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倒又一吹捧康熙的谀词——撤藩时已知战争不可避免 　 ...

　　再写一点关于康熙的事。虽然康熙在铁血网中似已被拉下神坛，但是几十年来史学界奉康熙为英明大帝的的影响绝不可小觑。事实上康熙绝非庸人，也干过几件相当漂亮的事，有清一朝，把他奉为圣主，民国以后的学者虽然名词变了，改为英明大帝，但基本意思照旧，吹捧的过分了。为了说明对康熙的评价中有不少都是吹捧的谀词，还是需要费些文字的。
　　本文就是想再剥下某些人给康熙奉上的不实谄谀之词之一。

　　有些人认为在撤藩时，康熙就已经预见到和吴三桂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康熙具有预见能力的极高智慧。其根据有二，一是说撤不撤藩吴三桂都会反，二是把三藩当作三大事之一，书写并挂在宫里的柱子上。

　　说撤不撤藩吴三桂都会反，出之于《清史稿·吴三桂传》，其中写道，当吴三桂请求移藩，有大臣恐移藩会刺激吴三桂时，康熙说：“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一副先知先觉的样子。但在《清圣祖实录》中并无这样的记载，也就是康熙当时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看来这是编《清史稿》的遗老们在吹捧。
　　不过他们也是有根据的，在《啸亭杂录·卷一》这一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帝在和众大臣议论是否撤藩时说：“吴、尚等蓄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何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不过，《啸亭杂录》不过是一本笔记小说，其作者是满清贵族，此书写于十九世纪初，距吴三桂事件，已约有一百五十年了。不按实录，而按百年后的笔记小说，实非史家应有态度。

　　另有人以康熙以三藩、治理黄河、南粮北运为三件大事，日夜考虑，曾书写悬挂在皇宫中的柱子上，认为康熙对于吴三桂起兵是有预见性的。康熙确曾自己说过，他曾“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勤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见《清圣祖实录·１５４》）有些书以此事说明康熙帝见识之高明，并有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康熙帝从亲政时起，就对吴三桂等藩王的问题有着极为透彻的认识。不过，按实录记载，他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说这个话，已经是约在吴三桂起兵近二十年后，且没有时间状语说明“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具体在何时。肯定这是在吴三桂起兵之前就有此认识是没有根据的。
　　因撤藩引发的战争的延续八年之久，战祸涉及大半个中国。在吴三桂起兵后，他认为取得胜利是首要之事，将其写出悬挂在柱子上，是正常的。

　　说康熙是预见到要发生战争才撤藩，一劳永逸的解决吴三桂问题，只是吹捧康熙的谀词。在下撤藩令时，康熙根本就没有想到战争，可以由以下几点来说明：

　　其一是如果康熙帝预先有一点撤藩后吴三桂可能反的预感，他就应该在四川、湖南、广西等和云南贵州交界的省分作些军事布署后再下令撤藩。事实上，他在作出撤藩的决定时，只派了几位文官到云南去处理具体事务，而没有作任何军事布署，这就使吴三桂在起兵之初有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之势。康熙在其它一些战争中，如渡海攻台湾，战俄罗斯等，战前都做了极认真的准备，而对吴三桂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准备，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

　　其次是当时清政府派的云贵总督甘文琨，云南巡抚朱国治都是和吴三桂作对的，在下撤藩令时也没有给他们作战争准备的信息。结果朱国治被吴三桂所杀；甘文琨恰因母丧请假回来，想方设法和吴三桂对抗，不利，自杀。

　　其三，在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之后，群臣给皇帝拍马屁，要上尊号，康熙帝拒绝了，在他拒绝时说过一段话，其中有指责臣下的意思，他说当吴三桂提出撤藩时，群臣有同意撤，有不同意撤，但是“并不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也”。即没有一个臣子说撤藩后吴三桂必然会造反，（见《清圣祖实录·９９》）如果当时康熙有先见之明，已经看到撤不撤吴三桂都会反，当他表示这样的意见时，臣下就必然会讲到吴三桂可能反或不反，由此可证明，在君臣讨论是否撤藩时，不论是皇帝或是臣下，没有任何人讲过吴三桂是否可能造反的事。由此可见，有些人吹捧康熙时说康熙有吴三桂必反的先见之明的话只是谀词。

　　不过，不能说反对撤藩的臣子们没有一个人提到吴三桂可能造反，就可以推论说没有人看出急忙撤藩可能逼反吴三桂，只不过没有人敢说出来而已，尤其是汉族的官员们更是不敢。在康熙七年，甘肃的一位知府，名叫傅洪烈的，密奏吴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因为“劾奏亲王”被加上诬告罪名，判死刑，两年后才得以减刑。官员不得不想想，讲吴三桂必反会不会和傅洪烈一样受到惩罚。

　　其实，以康熙之精明，如果他能预先估计到可能引发大战，他倒真可能不冒然撤藩。他不会没读过《孙子兵法》，不会不知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康熙的智力不能低估，他一定会作好充分准备而后发力。不过，他缺少足够的处理政务经验，以及在此之前处理鳌拜集团等事务中过于顺利，使他产生了一切事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的陶醉感，才如此轻率地作出这样重大的决策。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说过：“前者凡事以为易，自逆贼变乱（指吴三桂事变）之后，觉事多难处。”（见清圣祖实录·１３５）。可见康熙帝自己也承认了，在撤藩时他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这正说明了他在撤藩前没有深思熟虑，干了冒然激起战争的傻事。再写一点关于康熙的事。虽然康熙在铁血网中似已被拉下神坛，但是几十年来史学界奉康熙为英明大帝的的影响绝不可小觑。事实上康熙绝非庸人，也干过几件相当漂亮的事，有清一朝，把他奉为圣主，民国以后的学者虽然名词变了，改为英明大帝，但基本意思照旧，吹捧的过分了。为了说明对康熙的评价中有不少都是吹捧的谀词，还是需要费些文字的。
　　本文就是想再剥下某些人给康熙奉上的不实谄谀之词之一。

　　有些人认为在撤藩时，康熙就已经预见到和吴三桂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康熙具有预见能力的极高智慧。其根据有二，一是说撤不撤藩吴三桂都会反，二是把三藩当作三大事之一，书写并挂在宫里的柱子上。

　　说撤不撤藩吴三桂都会反，出之于《清史稿·吴三桂传》，其中写道，当吴三桂请求移藩，有大臣恐移藩会刺激吴三桂时，康熙说：“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一副先知先觉的样子。但在《清圣祖实录》中并无这样的记载，也就是康熙当时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看来这是编《清史稿》的遗老们在吹捧。
　　不过他们也是有根据的，在《啸亭杂录·卷一》这一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帝在和众大臣议论是否撤藩时说：“吴、尚等蓄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何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不过，《啸亭杂录》不过是一本笔记小说，其作者是满清贵族，此书写于十九世纪初，距吴三桂事件，已约有一百五十年了。不按实录，而按百年后的笔记小说，实非史家应有态度。

　　另有人以康熙以三藩、治理黄河、南粮北运为三件大事，日夜考虑，曾书写悬挂在皇宫中的柱子上，认为康熙对于吴三桂起兵是有预见性的。康熙确曾自己说过，他曾“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勤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见《清圣祖实录·１５４》）有些书以此事说明康熙帝见识之高明，并有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康熙帝从亲政时起，就对吴三桂等藩王的问题有着极为透彻的认识。不过，按实录记载，他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说这个话，已经是约在吴三桂起兵近二十年后，且没有时间状语说明“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具体在何时。肯定这是在吴三桂起兵之前就有此认识是没有根据的。
　　因撤藩引发的战争的延续八年之久，战祸涉及大半个中国。在吴三桂起兵后，他认为取得胜利是首要之事，将其写出悬挂在柱子上，是正常的。

　　说康熙是预见到要发生战争才撤藩，一劳永逸的解决吴三桂问题，只是吹捧康熙的谀词。在下撤藩令时，康熙根本就没有想到战争，可以由以下几点来说明：

　　其一是如果康熙帝预先有一点撤藩后吴三桂可能反的预感，他就应该在四川、湖南、广西等和云南贵州交界的省分作些军事布署后再下令撤藩。事实上，他在作出撤藩的决定时，只派了几位文官到云南去处理具体事务，而没有作任何军事布署，这就使吴三桂在起兵之初有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之势。康熙在其它一些战争中，如渡海攻台湾，战俄罗斯等，战前都做了极认真的准备，而对吴三桂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准备，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

　　其次是当时清政府派的云贵总督甘文琨，云南巡抚朱国治都是和吴三桂作对的，在下撤藩令时也没有给他们作战争准备的信息。结果朱国治被吴三桂所杀；甘文琨恰因母丧请假回来，想方设法和吴三桂对抗，不利，自杀。

　　其三，在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之后，群臣给皇帝拍马屁，要上尊号，康熙帝拒绝了，在他拒绝时说过一段话，其中有指责臣下的意思，他说当吴三桂提出撤藩时，群臣有同意撤，有不同意撤，但是“并不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也”。即没有一个臣子说撤藩后吴三桂必然会造反，（见《清圣祖实录·９９》）如果当时康熙有先见之明，已经看到撤不撤吴三桂都会反，当他表示这样的意见时，臣下就必然会讲到吴三桂可能反或不反，由此可证明，在君臣讨论是否撤藩时，不论是皇帝或是臣下，没有任何人讲过吴三桂是否可能造反的事。由此可见，有些人吹捧康熙时说康熙有吴三桂必反的先见之明的话只是谀词。

　　不过，不能说反对撤藩的臣子们没有一个人提到吴三桂可能造反，就可以推论说没有人看出急忙撤藩可能逼反吴三桂，只不过没有人敢说出来而已，尤其是汉族的官员们更是不敢。在康熙七年，甘肃的一位知府，名叫傅洪烈的，密奏吴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因为“劾奏亲王”被加上诬告罪名，判死刑，两年后才得以减刑。官员不得不想想，讲吴三桂必反会不会和傅洪烈一样受到惩罚。

　　其实，以康熙之精明，如果他能预先估计到可能引发大战，他倒真可能不冒然撤藩。他不会没读过《孙子兵法》，不会不知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康熙的智力不能低估，他一定会作好充分准备而后发力。不过，他缺少足够的处理政务经验，以及在此之前处理鳌拜集团等事务中过于顺利，使他产生了一切事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的陶醉感，才如此轻率地作出这样重大的决策。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说过：“前者凡事以为易，自逆贼变乱（指吴三桂事变）之后，觉事多难处。”（见清圣祖实录·１３５）。可见康熙帝自己也承认了，在撤藩时他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这正说明了他在撤藩前没有深思熟虑，干了冒然激起战争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