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临近，我们缅怀逝去的亲友。同样缅怀为了理想而牺牲 ...

清明临近，我们缅怀逝去的亲友。同样缅怀为了理想而牺牲的英烈。纪念英烈的整体，纪念一个个人。。。。。
在下文笔拙劣，如果用自己的文字来祭奠这些英烈，恐怕对英灵不敬，也减低大家对英烈的崇敬之情。
因此，我转载以下的文字，来寄托对英烈的哀思。请原作者见谅，谅解我的转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伟大和崇高。
曾经上传过施水环、丁窈窕，今天上传英烈的纪念文字，她的名字是：计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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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许金玉的故事
张 伟

在她美丽的年纪，一个普通女人，打起横幅走上街头，人生从此就改变了。那一年，许金玉30岁。
无论在她的家乡台湾，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她都是那种很常见的女孩，传统，害羞，和人说话会脸红，在台北市邮局做份普通的工作，并眼看着将拥有一段波澜不惊的生命旅程。她是你随便推开门就能在路上见到的那类人——事实上，很多人可以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但1949年3月之后，台北市街头宽大的白色横幅和激动的集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权压制和牢狱之灾，使她的人生转而坎坷多姿。
现在想来，在6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许金玉未必理解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只是，从那时开始，民族、阶级、党派，这些词汇，以及被鼓舞起的模糊的抱负和想象，遮住了她一生。
几十年过去了。2002年，《春天，许金玉的故事》拍摄时，许金玉已经80岁，疾病也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她的身体里。现在，又过去了将近10年，又是一个春天，重提许金玉的故事，逼迫我们审读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虚幻的政治理想，将如何改变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养女
养女许金玉的故事，并不是以“受尽人间寒苦”这样的方式开始的。相反，在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个1921年出生的女孩，尽管因家贫不得不送给别人寄养，过得却是蜜糖一样的生活。
做水泥匠的养父和传统的养母家庭富足，又没有小孩，对她视若己出。到9岁，她上小学了，养父还每天送牛奶到学校给她喝。而养母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母亲一样，沿用旧日的礼教，希望女儿成为一个端庄贤淑的女人，走路要轻，笑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于是，许金玉变成一个害羞的女孩，和人说话会脸红，甚至不敢正视别人。
无论是在那个年代，还是在现在，许金玉的成长，都可以被归入最寻常的那一类群体里。她听话、无忧无虑地成长，读公办学校，毕业后进入工厂做工，并等待着养父为她挑一个入赘的女婿。
伴随着她的成长，一系列大的国家事件在不停发生，日军战败，国军接管，台湾光复了。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多大地影响她的生活。尽管她也曾为听到中国父母官在广播里的声音而激动落泪，并且跑去迎接前来接管台湾的军人，但在那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
时代的政治动荡与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联系，实在很难说。比方说，许金玉在1944年考入台北的邮政系统，但她的工资与日本职员之间差别很大；等到光复后，她的工资与大陆来的外省职员之间，仍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因此，被国家大事燃烧起来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
但在此之外，时代还是选择另一种不起眼的方式，悄悄在一个普通女孩身上留下印记。许金玉的养父，一个反日的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左派团体“农民组合”所做的民众宣讲。每当听完，他会回来将这些话转述给许金玉听。养父口才很好，以至于几十年之后，许金玉仍然记得，自己在听他讲完后，有时候会一起高兴，有时候会一起生气，甚至跟着哭。
对日本人的敌视，自然在年幼的许金玉心里种下民族意识的种子，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想象——尽管那个时候，许金玉对于“中国”的概念，远不如对于“台湾”那么直观具体，但用她的话讲，自那时候起，就“自然对这个国家有一种向往”。
但对一个害羞的、普通的邮局女工来说，这样的向往，妥帖地装在她的内心深处，并不妨碍她平稳的生活。1944年一同考入台北邮局的，有许多和她一样的小姑娘、小伙子。时隔50多年，许金玉和姐妹们相约回到往日的老建筑里。邮局里的格局早改头换面，但她们指手画脚，过去的生活仿佛还历历在目：门是什么样的，柜台没有这么气派，谁曾经坐在哪个位置的房间里收发信件。
这一年，新开始的生活忙碌杂乱，乏善可陈，但透露着人生的应有之意。对许金玉来说，这本应是平淡生活中的寻常一步。但要过去50多年，站在台北邮局繁忙的大厅里回首往事时，她才明白并说出了如下道理：我的人生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岸来的老师
就在内向的女孩许金玉准备按部就班地继续她的平淡人生时,有些看似与她毫无瓜葛的大事正在发生。
不用翻看什么资料，我们即可勾勒出此时覆压在台海两岸的政治风云。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派来接收的政府机关，与共产党为开展思想工作而同时派出的地下宣讲者，开展了对于人们思想的争夺。而随着国民党军队战事日渐吃紧，台湾逐步成为国民党准备退守的最后据地，这种争夺便日渐残酷起来。
等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对思想异己人士的政治扑杀更是愈演愈烈。1950前后的“白色恐怖”里，据信大约6000人被枪决，15000多人被捕。
这种涌动的政治暗潮，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与许金玉的生活勾连在一起。1945年，伴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外省员工，和本省员工一同拥挤在许金玉工作的台北邮局，由于双方语言不通，邮局的窗口便会经常发生误会，时时有人吵架。1946年，局方认为，员工需要学习国语。
那时候刚好成立的工会，便聘请了两位女老师来教习国语。其中一个分配在邮局。于是，这一年，台北邮局的新员工许金玉，遇见了她的国语老师计梅真。


台湾舞台剧中的计梅真（剧照）

按照许金玉日后的回忆，刚开始，大家都对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国语老师非常不信任，都“保持观望的态度”，因为她是外省人。不过，大家很快就被感染了。也许是因为她教学认真，也许是因为她富有煽动力的言谈举止，大家开始一起比手划脚地学起国语来。
计梅真的国语课未见得让许金玉的国语提高多少。即使到了今天，她的国语仍然不够过关。有时候，旁人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弄清楚她嘴里吐出的一些词语来。
但这国语课改变了不少人的一生。
几十年后，关于台北邮局国语版教员计梅真的生平，已经有更多被披露出来。担任国语老师，是这个刚满30岁的江苏女性受共产党组织委派的任务之一。一份资料显示，她此后在台湾的邮电系统建立了“邮电总支部”，并筹备发动工潮。
但对于许金玉来说，这名比她大5岁的大陆女人，带来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计老师教课，很少按照书本来，而有若干发挥。结果是，这个从小认为女人应该听话和服从的女孩子，开始听说了“男女平等”这样的新潮观点，并开始相信“男人可做的事女性也可以做”。也有时候，她们会一起念一些半懂不懂的诗，并“懂得了知识可以化为力量”，以及“想去做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
很快，许金玉参加了计梅真组织的工会，甚至被选成了工会代表，实践她内心尚没有来得及消化的“社会正义”。
对这个老实本分的女孩来说，这并不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一开始，许金玉甚至觉得痛苦，因为她的性格问题，她并不因为自己的进步而骄傲。这个时候，计梅真鼓励了她，而她也逐渐适应了这个角色，甚至成为活跃分子。
许金玉已经不再是那个和别人说话都会脸红的人了。如今，她已经可以面对听众，流畅有力地发表对于历史、对于时局的评判，并号召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奋斗。只有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偶尔露出的笑容还能依稀让人看出当年的羞涩。
那个平凡的的女孩，和她平凡的人生，已经在如今这个喜欢讲理念，喜欢讲政治，头发花白的倔强老太太背后消失了。
但很多迹象都表明，1940年代的许金玉，并没有完全消化突然涌入她头脑中的新思潮。她对计梅真所描绘的那个社会图景仅有着模糊的向往，却并不清晰。有时候，她会充满困惑地问这个同样年轻的人生导师，她应该怎样做才算合格。老师则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她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些不清不楚的理念和政治，很快就会把她们裹挟近狂暴的浪潮里。

被捕入狱
1949年7月，在计梅真的鼓励和组织下，台湾邮局工会针对外省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发动示威运动，许金玉作为代表积极参与其中。
许金玉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满。台湾光复之前，在包括邮局在内的各个领域，日本人都占据着比较高的地位，薪水也远好于台湾本地人。等到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人们原本以为“自己的父母官对自己人应该会比较重视”，却没有料到，过去的不平等待遇延续了下来，邮局员工的工资仍然极低，而外省员工则获得了过去由日本人享有的高工资待遇。
于是，她们走上街头，参加了台湾光复之后的第一次工潮。她们未必知道，这场争取自己权利的合情合理的运动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暗斗。
游行的目的达到了：很快，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第二年，参与游行及国语补习班的邮局员工，以及组织游行的两名老师，计梅真和钱静芝，悉数被逮捕。
因为身份暴露，以及拒绝交出参加补习班的学生名单，计梅真遭到了极为残忍地审讯。据说，她被以针刺等刑罚折磨了一个月，并在当年11月11日被枪决。而她力图保护的学生许金玉等人，也被判处15年徒刑。



在雨中，许金玉抚摸着马场町纪念公园的计梅真巨幅肖像

50年后的一天，在当年计梅真被枪杀的刑场，纪念那段恐怖岁月的展览正在举办。天上下着雨，计梅真的照片和简介安静地立着，穿着塑料雨衣、拿着白色雏菊的许金玉用干瘦的手指替计梅真的相片擦去雨水，随后忍不住伏在照片上哭出声来。
50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当年刊登计梅真死讯的报纸已经发黄。当年杀害和监禁她们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当年枪决过政治犯的广场附近，孩子们在开心地放着风筝。人们对这件事的印象也开始变淡，许金玉甚至发现，展板上将计梅真遇害的日期都写错了。
但对许金玉来说，由计梅真所指出的那条路已经无法回头。“如果没有遇到计先生”成为她常说的句式，从计老师那里学到的单薄的社会理想，则支撑了她的大半个人生。
以至于，对于计梅真所象征的那片海峡对岸的大地，她也充满了幻想和向往。在新店的军人监狱里，她足足住了15年。监狱对面有一片山，黄昏的时候，她经常望见山上飞着成群的白鹭鸶。于是，她就会“每天都做梦”，梦见自己在天上飞。“我心里在想，如果我能够飞得过这个海就好了。”
住在新店监狱里的许金玉当然并不知道，同一段时间里，她所向往的那片土地也充满苦难。曾经支撑着她们的那些理念和社会理想，正在演化成一场同样可怕的狂暴运动。1965年，她离开监狱的时候，经由这理念和社会理想所导向的运动，高潮即将到来。

爱情
不管怎么说，许金玉的一生是彻底改变了。
入狱将她的人生切成两段。曾经希望为她招一个入赘女婿的养父，因为她入狱而四处奔走，最终劳累过度，郁郁而终。出狱后，她嫁给了因为在台湾宣讲社会主义而被捕入狱的辜金良，并离开台北，到屏东市开了一家皮蛋行。过去优裕的生活不复存在，每天，她要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兜售破掉的皮蛋。
这场婚姻，很难说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共同的社会理想。为许金玉做媒的一对夫妇，都曾因参加运动而被判刑。在他们看来，“结婚对象一定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很多事情配合的很好”。
1998年，老辜患了中风，卧床不起，连翻身都困难。他们搬离了居住多年的皮蛋行。在略有些昏暗的疗养中心房间里，她喂丈夫吃饭，替他打果汁，甚至每天开着以前爱听的时事广播，和对岸播放的海峡评论，一边与他一起听，一边进行着得不到丝毫反应的讨论。
他们共同的回忆，很多都与政治有关。但镜头无意间捕捉的一些细节，透露了这个曾经选择用政治而不是爱情来考量婚姻的女人内心的感情。她和中风的丈夫比手力，会偶尔露出女孩子的表情。
某些时候，当谈起这场婚姻时，许金玉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害羞的少女了。她会露出腼腆但甜蜜的笑容来。她会回到和老辜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一遍擦拭桌子上的玻璃，一遍逐张看着两人多年来的合影，并向来访者回忆这里的点滴。
尽管她总是带着笑容和老辜说话，但也有时候，她会突然哽咽着告诉别人：因为老辜中风后没法再和她讲话，她还是心疼地“觉得失去了他”。
和这个男人一起，她度过了自己最彷徨无助的生活。很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不敢告诉别人，别人也都不敢问，只能憋在心里，就好像“石头掉进大海里”一样。
但即使这样，老辜和许金玉仍然坚守着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那些理想。他们的皮蛋行逐渐有了起色，可以雇得起自己的工人，许金玉便决心对自己的工人好一点。她为工人提供丰盛的午餐，“吃完还有水果”；她和工人一起逛街，以至于被人误解为母女。
这既是因为“她本身尝过当工人的苦，知道应该互相照顾”，也是因为计梅真曾经埋在她心中的理想。时隔50年后，她的话里面仍然带着那个时候的风格：“劳动阶级的人不知道，她的辛苦是哪里来的，我觉得，不管是哪个阶级，受教育没有，应该让他知道路如何走。”
她已经满头白发，长起了老人斑。但面对年轻的学生，她身上仿佛闪烁着当年计老师的影子。一个女孩向她提问时，她满含感情地鼓励她：“陈水扁上台后，政治、经济、治安好吗？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改善，我们必须拿出力量来。”

晚年
有几个习惯，许金玉一直保持着。她喜欢听广播里“海峡之声”的节目，哪怕里面播放的是“向台湾同胞拜年，预祝台湾父老乡亲春节快乐”这样的无聊内容；她喜欢在电脑上查看人民网的新闻，因为眼睛花了，不得不借助放大镜，也仍不放弃。这些内容，既包括大陆的领导人会见了什么外宾，也包括人民日报评论员对于某一件国际事件的评论。
她对于大陆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就连她和老辜旅游合影，选择的也都是“万里长城”、“卢沟桥”这样一些意味深长的背景。
她有女性特有的温婉和坚韧，拒绝放弃年轻时代深植在心里的政治理念、祖国想象。她为这些理念和想象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她仍然觉得，这让她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在80岁的年纪，她恐怕已无法认同一个冷冰冰的现实，那就是，她坚持并为之遭受苦难的东西，也就是“计老师所讲的，她所想象的，充满社会理想的那个东西”，即便在海峡对岸，也逐渐为人们所抛弃，不复存在了。
在一次采访中，许金玉曾经做过一段意味复杂的倾诉。有一次，她曾经忐忑地问计梅真：“这下我已经被判定是红帽子，那我要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
这让人不免产生疑问，在许金玉生命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究竟是她主动而清醒的选择，还是一种被鼓动、被灌输的裹挟？
在几十年过后，在许金玉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的人生尽头，做这样的发问是残酷的。对她来说，无论这理想如何虚幻，那毕竟成为她人生的底色，无法抹杀。
有些时候，许金玉也会突然想起自己那段普通的人生。她也会出神地想，假如她没有遇见计老师，“现在可能仍然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清明临近，我们缅怀逝去的亲友。同样缅怀为了理想而牺牲的英烈。纪念英烈的整体，纪念一个个人。。。。。
在下文笔拙劣，如果用自己的文字来祭奠这些英烈，恐怕对英灵不敬，也减低大家对英烈的崇敬之情。
因此，我转载以下的文字，来寄托对英烈的哀思。请原作者见谅，谅解我的转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伟大和崇高。
曾经上传过施水环、丁窈窕，今天上传英烈的纪念文字，她的名字是：计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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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许金玉的故事
张 伟

在她美丽的年纪，一个普通女人，打起横幅走上街头，人生从此就改变了。那一年，许金玉30岁。
无论在她的家乡台湾，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她都是那种很常见的女孩，传统，害羞，和人说话会脸红，在台北市邮局做份普通的工作，并眼看着将拥有一段波澜不惊的生命旅程。她是你随便推开门就能在路上见到的那类人——事实上，很多人可以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但1949年3月之后，台北市街头宽大的白色横幅和激动的集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权压制和牢狱之灾，使她的人生转而坎坷多姿。
现在想来，在6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许金玉未必理解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只是，从那时开始，民族、阶级、党派，这些词汇，以及被鼓舞起的模糊的抱负和想象，遮住了她一生。
几十年过去了。2002年，《春天，许金玉的故事》拍摄时，许金玉已经80岁，疾病也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她的身体里。现在，又过去了将近10年，又是一个春天，重提许金玉的故事，逼迫我们审读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虚幻的政治理想，将如何改变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养女
养女许金玉的故事，并不是以“受尽人间寒苦”这样的方式开始的。相反，在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个1921年出生的女孩，尽管因家贫不得不送给别人寄养，过得却是蜜糖一样的生活。
做水泥匠的养父和传统的养母家庭富足，又没有小孩，对她视若己出。到9岁，她上小学了，养父还每天送牛奶到学校给她喝。而养母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母亲一样，沿用旧日的礼教，希望女儿成为一个端庄贤淑的女人，走路要轻，笑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于是，许金玉变成一个害羞的女孩，和人说话会脸红，甚至不敢正视别人。
无论是在那个年代，还是在现在，许金玉的成长，都可以被归入最寻常的那一类群体里。她听话、无忧无虑地成长，读公办学校，毕业后进入工厂做工，并等待着养父为她挑一个入赘的女婿。
伴随着她的成长，一系列大的国家事件在不停发生，日军战败，国军接管，台湾光复了。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多大地影响她的生活。尽管她也曾为听到中国父母官在广播里的声音而激动落泪，并且跑去迎接前来接管台湾的军人，但在那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
时代的政治动荡与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联系，实在很难说。比方说，许金玉在1944年考入台北的邮政系统，但她的工资与日本职员之间差别很大；等到光复后，她的工资与大陆来的外省职员之间，仍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因此，被国家大事燃烧起来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
但在此之外，时代还是选择另一种不起眼的方式，悄悄在一个普通女孩身上留下印记。许金玉的养父，一个反日的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左派团体“农民组合”所做的民众宣讲。每当听完，他会回来将这些话转述给许金玉听。养父口才很好，以至于几十年之后，许金玉仍然记得，自己在听他讲完后，有时候会一起高兴，有时候会一起生气，甚至跟着哭。
对日本人的敌视，自然在年幼的许金玉心里种下民族意识的种子，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想象——尽管那个时候，许金玉对于“中国”的概念，远不如对于“台湾”那么直观具体，但用她的话讲，自那时候起，就“自然对这个国家有一种向往”。
但对一个害羞的、普通的邮局女工来说，这样的向往，妥帖地装在她的内心深处，并不妨碍她平稳的生活。1944年一同考入台北邮局的，有许多和她一样的小姑娘、小伙子。时隔50多年，许金玉和姐妹们相约回到往日的老建筑里。邮局里的格局早改头换面，但她们指手画脚，过去的生活仿佛还历历在目：门是什么样的，柜台没有这么气派，谁曾经坐在哪个位置的房间里收发信件。
这一年，新开始的生活忙碌杂乱，乏善可陈，但透露着人生的应有之意。对许金玉来说，这本应是平淡生活中的寻常一步。但要过去50多年，站在台北邮局繁忙的大厅里回首往事时，她才明白并说出了如下道理：我的人生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岸来的老师
就在内向的女孩许金玉准备按部就班地继续她的平淡人生时,有些看似与她毫无瓜葛的大事正在发生。
不用翻看什么资料，我们即可勾勒出此时覆压在台海两岸的政治风云。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派来接收的政府机关，与共产党为开展思想工作而同时派出的地下宣讲者，开展了对于人们思想的争夺。而随着国民党军队战事日渐吃紧，台湾逐步成为国民党准备退守的最后据地，这种争夺便日渐残酷起来。
等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对思想异己人士的政治扑杀更是愈演愈烈。1950前后的“白色恐怖”里，据信大约6000人被枪决，15000多人被捕。
这种涌动的政治暗潮，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与许金玉的生活勾连在一起。1945年，伴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外省员工，和本省员工一同拥挤在许金玉工作的台北邮局，由于双方语言不通，邮局的窗口便会经常发生误会，时时有人吵架。1946年，局方认为，员工需要学习国语。
那时候刚好成立的工会，便聘请了两位女老师来教习国语。其中一个分配在邮局。于是，这一年，台北邮局的新员工许金玉，遇见了她的国语老师计梅真。


台湾舞台剧中的计梅真（剧照）

按照许金玉日后的回忆，刚开始，大家都对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国语老师非常不信任，都“保持观望的态度”，因为她是外省人。不过，大家很快就被感染了。也许是因为她教学认真，也许是因为她富有煽动力的言谈举止，大家开始一起比手划脚地学起国语来。
计梅真的国语课未见得让许金玉的国语提高多少。即使到了今天，她的国语仍然不够过关。有时候，旁人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弄清楚她嘴里吐出的一些词语来。
但这国语课改变了不少人的一生。
几十年后，关于台北邮局国语版教员计梅真的生平，已经有更多被披露出来。担任国语老师，是这个刚满30岁的江苏女性受共产党组织委派的任务之一。一份资料显示，她此后在台湾的邮电系统建立了“邮电总支部”，并筹备发动工潮。
但对于许金玉来说，这名比她大5岁的大陆女人，带来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计老师教课，很少按照书本来，而有若干发挥。结果是，这个从小认为女人应该听话和服从的女孩子，开始听说了“男女平等”这样的新潮观点，并开始相信“男人可做的事女性也可以做”。也有时候，她们会一起念一些半懂不懂的诗，并“懂得了知识可以化为力量”，以及“想去做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
很快，许金玉参加了计梅真组织的工会，甚至被选成了工会代表，实践她内心尚没有来得及消化的“社会正义”。
对这个老实本分的女孩来说，这并不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一开始，许金玉甚至觉得痛苦，因为她的性格问题，她并不因为自己的进步而骄傲。这个时候，计梅真鼓励了她，而她也逐渐适应了这个角色，甚至成为活跃分子。
许金玉已经不再是那个和别人说话都会脸红的人了。如今，她已经可以面对听众，流畅有力地发表对于历史、对于时局的评判，并号召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奋斗。只有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偶尔露出的笑容还能依稀让人看出当年的羞涩。
那个平凡的的女孩，和她平凡的人生，已经在如今这个喜欢讲理念，喜欢讲政治，头发花白的倔强老太太背后消失了。
但很多迹象都表明，1940年代的许金玉，并没有完全消化突然涌入她头脑中的新思潮。她对计梅真所描绘的那个社会图景仅有着模糊的向往，却并不清晰。有时候，她会充满困惑地问这个同样年轻的人生导师，她应该怎样做才算合格。老师则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她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些不清不楚的理念和政治，很快就会把她们裹挟近狂暴的浪潮里。

被捕入狱
1949年7月，在计梅真的鼓励和组织下，台湾邮局工会针对外省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发动示威运动，许金玉作为代表积极参与其中。
许金玉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满。台湾光复之前，在包括邮局在内的各个领域，日本人都占据着比较高的地位，薪水也远好于台湾本地人。等到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人们原本以为“自己的父母官对自己人应该会比较重视”，却没有料到，过去的不平等待遇延续了下来，邮局员工的工资仍然极低，而外省员工则获得了过去由日本人享有的高工资待遇。
于是，她们走上街头，参加了台湾光复之后的第一次工潮。她们未必知道，这场争取自己权利的合情合理的运动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暗斗。
游行的目的达到了：很快，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第二年，参与游行及国语补习班的邮局员工，以及组织游行的两名老师，计梅真和钱静芝，悉数被逮捕。
因为身份暴露，以及拒绝交出参加补习班的学生名单，计梅真遭到了极为残忍地审讯。据说，她被以针刺等刑罚折磨了一个月，并在当年11月11日被枪决。而她力图保护的学生许金玉等人，也被判处15年徒刑。



在雨中，许金玉抚摸着马场町纪念公园的计梅真巨幅肖像

50年后的一天，在当年计梅真被枪杀的刑场，纪念那段恐怖岁月的展览正在举办。天上下着雨，计梅真的照片和简介安静地立着，穿着塑料雨衣、拿着白色雏菊的许金玉用干瘦的手指替计梅真的相片擦去雨水，随后忍不住伏在照片上哭出声来。
50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当年刊登计梅真死讯的报纸已经发黄。当年杀害和监禁她们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当年枪决过政治犯的广场附近，孩子们在开心地放着风筝。人们对这件事的印象也开始变淡，许金玉甚至发现，展板上将计梅真遇害的日期都写错了。
但对许金玉来说，由计梅真所指出的那条路已经无法回头。“如果没有遇到计先生”成为她常说的句式，从计老师那里学到的单薄的社会理想，则支撑了她的大半个人生。
以至于，对于计梅真所象征的那片海峡对岸的大地，她也充满了幻想和向往。在新店的军人监狱里，她足足住了15年。监狱对面有一片山，黄昏的时候，她经常望见山上飞着成群的白鹭鸶。于是，她就会“每天都做梦”，梦见自己在天上飞。“我心里在想，如果我能够飞得过这个海就好了。”
住在新店监狱里的许金玉当然并不知道，同一段时间里，她所向往的那片土地也充满苦难。曾经支撑着她们的那些理念和社会理想，正在演化成一场同样可怕的狂暴运动。1965年，她离开监狱的时候，经由这理念和社会理想所导向的运动，高潮即将到来。

爱情
不管怎么说，许金玉的一生是彻底改变了。
入狱将她的人生切成两段。曾经希望为她招一个入赘女婿的养父，因为她入狱而四处奔走，最终劳累过度，郁郁而终。出狱后，她嫁给了因为在台湾宣讲社会主义而被捕入狱的辜金良，并离开台北，到屏东市开了一家皮蛋行。过去优裕的生活不复存在，每天，她要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兜售破掉的皮蛋。
这场婚姻，很难说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共同的社会理想。为许金玉做媒的一对夫妇，都曾因参加运动而被判刑。在他们看来，“结婚对象一定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很多事情配合的很好”。
1998年，老辜患了中风，卧床不起，连翻身都困难。他们搬离了居住多年的皮蛋行。在略有些昏暗的疗养中心房间里，她喂丈夫吃饭，替他打果汁，甚至每天开着以前爱听的时事广播，和对岸播放的海峡评论，一边与他一起听，一边进行着得不到丝毫反应的讨论。
他们共同的回忆，很多都与政治有关。但镜头无意间捕捉的一些细节，透露了这个曾经选择用政治而不是爱情来考量婚姻的女人内心的感情。她和中风的丈夫比手力，会偶尔露出女孩子的表情。
某些时候，当谈起这场婚姻时，许金玉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害羞的少女了。她会露出腼腆但甜蜜的笑容来。她会回到和老辜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一遍擦拭桌子上的玻璃，一遍逐张看着两人多年来的合影，并向来访者回忆这里的点滴。
尽管她总是带着笑容和老辜说话，但也有时候，她会突然哽咽着告诉别人：因为老辜中风后没法再和她讲话，她还是心疼地“觉得失去了他”。
和这个男人一起，她度过了自己最彷徨无助的生活。很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不敢告诉别人，别人也都不敢问，只能憋在心里，就好像“石头掉进大海里”一样。
但即使这样，老辜和许金玉仍然坚守着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那些理想。他们的皮蛋行逐渐有了起色，可以雇得起自己的工人，许金玉便决心对自己的工人好一点。她为工人提供丰盛的午餐，“吃完还有水果”；她和工人一起逛街，以至于被人误解为母女。
这既是因为“她本身尝过当工人的苦，知道应该互相照顾”，也是因为计梅真曾经埋在她心中的理想。时隔50年后，她的话里面仍然带着那个时候的风格：“劳动阶级的人不知道，她的辛苦是哪里来的，我觉得，不管是哪个阶级，受教育没有，应该让他知道路如何走。”
她已经满头白发，长起了老人斑。但面对年轻的学生，她身上仿佛闪烁着当年计老师的影子。一个女孩向她提问时，她满含感情地鼓励她：“陈水扁上台后，政治、经济、治安好吗？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改善，我们必须拿出力量来。”

晚年
有几个习惯，许金玉一直保持着。她喜欢听广播里“海峡之声”的节目，哪怕里面播放的是“向台湾同胞拜年，预祝台湾父老乡亲春节快乐”这样的无聊内容；她喜欢在电脑上查看人民网的新闻，因为眼睛花了，不得不借助放大镜，也仍不放弃。这些内容，既包括大陆的领导人会见了什么外宾，也包括人民日报评论员对于某一件国际事件的评论。
她对于大陆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就连她和老辜旅游合影，选择的也都是“万里长城”、“卢沟桥”这样一些意味深长的背景。
她有女性特有的温婉和坚韧，拒绝放弃年轻时代深植在心里的政治理念、祖国想象。她为这些理念和想象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她仍然觉得，这让她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在80岁的年纪，她恐怕已无法认同一个冷冰冰的现实，那就是，她坚持并为之遭受苦难的东西，也就是“计老师所讲的，她所想象的，充满社会理想的那个东西”，即便在海峡对岸，也逐渐为人们所抛弃，不复存在了。
在一次采访中，许金玉曾经做过一段意味复杂的倾诉。有一次，她曾经忐忑地问计梅真：“这下我已经被判定是红帽子，那我要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
这让人不免产生疑问，在许金玉生命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究竟是她主动而清醒的选择，还是一种被鼓动、被灌输的裹挟？
在几十年过后，在许金玉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的人生尽头，做这样的发问是残酷的。对她来说，无论这理想如何虚幻，那毕竟成为她人生的底色，无法抹杀。
有些时候，许金玉也会突然想起自己那段普通的人生。她也会出神地想，假如她没有遇见计老师，“现在可能仍然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