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库更新和战略理论的更替：过去三十年与未来三十年的天 ...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除了部分文人和少数军官外，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战场经验被传承下来，很快反应到武器系统的改进上来。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比如电磁炮和全电推进的车辆、舰船。工业革命使得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但是，和平时期的财政限制无疑极大的拖延了这一进程，而军备竞赛的紧张状态又会加速这一进程。从F86到F15走过三代战斗机的历程只花了30多年时间，而从F-15到F-22这一代飞机的跨越也是花了三十年。当F-35取代最后一架F-16的时候，F-16在天空中已经飞翔了60年，这个时间跨度差不多相当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到阿波罗登月。谁也无法想象苏联的解体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武库的更新和军事思想的更替带来这么长久的影响。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63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于是德国人可以在全新的技术基础上发展飞机、坦克和潜艇，而英法联军还要受制于上一次大战留下的战争物资。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普朗克认为，相对论取代了牛顿定律的地位，其前提条件是老一代学者的隐退和新一代学者的上位。否则，是无法说服他们接受新的科学理论的。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怎样有条理的更新自己的武库和军事思想呢？上一次参加的大规模作战还是1979年的对越战争和80年代的轮战行动。那次战争仍然具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以徒步机动为主，辅以一定的摩托化机械化运动的战争。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充分地利用了重工业的力量压倒对手的战争。从这次战争中并不能汲取关于空地协同和诸军兵种联合战役的经验价值，而且大量准备用来在三北地区与苏联进行对抗的武器被用于南方丛林地带，表现了许多不适应性，但很快经过改进，一批80年代新装备服役了，然而这些装备本来应该提早20年服役才对。冷战的结束，使得我国在对越作战中积累的经验 很快便失去了应用舞台，而台海危机的爆发更是把一个搁置了数十年的潜在军事冲突热点挖掘了出来。解放军必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演练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这种能力曾经在50年代得到过一定的提高。

但是，装备库存问题和90年代放松军事建设的倾向，导致解放军的武库更新和军事理论建设又被迟滞了相当的时间和程度。不过，由于海湾战争的刺激，虽然经费有限，但是一些基层部队开始自己研发和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力图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弥补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虽然困难重重，不过一些新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架构和武器装备还是被投入到了现役部队。只是由于庞大的军队编制，这些优质资源被分散下去之后，如同沧海一粟。基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庞大军事编制，在冷战结束后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其落伍的装备物资需要慢慢使用，直到寿命消耗殆尽，才能从政府获得拨款进行更新。但是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武器装备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下来，只不过它们停滞的起点比较高而已。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冷战遗产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加强电子设备、网络战和制导弹药的使用。结果就是欧洲几乎放弃了冷战遗产，美国和俄国也大规模裁剪了常规部队。我国实际上在80年代就开启了大规模裁军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军队规模实质上与美俄类似。例如18个野战集团军虽然比美国10个师要多，但是美国还有3个陆战师和若干国民警卫队师，战斗力也很强大。既然规模缩减了下来，那么武备的更新也就可以提上日程。但是由于”补偿性发展“的需要，能够投给军备的钱还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在陆海空三军呈现”万花筒“式的装备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朱日和军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同战争博物馆的景象。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除了部分文人和少数军官外，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战场经验被传承下来，很快反应到武器系统的改进上来。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比如电磁炮和全电推进的车辆、舰船。工业革命使得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但是，和平时期的财政限制无疑极大的拖延了这一进程，而军备竞赛的紧张状态又会加速这一进程。从F86到F15走过三代战斗机的历程只花了30多年时间，而从F-15到F-22这一代飞机的跨越也是花了三十年。当F-35取代最后一架F-16的时候，F-16在天空中已经飞翔了60年，这个时间跨度差不多相当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到阿波罗登月。谁也无法想象苏联的解体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武库的更新和军事思想的更替带来这么长久的影响。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63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于是德国人可以在全新的技术基础上发展飞机、坦克和潜艇，而英法联军还要受制于上一次大战留下的战争物资。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普朗克认为，相对论取代了牛顿定律的地位，其前提条件是老一代学者的隐退和新一代学者的上位。否则，是无法说服他们接受新的科学理论的。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怎样有条理的更新自己的武库和军事思想呢？上一次参加的大规模作战还是1979年的对越战争和80年代的轮战行动。那次战争仍然具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以徒步机动为主，辅以一定的摩托化机械化运动的战争。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充分地利用了重工业的力量压倒对手的战争。从这次战争中并不能汲取关于空地协同和诸军兵种联合战役的经验价值，而且大量准备用来在三北地区与苏联进行对抗的武器被用于南方丛林地带，表现了许多不适应性，但很快经过改进，一批80年代新装备服役了，然而这些装备本来应该提早20年服役才对。冷战的结束，使得我国在对越作战中积累的经验 很快便失去了应用舞台，而台海危机的爆发更是把一个搁置了数十年的潜在军事冲突热点挖掘了出来。解放军必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演练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这种能力曾经在50年代得到过一定的提高。

但是，装备库存问题和90年代放松军事建设的倾向，导致解放军的武库更新和军事理论建设又被迟滞了相当的时间和程度。不过，由于海湾战争的刺激，虽然经费有限，但是一些基层部队开始自己研发和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力图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弥补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虽然困难重重，不过一些新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架构和武器装备还是被投入到了现役部队。只是由于庞大的军队编制，这些优质资源被分散下去之后，如同沧海一粟。基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庞大军事编制，在冷战结束后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其落伍的装备物资需要慢慢使用，直到寿命消耗殆尽，才能从政府获得拨款进行更新。但是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武器装备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下来，只不过它们停滞的起点比较高而已。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冷战遗产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加强电子设备、网络战和制导弹药的使用。结果就是欧洲几乎放弃了冷战遗产，美国和俄国也大规模裁剪了常规部队。我国实际上在80年代就开启了大规模裁军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军队规模实质上与美俄类似。例如18个野战集团军虽然比美国10个师要多，但是美国还有3个陆战师和若干国民警卫队师，战斗力也很强大。既然规模缩减了下来，那么武备的更新也就可以提上日程。但是由于”补偿性发展“的需要，能够投给军备的钱还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在陆海空三军呈现”万花筒“式的装备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朱日和军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同战争博物馆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