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弱国无外交说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5:39:19
四代重歼
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对于全世界自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之后长期存在的外交现象的总结。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很明显和很严格的界定。只是黎塞留首先将现实政治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一点作为现实政治和理论政治的一个人为的分界线存在着。这也是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当然，从黎塞留个人对于法国历史以及现实政治的贡献来看，这个人为分界线的确定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分界线的确定既然是人为的，那就意味着在分界线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而只能说相对的大趋势是这样的。在黎塞留时代之前，各个国家也有现实政治的逻辑存在，可是本质上却没有把现实政治这种表象的行为变成系统化的理论。比如说，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斗争就是一种古代相对比较典型的现实政治。双方彼此互相设为对手，以实力为基础，不仅仅是以战争的形式在军事上进行较量，更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这外交上的运作。同样，在黎塞留之后，也有国家还在进行理念外交，大清帝国就是这样。从他在琉球问题上的等待，对英美等国的奢望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大清帝国在外交思想上已经落后了多少。一种完完全全把外交寄托于别人的施舍上的政治思想，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式的等待。
从整体国际关系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弱国无外交就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其本身就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怕其影响力和能动性再怎么小，其仍然服从并能动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本身就是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集合——一种复杂的网状关系。这种复杂的网状结构的任何一个节点的逝去，无论其所出位置有多么的无足轻重，仍然要对整个网状结构的严密性造成影响，也就意味着其对国际关系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任何国家对国际关系都有影响，也是国际关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哪怕其整个实力体系再脆弱，其也是有外交的。
即使是从技术上这个角度来考虑，绝对的弱国无外交也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客观的。其存在决定了其政治上的意义。不论怎么样，总有人要考虑其存在，并对其现状进行或深或浅的技术分析。有技术上的投入，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已经证明了存在的价值，也被别的国家从技术上肯定了自身的存在。
可是，这仅仅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上要是什么事情都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的，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僵硬而没有弹性空间了，那么从逻辑上来说，世界都要崩溃了。因此，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探讨本身就应该基于其相对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关于弱国无外交这个话题，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肯定没有弹性也就没有探讨价值的。因此，从相对意义上来探讨才具备现实性作用。
在此，我们首先要对于“无”这个字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无并不代表没有，而只是指出了相对的劣势。就比如说无力，指的就是相对的没有力，而不是绝对的一点力气也没有。
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弱国无外交的实际内涵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它指的是国家在外交中的不利地位，最终引申为国家较量中的弱势。
的确，我们回顾历史，发现弱国无外交的例子并不少见。
最明显的弱国无外交我首推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真正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完全任美国宰割。“沙漠惊雷”、“沙漠风暴”......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美国来了一个全面战争，彻底把萨达姆政权赶下了台。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和伊拉克的政治较量中居于绝对优势。不仅仅是在占有道义的情况下，即使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可以从容利用强大的实力压制别的国家的反对意见，最终实现一种绕开联合国授权的单边行动。这种行动是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实力作为保障的。也许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文明了一点吧，需要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政治较量才能很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弱国无外交的状态。
当然，事实上在国际关系关心中的很多情况下，弱国无外交的逻辑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日本在和美国的外交中的劣势就是显而易见的。当年的《广场协议》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日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默默忍受着。可以说，当年的协议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是结构性的，使日本在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失去了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可以预见到，日本那些出色的经济学家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可惜的是，日本空有经济能力，但全面实力评估下来，日本又显得相对不足了。如果不服从美国，日本就可能被美国以强制措施进行全面经济打击，那后果更严重。这就体现经济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和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安全的大问题。日本失去了美国维持的良好国际环境，其经济就基本失去了继续正常发展下去的基础了。安全的经济环境，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无外交在和平年代就体现为经济环境的不安全。
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是比较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并影响着各个国家对于别的国家外交运作的判断。不仅仅是强国和弱国之间体现出来这样的关系，强国和强国之间也很明显体现出实力差异造成的政治不对等性。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不能迷信弱国无外交。因为这还不是绝对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完全就被绝对硬实力所作用，还有其它因素同样也作用于国际关系之中。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冷战期间的中国，是属于那种幅员辽阔，没有多少进攻能力的大国了。虽然我们有核武器，但是那并非可行的选择。因此，从当时的实力体系上来看，我国的实力体系的硬实力整体上还没有欧洲强，甚至可以说相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的国家在冷战中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成为了世界政治铁三角之一。这个政治铁三角可不仅仅是侥幸，更没有谁送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靠着对不足的实力进行了有效运作的结果，其中还涉及到了对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误判。想当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要是甘于成为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小兄弟，我们的国家就会沉沦，由于实力上甚至比不上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中国很可能被弱化成一个政治地位远比不上欧洲的体态臃肿的巨人。可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何等睿智，不仅仅捍卫了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尊严，更体现了我国在外交运作中的睿智。这种睿智的实力运作的本质结果就是提升了本国的相对实力地位。这个相对实力地位实际上就是指依靠战略价值的不对等性使己方在整个平衡体系中居于调节杠杆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灵活外交的体现。在我们依靠自身实力不能对别的国家形成战略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先后有效借助了苏联和美国，实现了对于自身相对实力地位的提升。这个情况就是一种待价而估的战略。只不过这个待价而估不是战术行为，而是战略行为的时候，很多熟悉外交战术行为的人就没有意识到了。
另外一个例子同样是与我国有直接关系的。这就是台湾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地位。（在这里先说明：在此只是把台湾作为一个实力体系来对待，并不是说台湾是个国家，因为台湾问题本身与我们联系紧密，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台湾本身单独面对祖国大陆或者单独面对美国，其绝对实力都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台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交锋最激烈的问题了。而台湾则能够在这两个超强的实力体系的夹缝中游刃有余，这本身就体现了实力地位的相对性。从常理说，台湾的实力怎么也不足以和祖国大陆以及美国构成三角政治。可是现在，台湾恰恰已经成为三角政治的一个顶点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台湾问题因为本身涉及到美国的重大现实利益以及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两个超强实力体系的相对价值，于是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相对于两大实力体系的相对实力地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节点。祖国大陆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打击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那么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也会相应下降，因为美国介入的风险相对上升了，而台湾的抵抗能力也相对下降了。可是，我们还有更快捷的方法，当然不直接。那就是依靠合理的实力运作手段来逼迫台湾在运作过程中自己把弹性裕度消磨掉。这几年台独势力的日益猖獗已经把台湾政治明朗化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实力运作也比较以前是轻松多了。而台独势力则慢慢把自蒋介石时代积累起来的相对实力资本消耗掉了。连美国也看出来台湾在消耗自己的资本，这样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运作。因为台湾的运作弹性空间小了，美国的弹性空间也随之缩小。可是中国却恰恰希望美国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因为如果是明确表态的话美国几乎不可能表示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也就是说，台湾再如此运作下去，只要我们抓住台湾运作中的漏洞，足以让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当然，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是早晚的事情，因为这是大趋势。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必将导致美国的退出，美国人也只不过是想尽量拖延而已。
上面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绝对弱势的实力体系却可以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相对性的原理来进行运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地位。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却是认同弱国无外交的原理。因为从国际关系的本质上来说，这个原理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只不过有些人看不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较量的根本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国家实力是绝对的，可是，国家实力在外交中的运作中却是相对的。不论是什么问题，国家的力量投入都是有限度的。最大限额无疑是国家绝对实力的完全投入。可是，从实力运用的基本逻辑上来看，是不可能发生实力完全投入的情况的。这也就是说，国家力量在任何问题上的投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绝对投入意味毁灭，这是一种不符合实力逻辑运作规律的行为，并且技术上也做不到把所有力量最大化发挥并投入到具体的点问题上。
为了让问题更清晰明了，我尽量运用上面已经列举过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冷战期间的政治铁三角来说明吧。当时的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无疑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双方在对抗中在各个问题上的实力投入无疑都服从了这个大方向。而中国和苏联之所以交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大有想要动摇苏联社会主义头号国家的“野心”。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那个实力，可是苏联不这样看，他们的领导人看得还是很“远”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人口优势所带来的长远潜力，并且也由于大跃进而误判了中国的实力，所以感觉到继续0给中国优厚的待遇本身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失去了老大地位的苏联显然在以后的国际关系中地位会下降，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将大大下降。因此，这个问题被提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出现在了外交舞台上。苏联人没有疑问地和中国决裂了。与此同时，美国把维护西欧这道安全屏障当作自己的首要问题，所以对于中苏交恶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此时的美国在绝对实力和在西欧的相对实力上都要领先于苏联。因此，美国也不急于拉拢中国，而中国同样并没有感觉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因为我们也认为那仅仅是思想的分歧。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发现苏联外交中的侵略性，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而苏联的实力的上升又很大程度上让美国地缘的劣势体现出来了。大西洋成为一条漫长的增援通道。美国人意识到，没有其他的牵制力量的加入，很可能自己在欧洲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欧洲已经被苏联吞没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被中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在了一边。双方都意识到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国家实力逻辑的规律的。意识形态的较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激烈，而和苏联的交手却成为相对紧迫的事情了。既然认识到了问题的轻重缓急，力量的投入也就清晰了。美国把本来不多的针对中国的力量也用在了苏联方向，中国更是把矛头指向了苏联。中国是国家生存，美国是国家安全——压倒性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凭借和美国的准盟友关系，把自己和美国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显然提升了自身的可动用实力。于是，中国和美国在这次对苏联的较量中最终占据了上风，这也成为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苏联的实力体系被中国和美国共同拖垮之时，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才体现出来，并各自加强和对方较量的力量投入。中国在促成苏联解体期间无疑不是什么弱国外交，而是一种相对的政治强国攻势。让苏联解体本身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苏俄的衰弱本质上却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投入足够的力量，力量的投入又是决心的具体体现。而苏联却因为力量投入方向过多，总体投入严重超支，导致国内生活水平改善上无力投入，最终造成了自身解体。也就是说，苏联解体体现了力量投入的相对性，对于国内问题的投入过少也会影响到整体实力体系的持续运作。
而欧洲的两德问题也体现了实力投入不对等的情况下外交运作的相对性。从绝对实力上来看， 美国空前强大的整体力量完全应该可以压倒苏联，如果是这样来看弱国无外交的话，民主德国归附到美国阵营。可是，还是前面提到的地理位置的相对性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极度不利。美国的生产力在没有转化成战争实力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可能就已经被苏联占领了。美国在两德问题上的可投入实力显得严重不足，导致了两德的出现。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没有统一在苏联的旗帜下呢？这是因为苏联的投入也是相对不足的，导致无法对联邦德国形成决定性压力。苏联对美国在吞并联邦德国问题上反击的决心是看得到的。几次柏林危机美国行动的坚决无疑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联邦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投入可以说决心是相当大的，那么可投入力量的比例相对于联邦德国的绝对实力也是很高的。因此，最终造就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出现。后来的两德统一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国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吸引和牵制了苏联的绝大多数实力，直接导致苏联对两德问题已经无力投入了。这个时候，联邦德国的力量投入最终就促成了德国的最终统一。
那么，中国（本段全部指大陆实力体系）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平衡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力量投入相对性的结果。很明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在和美国的绝对实力对比中就处于劣势。同样也很明显，台湾问题上中国投入的相对实力却并非对于美国处于劣势。毕竟，台湾问题相对于中国是一个绝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的可投入实力在绝对实力中所占比例的份额不可谓不大。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成功收复台湾，什么原因呢？中国的实力真的不值得一提吗？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虽然没有对于中国来得重要，但是也绝对有相当的重要性，甚至对美国也可以称得上核心利益了。因为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霸权是挂钩的。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才一直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总体上的战略均势。现在，中国相对实力的投入比例没有减小，可是绝对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显得相对不足。这就应该是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军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投入还是有裕度的，一旦失去了裕度，美国就将退出台湾问题。而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失去裕度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身实力的发展，等待美国的可投入实力已经到达比例极限。二就是通过战争，进行国家力量的终极较量，依靠美国对于此类战争投入决心的相对不足。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而类似美国在越南和朝鲜的两次失败等等问题都可以根据国际关系的相对性原理来进行剖析。也就是说所谓的强国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弱势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他们在点问题上的强弱，强国此时已经成为了“弱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李鸿章究竟是卖国还是误国。所谓卖国，必须要是主观意志上存在卖国思想。而李鸿章个人仅仅是源于对于整个国家实力体系的潜在能量的不了解和对于实力投入程度的无法掌控（这个问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的）以及对战争态势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按照实力逻辑不得已遵循命令和日本进行了一个卖国条约的签定。可慈禧太后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一样的作用。慈禧太后本身存在的思想是以保全自身为基础的意识。因此，她主观上存在出卖国家利益也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想法。而且她个人有决定力量投入比例的权力。可是在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她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到国家较量的具体问题上。此可称之为卖国。而李鸿章就只能被认为是误国了。毕竟，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不知道我这样说各位是否赞同。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更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因为误国同样也是错。
所谓弱国无外交究竟应该是体现了整体国力还是相对投入的力量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个人认为，弱国无外交应该是体现了相对投入的力量的弱。如果在具体问题上无法投入力量的国家本身在具体问题上就绝对称不上是强国了。因为强国的体现是什么？还不是力量。而力量的总合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是绝对的。可是可投入力量却是相对的。因此，我们要看到的是具有能动性的力量，而非惰性力量。惰性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考虑的范畴。一个国家力量再强，可是却无法投入，那又有什么考虑的价值呢？我们通常总以为自己考虑问题是在考虑国家的整体实力。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做不到这样一点。真正的国际关系的精确计算是基于对于相对投入力量的判断分析而来的。正是相对力量的投入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强弱。而由此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点问题的强国和弱国的概念。因此，具体来看，我们叫一个国家强国，则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各个节点的力量投入的平均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地区强国的概念。为什么中国被称为地区强国？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可投入力量强。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一点。按照绝对力量来说，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绝对力量要比英国和法国弱。可是，英国和法国仍然是世界强国，比中国的现有地位要高。这就是因为中国在东亚的可投入力量多，同时主要力量也被牵制在了东亚地区，没有类似英法的那种全球力量投入的能力。特别还要看到，我们的全球对手和英法的全球对手不对等性又决定了我们在某些地区的相对力量被抵消掉了。于是，我国就被定义为了地区强国，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国家的绝对实力的强弱，只能作为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参考标准。毕竟，外交是以点问题出现。不论这个问题有多大，相对于整个国家外交来说都只能是一个点问题。如果我们强行要把强弱问题绝对化，那可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勉强了。我们会发现，美国这样的强国在点问题上也丢失利益，那岂不是弱国无外交的原理根本就没有任何指导性了吗？
整体上的强国和弱国是一种整体战略态势。绝对实力强也可能是在地区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而在世界很多问题上却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在提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的时候要看到局部利益的整体性、眼前利益的长远性、战术利益的战略性。本来，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眼前、战略和战术就是辨证统一的。政治较量中把微观问题宏观化、具体问题模糊化、瞬时问题长期化就是一种手段，其实质就在于整体的、长远的、战略性的利益的获得。关于究竟怎样衡量这些问题，那就是战略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的了。对于有关中日建交中牺牲了国民战争赔款利益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当时的国家核心利益在于尽可能快的掀起新的外交高潮，让我国迅速改善在与苏联对抗中的相对力量，保证国家的安全。可以说，这其中蕴涵高深的战略考量，我本不应该勉强涉及此处。但为了加以说明问题，不得已。当时的决策是出于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的判断。试想，一旦苏联军队南下，我们的预计是有可能出现微缩中国的情况。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其损失远比国民从战争赔款中所获得的利益大得多。打开外交局面早一天，所受到的威胁就小一分。这就和我们用材料做容器取长宽高的问题是一个逻辑而更类似于物品价格与卖出数量计算最终计算获利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了政治和军事的和谐切入点问题。可以说判断的难度相当大，很难精确取到那个最和谐的切入点。因此，选择的点可能不是最大利益点，但却是从可获得的数据中取出的相对和谐点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些国家外交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本段对事不对人，若不慎对某些前辈有冲撞还请谅解）
据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强弱的相对性才明显体现出了弱国无外交的实质，并体现出了人在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对于政治较量的能动性。把外交人为定格为绝对实力化显然就是一个误区，是对于外交战略分析的逃避，这是需要以后在分析此类问题中注意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对有限的实力进行利益最大的投入，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外交中更多地体现出强国的风范。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发展绝对实力对于国家运作的重要性。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巧妇为有米之炊，我们作为国家实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崛起中的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做到——智慧集于脑——长剑握于手！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实力就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
转自环球军事论坛四代重歼
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对于全世界自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之后长期存在的外交现象的总结。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很明显和很严格的界定。只是黎塞留首先将现实政治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一点作为现实政治和理论政治的一个人为的分界线存在着。这也是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当然，从黎塞留个人对于法国历史以及现实政治的贡献来看，这个人为分界线的确定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分界线的确定既然是人为的，那就意味着在分界线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而只能说相对的大趋势是这样的。在黎塞留时代之前，各个国家也有现实政治的逻辑存在，可是本质上却没有把现实政治这种表象的行为变成系统化的理论。比如说，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斗争就是一种古代相对比较典型的现实政治。双方彼此互相设为对手，以实力为基础，不仅仅是以战争的形式在军事上进行较量，更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这外交上的运作。同样，在黎塞留之后，也有国家还在进行理念外交，大清帝国就是这样。从他在琉球问题上的等待，对英美等国的奢望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大清帝国在外交思想上已经落后了多少。一种完完全全把外交寄托于别人的施舍上的政治思想，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式的等待。
从整体国际关系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弱国无外交就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其本身就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怕其影响力和能动性再怎么小，其仍然服从并能动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本身就是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集合——一种复杂的网状关系。这种复杂的网状结构的任何一个节点的逝去，无论其所出位置有多么的无足轻重，仍然要对整个网状结构的严密性造成影响，也就意味着其对国际关系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任何国家对国际关系都有影响，也是国际关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哪怕其整个实力体系再脆弱，其也是有外交的。
即使是从技术上这个角度来考虑，绝对的弱国无外交也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客观的。其存在决定了其政治上的意义。不论怎么样，总有人要考虑其存在，并对其现状进行或深或浅的技术分析。有技术上的投入，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已经证明了存在的价值，也被别的国家从技术上肯定了自身的存在。
可是，这仅仅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上要是什么事情都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的，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僵硬而没有弹性空间了，那么从逻辑上来说，世界都要崩溃了。因此，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探讨本身就应该基于其相对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关于弱国无外交这个话题，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肯定没有弹性也就没有探讨价值的。因此，从相对意义上来探讨才具备现实性作用。
在此，我们首先要对于“无”这个字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无并不代表没有，而只是指出了相对的劣势。就比如说无力，指的就是相对的没有力，而不是绝对的一点力气也没有。
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弱国无外交的实际内涵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它指的是国家在外交中的不利地位，最终引申为国家较量中的弱势。
的确，我们回顾历史，发现弱国无外交的例子并不少见。
最明显的弱国无外交我首推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真正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完全任美国宰割。“沙漠惊雷”、“沙漠风暴”......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美国来了一个全面战争，彻底把萨达姆政权赶下了台。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和伊拉克的政治较量中居于绝对优势。不仅仅是在占有道义的情况下，即使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可以从容利用强大的实力压制别的国家的反对意见，最终实现一种绕开联合国授权的单边行动。这种行动是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实力作为保障的。也许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文明了一点吧，需要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政治较量才能很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弱国无外交的状态。
当然，事实上在国际关系关心中的很多情况下，弱国无外交的逻辑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日本在和美国的外交中的劣势就是显而易见的。当年的《广场协议》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日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默默忍受着。可以说，当年的协议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是结构性的，使日本在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失去了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可以预见到，日本那些出色的经济学家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可惜的是，日本空有经济能力，但全面实力评估下来，日本又显得相对不足了。如果不服从美国，日本就可能被美国以强制措施进行全面经济打击，那后果更严重。这就体现经济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和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安全的大问题。日本失去了美国维持的良好国际环境，其经济就基本失去了继续正常发展下去的基础了。安全的经济环境，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无外交在和平年代就体现为经济环境的不安全。
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是比较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并影响着各个国家对于别的国家外交运作的判断。不仅仅是强国和弱国之间体现出来这样的关系，强国和强国之间也很明显体现出实力差异造成的政治不对等性。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不能迷信弱国无外交。因为这还不是绝对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完全就被绝对硬实力所作用，还有其它因素同样也作用于国际关系之中。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冷战期间的中国，是属于那种幅员辽阔，没有多少进攻能力的大国了。虽然我们有核武器，但是那并非可行的选择。因此，从当时的实力体系上来看，我国的实力体系的硬实力整体上还没有欧洲强，甚至可以说相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的国家在冷战中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成为了世界政治铁三角之一。这个政治铁三角可不仅仅是侥幸，更没有谁送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靠着对不足的实力进行了有效运作的结果，其中还涉及到了对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误判。想当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要是甘于成为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小兄弟，我们的国家就会沉沦，由于实力上甚至比不上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中国很可能被弱化成一个政治地位远比不上欧洲的体态臃肿的巨人。可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何等睿智，不仅仅捍卫了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尊严，更体现了我国在外交运作中的睿智。这种睿智的实力运作的本质结果就是提升了本国的相对实力地位。这个相对实力地位实际上就是指依靠战略价值的不对等性使己方在整个平衡体系中居于调节杠杆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灵活外交的体现。在我们依靠自身实力不能对别的国家形成战略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先后有效借助了苏联和美国，实现了对于自身相对实力地位的提升。这个情况就是一种待价而估的战略。只不过这个待价而估不是战术行为，而是战略行为的时候，很多熟悉外交战术行为的人就没有意识到了。
另外一个例子同样是与我国有直接关系的。这就是台湾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地位。（在这里先说明：在此只是把台湾作为一个实力体系来对待，并不是说台湾是个国家，因为台湾问题本身与我们联系紧密，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台湾本身单独面对祖国大陆或者单独面对美国，其绝对实力都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台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交锋最激烈的问题了。而台湾则能够在这两个超强的实力体系的夹缝中游刃有余，这本身就体现了实力地位的相对性。从常理说，台湾的实力怎么也不足以和祖国大陆以及美国构成三角政治。可是现在，台湾恰恰已经成为三角政治的一个顶点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台湾问题因为本身涉及到美国的重大现实利益以及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两个超强实力体系的相对价值，于是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相对于两大实力体系的相对实力地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节点。祖国大陆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打击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那么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也会相应下降，因为美国介入的风险相对上升了，而台湾的抵抗能力也相对下降了。可是，我们还有更快捷的方法，当然不直接。那就是依靠合理的实力运作手段来逼迫台湾在运作过程中自己把弹性裕度消磨掉。这几年台独势力的日益猖獗已经把台湾政治明朗化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实力运作也比较以前是轻松多了。而台独势力则慢慢把自蒋介石时代积累起来的相对实力资本消耗掉了。连美国也看出来台湾在消耗自己的资本，这样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运作。因为台湾的运作弹性空间小了，美国的弹性空间也随之缩小。可是中国却恰恰希望美国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因为如果是明确表态的话美国几乎不可能表示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也就是说，台湾再如此运作下去，只要我们抓住台湾运作中的漏洞，足以让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当然，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是早晚的事情，因为这是大趋势。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必将导致美国的退出，美国人也只不过是想尽量拖延而已。
上面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绝对弱势的实力体系却可以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相对性的原理来进行运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地位。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却是认同弱国无外交的原理。因为从国际关系的本质上来说，这个原理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只不过有些人看不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较量的根本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国家实力是绝对的，可是，国家实力在外交中的运作中却是相对的。不论是什么问题，国家的力量投入都是有限度的。最大限额无疑是国家绝对实力的完全投入。可是，从实力运用的基本逻辑上来看，是不可能发生实力完全投入的情况的。这也就是说，国家力量在任何问题上的投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绝对投入意味毁灭，这是一种不符合实力逻辑运作规律的行为，并且技术上也做不到把所有力量最大化发挥并投入到具体的点问题上。
为了让问题更清晰明了，我尽量运用上面已经列举过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冷战期间的政治铁三角来说明吧。当时的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无疑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双方在对抗中在各个问题上的实力投入无疑都服从了这个大方向。而中国和苏联之所以交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大有想要动摇苏联社会主义头号国家的“野心”。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那个实力，可是苏联不这样看，他们的领导人看得还是很“远”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人口优势所带来的长远潜力，并且也由于大跃进而误判了中国的实力，所以感觉到继续0给中国优厚的待遇本身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失去了老大地位的苏联显然在以后的国际关系中地位会下降，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将大大下降。因此，这个问题被提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出现在了外交舞台上。苏联人没有疑问地和中国决裂了。与此同时，美国把维护西欧这道安全屏障当作自己的首要问题，所以对于中苏交恶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此时的美国在绝对实力和在西欧的相对实力上都要领先于苏联。因此，美国也不急于拉拢中国，而中国同样并没有感觉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因为我们也认为那仅仅是思想的分歧。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发现苏联外交中的侵略性，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而苏联的实力的上升又很大程度上让美国地缘的劣势体现出来了。大西洋成为一条漫长的增援通道。美国人意识到，没有其他的牵制力量的加入，很可能自己在欧洲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欧洲已经被苏联吞没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被中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在了一边。双方都意识到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国家实力逻辑的规律的。意识形态的较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激烈，而和苏联的交手却成为相对紧迫的事情了。既然认识到了问题的轻重缓急，力量的投入也就清晰了。美国把本来不多的针对中国的力量也用在了苏联方向，中国更是把矛头指向了苏联。中国是国家生存，美国是国家安全——压倒性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凭借和美国的准盟友关系，把自己和美国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显然提升了自身的可动用实力。于是，中国和美国在这次对苏联的较量中最终占据了上风，这也成为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苏联的实力体系被中国和美国共同拖垮之时，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才体现出来，并各自加强和对方较量的力量投入。中国在促成苏联解体期间无疑不是什么弱国外交，而是一种相对的政治强国攻势。让苏联解体本身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苏俄的衰弱本质上却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投入足够的力量，力量的投入又是决心的具体体现。而苏联却因为力量投入方向过多，总体投入严重超支，导致国内生活水平改善上无力投入，最终造成了自身解体。也就是说，苏联解体体现了力量投入的相对性，对于国内问题的投入过少也会影响到整体实力体系的持续运作。
而欧洲的两德问题也体现了实力投入不对等的情况下外交运作的相对性。从绝对实力上来看， 美国空前强大的整体力量完全应该可以压倒苏联，如果是这样来看弱国无外交的话，民主德国归附到美国阵营。可是，还是前面提到的地理位置的相对性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极度不利。美国的生产力在没有转化成战争实力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可能就已经被苏联占领了。美国在两德问题上的可投入实力显得严重不足，导致了两德的出现。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没有统一在苏联的旗帜下呢？这是因为苏联的投入也是相对不足的，导致无法对联邦德国形成决定性压力。苏联对美国在吞并联邦德国问题上反击的决心是看得到的。几次柏林危机美国行动的坚决无疑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联邦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投入可以说决心是相当大的，那么可投入力量的比例相对于联邦德国的绝对实力也是很高的。因此，最终造就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出现。后来的两德统一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国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吸引和牵制了苏联的绝大多数实力，直接导致苏联对两德问题已经无力投入了。这个时候，联邦德国的力量投入最终就促成了德国的最终统一。
那么，中国（本段全部指大陆实力体系）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平衡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力量投入相对性的结果。很明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在和美国的绝对实力对比中就处于劣势。同样也很明显，台湾问题上中国投入的相对实力却并非对于美国处于劣势。毕竟，台湾问题相对于中国是一个绝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的可投入实力在绝对实力中所占比例的份额不可谓不大。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成功收复台湾，什么原因呢？中国的实力真的不值得一提吗？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虽然没有对于中国来得重要，但是也绝对有相当的重要性，甚至对美国也可以称得上核心利益了。因为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霸权是挂钩的。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才一直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总体上的战略均势。现在，中国相对实力的投入比例没有减小，可是绝对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显得相对不足。这就应该是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军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投入还是有裕度的，一旦失去了裕度，美国就将退出台湾问题。而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失去裕度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身实力的发展，等待美国的可投入实力已经到达比例极限。二就是通过战争，进行国家力量的终极较量，依靠美国对于此类战争投入决心的相对不足。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而类似美国在越南和朝鲜的两次失败等等问题都可以根据国际关系的相对性原理来进行剖析。也就是说所谓的强国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弱势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他们在点问题上的强弱，强国此时已经成为了“弱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李鸿章究竟是卖国还是误国。所谓卖国，必须要是主观意志上存在卖国思想。而李鸿章个人仅仅是源于对于整个国家实力体系的潜在能量的不了解和对于实力投入程度的无法掌控（这个问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的）以及对战争态势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按照实力逻辑不得已遵循命令和日本进行了一个卖国条约的签定。可慈禧太后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一样的作用。慈禧太后本身存在的思想是以保全自身为基础的意识。因此，她主观上存在出卖国家利益也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想法。而且她个人有决定力量投入比例的权力。可是在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她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到国家较量的具体问题上。此可称之为卖国。而李鸿章就只能被认为是误国了。毕竟，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不知道我这样说各位是否赞同。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更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因为误国同样也是错。
所谓弱国无外交究竟应该是体现了整体国力还是相对投入的力量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个人认为，弱国无外交应该是体现了相对投入的力量的弱。如果在具体问题上无法投入力量的国家本身在具体问题上就绝对称不上是强国了。因为强国的体现是什么？还不是力量。而力量的总合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是绝对的。可是可投入力量却是相对的。因此，我们要看到的是具有能动性的力量，而非惰性力量。惰性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考虑的范畴。一个国家力量再强，可是却无法投入，那又有什么考虑的价值呢？我们通常总以为自己考虑问题是在考虑国家的整体实力。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做不到这样一点。真正的国际关系的精确计算是基于对于相对投入力量的判断分析而来的。正是相对力量的投入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强弱。而由此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点问题的强国和弱国的概念。因此，具体来看，我们叫一个国家强国，则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各个节点的力量投入的平均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地区强国的概念。为什么中国被称为地区强国？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可投入力量强。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一点。按照绝对力量来说，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绝对力量要比英国和法国弱。可是，英国和法国仍然是世界强国，比中国的现有地位要高。这就是因为中国在东亚的可投入力量多，同时主要力量也被牵制在了东亚地区，没有类似英法的那种全球力量投入的能力。特别还要看到，我们的全球对手和英法的全球对手不对等性又决定了我们在某些地区的相对力量被抵消掉了。于是，我国就被定义为了地区强国，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国家的绝对实力的强弱，只能作为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参考标准。毕竟，外交是以点问题出现。不论这个问题有多大，相对于整个国家外交来说都只能是一个点问题。如果我们强行要把强弱问题绝对化，那可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勉强了。我们会发现，美国这样的强国在点问题上也丢失利益，那岂不是弱国无外交的原理根本就没有任何指导性了吗？
整体上的强国和弱国是一种整体战略态势。绝对实力强也可能是在地区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而在世界很多问题上却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在提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的时候要看到局部利益的整体性、眼前利益的长远性、战术利益的战略性。本来，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眼前、战略和战术就是辨证统一的。政治较量中把微观问题宏观化、具体问题模糊化、瞬时问题长期化就是一种手段，其实质就在于整体的、长远的、战略性的利益的获得。关于究竟怎样衡量这些问题，那就是战略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的了。对于有关中日建交中牺牲了国民战争赔款利益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当时的国家核心利益在于尽可能快的掀起新的外交高潮，让我国迅速改善在与苏联对抗中的相对力量，保证国家的安全。可以说，这其中蕴涵高深的战略考量，我本不应该勉强涉及此处。但为了加以说明问题，不得已。当时的决策是出于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的判断。试想，一旦苏联军队南下，我们的预计是有可能出现微缩中国的情况。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其损失远比国民从战争赔款中所获得的利益大得多。打开外交局面早一天，所受到的威胁就小一分。这就和我们用材料做容器取长宽高的问题是一个逻辑而更类似于物品价格与卖出数量计算最终计算获利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了政治和军事的和谐切入点问题。可以说判断的难度相当大，很难精确取到那个最和谐的切入点。因此，选择的点可能不是最大利益点，但却是从可获得的数据中取出的相对和谐点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些国家外交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本段对事不对人，若不慎对某些前辈有冲撞还请谅解）
据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强弱的相对性才明显体现出了弱国无外交的实质，并体现出了人在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对于政治较量的能动性。把外交人为定格为绝对实力化显然就是一个误区，是对于外交战略分析的逃避，这是需要以后在分析此类问题中注意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对有限的实力进行利益最大的投入，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外交中更多地体现出强国的风范。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发展绝对实力对于国家运作的重要性。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巧妇为有米之炊，我们作为国家实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崛起中的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做到——智慧集于脑——长剑握于手！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实力就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
转自环球军事论坛
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对于全世界自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之后长期存在的外交现象的总结。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很明显和很严格的界定。只是黎塞留首先将现实政治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一点作为现实政治和理论政治的一个人为的分界线存在着。这也是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当然，从黎塞留个人对于法国历史以及现实政治的贡献来看，这个人为分界线的确定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分界线的确定既然是人为的，那就意味着在分界线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而只能说相对的大趋势是这样的。在黎塞留时代之前，各个国家也有现实政治的逻辑存在，可是本质上却没有把现实政治这种表象的行为变成系统化的理论。比如说，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斗争就是一种古代相对比较典型的现实政治。双方彼此互相设为对手，以实力为基础，不仅仅是以战争的形式在军事上进行较量，更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这外交上的运作。同样，在黎塞留之后，也有国家还在进行理念外交，大清帝国就是这样。从他在琉球问题上的等待，对英美等国的奢望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大清帝国在外交思想上已经落后了多少。一种完完全全把外交寄托于别人的施舍上的政治思想，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式的等待。
从整体国际关系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弱国无外交就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其本身就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怕其影响力和能动性再怎么小，其仍然服从并能动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本身就是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集合——一种复杂的网状关系。这种复杂的网状结构的任何一个节点的逝去，无论其所出位置有多么的无足轻重，仍然要对整个网状结构的严密性造成影响，也就意味着其对国际关系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任何国家对国际关系都有影响，也是国际关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哪怕其整个实力体系再脆弱，其也是有外交的。
即使是从技术上这个角度来考虑，绝对的弱国无外交也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客观的。其存在决定了其政治上的意义。不论怎么样，总有人要考虑其存在，并对其现状进行或深或浅的技术分析。有技术上的投入，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已经证明了存在的价值，也被别的国家从技术上肯定了自身的存在。
可是，这仅仅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上要是什么事情都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的，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僵硬而没有弹性空间了，那么从逻辑上来说，世界都要崩溃了。因此，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探讨本身就应该基于其相对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关于弱国无外交这个话题，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肯定没有弹性也就没有探讨价值的。因此，从相对意义上来探讨才具备现实性作用。
在此，我们首先要对于“无”这个字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无并不代表没有，而只是指出了相对的劣势。就比如说无力，指的就是相对的没有力，而不是绝对的一点力气也没有。
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弱国无外交的实际内涵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它指的是国家在外交中的不利地位，最终引申为国家较量中的弱势。
的确，我们回顾历史，发现弱国无外交的例子并不少见。
最明显的弱国无外交我首推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真正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完全任美国宰割。“沙漠惊雷”、“沙漠风暴”......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美国来了一个全面战争，彻底把萨达姆政权赶下了台。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和伊拉克的政治较量中居于绝对优势。不仅仅是在占有道义的情况下，即使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可以从容利用强大的实力压制别的国家的反对意见，最终实现一种绕开联合国授权的单边行动。这种行动是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实力作为保障的。也许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文明了一点吧，需要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政治较量才能很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弱国无外交的状态。
当然，事实上在国际关系关心中的很多情况下，弱国无外交的逻辑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日本在和美国的外交中的劣势就是显而易见的。当年的《广场协议》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日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默默忍受着。可以说，当年的协议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是结构性的，使日本在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失去了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可以预见到，日本那些出色的经济学家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可惜的是，日本空有经济能力，但全面实力评估下来，日本又显得相对不足了。如果不服从美国，日本就可能被美国以强制措施进行全面经济打击，那后果更严重。这就体现经济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和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安全的大问题。日本失去了美国维持的良好国际环境，其经济就基本失去了继续正常发展下去的基础了。安全的经济环境，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无外交在和平年代就体现为经济环境的不安全。
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是比较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并影响着各个国家对于别的国家外交运作的判断。不仅仅是强国和弱国之间体现出来这样的关系，强国和强国之间也很明显体现出实力差异造成的政治不对等性。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不能迷信弱国无外交。因为这还不是绝对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完全就被绝对硬实力所作用，还有其它因素同样也作用于国际关系之中。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冷战期间的中国，是属于那种幅员辽阔，没有多少进攻能力的大国了。虽然我们有核武器，但是那并非可行的选择。因此，从当时的实力体系上来看，我国的实力体系的硬实力整体上还没有欧洲强，甚至可以说相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的国家在冷战中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成为了世界政治铁三角之一。这个政治铁三角可不仅仅是侥幸，更没有谁送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靠着对不足的实力进行了有效运作的结果，其中还涉及到了对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误判。想当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要是甘于成为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小兄弟，我们的国家就会沉沦，由于实力上甚至比不上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中国很可能被弱化成一个政治地位远比不上欧洲的体态臃肿的巨人。可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何等睿智，不仅仅捍卫了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尊严，更体现了我国在外交运作中的睿智。这种睿智的实力运作的本质结果就是提升了本国的相对实力地位。这个相对实力地位实际上就是指依靠战略价值的不对等性使己方在整个平衡体系中居于调节杠杆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灵活外交的体现。在我们依靠自身实力不能对别的国家形成战略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先后有效借助了苏联和美国，实现了对于自身相对实力地位的提升。这个情况就是一种待价而估的战略。只不过这个待价而估不是战术行为，而是战略行为的时候，很多熟悉外交战术行为的人就没有意识到了。
另外一个例子同样是与我国有直接关系的。这就是台湾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地位。（在这里先说明：在此只是把台湾作为一个实力体系来对待，并不是说台湾是个国家，因为台湾问题本身与我们联系紧密，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台湾本身单独面对祖国大陆或者单独面对美国，其绝对实力都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台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交锋最激烈的问题了。而台湾则能够在这两个超强的实力体系的夹缝中游刃有余，这本身就体现了实力地位的相对性。从常理说，台湾的实力怎么也不足以和祖国大陆以及美国构成三角政治。可是现在，台湾恰恰已经成为三角政治的一个顶点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台湾问题因为本身涉及到美国的重大现实利益以及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两个超强实力体系的相对价值，于是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相对于两大实力体系的相对实力地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节点。祖国大陆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打击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那么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也会相应下降，因为美国介入的风险相对上升了，而台湾的抵抗能力也相对下降了。可是，我们还有更快捷的方法，当然不直接。那就是依靠合理的实力运作手段来逼迫台湾在运作过程中自己把弹性裕度消磨掉。这几年台独势力的日益猖獗已经把台湾政治明朗化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实力运作也比较以前是轻松多了。而台独势力则慢慢把自蒋介石时代积累起来的相对实力资本消耗掉了。连美国也看出来台湾在消耗自己的资本，这样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运作。因为台湾的运作弹性空间小了，美国的弹性空间也随之缩小。可是中国却恰恰希望美国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因为如果是明确表态的话美国几乎不可能表示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也就是说，台湾再如此运作下去，只要我们抓住台湾运作中的漏洞，足以让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当然，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是早晚的事情，因为这是大趋势。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必将导致美国的退出，美国人也只不过是想尽量拖延而已。
上面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绝对弱势的实力体系却可以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相对性的原理来进行运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地位。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却是认同弱国无外交的原理。因为从国际关系的本质上来说，这个原理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只不过有些人看不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较量的根本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国家实力是绝对的，可是，国家实力在外交中的运作中却是相对的。不论是什么问题，国家的力量投入都是有限度的。最大限额无疑是国家绝对实力的完全投入。可是，从实力运用的基本逻辑上来看，是不可能发生实力完全投入的情况的。这也就是说，国家力量在任何问题上的投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绝对投入意味毁灭，这是一种不符合实力逻辑运作规律的行为，并且技术上也做不到把所有力量最大化发挥并投入到具体的点问题上。
为了让问题更清晰明了，我尽量运用上面已经列举过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冷战期间的政治铁三角来说明吧。当时的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无疑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双方在对抗中在各个问题上的实力投入无疑都服从了这个大方向。而中国和苏联之所以交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大有想要动摇苏联社会主义头号国家的“野心”。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那个实力，可是苏联不这样看，他们的领导人看得还是很“远”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人口优势所带来的长远潜力，并且也由于大跃进而误判了中国的实力，所以感觉到继续0给中国优厚的待遇本身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失去了老大地位的苏联显然在以后的国际关系中地位会下降，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将大大下降。因此，这个问题被提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出现在了外交舞台上。苏联人没有疑问地和中国决裂了。与此同时，美国把维护西欧这道安全屏障当作自己的首要问题，所以对于中苏交恶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此时的美国在绝对实力和在西欧的相对实力上都要领先于苏联。因此，美国也不急于拉拢中国，而中国同样并没有感觉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因为我们也认为那仅仅是思想的分歧。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发现苏联外交中的侵略性，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而苏联的实力的上升又很大程度上让美国地缘的劣势体现出来了。大西洋成为一条漫长的增援通道。美国人意识到，没有其他的牵制力量的加入，很可能自己在欧洲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欧洲已经被苏联吞没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被中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在了一边。双方都意识到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国家实力逻辑的规律的。意识形态的较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激烈，而和苏联的交手却成为相对紧迫的事情了。既然认识到了问题的轻重缓急，力量的投入也就清晰了。美国把本来不多的针对中国的力量也用在了苏联方向，中国更是把矛头指向了苏联。中国是国家生存，美国是国家安全——压倒性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凭借和美国的准盟友关系，把自己和美国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显然提升了自身的可动用实力。于是，中国和美国在这次对苏联的较量中最终占据了上风，这也成为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苏联的实力体系被中国和美国共同拖垮之时，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才体现出来，并各自加强和对方较量的力量投入。中国在促成苏联解体期间无疑不是什么弱国外交，而是一种相对的政治强国攻势。让苏联解体本身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苏俄的衰弱本质上却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投入足够的力量，力量的投入又是决心的具体体现。而苏联却因为力量投入方向过多，总体投入严重超支，导致国内生活水平改善上无力投入，最终造成了自身解体。也就是说，苏联解体体现了力量投入的相对性，对于国内问题的投入过少也会影响到整体实力体系的持续运作。
而欧洲的两德问题也体现了实力投入不对等的情况下外交运作的相对性。从绝对实力上来看， 美国空前强大的整体力量完全应该可以压倒苏联，如果是这样来看弱国无外交的话，民主德国归附到美国阵营。可是，还是前面提到的地理位置的相对性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极度不利。美国的生产力在没有转化成战争实力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可能就已经被苏联占领了。美国在两德问题上的可投入实力显得严重不足，导致了两德的出现。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没有统一在苏联的旗帜下呢？这是因为苏联的投入也是相对不足的，导致无法对联邦德国形成决定性压力。苏联对美国在吞并联邦德国问题上反击的决心是看得到的。几次柏林危机美国行动的坚决无疑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联邦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投入可以说决心是相当大的，那么可投入力量的比例相对于联邦德国的绝对实力也是很高的。因此，最终造就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出现。后来的两德统一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国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吸引和牵制了苏联的绝大多数实力，直接导致苏联对两德问题已经无力投入了。这个时候，联邦德国的力量投入最终就促成了德国的最终统一。
那么，中国（本段全部指大陆实力体系）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平衡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力量投入相对性的结果。很明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在和美国的绝对实力对比中就处于劣势。同样也很明显，台湾问题上中国投入的相对实力却并非对于美国处于劣势。毕竟，台湾问题相对于中国是一个绝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的可投入实力在绝对实力中所占比例的份额不可谓不大。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成功收复台湾，什么原因呢？中国的实力真的不值得一提吗？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虽然没有对于中国来得重要，但是也绝对有相当的重要性，甚至对美国也可以称得上核心利益了。因为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霸权是挂钩的。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才一直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总体上的战略均势。现在，中国相对实力的投入比例没有减小，可是绝对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显得相对不足。这就应该是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军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投入还是有裕度的，一旦失去了裕度，美国就将退出台湾问题。而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失去裕度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身实力的发展，等待美国的可投入实力已经到达比例极限。二就是通过战争，进行国家力量的终极较量，依靠美国对于此类战争投入决心的相对不足。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而类似美国在越南和朝鲜的两次失败等等问题都可以根据国际关系的相对性原理来进行剖析。也就是说所谓的强国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弱势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他们在点问题上的强弱，强国此时已经成为了“弱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李鸿章究竟是卖国还是误国。所谓卖国，必须要是主观意志上存在卖国思想。而李鸿章个人仅仅是源于对于整个国家实力体系的潜在能量的不了解和对于实力投入程度的无法掌控（这个问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的）以及对战争态势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按照实力逻辑不得已遵循命令和日本进行了一个卖国条约的签定。可慈禧太后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一样的作用。慈禧太后本身存在的思想是以保全自身为基础的意识。因此，她主观上存在出卖国家利益也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想法。而且她个人有决定力量投入比例的权力。可是在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她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到国家较量的具体问题上。此可称之为卖国。而李鸿章就只能被认为是误国了。毕竟，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不知道我这样说各位是否赞同。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更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因为误国同样也是错。
所谓弱国无外交究竟应该是体现了整体国力还是相对投入的力量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个人认为，弱国无外交应该是体现了相对投入的力量的弱。如果在具体问题上无法投入力量的国家本身在具体问题上就绝对称不上是强国了。因为强国的体现是什么？还不是力量。而力量的总合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是绝对的。可是可投入力量却是相对的。因此，我们要看到的是具有能动性的力量，而非惰性力量。惰性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考虑的范畴。一个国家力量再强，可是却无法投入，那又有什么考虑的价值呢？我们通常总以为自己考虑问题是在考虑国家的整体实力。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做不到这样一点。真正的国际关系的精确计算是基于对于相对投入力量的判断分析而来的。正是相对力量的投入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强弱。而由此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点问题的强国和弱国的概念。因此，具体来看，我们叫一个国家强国，则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各个节点的力量投入的平均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地区强国的概念。为什么中国被称为地区强国？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可投入力量强。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一点。按照绝对力量来说，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绝对力量要比英国和法国弱。可是，英国和法国仍然是世界强国，比中国的现有地位要高。这就是因为中国在东亚的可投入力量多，同时主要力量也被牵制在了东亚地区，没有类似英法的那种全球力量投入的能力。特别还要看到，我们的全球对手和英法的全球对手不对等性又决定了我们在某些地区的相对力量被抵消掉了。于是，我国就被定义为了地区强国，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国家的绝对实力的强弱，只能作为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参考标准。毕竟，外交是以点问题出现。不论这个问题有多大，相对于整个国家外交来说都只能是一个点问题。如果我们强行要把强弱问题绝对化，那可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勉强了。我们会发现，美国这样的强国在点问题上也丢失利益，那岂不是弱国无外交的原理根本就没有任何指导性了吗？
整体上的强国和弱国是一种整体战略态势。绝对实力强也可能是在地区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而在世界很多问题上却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在提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的时候要看到局部利益的整体性、眼前利益的长远性、战术利益的战略性。本来，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眼前、战略和战术就是辨证统一的。政治较量中把微观问题宏观化、具体问题模糊化、瞬时问题长期化就是一种手段，其实质就在于整体的、长远的、战略性的利益的获得。关于究竟怎样衡量这些问题，那就是战略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的了。对于有关中日建交中牺牲了国民战争赔款利益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当时的国家核心利益在于尽可能快的掀起新的外交高潮，让我国迅速改善在与苏联对抗中的相对力量，保证国家的安全。可以说，这其中蕴涵高深的战略考量，我本不应该勉强涉及此处。但为了加以说明问题，不得已。当时的决策是出于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的判断。试想，一旦苏联军队南下，我们的预计是有可能出现微缩中国的情况。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其损失远比国民从战争赔款中所获得的利益大得多。打开外交局面早一天，所受到的威胁就小一分。这就和我们用材料做容器取长宽高的问题是一个逻辑而更类似于物品价格与卖出数量计算最终计算获利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了政治和军事的和谐切入点问题。可以说判断的难度相当大，很难精确取到那个最和谐的切入点。因此，选择的点可能不是最大利益点，但却是从可获得的数据中取出的相对和谐点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些国家外交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本段对事不对人，若不慎对某些前辈有冲撞还请谅解）
据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强弱的相对性才明显体现出了弱国无外交的实质，并体现出了人在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对于政治较量的能动性。把外交人为定格为绝对实力化显然就是一个误区，是对于外交战略分析的逃避，这是需要以后在分析此类问题中注意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对有限的实力进行利益最大的投入，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外交中更多地体现出强国的风范。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发展绝对实力对于国家运作的重要性。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巧妇为有米之炊，我们作为国家实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崛起中的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做到——智慧集于脑——长剑握于手！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实力就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
转自环球军事论坛四代重歼
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对于全世界自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之后长期存在的外交现象的总结。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很明显和很严格的界定。只是黎塞留首先将现实政治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一点作为现实政治和理论政治的一个人为的分界线存在着。这也是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当然，从黎塞留个人对于法国历史以及现实政治的贡献来看，这个人为分界线的确定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分界线的确定既然是人为的，那就意味着在分界线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而只能说相对的大趋势是这样的。在黎塞留时代之前，各个国家也有现实政治的逻辑存在，可是本质上却没有把现实政治这种表象的行为变成系统化的理论。比如说，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斗争就是一种古代相对比较典型的现实政治。双方彼此互相设为对手，以实力为基础，不仅仅是以战争的形式在军事上进行较量，更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这外交上的运作。同样，在黎塞留之后，也有国家还在进行理念外交，大清帝国就是这样。从他在琉球问题上的等待，对英美等国的奢望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大清帝国在外交思想上已经落后了多少。一种完完全全把外交寄托于别人的施舍上的政治思想，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式的等待。
从整体国际关系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弱国无外交就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其本身就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怕其影响力和能动性再怎么小，其仍然服从并能动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本身就是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集合——一种复杂的网状关系。这种复杂的网状结构的任何一个节点的逝去，无论其所出位置有多么的无足轻重，仍然要对整个网状结构的严密性造成影响，也就意味着其对国际关系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任何国家对国际关系都有影响，也是国际关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哪怕其整个实力体系再脆弱，其也是有外交的。
即使是从技术上这个角度来考虑，绝对的弱国无外交也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客观的。其存在决定了其政治上的意义。不论怎么样，总有人要考虑其存在，并对其现状进行或深或浅的技术分析。有技术上的投入，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已经证明了存在的价值，也被别的国家从技术上肯定了自身的存在。
可是，这仅仅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上要是什么事情都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的，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僵硬而没有弹性空间了，那么从逻辑上来说，世界都要崩溃了。因此，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探讨本身就应该基于其相对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关于弱国无外交这个话题，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肯定没有弹性也就没有探讨价值的。因此，从相对意义上来探讨才具备现实性作用。
在此，我们首先要对于“无”这个字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无并不代表没有，而只是指出了相对的劣势。就比如说无力，指的就是相对的没有力，而不是绝对的一点力气也没有。
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弱国无外交的实际内涵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它指的是国家在外交中的不利地位，最终引申为国家较量中的弱势。
的确，我们回顾历史，发现弱国无外交的例子并不少见。
最明显的弱国无外交我首推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真正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完全任美国宰割。“沙漠惊雷”、“沙漠风暴”......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美国来了一个全面战争，彻底把萨达姆政权赶下了台。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和伊拉克的政治较量中居于绝对优势。不仅仅是在占有道义的情况下，即使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可以从容利用强大的实力压制别的国家的反对意见，最终实现一种绕开联合国授权的单边行动。这种行动是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实力作为保障的。也许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文明了一点吧，需要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政治较量才能很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弱国无外交的状态。
当然，事实上在国际关系关心中的很多情况下，弱国无外交的逻辑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日本在和美国的外交中的劣势就是显而易见的。当年的《广场协议》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日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默默忍受着。可以说，当年的协议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是结构性的，使日本在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失去了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可以预见到，日本那些出色的经济学家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可惜的是，日本空有经济能力，但全面实力评估下来，日本又显得相对不足了。如果不服从美国，日本就可能被美国以强制措施进行全面经济打击，那后果更严重。这就体现经济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和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安全的大问题。日本失去了美国维持的良好国际环境，其经济就基本失去了继续正常发展下去的基础了。安全的经济环境，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无外交在和平年代就体现为经济环境的不安全。
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是比较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并影响着各个国家对于别的国家外交运作的判断。不仅仅是强国和弱国之间体现出来这样的关系，强国和强国之间也很明显体现出实力差异造成的政治不对等性。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不能迷信弱国无外交。因为这还不是绝对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完全就被绝对硬实力所作用，还有其它因素同样也作用于国际关系之中。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冷战期间的中国，是属于那种幅员辽阔，没有多少进攻能力的大国了。虽然我们有核武器，但是那并非可行的选择。因此，从当时的实力体系上来看，我国的实力体系的硬实力整体上还没有欧洲强，甚至可以说相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的国家在冷战中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成为了世界政治铁三角之一。这个政治铁三角可不仅仅是侥幸，更没有谁送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靠着对不足的实力进行了有效运作的结果，其中还涉及到了对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误判。想当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要是甘于成为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小兄弟，我们的国家就会沉沦，由于实力上甚至比不上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中国很可能被弱化成一个政治地位远比不上欧洲的体态臃肿的巨人。可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何等睿智，不仅仅捍卫了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尊严，更体现了我国在外交运作中的睿智。这种睿智的实力运作的本质结果就是提升了本国的相对实力地位。这个相对实力地位实际上就是指依靠战略价值的不对等性使己方在整个平衡体系中居于调节杠杆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灵活外交的体现。在我们依靠自身实力不能对别的国家形成战略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先后有效借助了苏联和美国，实现了对于自身相对实力地位的提升。这个情况就是一种待价而估的战略。只不过这个待价而估不是战术行为，而是战略行为的时候，很多熟悉外交战术行为的人就没有意识到了。
另外一个例子同样是与我国有直接关系的。这就是台湾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地位。（在这里先说明：在此只是把台湾作为一个实力体系来对待，并不是说台湾是个国家，因为台湾问题本身与我们联系紧密，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台湾本身单独面对祖国大陆或者单独面对美国，其绝对实力都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台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交锋最激烈的问题了。而台湾则能够在这两个超强的实力体系的夹缝中游刃有余，这本身就体现了实力地位的相对性。从常理说，台湾的实力怎么也不足以和祖国大陆以及美国构成三角政治。可是现在，台湾恰恰已经成为三角政治的一个顶点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台湾问题因为本身涉及到美国的重大现实利益以及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两个超强实力体系的相对价值，于是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相对于两大实力体系的相对实力地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节点。祖国大陆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打击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那么台湾的相对实力地位也会相应下降，因为美国介入的风险相对上升了，而台湾的抵抗能力也相对下降了。可是，我们还有更快捷的方法，当然不直接。那就是依靠合理的实力运作手段来逼迫台湾在运作过程中自己把弹性裕度消磨掉。这几年台独势力的日益猖獗已经把台湾政治明朗化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实力运作也比较以前是轻松多了。而台独势力则慢慢把自蒋介石时代积累起来的相对实力资本消耗掉了。连美国也看出来台湾在消耗自己的资本，这样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运作。因为台湾的运作弹性空间小了，美国的弹性空间也随之缩小。可是中国却恰恰希望美国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因为如果是明确表态的话美国几乎不可能表示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也就是说，台湾再如此运作下去，只要我们抓住台湾运作中的漏洞，足以让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当然，美国退出这场实力运作是早晚的事情，因为这是大趋势。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必将导致美国的退出，美国人也只不过是想尽量拖延而已。
上面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绝对弱势的实力体系却可以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相对性的原理来进行运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地位。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却是认同弱国无外交的原理。因为从国际关系的本质上来说，这个原理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只不过有些人看不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较量的根本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国家实力是绝对的，可是，国家实力在外交中的运作中却是相对的。不论是什么问题，国家的力量投入都是有限度的。最大限额无疑是国家绝对实力的完全投入。可是，从实力运用的基本逻辑上来看，是不可能发生实力完全投入的情况的。这也就是说，国家力量在任何问题上的投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绝对投入意味毁灭，这是一种不符合实力逻辑运作规律的行为，并且技术上也做不到把所有力量最大化发挥并投入到具体的点问题上。
为了让问题更清晰明了，我尽量运用上面已经列举过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冷战期间的政治铁三角来说明吧。当时的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无疑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双方在对抗中在各个问题上的实力投入无疑都服从了这个大方向。而中国和苏联之所以交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大有想要动摇苏联社会主义头号国家的“野心”。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那个实力，可是苏联不这样看，他们的领导人看得还是很“远”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人口优势所带来的长远潜力，并且也由于大跃进而误判了中国的实力，所以感觉到继续0给中国优厚的待遇本身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失去了老大地位的苏联显然在以后的国际关系中地位会下降，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将大大下降。因此，这个问题被提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出现在了外交舞台上。苏联人没有疑问地和中国决裂了。与此同时，美国把维护西欧这道安全屏障当作自己的首要问题，所以对于中苏交恶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此时的美国在绝对实力和在西欧的相对实力上都要领先于苏联。因此，美国也不急于拉拢中国，而中国同样并没有感觉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因为我们也认为那仅仅是思想的分歧。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发现苏联外交中的侵略性，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而苏联的实力的上升又很大程度上让美国地缘的劣势体现出来了。大西洋成为一条漫长的增援通道。美国人意识到，没有其他的牵制力量的加入，很可能自己在欧洲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欧洲已经被苏联吞没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被中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在了一边。双方都意识到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国家实力逻辑的规律的。意识形态的较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激烈，而和苏联的交手却成为相对紧迫的事情了。既然认识到了问题的轻重缓急，力量的投入也就清晰了。美国把本来不多的针对中国的力量也用在了苏联方向，中国更是把矛头指向了苏联。中国是国家生存，美国是国家安全——压倒性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凭借和美国的准盟友关系，把自己和美国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显然提升了自身的可动用实力。于是，中国和美国在这次对苏联的较量中最终占据了上风，这也成为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苏联的实力体系被中国和美国共同拖垮之时，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才体现出来，并各自加强和对方较量的力量投入。中国在促成苏联解体期间无疑不是什么弱国外交，而是一种相对的政治强国攻势。让苏联解体本身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苏俄的衰弱本质上却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投入足够的力量，力量的投入又是决心的具体体现。而苏联却因为力量投入方向过多，总体投入严重超支，导致国内生活水平改善上无力投入，最终造成了自身解体。也就是说，苏联解体体现了力量投入的相对性，对于国内问题的投入过少也会影响到整体实力体系的持续运作。
而欧洲的两德问题也体现了实力投入不对等的情况下外交运作的相对性。从绝对实力上来看， 美国空前强大的整体力量完全应该可以压倒苏联，如果是这样来看弱国无外交的话，民主德国归附到美国阵营。可是，还是前面提到的地理位置的相对性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极度不利。美国的生产力在没有转化成战争实力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可能就已经被苏联占领了。美国在两德问题上的可投入实力显得严重不足，导致了两德的出现。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没有统一在苏联的旗帜下呢？这是因为苏联的投入也是相对不足的，导致无法对联邦德国形成决定性压力。苏联对美国在吞并联邦德国问题上反击的决心是看得到的。几次柏林危机美国行动的坚决无疑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联邦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投入可以说决心是相当大的，那么可投入力量的比例相对于联邦德国的绝对实力也是很高的。因此，最终造就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出现。后来的两德统一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国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吸引和牵制了苏联的绝大多数实力，直接导致苏联对两德问题已经无力投入了。这个时候，联邦德国的力量投入最终就促成了德国的最终统一。
那么，中国（本段全部指大陆实力体系）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平衡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力量投入相对性的结果。很明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在和美国的绝对实力对比中就处于劣势。同样也很明显，台湾问题上中国投入的相对实力却并非对于美国处于劣势。毕竟，台湾问题相对于中国是一个绝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的可投入实力在绝对实力中所占比例的份额不可谓不大。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成功收复台湾，什么原因呢？中国的实力真的不值得一提吗？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虽然没有对于中国来得重要，但是也绝对有相当的重要性，甚至对美国也可以称得上核心利益了。因为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霸权是挂钩的。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才一直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总体上的战略均势。现在，中国相对实力的投入比例没有减小，可是绝对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显得相对不足。这就应该是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军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投入还是有裕度的，一旦失去了裕度，美国就将退出台湾问题。而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失去裕度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身实力的发展，等待美国的可投入实力已经到达比例极限。二就是通过战争，进行国家力量的终极较量，依靠美国对于此类战争投入决心的相对不足。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而类似美国在越南和朝鲜的两次失败等等问题都可以根据国际关系的相对性原理来进行剖析。也就是说所谓的强国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弱势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他们在点问题上的强弱，强国此时已经成为了“弱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李鸿章究竟是卖国还是误国。所谓卖国，必须要是主观意志上存在卖国思想。而李鸿章个人仅仅是源于对于整个国家实力体系的潜在能量的不了解和对于实力投入程度的无法掌控（这个问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的）以及对战争态势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按照实力逻辑不得已遵循命令和日本进行了一个卖国条约的签定。可慈禧太后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一样的作用。慈禧太后本身存在的思想是以保全自身为基础的意识。因此，她主观上存在出卖国家利益也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想法。而且她个人有决定力量投入比例的权力。可是在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她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到国家较量的具体问题上。此可称之为卖国。而李鸿章就只能被认为是误国了。毕竟，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不知道我这样说各位是否赞同。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更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因为误国同样也是错。
所谓弱国无外交究竟应该是体现了整体国力还是相对投入的力量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个人认为，弱国无外交应该是体现了相对投入的力量的弱。如果在具体问题上无法投入力量的国家本身在具体问题上就绝对称不上是强国了。因为强国的体现是什么？还不是力量。而力量的总合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是绝对的。可是可投入力量却是相对的。因此，我们要看到的是具有能动性的力量，而非惰性力量。惰性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考虑的范畴。一个国家力量再强，可是却无法投入，那又有什么考虑的价值呢？我们通常总以为自己考虑问题是在考虑国家的整体实力。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做不到这样一点。真正的国际关系的精确计算是基于对于相对投入力量的判断分析而来的。正是相对力量的投入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强弱。而由此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点问题的强国和弱国的概念。因此，具体来看，我们叫一个国家强国，则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各个节点的力量投入的平均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地区强国的概念。为什么中国被称为地区强国？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可投入力量强。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一点。按照绝对力量来说，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绝对力量要比英国和法国弱。可是，英国和法国仍然是世界强国，比中国的现有地位要高。这就是因为中国在东亚的可投入力量多，同时主要力量也被牵制在了东亚地区，没有类似英法的那种全球力量投入的能力。特别还要看到，我们的全球对手和英法的全球对手不对等性又决定了我们在某些地区的相对力量被抵消掉了。于是，我国就被定义为了地区强国，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国家的绝对实力的强弱，只能作为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参考标准。毕竟，外交是以点问题出现。不论这个问题有多大，相对于整个国家外交来说都只能是一个点问题。如果我们强行要把强弱问题绝对化，那可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勉强了。我们会发现，美国这样的强国在点问题上也丢失利益，那岂不是弱国无外交的原理根本就没有任何指导性了吗？
整体上的强国和弱国是一种整体战略态势。绝对实力强也可能是在地区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而在世界很多问题上却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在提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的时候要看到局部利益的整体性、眼前利益的长远性、战术利益的战略性。本来，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眼前、战略和战术就是辨证统一的。政治较量中把微观问题宏观化、具体问题模糊化、瞬时问题长期化就是一种手段，其实质就在于整体的、长远的、战略性的利益的获得。关于究竟怎样衡量这些问题，那就是战略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的了。对于有关中日建交中牺牲了国民战争赔款利益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当时的国家核心利益在于尽可能快的掀起新的外交高潮，让我国迅速改善在与苏联对抗中的相对力量，保证国家的安全。可以说，这其中蕴涵高深的战略考量，我本不应该勉强涉及此处。但为了加以说明问题，不得已。当时的决策是出于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的判断。试想，一旦苏联军队南下，我们的预计是有可能出现微缩中国的情况。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其损失远比国民从战争赔款中所获得的利益大得多。打开外交局面早一天，所受到的威胁就小一分。这就和我们用材料做容器取长宽高的问题是一个逻辑而更类似于物品价格与卖出数量计算最终计算获利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了政治和军事的和谐切入点问题。可以说判断的难度相当大，很难精确取到那个最和谐的切入点。因此，选择的点可能不是最大利益点，但却是从可获得的数据中取出的相对和谐点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些国家外交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本段对事不对人，若不慎对某些前辈有冲撞还请谅解）
据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强弱的相对性才明显体现出了弱国无外交的实质，并体现出了人在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对于政治较量的能动性。把外交人为定格为绝对实力化显然就是一个误区，是对于外交战略分析的逃避，这是需要以后在分析此类问题中注意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对有限的实力进行利益最大的投入，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外交中更多地体现出强国的风范。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发展绝对实力对于国家运作的重要性。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巧妇为有米之炊，我们作为国家实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崛起中的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做到——智慧集于脑——长剑握于手！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实力就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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