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反右后的北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5:49:25
反右后的北大
赵鑫珊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回顾：
[B] 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B]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B]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B]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ＭｉｎｄｔｏＭ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B] 三、插红旗，拔白旗 [/B]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B]四、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B]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摘自《我是北大留级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南京高云岭56号，邮编：210009)
赵鑫珊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回顾：
[B] 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B]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B]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B]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ＭｉｎｄｔｏＭ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B] 三、插红旗，拔白旗 [/B]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B]四、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B]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摘自《我是北大留级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南京高云岭56号，邮编：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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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珊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回顾：
[B] 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B]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B]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B]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ＭｉｎｄｔｏＭ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B] 三、插红旗，拔白旗 [/B]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B]四、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B]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摘自《我是北大留级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南京高云岭56号，邮编：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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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后的北大赵鑫珊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回顾：
[B] 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B]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B]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B]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ＭｉｎｄｔｏＭ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B] 三、插红旗，拔白旗 [/B]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B]四、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B]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摘自《我是北大留级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南京高云岭56号，邮编：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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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批判马寅初校长
在校期间，我一共见过马校长四五次。
当年外国元首经常访问北大，并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马校长总是致欢迎词。有时周总理来校作报告，他也致欢迎词。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兄弟我……”（这种格式的开场白在当年是罕见的。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二三十年代）
马校长的浙江口音很重。身体矮胖。记得他的专车是苏联的“吉姆”（黑色），说明他是部长级待遇。
１８８２年马老生于浙江，留学美国，攻读矿冶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课程有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和交易理论。
１９２９年，他担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１９４０年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课，题目是“抗战财政问题”。他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手中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当时的新闻媒体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题，赞扬他一身凛然正义，不畏权贵，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孔祥熙为了拉拢他，想聘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拒绝。有一回蒋介石请他赴宴，他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
这就是马寅初的骨气。他软硬都不吃。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被投进贵州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发表讲演，抨击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说。他知道有特务想干掉他。站在台上他大声地说：“我知道今天会场里有特务，他们想要杀害我。现在你敢站出来！你敢向我开枪！开枪吧！朝我胸口开枪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讲话的。”
１９４９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日子，马寅初选择了共产党。他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开国大典的日子，他站的位置在毛泽东的右后方。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云担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他刚到北京，暂住北京饭店。不久，政府选定东总布胡同３２号一座两层小楼为他的私宅。（当时这是“行政三级”的待遇）
１９５１年，经周总理建议，马寅初为北大校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院系，北大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由城里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校址西郊海淀。为了不让马校长在北京东西两头路上奔波（１９５２年马老正好７０岁），学校将燕南园６３号安排给他作为寓所。
记得是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时间可能有出入）我经过小饭厅南墙，看到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题目很刺激，很醒目：“马寅初，你究竟是哪个马家？！”
不久我便知道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已经由学术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那个“一言堂”、独断专行的疯狂年代，有某个大人物突然被点名批判并不是新鲜事。彭德怀和后来的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吗？周恩来不是经常写检讨吗？邓小平不是几起几落吗？
当时全校公开、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有好几次，并且专辟了一间供批判的展览室，把有关他的反动言论放在一间屋子，供学生起来批判，同他划清界限。
我曾多次走进批判室，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的批判，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人口问题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这位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要专门谈到马尔萨斯）
后来，在我的《人类文明的功过》和《人类文明之旅》（上下册）这两部著作中都着重论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公式：
世界人口总数×人的欲望膨胀＝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总压力
我翻了一下《文汇报》的合订本。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该报正式挂出“人口问题讨论”刊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报驻京记者杨重野写的专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６３号他的私邸，时间为４月２５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２０００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６３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３亿人。
１９５７年若把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即马老死后４个月）；又过了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如果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８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５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５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新人口论”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人口问题”的“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世界痛苦”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世界叹息”和“世界忧虑”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６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５０年后中国就是２６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２６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纳粹”——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新人口论”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 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３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１３亿，而只有８亿或１０亿）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又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神”，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是北大６０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投降的硬汉子。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新建设》（在当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后面还一并刊出了他的两个“附带说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马校长写道：
据去年７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只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根据我的记忆，马校长的这个简短“附带说明”被人（不知是谁，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小饭厅的南墙外，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冬天。这时我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许多同学都读了这张大字报，深为马校长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的胆识而偷偷地敬佩和叹服。
在校期间，我一共见过马校长四五次。
当年外国元首经常访问北大，并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马校长总是致欢迎词。有时周总理来校作报告，他也致欢迎词。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兄弟我……”（这种格式的开场白在当年是罕见的。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二三十年代）
马校长的浙江口音很重。身体矮胖。记得他的专车是苏联的“吉姆”（黑色），说明他是部长级待遇。
１８８２年马老生于浙江，留学美国，攻读矿冶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课程有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和交易理论。
１９２９年，他担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１９４０年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课，题目是“抗战财政问题”。他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手中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当时的新闻媒体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题，赞扬他一身凛然正义，不畏权贵，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孔祥熙为了拉拢他，想聘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拒绝。有一回蒋介石请他赴宴，他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
这就是马寅初的骨气。他软硬都不吃。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被投进贵州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发表讲演，抨击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说。他知道有特务想干掉他。站在台上他大声地说：“我知道今天会场里有特务，他们想要杀害我。现在你敢站出来！你敢向我开枪！开枪吧！朝我胸口开枪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讲话的。”
１９４９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日子，马寅初选择了共产党。他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开国大典的日子，他站的位置在毛泽东的右后方。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云担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他刚到北京，暂住北京饭店。不久，政府选定东总布胡同３２号一座两层小楼为他的私宅。（当时这是“行政三级”的待遇）
１９５１年，经周总理建议，马寅初为北大校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院系，北大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由城里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校址西郊海淀。为了不让马校长在北京东西两头路上奔波（１９５２年马老正好７０岁），学校将燕南园６３号安排给他作为寓所。
记得是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时间可能有出入）我经过小饭厅南墙，看到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题目很刺激，很醒目：“马寅初，你究竟是哪个马家？！”
不久我便知道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已经由学术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那个“一言堂”、独断专行的疯狂年代，有某个大人物突然被点名批判并不是新鲜事。彭德怀和后来的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吗？周恩来不是经常写检讨吗？邓小平不是几起几落吗？
当时全校公开、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有好几次，并且专辟了一间供批判的展览室，把有关他的反动言论放在一间屋子，供学生起来批判，同他划清界限。
我曾多次走进批判室，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的批判，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人口问题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这位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要专门谈到马尔萨斯）
后来，在我的《人类文明的功过》和《人类文明之旅》（上下册）这两部著作中都着重论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公式：
世界人口总数×人的欲望膨胀＝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总压力
我翻了一下《文汇报》的合订本。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该报正式挂出“人口问题讨论”刊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报驻京记者杨重野写的专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６３号他的私邸，时间为４月２５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２０００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６３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３亿人。
１９５７年若把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即马老死后４个月）；又过了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如果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８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５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５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新人口论”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人口问题”的“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世界痛苦”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世界叹息”和“世界忧虑”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６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５０年后中国就是２６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２６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纳粹”——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新人口论”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 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３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１３亿，而只有８亿或１０亿）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又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神”，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是北大６０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投降的硬汉子。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新建设》（在当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后面还一并刊出了他的两个“附带说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马校长写道：
据去年７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只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根据我的记忆，马校长的这个简短“附带说明”被人（不知是谁，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小饭厅的南墙外，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冬天。这时我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许多同学都读了这张大字报，深为马校长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的胆识而偷偷地敬佩和叹服。
读到这份说明以及接触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我６年北大求学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
我永远忘不了马校长这段话：
“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这个“马”字出现在这里有多好、多悲壮、多英勇啊！——赵注），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不止一次读了这段话，双眼有泪珠在夕阳底下闪烁。它说明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是刚走进西校门的那个赵鑫珊。我确信，千百个校友在这段话面前也像我一校，双眼已经被泪水弄模糊了。
如果有人无动于衷，他就不配做一个北大学子，不管他是读理科的，还是文科的。
当然左派分子也大有人在。今天他们该脸红，内疚！
没有两三天，马校长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不过它却永远铭记在我和许多校友的心中。我把它的作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这个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为此，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当时我正在读物理学史。伽利略在１６３２年发表了新著作《对话》。他赞成哥白尼的学说：地球绕太阳在运动，而不是相反的宗教宇宙观。
这种代表真理的世界观遭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第二次受审。这位７０岁的老人被侮辱，当众跪在地上，要他放弃“地动说”这一异端邪说。
当他缓缓站起来，嘴里却在嘟嚷着：“可是它还在动呀！”（它指的是地球）这句喃喃的自言自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深深信念。
年近８０岁的马寅初也作了信念的表白，时间一前一后，相隔３００多年，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捍卫的是自然科学真理，另一个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真理。北大６年求学时期，我识读了三个汉字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才是北大精神，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第二，黑格尔说过：“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当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０）我读到这段论述，情不自禁地偷偷拍案叫绝，也是我了解马寅初校长的一把钥匙。
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 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
1940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我永远忘不了马校长这段话：
“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这个“马”字出现在这里有多好、多悲壮、多英勇啊！——赵注），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不止一次读了这段话，双眼有泪珠在夕阳底下闪烁。它说明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是刚走进西校门的那个赵鑫珊。我确信，千百个校友在这段话面前也像我一校，双眼已经被泪水弄模糊了。
如果有人无动于衷，他就不配做一个北大学子，不管他是读理科的，还是文科的。
当然左派分子也大有人在。今天他们该脸红，内疚！
没有两三天，马校长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不过它却永远铭记在我和许多校友的心中。我把它的作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这个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为此，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当时我正在读物理学史。伽利略在１６３２年发表了新著作《对话》。他赞成哥白尼的学说：地球绕太阳在运动，而不是相反的宗教宇宙观。
这种代表真理的世界观遭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第二次受审。这位７０岁的老人被侮辱，当众跪在地上，要他放弃“地动说”这一异端邪说。
当他缓缓站起来，嘴里却在嘟嚷着：“可是它还在动呀！”（它指的是地球）这句喃喃的自言自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深深信念。
年近８０岁的马寅初也作了信念的表白，时间一前一后，相隔３００多年，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捍卫的是自然科学真理，另一个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真理。北大６年求学时期，我识读了三个汉字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才是北大精神，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第二，黑格尔说过：“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当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０）我读到这段论述，情不自禁地偷偷拍案叫绝，也是我了解马寅初校长的一把钥匙。
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 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
1940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据说，马校长一言不发，始终冷眼相对在场的大小疯狗们。最后主持人问马寅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婴儿呱呱落地，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恐惧，不习惯，预感到自己会受苦受难，他才放声大哭。这哭是一种符号，属于哲学层面，深刻得很。这哭声将会以一种很隐蔽的形式贯穿人的一生，包括李白的“太息”，歌德的“世界太息”（ｄｉｅ Ｗｅｌｔｋｌａｇｅ）。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马寅初能够坚持真理，呼唤中华民族警惕人口压力，是伟大的学者。
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