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90后煤老板

在网上瞎逛看到这个文，挺感慨的发给大家看看
http://www.ccoalnews.com/101773/101786/262067.html

导读：
2014年8月，邢利斌独子邢健接手父亲的企业，成为山西最大民企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他是90后，却不能像王思聪一样在微博上晒照片，而要在嘲讽与谩骂中屈辱地扛起负债将近300亿的企业航母。
1989年4月22日，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一位80岁的贫苦农民接到弟弟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

　　文 | 李小白

　　他未及收拾行李，匆忙拿出积攒下的钱买了一张从长沙到北京的站票，迅速上了火车。蹲在车厢接口处，他默默无声却泪流满面。他的弟弟没了，他很悲伤。车厢的广播里反复地播放着他弟弟去世的消息，他却做不出任何回应。17个小时后，他见到了弟妹李昭，及李昭手里的骨灰盒……和站在她背后形形色色只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们。
　　李昭在一众人中显得有些形单影只。看到他来了，和他一起拿着骨灰盒又坐上了北京到九江的火车。14个小时后，他们在警卫与部队的保护下到了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富华山下，将他的弟弟简单地葬在了那里。
　　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
　　坟墓里的这个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创见者，也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大的敏感词。
　　八年前，老人66岁，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考察的第一站是山西大同。
　　老人和大同的渊源颇深。遥想当年，抗战胜利后，老人率领部队一路从大同、张家口、石家庄，打到太原、宝鸡等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与老人有香火情，大同更是他崛起的第一站。老人执政中南海以后，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创见，首先想到的就是被誉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大同。
　　来到大同后，老人看到当地百姓穷的厉害，但这里的煤炭埋藏很浅，一锄头就能挖出来。
　　老人问当地政府：这里这么穷，为什么不挖煤呢？
　　当地政府回答说：煤是国家的，私人不能挖。
　　老人就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有水快流嘛！”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山西，甚至极有可能改变中国。
　　老人的原话是：“有水快流嘛。大的矿山国家开采，稍大一点的集体开采，贫矿和那些国家、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1981年，“有水快流”作为中央政策正式出台，标志着国家对矿业开采权的控制出现松动，煤炭资源之“水”悄然从国有煤矿的地盘流向了集体经济的农田，而由于“集体”是由“社员”组成的，这股“快流”之水，很快就几乎必然地流向了私人资本的自留地。
　　换句话说：山西煤炭领域，是老人执政中南海后践行市场经济放开的第一个口子。
　　通过这个口子，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打开。这个时代，是煤老板的时代。
　　故事先讲到这，下面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个老人与上文中的老人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一生的挚友与对手，他叫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
　　两年前的冬天，老人刚刚复出，即听到这样一个令他不安的消息：全中国的人正通过一个小渔村纷纷外逃。当时，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以这个小渔村为渡口参加外逃者已逾11万之众。老人不理解，于是亲自出发去这个叫做深圳镇的地方调查，发现这个小渔村的对面是香港，才知道国人外逃的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深圳镇有一个罗芳村，隔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前者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后者却达1.3万元。两者间悬殊高达100倍。因为贫穷，无助的民众才不得已铤而走险，漏夜偷渡，外逃求生。
　　老人对村民说：香港是世界贸易集市，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做买卖呢？
　　村民对老人说：国家不允许，公有制是主体。
　　老人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对随行的广东省第一书记说：“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深圳，而且极为确切的改变了中国。
　　老人的原话是：“这个地方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站在老人身边的广东省第一书记姓习，是今上的父亲。他向老人申请，在小渔村深圳镇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画出一块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放开市场、放开关口，实行单独政策，鼓励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简言之，就是用土地和政策换发展。一时间，香港澳门，乃至海外许多金融大鳄闻风而动，纷纷涌入深圳，使这个全镇没有三层以上楼房的小渔村爆发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换句话说，深圳贸易领域，是老人监政中南海后践行市场经济放开的第一个口子。
　　通过这个口子，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打开。这个时代，是我们最为骄傲的时代。
　　从老人1977年复出，到今天2014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2014年8月27日，山西首富，金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新明被带走调查，净赃款117亿人民币。
　　2014年8月29日，深圳首富，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当选为中国首富，净资产218亿美元。
　　他们是山西与深圳杰出商人的代表。透过他们，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结局。
　　同样是8月29号这一天，深圳的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联合前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一起坐在深圳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决定围剿阿里巴巴。总部设在深圳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决定和马云联手抵御其余三家的反攻。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董事局主席任正非与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正坐在家里看戏。
　　此刻，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却只能坐在冰冷的监狱里看着窗外的月亮，中秋了，再也没有团圆了。
　　三十八年前，有两位老人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一个在山西画了个圈，一个在深圳画了个圈。
　　三十一年前，两位老人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分歧，其中一位猝死于中南海，死后葬于江西共青城。
　　二十三年前，山西与深圳的市场经济环境均出现剧烈反弹。山西因为背后的老人走了，承受不住巨大压力，逐渐被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所裹挟，直至当年“有水快流”政策下逐渐私有的煤矿全部收归国有，直至当年“先富起来”的这批煤老板全部深陷囹圄，直至山西官场成为全中国最腐败的试点标杆。而深圳的背后的那位老人，于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用一己之力将一条险些偏离的轨道拨正，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三十八年后，其中一位老人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另一位老人……成了敏感词。
　　我在9月1日那一天晚上10点左右，写了一篇文章《煤老板的大败局》，到今天不到十天，点击量突破四十五万。近千人留言向我询问关于煤老板的前世今生，因为评论审核功能没有显示出来，但我一一看过。
　　煤老板的败局，究竟是谁的责任？
　　有人说是官商勾结的腐败风气。那么你要想清楚，万科背后站着谁？华为背后站着谁？腾讯背后站着谁？百度背后站着谁？仅占阿里股份不到百分之十的马云又将阿里的大头转在了哪三家资本的名下？
　　有人说权是原罪，钱更是万恶之源。那你不妨再对比一下深圳的企业。
　　我在昨天看《苏州月·中华情》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对比山西与深圳，可能就是对比中国国家宏观调控经济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优劣。2014年1月1日春晚的总导演是冯小刚，2014年8月15日秋晚的总导演是周晓岚；一个是社会知名导演，一个是央视分套的制片人；一个在江湖之远，一个在庙堂之高；一个是完全市场的化身，一个是政府调控的缩影；哪个更好一点？秋晚是在秀海峡两岸的姐妹情深，春晚变成了华谊年会。
　　从中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资源永远不可能平均分布。它要么在“钱”的手里，要么在“权”的手里。山西的资源链顶峰是官场，深圳的资源链顶峰是资本。社会主义资源链的顶峰是政治，资本主义资源链的顶峰是财阀。
　　2014年，深圳GDP人均2.2万美元，超过台湾的2.1万美元，成为“地区豪强”。
　　2014年，山西的GDP继续走低，连续几年保持负数。它曾经是全国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但三十八年过去，竟然干不过一个渔村！三十八年来，它为全国沿海地区贡献了不计其数的煤，促成了它们的崛起与腾飞。可它自己却像一个跳板一样被那些沿海城市一踩到底！山西省被查处的第一个市厅级官员是丁雪峰，在吕梁市长任上被调查，年轻时曾任河曲县委书记。民风向来不错。昨天在街上看到他的题词已经被换掉，心里莫名的感到空落，于是写了一段话：
　　“匡曲政直，为河曲西门渡口牌匾，丁雪峰手题，金口玉言，十年再看，竟生落泪之感。”
　　任润厚、张新明、邢利斌、刘建中、曹耀丰、白培中、宋林、聂春玉、贾廷亮、邸存喜、闫国平、胡建伟、姚海平、贺跃进、刘仁生这些人全部深陷囹圄，这是煤老板的大败局。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我们无法一语说清。
　　2014年8月，邢利斌的独子邢健接手父亲的企业，成为山西最大民企联盛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他是90后，却不能像王思聪一样在微博上晒照片，而要在嘲讽与谩骂中屈辱地扛起负债将近300亿的企业航母。在深圳富豪喝红酒的时候，山西的土豪在纪委喝茶。他的父亲，父亲的朋友，被戏称为“煤老板”的这群人败了。这代表山西败了。
　　我个人只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是“虽有八名省部级高官被查，但未必山西最腐败。”
　　第二句是“三十八年了，山西坐拥煤海却穷成今天这个样子，不欠中国一分一厘。”
　　败了就死了，这没什么。人说山西好风光，青山处处埋忠骨。在网上瞎逛看到这个文，挺感慨的发给大家看看
http://www.ccoalnews.com/101773/101786/262067.html

导读：
2014年8月，邢利斌独子邢健接手父亲的企业，成为山西最大民企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他是90后，却不能像王思聪一样在微博上晒照片，而要在嘲讽与谩骂中屈辱地扛起负债将近300亿的企业航母。
1989年4月22日，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一位80岁的贫苦农民接到弟弟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

　　文 | 李小白

　　他未及收拾行李，匆忙拿出积攒下的钱买了一张从长沙到北京的站票，迅速上了火车。蹲在车厢接口处，他默默无声却泪流满面。他的弟弟没了，他很悲伤。车厢的广播里反复地播放着他弟弟去世的消息，他却做不出任何回应。17个小时后，他见到了弟妹李昭，及李昭手里的骨灰盒……和站在她背后形形色色只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们。
　　李昭在一众人中显得有些形单影只。看到他来了，和他一起拿着骨灰盒又坐上了北京到九江的火车。14个小时后，他们在警卫与部队的保护下到了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富华山下，将他的弟弟简单地葬在了那里。
　　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
　　坟墓里的这个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创见者，也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大的敏感词。
　　八年前，老人66岁，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考察的第一站是山西大同。
　　老人和大同的渊源颇深。遥想当年，抗战胜利后，老人率领部队一路从大同、张家口、石家庄，打到太原、宝鸡等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与老人有香火情，大同更是他崛起的第一站。老人执政中南海以后，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创见，首先想到的就是被誉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大同。
　　来到大同后，老人看到当地百姓穷的厉害，但这里的煤炭埋藏很浅，一锄头就能挖出来。
　　老人问当地政府：这里这么穷，为什么不挖煤呢？
　　当地政府回答说：煤是国家的，私人不能挖。
　　老人就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有水快流嘛！”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山西，甚至极有可能改变中国。
　　老人的原话是：“有水快流嘛。大的矿山国家开采，稍大一点的集体开采，贫矿和那些国家、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1981年，“有水快流”作为中央政策正式出台，标志着国家对矿业开采权的控制出现松动，煤炭资源之“水”悄然从国有煤矿的地盘流向了集体经济的农田，而由于“集体”是由“社员”组成的，这股“快流”之水，很快就几乎必然地流向了私人资本的自留地。
　　换句话说：山西煤炭领域，是老人执政中南海后践行市场经济放开的第一个口子。
　　通过这个口子，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打开。这个时代，是煤老板的时代。
　　故事先讲到这，下面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个老人与上文中的老人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一生的挚友与对手，他叫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
　　两年前的冬天，老人刚刚复出，即听到这样一个令他不安的消息：全中国的人正通过一个小渔村纷纷外逃。当时，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以这个小渔村为渡口参加外逃者已逾11万之众。老人不理解，于是亲自出发去这个叫做深圳镇的地方调查，发现这个小渔村的对面是香港，才知道国人外逃的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深圳镇有一个罗芳村，隔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前者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后者却达1.3万元。两者间悬殊高达100倍。因为贫穷，无助的民众才不得已铤而走险，漏夜偷渡，外逃求生。
　　老人对村民说：香港是世界贸易集市，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做买卖呢？
　　村民对老人说：国家不允许，公有制是主体。
　　老人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对随行的广东省第一书记说：“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深圳，而且极为确切的改变了中国。
　　老人的原话是：“这个地方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站在老人身边的广东省第一书记姓习，是今上的父亲。他向老人申请，在小渔村深圳镇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画出一块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放开市场、放开关口，实行单独政策，鼓励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简言之，就是用土地和政策换发展。一时间，香港澳门，乃至海外许多金融大鳄闻风而动，纷纷涌入深圳，使这个全镇没有三层以上楼房的小渔村爆发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换句话说，深圳贸易领域，是老人监政中南海后践行市场经济放开的第一个口子。
　　通过这个口子，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打开。这个时代，是我们最为骄傲的时代。
　　从老人1977年复出，到今天2014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2014年8月27日，山西首富，金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新明被带走调查，净赃款117亿人民币。
　　2014年8月29日，深圳首富，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当选为中国首富，净资产218亿美元。
　　他们是山西与深圳杰出商人的代表。透过他们，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结局。
　　同样是8月29号这一天，深圳的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联合前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一起坐在深圳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决定围剿阿里巴巴。总部设在深圳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决定和马云联手抵御其余三家的反攻。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董事局主席任正非与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正坐在家里看戏。
　　此刻，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却只能坐在冰冷的监狱里看着窗外的月亮，中秋了，再也没有团圆了。
　　三十八年前，有两位老人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一个在山西画了个圈，一个在深圳画了个圈。
　　三十一年前，两位老人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分歧，其中一位猝死于中南海，死后葬于江西共青城。
　　二十三年前，山西与深圳的市场经济环境均出现剧烈反弹。山西因为背后的老人走了，承受不住巨大压力，逐渐被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所裹挟，直至当年“有水快流”政策下逐渐私有的煤矿全部收归国有，直至当年“先富起来”的这批煤老板全部深陷囹圄，直至山西官场成为全中国最腐败的试点标杆。而深圳的背后的那位老人，于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用一己之力将一条险些偏离的轨道拨正，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三十八年后，其中一位老人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另一位老人……成了敏感词。
　　我在9月1日那一天晚上10点左右，写了一篇文章《煤老板的大败局》，到今天不到十天，点击量突破四十五万。近千人留言向我询问关于煤老板的前世今生，因为评论审核功能没有显示出来，但我一一看过。
　　煤老板的败局，究竟是谁的责任？
　　有人说是官商勾结的腐败风气。那么你要想清楚，万科背后站着谁？华为背后站着谁？腾讯背后站着谁？百度背后站着谁？仅占阿里股份不到百分之十的马云又将阿里的大头转在了哪三家资本的名下？
　　有人说权是原罪，钱更是万恶之源。那你不妨再对比一下深圳的企业。
　　我在昨天看《苏州月·中华情》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对比山西与深圳，可能就是对比中国国家宏观调控经济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优劣。2014年1月1日春晚的总导演是冯小刚，2014年8月15日秋晚的总导演是周晓岚；一个是社会知名导演，一个是央视分套的制片人；一个在江湖之远，一个在庙堂之高；一个是完全市场的化身，一个是政府调控的缩影；哪个更好一点？秋晚是在秀海峡两岸的姐妹情深，春晚变成了华谊年会。
　　从中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资源永远不可能平均分布。它要么在“钱”的手里，要么在“权”的手里。山西的资源链顶峰是官场，深圳的资源链顶峰是资本。社会主义资源链的顶峰是政治，资本主义资源链的顶峰是财阀。
　　2014年，深圳GDP人均2.2万美元，超过台湾的2.1万美元，成为“地区豪强”。
　　2014年，山西的GDP继续走低，连续几年保持负数。它曾经是全国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但三十八年过去，竟然干不过一个渔村！三十八年来，它为全国沿海地区贡献了不计其数的煤，促成了它们的崛起与腾飞。可它自己却像一个跳板一样被那些沿海城市一踩到底！山西省被查处的第一个市厅级官员是丁雪峰，在吕梁市长任上被调查，年轻时曾任河曲县委书记。民风向来不错。昨天在街上看到他的题词已经被换掉，心里莫名的感到空落，于是写了一段话：
　　“匡曲政直，为河曲西门渡口牌匾，丁雪峰手题，金口玉言，十年再看，竟生落泪之感。”
　　任润厚、张新明、邢利斌、刘建中、曹耀丰、白培中、宋林、聂春玉、贾廷亮、邸存喜、闫国平、胡建伟、姚海平、贺跃进、刘仁生这些人全部深陷囹圄，这是煤老板的大败局。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我们无法一语说清。
　　2014年8月，邢利斌的独子邢健接手父亲的企业，成为山西最大民企联盛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他是90后，却不能像王思聪一样在微博上晒照片，而要在嘲讽与谩骂中屈辱地扛起负债将近300亿的企业航母。在深圳富豪喝红酒的时候，山西的土豪在纪委喝茶。他的父亲，父亲的朋友，被戏称为“煤老板”的这群人败了。这代表山西败了。
　　我个人只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是“虽有八名省部级高官被查，但未必山西最腐败。”
　　第二句是“三十八年了，山西坐拥煤海却穷成今天这个样子，不欠中国一分一厘。”
　　败了就死了，这没什么。人说山西好风光，青山处处埋忠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