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头脑齐聚复旦谈什么（转）

http://m.guancha.cn/politics/2013_12_10_191707

12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复旦大学“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大楼举行。该中心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致辞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教授都提到，希望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用世界能理解的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对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规律做出原创性解释。揭牌仪式之后，中心向李世默等7名学者颁发了研究员聘书，向房宁等10名学者颁发了顾问聘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教授，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苏长和教授、史正富教授、陈平教授、陈玉刚教授，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那·米特（代表作《被遗忘的盟国》）、《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作者马丁·雅克等多位学者以及寒竹、李世默、宋鲁郑等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揭幕仪式之后的研讨会精彩纷呈。

梦想与发展模式
主持人王绍光首先提出，中国模式的背后有中国人的梦想。讨论会第一个环节主题正是“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潘维教授首先从个人记忆切入。他回忆：大学一年级时候第一次听到“模式”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有北朝鲜模式，斯里兰卡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等，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模式”是一种抽象，给人印象深。模式是关于成功的基本原因、变量的归纳。指责“中国”不够完善、还有缺陷、大有崩溃的可能、不适合全球推广，往往包含了暗示美国模式完美的意思。潘维教授认为，所谓模式既然是成功的发展经验，那么我们过去二、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发展都可谓成功，就理当对其中教育、社会、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潘教授的追忆式叙述引发了在座学者的共鸣，在此后的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借由历史的脉络，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角度追溯“中国梦”的源头。

王绍光提出，不同时代的中国梦是不一样的。民国时期有杂志调查过中国人的梦想，收集到的梦想是“没有盗匪”，拥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个梦想一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我们也曾拥有摆脱“洋火”、“洋钉”的自力更生梦想，这个梦想在70年代末80年代实现了。此后的80到90年代产生了小康梦，也是一个关于治理的梦。这一轮圆梦过程中，我们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不再是对黄河、沙尘等自然的整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拓展了治理的含义，将更多的社会力量囊括进了治理的主体中。
王文用“艰辛”一词描述发现“中国模式”的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开放，到政治理论的革新，再到1978年以来的经济开放、自由主义思想的涌入。中国不断前进也不断遭受挫折。最近这30多年的经验证明，凡是直接引进的欧美经验往往水土不服，而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改革可圈可点。在多年的发展中，中国不断让贸易逆差转顺差，但在思想产品上还有着很大的逆差。扭转这一逆差需要解决媒体传播和代际传播两大问题。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存在看不起中国人自己的现象，也对中国模式的传承提出了挑战。
陈玉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和当代国家的制度模式有着莫大关系。目前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特征对国家的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羡慕西方的代议制体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有能够整合、驾驭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府。西方停留于那种各个利益集团派代表互相争斗以求平衡与利益再分配的机制已经危机重重。体制也并非仅仅指安于现状的静态体制，也要包括那种能够执行大项目、能干大实事的体制。
中心主任、《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对“中国模式”的关怀由来已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成立，张教授用“水到渠成”、“应运而生”来形容。张教授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毫不讳言指出，目前关于中国梦的宣传和研究有很多都把“梦”变成了套话，亟需在这个概念之下进行创新。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不仅有它的经济意义，也应当看做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独立自强梦。张维为教授还指出，三中全会公报中刚提出的经济目标和政治治理目标如若实现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现代市场经济能不能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以“社会主义”而非“中国特色”成为世界的楷模？
李世默先生的发言使得关于梦想的论述达到高潮。他提及一个常见的话题：每当谈到中国梦，难免会被拿来与“美国梦”比较。有人认为美国梦是个个人梦，而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关于中美梦想“对立”的说法，让李世默回忆起初次听到“中国梦”时的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之路上第一次谈到中国梦，这次讲话非常像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的讲话。那是1899年，美国世纪的黎明时分，罗斯福在演讲《The Strenuous Life》中呼吁美国民众团结起来，“如果不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美国就会烂得像中国一样”。——曾经的美国崛起梦、最原汁原味的美国梦也是一个集体梦。中美梦想背后的精神是相同，同样是民族崛起的梦想。
探讨中国模式视角下的新一轮改革
研讨会第二环节，学者们大胆展望了中国模式下新一轮改革的远景。
陈平教授自称是学习物理，研究经济、关心中国的人。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源于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舌战群雄，为中国发展经验的辩护。在他的发言中，西方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法治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表象。有资源限制就不可能有自由；多数人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失误；法律是赢家为阻碍未来挑战者而设定的规则。相对于此，中国人讲求机遇、协商、用分区实验的方式解决法律的立废。
西方的成功之处在于分析思维，但中国的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更具优势。对待高铁，中国全面吸纳各国的技术优势，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孕育了新的发明。中国独立的科学、独立的国防让我们能独立于西方作出决策。他的中国导师是原子弹设计者之一。如果没有前期科学的大跃进，就不会有此后改革开放的成功。他因此呼吁，当我们深入展开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前人的努力。
陈平教授的观点拉长了中国模式的时间跨度，这与黄仁伟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从1949年开始酝酿、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模式”正在被全世界审视、学习和研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现在轮到西方想要搞“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是想要维护西方政治制度，只学习中国的实业能力，但是发现不行，于是也开始学习中国的体制。

http://m.guancha.cn/politics/2013_12_10_191707

12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复旦大学“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大楼举行。该中心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致辞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教授都提到，希望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用世界能理解的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对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规律做出原创性解释。揭牌仪式之后，中心向李世默等7名学者颁发了研究员聘书，向房宁等10名学者颁发了顾问聘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教授，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苏长和教授、史正富教授、陈平教授、陈玉刚教授，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那·米特（代表作《被遗忘的盟国》）、《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作者马丁·雅克等多位学者以及寒竹、李世默、宋鲁郑等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揭幕仪式之后的研讨会精彩纷呈。

梦想与发展模式
主持人王绍光首先提出，中国模式的背后有中国人的梦想。讨论会第一个环节主题正是“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潘维教授首先从个人记忆切入。他回忆：大学一年级时候第一次听到“模式”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有北朝鲜模式，斯里兰卡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等，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模式”是一种抽象，给人印象深。模式是关于成功的基本原因、变量的归纳。指责“中国”不够完善、还有缺陷、大有崩溃的可能、不适合全球推广，往往包含了暗示美国模式完美的意思。潘维教授认为，所谓模式既然是成功的发展经验，那么我们过去二、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发展都可谓成功，就理当对其中教育、社会、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潘教授的追忆式叙述引发了在座学者的共鸣，在此后的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借由历史的脉络，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角度追溯“中国梦”的源头。

王绍光提出，不同时代的中国梦是不一样的。民国时期有杂志调查过中国人的梦想，收集到的梦想是“没有盗匪”，拥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个梦想一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我们也曾拥有摆脱“洋火”、“洋钉”的自力更生梦想，这个梦想在70年代末80年代实现了。此后的80到90年代产生了小康梦，也是一个关于治理的梦。这一轮圆梦过程中，我们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不再是对黄河、沙尘等自然的整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拓展了治理的含义，将更多的社会力量囊括进了治理的主体中。
王文用“艰辛”一词描述发现“中国模式”的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开放，到政治理论的革新，再到1978年以来的经济开放、自由主义思想的涌入。中国不断前进也不断遭受挫折。最近这30多年的经验证明，凡是直接引进的欧美经验往往水土不服，而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改革可圈可点。在多年的发展中，中国不断让贸易逆差转顺差，但在思想产品上还有着很大的逆差。扭转这一逆差需要解决媒体传播和代际传播两大问题。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存在看不起中国人自己的现象，也对中国模式的传承提出了挑战。
陈玉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和当代国家的制度模式有着莫大关系。目前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特征对国家的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羡慕西方的代议制体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有能够整合、驾驭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府。西方停留于那种各个利益集团派代表互相争斗以求平衡与利益再分配的机制已经危机重重。体制也并非仅仅指安于现状的静态体制，也要包括那种能够执行大项目、能干大实事的体制。
中心主任、《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对“中国模式”的关怀由来已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成立，张教授用“水到渠成”、“应运而生”来形容。张教授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毫不讳言指出，目前关于中国梦的宣传和研究有很多都把“梦”变成了套话，亟需在这个概念之下进行创新。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不仅有它的经济意义，也应当看做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独立自强梦。张维为教授还指出，三中全会公报中刚提出的经济目标和政治治理目标如若实现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现代市场经济能不能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以“社会主义”而非“中国特色”成为世界的楷模？
李世默先生的发言使得关于梦想的论述达到高潮。他提及一个常见的话题：每当谈到中国梦，难免会被拿来与“美国梦”比较。有人认为美国梦是个个人梦，而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关于中美梦想“对立”的说法，让李世默回忆起初次听到“中国梦”时的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之路上第一次谈到中国梦，这次讲话非常像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的讲话。那是1899年，美国世纪的黎明时分，罗斯福在演讲《The Strenuous Life》中呼吁美国民众团结起来，“如果不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美国就会烂得像中国一样”。——曾经的美国崛起梦、最原汁原味的美国梦也是一个集体梦。中美梦想背后的精神是相同，同样是民族崛起的梦想。
探讨中国模式视角下的新一轮改革
研讨会第二环节，学者们大胆展望了中国模式下新一轮改革的远景。
陈平教授自称是学习物理，研究经济、关心中国的人。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源于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舌战群雄，为中国发展经验的辩护。在他的发言中，西方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法治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表象。有资源限制就不可能有自由；多数人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失误；法律是赢家为阻碍未来挑战者而设定的规则。相对于此，中国人讲求机遇、协商、用分区实验的方式解决法律的立废。
西方的成功之处在于分析思维，但中国的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更具优势。对待高铁，中国全面吸纳各国的技术优势，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孕育了新的发明。中国独立的科学、独立的国防让我们能独立于西方作出决策。他的中国导师是原子弹设计者之一。如果没有前期科学的大跃进，就不会有此后改革开放的成功。他因此呼吁，当我们深入展开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前人的努力。
陈平教授的观点拉长了中国模式的时间跨度，这与黄仁伟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从1949年开始酝酿、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模式”正在被全世界审视、学习和研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现在轮到西方想要搞“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是想要维护西方政治制度，只学习中国的实业能力，但是发现不行，于是也开始学习中国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