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嘉谋略水平及谋士地位不应过分推高

　　
　　郭嘉作为谋士，在曹操阵营中可以算作是第五位，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是不是会成为最高谋士？有可能，但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是不该假定其为真实的。比如说一位已经有相当成就的天才科学家不幸早逝，我们不能肯定说如果不死，就一定会成超一流的科学家一样。
　　郭嘉出山的晚了一些，虽然有“算无遗策”之能，但只能在一地一战的得失上表现出超人的高明，没有能像荀彧、鲁粛、诸葛亮那样为各国建立巩固作出战略性的建议。这不能怪郭嘉，但是，也不能肯定如果郭嘉早出来几年，就一定会是立国的战略谋士。
　　郭嘉最辉煌的计谋之一是曹操在打败袁绍，袁绍死后，人们都想‘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剿灭袁氏势力。但郭嘉建言暂缓进军，佯攻刘表，袁绍二子在没有外界压力下必然内讧。事物发展果然如郭嘉所预料，曹操顺利的灭掉袁氏势力。郭嘉也因此而封侯。此外，力主急攻乌丸也是高明的，只不过有些冒险，不是‘万安之计’。
　　但是，对郭嘉过度的拔高，则是没有道理的。郭嘉以下这些谋略及贡献不应该过高评价。
　　
　　一，关于袁绍曹操对比的十胜十败
　　建安初年，袁绍和曹操是中原两大最强势力，从地盘、资源、兵力诸条件上看，袁绍要强于曹操。在曹操阵营内部，则有着一些较清醒的看法：袁曹之争的胜利者应是曹操，最终结果也就是这样。
　　在有关的文献中，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说极引人注目，郭嘉原文见三国志卷十四裴注中的《傅子曰》。
　　不过在曹操阵营中，绝不是只有郭嘉一人持袁必败曹必胜的观点，包括曹操本人在内。
　　建安四年，曹操说过：“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可能曹操在咨询了众谋士，再深思熟虑后，准备与袁绍开战前所下的结论。
　　曹操第一谋士荀彧有‘四胜’之说：“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见三国志卷十荀彧传。
　　在袁绍和曹操在官渡相持半年时，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也说过：“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见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与这些说法相比，郭嘉的说法最为详尽。谁早谁晚呢？贾诩可能是最晚的，他是在官渡相持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劝曹操抓住战机决胜负时说的。
　　按荀彧本传，他说了袁曹优劣后，还为曹操对西边安危忧虑献策说：“锺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荀彧讲这段话应是在建安二年曹操任钟繇为司隶校尉，守关中之前。
　　按裴注，郭嘉讲十胜十败时，还说：“绍方北击公孙瓚，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可见应是在建安二年袁绍攻击公孙瓒时，三年曹操攻吕布之前说的。
　　看来，荀彧、郭嘉二人谁先讲出这些观点，不太好判断。不过，荀彧当时的官职很高（汉侍中，守尚书令，应是曹操阵营中仅次于曹操的最高官职之一，也是当时曹操最信任的谋士），从年龄上说他是郭嘉前辈，郭嘉又是他荐给曹操的，他应该不会从郭嘉所进之观点中揀几个，把十胜减为四胜，再来说给曹操。
　　郭嘉是建安元年才由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任军师祭酒，为曹操重要谋士，但其地位比荀彧要低很多。在此情况下，郭嘉把荀彧的观点完整化，更清晰的讲给曹操则是可能的。在三国志中郭嘉本传中没有提这个十胜十败，而是出现在裴注中，可见陈寿对其的评价并不高。
　　虽然说荀先郭后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说荀彧、郭嘉大约同时有了曹必胜袁必败的观念。过高的评价郭嘉的十胜十败论没有必要。

　　二，孙策攻许昌事
　　按三国志，“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於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能预言未知之事，实是最高明的谋士。不过，这个预言却有可疑之处。裴松之就认为“此盖事之偶合”，也就是偶然巧合。
　　其一是一方领袖被暗杀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即使喜欢打猎的主。不知何时出猎，不知去何处打猎，刺客如何‘伏起’？恰能碰上愿以身死为许贡报仇的人（这样的人是豫让一流人物，在许贡门客只能是极少的几个。）这是一个极低概率的事件，能出现这样的事极具偶然性。能以肯定的语气预言一个极低概率的偶然事件，实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董卓被暗杀是因出了内奸。
　　其二是为了安抚众人，打破怕和袁绍打仗时孙策偷袭的疑虑，说出这样的理由，必须是说孙策很快就会被暗杀。如果和袁绍对抗的期间内没被暗杀，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了意义。这就使得这样的预言实现的概率更低。
　　以偶然巧合事件为基础认定郭嘉的眼光高于别的谋士是不合宜的。
　　
　　三，关于赤壁之败
　　曹操在赤壁战败后，曾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不知曹操这样说有何根据。
　　郭嘉对曹操的战事的谋划，绝大部分都是倡导进攻的，如攻袁绍、攻吕布、征乌丸等，尤其以征乌丸最显其少壮主战派之倾向。唯一建议缓攻袁尚袁谭，是要激化其矛盾，而不是不攻。曹操占荆州之后，表面上空前强大，很难想象少壮主战派会劝曹操不再进攻。
　　但军中有疾疫，水军乃新降之军，攻江东实未必能顺利取胜。真正劝过曹操的是贾诩。曹操占荆州后，欲顺江东下。贾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贾诩应至少有两重意思，一是已经占据荆州，就应该巩固荆州这个丰饶的地区。这是极合理的建议，曹操兵虽强，但扩大地盘都是一块一块的占领，还没有达到秋风扫落叶式胜利，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吃。二是贾诩看出了江东并非轻易可取的，以贾诩之智谋，如果他认为江东可轻易攻下，他绝不会进此言，当然他无法如卜卦者似的预言败于火攻。
　　曹操败于赤壁是因他被胜利引发自我膨胀，轻敌所至。战败后，没有提说贾诩当初劝谏，而去无根据的哭叹郭嘉，只能看作是诿过于他人和贬损身边的谋士，不知是发泄对哪位谋士（也许是对谋主荀攸？）未能作出正确判断的不满。
　　既然没有那样的证据说明郭嘉有过关于在江东作战的任何预言，以此过度赞誉郭嘉，没有什么根据。
　　
　　“惜哉奉孝 痛哉奉孝 哀哉奉孝！”曹操对郭嘉的早逝，十分悲痛，这应是真实的感情，这是曹操爱才，以及对自己身后事业，培养接班谋士的长远考虑的表现。当然也只有郭嘉有着极高的谋略水平，才能得到雄才大略的枭雄曹操如此看重。
　　但这里可能也有另一方面。曹操曾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也就是郭嘉最能揣摩曹操的心理，最能把曹操的意图表述出来。其实这在古今中外当下属的多应如此，不必苛求。有没有曲意迎合曹操，无法肯定。但得机会就多颂扬曹操的事可能是有的。例如在谈曹操与袁绍优劣时，荀彧的‘四胜’是就事论事，而郭嘉的‘十胜十败’中，说曹操‘用兵如神’，说曹操在处理大事时‘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连曹操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着说：“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在古代对‘主公’过度称颂，是正常的，但这样的人被‘主公’所喜爱也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最喜爱的并不能代表其谋略水平最高。
　　
　　


　　郭嘉作为谋士，在曹操阵营中可以算作是第五位，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是不是会成为最高谋士？有可能，但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是不该假定其为真实的。比如说一位已经有相当成就的天才科学家不幸早逝，我们不能肯定说如果不死，就一定会成超一流的科学家一样。
　　郭嘉出山的晚了一些，虽然有“算无遗策”之能，但只能在一地一战的得失上表现出超人的高明，没有能像荀彧、鲁粛、诸葛亮那样为各国建立巩固作出战略性的建议。这不能怪郭嘉，但是，也不能肯定如果郭嘉早出来几年，就一定会是立国的战略谋士。
　　郭嘉最辉煌的计谋之一是曹操在打败袁绍，袁绍死后，人们都想‘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剿灭袁氏势力。但郭嘉建言暂缓进军，佯攻刘表，袁绍二子在没有外界压力下必然内讧。事物发展果然如郭嘉所预料，曹操顺利的灭掉袁氏势力。郭嘉也因此而封侯。此外，力主急攻乌丸也是高明的，只不过有些冒险，不是‘万安之计’。
　　但是，对郭嘉过度的拔高，则是没有道理的。郭嘉以下这些谋略及贡献不应该过高评价。
　　
　　一，关于袁绍曹操对比的十胜十败
　　建安初年，袁绍和曹操是中原两大最强势力，从地盘、资源、兵力诸条件上看，袁绍要强于曹操。在曹操阵营内部，则有着一些较清醒的看法：袁曹之争的胜利者应是曹操，最终结果也就是这样。
　　在有关的文献中，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说极引人注目，郭嘉原文见三国志卷十四裴注中的《傅子曰》。
　　不过在曹操阵营中，绝不是只有郭嘉一人持袁必败曹必胜的观点，包括曹操本人在内。
　　建安四年，曹操说过：“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可能曹操在咨询了众谋士，再深思熟虑后，准备与袁绍开战前所下的结论。
　　曹操第一谋士荀彧有‘四胜’之说：“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见三国志卷十荀彧传。
　　在袁绍和曹操在官渡相持半年时，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也说过：“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见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与这些说法相比，郭嘉的说法最为详尽。谁早谁晚呢？贾诩可能是最晚的，他是在官渡相持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劝曹操抓住战机决胜负时说的。
　　按荀彧本传，他说了袁曹优劣后，还为曹操对西边安危忧虑献策说：“锺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荀彧讲这段话应是在建安二年曹操任钟繇为司隶校尉，守关中之前。
　　按裴注，郭嘉讲十胜十败时，还说：“绍方北击公孙瓚，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可见应是在建安二年袁绍攻击公孙瓒时，三年曹操攻吕布之前说的。
　　看来，荀彧、郭嘉二人谁先讲出这些观点，不太好判断。不过，荀彧当时的官职很高（汉侍中，守尚书令，应是曹操阵营中仅次于曹操的最高官职之一，也是当时曹操最信任的谋士），从年龄上说他是郭嘉前辈，郭嘉又是他荐给曹操的，他应该不会从郭嘉所进之观点中揀几个，把十胜减为四胜，再来说给曹操。
　　郭嘉是建安元年才由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任军师祭酒，为曹操重要谋士，但其地位比荀彧要低很多。在此情况下，郭嘉把荀彧的观点完整化，更清晰的讲给曹操则是可能的。在三国志中郭嘉本传中没有提这个十胜十败，而是出现在裴注中，可见陈寿对其的评价并不高。
　　虽然说荀先郭后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说荀彧、郭嘉大约同时有了曹必胜袁必败的观念。过高的评价郭嘉的十胜十败论没有必要。

　　二，孙策攻许昌事
　　按三国志，“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於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能预言未知之事，实是最高明的谋士。不过，这个预言却有可疑之处。裴松之就认为“此盖事之偶合”，也就是偶然巧合。
　　其一是一方领袖被暗杀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即使喜欢打猎的主。不知何时出猎，不知去何处打猎，刺客如何‘伏起’？恰能碰上愿以身死为许贡报仇的人（这样的人是豫让一流人物，在许贡门客只能是极少的几个。）这是一个极低概率的事件，能出现这样的事极具偶然性。能以肯定的语气预言一个极低概率的偶然事件，实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董卓被暗杀是因出了内奸。
　　其二是为了安抚众人，打破怕和袁绍打仗时孙策偷袭的疑虑，说出这样的理由，必须是说孙策很快就会被暗杀。如果和袁绍对抗的期间内没被暗杀，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了意义。这就使得这样的预言实现的概率更低。
　　以偶然巧合事件为基础认定郭嘉的眼光高于别的谋士是不合宜的。
　　
　　三，关于赤壁之败
　　曹操在赤壁战败后，曾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不知曹操这样说有何根据。
　　郭嘉对曹操的战事的谋划，绝大部分都是倡导进攻的，如攻袁绍、攻吕布、征乌丸等，尤其以征乌丸最显其少壮主战派之倾向。唯一建议缓攻袁尚袁谭，是要激化其矛盾，而不是不攻。曹操占荆州之后，表面上空前强大，很难想象少壮主战派会劝曹操不再进攻。
　　但军中有疾疫，水军乃新降之军，攻江东实未必能顺利取胜。真正劝过曹操的是贾诩。曹操占荆州后，欲顺江东下。贾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贾诩应至少有两重意思，一是已经占据荆州，就应该巩固荆州这个丰饶的地区。这是极合理的建议，曹操兵虽强，但扩大地盘都是一块一块的占领，还没有达到秋风扫落叶式胜利，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吃。二是贾诩看出了江东并非轻易可取的，以贾诩之智谋，如果他认为江东可轻易攻下，他绝不会进此言，当然他无法如卜卦者似的预言败于火攻。
　　曹操败于赤壁是因他被胜利引发自我膨胀，轻敌所至。战败后，没有提说贾诩当初劝谏，而去无根据的哭叹郭嘉，只能看作是诿过于他人和贬损身边的谋士，不知是发泄对哪位谋士（也许是对谋主荀攸？）未能作出正确判断的不满。
　　既然没有那样的证据说明郭嘉有过关于在江东作战的任何预言，以此过度赞誉郭嘉，没有什么根据。
　　
　　“惜哉奉孝 痛哉奉孝 哀哉奉孝！”曹操对郭嘉的早逝，十分悲痛，这应是真实的感情，这是曹操爱才，以及对自己身后事业，培养接班谋士的长远考虑的表现。当然也只有郭嘉有着极高的谋略水平，才能得到雄才大略的枭雄曹操如此看重。
　　但这里可能也有另一方面。曹操曾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也就是郭嘉最能揣摩曹操的心理，最能把曹操的意图表述出来。其实这在古今中外当下属的多应如此，不必苛求。有没有曲意迎合曹操，无法肯定。但得机会就多颂扬曹操的事可能是有的。例如在谈曹操与袁绍优劣时，荀彧的‘四胜’是就事论事，而郭嘉的‘十胜十败’中，说曹操‘用兵如神’，说曹操在处理大事时‘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连曹操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着说：“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在古代对‘主公’过度称颂，是正常的，但这样的人被‘主公’所喜爱也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最喜爱的并不能代表其谋略水平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