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四渡赤水》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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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上下集的大型战争史诗故事片《四渡赤水》,在当时观者如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景式地将这一段革命历史传奇搬上了银幕,一举获得了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二等奖和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影片《四渡赤水》的制作阵容庞大,军事顾问有郭化若、丁甘如、孟照辉这样的开国将校,编剧有王愿坚、李传弟这样的知名军旅作家,导演蔡继渭、谷德显擅长拍摄军事题材影片,旁白吴俊全则以声音铿锵有力而闻名。特别是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因该片而一举成名。在此之前,他在影片《西安事变》中首次出演了毛泽东,虽然戏份很少,但已获得了观众承认。而《四渡赤水》之后,古月就成为了当时国内饰演中年毛泽东的不二人选,声名日益远播。同时饰演周恩来的苏林、饰演朱德的刘怀正、饰演蒋介石的赵恒多、饰演刘伯承的傅学诚等人,也都更加为大众所熟知。从此,特型演员形成了一个集团,为日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发扬光大而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曾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在上世纪60年代,肖华上将作词的《长征组歌》唱红了大江南北,“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呀,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在那个历史时期,四渡赤水的神圣光环是不可置疑的。当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随着解放思想和党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对四渡赤水这一重大战略转折历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角度更加全面,分析更加客观,逐渐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的来说,四渡赤水,是红军全体指战员在万分危急形势下的绝地求生之举,谈不上什么神机妙算,但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典范之作。对四渡赤水的评价,只能是建立在客观求实的基础之上。

在四渡赤水之战距今即将80周年之际,通过老电影来重新回顾当年的这一幕英雄传奇,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影片开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此时,形势仍很严峻,国民党中央军和川、滇、黔军阀部队从四面围拢过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遵义附近的狭小地区。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从遵义北上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进至赤水河以东地区时,遇到了黔军和川军的堵截。红军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发生激战,因敌军越打越多,红军损失较大,战局不利。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西渡赤水河摆脱追敌。这就是一渡赤水。

在真实的历史上,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实是在关键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毛泽东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后,红军以全新的面貌开始了军事行动。如影片中被从团长降为战士的高翔听说总部已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并且感觉以前那种机动灵活的打法好像又回来了时,就已经估计到了中央领导层的变动。当时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是:经过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后,已兵不满3万,装备低劣,且是饥饿劳累的疲惫之师。而四面围堵过来的却有国民党150个团,40万大军,形势极其险恶。影片里,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中朱德在山上的呼啸风雪中触景生情,吟诵出了韩愈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毛泽东则借古喻今,将之改为“云横乌蒙家何在?敌拥江关马不前。”朱德抱怨年把工夫就将好好的中央苏区和10万红军折腾成了如今这副烂摊子。毛泽东却豪迈地说,那就从现在的3万人再搞起!毛泽东确实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英雄人物,遇强愈强,总是喜欢迎难而上,有大战略,大气魄。影片中古月将毛泽东的这种豪气演绎得非常到位。在80年代早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不论是我党我军领导人,还是基层指战员的角色,都塑造得非常干练,朝气蓬勃,充溢着理想主义气息,这是值得后来人要好好学习的。

关于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的去向,中央最早是打算到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共同建立根据地。后因红军在西征中损失巨大,四面敌情严重,于是在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改变决定,准备在川黔边地区,最初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又提出了渡过长江,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他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军民情况熟悉,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当时中央经过考虑后,认为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要好,因而搁置了黎平会议的决定,转为经黔北渡过长江进入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下达了作战命令,全军离开遵义向黔北的赤水河地区移动。

对于红军的动向,蒋介石是怎么判断的呢?他认为红军在湘江之战中元气大伤,现在徘徊于遵义地区,不外有三条出路。一是向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向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过金沙江西进,寻机进入川南。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老路,战略方向狭窄,可能性不大。因此,蒋介石命令湘军何键部4个师在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孙渡部6个旅10个团兵力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防止红军西进;在南路,桂军白崇禧部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黔军王家烈部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滥板凳进攻。粤军3个师也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在北路,川军刘湘部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以防止红军北渡长江。而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率2个纵队8个师中央军一路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前锋已到达乌江南岸。



蒋介石虽然已在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确立了牢固的统治,但西南地区向来是各省军阀的地盘,对中央阳奉阴违。他早就想消灭西南地区的异己势力,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派中央军在后紧追红军西进,其实是打了一石二鸟的主意,一方面消灭红军,另一方面借机将军队渗入西南,寻隙削夺各省军阀的权力。贵州军阀王家烈第一个倒霉,被中央军跟进来控制了贵州局势,眼见被拿下来已是早晚的事。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都非常紧张,既怕红军打进来,又怕中央军跟进来。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严守地盘,红军不进来也不主动出击,最好是红军把中央军带到别的地方去。红军要是真的进来,那就无法拒绝中央军也跟进来,局面就坏了。因此,刘湘、龙云都集结了重兵在省境上防堵红军,闹不好要拼命的。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以前打黔军比较顺手,觉得川军的战斗力也不会很强,因而存了轻敌之心。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意思是说黔军、滇军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战斗力差;湖南素来出军事人才,军队战力凶猛,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广西偏处一隅,民风刚烈剽悍,军队擅长山地作战,吃苦耐劳,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川军虽不在内,不过据了解也是“双枪兵”,纪律涣散,与红四方面军交手又屡战屡败,战斗力应该比黔军强不了多少。另外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气势正盛,已牵制了川军主力,因而其封锁长江沿岸的兵力也不会很多。这下实际上是既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又低估了四川军阀保境守土的决心。在当时的西南各省军阀部队中,川军派系最多,曾在20年中混战了470多次,因而打仗的经验最丰富。而刘湘在成为四川王后,加强了对军队的训练,各级均设了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武器装备也比较优良,战斗力又大为提升。这次为了防堵红军,刘湘定下了北守南拒的方针,命唐式遵、邓锡侯、田颂尧部共50多个团在川北一线堵住红四方面军;自己的主力则由潘文华指挥,在川南沿长江一线设防,阻止中央红军过江。如此,中央红军前有川军、黔军堵截,后有大群装备精良、骄狂成性的中央军追赶,面临强敌,要取胜谈何容易!

红军开路先锋是林彪的红一军团,迅速攻占了赤水河东岸的土城,然后继续向北进逼赤水城。当时川军有2个旅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城以北一带进行堵截,双方发生激战。而奉蒋介石命令,刘湘派郭勋祺等3个旅进入贵州,在后紧追红军,企图阻止其入川。当红军主力到达土城一带时,郭勋祺部2个旅也追到了土城东南的青杠坡一线,与担任后卫的董振堂红五军团接火。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显示,郭勋祺部有2个旅4个团6、7千人。因此,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研究后,决定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吃掉郭部。结果一打起来才发现,郭勋祺部的战斗力很强,迟迟难以解决,红军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伤亡较大。朱德、刘伯承不得不分别上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后来川军又有1个旅赶到战场,兵力增加到6个团上万人,战局急转直下。红五军团的阵地被突破,与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联系遭截断,川军步步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了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毛泽东不得不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加入战斗,总算将川军压了回去。当时陈赓指挥非常出色,打得生龙活虎,毛泽东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到后,兴奋地说:“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攻打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无法得手,损失较大,后奉毛泽东的命令回援土城。在红一军团驰援下,终于稳住了阵脚,但经多次攻击仍与川军形成僵持。如影片中所演的那样,后来又有其他几路国民党军增援而来,形势更加不利。打到这时,经赤水城向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然难以实现。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令全军于1月29日从猿猴场(今贵州元厚)、土城南北地区架浮桥西渡赤水河甩掉敌人。一渡赤水就是这么来的。



影片中为加快过河速度,毛泽东命令将堵住浮桥道路的炮车、辎重箱子都扔进河里,这是历史的真实。当时为迅速摆脱敌人,赢得时间,红军奉命忍痛丢掉了无数烈士用生命保护过的全军最后1门山炮和医用X光机。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难过得流下泪来。毛泽东安慰大家说:“丢掉这些东西很可惜,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保住了红军,将来还会从敌人手里夺得更多更好的东西。” 最后红军抢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并将浮桥烧毁,阻住了追到河边的川军。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后,命人侦察红军向西的去向,暂时停止了追击。郭勋祺由此一战成名,给红军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3年后郭勋祺在襄樊战役中被中原野战军俘虏,刘伯承、陈毅还专门接见了他,其中就畅谈了土城之战的往事。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赵守凯在影片中饰演了骄狂的川军将领郭武,就是以郭勋祺为原型的。影片中为保存实力而不积极作战,以致被红军迅速突破了赤水河的黔军司令袁有才,是老演员刘江饰演的。对他观众们是太熟悉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3000多人,牺牲了红一军团红2师5团政委赵云龙,像张宗逊、杨勇、张震、王集成、姚喆这些将领也均临阵负伤,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毛泽东重掌兵权之初就打了一个败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威信。

影片中直接转到了红军已进至云南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结,蒋介石又派专员到贵阳督促薛岳指挥各路追剿军向扎西围拢过来。这中间实际上省略了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即川南转兵。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中央的方针仍是要北渡长江,只不过是将渡江地点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改为到宜宾上游。因此进入川南,想寻求在古蔺、叙永地区机动作战,伺机过江。然而刘湘发现红军仍在图谋北渡长江,即调动几十个团兵力把守长江南岸各个渡口,随时准备和红军硬拼。与此同时,郭勋祺也奉命率军从后追来,与红军只隔一日路程。在蒋介石命令下,薛岳率中央军和黔军从贵州衔尾追击红军,滇军孙渡部亦北上到滇黔边境进行堵截。从2月1日起,红军先头一路几次与民团、川军遭遇,多战而不克,只能边打边走。毛泽东与红军总部见又遭到川军追击堵截,认识到了川军的战斗力,判断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很难将其击破,立即从宜宾上游渡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红军总部电令先头开路的林彪红一军团,命其转向云南扎西,先与川军脱离接触。后朱德又打电报给林彪和彭德怀,陈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并征求他们战略对方向的意见。隔日,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暂缓渡江,先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寻求发展。据此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川军的追击,向敌人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集中,准备先击破前来堵截的滇军1个旅。

对中央的决定,有人是不满意的,林彪是其中的代表。影片中朱德就对毛泽东说:“有人有意见了,说部队都快拖垮了!”指的就是林彪。话说这也不能太责怪林彪。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向来担负开路先锋的任务,不论是抢渡赤水,还是北上渡江,都走在最前面。红一军团为探路几次与川军发生接触战斗,迅速机动,寻找渡江时机,部队拖得很疲劳。在这节骨眼上,总部突然命令他们回头向扎西集结,前边走了这么多路就都白走了。而且因为机动转战的原因,往往总部前一天晚上的电报要第二天早上红一军团才收到,又多走出了大半夜,加重了往返折腾。因此,林彪给红军总部的回电中并未就战略方向给出具体建议,而是发了一堆牢骚,抱怨说主力行动太慢,导致贻误了渡江战机,因而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还把部队拖得很疲劳。而且总部没有仔细弄清红一军团的位置就乱下命令,弄得部队一时根本赶不过来。

客观地说,林彪的牢骚也有一定道理。如红军主力能迅速跟上一军团,沿长江南岸西进,甩开川军重点防守地域,直入云南境内,未必不能在滇军防线上寻机北渡金沙江。后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均是在这一线渡江的,也没有遇到太大麻烦。然而毛泽东、朱德等人尝到了川军的厉害后,就一心想先与川军脱离接触,没有积极迅速跟上红一军团,而是令部队都向西南集中到了扎西。林彪的红一军团跑路最远,能看到战机却抓不住战机,还要徒劳往返,心里有火是必然的。历史无法重来一次,后来四渡赤水的辉煌也并不见得一定能抹杀一渡赤水后就存在的战机,对此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估。

影片中,红军在扎西精简了机关,充实了部队。高翔所在的连队集体打草鞋,还唱起了《草鞋歌》。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一段重要史实,就是扎西整编。1935年2月9日,红军到达扎西。为加强战斗力,除军委干部团外,全军整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其余各军团均取消师级编制,红三军团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在中央红军的战斗序列中,林彪的红一军团战斗风格灵活多变,擅长运动战和伏击战;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擅长攻坚战,能打啃骨头的硬仗;红五军团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队伍,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擅长打阻击战和担任后卫,军团长是起义将领董振堂;红九军团则擅长远程奔袭和游击战,军团长是奴隶娃子出身的传奇将领罗炳辉。整编后的红军压缩了机关,充实了部队,每个团有2000余人,战斗力有所提高。红军能四渡赤水实施大踏步的机动作战,扎西整编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影片中高翔已预料到了红军作战方式的转变,要求大家多打草鞋,还引起了来视察的周恩来的注意。给周恩来唱《草鞋歌》的红军战士林伢子,是青年演员宝珣饰演的。宝珣姓爱新觉罗,是清朝皇室后裔。他先后出演过《第十个弹孔》、《苦果》、《今夜星光灿烂》、《花枝俏》、《四渡赤水》等影片,应该说是名很有希望的青年之星。可惜,他于1985年赶出国潮去新西兰留学,从此告别了中国影坛。

影片中的高翔原是红军兴国团团长,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左倾”军事路线而被降为了战士,后在阻击敌人时与主力失散。原兴国团政委卢青松先后被调任为先遣工作团团长、瑞金团政委,在经过辗转后终于找到了老搭档高翔,告诉高翔军委已任命为瑞金团团长。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由于影片拍摄时的历史环境限制,对领袖级人物的银幕表现方式还处于初步放开阶段,因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几个人外,其他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都只有很少的展现。如当时的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片中只给了一个镜头,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只说了一句话,彭德怀、杨尚昆出现了三、四次,林彪和聂荣臻均只出现了两次,罗炳辉给了一个镜头,李德被提了一句等。相比于后来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四渡赤水》中大量领袖人物的缺位,使得该片的史实性大打折扣。也正因为有这种题材结构性的硬限制,为了展现红军机动灵活转战的过程,才虚构出了瑞金团、高翔、卢青松等部队和人物,作为线索来引领全片。

从影片中的抢渡赤水河、攻打点金山、直插乌江渡等战斗看,瑞金团应该是兼具红一、红三军团部队的代表。这也属正常,四渡赤水时的开路先锋红一军团,因为林彪问题当时还是禁区而不好表现。即使是其他红军部队,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习惯在银幕上表现其真实指挥过程。因此,虚构出一个瑞金团来反映真实红军部队的战斗历程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中,瑞金团、兴国团都是有原型的。红军中被称为瑞金团的部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政府警卫团,后来发展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61师482团;而兴国团的原型是红军兴国模范师,被编入了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曾经的12个主力师之一。高翔由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青年演员卢志启饰演,很好地诠释了一名机智敏锐、深谋大略的红军指挥员形象。应该说,从二渡赤水直插乌江渡击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战斗中,能看出他的身上颇有林彪的影子。饰演卢青松的演员大家更熟悉,未来的毛泽东专业户唐国强。话说这唐国强因出演《小花》一片,被“妹妹”陈冲戏称为“奶油小生”,结果这个称号就在中国影坛传开了。不久日本电影《追捕》风靡全国,高仓健一副冷峻沧桑的硬汉形象迷倒了无数中国女人,连给真由美配音的丁建华都崇拜的不得了。这下中国影坛上的青年男星们可倒了霉,被讥讽为奶油柔弱,缺乏男人的阳刚气息。结果如尤勇、刘信义、周里京等一帮人就经常聚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中国阳刚起来。奶油鼻祖唐国强毅然在《四渡赤水》中出演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红军指挥员,不能不说有这一刺激的因素在内。从影片中看,奶油味仍是未脱,远不如高翔的角色更加开阖自如。看来还必得经过家庭婚姻突变的痛苦洗礼,才能成为后来的冷面四爷。

影片中还虚构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形象,就是金安歌饰演的委员长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被赵恒多饰演的蒋介石派到前线督导围剿红军。金安歌在此之前曾在影片《西安事变》中饰演了少帅张学良,当时普遍反映其略嫌呆板,并不成功。但事过多年之后看,这部成荫导演的影片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拍得相当不错了,可以说情节紧凑,没有尿点。影片中饰演粤军名将薛岳的是老演员雷恪生,其因小品《懒汉相亲》而为全国电视观众所熟悉的形象,实在是难和有善战之名的“老虎仔”联系到一起。比较有趣的是,年轻的陈佩斯还在影片里跑了一个龙套,演了王道之的副官,露了两面。

红军屯于扎西后,蒋介石命令四周的国民党军再次围拢过来,企图将红军消灭于叙永以西、横江以东、长江以南地区。面对危局,在扎西附近三省之交的狭小地域内如何开辟根据地又成疑问。这时毛泽东提出,乘敌人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迅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机动歼敌。其他领导人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当初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李德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而把毛泽东推上去时,中央和红军领导层所看重的就是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总是有应对办法,对军事上很有一套独特见解。张闻天、王稼祥对军事都不太懂;周恩来虽然是中共资格最老的军事领导人,但多谋而不善断,在掌握大形势上缺乏自信;朱德和毛泽东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二人之间的多次分歧都以毛泽东的见识更高一筹而告终。因此,在长征途中,当毛泽东提出决断时,这几个人多是同意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把毛泽东当成了革命危难时刻的依靠。毛泽东的领袖之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了出来。

从要北渡长江,到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再到回师黔北,这个转变时间只在三、四天内,可见当时的形势是何等瞬息万变。于是,如影片中毛泽东所审阅下发的由李富春等起草的宣传文件一样,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指战员书》,明确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突然转兵东进,于2月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区突破战斗力较弱的黔军防线,架浮桥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这就是二渡赤水。

红军这一招大出蒋介石之意外,他急命川军郭勋祺等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影片中王道之、薛岳认为红军二渡赤水河是声东击西,挨打的黔军司令袁有才则怀疑这回是声西击东。离黔军最近的是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本应迅速北渡乌江增援遵义地区。但王道之秉承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授意,想让黔军和红军先打得两败俱伤,吴奇伟再上去收拾残局。与历史上一样,这一下就引出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只用了10个小时就于2月25日击溃桐梓守敌,攻占桐梓。红三军团从抓获的俘虏那里得知,在娄山关、黑神庙地区有黔军1个旅另3个团,已呈孤立之势,因此彭德怀建议集中主力在娄山关地区消灭这股敌人。林彪此时也建议集中兵力在娄山关以南打一仗。这样,红军总部同意了彭、林的建议,命令红五、红九军团担任后卫和侧翼掩护,引开追击的川军郭勋祺部;集中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干部团,统一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坚决歼灭娄山关、黑神庙的黔敌。影片中毛泽东让红一军团快速奔袭拿下桐梓,朱德说“有人有意见了,说部队都快拖垮了”,意指林彪。毛泽东这才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历史上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才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娄山关战斗,尚无确切定论。但就彭德怀、林彪对转兵扎西回师东进的态度来看,毛泽东当时更信任彭德怀也是有原因的。而彭德怀本人向来希望红一、三军团两大主力能联合作战,他虽在中共军事领导人中以冷峻严肃而著称,但却对红一军团非常尊敬,多次称其为“大哥”。这一次,红一、三军团联手演出了精彩好戏。

娄山关为黔北交通要隘,位于遵义市北部大娄山山峰之间,主峰海拔1576米,关口海拔1280米,关侧悬崖壁立,中间的川黔公路七拐八折,地势极为险要。要想在此处歼敌,就必须先夺取制高点娄山关。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任正面主攻,从桐梓方向迅速南下。而王家烈为保遵义,拿出了黔军的老本北上娄山关堵截红军。2月25日,双方前卫团在娄山关北遭遇,发生战斗。黔军刚一交火便退至娄山关构筑工事,企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红三军团发起勇猛强攻,双方反复争夺,一度形成相持。后续黔军几个团也都跟了上来,仗越打越大。林彪的红一军团从左翼击溃守敌,向娄山关东侧迂回。影片中高翔率瑞金团在高保成饰演的赤水伯带领下攀登悬崖插上点金山,经过激战夺取敌人阵地,配合主力拿下了娄山关。历史上夺取关头侧翼重要制高点点金山的是彭雪枫为团长的红13团1营,坚决守住阵地,打垮了黔军敢死队的多次反扑,极大地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影片中毛泽东掰着手指头算日期,就怕乌江以南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赶到遵义,这就麻烦了。因此,他要求红军一定要在一天多时间内打下娄山关,“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历史上的彭德怀不负重望,指挥红三军团各部连夜穿插迂回,形成了对娄山关地域之敌的包围。26日晨发起总攻,激战一天歼灭和击溃了黔军4个团,夺取了娄山关。为抓住战机,彭德怀决心乘势直取遵义。林彪本来是想先歼灭娄山关以南的黔敌1个旅,回头再打娄山关,并没有想到要连遵义之敌也一锅烩了。但他发现战机难得后,便自动配合红三军团发起追歼。红一、三军团并肩南下,一路又歼灭黔军4个团,终于在28日晨先敌攻占了遵义城,王家烈率黔军残部2个团拼命逃过了乌江。

影片中毛泽东登上娄山关远望,只见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铿锵的音乐声中豪情满怀,《忆秦娥•娄山关》已是呼之欲出。而朱德则倍感沉痛:“一颗九响棒棒的小子弹,就打掉了我们一个参谋长!”朱德说的是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27日黄昏,邓萍在亲临遵义城下用望远镜观察地形时,遭到城上的黔军狙击而牺牲,年仅27岁。打中邓萍的是一种德国造九响毛瑟步枪,俗称“九响棒棒”,当时西南地区的军阀部队装备较多。邓萍是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时八位主要助手中的唯一幸存者,和彭德怀感情很深。当彭德怀从电话中得知邓萍牺牲时,当即就骂道:“你们都给我往最前线上吧,你们都去死吧!”事隔31年,庐山落难后的彭德怀被贬往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专门来到遵义旧战场,在邓萍牺牲的地方默默悼念了昔日的亲密战友。影片中毛泽东知道邓萍牺牲的消息后,也难过地说:“可惜了,一个多好的同志啊!”邓萍为人刚直敢言,当年因不同意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当面与其争论,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话说彭德怀的部下中有不少人都有这股抗上的硬劲,像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钟伟等,怕是受了老首长的熏陶吧。

红军打下遵义后,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才姗姗赶到。毛泽东和红军总部决心乘其孤军冒进之机,集中主力将吴部歼灭在遵义以南。红一、三军团自动形成配合,各显战斗风格,红三军团从正面猛攻,红一军团在侧翼奔袭迂回,一举击溃了吴奇伟纵队2个师。影片中高翔率瑞金团奔袭80里直插乌江渡,切断了吴奇伟纵队的后路,为战斗全胜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当红三军团与吴部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时,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直捣吴奇伟在忠庄铺的指挥所,吓得吴奇伟扔下部队带着少数亲随落荒而逃。结果吴部主力失去了指挥,在红一、三军团的猛攻下全线溃败。彭德怀、林彪指挥部队展开勇猛大追击,吴奇伟只率领残部约1个团逃过了乌江,慌乱中斩断江中浮桥,把江北岸的2000多人都扔给红军做了俘虏。

红军各军团密切配合,在5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歼灭黔军和中央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人,并缴获了大批物资装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一扫湘江血战以来的颓势,不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也使全军上下重新恢复了自信。影片中毛泽东就高兴地说:“快两年了,想打个胜仗都快想疯喽!”

蒋介石对遵义大败极为恼火,打电报给薛岳,大骂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通过审问抓到的红军俘虏得知,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了红军领导岗位,这让蒋介石又惊又惧。他发出了亲笔信函和公开命令,严令驻川黔各军不得擅自进退,改取稳扎稳打之势。对于去向未定、行动飘忽的红军,蒋介石又拿出了第五次围剿时的老办法,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勤修碉堡,先立于不败之地,步步压缩红军的机动空间,最后予以包围歼灭。为给部队打气,他在发给各军的电报中称:“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的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影片中在二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直致力于将滇军东调,使得云南大门敞开,中央红军乘势进军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才三渡赤水,摆出再次准备北渡长江的架势,积极调动迷惑敌人。这段描写与真实的历史差距颇大,也说明了影片在编剧构思上还囿于了固有的历史叙述方式。

在取得了遵义大捷的情况下,红军领导集体并没有像影片中那样还一心想着入云南,而是要就地开辟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滇边根据地,“赤化全贵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重击了王家烈黔军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之后,还要再打几个胜仗,吃掉或重创敌军主力一部,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为建立根据地赢得时间。因此,马上就面临了要打哪股敌人的问题。当时湘军主力还在东边的湘黔边境,北边是川军郭勋祺部3个旅,王家烈剩下的黔军2个旅摆在遵义西南的打鼓新场一线,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残部位于乌江南岸,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已进至遵义西侧的鲁班场一线。群敌之中,毛泽东力主打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如能成功,薛岳的主力就被打垮了,一时半会再难组织起进攻。而其余的川滇黔军阀,为保存实力都不会积极主动与红军作战,敌人的围剿就等于打破了。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过。如影片中王稼祥唯一一句台词所提议的那样,出于加强和统一作战的需要,中革军委为歼击中央军周浑元纵队而特设了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样,前敌司令部成为了实际上的全军指挥机构。而在朱、毛之间,更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要决断。当初在遵义会议上,被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是“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前敌司令部设立以后,毛泽东的权力得到扩大,向全军统帅的位置更迈进了一步。

然而,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周浑元纵队3个师前进非常谨慎,进至鲁班场地区后即开始构筑工事,停步不前。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撤出遵义西进,两次部署想寻歼周浑元纵队,都落了空。这时,林彪建议,改打打鼓新场地区的黔军1个旅,这样再打一个胜仗的把握比较大。当时召开了政治局开扩大会议来讨论林彪的建议。与会多数人都想赶快打一个胜仗,因而支持林彪的建议。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认为打固守之敌不易,且红军南下需要时间,到时候滇军东调,黔军力量有可能得到加强。一旦打不下来被敌人粘住,旁边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再加入战斗就坏了。但是不论毛泽东怎么说,都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最后毛泽东急了,以辞去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相要挟。众人也没客气,不干就不干,举手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同时将毛泽东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撤销。然而毛泽东是何等样人,不屈不挠地争取胜利是他的特点。当晚他就去找了周恩来,再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做最后的争取。也巧,周恩来刚得到了情报,说黔军和滇军一部已向打鼓新场增援,形势转向不利,便支持了毛泽东。于是,第二天重新开会,周恩来以最高军事负责者的身份说服了大家,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也恢复了职务。

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自己40多岁之前肝火旺,总以为真理在手,对别人针锋相对,不依不饶。这次差点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又是一个大教训。经过反思后,毛泽东有意地抑制了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改进了领导方式,更能听得进意见,对同志也更加耐心。由此,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日臻成熟,一步步迈向众望所归,终于成为了全党的领袖。从遵义会议后到50年代中期的20年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确实不愧为天才领袖、英雄豪杰。

有了这次教训后,毛泽东认为开大会举手表决的这种方式不行,因而向张闻天提议成立精干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全军行动。张闻天不懂军事,领导作风民主,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于是又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人是周恩来。在这个小组中,王稼祥的进入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央领导关系,而周恩来由于性格上的原因而少有决断,敢于扛大旗的毛泽东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决策者。他决心要打周浑元纵队,但又表示不放弃相机歼灭吴奇伟纵队。这样,就调动红军主力向鲁班场发起了进攻。可惜的是,周浑元部在鲁班场兵力密集,设防坚固,火力很强,红军这才是啃上了打固守之敌的硬骨头。战斗一天未能得手,黔军2个团也尾追上来,红军面临夹击,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鲁班场一战红军伤亡2000余人,徒劳无益,可以说是打了一个败仗,这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从结果上看,毛泽东先前认为打打鼓新场的不利之处,同样在打鲁班场上体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打鼓新场和鲁班场之争,并不是后来很多文章所论述的那样是毛泽东的意见更正确。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势下,打坚固设防之敌都难以得到理想的结果。因为在根本上敌强我弱的态势就没有改变,红军拼不起消耗,想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是不现实的。



鲁班场未能打下来,中央军又神气起来,吴奇伟纵队已北渡乌江追击红军,川军南下进占了遵义,滇军也进至毕节以东地区,包围圈越缩越小。无奈之下,中共中央放弃了建立川黔滇边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为寻求战机,吸引敌军露出破绽,根据彭德怀和林彪等人的建议,3月16日,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突然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蒋介石通过鲁班场之战发现红军实际上战斗能力并不很强,无力与其决战。因而判断其再次西渡赤水是已成强弩之末,可能要化整为零打游击。于是命令各路追剿军采取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对红军分路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这就是三渡赤水时的双方形势。影片中未能反映出这一阶段的真实历史,将红军领导人描写得太胸有成竹了。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红军的处境比之一渡赤水时更加困难和严峻。川军、滇军沿长江一线的碉堡群已成形,红军攻坚能力不强,难以突破。而赤水河以西地形不利,回旋区域狭小,大军不能久待。如等河东敌军碉堡封锁完成,红军就已陷于死地。为了摆脱危险处境,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不等敌人筑堡完成,回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河东地区进行机动,寻求战机。影片中则将之描述成了一个战略大佯动,调吴奇伟纵队过乌江北上,然后以高翔的瑞金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引开敌人,红军主力则急速调头东下,四渡赤水河,南涉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这些情节的设置主要是以结果倒推了过程,与历史真实有一定距离。

在历史上,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以麻痹吸引敌人,同时指挥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南急进寻求机动。对此,蒋介石颇为不解,遂于3月24日由重庆飞至贵阳,亲自督战。他认为红军再次东渡赤水河是举棋未定的表现,已然斗志涣散,正是将其一举聚歼的好时机。于是重新调整部署,命令各路军队停止筑堡,迅速向遵义地区开进,南北夹击,将红军歼灭在此处。



实际上,红军在两个月间先后四渡赤水,一直处于紧张频繁的机动状态,已搞得非常疲惫。因战斗和逃亡,全军减员1万多人,经扩红后也只剩2万人左右。部队中怨声很大,全不似影片中那样拖着白军走的豪情壮志。即使是在指挥层,对于部队下一步的动向也不是影片中那样有明确预见,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毛泽东原来设想还是以机动歼敌为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是红军已过于疲惫,战斗力大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当时彭德怀、杨尚昆建议首先应跳出敌人包围,宜以南渡乌江为有利。毛泽东迅速接受了这一建议,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命令罗炳辉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向西南的长干山、枫香坝方向佯动,吸引薛岳的中央军北上;红军主力则向南急进,抢渡乌江,摆脱敌人。本来前线的国民党军是发现了红军有南渡乌江动向的,但蒋介石和薛岳麻痹大意,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3月28日,红军主力冒雨从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碉堡封锁线。31日,除红九军团外,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了乌江北岸。

从一渡赤水开始,到现在已超过两个月,红军是第一次跳出了敌人的集团包围。然而下一步何去何从呢?影片中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一直坚持要调出滇军,因而威逼贵阳,并摆出要东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核心图谋始终是要入云南。历史上红军领导人可没有这么神机妙算,入云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四渡赤水之后的形势是:东边仍是湘军,北边是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和川军,西边是滇军孙渡部,东南是桂军一部。趁四面敌军还没有围拢过来之际,红军必须速定去向。现在往东、往北、往南都是强敌,已无可能;西面有滇军,唯有向西南,至滇黔边境尚有回旋余地。而要往黔西南,前边还横着一个有蒋介石亲自督战的贵阳。到了这时,为了调动敌人,赢得时间,毛泽东等人设计了一个主动的精彩演出。就如电影中那样,以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直趋贵阳,大造声势,要活捉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4个团守军,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位于西面大定的滇军孙渡部火速增援贵阳,一面要部下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孙渡不负蒋介石之望,3个旅急行军400余里,3天3夜就赶到了贵阳保驾。然而,红军主力过息烽后突然改为东进,并在清水江上架浮桥,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向黔东佯动,又做出要回湘西的样子。蒋介石急令东面的湘军和东南面的桂军出动堵截红军,并令吴奇伟纵队和刚赶到贵阳的孙渡部向东尾追红军。当四周的敌人都被调动起来后,毛泽东等率红军主力突然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南穿插,进至贵阳东南。随后以一部兵力佯攻龙里,主力趁机从贵阳、龙里之间的20公里地域内穿过湘黔公路,直入黔西南。

影片中在佯攻贵阳、东调滇军的桥段上做足了文章,不惜以朱德亲临战场杀敌,并牺牲了瑞金团政委卢青松。历史上朱德亲自上阵是有的,就是在土城之战的危险时刻,但却不是在佯攻贵阳时。当蒋介石发现红军又往西边去了,只能无奈地命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部掉过头来尾追红军。如影片中演的那样,国民党军各部也来回往返折腾得疲惫不堪,骂娘一片。而我们的王道之主任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追击红军的路上被瑞金团截击,中弹毙命。

进入黔西南后,中央仍没有做出入云南的决断。要知道,中共肩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要发展壮大,扩大影响,没有一个好的根据地是不行的。而建立根据地,又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人口条件支持。中共和红军被从中国的心脏地带赶出来,就已经遭到了事业上的重创。进入西南本属迫不得已,还要被压向更加偏僻的大西南一隅,即便是能建立根据地,也是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的地瘠民贫之地,远离国家中心区域,等于在中国革命中被边缘化,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主要影响力,这无疑是极为令人痛苦的。然而形格势禁,现时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局面已恶化到了一切行动方向都必须要考虑的地步。毛泽东、朱德等又发电征求各军团领导人的意见。彭德怀、杨尚昆这时提出,应迅速西渡北盘江进至滇黔边境,在机动中寻求战机,实在不行就入滇。眼前暂时也无别的出路,毛泽东等再一次接受了彭、杨的建议。红军主力于4月18日架浮桥渡过北盘江,相继攻克贞丰、安龙、兴仁、兴义诸县城。毛泽东索性再进一步,决定进入云南东北部,继续寻求机动歼敌。24日,红军主力分三路进入滇东。原来留在乌江以北的罗炳辉红九军团,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转移至黔西地区敌人后方。

在滇东,中共中央仍没有放弃返回贵州建立根据地的打算。4月25日,毛泽东等人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作战命令,要首先在白水、曲靖地区歼灭滇军一部,然后迅速机动,再歼灭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的先头一部,以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并创造条件返回贵州。然而各路国民党追剿军正沿滇黔公路追了过来,敌强我弱,返回贵州已不可能,在滇东与敌人决战更是自杀之道。命令下发后,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先后打电报给军委,反对在滇东与敌决战。林聂的建议是应迅速脱离这一区域,经东川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北,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彭杨的建议是先向西北转移到一个安全地域,争取几天休息,以“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到这时,后面的国民党军已经追了上来,与后卫红三军团发生了战斗,想决战都拉不开架势了。4月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会议,终于决定放弃滇东决战计划,迅速北上,抢渡金沙江,再一次跳出敌人的重围。29日,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西奔昆明方向扑来。



影片中要渡过金沙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意气风发,颇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之势。在真实的历史上,这却是强敌逼近、大势所趋之下的无奈之举。更加严重的是,因为红军进入滇东后在战略方向问题上盘桓了几日,以致失掉了乘敌不备之时迅速渡过金沙江的良机。红军直扑昆明,在昆明的云南王龙云是吓得够呛,急忙组织团防和警卫部队来保卫昆明。然而蒋介石根据空军侦察,已判定红军西指昆明,实意在北渡金沙江。他命令四川军阀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南岸船只全部送到北岸;同时命令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及时掌握红军动向。这样,就给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严重困难。从后来的结果看,红军一渡赤水时就想北上渡江,折腾了不知多少圈之后还得跑到云南来渡江。既然早晚要渡江,中间又不是没有趁敌空虚之时渡江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往返运动把部队拖得减员严重、疲惫不堪呢?在红军高级指挥员中有这种情绪的不是少数。林彪就公然给中央写了信,要求调整军事领导;随红三军团行动的刘少奇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下面的不满情绪。这就引出了后来会理会议上著名的“弓弦”与“弓背”之争。

回到现场,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昆明,主力迅速折往西北向金沙江南岸疾进。然而因时机已失,虽分别抢占了三个渡口,但又面临没桥没船的困境。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尝试架桥,但因江水太急没能成功;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架桥成功,但只渡过1个团浮桥就被江水冲毁,再也架不起来;关键时刻,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的中央纵队占领皎平渡后,缴获了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随后组织部队偷渡成功,歼灭了川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控制了北岸渡口,并又缴获四条船。朱德闻讯后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为巩固渡口,刘伯承又令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一部过江出击,在通安附近击溃了赶来增援的川军2个营,保障了渡口的安全。此后,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坚决挡住了后面追上来的国民党军。主力则用六条小船,经过六天六夜全部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再一次将追敌甩在了后面。在黔西地区的罗炳辉红九军团也顽强与敌人周旋,歼敌一部后西进云南宣威,并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胜利归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顿足长叹,失望至极。无奈,只得命令薛岳部也渡过金沙江继续追击,并令刘湘指挥川军各部火速进至大渡河一线堵截红军。这一来,又引出了后面更加惊险的故事。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红军四渡赤水的惊心往事也永远留在了历史中。在70天时间内,中央红军于国民党重兵重围中往来奔袭,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佯攻贵阳,险渡金沙江,大小战斗40余次,歼敌1.8万余人,缴枪数千支,击落敌机一架,终于完成了战略突围任务,在战争史上表演了特殊的精彩一幕。

通过影片回顾了上述的传奇历程后,我们就能知道,四渡赤水非是神机妙算,所称颂的“奇兵”亦是大势所趋下的必然之举。真正值得歌颂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统帅和将领间的紧密互动,实事求是地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部署,勇于进取,全军上下同甘苦,共患难,在革命理想指引下绝地求生的英雄壮举。

四渡赤水,注定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1983年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上下集的大型战争史诗故事片《四渡赤水》,在当时观者如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景式地将这一段革命历史传奇搬上了银幕,一举获得了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二等奖和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影片《四渡赤水》的制作阵容庞大,军事顾问有郭化若、丁甘如、孟照辉这样的开国将校,编剧有王愿坚、李传弟这样的知名军旅作家,导演蔡继渭、谷德显擅长拍摄军事题材影片,旁白吴俊全则以声音铿锵有力而闻名。特别是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因该片而一举成名。在此之前,他在影片《西安事变》中首次出演了毛泽东,虽然戏份很少,但已获得了观众承认。而《四渡赤水》之后,古月就成为了当时国内饰演中年毛泽东的不二人选,声名日益远播。同时饰演周恩来的苏林、饰演朱德的刘怀正、饰演蒋介石的赵恒多、饰演刘伯承的傅学诚等人,也都更加为大众所熟知。从此,特型演员形成了一个集团,为日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发扬光大而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曾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在上世纪60年代,肖华上将作词的《长征组歌》唱红了大江南北,“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呀,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在那个历史时期,四渡赤水的神圣光环是不可置疑的。当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随着解放思想和党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对四渡赤水这一重大战略转折历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角度更加全面,分析更加客观,逐渐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的来说,四渡赤水,是红军全体指战员在万分危急形势下的绝地求生之举,谈不上什么神机妙算,但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典范之作。对四渡赤水的评价,只能是建立在客观求实的基础之上。

在四渡赤水之战距今即将80周年之际,通过老电影来重新回顾当年的这一幕英雄传奇,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影片开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此时,形势仍很严峻,国民党中央军和川、滇、黔军阀部队从四面围拢过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遵义附近的狭小地区。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从遵义北上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进至赤水河以东地区时,遇到了黔军和川军的堵截。红军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发生激战,因敌军越打越多,红军损失较大,战局不利。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西渡赤水河摆脱追敌。这就是一渡赤水。

在真实的历史上,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实是在关键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毛泽东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后,红军以全新的面貌开始了军事行动。如影片中被从团长降为战士的高翔听说总部已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并且感觉以前那种机动灵活的打法好像又回来了时,就已经估计到了中央领导层的变动。当时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是:经过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后,已兵不满3万,装备低劣,且是饥饿劳累的疲惫之师。而四面围堵过来的却有国民党150个团,40万大军,形势极其险恶。影片里,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中朱德在山上的呼啸风雪中触景生情,吟诵出了韩愈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毛泽东则借古喻今,将之改为“云横乌蒙家何在?敌拥江关马不前。”朱德抱怨年把工夫就将好好的中央苏区和10万红军折腾成了如今这副烂摊子。毛泽东却豪迈地说,那就从现在的3万人再搞起!毛泽东确实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英雄人物,遇强愈强,总是喜欢迎难而上,有大战略,大气魄。影片中古月将毛泽东的这种豪气演绎得非常到位。在80年代早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不论是我党我军领导人,还是基层指战员的角色,都塑造得非常干练,朝气蓬勃,充溢着理想主义气息,这是值得后来人要好好学习的。

关于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的去向,中央最早是打算到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共同建立根据地。后因红军在西征中损失巨大,四面敌情严重,于是在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改变决定,准备在川黔边地区,最初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又提出了渡过长江,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他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军民情况熟悉,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当时中央经过考虑后,认为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要好,因而搁置了黎平会议的决定,转为经黔北渡过长江进入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下达了作战命令,全军离开遵义向黔北的赤水河地区移动。

对于红军的动向,蒋介石是怎么判断的呢?他认为红军在湘江之战中元气大伤,现在徘徊于遵义地区,不外有三条出路。一是向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向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过金沙江西进,寻机进入川南。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老路,战略方向狭窄,可能性不大。因此,蒋介石命令湘军何键部4个师在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孙渡部6个旅10个团兵力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防止红军西进;在南路,桂军白崇禧部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黔军王家烈部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滥板凳进攻。粤军3个师也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在北路,川军刘湘部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以防止红军北渡长江。而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率2个纵队8个师中央军一路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前锋已到达乌江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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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然已在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确立了牢固的统治,但西南地区向来是各省军阀的地盘,对中央阳奉阴违。他早就想消灭西南地区的异己势力,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派中央军在后紧追红军西进,其实是打了一石二鸟的主意,一方面消灭红军,另一方面借机将军队渗入西南,寻隙削夺各省军阀的权力。贵州军阀王家烈第一个倒霉,被中央军跟进来控制了贵州局势,眼见被拿下来已是早晚的事。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都非常紧张,既怕红军打进来,又怕中央军跟进来。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严守地盘,红军不进来也不主动出击,最好是红军把中央军带到别的地方去。红军要是真的进来,那就无法拒绝中央军也跟进来,局面就坏了。因此,刘湘、龙云都集结了重兵在省境上防堵红军,闹不好要拼命的。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以前打黔军比较顺手,觉得川军的战斗力也不会很强,因而存了轻敌之心。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意思是说黔军、滇军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战斗力差;湖南素来出军事人才,军队战力凶猛,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广西偏处一隅,民风刚烈剽悍,军队擅长山地作战,吃苦耐劳,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川军虽不在内,不过据了解也是“双枪兵”,纪律涣散,与红四方面军交手又屡战屡败,战斗力应该比黔军强不了多少。另外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气势正盛,已牵制了川军主力,因而其封锁长江沿岸的兵力也不会很多。这下实际上是既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又低估了四川军阀保境守土的决心。在当时的西南各省军阀部队中,川军派系最多,曾在20年中混战了470多次,因而打仗的经验最丰富。而刘湘在成为四川王后,加强了对军队的训练,各级均设了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武器装备也比较优良,战斗力又大为提升。这次为了防堵红军,刘湘定下了北守南拒的方针,命唐式遵、邓锡侯、田颂尧部共50多个团在川北一线堵住红四方面军;自己的主力则由潘文华指挥,在川南沿长江一线设防,阻止中央红军过江。如此,中央红军前有川军、黔军堵截,后有大群装备精良、骄狂成性的中央军追赶,面临强敌,要取胜谈何容易!

红军开路先锋是林彪的红一军团,迅速攻占了赤水河东岸的土城,然后继续向北进逼赤水城。当时川军有2个旅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城以北一带进行堵截,双方发生激战。而奉蒋介石命令,刘湘派郭勋祺等3个旅进入贵州,在后紧追红军,企图阻止其入川。当红军主力到达土城一带时,郭勋祺部2个旅也追到了土城东南的青杠坡一线,与担任后卫的董振堂红五军团接火。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显示,郭勋祺部有2个旅4个团6、7千人。因此,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研究后,决定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吃掉郭部。结果一打起来才发现,郭勋祺部的战斗力很强,迟迟难以解决,红军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伤亡较大。朱德、刘伯承不得不分别上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后来川军又有1个旅赶到战场,兵力增加到6个团上万人,战局急转直下。红五军团的阵地被突破,与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联系遭截断,川军步步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了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毛泽东不得不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加入战斗,总算将川军压了回去。当时陈赓指挥非常出色,打得生龙活虎,毛泽东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到后,兴奋地说:“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攻打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无法得手,损失较大,后奉毛泽东的命令回援土城。在红一军团驰援下,终于稳住了阵脚,但经多次攻击仍与川军形成僵持。如影片中所演的那样,后来又有其他几路国民党军增援而来,形势更加不利。打到这时,经赤水城向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然难以实现。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令全军于1月29日从猿猴场(今贵州元厚)、土城南北地区架浮桥西渡赤水河甩掉敌人。一渡赤水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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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为加快过河速度,毛泽东命令将堵住浮桥道路的炮车、辎重箱子都扔进河里,这是历史的真实。当时为迅速摆脱敌人,赢得时间,红军奉命忍痛丢掉了无数烈士用生命保护过的全军最后1门山炮和医用X光机。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难过得流下泪来。毛泽东安慰大家说:“丢掉这些东西很可惜,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保住了红军,将来还会从敌人手里夺得更多更好的东西。” 最后红军抢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并将浮桥烧毁,阻住了追到河边的川军。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后,命人侦察红军向西的去向,暂时停止了追击。郭勋祺由此一战成名,给红军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3年后郭勋祺在襄樊战役中被中原野战军俘虏,刘伯承、陈毅还专门接见了他,其中就畅谈了土城之战的往事。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赵守凯在影片中饰演了骄狂的川军将领郭武,就是以郭勋祺为原型的。影片中为保存实力而不积极作战,以致被红军迅速突破了赤水河的黔军司令袁有才,是老演员刘江饰演的。对他观众们是太熟悉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3000多人,牺牲了红一军团红2师5团政委赵云龙,像张宗逊、杨勇、张震、王集成、姚喆这些将领也均临阵负伤,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毛泽东重掌兵权之初就打了一个败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威信。

影片中直接转到了红军已进至云南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结,蒋介石又派专员到贵阳督促薛岳指挥各路追剿军向扎西围拢过来。这中间实际上省略了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即川南转兵。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中央的方针仍是要北渡长江,只不过是将渡江地点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改为到宜宾上游。因此进入川南,想寻求在古蔺、叙永地区机动作战,伺机过江。然而刘湘发现红军仍在图谋北渡长江,即调动几十个团兵力把守长江南岸各个渡口,随时准备和红军硬拼。与此同时,郭勋祺也奉命率军从后追来,与红军只隔一日路程。在蒋介石命令下,薛岳率中央军和黔军从贵州衔尾追击红军,滇军孙渡部亦北上到滇黔边境进行堵截。从2月1日起,红军先头一路几次与民团、川军遭遇,多战而不克,只能边打边走。毛泽东与红军总部见又遭到川军追击堵截,认识到了川军的战斗力,判断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很难将其击破,立即从宜宾上游渡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红军总部电令先头开路的林彪红一军团,命其转向云南扎西,先与川军脱离接触。后朱德又打电报给林彪和彭德怀,陈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并征求他们战略对方向的意见。隔日,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暂缓渡江,先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寻求发展。据此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川军的追击,向敌人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集中,准备先击破前来堵截的滇军1个旅。

对中央的决定,有人是不满意的,林彪是其中的代表。影片中朱德就对毛泽东说:“有人有意见了,说部队都快拖垮了!”指的就是林彪。话说这也不能太责怪林彪。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向来担负开路先锋的任务,不论是抢渡赤水,还是北上渡江,都走在最前面。红一军团为探路几次与川军发生接触战斗,迅速机动,寻找渡江时机,部队拖得很疲劳。在这节骨眼上,总部突然命令他们回头向扎西集结,前边走了这么多路就都白走了。而且因为机动转战的原因,往往总部前一天晚上的电报要第二天早上红一军团才收到,又多走出了大半夜,加重了往返折腾。因此,林彪给红军总部的回电中并未就战略方向给出具体建议,而是发了一堆牢骚,抱怨说主力行动太慢,导致贻误了渡江战机,因而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还把部队拖得很疲劳。而且总部没有仔细弄清红一军团的位置就乱下命令,弄得部队一时根本赶不过来。

客观地说,林彪的牢骚也有一定道理。如红军主力能迅速跟上一军团,沿长江南岸西进,甩开川军重点防守地域,直入云南境内,未必不能在滇军防线上寻机北渡金沙江。后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均是在这一线渡江的,也没有遇到太大麻烦。然而毛泽东、朱德等人尝到了川军的厉害后,就一心想先与川军脱离接触,没有积极迅速跟上红一军团,而是令部队都向西南集中到了扎西。林彪的红一军团跑路最远,能看到战机却抓不住战机,还要徒劳往返,心里有火是必然的。历史无法重来一次,后来四渡赤水的辉煌也并不见得一定能抹杀一渡赤水后就存在的战机,对此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估。

影片中,红军在扎西精简了机关,充实了部队。高翔所在的连队集体打草鞋,还唱起了《草鞋歌》。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一段重要史实,就是扎西整编。1935年2月9日,红军到达扎西。为加强战斗力,除军委干部团外,全军整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其余各军团均取消师级编制,红三军团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在中央红军的战斗序列中,林彪的红一军团战斗风格灵活多变,擅长运动战和伏击战;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擅长攻坚战,能打啃骨头的硬仗;红五军团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队伍,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擅长打阻击战和担任后卫,军团长是起义将领董振堂;红九军团则擅长远程奔袭和游击战,军团长是奴隶娃子出身的传奇将领罗炳辉。整编后的红军压缩了机关,充实了部队,每个团有2000余人,战斗力有所提高。红军能四渡赤水实施大踏步的机动作战,扎西整编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影片中高翔已预料到了红军作战方式的转变,要求大家多打草鞋,还引起了来视察的周恩来的注意。给周恩来唱《草鞋歌》的红军战士林伢子,是青年演员宝珣饰演的。宝珣姓爱新觉罗,是清朝皇室后裔。他先后出演过《第十个弹孔》、《苦果》、《今夜星光灿烂》、《花枝俏》、《四渡赤水》等影片,应该说是名很有希望的青年之星。可惜,他于1985年赶出国潮去新西兰留学,从此告别了中国影坛。

影片中的高翔原是红军兴国团团长,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左倾”军事路线而被降为了战士,后在阻击敌人时与主力失散。原兴国团政委卢青松先后被调任为先遣工作团团长、瑞金团政委,在经过辗转后终于找到了老搭档高翔,告诉高翔军委已任命为瑞金团团长。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由于影片拍摄时的历史环境限制,对领袖级人物的银幕表现方式还处于初步放开阶段,因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几个人外,其他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都只有很少的展现。如当时的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片中只给了一个镜头,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只说了一句话,彭德怀、杨尚昆出现了三、四次,林彪和聂荣臻均只出现了两次,罗炳辉给了一个镜头,李德被提了一句等。相比于后来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四渡赤水》中大量领袖人物的缺位,使得该片的史实性大打折扣。也正因为有这种题材结构性的硬限制,为了展现红军机动灵活转战的过程,才虚构出了瑞金团、高翔、卢青松等部队和人物,作为线索来引领全片。

从影片中的抢渡赤水河、攻打点金山、直插乌江渡等战斗看,瑞金团应该是兼具红一、红三军团部队的代表。这也属正常,四渡赤水时的开路先锋红一军团,因为林彪问题当时还是禁区而不好表现。即使是其他红军部队,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习惯在银幕上表现其真实指挥过程。因此,虚构出一个瑞金团来反映真实红军部队的战斗历程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中,瑞金团、兴国团都是有原型的。红军中被称为瑞金团的部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政府警卫团,后来发展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61师482团;而兴国团的原型是红军兴国模范师,被编入了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曾经的12个主力师之一。高翔由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青年演员卢志启饰演,很好地诠释了一名机智敏锐、深谋大略的红军指挥员形象。应该说,从二渡赤水直插乌江渡击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战斗中,能看出他的身上颇有林彪的影子。饰演卢青松的演员大家更熟悉,未来的毛泽东专业户唐国强。话说这唐国强因出演《小花》一片,被“妹妹”陈冲戏称为“奶油小生”,结果这个称号就在中国影坛传开了。不久日本电影《追捕》风靡全国,高仓健一副冷峻沧桑的硬汉形象迷倒了无数中国女人,连给真由美配音的丁建华都崇拜的不得了。这下中国影坛上的青年男星们可倒了霉,被讥讽为奶油柔弱,缺乏男人的阳刚气息。结果如尤勇、刘信义、周里京等一帮人就经常聚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中国阳刚起来。奶油鼻祖唐国强毅然在《四渡赤水》中出演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红军指挥员,不能不说有这一刺激的因素在内。从影片中看,奶油味仍是未脱,远不如高翔的角色更加开阖自如。看来还必得经过家庭婚姻突变的痛苦洗礼,才能成为后来的冷面四爷。

影片中还虚构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形象,就是金安歌饰演的委员长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被赵恒多饰演的蒋介石派到前线督导围剿红军。金安歌在此之前曾在影片《西安事变》中饰演了少帅张学良,当时普遍反映其略嫌呆板,并不成功。但事过多年之后看,这部成荫导演的影片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拍得相当不错了,可以说情节紧凑,没有尿点。影片中饰演粤军名将薛岳的是老演员雷恪生,其因小品《懒汉相亲》而为全国电视观众所熟悉的形象,实在是难和有善战之名的“老虎仔”联系到一起。比较有趣的是,年轻的陈佩斯还在影片里跑了一个龙套,演了王道之的副官,露了两面。

红军屯于扎西后,蒋介石命令四周的国民党军再次围拢过来,企图将红军消灭于叙永以西、横江以东、长江以南地区。面对危局,在扎西附近三省之交的狭小地域内如何开辟根据地又成疑问。这时毛泽东提出,乘敌人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迅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机动歼敌。其他领导人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当初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李德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而把毛泽东推上去时,中央和红军领导层所看重的就是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总是有应对办法,对军事上很有一套独特见解。张闻天、王稼祥对军事都不太懂;周恩来虽然是中共资格最老的军事领导人,但多谋而不善断,在掌握大形势上缺乏自信;朱德和毛泽东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二人之间的多次分歧都以毛泽东的见识更高一筹而告终。因此,在长征途中,当毛泽东提出决断时,这几个人多是同意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把毛泽东当成了革命危难时刻的依靠。毛泽东的领袖之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了出来。

从要北渡长江,到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再到回师黔北,这个转变时间只在三、四天内,可见当时的形势是何等瞬息万变。于是,如影片中毛泽东所审阅下发的由李富春等起草的宣传文件一样,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指战员书》,明确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突然转兵东进,于2月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区突破战斗力较弱的黔军防线,架浮桥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这就是二渡赤水。

红军这一招大出蒋介石之意外,他急命川军郭勋祺等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影片中王道之、薛岳认为红军二渡赤水河是声东击西,挨打的黔军司令袁有才则怀疑这回是声西击东。离黔军最近的是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本应迅速北渡乌江增援遵义地区。但王道之秉承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授意,想让黔军和红军先打得两败俱伤,吴奇伟再上去收拾残局。与历史上一样,这一下就引出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只用了10个小时就于2月25日击溃桐梓守敌,攻占桐梓。红三军团从抓获的俘虏那里得知,在娄山关、黑神庙地区有黔军1个旅另3个团,已呈孤立之势,因此彭德怀建议集中主力在娄山关地区消灭这股敌人。林彪此时也建议集中兵力在娄山关以南打一仗。这样,红军总部同意了彭、林的建议,命令红五、红九军团担任后卫和侧翼掩护,引开追击的川军郭勋祺部;集中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干部团,统一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坚决歼灭娄山关、黑神庙的黔敌。影片中毛泽东让红一军团快速奔袭拿下桐梓,朱德说“有人有意见了,说部队都快拖垮了”,意指林彪。毛泽东这才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历史上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才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娄山关战斗,尚无确切定论。但就彭德怀、林彪对转兵扎西回师东进的态度来看,毛泽东当时更信任彭德怀也是有原因的。而彭德怀本人向来希望红一、三军团两大主力能联合作战,他虽在中共军事领导人中以冷峻严肃而著称,但却对红一军团非常尊敬,多次称其为“大哥”。这一次,红一、三军团联手演出了精彩好戏。

娄山关为黔北交通要隘,位于遵义市北部大娄山山峰之间,主峰海拔1576米,关口海拔1280米,关侧悬崖壁立,中间的川黔公路七拐八折,地势极为险要。要想在此处歼敌,就必须先夺取制高点娄山关。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任正面主攻,从桐梓方向迅速南下。而王家烈为保遵义,拿出了黔军的老本北上娄山关堵截红军。2月25日,双方前卫团在娄山关北遭遇,发生战斗。黔军刚一交火便退至娄山关构筑工事,企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红三军团发起勇猛强攻,双方反复争夺,一度形成相持。后续黔军几个团也都跟了上来,仗越打越大。林彪的红一军团从左翼击溃守敌,向娄山关东侧迂回。影片中高翔率瑞金团在高保成饰演的赤水伯带领下攀登悬崖插上点金山,经过激战夺取敌人阵地,配合主力拿下了娄山关。历史上夺取关头侧翼重要制高点点金山的是彭雪枫为团长的红13团1营,坚决守住阵地,打垮了黔军敢死队的多次反扑,极大地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影片中毛泽东掰着手指头算日期,就怕乌江以南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赶到遵义,这就麻烦了。因此,他要求红军一定要在一天多时间内打下娄山关,“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历史上的彭德怀不负重望,指挥红三军团各部连夜穿插迂回,形成了对娄山关地域之敌的包围。26日晨发起总攻,激战一天歼灭和击溃了黔军4个团,夺取了娄山关。为抓住战机,彭德怀决心乘势直取遵义。林彪本来是想先歼灭娄山关以南的黔敌1个旅,回头再打娄山关,并没有想到要连遵义之敌也一锅烩了。但他发现战机难得后,便自动配合红三军团发起追歼。红一、三军团并肩南下,一路又歼灭黔军4个团,终于在28日晨先敌攻占了遵义城,王家烈率黔军残部2个团拼命逃过了乌江。

影片中毛泽东登上娄山关远望,只见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铿锵的音乐声中豪情满怀,《忆秦娥•娄山关》已是呼之欲出。而朱德则倍感沉痛:“一颗九响棒棒的小子弹,就打掉了我们一个参谋长!”朱德说的是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27日黄昏,邓萍在亲临遵义城下用望远镜观察地形时,遭到城上的黔军狙击而牺牲,年仅27岁。打中邓萍的是一种德国造九响毛瑟步枪,俗称“九响棒棒”,当时西南地区的军阀部队装备较多。邓萍是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时八位主要助手中的唯一幸存者,和彭德怀感情很深。当彭德怀从电话中得知邓萍牺牲时,当即就骂道:“你们都给我往最前线上吧,你们都去死吧!”事隔31年,庐山落难后的彭德怀被贬往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专门来到遵义旧战场,在邓萍牺牲的地方默默悼念了昔日的亲密战友。影片中毛泽东知道邓萍牺牲的消息后,也难过地说:“可惜了,一个多好的同志啊!”邓萍为人刚直敢言,当年因不同意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当面与其争论,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话说彭德怀的部下中有不少人都有这股抗上的硬劲,像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钟伟等,怕是受了老首长的熏陶吧。

红军打下遵义后,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才姗姗赶到。毛泽东和红军总部决心乘其孤军冒进之机,集中主力将吴部歼灭在遵义以南。红一、三军团自动形成配合,各显战斗风格,红三军团从正面猛攻,红一军团在侧翼奔袭迂回,一举击溃了吴奇伟纵队2个师。影片中高翔率瑞金团奔袭80里直插乌江渡,切断了吴奇伟纵队的后路,为战斗全胜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当红三军团与吴部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时,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直捣吴奇伟在忠庄铺的指挥所,吓得吴奇伟扔下部队带着少数亲随落荒而逃。结果吴部主力失去了指挥,在红一、三军团的猛攻下全线溃败。彭德怀、林彪指挥部队展开勇猛大追击,吴奇伟只率领残部约1个团逃过了乌江,慌乱中斩断江中浮桥,把江北岸的2000多人都扔给红军做了俘虏。

红军各军团密切配合,在5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歼灭黔军和中央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人,并缴获了大批物资装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一扫湘江血战以来的颓势,不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也使全军上下重新恢复了自信。影片中毛泽东就高兴地说:“快两年了,想打个胜仗都快想疯喽!”

蒋介石对遵义大败极为恼火,打电报给薛岳,大骂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通过审问抓到的红军俘虏得知,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了红军领导岗位,这让蒋介石又惊又惧。他发出了亲笔信函和公开命令,严令驻川黔各军不得擅自进退,改取稳扎稳打之势。对于去向未定、行动飘忽的红军,蒋介石又拿出了第五次围剿时的老办法,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勤修碉堡,先立于不败之地,步步压缩红军的机动空间,最后予以包围歼灭。为给部队打气,他在发给各军的电报中称:“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的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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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在二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直致力于将滇军东调,使得云南大门敞开,中央红军乘势进军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才三渡赤水,摆出再次准备北渡长江的架势,积极调动迷惑敌人。这段描写与真实的历史差距颇大,也说明了影片在编剧构思上还囿于了固有的历史叙述方式。

在取得了遵义大捷的情况下,红军领导集体并没有像影片中那样还一心想着入云南,而是要就地开辟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滇边根据地,“赤化全贵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重击了王家烈黔军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之后,还要再打几个胜仗,吃掉或重创敌军主力一部,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为建立根据地赢得时间。因此,马上就面临了要打哪股敌人的问题。当时湘军主力还在东边的湘黔边境,北边是川军郭勋祺部3个旅,王家烈剩下的黔军2个旅摆在遵义西南的打鼓新场一线,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残部位于乌江南岸,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已进至遵义西侧的鲁班场一线。群敌之中,毛泽东力主打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如能成功,薛岳的主力就被打垮了,一时半会再难组织起进攻。而其余的川滇黔军阀,为保存实力都不会积极主动与红军作战,敌人的围剿就等于打破了。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过。如影片中王稼祥唯一一句台词所提议的那样,出于加强和统一作战的需要,中革军委为歼击中央军周浑元纵队而特设了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样,前敌司令部成为了实际上的全军指挥机构。而在朱、毛之间,更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要决断。当初在遵义会议上,被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是“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前敌司令部设立以后,毛泽东的权力得到扩大,向全军统帅的位置更迈进了一步。

然而,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周浑元纵队3个师前进非常谨慎,进至鲁班场地区后即开始构筑工事,停步不前。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撤出遵义西进,两次部署想寻歼周浑元纵队,都落了空。这时,林彪建议,改打打鼓新场地区的黔军1个旅,这样再打一个胜仗的把握比较大。当时召开了政治局开扩大会议来讨论林彪的建议。与会多数人都想赶快打一个胜仗,因而支持林彪的建议。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认为打固守之敌不易,且红军南下需要时间,到时候滇军东调,黔军力量有可能得到加强。一旦打不下来被敌人粘住,旁边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再加入战斗就坏了。但是不论毛泽东怎么说,都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最后毛泽东急了,以辞去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相要挟。众人也没客气,不干就不干,举手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同时将毛泽东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撤销。然而毛泽东是何等样人,不屈不挠地争取胜利是他的特点。当晚他就去找了周恩来,再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做最后的争取。也巧,周恩来刚得到了情报,说黔军和滇军一部已向打鼓新场增援,形势转向不利,便支持了毛泽东。于是,第二天重新开会,周恩来以最高军事负责者的身份说服了大家,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也恢复了职务。

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自己40多岁之前肝火旺,总以为真理在手,对别人针锋相对,不依不饶。这次差点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又是一个大教训。经过反思后,毛泽东有意地抑制了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改进了领导方式,更能听得进意见,对同志也更加耐心。由此,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日臻成熟,一步步迈向众望所归,终于成为了全党的领袖。从遵义会议后到50年代中期的20年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确实不愧为天才领袖、英雄豪杰。

有了这次教训后,毛泽东认为开大会举手表决的这种方式不行,因而向张闻天提议成立精干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全军行动。张闻天不懂军事,领导作风民主,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于是又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人是周恩来。在这个小组中,王稼祥的进入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央领导关系,而周恩来由于性格上的原因而少有决断,敢于扛大旗的毛泽东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决策者。他决心要打周浑元纵队,但又表示不放弃相机歼灭吴奇伟纵队。这样,就调动红军主力向鲁班场发起了进攻。可惜的是,周浑元部在鲁班场兵力密集,设防坚固,火力很强,红军这才是啃上了打固守之敌的硬骨头。战斗一天未能得手,黔军2个团也尾追上来,红军面临夹击,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鲁班场一战红军伤亡2000余人,徒劳无益,可以说是打了一个败仗,这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从结果上看,毛泽东先前认为打打鼓新场的不利之处,同样在打鲁班场上体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打鼓新场和鲁班场之争,并不是后来很多文章所论述的那样是毛泽东的意见更正确。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势下,打坚固设防之敌都难以得到理想的结果。因为在根本上敌强我弱的态势就没有改变,红军拼不起消耗,想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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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场未能打下来,中央军又神气起来,吴奇伟纵队已北渡乌江追击红军,川军南下进占了遵义,滇军也进至毕节以东地区,包围圈越缩越小。无奈之下,中共中央放弃了建立川黔滇边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为寻求战机,吸引敌军露出破绽,根据彭德怀和林彪等人的建议,3月16日,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突然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蒋介石通过鲁班场之战发现红军实际上战斗能力并不很强,无力与其决战。因而判断其再次西渡赤水是已成强弩之末,可能要化整为零打游击。于是命令各路追剿军采取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对红军分路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这就是三渡赤水时的双方形势。影片中未能反映出这一阶段的真实历史,将红军领导人描写得太胸有成竹了。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红军的处境比之一渡赤水时更加困难和严峻。川军、滇军沿长江一线的碉堡群已成形,红军攻坚能力不强,难以突破。而赤水河以西地形不利,回旋区域狭小,大军不能久待。如等河东敌军碉堡封锁完成,红军就已陷于死地。为了摆脱危险处境,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不等敌人筑堡完成,回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河东地区进行机动,寻求战机。影片中则将之描述成了一个战略大佯动,调吴奇伟纵队过乌江北上,然后以高翔的瑞金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引开敌人,红军主力则急速调头东下,四渡赤水河,南涉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这些情节的设置主要是以结果倒推了过程,与历史真实有一定距离。

在历史上,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以麻痹吸引敌人,同时指挥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南急进寻求机动。对此,蒋介石颇为不解,遂于3月24日由重庆飞至贵阳,亲自督战。他认为红军再次东渡赤水河是举棋未定的表现,已然斗志涣散,正是将其一举聚歼的好时机。于是重新调整部署,命令各路军队停止筑堡,迅速向遵义地区开进,南北夹击,将红军歼灭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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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红军在两个月间先后四渡赤水,一直处于紧张频繁的机动状态,已搞得非常疲惫。因战斗和逃亡,全军减员1万多人,经扩红后也只剩2万人左右。部队中怨声很大,全不似影片中那样拖着白军走的豪情壮志。即使是在指挥层,对于部队下一步的动向也不是影片中那样有明确预见,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毛泽东原来设想还是以机动歼敌为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是红军已过于疲惫,战斗力大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当时彭德怀、杨尚昆建议首先应跳出敌人包围,宜以南渡乌江为有利。毛泽东迅速接受了这一建议,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命令罗炳辉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向西南的长干山、枫香坝方向佯动,吸引薛岳的中央军北上;红军主力则向南急进,抢渡乌江,摆脱敌人。本来前线的国民党军是发现了红军有南渡乌江动向的,但蒋介石和薛岳麻痹大意,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3月28日,红军主力冒雨从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碉堡封锁线。31日,除红九军团外,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了乌江北岸。

从一渡赤水开始,到现在已超过两个月,红军是第一次跳出了敌人的集团包围。然而下一步何去何从呢?影片中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一直坚持要调出滇军,因而威逼贵阳,并摆出要东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核心图谋始终是要入云南。历史上红军领导人可没有这么神机妙算,入云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四渡赤水之后的形势是:东边仍是湘军,北边是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和川军,西边是滇军孙渡部,东南是桂军一部。趁四面敌军还没有围拢过来之际,红军必须速定去向。现在往东、往北、往南都是强敌,已无可能;西面有滇军,唯有向西南,至滇黔边境尚有回旋余地。而要往黔西南,前边还横着一个有蒋介石亲自督战的贵阳。到了这时,为了调动敌人,赢得时间,毛泽东等人设计了一个主动的精彩演出。就如电影中那样,以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直趋贵阳,大造声势,要活捉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4个团守军,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位于西面大定的滇军孙渡部火速增援贵阳,一面要部下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孙渡不负蒋介石之望,3个旅急行军400余里,3天3夜就赶到了贵阳保驾。然而,红军主力过息烽后突然改为东进,并在清水江上架浮桥,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向黔东佯动,又做出要回湘西的样子。蒋介石急令东面的湘军和东南面的桂军出动堵截红军,并令吴奇伟纵队和刚赶到贵阳的孙渡部向东尾追红军。当四周的敌人都被调动起来后,毛泽东等率红军主力突然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南穿插,进至贵阳东南。随后以一部兵力佯攻龙里,主力趁机从贵阳、龙里之间的20公里地域内穿过湘黔公路,直入黔西南。

影片中在佯攻贵阳、东调滇军的桥段上做足了文章,不惜以朱德亲临战场杀敌,并牺牲了瑞金团政委卢青松。历史上朱德亲自上阵是有的,就是在土城之战的危险时刻,但却不是在佯攻贵阳时。当蒋介石发现红军又往西边去了,只能无奈地命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部掉过头来尾追红军。如影片中演的那样,国民党军各部也来回往返折腾得疲惫不堪,骂娘一片。而我们的王道之主任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追击红军的路上被瑞金团截击,中弹毙命。

进入黔西南后,中央仍没有做出入云南的决断。要知道,中共肩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要发展壮大,扩大影响,没有一个好的根据地是不行的。而建立根据地,又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人口条件支持。中共和红军被从中国的心脏地带赶出来,就已经遭到了事业上的重创。进入西南本属迫不得已,还要被压向更加偏僻的大西南一隅,即便是能建立根据地,也是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的地瘠民贫之地,远离国家中心区域,等于在中国革命中被边缘化,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主要影响力,这无疑是极为令人痛苦的。然而形格势禁,现时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局面已恶化到了一切行动方向都必须要考虑的地步。毛泽东、朱德等又发电征求各军团领导人的意见。彭德怀、杨尚昆这时提出,应迅速西渡北盘江进至滇黔边境,在机动中寻求战机,实在不行就入滇。眼前暂时也无别的出路,毛泽东等再一次接受了彭、杨的建议。红军主力于4月18日架浮桥渡过北盘江,相继攻克贞丰、安龙、兴仁、兴义诸县城。毛泽东索性再进一步,决定进入云南东北部,继续寻求机动歼敌。24日,红军主力分三路进入滇东。原来留在乌江以北的罗炳辉红九军团,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转移至黔西地区敌人后方。

在滇东,中共中央仍没有放弃返回贵州建立根据地的打算。4月25日,毛泽东等人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作战命令,要首先在白水、曲靖地区歼灭滇军一部,然后迅速机动,再歼灭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的先头一部,以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并创造条件返回贵州。然而各路国民党追剿军正沿滇黔公路追了过来,敌强我弱,返回贵州已不可能,在滇东与敌人决战更是自杀之道。命令下发后,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先后打电报给军委,反对在滇东与敌决战。林聂的建议是应迅速脱离这一区域,经东川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北,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彭杨的建议是先向西北转移到一个安全地域,争取几天休息,以“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到这时,后面的国民党军已经追了上来,与后卫红三军团发生了战斗,想决战都拉不开架势了。4月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会议,终于决定放弃滇东决战计划,迅速北上,抢渡金沙江,再一次跳出敌人的重围。29日,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西奔昆明方向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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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要渡过金沙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意气风发,颇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之势。在真实的历史上,这却是强敌逼近、大势所趋之下的无奈之举。更加严重的是,因为红军进入滇东后在战略方向问题上盘桓了几日,以致失掉了乘敌不备之时迅速渡过金沙江的良机。红军直扑昆明,在昆明的云南王龙云是吓得够呛,急忙组织团防和警卫部队来保卫昆明。然而蒋介石根据空军侦察,已判定红军西指昆明,实意在北渡金沙江。他命令四川军阀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南岸船只全部送到北岸;同时命令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及时掌握红军动向。这样,就给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严重困难。从后来的结果看,红军一渡赤水时就想北上渡江,折腾了不知多少圈之后还得跑到云南来渡江。既然早晚要渡江,中间又不是没有趁敌空虚之时渡江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往返运动把部队拖得减员严重、疲惫不堪呢?在红军高级指挥员中有这种情绪的不是少数。林彪就公然给中央写了信,要求调整军事领导;随红三军团行动的刘少奇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下面的不满情绪。这就引出了后来会理会议上著名的“弓弦”与“弓背”之争。

回到现场,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昆明,主力迅速折往西北向金沙江南岸疾进。然而因时机已失,虽分别抢占了三个渡口,但又面临没桥没船的困境。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尝试架桥,但因江水太急没能成功;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架桥成功,但只渡过1个团浮桥就被江水冲毁,再也架不起来;关键时刻,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的中央纵队占领皎平渡后,缴获了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随后组织部队偷渡成功,歼灭了川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控制了北岸渡口,并又缴获四条船。朱德闻讯后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为巩固渡口,刘伯承又令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一部过江出击,在通安附近击溃了赶来增援的川军2个营,保障了渡口的安全。此后,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坚决挡住了后面追上来的国民党军。主力则用六条小船,经过六天六夜全部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再一次将追敌甩在了后面。在黔西地区的罗炳辉红九军团也顽强与敌人周旋,歼敌一部后西进云南宣威,并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胜利归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顿足长叹,失望至极。无奈,只得命令薛岳部也渡过金沙江继续追击,并令刘湘指挥川军各部火速进至大渡河一线堵截红军。这一来,又引出了后面更加惊险的故事。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红军四渡赤水的惊心往事也永远留在了历史中。在70天时间内,中央红军于国民党重兵重围中往来奔袭,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佯攻贵阳,险渡金沙江,大小战斗40余次,歼敌1.8万余人,缴枪数千支,击落敌机一架,终于完成了战略突围任务,在战争史上表演了特殊的精彩一幕。

通过影片回顾了上述的传奇历程后,我们就能知道,四渡赤水非是神机妙算,所称颂的“奇兵”亦是大势所趋下的必然之举。真正值得歌颂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统帅和将领间的紧密互动,实事求是地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部署,勇于进取,全军上下同甘苦,共患难,在革命理想指引下绝地求生的英雄壮举。

四渡赤水,注定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沙发。刚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做了四渡赤水展项,更深深地理解了这一场战斗的经典!
扯淡文章,不学无术之作
虽然四渡赤水是党中央在战次数·略方向上不断摇摆下根据战地现实状态做出的抉择,但不能否认在战术上的灵活机智,对敌方兵力调动上的得心应手,有机会可以去看整场战役过程中敌我行军方向的总动态图,就能够了解这一点,比沈大的示意图更能够理解。
3楼的哥们,说话有点过分,个人感觉。我认为沈大的文章写的很好,最起码我写不出来,一个是没有时间翻资料,另外确实能力也不行。从这个文章里面看,电影演员里面还有唐国强啊?真没有注意到的。确实四渡赤水并不像电影里面写的那样意气风发,实际上,从金一南的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形。但关键是实事求是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