苏联尽管在战略轰炸机上仍远落后于美国（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２７％），但其陆基弹道导弹已达１３００枚，超过同
　　年美国１０５４枚的数额，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均势基本形成。２６改变竞争途径，推动竞争重点的转移，又一次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３．充当现有世界霸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对海权的追求必须服从这一全局。
　　 随着实力增长和利益扩大，后来兴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世界霸权国发生矛盾与摩擦，某种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此类国家成为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者，就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大量必然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实现。在最初阶段，主要挑战者自身羽毛未丰，面对的却是一个实力仍处巅峰状态的强大对手，而且，该对手往往还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他危害较小的挑战者协调矛盾甚或与之联手，进一步改善己方处境。古语有云：“强梁者不得其死”，２７在这种“不对称”态势下勉强出头，硬拼硬闯，无疑是取祸之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均未逃脱这一结局。
　　 不充当主要挑战者，并不意味着放弃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更不是画地为牢，自我捆绑。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后起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后起的大国而言，即使没有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愿望，成为主要挑战者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二是人为的推动。不仅是世界霸权国可能塑造一个“主要敌人”，其他的强国也可能借机推波助澜，从中渔利，至少一战前英德矛盾激化的背后就有法俄，特别是法国的运作在起作用；三是战略思维的惯性。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下了著名的结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２８自此，“后起者必然挑战”便成为对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冲突的最简便的解释，列宁、莫德尔斯基、保罗·肯尼迪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并且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到２００１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还在强调“每个年老的领导者都终将受到较年轻的、正在发展的竞争者的挑战，无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过去。”２９这种“理论”一旦真正用于指导行动，就很可能推动现实向这一方向发展，从而使“理论”变成预言，而且是自我实现的预言。３０
　　 面对这种情况，后起大国在选择发展领域、发展时机和发展途径时就不得不审时度势，谨慎行事。海权问题尤其如此。
　　 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霸权国无一不拥有全球海权。由此产生了三个后果：在战略文化上，真正的海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甚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容他人染指；在战略态势上，尽管存在广阔的公海海域，海权却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固定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国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任何对海权的争夺只能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其他国家多一份，霸权国就少一份；在安全态势上，世界霸权国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尤其敏感，因为这是进攻其本土的捷径之一。所以，后起大国选择海权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触动了霸权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很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这与不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整体考虑无疑是南辕北辙的。
　　
４．后来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各种安全挑战，简单、直接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安全困境”。在复杂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后起大国的发展是深刻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疑虑、戒备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世界霸权国如此，其周边国家和整个大国群体都可能持同样的态度。同时，自身的实力又十分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因此，后起大国的安全系数往往呈Ｖ型曲线发展，也就是说，安全程度与发展程度在一定阶段内将成反比，安全系数随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下降。
　　 这种安全挑战既来源于利益的扩大和保护利益的手段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也有复杂的国际政治逻辑在起作用，简单的方式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如果一味强调“以实力求安全”，或者奉行“利益走向哪里，军事力量就走向哪里”的原则，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各种怀疑和戒心，使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著名的“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自身实力，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造成后者采取同样的方式寻求安全，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二次大战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却“增强了俄国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加强了俄国更加有力地控制东欧缓冲带的决心，瓦解了俄国国内在德国政策上的温和派，并导致苏联领导人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应急的制造原子弹计划”。３１而苏联反应则被美国视为是其敌意的进一步证明，从而加紧遏制政策，美苏军备竞赛全面展开。在这场两败俱伤的竞争中，作为后起大国的苏联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却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巨额的军费支出成为其最终解体的主因之一。
     要避免这种安全困境，最重要的也许是安全思维上的修正。换言之，就是从完全“自助”的安全原则中走出来，改变原先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做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点对后起大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然，鼓吹海权的人士也认为全球化要求“全新的安全哲学”，但看到的只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得出的结论是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在１９世纪末就盛行一时，谈不上“新”，而且很容易陷入上面所说的“安全困境”，同时，也完全误解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影响。
　　 实际上，全球化越是深入，主权国家就越是紧密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与外界的安全关系也必然进一步扩展并趋向复杂。一方面，影响国家生存的因素从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环境、文化和信息等其它领域，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手段也随之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利益的渗透和交叉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整体性特征。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以完全“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安全，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复杂性和整体性同时增强的现实，正促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多地进行协调，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将安全上的“自助”和“他助”结合起来，正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有效手段。冷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证明。
　　 后起大国的安全思维更应向这一方向发展。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过于直接的方式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作一定的战略迂回是必要的，甚至往往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捷径。表面上看，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似乎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安全交由他国保证，往往给人被动之感，实际上，只要基本条件成熟，这种被动可以降低后起大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戒心，因此反而可能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应该看到，在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增强的情况下，无论是确保生存还是寻
　　求发展，直线性的政策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３２这个告诫很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