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胖帅、陈老总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上边的四句诗曾经传诵一时。作者就是元帅诗人陈毅，这是其《题西山红叶》一诗的头四句，作于1966年深秋。其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大地陷入了狂热的政治浪潮之中。65岁的陈毅忧国忧民，登北京西山而远眺，遂成一篇，表达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他的大家庭比较富裕，有田地40亩，耕读传家，门风淳朴。陈毅少年时，家境败落下去，只得往返于乐至与成都间寄读。1916年，15岁的陈毅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专业。然而他志不在此，自称“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为他后来的人生际遇打下了基础。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当时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就和胞兄陈孟熙考进了该学校，并于1918年3月入校就读。1919年8月，陈毅和一群中国学生乘海轮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陈毅与蔡和森、李富春等学生走得比较近，后来又相继认识了周恩来、李维汉、颜昌颐、赵世炎、陈延年、李隆郅（即李立三）、邓小平、聂荣臻等日后的中共豪杰。当时蔡和森鼓吹要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的介绍下陈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感到深受启发。陈毅后来说过：“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过书，既是好同学、好朋友又是革命同志。蔡和森后来成为了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还当过政治局委员、常委。他干起活来颇为玩命，身患肺病还忘我工作，党内称其为“革命的老黄牛”。蔡和森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留法同学向警予，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两人是爱情与理想的结合，当年被称为是“向蔡同盟”，人人称羡。然而蔡和森性格严肃，专注工作。而向警予性格也很古板，不苛言笑，外号“革命老祖母”，党内无人敢与其开玩笑。这样的一对夫妻在一起，除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外，家庭生活注定是无趣的。向警予毕竟是个女人，渴望温情，后来就被风流倜傥的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吸引，二人堕入爱河。这场婚外恋一直闹到了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来解决党内两位领袖的家事。虽然会议上批评了彭述之，并决定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学习，将向彭分开。然而覆水难收，蔡和森和向警予还是在苏联分了手。1928年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后英勇就义，时年33岁。1931年6月，蔡和森也在香港被叛徒顾顺章带人捕获，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时年36岁。同盟会元老柳亚子曾与蔡向熟识，闻讯后很悲痛，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二人：“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

1921年9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而抵押中国西南铁路50年建设权及全国印花税、验契税的卖国行为，陈毅参加了由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等留法学生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法国政府非常恼怒，派出武装警察将大批留法学生拒捕起来，并强行武装押送回国。这样，除周恩来、赵世炎等少数人外，蔡和森、李隆郅、黎纯一、陈毅等104名留法学生被迫返国。后来，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就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赵世炎此人值得一说。他是与周恩来、罗亦农共同领导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三巨头之一，曾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是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之一。李大钊曾称赞其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已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 7月2日黄昏，上海风雨交加，因叛徒出卖，赵世炎的住所被国民党密探包围。当时赵世炎打着伞从外面回来，他的妻子夏之栩冒险将放在窗台上作为信号的花盆推落到楼下报警。但因雨雾模糊，赵世炎没有发觉。一回到住所，他就被密探逮捕。敌人对他严刑审问，但赵世炎坚贞不屈。7月19日，赵世炎被押上刑场。刽子手对他施以乱刀，赵世炎立而不倒，壮烈牺牲，时年26岁。赵世炎有个妹妹叫赵君陶，赵君陶生了个儿子取名李鹏，也就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李鹏。

回国后，陈毅回了四川家乡，继续与蔡和森通信，并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去了重庆，应聘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1923年底，他在胞兄陈孟熙介绍下来到北京，进入了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颜昌颐是陈毅的留法同学，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张际春等人被捕。当时周恩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而幸免。后除张际春因出身黄埔被蒋介石放了一马外，其余四人均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为了营救他们，中共特科在顾顺章、陈赓等人带领下准备在路上武装劫囚车。偏偏从外秘密购买的武器运来晚了，因擦拭涂在枪上的黄油又耽误了时间，最终营救行动失败，颜昌颐与彭湃等人英勇就义。后来陈赓大将每当回忆此事，都不免扼腕长叹，万分遗憾。

从中法大学毕业后，陈毅被派回四川做响应北伐的兵运工作。在此期间认识了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起发动了泸州起义。后来起义失败，陈毅转到武汉，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文书。该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当时中共军事干部汇聚的一所学校。1927年7月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一起准备出发“东征讨蒋”。实际上则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结，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2日，教导团从武汉出发乘船东下。然而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包围，随后遭到集中缴械，并分别站队听候发落。陈毅其时明为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实是团内的中共党团负责人。他知道自己早晚会暴露，不敢在此地久留，就与特务连连长肖劲等一些人乘天黑离队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昼夜兼程，陈毅和肖劲终于在江西宜黄追上了起义部队。陈毅来到起义指挥部，见到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汇报了教导团的情况后，陈毅要求到主力部队去工作。周恩来和刘伯承商量了一下，就派陈毅到第11军25师73团任团政治指导员。周恩来还怕他嫌职务小，陈毅则爽朗地说：“什么小不小，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去的这个第11军25师73团可不是一般的部队，其前身正是北伐时期战功赫赫的叶挺独立团，也是叶挺指挥的第11军首屈一指的主力团。25师师长是黄埔一期生周士第，未来的共和国上将；73团团长是黄埔教官黄浩声，是叶挺的老部下，据说后来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建国后死于狱中。该团下属干部中也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如1营党代表蔡协民，后来成了朱毛红4军政治部主任，也是美女曾志的老公之一；2连代连长彭明治，黄埔二期生，后来成了开国中将；2营长周子昆，叶挺的爱将，后来成了新四军副参谋长，在皖南事变中和项英一起被叛徒刘厚总杀害；6连连长聂鹤亭，后来成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开国中将；7连连长林彪，这位就不用多介绍了；11连代连长许德华，后改名许光达，开国十大将之一；就连看护王云霖，后来也成了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开国少将。73团日后历经改编，战功累累，直到成为了现在的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127师379团，鼎鼎大名的“叶挺独立团”。

跟着陈毅追上了起义部队的肖劲，后来成为了井冈山红4军28团3营营长。在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中，肖劲率部攻打老七溪岭，勇猛冲锋在最前面，不幸被流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不顾伤痛，顽强率部继续冲锋，最后壮烈牺牲。如果不死，肖劲将成为几个月后与林彪竞争28团团长的有力人选。肖劲牺牲后，陈毅感慨万分，还在永新城内自己住房的粉墙上写下了一篇《龙源口大捷随感》，赞颂红军之英勇。

从教导团出来追起义部队的还有几个人。如程子华，往南昌跑了两天没追上起义部队，又回头往武汉跑。后来乘船经上海、香港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程子华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将领，打完衡宝战役后从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任上调去当了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全军授衔时他已转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否则其资历足可授大将。还有一个王良，未能追上南昌起义军，转入卢德铭所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先后任红4军28团排长、连长、第1纵队1支队支队长、第1纵队纵队长、红10师师长、红一军团红4军军长等职。王良在战斗中显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曾将缴获自张辉瓒的怀表奖给了王良。他当时激动地表示：“我要带着它到中国革命最后胜利。”1932年6月，王良在江西武平县大禾圩指挥战斗时遭敌冷枪击中，当场牺牲，年仅27岁。军政委罗瑞卿收藏起了王良留下的这块怀表，日后每当打胜仗时，他就拿出这块怀表看看说：“我们又打赢了！”

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主力约1万余人向潮汕进发，打通出海口去接收苏援军火；朱德率25师及第9军一部3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防止敌人抄袭主力部队的后路。不料起义军主力南下后在汤坑战斗中受挫，被迫撤退，后在普宁县流沙被打散，起义归于失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分头逃走。留守三河坝的朱德部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敌人重兵围攻，损失惨重。朱德率部且战且走，一直退到赣南，部队在路上失散严重，仅剩下800余人。25师的中、高级指挥员也因各种原因纷纷离去，如师长周士第、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73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孙一中（即后来的湘鄂西苏区红3军参谋长孙德清）等。像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是受朱德委托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后李硕勋担任了广东省军委书记，1931年7月在去琼州（今海南岛）检查指导工作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李硕勋遭到了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8岁。李硕勋的妻子就是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当时他们的儿子李鹏才3岁；25师的师长周士第外号“猛将”，是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主要干将，资历很老。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离队令朱德是相当不悦。周士第离开部队回上海后与党组织失散，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脱党，这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他日后在军中的地位。几经蹉跎后，周士第重回中央苏区再次起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他被派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此后多年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又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总算没有掉队。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他起步时的资历，只能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了；73团团长黄浩声离队则是不辞而别；75团团长孙一中是因为负伤离队。到了最后，25师的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了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再加上一个时年41岁的朱老总。

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朱德主持对剩下的部队分别进行了整训、整编，史称“赣南三整”。在此期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以原25师为基础编为第1、第4两个步兵支队，其中原73团编为第1支队，原75团编为第4支队，共编了9个连队。在此之前，朱德在党内地位并不高，其起义时的第9军副军长职务也是空的，大家只尊敬他是个老同志。而从“赣南三整”之后，朱德成为了这支起义军余部的灵魂，带着他们凛然前行，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纵横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终于奠定了自己“红军之父”的历史地位。

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朱德率领这支部队隐蔽到了老相识军阀范石生麾下等待时机。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指挥发动了湘南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上了井冈山，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从坚持井冈山斗争到挺进赣南、闽西创建苏区期间，陈毅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在关于建军方向的著名的前委、军委“朱毛之争”中，毛泽东感到自己坚持的意见得不到大家的接受，一怒之下辞去前委书记不干，结果陈毅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后来回忆，那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自以为真理在手，你不干，我来干！在1929年6月的红4军“七大”上，陈毅主持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想居中调停。这种和稀泥的领导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他斥之为“陈毅主义”。在“七大”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取代了毛泽东在红4军内的地位。而在真刀实枪的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陈毅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高人一筹。他和朱德的性格比较温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出手不够狠，行事不够“矫枉过正”，往往容易纵敌以机，在事功的取得上还真就不如毛泽东。到了红4军“八大”上，一些将领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陈毅也同意，有人就给毛写了信。然而毛泽东回信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这下令陈毅震动很大。后来中央要红4军派人去上海汇报情况，陈毅就决定亲自前往。

陈毅到了上海后，向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朱毛红军及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受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了一封信，对红4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此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又起草了一封信，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该信从路线的高度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了红4军，并派专人将此信送去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4军。在不久后召开的红4军“九大”上，通过了综合毛泽东的军队、根据地建设思想与“九月来信”精神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仍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等人为前委委员。

还在上海的时候，中央组织部曾征求过陈毅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7军工作。陈毅也犹豫过，但他表示还有一件事没办，就是回江西去把毛泽东请回来，然后再考虑工作的问题。后来真把毛泽东请回来了，他向毛谈起了自己的工作问题，而毛泽东则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陈毅也非常干脆：“老毛你这样信任我，我就干！”爽朗大度，不计前嫌，这是陈毅性格中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日后虽遇到了多次坎坷磨难，但终于都得以平安度过。

此后，陈毅被派到了红6军去当政委。红6军的军长大大有名，就是日后共国和36位军事家之一的黄公略。可惜黄公略死得太早，不然必是元帅无疑。不久红6军改称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共同组成了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在这个时候，陈毅奉调离开了主力红军，去赣南组建红22军并担任了军长。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主持办起了红22军干部学校，自己亲任校长，为红22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认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与她结婚。不料，江西苏区突然掀起了肃反运动，许多红军指战员都被抓走并遭到错误杀害。红22军政委邱达三就被作为“AB团”要犯逮捕，几经折腾释放，最后还是被杀害了。主持这次肃反的，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原来还是陈毅手下的一个纵队政委。李韶九在红军中崛起很快，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团级干部升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委其以肃反大权。李韶九滥捕滥杀，很快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富田事变”，最终导致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的灭顶之灾。因为陈毅对肃反扩大化持怀疑态度，李韶九就打起了陈毅的主意。据肖克后来回忆，陈毅的马和枪都不错，李韶九就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后也没客气：“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此后，陈毅每次去上级开会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一次他又要远出开会，便嘱咐妻子肖菊英，如果到了约定的日子自己没有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后陈毅开完会回来，中途遇到敌军袭击，经辗转才回到驻地，结果耽误了时间。肖菊英等不到陈毅回来，以为他已遇害，就投入井中自尽了。这件事令陈毅万分悲痛，难过遗憾了一生。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由此可见陈毅当时的危险处境。李韶九这个人的口碑原来也不太好，史料中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后来周恩来到了江西苏区后，对肃反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李韶九也受到了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改派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时，李韶九被留在苏区工作。他“牺牲”于1935年，死因不明，后被追任为革命烈士。不过也有一说，据说还是陈毅自己说的，主力红军前脚一走，因伤留在苏区的陈毅就把李韶九给毙了。

李韶九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掌握苏区数万红军的生杀大权呢？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与何笃才的一段对话。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红4军28团机枪连党代表。在著名的湘南“八月失败”时，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队。幸好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又悄悄带回了4个连队。袁崇全只拉走了2个连队。28团团长王尔琢去追赶袁崇全，还牺牲在袁的枪下。在这件事上，何笃才是很有功劳的。黄克诚回忆：“（何笃才）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有这样的认识，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最终他也没能逃脱肃反，在1932年初的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期间，时任红三军团红3师宣传科长的何笃才被错误杀害。

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江西地方红军部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敌人。1934年8月28日，陈毅到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时，右胯骨被敌人枪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开始时医生给陈毅采取了保守治疗，但后来发现碎骨太多，只有手术取出。而这时红军主力已准备离开苏区西征，手术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打包了。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做了干预，命令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因为伤太重，陈毅不能跟着红军主力长征了，只好留下来与项英搭班子坚持苏区斗争。在建国后授予的十大元帅中，只有陈毅没能参加举世瞩目的长征，这令他遗憾了终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国民党军占领了江西苏区，形势极度恶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许多高级指挥员叛变投敌。如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特别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曾是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上井冈山后又是与毛泽东、朱德并列的前委领导人，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4军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1929年，龚楚还受中央派遣前往广西参与组织了百色起义，历任红7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和邓小平搭过一段班子。这样的一个高级领导人，竟然主动投敌，还带人企图诱捕项英、陈毅。幸亏陈毅经验丰富，使没有耐心的龚楚过早现了原形，他和项英才幸免于难。纵使如此，北山地区游击队也毁在了龚楚手里，只有毛泽东的大舅子贺敏学带少数人逃脱。龚楚此后又继续引导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游击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龚楚，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却混得不咋样，才成了一个多如牛毛的中将。全国解放时，他逃到香港，后又转去了美国。1990年，已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龚楚从海外返回家乡广东乐昌县定居。当时他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写了信，在表达敬意和问候的同时也不免怀大江东去之慨。不久邓小平就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龚楚在接老同事的电话时是何等心情，后人已无法猜测了。

在沧海横流的艰难时局中，陈毅和项英、粟裕等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刀头饮血，出生入死，创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正如他的《梅岭三章》中所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不愧是元帅诗人。陈毅的第二段婚姻也泡了汤。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在苏区江西省委儿童局任职的赖月明，这次婚姻历时两年。1934年12月，留守苏区的红军被迫转入游击战争，陈毅只好动员赖月明回兴国家乡。当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后，赖月明一家逃向荒僻的山区。不久他们听说陈毅已被国民党杀害，赖月明的父亲就强逼她再嫁了。等到后来陈毅出山组建新四军时，派人打听到了赖月明的消息，说她因抗拒逼嫁而跳崖自尽了。陈毅非常难过，还写了一首诗《兴国旅舍》寄情：“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实际上赖月明并没有跳崖，而是另组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直到1959年，她看到报纸上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才知道前夫原来没有死。赖月明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儿女们死死抓住，不让她去。又过了30年，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传媒记者的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活在人间。只可惜，此时陈老总已再也不能听到这个消息了。

1937年，共国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也受命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要继承老4军的“铁军”精神，打出抗日战场上的新威风。陈毅受命去了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所在的一座旧式旅馆里进行新四军筹备组建工作。不久，他去湘赣边界做红军游击队谭余保部的改编工作。然而谭余保根本不相信国共两党会合作，把陈毅当作叛变投敌的国民党说客，命人将陈毅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的脑壳，又把他关起来，还险些将其杀掉。陈毅苦口婆心地对谭余保宣讲政策，但谭怎么都不信。陈毅最后急了，大骂谭余保是革命罪人，是“土匪”。这时谭余保留了个心眼，派人下山去打探消息。一直到了吉安新四军通讯处，才了解了真实情况。谭余保得知后急忙给陈毅松了绑，连连谢罪。这事虽然过去了，但双方心里还是结了疙瘩。后来到了延安整风时，陈毅和谭余保见了面仍连招呼也不打。毛泽东得知后，把王震找来，让他去给二人说和说和。王震拿起枪就出去打了几只野味，做了一桌菜，把陈毅和谭余保找来做客。在酒酣耳热之间，陈谭二人终于冰释前嫌。等到了文革中，王震成了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级官员。陈毅闻讯后非常气愤，说道：“王胡子可是个好人啊！”

新四军组建后，陈毅被任命为第1支队司令员，后兼了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巩固了江南后，又渡江北上开辟了苏北根据地。为打退国民党顽军进攻，陈毅、粟裕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在江苏泰兴地区发起黄桥战役，一举歼灭顽军韩德勤部1.1万人，取得了新四军历史上的空前胜利。这一战后，苏北根据地得到极大巩固，陈粟部新四军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不过，黄桥战役的胜利也刺激了蒋介石，使得孤悬皖南敌后的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处境更加困难。在蒋介石的一再命令下，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开始转移。为防日蒋加害，项英决定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第三战区下达的直接北上命令，而是率军南下茂林绕道北上。结果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官兵大部损失，军长叶挺去谈判被扣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当时震惊中外，新四军一时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不过究其根本，还是主要源于双方在苏北争夺中的刺激而导致。当时国内的《大公报》就对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各打了五十大板，认为首先“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是新四军，“此次新四军事件……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下令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此后，陈毅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密切配合，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快速形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并多次粉碎了日伪顽军的进攻。在领导新四军的戎马倥偬中，陈毅还收获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这回的妻子叫张茜，在新四军皖南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于女兵众多的新四军中也属著名美人之一。陈毅比张茜大21岁，但二人幸福地相伴了终生。

1942年9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在此之后，爆发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饶漱石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后，突然召开会议批判陈毅，称其历史上“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只会下几手臭棋，不会打仗”等，以极其猛烈的火力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军内的多数干部都认为饶漱石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因此对陈毅是避之不及。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陈毅被逼急了，曾经对着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后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在延安的毛泽东熟知陈毅的为人，也对历史上的事情很清楚，并不认为陈毅的“错误”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然而饶漱石当时是刘少奇非常器重的干部，而毛发动延安整风正需要借助刘少奇，像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刘在北方局的班底也都登上了高位，对于陈饶之间的矛盾自然不能轻易评判。毛泽东很快回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并调陈毅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陈毅离开军部时，轻装简从，只带了两名警卫员。而军部也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护送一程，平时熟识的新四军诸多干部连去给陈毅送行的都没有。陈毅倒也乐观，你们不来送我，我却要致礼给你们，遂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其中两段为：“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

陈毅到延安时，已是1943年3月了。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他与毛泽东已有9年未见了。此时终于重逢，除了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陈毅还要向毛泽东倾诉“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然而毛泽东上来就给他浇了头冷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见毛说到这个份上，陈毅也只好表示：“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经过了毛泽东的开导教育后，陈毅给饶漱石和华中局、新四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同时毛泽东也给华中去了电报，认为“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 “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希望饶漱石能对军内干部进行解释。然而饶漱石回电仍继续指责陈毅，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这真是令陈毅怒火中烧。毛泽东则写信给陈毅，继续开导他，认为“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双方都在火头上，越解释误会越大，不如暂时扔到一边去学习，将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的。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便暂时放下心结，又投身于整风学习之中。他读了很多文件，越读越觉得毛泽东高明，不由感慨道：“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望尘莫及！”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不能不感叹毛泽东当时的领导艺术。对于陈饶之争，从大局出发必须挺饶，但又要令陈毅心服。于是他巧妙地避开矛盾，一口一个“人家”，意思是饶漱石对陈毅有误会，毛也爱莫能助。同时又表示自己是了解陈毅的，有错误是可以说清的，他也会对饶进行劝勉。结果就是两头调动，避免一方独大，从而充分激发出下属的积极性，使其集中合力来奉献于党的事业，这是中国革命终于能够成功的一大关键。不过，延安整风毕竟不是和风细雨的同志间谈心，还伴随着暴风骤雨般的审干“抢救运动”，一时特务如麻，内奸遍地，众多好同志受到了冤枉。陈毅因为勇于检讨自己在红军时期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因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还较为顺利地被选为了中央委员。而老战友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被打成了“经验主义”代表，彭德怀更是在华北座谈会上遭到了猛烈批判，当时这些人都被整得灰头土脸。然而，以陈毅的悟性，仍然对延安整风持一定的保留意见。20多年后的文革初期，陈毅面对国家的混乱局面忍无可忍，终于将延安整风的事翻了出来，这就是当年被宣布为“二月逆流”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此乃后话。

在延安整风期间，陈毅还在毛泽东授意下参加了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外事活动。陈毅不卑不亢，开阖自如，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陈毅后来能成为外交部长，正始于此时。他的文名和武功也传到了陪都重庆，引起了一帮民主人士的关注。像柳亚子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重向江东卷土来。我喜故乡消息好，前锋直指雨花台!”

党的七大结束后，大批干部仍滞留延安，包括陈毅。据他回忆，当时是“天天下围棋”。陈毅喜欢围棋在党内是出名的，因而也有了“只会下棋，不会打仗”的戏谑之言。在陈毅的带动下，新四军中下围棋的风气很盛，不少指战员都能来几手。像邓子恢、张云逸、叶飞、方毅、陶勇、梅嘉生、张劲夫、夏征农、汪道涵、胡立教、金明等中高级干部，都是棋迷。建国后陈毅担任了外交部长，在中日还没有建交时就以围棋为纽带，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民间交流。陈毅当时的忘年棋友中，还有日后的一代棋圣聂卫平。1963年，日本棋院为了感谢陈毅对中日围棋交流的贡献，特别授予他“名誉七段”称号。陈毅逝世后，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棋院又追授给他“名誉八段”称号，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后来薄一波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当时有权不让陈毅走的，也就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了。实际上，陈毅要回华中，只需说一句“我服从小饶的领导”便可。但陈毅对饶漱石实在没有好印象，就是不说这个话。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全国性的洗牌时机已到来，在延安雪藏数年的中共群雄都跃跃欲试。陈毅也去找了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不想回华中，因为“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此时国内形势是一日三变，毛泽东必须放虎归山了。他不同意陈毅去东北，要其还是回华中，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给饶漱石当副手。毛泽东一锤定音：“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能起作用！”为了抢得战略先机，毛泽东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于1945年8月25日一次将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邓华、傅秋涛、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傅秋涛、滕代远、聂鹤亭、江华、张际春、黄华等20多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从延安运到山西黎城，再转赴各战略区，迅速展开战略布局。当时在延安的叶剑英紧张万分：“老天保佑，这架飞机可别出问题，上边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呀……！”老天确实保佑了，要不然，连总设计师都在飞机上，中国历史必然改写。

按照中央的预定部署，陈毅回华中，统领新四军部队；林彪去山东，统领以八路军115师为基础的山东部队。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即去重庆参加国内和平谈判。然而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华北冀热辽部队在苏军配合下迅速攻下了山海关，先头已进抵沈阳，并发现东北有大量遗弃的武器物资，扩兵也很容易。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等人接到报告后大喜，此乃抢占东北的天赐良机呀！他们迅速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心从华北、华东、华中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和10万部队抢占东北。在征得了毛泽东同意后，刘少奇立即大展拳脚进行部署。要占领东北就必须有一员能总揽军事指挥的大将，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刘少奇决定林彪不去山东改去冀热辽，罗荣桓赴东北，陈毅、饶漱石从华中转去山东，并成立东北局和华东局，迅速进行了战略性的力量调整。

接到命令后，陈毅立即转道赴山东，到达临沂后与罗荣桓交接了工作。其后迅速整合山东军区剩下的野战部队5万余人，再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投入了阻击国民党军北上抢地盘的作战中。为了在谈判桌上争条件，国共双方打打停停，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斗智斗勇。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而山东则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资源区。陈毅与黎玉、张云逸、陈士榘等人一边指挥部队攻歼拒不投降的伪军，扩大解放区，一边与国民党及军调部美蒋方面周旋。陈毅多次出席与国民党一方的谈判，舌战群敌，游刃有余，展示了过人的外交风采。一直折腾到1946年6月底，国民党方面图穷匕见，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在解放战争初期，陈毅、陈士榘指挥山东野战军一战泗县，二战两淮均失利，一时弄得意气灰心。面对优势国民党军的全面围剿，陈毅决定与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寻机歼敌。1946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粟裕北上沭阳与陈毅会合，指挥山野和华中野部队突然出手，分割包围了国军整编69师，同时顽强阻击整编11师，生生将两敌的联系切断。经4天激烈战斗，一举歼灭了69师，并重创11师一部，共歼敌2.1万余人，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战败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宿北战役，为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一扫陈毅几次战败的郁闷情绪。他兴奋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了！” 这次战役也显示出了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赢得了陈毅与各级将领们的信任，为两支野战军合并指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部队又相继取得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缴获大量重兵器装备。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也合并组建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并成立了统一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连战皆捷，一举成为了当时全国各解放区中人数最多、战绩最好的野战军。

1947年7月华野“七月分兵”后，连续打了几次败仗，损兵5万余人，山东解放区也大部沦陷。负责华野战役指挥的粟裕一时备受质疑，遭到了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军队将领的严厉指责。粟裕自己也不得不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引咎自责。这时陈毅秘密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认为几次战败有教训可吸取，但不宜过分指责粟裕。电报中有一段话非常著名：“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陈毅在关键时刻支持粟裕，显示出了一名战区军事统帅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此际正是一生中判断准确、虚怀若谷的领导力巅峰之时，当即发电勉励了粟裕，并指示陈毅、粟裕速去鲁西南，组成华野西兵团，实施外线出击作战。

此后，陈毅、粟裕率华野西兵团在沙土集打了一个翻身仗，又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破击平汉路，相继歼敌7万余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往来于中原，将豫皖苏、大别山和鄂豫陕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完成了中央军委制定的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1948年1月，陈毅奉毛泽东指示返回陕北，在米脂县杨家沟见到了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一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战略设想，要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过长江，深入江南，进行大纵深机动作战，吸引调动敌人，以利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设想，陈毅向来是鼎力支持，有困难，自己克服。这一次又是如此，他表示完全赞成。然而粟裕接到军委的指示电报后却另有思考，认为这一设想于全局不利，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因为一时没有考虑成熟，便提出3个纵队先到陇海线休整，准备渡江，并很快得到了军委的批准。到了1948年4月，陈毅回到华野指挥部，准备督促部队实施过江行动。粟裕这时却把自己已思考成熟的反对意见完整汇报给了陈毅。如此一来令陈毅非常意外，他作为华野司令员已经在主席面前承担下来的战略任务，副司令员却反对。一个战略区负责人在中央面前出尔反尔，此前还没有过先例。这要是在红军肃反时期，不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立即就要拿下了。然而中国革命进行到现在，无论是理论还是领袖精英都已历练得颇为成熟了，充分交换意见成为了决策时必不可少的运筹过程。陈毅没有急于表态，而是答应将粟裕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军委。粟裕也同时将他的意见以长电形式完整报告给了中央军委。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驻地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陈毅、粟裕都应召参加。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粟裕和毛泽东已经14年未见了。如今在这里重逢，双方都很激动。就像电影《大决战》中演得那样，粟裕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慎重考虑后，同意华野主力先留在中原，打几个大仗，为将来渡江创造条件。考虑到中原战场气候已成，下一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就要联合作战，统一的指挥机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也已成立，需要陈毅去加强中原局的工作。据此，决定陈毅离开华野到中原，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由粟裕担任。然而粟裕知道陈毅在华野的影响，提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希望能保留陈毅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毛泽东考虑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员兼代政委，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

当时中原解放区新建，剿匪、土改、反特的任务很重，需要大量干部下去工作。中央从华北抽调了4700多名基层干部，由陈毅、邓子恢带领到了中原，协助刘邓大刀阔斧巩固根据地，使得中原新区成为了支援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有力后方。在此期间，陈毅在整军、理财、土改、统战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成熟的领导能力，确实不虚此行，中原需要陈毅。

此后陈毅协助刘邓指挥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并进入总前委辅助总揽全局指挥。两大野战军合力破敌，将士用命，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基本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中原、华东地区的精锐兵团，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兵锋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腹心统治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随后，淮海战役总前委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开始筹划渡江作战。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已主要剩下江南半壁，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无力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不得不打出了举行国内和平谈判的招牌。根据中共中央与总前委的原定计划，于4月10日发起渡江战役。但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派出了和谈代表团去北平，渡江时间就拖了下来。进入4月中旬后，天气不等人，长江的桃花水就要到来，百万大军云集江北，军心士气、粮草接济都是大问题，拖不起。邓小平和陈毅在汇集了各方情况后，专电报告中央，认为渡江时间不宜再推迟，建议先打过江，再进行和平接收为有利。毛泽东进行了全局考虑后，要求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可推迟到4月22日。不论谈判签字与否，最迟于4月29日渡江。在此之前，应向全军宣传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接电后进行了研究，对最后一项有了不同意见。当时开过七届二中全会不久，新组建了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在渡江战役总前委里，负总责的就是邓小平和陈毅。于是，二人自作主张以总前委的名义传达全军：推迟渡江是为了谈判，为了政治上有利。惟如此，我们才能有理有利。最后，我们总要渡江。全军官兵应深刻理解这一点，防止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

效果出奇的好。全军官兵在明白了迟迟不渡江的原委后，反而信心更足，士气更加高昂。在此时，邓小平已显示出了其精通辩证法的领袖素质，日后成就果然不可限量。只可惜陈毅后来早逝，不然谁知道会不会出一个“改革元帅”呢？

最终，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江防上扬帆竞渡，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此后宜将剩勇追穷寇，连克南京、上海，控制浙赣路，歼敌40余万，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已被确定为未来的上海市市长。要胜任这个职位，必须在行政、组织、财经、统战等方面都要具有丰富经验，还要有比较出色的外交才能。上海是当时远东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内外关系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共对外展示执政能力的窗口，不会搞外交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确定陈毅之前，还慎重地征求了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几位老先生自然知道陈毅有“兼资文武此全才”之名，均表示赞成。如此，在三野部队于5月27日攻占上海后，陈毅立即率大批干部进驻，着手实施城市接管。在上海市长任上期间，陈毅礼贤下士，依靠产业工人，善待工商、文化、科学等各界人士，使他们都能为建设上海出力献策。与此同时，他和华东局财委在中央指导下，连续打赢了反投机、反封锁等几个战役，使上海经济很快恢复，人民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而饶漱石、潘汉年等人主持反特斗争，严厉打击了暗藏的敌特，也为上海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待续见87楼）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上边的四句诗曾经传诵一时。作者就是元帅诗人陈毅，这是其《题西山红叶》一诗的头四句，作于1966年深秋。其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大地陷入了狂热的政治浪潮之中。65岁的陈毅忧国忧民，登北京西山而远眺，遂成一篇，表达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他的大家庭比较富裕，有田地40亩，耕读传家，门风淳朴。陈毅少年时，家境败落下去，只得往返于乐至与成都间寄读。1916年，15岁的陈毅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专业。然而他志不在此，自称“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为他后来的人生际遇打下了基础。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当时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就和胞兄陈孟熙考进了该学校，并于1918年3月入校就读。1919年8月，陈毅和一群中国学生乘海轮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陈毅与蔡和森、李富春等学生走得比较近，后来又相继认识了周恩来、李维汉、颜昌颐、赵世炎、陈延年、李隆郅（即李立三）、邓小平、聂荣臻等日后的中共豪杰。当时蔡和森鼓吹要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的介绍下陈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感到深受启发。陈毅后来说过：“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过书，既是好同学、好朋友又是革命同志。蔡和森后来成为了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还当过政治局委员、常委。他干起活来颇为玩命，身患肺病还忘我工作，党内称其为“革命的老黄牛”。蔡和森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留法同学向警予，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两人是爱情与理想的结合，当年被称为是“向蔡同盟”，人人称羡。然而蔡和森性格严肃，专注工作。而向警予性格也很古板，不苛言笑，外号“革命老祖母”，党内无人敢与其开玩笑。这样的一对夫妻在一起，除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外，家庭生活注定是无趣的。向警予毕竟是个女人，渴望温情，后来就被风流倜傥的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吸引，二人堕入爱河。这场婚外恋一直闹到了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来解决党内两位领袖的家事。虽然会议上批评了彭述之，并决定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学习，将向彭分开。然而覆水难收，蔡和森和向警予还是在苏联分了手。1928年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后英勇就义，时年33岁。1931年6月，蔡和森也在香港被叛徒顾顺章带人捕获，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时年36岁。同盟会元老柳亚子曾与蔡向熟识，闻讯后很悲痛，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二人：“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

1921年9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而抵押中国西南铁路50年建设权及全国印花税、验契税的卖国行为，陈毅参加了由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等留法学生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法国政府非常恼怒，派出武装警察将大批留法学生拒捕起来，并强行武装押送回国。这样，除周恩来、赵世炎等少数人外，蔡和森、李隆郅、黎纯一、陈毅等104名留法学生被迫返国。后来，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就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赵世炎此人值得一说。他是与周恩来、罗亦农共同领导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三巨头之一，曾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是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之一。李大钊曾称赞其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已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 7月2日黄昏，上海风雨交加，因叛徒出卖，赵世炎的住所被国民党密探包围。当时赵世炎打着伞从外面回来，他的妻子夏之栩冒险将放在窗台上作为信号的花盆推落到楼下报警。但因雨雾模糊，赵世炎没有发觉。一回到住所，他就被密探逮捕。敌人对他严刑审问，但赵世炎坚贞不屈。7月19日，赵世炎被押上刑场。刽子手对他施以乱刀，赵世炎立而不倒，壮烈牺牲，时年26岁。赵世炎有个妹妹叫赵君陶，赵君陶生了个儿子取名李鹏，也就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李鹏。

回国后，陈毅回了四川家乡，继续与蔡和森通信，并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去了重庆，应聘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1923年底，他在胞兄陈孟熙介绍下来到北京，进入了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颜昌颐是陈毅的留法同学，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张际春等人被捕。当时周恩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而幸免。后除张际春因出身黄埔被蒋介石放了一马外，其余四人均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为了营救他们，中共特科在顾顺章、陈赓等人带领下准备在路上武装劫囚车。偏偏从外秘密购买的武器运来晚了，因擦拭涂在枪上的黄油又耽误了时间，最终营救行动失败，颜昌颐与彭湃等人英勇就义。后来陈赓大将每当回忆此事，都不免扼腕长叹，万分遗憾。

从中法大学毕业后，陈毅被派回四川做响应北伐的兵运工作。在此期间认识了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起发动了泸州起义。后来起义失败，陈毅转到武汉，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文书。该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当时中共军事干部汇聚的一所学校。1927年7月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一起准备出发“东征讨蒋”。实际上则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结，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2日，教导团从武汉出发乘船东下。然而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包围，随后遭到集中缴械，并分别站队听候发落。陈毅其时明为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实是团内的中共党团负责人。他知道自己早晚会暴露，不敢在此地久留，就与特务连连长肖劲等一些人乘天黑离队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昼夜兼程，陈毅和肖劲终于在江西宜黄追上了起义部队。陈毅来到起义指挥部，见到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汇报了教导团的情况后，陈毅要求到主力部队去工作。周恩来和刘伯承商量了一下，就派陈毅到第11军25师73团任团政治指导员。周恩来还怕他嫌职务小，陈毅则爽朗地说：“什么小不小，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去的这个第11军25师73团可不是一般的部队，其前身正是北伐时期战功赫赫的叶挺独立团，也是叶挺指挥的第11军首屈一指的主力团。25师师长是黄埔一期生周士第，未来的共和国上将；73团团长是黄埔教官黄浩声，是叶挺的老部下，据说后来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建国后死于狱中。该团下属干部中也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如1营党代表蔡协民，后来成了朱毛红4军政治部主任，也是美女曾志的老公之一；2连代连长彭明治，黄埔二期生，后来成了开国中将；2营长周子昆，叶挺的爱将，后来成了新四军副参谋长，在皖南事变中和项英一起被叛徒刘厚总杀害；6连连长聂鹤亭，后来成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开国中将；7连连长林彪，这位就不用多介绍了；11连代连长许德华，后改名许光达，开国十大将之一；就连看护王云霖，后来也成了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开国少将。73团日后历经改编，战功累累，直到成为了现在的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127师379团，鼎鼎大名的“叶挺独立团”。

跟着陈毅追上了起义部队的肖劲，后来成为了井冈山红4军28团3营营长。在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中，肖劲率部攻打老七溪岭，勇猛冲锋在最前面，不幸被流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不顾伤痛，顽强率部继续冲锋，最后壮烈牺牲。如果不死，肖劲将成为几个月后与林彪竞争28团团长的有力人选。肖劲牺牲后，陈毅感慨万分，还在永新城内自己住房的粉墙上写下了一篇《龙源口大捷随感》，赞颂红军之英勇。

从教导团出来追起义部队的还有几个人。如程子华，往南昌跑了两天没追上起义部队，又回头往武汉跑。后来乘船经上海、香港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程子华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将领，打完衡宝战役后从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任上调去当了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全军授衔时他已转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否则其资历足可授大将。还有一个王良，未能追上南昌起义军，转入卢德铭所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先后任红4军28团排长、连长、第1纵队1支队支队长、第1纵队纵队长、红10师师长、红一军团红4军军长等职。王良在战斗中显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曾将缴获自张辉瓒的怀表奖给了王良。他当时激动地表示：“我要带着它到中国革命最后胜利。”1932年6月，王良在江西武平县大禾圩指挥战斗时遭敌冷枪击中，当场牺牲，年仅27岁。军政委罗瑞卿收藏起了王良留下的这块怀表，日后每当打胜仗时，他就拿出这块怀表看看说：“我们又打赢了！”

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主力约1万余人向潮汕进发，打通出海口去接收苏援军火；朱德率25师及第9军一部3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防止敌人抄袭主力部队的后路。不料起义军主力南下后在汤坑战斗中受挫，被迫撤退，后在普宁县流沙被打散，起义归于失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分头逃走。留守三河坝的朱德部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敌人重兵围攻，损失惨重。朱德率部且战且走，一直退到赣南，部队在路上失散严重，仅剩下800余人。25师的中、高级指挥员也因各种原因纷纷离去，如师长周士第、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73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孙一中（即后来的湘鄂西苏区红3军参谋长孙德清）等。像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是受朱德委托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后李硕勋担任了广东省军委书记，1931年7月在去琼州（今海南岛）检查指导工作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李硕勋遭到了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8岁。李硕勋的妻子就是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当时他们的儿子李鹏才3岁；25师的师长周士第外号“猛将”，是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主要干将，资历很老。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离队令朱德是相当不悦。周士第离开部队回上海后与党组织失散，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脱党，这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他日后在军中的地位。几经蹉跎后，周士第重回中央苏区再次起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他被派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此后多年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又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总算没有掉队。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他起步时的资历，只能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了；73团团长黄浩声离队则是不辞而别；75团团长孙一中是因为负伤离队。到了最后，25师的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了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再加上一个时年41岁的朱老总。

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朱德主持对剩下的部队分别进行了整训、整编，史称“赣南三整”。在此期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以原25师为基础编为第1、第4两个步兵支队，其中原73团编为第1支队，原75团编为第4支队，共编了9个连队。在此之前，朱德在党内地位并不高，其起义时的第9军副军长职务也是空的，大家只尊敬他是个老同志。而从“赣南三整”之后，朱德成为了这支起义军余部的灵魂，带着他们凛然前行，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纵横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终于奠定了自己“红军之父”的历史地位。

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朱德率领这支部队隐蔽到了老相识军阀范石生麾下等待时机。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指挥发动了湘南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上了井冈山，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从坚持井冈山斗争到挺进赣南、闽西创建苏区期间，陈毅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在关于建军方向的著名的前委、军委“朱毛之争”中，毛泽东感到自己坚持的意见得不到大家的接受，一怒之下辞去前委书记不干，结果陈毅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后来回忆，那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自以为真理在手，你不干，我来干！在1929年6月的红4军“七大”上，陈毅主持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想居中调停。这种和稀泥的领导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他斥之为“陈毅主义”。在“七大”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取代了毛泽东在红4军内的地位。而在真刀实枪的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陈毅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高人一筹。他和朱德的性格比较温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出手不够狠，行事不够“矫枉过正”，往往容易纵敌以机，在事功的取得上还真就不如毛泽东。到了红4军“八大”上，一些将领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陈毅也同意，有人就给毛写了信。然而毛泽东回信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这下令陈毅震动很大。后来中央要红4军派人去上海汇报情况，陈毅就决定亲自前往。

陈毅到了上海后，向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朱毛红军及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受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了一封信，对红4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此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又起草了一封信，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该信从路线的高度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了红4军，并派专人将此信送去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4军。在不久后召开的红4军“九大”上，通过了综合毛泽东的军队、根据地建设思想与“九月来信”精神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仍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等人为前委委员。

还在上海的时候，中央组织部曾征求过陈毅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7军工作。陈毅也犹豫过，但他表示还有一件事没办，就是回江西去把毛泽东请回来，然后再考虑工作的问题。后来真把毛泽东请回来了，他向毛谈起了自己的工作问题，而毛泽东则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陈毅也非常干脆：“老毛你这样信任我，我就干！”爽朗大度，不计前嫌，这是陈毅性格中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日后虽遇到了多次坎坷磨难，但终于都得以平安度过。

此后，陈毅被派到了红6军去当政委。红6军的军长大大有名，就是日后共国和36位军事家之一的黄公略。可惜黄公略死得太早，不然必是元帅无疑。不久红6军改称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共同组成了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在这个时候，陈毅奉调离开了主力红军，去赣南组建红22军并担任了军长。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主持办起了红22军干部学校，自己亲任校长，为红22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认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与她结婚。不料，江西苏区突然掀起了肃反运动，许多红军指战员都被抓走并遭到错误杀害。红22军政委邱达三就被作为“AB团”要犯逮捕，几经折腾释放，最后还是被杀害了。主持这次肃反的，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原来还是陈毅手下的一个纵队政委。李韶九在红军中崛起很快，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团级干部升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委其以肃反大权。李韶九滥捕滥杀，很快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富田事变”，最终导致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的灭顶之灾。因为陈毅对肃反扩大化持怀疑态度，李韶九就打起了陈毅的主意。据肖克后来回忆，陈毅的马和枪都不错，李韶九就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后也没客气：“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此后，陈毅每次去上级开会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一次他又要远出开会，便嘱咐妻子肖菊英，如果到了约定的日子自己没有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后陈毅开完会回来，中途遇到敌军袭击，经辗转才回到驻地，结果耽误了时间。肖菊英等不到陈毅回来，以为他已遇害，就投入井中自尽了。这件事令陈毅万分悲痛，难过遗憾了一生。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由此可见陈毅当时的危险处境。李韶九这个人的口碑原来也不太好，史料中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后来周恩来到了江西苏区后，对肃反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李韶九也受到了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改派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时，李韶九被留在苏区工作。他“牺牲”于1935年，死因不明，后被追任为革命烈士。不过也有一说，据说还是陈毅自己说的，主力红军前脚一走，因伤留在苏区的陈毅就把李韶九给毙了。

李韶九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掌握苏区数万红军的生杀大权呢？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与何笃才的一段对话。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红4军28团机枪连党代表。在著名的湘南“八月失败”时，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队。幸好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又悄悄带回了4个连队。袁崇全只拉走了2个连队。28团团长王尔琢去追赶袁崇全，还牺牲在袁的枪下。在这件事上，何笃才是很有功劳的。黄克诚回忆：“（何笃才）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有这样的认识，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最终他也没能逃脱肃反，在1932年初的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期间，时任红三军团红3师宣传科长的何笃才被错误杀害。

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江西地方红军部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敌人。1934年8月28日，陈毅到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时，右胯骨被敌人枪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开始时医生给陈毅采取了保守治疗，但后来发现碎骨太多，只有手术取出。而这时红军主力已准备离开苏区西征，手术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打包了。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做了干预，命令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因为伤太重，陈毅不能跟着红军主力长征了，只好留下来与项英搭班子坚持苏区斗争。在建国后授予的十大元帅中，只有陈毅没能参加举世瞩目的长征，这令他遗憾了终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国民党军占领了江西苏区，形势极度恶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许多高级指挥员叛变投敌。如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特别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曾是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上井冈山后又是与毛泽东、朱德并列的前委领导人，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4军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1929年，龚楚还受中央派遣前往广西参与组织了百色起义，历任红7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和邓小平搭过一段班子。这样的一个高级领导人，竟然主动投敌，还带人企图诱捕项英、陈毅。幸亏陈毅经验丰富，使没有耐心的龚楚过早现了原形，他和项英才幸免于难。纵使如此，北山地区游击队也毁在了龚楚手里，只有毛泽东的大舅子贺敏学带少数人逃脱。龚楚此后又继续引导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游击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龚楚，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却混得不咋样，才成了一个多如牛毛的中将。全国解放时，他逃到香港，后又转去了美国。1990年，已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龚楚从海外返回家乡广东乐昌县定居。当时他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写了信，在表达敬意和问候的同时也不免怀大江东去之慨。不久邓小平就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龚楚在接老同事的电话时是何等心情，后人已无法猜测了。

在沧海横流的艰难时局中，陈毅和项英、粟裕等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刀头饮血，出生入死，创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正如他的《梅岭三章》中所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不愧是元帅诗人。陈毅的第二段婚姻也泡了汤。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在苏区江西省委儿童局任职的赖月明，这次婚姻历时两年。1934年12月，留守苏区的红军被迫转入游击战争，陈毅只好动员赖月明回兴国家乡。当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后，赖月明一家逃向荒僻的山区。不久他们听说陈毅已被国民党杀害，赖月明的父亲就强逼她再嫁了。等到后来陈毅出山组建新四军时，派人打听到了赖月明的消息，说她因抗拒逼嫁而跳崖自尽了。陈毅非常难过，还写了一首诗《兴国旅舍》寄情：“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实际上赖月明并没有跳崖，而是另组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直到1959年，她看到报纸上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才知道前夫原来没有死。赖月明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儿女们死死抓住，不让她去。又过了30年，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传媒记者的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活在人间。只可惜，此时陈老总已再也不能听到这个消息了。

1937年，共国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也受命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要继承老4军的“铁军”精神，打出抗日战场上的新威风。陈毅受命去了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所在的一座旧式旅馆里进行新四军筹备组建工作。不久，他去湘赣边界做红军游击队谭余保部的改编工作。然而谭余保根本不相信国共两党会合作，把陈毅当作叛变投敌的国民党说客，命人将陈毅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的脑壳，又把他关起来，还险些将其杀掉。陈毅苦口婆心地对谭余保宣讲政策，但谭怎么都不信。陈毅最后急了，大骂谭余保是革命罪人，是“土匪”。这时谭余保留了个心眼，派人下山去打探消息。一直到了吉安新四军通讯处，才了解了真实情况。谭余保得知后急忙给陈毅松了绑，连连谢罪。这事虽然过去了，但双方心里还是结了疙瘩。后来到了延安整风时，陈毅和谭余保见了面仍连招呼也不打。毛泽东得知后，把王震找来，让他去给二人说和说和。王震拿起枪就出去打了几只野味，做了一桌菜，把陈毅和谭余保找来做客。在酒酣耳热之间，陈谭二人终于冰释前嫌。等到了文革中，王震成了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级官员。陈毅闻讯后非常气愤，说道：“王胡子可是个好人啊！”

新四军组建后，陈毅被任命为第1支队司令员，后兼了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巩固了江南后，又渡江北上开辟了苏北根据地。为打退国民党顽军进攻，陈毅、粟裕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在江苏泰兴地区发起黄桥战役，一举歼灭顽军韩德勤部1.1万人，取得了新四军历史上的空前胜利。这一战后，苏北根据地得到极大巩固，陈粟部新四军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不过，黄桥战役的胜利也刺激了蒋介石，使得孤悬皖南敌后的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处境更加困难。在蒋介石的一再命令下，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开始转移。为防日蒋加害，项英决定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第三战区下达的直接北上命令，而是率军南下茂林绕道北上。结果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官兵大部损失，军长叶挺去谈判被扣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当时震惊中外，新四军一时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不过究其根本，还是主要源于双方在苏北争夺中的刺激而导致。当时国内的《大公报》就对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各打了五十大板，认为首先“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是新四军，“此次新四军事件……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下令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此后，陈毅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密切配合，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快速形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并多次粉碎了日伪顽军的进攻。在领导新四军的戎马倥偬中，陈毅还收获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这回的妻子叫张茜，在新四军皖南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于女兵众多的新四军中也属著名美人之一。陈毅比张茜大21岁，但二人幸福地相伴了终生。

1942年9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在此之后，爆发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饶漱石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后，突然召开会议批判陈毅，称其历史上“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只会下几手臭棋，不会打仗”等，以极其猛烈的火力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军内的多数干部都认为饶漱石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因此对陈毅是避之不及。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陈毅被逼急了，曾经对着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后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在延安的毛泽东熟知陈毅的为人，也对历史上的事情很清楚，并不认为陈毅的“错误”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然而饶漱石当时是刘少奇非常器重的干部，而毛发动延安整风正需要借助刘少奇，像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刘在北方局的班底也都登上了高位，对于陈饶之间的矛盾自然不能轻易评判。毛泽东很快回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并调陈毅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陈毅离开军部时，轻装简从，只带了两名警卫员。而军部也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护送一程，平时熟识的新四军诸多干部连去给陈毅送行的都没有。陈毅倒也乐观，你们不来送我，我却要致礼给你们，遂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其中两段为：“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

陈毅到延安时，已是1943年3月了。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他与毛泽东已有9年未见了。此时终于重逢，除了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陈毅还要向毛泽东倾诉“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然而毛泽东上来就给他浇了头冷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见毛说到这个份上，陈毅也只好表示：“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经过了毛泽东的开导教育后，陈毅给饶漱石和华中局、新四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同时毛泽东也给华中去了电报，认为“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 “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希望饶漱石能对军内干部进行解释。然而饶漱石回电仍继续指责陈毅，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这真是令陈毅怒火中烧。毛泽东则写信给陈毅，继续开导他，认为“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双方都在火头上，越解释误会越大，不如暂时扔到一边去学习，将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的。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便暂时放下心结，又投身于整风学习之中。他读了很多文件，越读越觉得毛泽东高明，不由感慨道：“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望尘莫及！”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不能不感叹毛泽东当时的领导艺术。对于陈饶之争，从大局出发必须挺饶，但又要令陈毅心服。于是他巧妙地避开矛盾，一口一个“人家”，意思是饶漱石对陈毅有误会，毛也爱莫能助。同时又表示自己是了解陈毅的，有错误是可以说清的，他也会对饶进行劝勉。结果就是两头调动，避免一方独大，从而充分激发出下属的积极性，使其集中合力来奉献于党的事业，这是中国革命终于能够成功的一大关键。不过，延安整风毕竟不是和风细雨的同志间谈心，还伴随着暴风骤雨般的审干“抢救运动”，一时特务如麻，内奸遍地，众多好同志受到了冤枉。陈毅因为勇于检讨自己在红军时期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因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还较为顺利地被选为了中央委员。而老战友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被打成了“经验主义”代表，彭德怀更是在华北座谈会上遭到了猛烈批判，当时这些人都被整得灰头土脸。然而，以陈毅的悟性，仍然对延安整风持一定的保留意见。20多年后的文革初期，陈毅面对国家的混乱局面忍无可忍，终于将延安整风的事翻了出来，这就是当年被宣布为“二月逆流”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此乃后话。

在延安整风期间，陈毅还在毛泽东授意下参加了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外事活动。陈毅不卑不亢，开阖自如，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陈毅后来能成为外交部长，正始于此时。他的文名和武功也传到了陪都重庆，引起了一帮民主人士的关注。像柳亚子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重向江东卷土来。我喜故乡消息好，前锋直指雨花台!”

党的七大结束后，大批干部仍滞留延安，包括陈毅。据他回忆，当时是“天天下围棋”。陈毅喜欢围棋在党内是出名的，因而也有了“只会下棋，不会打仗”的戏谑之言。在陈毅的带动下，新四军中下围棋的风气很盛，不少指战员都能来几手。像邓子恢、张云逸、叶飞、方毅、陶勇、梅嘉生、张劲夫、夏征农、汪道涵、胡立教、金明等中高级干部，都是棋迷。建国后陈毅担任了外交部长，在中日还没有建交时就以围棋为纽带，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民间交流。陈毅当时的忘年棋友中，还有日后的一代棋圣聂卫平。1963年，日本棋院为了感谢陈毅对中日围棋交流的贡献，特别授予他“名誉七段”称号。陈毅逝世后，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棋院又追授给他“名誉八段”称号，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后来薄一波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当时有权不让陈毅走的，也就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了。实际上，陈毅要回华中，只需说一句“我服从小饶的领导”便可。但陈毅对饶漱石实在没有好印象，就是不说这个话。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全国性的洗牌时机已到来，在延安雪藏数年的中共群雄都跃跃欲试。陈毅也去找了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不想回华中，因为“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此时国内形势是一日三变，毛泽东必须放虎归山了。他不同意陈毅去东北，要其还是回华中，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给饶漱石当副手。毛泽东一锤定音：“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能起作用！”为了抢得战略先机，毛泽东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于1945年8月25日一次将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邓华、傅秋涛、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傅秋涛、滕代远、聂鹤亭、江华、张际春、黄华等20多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从延安运到山西黎城，再转赴各战略区，迅速展开战略布局。当时在延安的叶剑英紧张万分：“老天保佑，这架飞机可别出问题，上边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呀……！”老天确实保佑了，要不然，连总设计师都在飞机上，中国历史必然改写。

按照中央的预定部署，陈毅回华中，统领新四军部队；林彪去山东，统领以八路军115师为基础的山东部队。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即去重庆参加国内和平谈判。然而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华北冀热辽部队在苏军配合下迅速攻下了山海关，先头已进抵沈阳，并发现东北有大量遗弃的武器物资，扩兵也很容易。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等人接到报告后大喜，此乃抢占东北的天赐良机呀！他们迅速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心从华北、华东、华中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和10万部队抢占东北。在征得了毛泽东同意后，刘少奇立即大展拳脚进行部署。要占领东北就必须有一员能总揽军事指挥的大将，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刘少奇决定林彪不去山东改去冀热辽，罗荣桓赴东北，陈毅、饶漱石从华中转去山东，并成立东北局和华东局，迅速进行了战略性的力量调整。

接到命令后，陈毅立即转道赴山东，到达临沂后与罗荣桓交接了工作。其后迅速整合山东军区剩下的野战部队5万余人，再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投入了阻击国民党军北上抢地盘的作战中。为了在谈判桌上争条件，国共双方打打停停，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斗智斗勇。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而山东则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资源区。陈毅与黎玉、张云逸、陈士榘等人一边指挥部队攻歼拒不投降的伪军，扩大解放区，一边与国民党及军调部美蒋方面周旋。陈毅多次出席与国民党一方的谈判，舌战群敌，游刃有余，展示了过人的外交风采。一直折腾到1946年6月底，国民党方面图穷匕见，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在解放战争初期，陈毅、陈士榘指挥山东野战军一战泗县，二战两淮均失利，一时弄得意气灰心。面对优势国民党军的全面围剿，陈毅决定与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寻机歼敌。1946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粟裕北上沭阳与陈毅会合，指挥山野和华中野部队突然出手，分割包围了国军整编69师，同时顽强阻击整编11师，生生将两敌的联系切断。经4天激烈战斗，一举歼灭了69师，并重创11师一部，共歼敌2.1万余人，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战败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宿北战役，为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一扫陈毅几次战败的郁闷情绪。他兴奋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了！” 这次战役也显示出了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赢得了陈毅与各级将领们的信任，为两支野战军合并指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部队又相继取得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缴获大量重兵器装备。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也合并组建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并成立了统一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连战皆捷，一举成为了当时全国各解放区中人数最多、战绩最好的野战军。

1947年7月华野“七月分兵”后，连续打了几次败仗，损兵5万余人，山东解放区也大部沦陷。负责华野战役指挥的粟裕一时备受质疑，遭到了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军队将领的严厉指责。粟裕自己也不得不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引咎自责。这时陈毅秘密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认为几次战败有教训可吸取，但不宜过分指责粟裕。电报中有一段话非常著名：“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陈毅在关键时刻支持粟裕，显示出了一名战区军事统帅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此际正是一生中判断准确、虚怀若谷的领导力巅峰之时，当即发电勉励了粟裕，并指示陈毅、粟裕速去鲁西南，组成华野西兵团，实施外线出击作战。

此后，陈毅、粟裕率华野西兵团在沙土集打了一个翻身仗，又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破击平汉路，相继歼敌7万余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往来于中原，将豫皖苏、大别山和鄂豫陕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完成了中央军委制定的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1948年1月，陈毅奉毛泽东指示返回陕北，在米脂县杨家沟见到了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一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战略设想，要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过长江，深入江南，进行大纵深机动作战，吸引调动敌人，以利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设想，陈毅向来是鼎力支持，有困难，自己克服。这一次又是如此，他表示完全赞成。然而粟裕接到军委的指示电报后却另有思考，认为这一设想于全局不利，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因为一时没有考虑成熟，便提出3个纵队先到陇海线休整，准备渡江，并很快得到了军委的批准。到了1948年4月，陈毅回到华野指挥部，准备督促部队实施过江行动。粟裕这时却把自己已思考成熟的反对意见完整汇报给了陈毅。如此一来令陈毅非常意外，他作为华野司令员已经在主席面前承担下来的战略任务，副司令员却反对。一个战略区负责人在中央面前出尔反尔，此前还没有过先例。这要是在红军肃反时期，不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立即就要拿下了。然而中国革命进行到现在，无论是理论还是领袖精英都已历练得颇为成熟了，充分交换意见成为了决策时必不可少的运筹过程。陈毅没有急于表态，而是答应将粟裕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军委。粟裕也同时将他的意见以长电形式完整报告给了中央军委。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驻地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陈毅、粟裕都应召参加。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粟裕和毛泽东已经14年未见了。如今在这里重逢，双方都很激动。就像电影《大决战》中演得那样，粟裕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慎重考虑后，同意华野主力先留在中原，打几个大仗，为将来渡江创造条件。考虑到中原战场气候已成，下一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就要联合作战，统一的指挥机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也已成立，需要陈毅去加强中原局的工作。据此，决定陈毅离开华野到中原，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由粟裕担任。然而粟裕知道陈毅在华野的影响，提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希望能保留陈毅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毛泽东考虑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员兼代政委，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

当时中原解放区新建，剿匪、土改、反特的任务很重，需要大量干部下去工作。中央从华北抽调了4700多名基层干部，由陈毅、邓子恢带领到了中原，协助刘邓大刀阔斧巩固根据地，使得中原新区成为了支援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有力后方。在此期间，陈毅在整军、理财、土改、统战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成熟的领导能力，确实不虚此行，中原需要陈毅。

此后陈毅协助刘邓指挥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并进入总前委辅助总揽全局指挥。两大野战军合力破敌，将士用命，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基本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中原、华东地区的精锐兵团，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兵锋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腹心统治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随后，淮海战役总前委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开始筹划渡江作战。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已主要剩下江南半壁，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无力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不得不打出了举行国内和平谈判的招牌。根据中共中央与总前委的原定计划，于4月10日发起渡江战役。但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派出了和谈代表团去北平，渡江时间就拖了下来。进入4月中旬后，天气不等人，长江的桃花水就要到来，百万大军云集江北，军心士气、粮草接济都是大问题，拖不起。邓小平和陈毅在汇集了各方情况后，专电报告中央，认为渡江时间不宜再推迟，建议先打过江，再进行和平接收为有利。毛泽东进行了全局考虑后，要求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可推迟到4月22日。不论谈判签字与否，最迟于4月29日渡江。在此之前，应向全军宣传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接电后进行了研究，对最后一项有了不同意见。当时开过七届二中全会不久，新组建了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在渡江战役总前委里，负总责的就是邓小平和陈毅。于是，二人自作主张以总前委的名义传达全军：推迟渡江是为了谈判，为了政治上有利。惟如此，我们才能有理有利。最后，我们总要渡江。全军官兵应深刻理解这一点，防止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

效果出奇的好。全军官兵在明白了迟迟不渡江的原委后，反而信心更足，士气更加高昂。在此时，邓小平已显示出了其精通辩证法的领袖素质，日后成就果然不可限量。只可惜陈毅后来早逝，不然谁知道会不会出一个“改革元帅”呢？

最终，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江防上扬帆竞渡，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此后宜将剩勇追穷寇，连克南京、上海，控制浙赣路，歼敌40余万，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已被确定为未来的上海市市长。要胜任这个职位，必须在行政、组织、财经、统战等方面都要具有丰富经验，还要有比较出色的外交才能。上海是当时远东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内外关系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共对外展示执政能力的窗口，不会搞外交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确定陈毅之前，还慎重地征求了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几位老先生自然知道陈毅有“兼资文武此全才”之名，均表示赞成。如此，在三野部队于5月27日攻占上海后，陈毅立即率大批干部进驻，着手实施城市接管。在上海市长任上期间，陈毅礼贤下士，依靠产业工人，善待工商、文化、科学等各界人士，使他们都能为建设上海出力献策。与此同时，他和华东局财委在中央指导下，连续打赢了反投机、反封锁等几个战役，使上海经济很快恢复，人民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而饶漱石、潘汉年等人主持反特斗争，严厉打击了暗藏的敌特，也为上海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待续见8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