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北洋军队笑话集

选自冯玉祥回忆录 《我的生活》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让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一###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噘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绝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留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到时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那时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是三八打响，逢五排十打靶。所谓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每次打靶的时候，我从家里去得很早。那时当兵，不一定都住在营中，除上岗而外，其余时间即使全在家里待着，也没人过问。
打响，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药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那时有个教习阎吉胜收买药条，每次打响完事，他那儿就站拢很多目兵，争着换钱，彼此见了，只相视一笑，谁也管不着谁，这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每次剩的药条，可以卖得十几个制钱。


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行进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劈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的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订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脱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走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痛得流泪。当连长的这时处境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掉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儿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军队中有了许多恶现象。第一，就是赌博的恶风。因为住处分散，管理上松懈下来，于是官长带领着头目，大家一块儿赌博，甚至讹赖诈骗，无所不为。有时官长输了钱，头目向他索要，官长不肯给；有时头目输了钱，官长向他要，头目也不给。到了上操的时候，头目犯了过失，官长加以责打，头目就不心服，说这是因为讨钱的事怀了恨，所以借故来泄愤出气。情形糟到如此地步，怎么能练出好兵?这个恶风，到了民国时候，愈益不堪，师长和旅长窝在一起打牌，一输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此情形，作战时怎么指挥?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第二，吃饭的现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惯。伙食的办理，是以连为单位，可是头目买菜，官长却毫不过问。买好的，买坏的，官长不管；今天买这菜，明天还是买这菜，永远不更换，官长也不管。做出来的菜生了，不管；煳了，不管；咸得不能进嘴，淡得无法下咽。官长都不管。官长为什么不管?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尽可以开私菜。因此士兵们吃的什么，他们都可不过问，反正和自己无干。士兵们受不了，背地里咒骂，他们也充耳不闻。逼到出走，闹许多无谓的岔子。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别的方面纵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饭应当相同。上级官长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级官长应当相同。可是这里却全不注意。第三，卫生方面，也太马虎了。厕所的管理，是军队中一件重要的事。本来，旧式军队，是向来不知道讲究卫生的。及新教育兴，方一知半解地注意到这方面来。厕所污秽，也知道打扫打扫了。可是这里的厕所，则仅仅在官长检查的时候，清理一下。官长不检查，就永远不打扫，把卫生之道，当成敷衍差事。士兵们好像以为这是替官长做事，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厕所污秽不堪，臭气冲天。一个人染了痢疾，全连全队的人都染痢疾。这些肮脏的厕所又和厨房紧邻着，大个儿的绿头蝇在厕所里吃完了“大菜”，就到厨房中的碗盏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怪。总之，毛病全在官长疏懒，不负责任；士兵缺乏教育，没有知识。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和我们做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的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生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儿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告诫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儿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是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批评人家!”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害人民!”


过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来检阅我们东三省的驻军。这次校阅给我的印象，更助长了我民族意识的抬头。
这次来校阅的是一批少年亲贵，都是军谘府里派来的贝子贝勒们，一共十几位。这一来，可让官长们着了慌，急忙各自赶造假账，连夜将从光绪二十一年起，几年来的柴价、马乾、公费等账目造齐，准备着给校阅者查看。并又专人到天津购置上等洋瓷马桶二十个，每支价值两元的雪茄烟两百盒，海参鱼翅两百斤，其他奢侈贵重物件，无不应有尽有，以为招待之用
那时天气正冷，那些养尊处优的贝子贝勒们，一个个穿着狐裘礼服，阔步昂视，把检阅队伍的使命放到脑后，成天的苛求供应，胡嘴乱骂。甚至闲得无聊，把价值昂贵的雪茄烟扭开来，投到火炉中燃烧，以为笑乐。再不然就满营乱闯，查看账目。走到这一营，翻了翻账目，张嘴就骂：“妈儿巴子，假账!”走到那一营，翻了翻账目，也是骂：“猴儿崽子，假账!”弄得大家没办法，于是急忙商量应付方策。这时有一位四十协的军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吴庆宣(曾在将弁学堂毕业)的在座，大家赠他一个外号叫做“老母鸡”。这人老奸巨猾，是个道地的官僚。这时大家正愁锁着眉头，只听见他站起来说道，“我有办法”。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齐声说：“你有办法，就说出来，我们愿意依着你去办。
“只要依着我，准保成功。”“老母鸡”十分有把握的样子说道：“你们只要肯拿钱，叫上几十个日本窑姐儿，教她们一人拉一个，把这班王八蛋统统拉了走，什么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听这话，有的涨红了脸，觉得为这事用到日本窑姐儿，未免有点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张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办。结果，少数服从多数，为了饭碗问题，遂通过了“老母鸡”的提议
等到校阅员们吃过燕菜席，走到街上溜达，一群预先约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窑姐儿蜂拥而上，一个人拉了一个，一个个被拉到窑子里去。一进窑子，这般大爷们就被奉承得昏天黑地，校阅的事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几位在窑子里一住五六天，还舍不得出来。后来一算窑子的账，共花三万几千块。
“真厉害!”我当时说，“拿钱给钦差们玩娘们就可以，给当兵的洗澡，就不行。这真是岂有此理！”



选自冯玉祥回忆录 《我的生活》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让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一###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噘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绝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留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到时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那时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是三八打响，逢五排十打靶。所谓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每次打靶的时候，我从家里去得很早。那时当兵，不一定都住在营中，除上岗而外，其余时间即使全在家里待着，也没人过问。
打响，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药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那时有个教习阎吉胜收买药条，每次打响完事，他那儿就站拢很多目兵，争着换钱，彼此见了，只相视一笑，谁也管不着谁，这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每次剩的药条，可以卖得十几个制钱。


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行进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劈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的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订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脱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走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痛得流泪。当连长的这时处境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掉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儿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军队中有了许多恶现象。第一，就是赌博的恶风。因为住处分散，管理上松懈下来，于是官长带领着头目，大家一块儿赌博，甚至讹赖诈骗，无所不为。有时官长输了钱，头目向他索要，官长不肯给；有时头目输了钱，官长向他要，头目也不给。到了上操的时候，头目犯了过失，官长加以责打，头目就不心服，说这是因为讨钱的事怀了恨，所以借故来泄愤出气。情形糟到如此地步，怎么能练出好兵?这个恶风，到了民国时候，愈益不堪，师长和旅长窝在一起打牌，一输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此情形，作战时怎么指挥?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第二，吃饭的现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惯。伙食的办理，是以连为单位，可是头目买菜，官长却毫不过问。买好的，买坏的，官长不管；今天买这菜，明天还是买这菜，永远不更换，官长也不管。做出来的菜生了，不管；煳了，不管；咸得不能进嘴，淡得无法下咽。官长都不管。官长为什么不管?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尽可以开私菜。因此士兵们吃的什么，他们都可不过问，反正和自己无干。士兵们受不了，背地里咒骂，他们也充耳不闻。逼到出走，闹许多无谓的岔子。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别的方面纵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饭应当相同。上级官长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级官长应当相同。可是这里却全不注意。第三，卫生方面，也太马虎了。厕所的管理，是军队中一件重要的事。本来，旧式军队，是向来不知道讲究卫生的。及新教育兴，方一知半解地注意到这方面来。厕所污秽，也知道打扫打扫了。可是这里的厕所，则仅仅在官长检查的时候，清理一下。官长不检查，就永远不打扫，把卫生之道，当成敷衍差事。士兵们好像以为这是替官长做事，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厕所污秽不堪，臭气冲天。一个人染了痢疾，全连全队的人都染痢疾。这些肮脏的厕所又和厨房紧邻着，大个儿的绿头蝇在厕所里吃完了“大菜”，就到厨房中的碗盏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怪。总之，毛病全在官长疏懒，不负责任；士兵缺乏教育，没有知识。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和我们做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的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生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儿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告诫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儿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是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批评人家!”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害人民!”


过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来检阅我们东三省的驻军。这次校阅给我的印象，更助长了我民族意识的抬头。
这次来校阅的是一批少年亲贵，都是军谘府里派来的贝子贝勒们，一共十几位。这一来，可让官长们着了慌，急忙各自赶造假账，连夜将从光绪二十一年起，几年来的柴价、马乾、公费等账目造齐，准备着给校阅者查看。并又专人到天津购置上等洋瓷马桶二十个，每支价值两元的雪茄烟两百盒，海参鱼翅两百斤，其他奢侈贵重物件，无不应有尽有，以为招待之用
那时天气正冷，那些养尊处优的贝子贝勒们，一个个穿着狐裘礼服，阔步昂视，把检阅队伍的使命放到脑后，成天的苛求供应，胡嘴乱骂。甚至闲得无聊，把价值昂贵的雪茄烟扭开来，投到火炉中燃烧，以为笑乐。再不然就满营乱闯，查看账目。走到这一营，翻了翻账目，张嘴就骂：“妈儿巴子，假账!”走到那一营，翻了翻账目，也是骂：“猴儿崽子，假账!”弄得大家没办法，于是急忙商量应付方策。这时有一位四十协的军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吴庆宣(曾在将弁学堂毕业)的在座，大家赠他一个外号叫做“老母鸡”。这人老奸巨猾，是个道地的官僚。这时大家正愁锁着眉头，只听见他站起来说道，“我有办法”。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齐声说：“你有办法，就说出来，我们愿意依着你去办。
“只要依着我，准保成功。”“老母鸡”十分有把握的样子说道：“你们只要肯拿钱，叫上几十个日本窑姐儿，教她们一人拉一个，把这班王八蛋统统拉了走，什么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听这话，有的涨红了脸，觉得为这事用到日本窑姐儿，未免有点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张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办。结果，少数服从多数，为了饭碗问题，遂通过了“老母鸡”的提议
等到校阅员们吃过燕菜席，走到街上溜达，一群预先约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窑姐儿蜂拥而上，一个人拉了一个，一个个被拉到窑子里去。一进窑子，这般大爷们就被奉承得昏天黑地，校阅的事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几位在窑子里一住五六天，还舍不得出来。后来一算窑子的账，共花三万几千块。
“真厉害!”我当时说，“拿钱给钦差们玩娘们就可以，给当兵的洗澡，就不行。这真是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