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解决问题的制度从哪里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15:21
解决问题的制度从哪里来
泪痕春雨
我也相信制度可以解决问题。就好象司马衷也知道，肉粥能让老百姓免于饥饿一样！
问题是：我们必须得解决一个问题。肉粥从哪里来？制度从哪里来？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智商与司马衷能有什么分别？
如果说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那华盛顿为什么不废除了奴隶制？如果说制度是架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东西，那华盛顿为什么让美国北部、南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如果生活在美国开国时期，你成天跟华盛顿说制度、制度，制度。我们应该建立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应该认可奴隶制）。
华盛顿肯定也会让你闭嘴的！因为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吗？
制度的确可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问题是社会与政府在利益博弈时处于弱势；官员控制的政府，怎么可能自己拿刀革自己的命呢？
就算有一种所谓的制度，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玩一个死制度，那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有什么用？
想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更主要的是这种合理的制度可以落实，那需要利益博弈的结果可以支撑它。否则说一千万遍制度、人的道德、素质也是空话。
就好象说肉粥可以解饥一样，这不过是司马衷的名言，而司马衷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们最主要想知道的问题是，这肉粥从哪里来？
所谓制度可以解决一切，这是我们常见的空话。我们最想知道的，绝不是这种空话。我们想知道的是：制度怎样制订出来，制度如何可以落实？
千万不再拿什么素质、思想、道德来说事。因为这不过是“何不吃肉粥”的另一个版本。因为我们必须得知道思想、道德、素质从哪里来？如果说每天上大课，就可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好象说让奴隶主天天看《圣经》就会主动释放奴隶一样。华盛顿、杰弗逊都没有这种觉悟，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批判的武器代替，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因为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了工商业阶段，而且私人经济占的比重也非常大。所以老百姓自然可以开口闭口，欧美的制度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试向他学习。
如果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比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时代，有人宣扬这套理论（什么终身制不对、世袭不对，什么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在私人经济比重非常小的社会中（比如我朝太祖时代、甚至小平初期，再或者鸭绿江另一边），有人敢赤裸裸的宣扬欧美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该象他学习，会是什么结果？
在经济基础远不具备建立相关制度的背景下，不要说建立某种制度了，你就是有这种想法，也得压在心底，敢公然说出来，就是一条罪，而且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经济基础没有发展相应的阶段，不要说有新的制度了，就是新的博弈阶段也无法进入。
在小农经济时代（比如唐太宗、宋太祖时期），谁也不可能高呼出主权在民、最高统治者应该民选，不能终身制、世袭制的理论。
在今天工商业的阶段，谁也不可能高呼出朕即国家的理论，更不可能高呼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论。
既然相关的理论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那相关的制度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基础本身就在向欧美靠拢、接近。所以产生认可欧美上层建筑的思想，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如果不产生这种思想，那才叫怪事一桩呢！当然了，随着经济基础的继续前进，当中国旧的上层建筑不能再继续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在自身基础上做出调整，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它本身发生巨变，也不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美制度也绝没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如果欧美制度真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就不会让奴隶制存在近百年了。
（二）、你可以说我只强调经济基础，不强调认知。
在今天的社会中，发出你类似的政治观点，并不奇怪。如果再往前推五十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如果再往前推三百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但我相信，处于当时的经济基础下，不会产生你这样的观点，因为持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有罪的，而且肯定是人受到惩罚的！
（三）、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如果经济基础就是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皇帝死了，会一个皇帝代替他；一个帝国灭亡了，会有另一个帝国代替他。
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总统死了，就会产生另一个总统，绝不会有一个总统能把国家重新带回帝制时代的。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改变的只是他的命运，而绝不是历史、社会的命运。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是清廉的，换一个官员也是清廉的。否则？这个官员是贪污的、换一个官员也差不了多少的！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不敢玩弄制度，换一个官员也不敢玩弄制度。否则？制度不过是一张纸罢了，官员想怎样玩它不是个玩！
（一）、我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他也肯定会想着当皇帝的，而且还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中国只适合实行帝制，只有帝制最代表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他就是在犯罪！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康、梁等人支持帝制，认为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才是中国的希望看出来。
后来反对帝制的观点兴起，绝不是因为人们思想进步了一层，而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反对帝制的人可以躲在日本、南洋、美国，都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如是没有这种基础，那些革命志士，在当时靠什么成天高呼反对帝制呢？
我也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三五十，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再高呼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他肯定也会让人民每天高呼永远忠于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孙、毛、蒋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也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人民只有服从领袖、忠于领袖，国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同样也是在犯罪。
我也敢说，我们动则公然（向许多人发表、并留下白纸黑字）发表，诸如欧美制度如何如之何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非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了，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充分，所以人们才敢发表这种显然挑战统治者权威的观点。
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实际上我们是无法超越的。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各种利益群体、集团的人数、力量是不同的。他们博弈的结果自然就是不同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交通、媒介越发达，人数上占优势的底层利益群体、集团在博弈时越占优势。他们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交通、媒介的发达，又使他们容易实现联合、协作，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自然越容易建立起来。
交通、媒介越落后（在一定范围内），底层百姓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们的力量通常总是无法汇合起来，当然了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就一直难以建立起来。
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影响，绝不是只有这样简单。我们这里只举一个这样简单的例子罢了。
（二）、历史、社会的形成，是无数个体、群体、集体博弈的结果。
所有的个体、群体、集体从来也不会停止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维护。他们在追求、维护自己利益时，最高层次的方法就是控制上层建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处于资本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工人多干活、少拿钱；基于工人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对于这些内容，他们通常都也不是赤裸裸的谈论利益、争论利益。
他们为自己利益辩护时，通常都是什么上帝、公平、正义、博爱、自由、天理、人欲、人权、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上述的一切就都会受到践踏了；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这种利益得不到保证，那国将不国了。
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道德、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如果一方敢侵犯对方的某种利益，那就是违法了、不道德了；再换而言之，一方想侵犯对方的利益，就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于普遍老百姓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主权在民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朕即国家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他们谁的宣扬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呢？一切是看力量的组合，而不是看谁会辩论、说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一方如果敢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侵犯对方的利益，那就是违法了，而且也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三）、他们这种争论，谁会取得胜利，显然不是靠辩论的技巧，也不是靠理论的正确。一切更多的只是取决于各自背后的力量。
“权利总是站在力量的一边，没有力量的只能空谈权利。”|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证明一种制度是罪恶的，但想让在这种制度下获利的人屈服却太难了。”
“知道奴隶制是罪恶的，这很容易，但因为背后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华盛顿、杰弗逊也会接受奴隶制的。”
如果创立一种好制度，这种制度很好！问题是，如果这种制度侵犯了某个强势个体、群体、集团的利益，而现在和它利益对立的个体、群体、集团又不足以制约它，这种制度能变成现实吗？显然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需要克服第一道关：那就是你必须得向世人介绍这种制度，向世人论证这种制度有多美好，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去让它变成现实。
这道关容易过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我是说假如你的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再拿华盛顿、杰弗逊时的美国说事；如果你敢在美国南部公然宣扬什么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黑人），你想活着走出这块地方，肯定只能求上帝保佑了。我们不妨再拿我朝太祖时期说事，假如你在当时敢宣扬什么欧美制度的优越性，你的脑袋能不能保住，也得求马克思去保佑了。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还需要克服第二道关：那就是你能在思想领域，让这种制度变得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支持。
比如在今天的中国，主权在民的思想，实际上已神圣不可侵犯了。换而言之，不论有多少人挂着羊头卖狗肉，但我敢肯定，谁也不敢公然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
在几十年前，人们开口闭口忠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永远听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人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但开口闭口这种东西，岂非就是等于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现在，相信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宣扬这种东西了！
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我们实际上无法超越经济基础。因为所谓的制度云云，都不过是上层建筑罢了，他永远屈居在利益的脚下，永远是利益博弈的产物罢了。
（四）、不要拿社会说事了。就拿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小圈子说事吧！
当领导试图制订一种制度时，如果这种制度代表一些人的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自然都会高举双手赞成；如果这种制度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肯定都会想尽办法抵制的。
而最后这种制度，能不能被普遍人遵守，就更需要看利益各方的博弈结果了。如果博弈的结果与制度相反，制度就算被制订出来，也只是废纸一张。
事实上，许多时候一种制度刚被人提出来、或制订出来，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制度只是废纸一张，因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制度缺乏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制度需要足够的、现实的力量关系（人们因为利害关系不同，会有着不同的态度）支撑；如果这种力量关系不足以相互制约，那所谓的制度制订出来就是供人看的，供人玩弄的。
（一）、血汗工厂？
用今天的眼光看，美国在最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遍地都是血汗工厂！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你上网查查八小时工作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怎样出现的？
在此之前，普遍工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血汗工厂，无论怎样的血汗，也绝不是用暴力强制人劳动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离开血汗工厂，工厂主绝不会阻拦你的。就好象在美国初期，工人认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太累，你可以离开，因为后面排队等着干的人很多。
如果你当时是一个资本家。你会支持奴隶制？
你认为奴隶制可以谋求最大的利益，是你忽视了维持奴隶制的成本、风险。
第一、奴隶绝不是随便可以上街抓的，那是需要花钱买的，需要远跨大洋贩卖的。
第二、当然了，这是最主要的。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中，普遍是密集型的劳动、大规模协作性的劳动，工人实现联合、协合的机会多的是，也容易的很。想用奴隶制管理他们，怎样进行？我可以告诉你，代价将大的惊人、风险更大的惊人！
第三、而且在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的背景下，雇佣制所付的管理成本、支付成本，并不见得比奴隶制会高多少？美国初期工人劳动十多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是常态；报酬大约也只能养活一家人。奴隶主使用奴隶，大约也只能使用到这种地步吧。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资本家只有有着正常的智力，他就绝不会想着把奴隶制变成现实的。
当然了，“黑砖窑”除外，因为那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是极端的个例，所以它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被奴役的人“黑砖窑”工人反抗时常常是孤立的，因为因此受害的人只是少数。这种经营规模越大，代价越大，风险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他手上有一个军队、拥有飞机大炮，也会失败的很难看！
（二）、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那南方的奴隶主，为什么还要执行奴隶制，并且能成功维持一百多年呢？
那我想问，如果你是美国南部的一个种植园主，你会选择用雇佣制吗？
如果你认为你会选择雇佣制，只能证明你对美国的历史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工人愿意选择接受苛刻的条件，到资本家工厂工作。是因为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垄断着生产资料，工人不到资本家那里干活，他能干什么呢？换而言之，只要国家保证劳资纠纷，只能以经济方式解决（不能用集体停止工作的方式解决），那工人就只有接受资本家极尽苛刻的条件去工作。
奴隶在经济上并不依附于奴隶主。当时美国没有开发出来的地方多的是，换而言之，不就是种棉花吗？从哪里不能种，到哪里不能种，为什么非得到奴隶主的庄园去种？从这层意义上，在当时的南方，是不可能产生雇佣劳动的。
资本家并不强迫谁到他工厂来劳动，相反他会报以十足的牛气。总而言之，不好好干活，我明天就解雇你。资本家为什么这样牛呢？因为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作离开他还真的难以生活，至少从普遍意义上是如此的。
魏晋时代的庄园经济，也有类似的原因。换而言之，依附民常常是为了政治上的庇护才依附豪门贵族的。
但在美国初期的南部，人们（包括黑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需要对庄园主进行任何依附。既然如此，南方的庄园主们，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外（建立奴隶制）哪有机会维持自己庄园的经济运行呢？因为单凭他们一家人，玩了命又能种出几亩棉花来？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给了黑人自由。那就意味着南方种植园主的经济完全破产了。所以谁敢高呼给黑人自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就敢和他玩命。在这种背景下，总统算什么？只要他敢公然喊两声给黑人自由，恐怕明天就得下台，甚至还会被人杀掉！
（三）、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后来林肯为什么能把奴隶制废除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依然需要从经济上寻找答案。如果说这是因为道德、思想，那林肯因此伟大，华盛顿岂非也得因为下作了？
经过近一百年的经济发展。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直牵涉一个如何利用美国资源的问题。
我给你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当蒙古大军征服中原王朝后，面对广阔的土地，征服者肯定会想了，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片广阔的土地？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草，让它变成草原放牧。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牛羊就可以多出几十倍，那样我们蒙古帝国，肯定会变得更强盛了！”
真是一个天才的回答，但我相信这种回答，肯定会让无数人都觉得，真是比傻子还傻子！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期，肯定也一直伴随这个问题。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在广阔的美洲大地上干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棉花，让他全部变成棉花地。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美国的经济可就要大发展了。”
这个回答实在叫天才，但这种天才当时多的是。因为南部的种植园主都会齐声高呼这种口号的。而且在最初的近百年时间里，这种呼声响彻天地，因为当时美国处于绝对地广人稀的背景，所以很少有人认为这是傻子才会想到的事。当然了美国的奴隶数目也因此一增再增。
但在美国经济发展近百年之后，一切就会变了；因为随着资源变得不再是近于无限后。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象南方种植园主那种利用美国资源，纯粹就叫糟蹋东西。在传统的地方，人们可以接受南方人这样糟蹋东西，但在新的地方，南方人却还玩了命的和北方争夺资源，并这样继续糟蹋。南北双方的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
我们知道，打架的双方，都希望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上的。所以北方人自然会用奴隶制作文章，好像他们真的只是为了解放奴隶而与南方冲突的。而南方人自然会拿着《圣经》高呼，甚至是拿着美国法律高呼：上帝是支持奴隶制的，美国法律是支持奴隶制的。北方政府这样无视上帝的话，公然践踏美国法律，是会受到惩罚的。
最后南北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后，林肯说了：我不想废除奴隶制。我只想解决大家的争端。如果一个奴隶不解放，可以解决你们的争端，咱们就一个奴隶也不解放。如果解放一半奴隶，就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解放一半奴隶。如果全部解放奴隶才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把奴隶全部解放了。
在南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后，南北矛盾无可调解之后。林肯终于决定解放奴隶了。那是1863年1月。南北战争什么时候正式开始的，1861年4月！
任何一个强势的统治者，自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经济基础相似的背景下，统治者的思想、道德不论有着怎样的不同，他所构建起来的制度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解决问题的制度从哪里来
泪痕春雨
我也相信制度可以解决问题。就好象司马衷也知道，肉粥能让老百姓免于饥饿一样！
问题是：我们必须得解决一个问题。肉粥从哪里来？制度从哪里来？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智商与司马衷能有什么分别？
如果说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那华盛顿为什么不废除了奴隶制？如果说制度是架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东西，那华盛顿为什么让美国北部、南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如果生活在美国开国时期，你成天跟华盛顿说制度、制度，制度。我们应该建立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应该认可奴隶制）。
华盛顿肯定也会让你闭嘴的！因为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吗？
制度的确可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问题是社会与政府在利益博弈时处于弱势；官员控制的政府，怎么可能自己拿刀革自己的命呢？
就算有一种所谓的制度，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玩一个死制度，那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有什么用？
想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更主要的是这种合理的制度可以落实，那需要利益博弈的结果可以支撑它。否则说一千万遍制度、人的道德、素质也是空话。
就好象说肉粥可以解饥一样，这不过是司马衷的名言，而司马衷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们最主要想知道的问题是，这肉粥从哪里来？
所谓制度可以解决一切，这是我们常见的空话。我们最想知道的，绝不是这种空话。我们想知道的是：制度怎样制订出来，制度如何可以落实？
千万不再拿什么素质、思想、道德来说事。因为这不过是“何不吃肉粥”的另一个版本。因为我们必须得知道思想、道德、素质从哪里来？如果说每天上大课，就可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好象说让奴隶主天天看《圣经》就会主动释放奴隶一样。华盛顿、杰弗逊都没有这种觉悟，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批判的武器代替，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因为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了工商业阶段，而且私人经济占的比重也非常大。所以老百姓自然可以开口闭口，欧美的制度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试向他学习。
如果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比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时代，有人宣扬这套理论（什么终身制不对、世袭不对，什么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在私人经济比重非常小的社会中（比如我朝太祖时代、甚至小平初期，再或者鸭绿江另一边），有人敢赤裸裸的宣扬欧美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该象他学习，会是什么结果？
在经济基础远不具备建立相关制度的背景下，不要说建立某种制度了，你就是有这种想法，也得压在心底，敢公然说出来，就是一条罪，而且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经济基础没有发展相应的阶段，不要说有新的制度了，就是新的博弈阶段也无法进入。
在小农经济时代（比如唐太宗、宋太祖时期），谁也不可能高呼出主权在民、最高统治者应该民选，不能终身制、世袭制的理论。
在今天工商业的阶段，谁也不可能高呼出朕即国家的理论，更不可能高呼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论。
既然相关的理论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那相关的制度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基础本身就在向欧美靠拢、接近。所以产生认可欧美上层建筑的思想，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如果不产生这种思想，那才叫怪事一桩呢！当然了，随着经济基础的继续前进，当中国旧的上层建筑不能再继续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在自身基础上做出调整，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它本身发生巨变，也不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美制度也绝没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如果欧美制度真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就不会让奴隶制存在近百年了。
（二）、你可以说我只强调经济基础，不强调认知。
在今天的社会中，发出你类似的政治观点，并不奇怪。如果再往前推五十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如果再往前推三百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但我相信，处于当时的经济基础下，不会产生你这样的观点，因为持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有罪的，而且肯定是人受到惩罚的！
（三）、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如果经济基础就是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皇帝死了，会一个皇帝代替他；一个帝国灭亡了，会有另一个帝国代替他。
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总统死了，就会产生另一个总统，绝不会有一个总统能把国家重新带回帝制时代的。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改变的只是他的命运，而绝不是历史、社会的命运。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是清廉的，换一个官员也是清廉的。否则？这个官员是贪污的、换一个官员也差不了多少的！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不敢玩弄制度，换一个官员也不敢玩弄制度。否则？制度不过是一张纸罢了，官员想怎样玩它不是个玩！
（一）、我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他也肯定会想着当皇帝的，而且还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中国只适合实行帝制，只有帝制最代表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他就是在犯罪！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康、梁等人支持帝制，认为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才是中国的希望看出来。
后来反对帝制的观点兴起，绝不是因为人们思想进步了一层，而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反对帝制的人可以躲在日本、南洋、美国，都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如是没有这种基础，那些革命志士，在当时靠什么成天高呼反对帝制呢？
我也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三五十，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再高呼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他肯定也会让人民每天高呼永远忠于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孙、毛、蒋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也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人民只有服从领袖、忠于领袖，国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同样也是在犯罪。
我也敢说，我们动则公然（向许多人发表、并留下白纸黑字）发表，诸如欧美制度如何如之何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非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了，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充分，所以人们才敢发表这种显然挑战统治者权威的观点。
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实际上我们是无法超越的。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各种利益群体、集团的人数、力量是不同的。他们博弈的结果自然就是不同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交通、媒介越发达，人数上占优势的底层利益群体、集团在博弈时越占优势。他们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交通、媒介的发达，又使他们容易实现联合、协作，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自然越容易建立起来。
交通、媒介越落后（在一定范围内），底层百姓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们的力量通常总是无法汇合起来，当然了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就一直难以建立起来。
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影响，绝不是只有这样简单。我们这里只举一个这样简单的例子罢了。
（二）、历史、社会的形成，是无数个体、群体、集体博弈的结果。
所有的个体、群体、集体从来也不会停止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维护。他们在追求、维护自己利益时，最高层次的方法就是控制上层建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处于资本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工人多干活、少拿钱；基于工人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对于这些内容，他们通常都也不是赤裸裸的谈论利益、争论利益。
他们为自己利益辩护时，通常都是什么上帝、公平、正义、博爱、自由、天理、人欲、人权、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上述的一切就都会受到践踏了；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这种利益得不到保证，那国将不国了。
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道德、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如果一方敢侵犯对方的某种利益，那就是违法了、不道德了；再换而言之，一方想侵犯对方的利益，就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于普遍老百姓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主权在民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朕即国家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他们谁的宣扬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呢？一切是看力量的组合，而不是看谁会辩论、说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一方如果敢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侵犯对方的利益，那就是违法了，而且也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三）、他们这种争论，谁会取得胜利，显然不是靠辩论的技巧，也不是靠理论的正确。一切更多的只是取决于各自背后的力量。
“权利总是站在力量的一边，没有力量的只能空谈权利。”|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证明一种制度是罪恶的，但想让在这种制度下获利的人屈服却太难了。”
“知道奴隶制是罪恶的，这很容易，但因为背后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华盛顿、杰弗逊也会接受奴隶制的。”
如果创立一种好制度，这种制度很好！问题是，如果这种制度侵犯了某个强势个体、群体、集团的利益，而现在和它利益对立的个体、群体、集团又不足以制约它，这种制度能变成现实吗？显然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需要克服第一道关：那就是你必须得向世人介绍这种制度，向世人论证这种制度有多美好，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去让它变成现实。
这道关容易过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我是说假如你的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再拿华盛顿、杰弗逊时的美国说事；如果你敢在美国南部公然宣扬什么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黑人），你想活着走出这块地方，肯定只能求上帝保佑了。我们不妨再拿我朝太祖时期说事，假如你在当时敢宣扬什么欧美制度的优越性，你的脑袋能不能保住，也得求马克思去保佑了。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还需要克服第二道关：那就是你能在思想领域，让这种制度变得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支持。
比如在今天的中国，主权在民的思想，实际上已神圣不可侵犯了。换而言之，不论有多少人挂着羊头卖狗肉，但我敢肯定，谁也不敢公然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
在几十年前，人们开口闭口忠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永远听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人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但开口闭口这种东西，岂非就是等于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现在，相信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宣扬这种东西了！
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我们实际上无法超越经济基础。因为所谓的制度云云，都不过是上层建筑罢了，他永远屈居在利益的脚下，永远是利益博弈的产物罢了。
（四）、不要拿社会说事了。就拿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小圈子说事吧！
当领导试图制订一种制度时，如果这种制度代表一些人的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自然都会高举双手赞成；如果这种制度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肯定都会想尽办法抵制的。
而最后这种制度，能不能被普遍人遵守，就更需要看利益各方的博弈结果了。如果博弈的结果与制度相反，制度就算被制订出来，也只是废纸一张。
事实上，许多时候一种制度刚被人提出来、或制订出来，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制度只是废纸一张，因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制度缺乏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制度需要足够的、现实的力量关系（人们因为利害关系不同，会有着不同的态度）支撑；如果这种力量关系不足以相互制约，那所谓的制度制订出来就是供人看的，供人玩弄的。
（一）、血汗工厂？
用今天的眼光看，美国在最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遍地都是血汗工厂！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你上网查查八小时工作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怎样出现的？
在此之前，普遍工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血汗工厂，无论怎样的血汗，也绝不是用暴力强制人劳动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离开血汗工厂，工厂主绝不会阻拦你的。就好象在美国初期，工人认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太累，你可以离开，因为后面排队等着干的人很多。
如果你当时是一个资本家。你会支持奴隶制？
你认为奴隶制可以谋求最大的利益，是你忽视了维持奴隶制的成本、风险。
第一、奴隶绝不是随便可以上街抓的，那是需要花钱买的，需要远跨大洋贩卖的。
第二、当然了，这是最主要的。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中，普遍是密集型的劳动、大规模协作性的劳动，工人实现联合、协合的机会多的是，也容易的很。想用奴隶制管理他们，怎样进行？我可以告诉你，代价将大的惊人、风险更大的惊人！
第三、而且在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的背景下，雇佣制所付的管理成本、支付成本，并不见得比奴隶制会高多少？美国初期工人劳动十多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是常态；报酬大约也只能养活一家人。奴隶主使用奴隶，大约也只能使用到这种地步吧。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资本家只有有着正常的智力，他就绝不会想着把奴隶制变成现实的。
当然了，“黑砖窑”除外，因为那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是极端的个例，所以它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被奴役的人“黑砖窑”工人反抗时常常是孤立的，因为因此受害的人只是少数。这种经营规模越大，代价越大，风险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他手上有一个军队、拥有飞机大炮，也会失败的很难看！
（二）、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那南方的奴隶主，为什么还要执行奴隶制，并且能成功维持一百多年呢？
那我想问，如果你是美国南部的一个种植园主，你会选择用雇佣制吗？
如果你认为你会选择雇佣制，只能证明你对美国的历史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工人愿意选择接受苛刻的条件，到资本家工厂工作。是因为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垄断着生产资料，工人不到资本家那里干活，他能干什么呢？换而言之，只要国家保证劳资纠纷，只能以经济方式解决（不能用集体停止工作的方式解决），那工人就只有接受资本家极尽苛刻的条件去工作。
奴隶在经济上并不依附于奴隶主。当时美国没有开发出来的地方多的是，换而言之，不就是种棉花吗？从哪里不能种，到哪里不能种，为什么非得到奴隶主的庄园去种？从这层意义上，在当时的南方，是不可能产生雇佣劳动的。
资本家并不强迫谁到他工厂来劳动，相反他会报以十足的牛气。总而言之，不好好干活，我明天就解雇你。资本家为什么这样牛呢？因为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作离开他还真的难以生活，至少从普遍意义上是如此的。
魏晋时代的庄园经济，也有类似的原因。换而言之，依附民常常是为了政治上的庇护才依附豪门贵族的。
但在美国初期的南部，人们（包括黑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需要对庄园主进行任何依附。既然如此，南方的庄园主们，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外（建立奴隶制）哪有机会维持自己庄园的经济运行呢？因为单凭他们一家人，玩了命又能种出几亩棉花来？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给了黑人自由。那就意味着南方种植园主的经济完全破产了。所以谁敢高呼给黑人自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就敢和他玩命。在这种背景下，总统算什么？只要他敢公然喊两声给黑人自由，恐怕明天就得下台，甚至还会被人杀掉！
（三）、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后来林肯为什么能把奴隶制废除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依然需要从经济上寻找答案。如果说这是因为道德、思想，那林肯因此伟大，华盛顿岂非也得因为下作了？
经过近一百年的经济发展。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直牵涉一个如何利用美国资源的问题。
我给你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当蒙古大军征服中原王朝后，面对广阔的土地，征服者肯定会想了，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片广阔的土地？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草，让它变成草原放牧。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牛羊就可以多出几十倍，那样我们蒙古帝国，肯定会变得更强盛了！”
真是一个天才的回答，但我相信这种回答，肯定会让无数人都觉得，真是比傻子还傻子！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期，肯定也一直伴随这个问题。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在广阔的美洲大地上干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棉花，让他全部变成棉花地。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美国的经济可就要大发展了。”
这个回答实在叫天才，但这种天才当时多的是。因为南部的种植园主都会齐声高呼这种口号的。而且在最初的近百年时间里，这种呼声响彻天地，因为当时美国处于绝对地广人稀的背景，所以很少有人认为这是傻子才会想到的事。当然了美国的奴隶数目也因此一增再增。
但在美国经济发展近百年之后，一切就会变了；因为随着资源变得不再是近于无限后。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象南方种植园主那种利用美国资源，纯粹就叫糟蹋东西。在传统的地方，人们可以接受南方人这样糟蹋东西，但在新的地方，南方人却还玩了命的和北方争夺资源，并这样继续糟蹋。南北双方的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
我们知道，打架的双方，都希望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上的。所以北方人自然会用奴隶制作文章，好像他们真的只是为了解放奴隶而与南方冲突的。而南方人自然会拿着《圣经》高呼，甚至是拿着美国法律高呼：上帝是支持奴隶制的，美国法律是支持奴隶制的。北方政府这样无视上帝的话，公然践踏美国法律，是会受到惩罚的。
最后南北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后，林肯说了：我不想废除奴隶制。我只想解决大家的争端。如果一个奴隶不解放，可以解决你们的争端，咱们就一个奴隶也不解放。如果解放一半奴隶，就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解放一半奴隶。如果全部解放奴隶才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把奴隶全部解放了。
在南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后，南北矛盾无可调解之后。林肯终于决定解放奴隶了。那是1863年1月。南北战争什么时候正式开始的，1861年4月！
任何一个强势的统治者，自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经济基础相似的背景下，统治者的思想、道德不论有着怎样的不同，他所构建起来的制度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泪痕春雨
我也相信制度可以解决问题。就好象司马衷也知道，肉粥能让老百姓免于饥饿一样！
问题是：我们必须得解决一个问题。肉粥从哪里来？制度从哪里来？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智商与司马衷能有什么分别？
如果说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那华盛顿为什么不废除了奴隶制？如果说制度是架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东西，那华盛顿为什么让美国北部、南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如果生活在美国开国时期，你成天跟华盛顿说制度、制度，制度。我们应该建立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应该认可奴隶制）。
华盛顿肯定也会让你闭嘴的！因为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吗？
制度的确可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问题是社会与政府在利益博弈时处于弱势；官员控制的政府，怎么可能自己拿刀革自己的命呢？
就算有一种所谓的制度，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玩一个死制度，那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有什么用？
想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更主要的是这种合理的制度可以落实，那需要利益博弈的结果可以支撑它。否则说一千万遍制度、人的道德、素质也是空话。
就好象说肉粥可以解饥一样，这不过是司马衷的名言，而司马衷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们最主要想知道的问题是，这肉粥从哪里来？
所谓制度可以解决一切，这是我们常见的空话。我们最想知道的，绝不是这种空话。我们想知道的是：制度怎样制订出来，制度如何可以落实？
千万不再拿什么素质、思想、道德来说事。因为这不过是“何不吃肉粥”的另一个版本。因为我们必须得知道思想、道德、素质从哪里来？如果说每天上大课，就可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好象说让奴隶主天天看《圣经》就会主动释放奴隶一样。华盛顿、杰弗逊都没有这种觉悟，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批判的武器代替，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因为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了工商业阶段，而且私人经济占的比重也非常大。所以老百姓自然可以开口闭口，欧美的制度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试向他学习。
如果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比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时代，有人宣扬这套理论（什么终身制不对、世袭不对，什么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在私人经济比重非常小的社会中（比如我朝太祖时代、甚至小平初期，再或者鸭绿江另一边），有人敢赤裸裸的宣扬欧美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该象他学习，会是什么结果？
在经济基础远不具备建立相关制度的背景下，不要说建立某种制度了，你就是有这种想法，也得压在心底，敢公然说出来，就是一条罪，而且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经济基础没有发展相应的阶段，不要说有新的制度了，就是新的博弈阶段也无法进入。
在小农经济时代（比如唐太宗、宋太祖时期），谁也不可能高呼出主权在民、最高统治者应该民选，不能终身制、世袭制的理论。
在今天工商业的阶段，谁也不可能高呼出朕即国家的理论，更不可能高呼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论。
既然相关的理论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那相关的制度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基础本身就在向欧美靠拢、接近。所以产生认可欧美上层建筑的思想，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如果不产生这种思想，那才叫怪事一桩呢！当然了，随着经济基础的继续前进，当中国旧的上层建筑不能再继续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在自身基础上做出调整，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它本身发生巨变，也不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美制度也绝没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如果欧美制度真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就不会让奴隶制存在近百年了。
（二）、你可以说我只强调经济基础，不强调认知。
在今天的社会中，发出你类似的政治观点，并不奇怪。如果再往前推五十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如果再往前推三百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但我相信，处于当时的经济基础下，不会产生你这样的观点，因为持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有罪的，而且肯定是人受到惩罚的！
（三）、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如果经济基础就是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皇帝死了，会一个皇帝代替他；一个帝国灭亡了，会有另一个帝国代替他。
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总统死了，就会产生另一个总统，绝不会有一个总统能把国家重新带回帝制时代的。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改变的只是他的命运，而绝不是历史、社会的命运。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是清廉的，换一个官员也是清廉的。否则？这个官员是贪污的、换一个官员也差不了多少的！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不敢玩弄制度，换一个官员也不敢玩弄制度。否则？制度不过是一张纸罢了，官员想怎样玩它不是个玩！
（一）、我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他也肯定会想着当皇帝的，而且还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中国只适合实行帝制，只有帝制最代表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他就是在犯罪！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康、梁等人支持帝制，认为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才是中国的希望看出来。
后来反对帝制的观点兴起，绝不是因为人们思想进步了一层，而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反对帝制的人可以躲在日本、南洋、美国，都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如是没有这种基础，那些革命志士，在当时靠什么成天高呼反对帝制呢？
我也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三五十，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再高呼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他肯定也会让人民每天高呼永远忠于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孙、毛、蒋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也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人民只有服从领袖、忠于领袖，国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同样也是在犯罪。
我也敢说，我们动则公然（向许多人发表、并留下白纸黑字）发表，诸如欧美制度如何如之何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非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了，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充分，所以人们才敢发表这种显然挑战统治者权威的观点。
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实际上我们是无法超越的。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各种利益群体、集团的人数、力量是不同的。他们博弈的结果自然就是不同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交通、媒介越发达，人数上占优势的底层利益群体、集团在博弈时越占优势。他们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交通、媒介的发达，又使他们容易实现联合、协作，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自然越容易建立起来。
交通、媒介越落后（在一定范围内），底层百姓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们的力量通常总是无法汇合起来，当然了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就一直难以建立起来。
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影响，绝不是只有这样简单。我们这里只举一个这样简单的例子罢了。
（二）、历史、社会的形成，是无数个体、群体、集体博弈的结果。
所有的个体、群体、集体从来也不会停止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维护。他们在追求、维护自己利益时，最高层次的方法就是控制上层建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处于资本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工人多干活、少拿钱；基于工人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对于这些内容，他们通常都也不是赤裸裸的谈论利益、争论利益。
他们为自己利益辩护时，通常都是什么上帝、公平、正义、博爱、自由、天理、人欲、人权、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上述的一切就都会受到践踏了；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这种利益得不到保证，那国将不国了。
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道德、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如果一方敢侵犯对方的某种利益，那就是违法了、不道德了；再换而言之，一方想侵犯对方的利益，就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于普遍老百姓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主权在民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朕即国家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他们谁的宣扬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呢？一切是看力量的组合，而不是看谁会辩论、说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一方如果敢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侵犯对方的利益，那就是违法了，而且也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三）、他们这种争论，谁会取得胜利，显然不是靠辩论的技巧，也不是靠理论的正确。一切更多的只是取决于各自背后的力量。
“权利总是站在力量的一边，没有力量的只能空谈权利。”|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证明一种制度是罪恶的，但想让在这种制度下获利的人屈服却太难了。”
“知道奴隶制是罪恶的，这很容易，但因为背后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华盛顿、杰弗逊也会接受奴隶制的。”
如果创立一种好制度，这种制度很好！问题是，如果这种制度侵犯了某个强势个体、群体、集团的利益，而现在和它利益对立的个体、群体、集团又不足以制约它，这种制度能变成现实吗？显然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需要克服第一道关：那就是你必须得向世人介绍这种制度，向世人论证这种制度有多美好，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去让它变成现实。
这道关容易过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我是说假如你的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再拿华盛顿、杰弗逊时的美国说事；如果你敢在美国南部公然宣扬什么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黑人），你想活着走出这块地方，肯定只能求上帝保佑了。我们不妨再拿我朝太祖时期说事，假如你在当时敢宣扬什么欧美制度的优越性，你的脑袋能不能保住，也得求马克思去保佑了。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还需要克服第二道关：那就是你能在思想领域，让这种制度变得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支持。
比如在今天的中国，主权在民的思想，实际上已神圣不可侵犯了。换而言之，不论有多少人挂着羊头卖狗肉，但我敢肯定，谁也不敢公然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
在几十年前，人们开口闭口忠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永远听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人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但开口闭口这种东西，岂非就是等于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现在，相信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宣扬这种东西了！
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我们实际上无法超越经济基础。因为所谓的制度云云，都不过是上层建筑罢了，他永远屈居在利益的脚下，永远是利益博弈的产物罢了。
（四）、不要拿社会说事了。就拿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小圈子说事吧！
当领导试图制订一种制度时，如果这种制度代表一些人的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自然都会高举双手赞成；如果这种制度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肯定都会想尽办法抵制的。
而最后这种制度，能不能被普遍人遵守，就更需要看利益各方的博弈结果了。如果博弈的结果与制度相反，制度就算被制订出来，也只是废纸一张。
事实上，许多时候一种制度刚被人提出来、或制订出来，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制度只是废纸一张，因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制度缺乏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制度需要足够的、现实的力量关系（人们因为利害关系不同，会有着不同的态度）支撑；如果这种力量关系不足以相互制约，那所谓的制度制订出来就是供人看的，供人玩弄的。
（一）、血汗工厂？
用今天的眼光看，美国在最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遍地都是血汗工厂！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你上网查查八小时工作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怎样出现的？
在此之前，普遍工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血汗工厂，无论怎样的血汗，也绝不是用暴力强制人劳动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离开血汗工厂，工厂主绝不会阻拦你的。就好象在美国初期，工人认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太累，你可以离开，因为后面排队等着干的人很多。
如果你当时是一个资本家。你会支持奴隶制？
你认为奴隶制可以谋求最大的利益，是你忽视了维持奴隶制的成本、风险。
第一、奴隶绝不是随便可以上街抓的，那是需要花钱买的，需要远跨大洋贩卖的。
第二、当然了，这是最主要的。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中，普遍是密集型的劳动、大规模协作性的劳动，工人实现联合、协合的机会多的是，也容易的很。想用奴隶制管理他们，怎样进行？我可以告诉你，代价将大的惊人、风险更大的惊人！
第三、而且在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的背景下，雇佣制所付的管理成本、支付成本，并不见得比奴隶制会高多少？美国初期工人劳动十多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是常态；报酬大约也只能养活一家人。奴隶主使用奴隶，大约也只能使用到这种地步吧。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资本家只有有着正常的智力，他就绝不会想着把奴隶制变成现实的。
当然了，“黑砖窑”除外，因为那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是极端的个例，所以它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被奴役的人“黑砖窑”工人反抗时常常是孤立的，因为因此受害的人只是少数。这种经营规模越大，代价越大，风险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他手上有一个军队、拥有飞机大炮，也会失败的很难看！
（二）、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那南方的奴隶主，为什么还要执行奴隶制，并且能成功维持一百多年呢？
那我想问，如果你是美国南部的一个种植园主，你会选择用雇佣制吗？
如果你认为你会选择雇佣制，只能证明你对美国的历史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工人愿意选择接受苛刻的条件，到资本家工厂工作。是因为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垄断着生产资料，工人不到资本家那里干活，他能干什么呢？换而言之，只要国家保证劳资纠纷，只能以经济方式解决（不能用集体停止工作的方式解决），那工人就只有接受资本家极尽苛刻的条件去工作。
奴隶在经济上并不依附于奴隶主。当时美国没有开发出来的地方多的是，换而言之，不就是种棉花吗？从哪里不能种，到哪里不能种，为什么非得到奴隶主的庄园去种？从这层意义上，在当时的南方，是不可能产生雇佣劳动的。
资本家并不强迫谁到他工厂来劳动，相反他会报以十足的牛气。总而言之，不好好干活，我明天就解雇你。资本家为什么这样牛呢？因为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作离开他还真的难以生活，至少从普遍意义上是如此的。
魏晋时代的庄园经济，也有类似的原因。换而言之，依附民常常是为了政治上的庇护才依附豪门贵族的。
但在美国初期的南部，人们（包括黑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需要对庄园主进行任何依附。既然如此，南方的庄园主们，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外（建立奴隶制）哪有机会维持自己庄园的经济运行呢？因为单凭他们一家人，玩了命又能种出几亩棉花来？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给了黑人自由。那就意味着南方种植园主的经济完全破产了。所以谁敢高呼给黑人自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就敢和他玩命。在这种背景下，总统算什么？只要他敢公然喊两声给黑人自由，恐怕明天就得下台，甚至还会被人杀掉！
（三）、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后来林肯为什么能把奴隶制废除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依然需要从经济上寻找答案。如果说这是因为道德、思想，那林肯因此伟大，华盛顿岂非也得因为下作了？
经过近一百年的经济发展。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直牵涉一个如何利用美国资源的问题。
我给你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当蒙古大军征服中原王朝后，面对广阔的土地，征服者肯定会想了，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片广阔的土地？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草，让它变成草原放牧。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牛羊就可以多出几十倍，那样我们蒙古帝国，肯定会变得更强盛了！”
真是一个天才的回答，但我相信这种回答，肯定会让无数人都觉得，真是比傻子还傻子！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期，肯定也一直伴随这个问题。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在广阔的美洲大地上干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棉花，让他全部变成棉花地。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美国的经济可就要大发展了。”
这个回答实在叫天才，但这种天才当时多的是。因为南部的种植园主都会齐声高呼这种口号的。而且在最初的近百年时间里，这种呼声响彻天地，因为当时美国处于绝对地广人稀的背景，所以很少有人认为这是傻子才会想到的事。当然了美国的奴隶数目也因此一增再增。
但在美国经济发展近百年之后，一切就会变了；因为随着资源变得不再是近于无限后。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象南方种植园主那种利用美国资源，纯粹就叫糟蹋东西。在传统的地方，人们可以接受南方人这样糟蹋东西，但在新的地方，南方人却还玩了命的和北方争夺资源，并这样继续糟蹋。南北双方的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
我们知道，打架的双方，都希望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上的。所以北方人自然会用奴隶制作文章，好像他们真的只是为了解放奴隶而与南方冲突的。而南方人自然会拿着《圣经》高呼，甚至是拿着美国法律高呼：上帝是支持奴隶制的，美国法律是支持奴隶制的。北方政府这样无视上帝的话，公然践踏美国法律，是会受到惩罚的。
最后南北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后，林肯说了：我不想废除奴隶制。我只想解决大家的争端。如果一个奴隶不解放，可以解决你们的争端，咱们就一个奴隶也不解放。如果解放一半奴隶，就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解放一半奴隶。如果全部解放奴隶才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把奴隶全部解放了。
在南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后，南北矛盾无可调解之后。林肯终于决定解放奴隶了。那是1863年1月。南北战争什么时候正式开始的，1861年4月！
任何一个强势的统治者，自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经济基础相似的背景下，统治者的思想、道德不论有着怎样的不同，他所构建起来的制度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解决问题的制度从哪里来
泪痕春雨
我也相信制度可以解决问题。就好象司马衷也知道，肉粥能让老百姓免于饥饿一样！
问题是：我们必须得解决一个问题。肉粥从哪里来？制度从哪里来？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智商与司马衷能有什么分别？
如果说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那华盛顿为什么不废除了奴隶制？如果说制度是架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东西，那华盛顿为什么让美国北部、南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如果生活在美国开国时期，你成天跟华盛顿说制度、制度，制度。我们应该建立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应该认可奴隶制）。
华盛顿肯定也会让你闭嘴的！因为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吗？
制度的确可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问题是社会与政府在利益博弈时处于弱势；官员控制的政府，怎么可能自己拿刀革自己的命呢？
就算有一种所谓的制度，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玩一个死制度，那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有什么用？
想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更主要的是这种合理的制度可以落实，那需要利益博弈的结果可以支撑它。否则说一千万遍制度、人的道德、素质也是空话。
就好象说肉粥可以解饥一样，这不过是司马衷的名言，而司马衷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们最主要想知道的问题是，这肉粥从哪里来？
所谓制度可以解决一切，这是我们常见的空话。我们最想知道的，绝不是这种空话。我们想知道的是：制度怎样制订出来，制度如何可以落实？
千万不再拿什么素质、思想、道德来说事。因为这不过是“何不吃肉粥”的另一个版本。因为我们必须得知道思想、道德、素质从哪里来？如果说每天上大课，就可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好象说让奴隶主天天看《圣经》就会主动释放奴隶一样。华盛顿、杰弗逊都没有这种觉悟，其它人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批判的武器代替，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因为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了工商业阶段，而且私人经济占的比重也非常大。所以老百姓自然可以开口闭口，欧美的制度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试向他学习。
如果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比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时代，有人宣扬这套理论（什么终身制不对、世袭不对，什么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在私人经济比重非常小的社会中（比如我朝太祖时代、甚至小平初期，再或者鸭绿江另一边），有人敢赤裸裸的宣扬欧美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该象他学习，会是什么结果？
在经济基础远不具备建立相关制度的背景下，不要说建立某种制度了，你就是有这种想法，也得压在心底，敢公然说出来，就是一条罪，而且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经济基础没有发展相应的阶段，不要说有新的制度了，就是新的博弈阶段也无法进入。
在小农经济时代（比如唐太宗、宋太祖时期），谁也不可能高呼出主权在民、最高统治者应该民选，不能终身制、世袭制的理论。
在今天工商业的阶段，谁也不可能高呼出朕即国家的理论，更不可能高呼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论。
既然相关的理论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那相关的制度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基础本身就在向欧美靠拢、接近。所以产生认可欧美上层建筑的思想，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如果不产生这种思想，那才叫怪事一桩呢！当然了，随着经济基础的继续前进，当中国旧的上层建筑不能再继续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在自身基础上做出调整，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它本身发生巨变，也不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美制度也绝没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如果欧美制度真有传说中那样美好，就不会让奴隶制存在近百年了。
（二）、你可以说我只强调经济基础，不强调认知。
在今天的社会中，发出你类似的政治观点，并不奇怪。如果再往前推五十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如果再往前推三百年，你还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那才叫了不起呢！但我相信，处于当时的经济基础下，不会产生你这样的观点，因为持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有罪的，而且肯定是人受到惩罚的！
（三）、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如果经济基础就是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皇帝死了，会一个皇帝代替他；一个帝国灭亡了，会有另一个帝国代替他。
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产生这样的制度。那一个总统死了，就会产生另一个总统，绝不会有一个总统能把国家重新带回帝制时代的。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改变的只是他的命运，而绝不是历史、社会的命运。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是清廉的，换一个官员也是清廉的。否则？这个官员是贪污的、换一个官员也差不了多少的！
当然了，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那这个官员不敢玩弄制度，换一个官员也不敢玩弄制度。否则？制度不过是一张纸罢了，官员想怎样玩它不是个玩！
（一）、我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他也肯定会想着当皇帝的，而且还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中国只适合实行帝制，只有帝制最代表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他就是在犯罪！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康、梁等人支持帝制，认为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才是中国的希望看出来。
后来反对帝制的观点兴起，绝不是因为人们思想进步了一层，而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反对帝制的人可以躲在日本、南洋、美国，都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如是没有这种基础，那些革命志士，在当时靠什么成天高呼反对帝制呢？
我也敢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而且非农业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三五十，那一个统治者再伟大，再高呼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他肯定也会让人民每天高呼永远忠于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孙、毛、蒋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也会把这种道理论证的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人民只有服从领袖、忠于领袖，国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当然了，谁敢反对这种理论，同样也是在犯罪。
我也敢说，我们动则公然（向许多人发表、并留下白纸黑字）发表，诸如欧美制度如何如之何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非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了，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充分，所以人们才敢发表这种显然挑战统治者权威的观点。
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实际上我们是无法超越的。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各种利益群体、集团的人数、力量是不同的。他们博弈的结果自然就是不同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交通、媒介越发达，人数上占优势的底层利益群体、集团在博弈时越占优势。他们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交通、媒介的发达，又使他们容易实现联合、协作，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自然越容易建立起来。
交通、媒介越落后（在一定范围内），底层百姓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们的力量通常总是无法汇合起来，当然了代表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就一直难以建立起来。
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影响，绝不是只有这样简单。我们这里只举一个这样简单的例子罢了。
（二）、历史、社会的形成，是无数个体、群体、集体博弈的结果。
所有的个体、群体、集体从来也不会停止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维护。他们在追求、维护自己利益时，最高层次的方法就是控制上层建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处于资本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工人多干活、少拿钱；基于工人的利益，他总是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对于这些内容，他们通常都也不是赤裸裸的谈论利益、争论利益。
他们为自己利益辩护时，通常都是什么上帝、公平、正义、博爱、自由、天理、人欲、人权、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上述的一切就都会受到践踏了；再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这种利益得不到保证，那国将不国了。
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道德、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如果一方敢侵犯对方的某种利益，那就是违法了、不道德了；再换而言之，一方想侵犯对方的利益，就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于普遍老百姓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主权在民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他肯定会宣扬朕即国家的思想（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他们谁的宣扬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呢？一切是看力量的组合，而不是看谁会辩论、说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会把自己争取到的利益，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换而言之，一方如果敢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侵犯对方的利益，那就是违法了，而且也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三）、他们这种争论，谁会取得胜利，显然不是靠辩论的技巧，也不是靠理论的正确。一切更多的只是取决于各自背后的力量。
“权利总是站在力量的一边，没有力量的只能空谈权利。”|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证明一种制度是罪恶的，但想让在这种制度下获利的人屈服却太难了。”
“知道奴隶制是罪恶的，这很容易，但因为背后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华盛顿、杰弗逊也会接受奴隶制的。”
如果创立一种好制度，这种制度很好！问题是，如果这种制度侵犯了某个强势个体、群体、集团的利益，而现在和它利益对立的个体、群体、集团又不足以制约它，这种制度能变成现实吗？显然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需要克服第一道关：那就是你必须得向世人介绍这种制度，向世人论证这种制度有多美好，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去让它变成现实。
这道关容易过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我是说假如你的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再拿华盛顿、杰弗逊时的美国说事；如果你敢在美国南部公然宣扬什么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黑人），你想活着走出这块地方，肯定只能求上帝保佑了。我们不妨再拿我朝太祖时期说事，假如你在当时敢宣扬什么欧美制度的优越性，你的脑袋能不能保住，也得求马克思去保佑了。
想让一种制度变成现实。还需要克服第二道关：那就是你能在思想领域，让这种制度变得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支持。
比如在今天的中国，主权在民的思想，实际上已神圣不可侵犯了。换而言之，不论有多少人挂着羊头卖狗肉，但我敢肯定，谁也不敢公然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
在几十年前，人们开口闭口忠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永远听从最高统治者（我朝太祖）；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人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但开口闭口这种东西，岂非就是等于公开否定主权在民的思想。现在，相信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宣扬这种东西了！
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基础，但我们实际上无法超越经济基础。因为所谓的制度云云，都不过是上层建筑罢了，他永远屈居在利益的脚下，永远是利益博弈的产物罢了。
（四）、不要拿社会说事了。就拿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小圈子说事吧！
当领导试图制订一种制度时，如果这种制度代表一些人的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自然都会高举双手赞成；如果这种制度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论是不是合理、正确，他们肯定都会想尽办法抵制的。
而最后这种制度，能不能被普遍人遵守，就更需要看利益各方的博弈结果了。如果博弈的结果与制度相反，制度就算被制订出来，也只是废纸一张。
事实上，许多时候一种制度刚被人提出来、或制订出来，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制度只是废纸一张，因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制度缺乏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制度需要足够的、现实的力量关系（人们因为利害关系不同，会有着不同的态度）支撑；如果这种力量关系不足以相互制约，那所谓的制度制订出来就是供人看的，供人玩弄的。
（一）、血汗工厂？
用今天的眼光看，美国在最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遍地都是血汗工厂！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你上网查查八小时工作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怎样出现的？
在此之前，普遍工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血汗工厂，无论怎样的血汗，也绝不是用暴力强制人劳动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离开血汗工厂，工厂主绝不会阻拦你的。就好象在美国初期，工人认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太累，你可以离开，因为后面排队等着干的人很多。
如果你当时是一个资本家。你会支持奴隶制？
你认为奴隶制可以谋求最大的利益，是你忽视了维持奴隶制的成本、风险。
第一、奴隶绝不是随便可以上街抓的，那是需要花钱买的，需要远跨大洋贩卖的。
第二、当然了，这是最主要的。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中，普遍是密集型的劳动、大规模协作性的劳动，工人实现联合、协合的机会多的是，也容易的很。想用奴隶制管理他们，怎样进行？我可以告诉你，代价将大的惊人、风险更大的惊人！
第三、而且在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的背景下，雇佣制所付的管理成本、支付成本，并不见得比奴隶制会高多少？美国初期工人劳动十多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是常态；报酬大约也只能养活一家人。奴隶主使用奴隶，大约也只能使用到这种地步吧。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资本家只有有着正常的智力，他就绝不会想着把奴隶制变成现实的。
当然了，“黑砖窑”除外，因为那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是极端的个例，所以它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被奴役的人“黑砖窑”工人反抗时常常是孤立的，因为因此受害的人只是少数。这种经营规模越大，代价越大，风险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他手上有一个军队、拥有飞机大炮，也会失败的很难看！
（二）、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那南方的奴隶主，为什么还要执行奴隶制，并且能成功维持一百多年呢？
那我想问，如果你是美国南部的一个种植园主，你会选择用雇佣制吗？
如果你认为你会选择雇佣制，只能证明你对美国的历史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工人愿意选择接受苛刻的条件，到资本家工厂工作。是因为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垄断着生产资料，工人不到资本家那里干活，他能干什么呢？换而言之，只要国家保证劳资纠纷，只能以经济方式解决（不能用集体停止工作的方式解决），那工人就只有接受资本家极尽苛刻的条件去工作。
奴隶在经济上并不依附于奴隶主。当时美国没有开发出来的地方多的是，换而言之，不就是种棉花吗？从哪里不能种，到哪里不能种，为什么非得到奴隶主的庄园去种？从这层意义上，在当时的南方，是不可能产生雇佣劳动的。
资本家并不强迫谁到他工厂来劳动，相反他会报以十足的牛气。总而言之，不好好干活，我明天就解雇你。资本家为什么这样牛呢？因为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作离开他还真的难以生活，至少从普遍意义上是如此的。
魏晋时代的庄园经济，也有类似的原因。换而言之，依附民常常是为了政治上的庇护才依附豪门贵族的。
但在美国初期的南部，人们（包括黑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需要对庄园主进行任何依附。既然如此，南方的庄园主们，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外（建立奴隶制）哪有机会维持自己庄园的经济运行呢？因为单凭他们一家人，玩了命又能种出几亩棉花来？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给了黑人自由。那就意味着南方种植园主的经济完全破产了。所以谁敢高呼给黑人自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就敢和他玩命。在这种背景下，总统算什么？只要他敢公然喊两声给黑人自由，恐怕明天就得下台，甚至还会被人杀掉！
（三）、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了。后来林肯为什么能把奴隶制废除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依然需要从经济上寻找答案。如果说这是因为道德、思想，那林肯因此伟大，华盛顿岂非也得因为下作了？
经过近一百年的经济发展。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直牵涉一个如何利用美国资源的问题。
我给你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当蒙古大军征服中原王朝后，面对广阔的土地，征服者肯定会想了，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片广阔的土地？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草，让它变成草原放牧。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牛羊就可以多出几十倍，那样我们蒙古帝国，肯定会变得更强盛了！”
真是一个天才的回答，但我相信这种回答，肯定会让无数人都觉得，真是比傻子还傻子！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期，肯定也一直伴随这个问题。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在广阔的美洲大地上干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人会说了：“全部种棉花，让他全部变成棉花地。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美国的经济可就要大发展了。”
这个回答实在叫天才，但这种天才当时多的是。因为南部的种植园主都会齐声高呼这种口号的。而且在最初的近百年时间里，这种呼声响彻天地，因为当时美国处于绝对地广人稀的背景，所以很少有人认为这是傻子才会想到的事。当然了美国的奴隶数目也因此一增再增。
但在美国经济发展近百年之后，一切就会变了；因为随着资源变得不再是近于无限后。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象南方种植园主那种利用美国资源，纯粹就叫糟蹋东西。在传统的地方，人们可以接受南方人这样糟蹋东西，但在新的地方，南方人却还玩了命的和北方争夺资源，并这样继续糟蹋。南北双方的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
我们知道，打架的双方，都希望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上的。所以北方人自然会用奴隶制作文章，好像他们真的只是为了解放奴隶而与南方冲突的。而南方人自然会拿着《圣经》高呼，甚至是拿着美国法律高呼：上帝是支持奴隶制的，美国法律是支持奴隶制的。北方政府这样无视上帝的话，公然践踏美国法律，是会受到惩罚的。
最后南北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后，林肯说了：我不想废除奴隶制。我只想解决大家的争端。如果一个奴隶不解放，可以解决你们的争端，咱们就一个奴隶也不解放。如果解放一半奴隶，就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解放一半奴隶。如果全部解放奴隶才可以解决咱们的争端，咱们就把奴隶全部解放了。
在南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后，南北矛盾无可调解之后。林肯终于决定解放奴隶了。那是1863年1月。南北战争什么时候正式开始的，1861年4月！
任何一个强势的统治者，自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经济基础相似的背景下，统治者的思想、道德不论有着怎样的不同，他所构建起来的制度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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