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物质财富与人类幸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18:46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cohen/
经济增长是当代世界的最高信条，缓解冲突之痛的灵丹妙药，是对无限进步的美好承诺。我们总是担心无法得偿所愿，而它就是解决这种担心的答案。不过，至少在西方，增长模式如今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西莫內(Albertine Simonet)那样捉摸不定：来了又去，萧条过后是繁荣，繁荣过后又是萧条，而那种稳定、包容而持久增长的理想世界却渐行渐远。
在美国，80%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没有享受到购买力的提高。在法国，人均年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的3%逐年下滑到2013年的负数。在此期间，政界被经济停滞搞得狼狈不堪，而这样的踯躅不前又为形形色色的民粹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疯狂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中，西方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假如我们对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追求已成为夸父逐日之举，又该怎么办？我们能找到替代这一体系的合适东西吗？还是会跌入绝望的深渊，暴力缠身？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撰文警告对时局的误判。在他的著名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宣称，空前繁荣的时代指日可待，世界的“经济问题”将不日得到解决——就像，在头一个世纪里，技术革新的浪潮带来了强劲增长与粮食安全。他认为，为了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模型的潜力，全世界必须摈弃代表着之前悲惨世代的那种已然过时的贪婪与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学会享受生活——最重要是学会消费，无拘无束，不惧明天。到最后，凯恩斯相信，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艺术、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然后每天仅仅工作三小时。
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这类形而上的追求尚未成为全世界的取向；我们仍然活在对贫困、不公与失业的恐惧之中。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依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尽管我们西方人实际上已比上世纪30年代富裕六倍。于是，我们不得不说，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了错：财富的大规模累积，完全未能满足或驯服我们对物质社会的渴求。
名为“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凯恩斯的这个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研究，财富与幸福并无关联。涨薪当然总是好事，但一旦我们达到了目标，就会永远不够：我们陷入了一个基本不能察觉的循环而不能自拔。与之类似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受到当前欲望驱使而设定目标时，我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欲望会随着时间与新环境而变迁。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而非纯粹的财富，是我们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它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一种希望，也就是我们能够超越眼前，尽管这样的梦想总是那么虚无缥缈。
于是最根本的问题摆在了眼前：经济增长会重现吗？如若不能，又将如何？在这方面，专家的意见南辕北辙。以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悲观派认为，今时今日的经济增长潜力远不及上个世纪。新工业革命纵然给我们送上了智能手机，但在他看来，这与20世纪的那些伟大进步——电力、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抗生素等等——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样的乐观派，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诉读者，摩尔定律将令“几乎所有东西的数码化”成为可能。谷歌(Google)已经在测试无人驾驶的车辆，而机器人照顾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成为了现实：又一轮的爆发性增长似乎近在眼前。
为了搞清哪一方有理，大家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两大阵营关注点并不一致：在悲观派看来，重要的是消费者；而在乐观派看来，则是机器。的确，计算机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类，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被机器代替的劳动力该怎么办？这并不是相不相信技术的两方在发生冲突。新技术注定会创造出奇观。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们到底是会替代劳动力，还是会助力我们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与20世纪进行一番比较。1900年的时候，务农者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38%。此后，他们纷纷迁移到城市，在新的产业里成为生产力极高的劳动者。经济增长迅速翻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过去3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事实，则反映了另一项重大变迁：劳动力在离工厂而去——但他们在新工作（如果能找到的话）中的生产力并未得到提升。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在停止。所以，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讨论的双方都是对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强大的软件正在做人类的工作，但被取代的人类却无法找到有价值的工作。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一个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呢——如果说它将注定到来的话？倘若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我们又该怎样激励他们？有人想起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进做法，为杜绝旷工现象并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把员工的薪酬加倍。在经济持续增长时，你可以用更高的工资来回报勤奋的员工。如今的公司也的确会根据绩效为员工提供奖励，但胡萝卜和大棒是同时祭出的：要是没达到目标，员工就会被解雇。
不是努力工作就能涨工资，而是不努力工作就会被辞退：这种压力管理的策略，是我们当代社会令人痛苦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已经告诉我们，职场的精神压力愈来愈严重。遗憾的是，不快乐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心满意足的员工则更具团队精神和创造力。归根结底：如果想让员工重新变得高效起来，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激励办法。由于无法再向员工承诺未来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企业现在需要做出调整和补偿，让工作更加鼓舞人心。
丹麦的经济模式已经在欧洲得到了大量讨论。它显示出，通过恐惧之外的东西来激励员工的确是有可能的。在“欧洲就业质量”的排名中，丹麦高居榜首。这完全是因为，丹麦的劳动者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这个国家完善的福利体系能够保护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培训，从而促进了职场的流动性，减轻了对失业的恐惧。难怪丹麦在2013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都源于个人购买力的停滞不前，这是很可笑的。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继续假装增长肯定会像二战后那样自动重新到来，我们就会看不到疲软的经济增长导致整个社会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应该希望的是，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快乐与满足，可以取代对挣更多钱的徒劳追求。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cohen/
经济增长是当代世界的最高信条，缓解冲突之痛的灵丹妙药，是对无限进步的美好承诺。我们总是担心无法得偿所愿，而它就是解决这种担心的答案。不过，至少在西方，增长模式如今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西莫內(Albertine Simonet)那样捉摸不定：来了又去，萧条过后是繁荣，繁荣过后又是萧条，而那种稳定、包容而持久增长的理想世界却渐行渐远。
在美国，80%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没有享受到购买力的提高。在法国，人均年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的3%逐年下滑到2013年的负数。在此期间，政界被经济停滞搞得狼狈不堪，而这样的踯躅不前又为形形色色的民粹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疯狂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中，西方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假如我们对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追求已成为夸父逐日之举，又该怎么办？我们能找到替代这一体系的合适东西吗？还是会跌入绝望的深渊，暴力缠身？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撰文警告对时局的误判。在他的著名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宣称，空前繁荣的时代指日可待，世界的“经济问题”将不日得到解决——就像，在头一个世纪里，技术革新的浪潮带来了强劲增长与粮食安全。他认为，为了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模型的潜力，全世界必须摈弃代表着之前悲惨世代的那种已然过时的贪婪与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学会享受生活——最重要是学会消费，无拘无束，不惧明天。到最后，凯恩斯相信，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艺术、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然后每天仅仅工作三小时。
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这类形而上的追求尚未成为全世界的取向；我们仍然活在对贫困、不公与失业的恐惧之中。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依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尽管我们西方人实际上已比上世纪30年代富裕六倍。于是，我们不得不说，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了错：财富的大规模累积，完全未能满足或驯服我们对物质社会的渴求。
名为“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凯恩斯的这个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研究，财富与幸福并无关联。涨薪当然总是好事，但一旦我们达到了目标，就会永远不够：我们陷入了一个基本不能察觉的循环而不能自拔。与之类似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受到当前欲望驱使而设定目标时，我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欲望会随着时间与新环境而变迁。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而非纯粹的财富，是我们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它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一种希望，也就是我们能够超越眼前，尽管这样的梦想总是那么虚无缥缈。
于是最根本的问题摆在了眼前：经济增长会重现吗？如若不能，又将如何？在这方面，专家的意见南辕北辙。以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悲观派认为，今时今日的经济增长潜力远不及上个世纪。新工业革命纵然给我们送上了智能手机，但在他看来，这与20世纪的那些伟大进步——电力、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抗生素等等——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样的乐观派，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诉读者，摩尔定律将令“几乎所有东西的数码化”成为可能。谷歌(Google)已经在测试无人驾驶的车辆，而机器人照顾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成为了现实：又一轮的爆发性增长似乎近在眼前。
为了搞清哪一方有理，大家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两大阵营关注点并不一致：在悲观派看来，重要的是消费者；而在乐观派看来，则是机器。的确，计算机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类，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被机器代替的劳动力该怎么办？这并不是相不相信技术的两方在发生冲突。新技术注定会创造出奇观。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们到底是会替代劳动力，还是会助力我们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与20世纪进行一番比较。1900年的时候，务农者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38%。此后，他们纷纷迁移到城市，在新的产业里成为生产力极高的劳动者。经济增长迅速翻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过去3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事实，则反映了另一项重大变迁：劳动力在离工厂而去——但他们在新工作（如果能找到的话）中的生产力并未得到提升。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在停止。所以，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讨论的双方都是对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强大的软件正在做人类的工作，但被取代的人类却无法找到有价值的工作。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一个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呢——如果说它将注定到来的话？倘若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我们又该怎样激励他们？有人想起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进做法，为杜绝旷工现象并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把员工的薪酬加倍。在经济持续增长时，你可以用更高的工资来回报勤奋的员工。如今的公司也的确会根据绩效为员工提供奖励，但胡萝卜和大棒是同时祭出的：要是没达到目标，员工就会被解雇。
不是努力工作就能涨工资，而是不努力工作就会被辞退：这种压力管理的策略，是我们当代社会令人痛苦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已经告诉我们，职场的精神压力愈来愈严重。遗憾的是，不快乐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心满意足的员工则更具团队精神和创造力。归根结底：如果想让员工重新变得高效起来，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激励办法。由于无法再向员工承诺未来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企业现在需要做出调整和补偿，让工作更加鼓舞人心。
丹麦的经济模式已经在欧洲得到了大量讨论。它显示出，通过恐惧之外的东西来激励员工的确是有可能的。在“欧洲就业质量”的排名中，丹麦高居榜首。这完全是因为，丹麦的劳动者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这个国家完善的福利体系能够保护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培训，从而促进了职场的流动性，减轻了对失业的恐惧。难怪丹麦在2013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都源于个人购买力的停滞不前，这是很可笑的。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继续假装增长肯定会像二战后那样自动重新到来，我们就会看不到疲软的经济增长导致整个社会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应该希望的是，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快乐与满足，可以取代对挣更多钱的徒劳追求。
经济增长是当代世界的最高信条，缓解冲突之痛的灵丹妙药，是对无限进步的美好承诺。我们总是担心无法得偿所愿，而它就是解决这种担心的答案。不过，至少在西方，增长模式如今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西莫內(Albertine Simonet)那样捉摸不定：来了又去，萧条过后是繁荣，繁荣过后又是萧条，而那种稳定、包容而持久增长的理想世界却渐行渐远。
在美国，80%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没有享受到购买力的提高。在法国，人均年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的3%逐年下滑到2013年的负数。在此期间，政界被经济停滞搞得狼狈不堪，而这样的踯躅不前又为形形色色的民粹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疯狂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中，西方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假如我们对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追求已成为夸父逐日之举，又该怎么办？我们能找到替代这一体系的合适东西吗？还是会跌入绝望的深渊，暴力缠身？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撰文警告对时局的误判。在他的著名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宣称，空前繁荣的时代指日可待，世界的“经济问题”将不日得到解决——就像，在头一个世纪里，技术革新的浪潮带来了强劲增长与粮食安全。他认为，为了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模型的潜力，全世界必须摈弃代表着之前悲惨世代的那种已然过时的贪婪与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学会享受生活——最重要是学会消费，无拘无束，不惧明天。到最后，凯恩斯相信，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艺术、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然后每天仅仅工作三小时。
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这类形而上的追求尚未成为全世界的取向；我们仍然活在对贫困、不公与失业的恐惧之中。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依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尽管我们西方人实际上已比上世纪30年代富裕六倍。于是，我们不得不说，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了错：财富的大规模累积，完全未能满足或驯服我们对物质社会的渴求。
名为“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凯恩斯的这个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研究，财富与幸福并无关联。涨薪当然总是好事，但一旦我们达到了目标，就会永远不够：我们陷入了一个基本不能察觉的循环而不能自拔。与之类似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受到当前欲望驱使而设定目标时，我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欲望会随着时间与新环境而变迁。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而非纯粹的财富，是我们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它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一种希望，也就是我们能够超越眼前，尽管这样的梦想总是那么虚无缥缈。
于是最根本的问题摆在了眼前：经济增长会重现吗？如若不能，又将如何？在这方面，专家的意见南辕北辙。以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悲观派认为，今时今日的经济增长潜力远不及上个世纪。新工业革命纵然给我们送上了智能手机，但在他看来，这与20世纪的那些伟大进步——电力、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抗生素等等——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样的乐观派，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诉读者，摩尔定律将令“几乎所有东西的数码化”成为可能。谷歌(Google)已经在测试无人驾驶的车辆，而机器人照顾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成为了现实：又一轮的爆发性增长似乎近在眼前。
为了搞清哪一方有理，大家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两大阵营关注点并不一致：在悲观派看来，重要的是消费者；而在乐观派看来，则是机器。的确，计算机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类，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被机器代替的劳动力该怎么办？这并不是相不相信技术的两方在发生冲突。新技术注定会创造出奇观。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们到底是会替代劳动力，还是会助力我们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与20世纪进行一番比较。1900年的时候，务农者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38%。此后，他们纷纷迁移到城市，在新的产业里成为生产力极高的劳动者。经济增长迅速翻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过去3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事实，则反映了另一项重大变迁：劳动力在离工厂而去——但他们在新工作（如果能找到的话）中的生产力并未得到提升。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在停止。所以，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讨论的双方都是对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强大的软件正在做人类的工作，但被取代的人类却无法找到有价值的工作。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一个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呢——如果说它将注定到来的话？倘若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我们又该怎样激励他们？有人想起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进做法，为杜绝旷工现象并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把员工的薪酬加倍。在经济持续增长时，你可以用更高的工资来回报勤奋的员工。如今的公司也的确会根据绩效为员工提供奖励，但胡萝卜和大棒是同时祭出的：要是没达到目标，员工就会被解雇。
不是努力工作就能涨工资，而是不努力工作就会被辞退：这种压力管理的策略，是我们当代社会令人痛苦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已经告诉我们，职场的精神压力愈来愈严重。遗憾的是，不快乐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心满意足的员工则更具团队精神和创造力。归根结底：如果想让员工重新变得高效起来，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激励办法。由于无法再向员工承诺未来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企业现在需要做出调整和补偿，让工作更加鼓舞人心。
丹麦的经济模式已经在欧洲得到了大量讨论。它显示出，通过恐惧之外的东西来激励员工的确是有可能的。在“欧洲就业质量”的排名中，丹麦高居榜首。这完全是因为，丹麦的劳动者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这个国家完善的福利体系能够保护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培训，从而促进了职场的流动性，减轻了对失业的恐惧。难怪丹麦在2013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都源于个人购买力的停滞不前，这是很可笑的。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继续假装增长肯定会像二战后那样自动重新到来，我们就会看不到疲软的经济增长导致整个社会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应该希望的是，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快乐与满足，可以取代对挣更多钱的徒劳追求。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cohen/
经济增长是当代世界的最高信条，缓解冲突之痛的灵丹妙药，是对无限进步的美好承诺。我们总是担心无法得偿所愿，而它就是解决这种担心的答案。不过，至少在西方，增长模式如今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西莫內(Albertine Simonet)那样捉摸不定：来了又去，萧条过后是繁荣，繁荣过后又是萧条，而那种稳定、包容而持久增长的理想世界却渐行渐远。
在美国，80%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没有享受到购买力的提高。在法国，人均年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的3%逐年下滑到2013年的负数。在此期间，政界被经济停滞搞得狼狈不堪，而这样的踯躅不前又为形形色色的民粹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疯狂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中，西方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假如我们对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追求已成为夸父逐日之举，又该怎么办？我们能找到替代这一体系的合适东西吗？还是会跌入绝望的深渊，暴力缠身？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撰文警告对时局的误判。在他的著名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宣称，空前繁荣的时代指日可待，世界的“经济问题”将不日得到解决——就像，在头一个世纪里，技术革新的浪潮带来了强劲增长与粮食安全。他认为，为了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模型的潜力，全世界必须摈弃代表着之前悲惨世代的那种已然过时的贪婪与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学会享受生活——最重要是学会消费，无拘无束，不惧明天。到最后，凯恩斯相信，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艺术、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然后每天仅仅工作三小时。
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这类形而上的追求尚未成为全世界的取向；我们仍然活在对贫困、不公与失业的恐惧之中。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依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尽管我们西方人实际上已比上世纪30年代富裕六倍。于是，我们不得不说，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了错：财富的大规模累积，完全未能满足或驯服我们对物质社会的渴求。
名为“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凯恩斯的这个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研究，财富与幸福并无关联。涨薪当然总是好事，但一旦我们达到了目标，就会永远不够：我们陷入了一个基本不能察觉的循环而不能自拔。与之类似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受到当前欲望驱使而设定目标时，我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欲望会随着时间与新环境而变迁。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而非纯粹的财富，是我们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它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一种希望，也就是我们能够超越眼前，尽管这样的梦想总是那么虚无缥缈。
于是最根本的问题摆在了眼前：经济增长会重现吗？如若不能，又将如何？在这方面，专家的意见南辕北辙。以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悲观派认为，今时今日的经济增长潜力远不及上个世纪。新工业革命纵然给我们送上了智能手机，但在他看来，这与20世纪的那些伟大进步——电力、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抗生素等等——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样的乐观派，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诉读者，摩尔定律将令“几乎所有东西的数码化”成为可能。谷歌(Google)已经在测试无人驾驶的车辆，而机器人照顾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成为了现实：又一轮的爆发性增长似乎近在眼前。
为了搞清哪一方有理，大家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两大阵营关注点并不一致：在悲观派看来，重要的是消费者；而在乐观派看来，则是机器。的确，计算机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类，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被机器代替的劳动力该怎么办？这并不是相不相信技术的两方在发生冲突。新技术注定会创造出奇观。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们到底是会替代劳动力，还是会助力我们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与20世纪进行一番比较。1900年的时候，务农者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38%。此后，他们纷纷迁移到城市，在新的产业里成为生产力极高的劳动者。经济增长迅速翻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过去3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事实，则反映了另一项重大变迁：劳动力在离工厂而去——但他们在新工作（如果能找到的话）中的生产力并未得到提升。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在停止。所以，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讨论的双方都是对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强大的软件正在做人类的工作，但被取代的人类却无法找到有价值的工作。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一个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呢——如果说它将注定到来的话？倘若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我们又该怎样激励他们？有人想起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进做法，为杜绝旷工现象并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把员工的薪酬加倍。在经济持续增长时，你可以用更高的工资来回报勤奋的员工。如今的公司也的确会根据绩效为员工提供奖励，但胡萝卜和大棒是同时祭出的：要是没达到目标，员工就会被解雇。
不是努力工作就能涨工资，而是不努力工作就会被辞退：这种压力管理的策略，是我们当代社会令人痛苦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已经告诉我们，职场的精神压力愈来愈严重。遗憾的是，不快乐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心满意足的员工则更具团队精神和创造力。归根结底：如果想让员工重新变得高效起来，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激励办法。由于无法再向员工承诺未来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企业现在需要做出调整和补偿，让工作更加鼓舞人心。
丹麦的经济模式已经在欧洲得到了大量讨论。它显示出，通过恐惧之外的东西来激励员工的确是有可能的。在“欧洲就业质量”的排名中，丹麦高居榜首。这完全是因为，丹麦的劳动者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这个国家完善的福利体系能够保护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培训，从而促进了职场的流动性，减轻了对失业的恐惧。难怪丹麦在2013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都源于个人购买力的停滞不前，这是很可笑的。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继续假装增长肯定会像二战后那样自动重新到来，我们就会看不到疲软的经济增长导致整个社会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应该希望的是，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快乐与满足，可以取代对挣更多钱的徒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