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两山作战的历史背景

1984年4月突然发起的对越两山作战，其运筹至少要始于一、二年之前，是与这一时期特定的国际国内局势紧密相关的。

首先，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中国的国家需要成为主要原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但却没有占领中越边境地区的重要骑线制高点实施守备。越南军队则紧跟北上重新布防，并先后从柬埔寨将大量精锐部队调回到中越边境，出动兵力秘密占领了国境线上的一些重要骑线点，继续向中国境内打枪打炮进行挑衅，又恢复了1979年战前的边境持续紧张状态。

越南当局这样做，秉承的是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制定的侵柬反华战略，依仗苏联为靠山，以中国为重要敌人，坚持与中国兵戎相见的敌对政策。因为在1979年的战争中吃了亏，越南当局时怀报复心理，但其军力不足以向中国实施大规模反击，便以占据中越边境重要骑线点武力挑衅的方式纠缠中国，伺机再行进一步的报复。同时，越南加剧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是为了紧密捆绑与苏联的关系，配合苏联在国际舆论和实际行动中攻击中国，从而谋得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越南的大力援助。

对于中国来说，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全国人民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核心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在冷战的大形势下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因此，当越南继续紧跟苏联挑衅中国，搞地区霸权主义，制造边境流血事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时，不对其进行反击，就难以保障边境的和平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何时在边境进行军事反击，则取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历史走进1984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很快，进入了建国30年多年来的最好发展时期。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已有了一定共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军队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编制体制调整，改善武器装备，以加速国防现代化。然而，以中国军队当时几经消肿后仍有400多万人的庞大规模，机构长期臃肿，非战斗人员多，负担沉重，仅在人头费上就耗去了大量军事预算，用在武器装备研制和更新上的钱就非常有限了。在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富裕的条件下，军队要发展，就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裁军消肿来节省开支用于发展现代化装备。众所周知，军队的情况非常复杂，新老利益盘根错节，推动改革的难度相当大。这个时候，除了要革新军队内部的陈旧观念之外，让军队神经紧张起来，培养军队令行禁止的服从天职，则成为了推动军事改革的必要前奏。在这种大背景下，越南配合苏联对中国进行边境挑衅，则正好送上门来，主动充当了中国推动军事改革的祭旗礼。对越南进行反击，打一仗，可以振奋军队的士气，检验军队的现时战斗力，有助于调动军队的各个部门，有助于暴露军队内部的诸多问题，有助于军队建设要围绕实战要求来进行，从而为推动军事改革创造了必要环境和相对减少了阻力。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是在中越矛盾冲突与中国国家需要之间选择了一个节点，使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达到一定效果，为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服务。就在两山作战发起后的当年年底，邓小平提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著名论断，为推动军事改革首先在观念上扫清了障碍。到了1985年，邓小平下了决心，又公开宣布人民解放军要裁减员额100万，军队要忍耐，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终于拉开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战略大幕。

其次，是与东南亚局势密切相关。越南自1979年1月占领了柬埔寨的重要城镇及广大地区后，为了将柬埔寨吞下去，除了频繁调动军队对民柬政权的残余抵抗力量进行清剿和扫荡外，又从国内抽调大批干部和骨干，协助韩桑林伪政权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组建武装力量，并加紧向柬埔寨境内移民，企图尽快将柬埔寨殖民地化。

越南入侵柬埔寨，在客观上解除了柬埔寨人民继续受到民柬政权的暴政摧残，但其主观上仍然是要吃掉柬埔寨，从而建立其梦寐以求的印度支那联邦。这一点，不仅红色高棉领导人看得很清楚，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前柬埔寨王国首相宋双等人同样看得很清楚。除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伪政权外，柬埔寨各方都明白，不存在与越南和解的可能，只有坚决打下去，柬埔寨国家才不至于沦亡。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不断斡旋下，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柬埔寨各方抵抗力量终于联合到了一起。1982年6月22日，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领导人乔森潘，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宋双，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其武装力量包括红色高棉的民柬国民军、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族主义军和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决心共同进行抗越战争。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告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由他本人担任联合政府主席。在中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维护了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此，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尽快剿灭主要退到柬埔寨西部山区进行抵抗的各方抗越武装，越南从1980年年底开始，先后在三个旱季集结兵力对抗越武装发动了重点进攻和扫荡。柬埔寨境内各战场打得非常激烈，双方进行了多次反复拉锯，战火一直漫延到了柬泰边境。

在军事打击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的同时，为切断抗越武装的外援通道，越军又在柬泰边境地区部署了重兵，并与老挝军队多次侵入泰国境内，企图以军事威胁向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柬埔寨问题上与越南妥协，达到进一步削弱抗越武装力量的目的。同时，越南的野心更大，妄图伺机策动泰国共产党发起全面起义，然后再次派出“志愿军”进入泰国，以帮助泰共夺取夺权的方式控制泰国，从而饮马印度洋，控制马六甲海峡，一举打破冷战双方阵营力量的均势对比。为此，越军多次出动较大规模兵力侵入泰国领土，试探虚实，与泰军进行了激烈交战。不过，越南企图继续吞掉泰国的野心实在太过狂妄。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友，参与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多次海外出兵，美国自越战后虽然在全球处于力量收缩阶段，但也绝不会允许越南如此猖狂挑衅其在东南亚的利益。而苏联当时已在谋求同美国缓和，争取战略和外交上的有利局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支持越南入侵泰国。加上泰共党内已分裂为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和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的两派，长期内耗不休，也无力与越南合作。最终，越南的这一狂妄野心胎死腹中。

1980年代初期的东南亚局势就是在如此的热战与冷战中交织演绎。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柬埔寨进行抗越斗争，必要时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以维护世界和平。与此同时，当老挝、柬埔寨相继被越南控制后，20多万越军蹲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虎视眈眈，令泰国也深深感受到了越南的严重军事威胁。泰国总理江萨在1979年访问日本时就说过：“越南的下一个目标是泰国，越南过去曾经表示要解放同柬埔寨接壤的泰国东北部的农村。”在如此的紧张局势下，泰国不得不逐渐抛开了对中国的多年敌视，开始与中国走近。在面对越南这个共同敌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的同时，又与泰国结成了防务合作伙伴，开展政治、军事合作，共同遏制越南的扩张野心。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1983年访问泰国时公开表态：“如果越南胆敢侵略泰国，中国的军队不会视之不理，我们要支持泰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投桃报李，泰国也对中国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武装开了方便之门，动用军方力量帮助将中国提供的每月约400吨的武器和物资转运给柬埔寨抗越武装。

如此，中国发起两山作战，除了对越南挑衅中国进行自卫还击，坚持反霸斗争外，同时也是履行国际义务，支持柬埔寨和泰国的抗越斗争，拖住了越南清剿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和军事入侵泰国的后腿，有利于三国联合抗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局。

第三，是缘于中美战略互动的重要考量。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中国在冷战大棋局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在战略协调关系上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两国关系也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自从里根政府上台后，一改美国自越战后在国际上的软弱形象，主张对苏强硬，主动出击，在全球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多年来则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软弱态度，强调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里根政府的对苏强势态度，正与中国的战略追求相契合，因而两国的战略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初，中美双方就确定，里根总统将于4月访华。在这个时候，中国决策发起两山作战，再次教训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对于推进中美的战略互动无疑是有利的。同时，美国也更加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两国进一步互相支持，有助于在战略合作上取得更重要的成果。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起到了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的黏合剂作用，符合当时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于国际国内都是重大的得分。

最后，是出于对苏联实力相对衰落的谨慎估计。中国要再次对越南进行惩罚作战，就不能不考虑到越南的幕后老板苏联的反应。在1979年发动惩越作战时，因为苏联在北方边境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进攻，早早宣布撤军，没有给越南以更严厉的打击，造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很多遗憾之处。这一点，实在是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沉重的记忆。事过5年之后，要对越南重启战端，苏联会如何反应仍然是关键的战略考量。

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长期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加上多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还有入侵阿富汗后陷入了战争泥潭，苏联的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经济发展逐渐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实力开始衰落，已无法维持在全球的战略进攻势头。而中苏两国的关系，和1979年相比，也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在1979年的中国惩越作战后，苏联发动舆论宣传机器在各种场合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将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中方。作为回应，中国于1979年4月3日宣布，不延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建议通过谈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的反应首先是指责中国要全部承担废约的责任，然后又借机攻击中国“背叛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狂热地追求霸权，实际上加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阵营。”对于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苏联方面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愿意与同中国进行谈判，但随后又表现得很迟疑，因而两国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在1980年后的2年左右时间里，苏联基本上维持了很高的反华调门，在日常宣传中继续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领导人进行攻击，并且软硬兼施，呼唤中国国内的所谓“健康力量”，“会有办法保护他们国内的社会主义成果，并恢复他们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这一段时期的中苏关系表明，苏联敌视中国、企图压服中国的政策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进入1982年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困难，而中国在向西方开放后国家实力有了长足的提高。苏联见无法压服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转而希望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摆脱被动局面。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跑到了靠近中国新疆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在例行攻击中国的同时，又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建议苏中举行磋商和采取步骤改善关系。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联发出的这一信号，第二天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作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据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严正拒绝了勃的攻击后，又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勃对中苏关系的建议，但中方“重视”的是苏方的实际行动。其后，中苏两国展开了进一步接触，并于当年10月启动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

1982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中国很快派出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会见了新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中苏高级接触。安德罗波夫共执政15个月，继承了勃列日涅夫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但并未采取实质性步骤来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中国又派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出席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并与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见了面，进一步缓和了中苏间的紧张气氛。契尔年科和前两任总书记一样，也是超过了70岁高龄的老人，长期躺在病床上，无力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难以遏阻苏联国家实力的衰落进程。

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连续更迭，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政治生态趋于恶化，国家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内外交困，自顾不暇，1984年的苏联已非1979年的苏联可比。同时，中国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关系，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个时候，中国发起两山作战，已不必过于担心遭到像1979年那样的北方军事威胁，施展起身手来也更加自如。

综上所述，中国再次决策发起一场规模较大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经过了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全面考量，既是对越南挑衅的继续惩罚，又是对柬埔寨和泰国抗越斗争的战略配合，同时还是中国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的实际需要。剑指南疆，实际上已摧动了冷战风云的大势变幻，开启了20世纪末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1984年4月突然发起的对越两山作战，其运筹至少要始于一、二年之前，是与这一时期特定的国际国内局势紧密相关的。

首先，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中国的国家需要成为主要原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但却没有占领中越边境地区的重要骑线制高点实施守备。越南军队则紧跟北上重新布防，并先后从柬埔寨将大量精锐部队调回到中越边境，出动兵力秘密占领了国境线上的一些重要骑线点，继续向中国境内打枪打炮进行挑衅，又恢复了1979年战前的边境持续紧张状态。

越南当局这样做，秉承的是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制定的侵柬反华战略，依仗苏联为靠山，以中国为重要敌人，坚持与中国兵戎相见的敌对政策。因为在1979年的战争中吃了亏，越南当局时怀报复心理，但其军力不足以向中国实施大规模反击，便以占据中越边境重要骑线点武力挑衅的方式纠缠中国，伺机再行进一步的报复。同时，越南加剧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是为了紧密捆绑与苏联的关系，配合苏联在国际舆论和实际行动中攻击中国，从而谋得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越南的大力援助。

对于中国来说，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全国人民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核心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在冷战的大形势下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因此，当越南继续紧跟苏联挑衅中国，搞地区霸权主义，制造边境流血事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时，不对其进行反击，就难以保障边境的和平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何时在边境进行军事反击，则取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历史走进1984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很快，进入了建国30年多年来的最好发展时期。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已有了一定共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军队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编制体制调整，改善武器装备，以加速国防现代化。然而，以中国军队当时几经消肿后仍有400多万人的庞大规模，机构长期臃肿，非战斗人员多，负担沉重，仅在人头费上就耗去了大量军事预算，用在武器装备研制和更新上的钱就非常有限了。在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富裕的条件下，军队要发展，就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裁军消肿来节省开支用于发展现代化装备。众所周知，军队的情况非常复杂，新老利益盘根错节，推动改革的难度相当大。这个时候，除了要革新军队内部的陈旧观念之外，让军队神经紧张起来，培养军队令行禁止的服从天职，则成为了推动军事改革的必要前奏。在这种大背景下，越南配合苏联对中国进行边境挑衅，则正好送上门来，主动充当了中国推动军事改革的祭旗礼。对越南进行反击，打一仗，可以振奋军队的士气，检验军队的现时战斗力，有助于调动军队的各个部门，有助于暴露军队内部的诸多问题，有助于军队建设要围绕实战要求来进行，从而为推动军事改革创造了必要环境和相对减少了阻力。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是在中越矛盾冲突与中国国家需要之间选择了一个节点，使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达到一定效果，为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服务。就在两山作战发起后的当年年底，邓小平提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著名论断，为推动军事改革首先在观念上扫清了障碍。到了1985年，邓小平下了决心，又公开宣布人民解放军要裁减员额100万，军队要忍耐，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终于拉开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战略大幕。

其次，是与东南亚局势密切相关。越南自1979年1月占领了柬埔寨的重要城镇及广大地区后，为了将柬埔寨吞下去，除了频繁调动军队对民柬政权的残余抵抗力量进行清剿和扫荡外，又从国内抽调大批干部和骨干，协助韩桑林伪政权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组建武装力量，并加紧向柬埔寨境内移民，企图尽快将柬埔寨殖民地化。

越南入侵柬埔寨，在客观上解除了柬埔寨人民继续受到民柬政权的暴政摧残，但其主观上仍然是要吃掉柬埔寨，从而建立其梦寐以求的印度支那联邦。这一点，不仅红色高棉领导人看得很清楚，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前柬埔寨王国首相宋双等人同样看得很清楚。除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伪政权外，柬埔寨各方都明白，不存在与越南和解的可能，只有坚决打下去，柬埔寨国家才不至于沦亡。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不断斡旋下，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柬埔寨各方抵抗力量终于联合到了一起。1982年6月22日，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领导人乔森潘，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宋双，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其武装力量包括红色高棉的民柬国民军、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族主义军和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决心共同进行抗越战争。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告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由他本人担任联合政府主席。在中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维护了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此，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尽快剿灭主要退到柬埔寨西部山区进行抵抗的各方抗越武装，越南从1980年年底开始，先后在三个旱季集结兵力对抗越武装发动了重点进攻和扫荡。柬埔寨境内各战场打得非常激烈，双方进行了多次反复拉锯，战火一直漫延到了柬泰边境。

在军事打击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的同时，为切断抗越武装的外援通道，越军又在柬泰边境地区部署了重兵，并与老挝军队多次侵入泰国境内，企图以军事威胁向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柬埔寨问题上与越南妥协，达到进一步削弱抗越武装力量的目的。同时，越南的野心更大，妄图伺机策动泰国共产党发起全面起义，然后再次派出“志愿军”进入泰国，以帮助泰共夺取夺权的方式控制泰国，从而饮马印度洋，控制马六甲海峡，一举打破冷战双方阵营力量的均势对比。为此，越军多次出动较大规模兵力侵入泰国领土，试探虚实，与泰军进行了激烈交战。不过，越南企图继续吞掉泰国的野心实在太过狂妄。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友，参与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多次海外出兵，美国自越战后虽然在全球处于力量收缩阶段，但也绝不会允许越南如此猖狂挑衅其在东南亚的利益。而苏联当时已在谋求同美国缓和，争取战略和外交上的有利局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支持越南入侵泰国。加上泰共党内已分裂为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和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的两派，长期内耗不休，也无力与越南合作。最终，越南的这一狂妄野心胎死腹中。

1980年代初期的东南亚局势就是在如此的热战与冷战中交织演绎。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柬埔寨进行抗越斗争，必要时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以维护世界和平。与此同时，当老挝、柬埔寨相继被越南控制后，20多万越军蹲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虎视眈眈，令泰国也深深感受到了越南的严重军事威胁。泰国总理江萨在1979年访问日本时就说过：“越南的下一个目标是泰国，越南过去曾经表示要解放同柬埔寨接壤的泰国东北部的农村。”在如此的紧张局势下，泰国不得不逐渐抛开了对中国的多年敌视，开始与中国走近。在面对越南这个共同敌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的同时，又与泰国结成了防务合作伙伴，开展政治、军事合作，共同遏制越南的扩张野心。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1983年访问泰国时公开表态：“如果越南胆敢侵略泰国，中国的军队不会视之不理，我们要支持泰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投桃报李，泰国也对中国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武装开了方便之门，动用军方力量帮助将中国提供的每月约400吨的武器和物资转运给柬埔寨抗越武装。

如此，中国发起两山作战，除了对越南挑衅中国进行自卫还击，坚持反霸斗争外，同时也是履行国际义务，支持柬埔寨和泰国的抗越斗争，拖住了越南清剿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和军事入侵泰国的后腿，有利于三国联合抗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局。

第三，是缘于中美战略互动的重要考量。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中国在冷战大棋局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在战略协调关系上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两国关系也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自从里根政府上台后，一改美国自越战后在国际上的软弱形象，主张对苏强硬，主动出击，在全球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多年来则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软弱态度，强调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里根政府的对苏强势态度，正与中国的战略追求相契合，因而两国的战略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初，中美双方就确定，里根总统将于4月访华。在这个时候，中国决策发起两山作战，再次教训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对于推进中美的战略互动无疑是有利的。同时，美国也更加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两国进一步互相支持，有助于在战略合作上取得更重要的成果。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起到了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的黏合剂作用，符合当时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于国际国内都是重大的得分。

最后，是出于对苏联实力相对衰落的谨慎估计。中国要再次对越南进行惩罚作战，就不能不考虑到越南的幕后老板苏联的反应。在1979年发动惩越作战时，因为苏联在北方边境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进攻，早早宣布撤军，没有给越南以更严厉的打击，造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很多遗憾之处。这一点，实在是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沉重的记忆。事过5年之后，要对越南重启战端，苏联会如何反应仍然是关键的战略考量。

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长期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加上多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还有入侵阿富汗后陷入了战争泥潭，苏联的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经济发展逐渐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实力开始衰落，已无法维持在全球的战略进攻势头。而中苏两国的关系，和1979年相比，也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在1979年的中国惩越作战后，苏联发动舆论宣传机器在各种场合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将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中方。作为回应，中国于1979年4月3日宣布，不延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建议通过谈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的反应首先是指责中国要全部承担废约的责任，然后又借机攻击中国“背叛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狂热地追求霸权，实际上加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阵营。”对于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苏联方面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愿意与同中国进行谈判，但随后又表现得很迟疑，因而两国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在1980年后的2年左右时间里，苏联基本上维持了很高的反华调门，在日常宣传中继续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领导人进行攻击，并且软硬兼施，呼唤中国国内的所谓“健康力量”，“会有办法保护他们国内的社会主义成果，并恢复他们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这一段时期的中苏关系表明，苏联敌视中国、企图压服中国的政策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进入1982年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困难，而中国在向西方开放后国家实力有了长足的提高。苏联见无法压服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转而希望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摆脱被动局面。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跑到了靠近中国新疆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在例行攻击中国的同时，又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建议苏中举行磋商和采取步骤改善关系。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联发出的这一信号，第二天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作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据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严正拒绝了勃的攻击后，又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勃对中苏关系的建议，但中方“重视”的是苏方的实际行动。其后，中苏两国展开了进一步接触，并于当年10月启动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

1982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中国很快派出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会见了新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中苏高级接触。安德罗波夫共执政15个月，继承了勃列日涅夫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但并未采取实质性步骤来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中国又派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出席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并与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见了面，进一步缓和了中苏间的紧张气氛。契尔年科和前两任总书记一样，也是超过了70岁高龄的老人，长期躺在病床上，无力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难以遏阻苏联国家实力的衰落进程。

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连续更迭，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政治生态趋于恶化，国家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内外交困，自顾不暇，1984年的苏联已非1979年的苏联可比。同时，中国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关系，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个时候，中国发起两山作战，已不必过于担心遭到像1979年那样的北方军事威胁，施展起身手来也更加自如。

综上所述，中国再次决策发起一场规模较大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经过了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全面考量，既是对越南挑衅的继续惩罚，又是对柬埔寨和泰国抗越斗争的战略配合，同时还是中国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的实际需要。剑指南疆，实际上已摧动了冷战风云的大势变幻，开启了20世纪末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