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老电影《北斗》背后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20:09:00
1979年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彩色大型音乐故事片《北斗》，作为向建国30周年的献礼片。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歌颂陕北革命根据地及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影片，在当年可谓是打破敏感禁区的解放思想之作。该片分为上下集160多分钟，由于拍摄时间较紧，在1979年国庆前夕只推出了影片上集，当即广受好评，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下集于次年推出，从而完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陕北高原上的回肠荡气的革命故事。
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在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内都属于敏感题材，为了把握好影片尺度，由时任长影厂副厂长的剧作家胡苏亲自操刀编剧，通过描写20世纪30年代陕北高原上一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形象地揭示出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人民才能翻身求解放的重大主题。《北斗》一片的最大特色在于揉进了极为丰富的陕北地方音乐元素，格调浓郁抒情，随着故事进程一唱三叹般地展现了陕北高原的独特风貌、塞外农村的穷困生活和农民被迫起来走上革命道路的艰苦历程。其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通过矛盾冲突鲜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了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苦难深渊中的绝望挣扎，鞭挞了“左倾”路线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摧残，歌颂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与老百姓心连心的鱼水深情。在表现手法上，充分运用了音乐手段来突显人物的思想感情，极富情绪感染力，且妙手天成，将音乐风情与电影的视觉形象融为一体，这在当时的中国影坛是极为罕见的。
《北斗》一片在音乐制作上下了大工夫，可谓从四方调集了精兵强将。其中音乐作曲外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黄准，著名影片《红色娘子军》的作曲就出自于她的手笔；男声独唱是海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其代表作有《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克拉玛依之歌》、《木棉花开火样红》等；女声独唱是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元华，她是继王昆、郭兰英之后的歌剧《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饰演者，还曾在京剧《龙江颂》中成功塑造了阿莲的形象；秦腔演唱则由陕西省戏曲剧院秦腔团的名家马友仙担任。影片在音乐上充分吸收了陕北戏曲、陕北民歌的优美旋律，非常富有特色。片中的插曲《寻北斗》、《轻歌悄唱》、《走西口》、《咱们跟的是刘志丹》、《风卷黄沙花不开》、《春风吹来花儿红》等，在当年都有很多人传唱。
影片的上集里集中表现了陕北农民的苦难生活。上世纪30年代初，陕北高原遭遇大旱，贫苦农民在天旱地荒中挣扎，还遭受着恶霸地主的残酷剥削，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快活不下去了，老贫农谢福祥忍痛要把孙女谢桂兰送进地主大院换口饭吃。青年歌手申长源和谢桂兰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不忍心让心上人跳进火坑。极度穷困逼得长源的父亲申多余性格大变，喜怒无常，一会砸东西，一会打老婆，一会又傻笑着吹起了唢呐。长源的母亲病饿而死，申多余满腔仇怨地向苍天大叫：“老天爷，要到多咱才有咱受苦人的好日月呀！”后抛下儿子远走他乡。长源同村的伙伴“大眼熊”忍无可忍，离开家乡出去“拉杆子”造反。长源与桂兰匆匆拜了天地，背着父亲留下的唢呐和板胡逃离家乡。他们一路卖唱来到一座边塞重镇。军阀师长甘文戎见桂兰年轻美貌，就将他们夫妻收在自己的私人戏班里，并企图霸占桂兰。在戏班里一位艺人的帮助下，长源和桂兰逃出城外。甘文戎派人追赶，慌乱中长源跌下沟崖，桂兰又被抓了回去。在甘文戎逼迫之下，桂兰毅然头碰门梁自尽倒地。长源闻讯后悲愤至极，决心去找“大眼熊”入伙，为穷苦人讨一条生路。他风餐露宿，走遍了陕北，却一直“望不见北斗在何方”。
到了1935年夏天，长源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遇到了一位面貌酷似父亲的说书盲艺人安兆祥，就留了下来。到了夜里，安兆祥开始宣传共产党、陕北红军和其领导人刘志丹的事绩。原来他是红军的秘密交通员，以说书为掩护发动群众。长源听到后，决心跟着刘志丹造反。在安兆祥的指导下，长源参加了革命，成了红军的交通员，并配合红军攻打土豪劣绅的寨子。在战斗中，长源意外地遇到了“大眼熊”，才知道他已成为了刘志丹手下的红军营长。长源想见刘志丹，红军团长李国才告诉他，刘志丹是红军的总指挥，大伙都叫他老刘。桂兰在戏班那位艺人的救助下侥幸未死，听说老家都闹红了，也出来找传说中的刘志丹。在路上她饿晕倒地，亏得一个过路的好人搭救，并跟着这个好人来到了苏区。长源终于见到了日思夜念的老刘，激动异常。而桂兰也发现，带他来苏区的好人就是刘志丹。她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宣传队员。刘志丹带领红军连着打下了6座县城，将苏区连成了一片。长源知道桂兰未死并参加了红军，欣喜非常。
影片中刘志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贫苦百姓们都知道他是自己的贴心人，是打土豪、分田地，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在红军指战员们眼里，他是没有一点架子的首长，是普普通通的“老刘”。长源登高唱起了《咱们跟的是刘志丹》，苏区内外洋溢着一片喜悦欢腾的气氛。刘志丹到底何许人也，让老百姓和红军指战员们如此爱戴？这，就得从他的人生革命轨迹说起。
西北革命史是中共党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极度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纠葛缠绕的人物恩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历史研究上的一块敏感区域。只要提到刘志丹，就不能不提陕北“肃反”；提到陕北“肃反”，很多著名党史人物在当年的表现就要不可避免地被提及。由此西北革命史上的恩怨纠缠则会一幕幕浮现出来，树欲静而风不止，余波至今不息。尤甚于此的是，建国后接连发生了高岗事件、小说《刘志丹》大案，株连甚广，使得西北革命史在20多年中成了谁置喙谁倒霉的高度禁区。影片《北斗》只不过是浅显地表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的几个侧面，在当年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打破禁区之作了。到了日后，能够超越《北斗》的同类题材影视作品再未出现过，就已经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了。解放思想，正视历史，仍然任重道远。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生，陕西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人。他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因而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念过高小，眼界也比较开阔。1922年，刘志丹考入了当时陕北23县里唯一的一所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这二人是早期在西北宣传共产主义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中共党员，刘志丹因而深受熏陶，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进步迅速，显露出了组织才干，成为了学生领袖，并宣传进步思想，领导学生运动，一时名声大噪。1924年，刘志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受党组织派遣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不久，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急需共产党人的帮助。刘志丹受组织派遣前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担任了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刘志丹被任命为少将特使，赴宁夏收编了地方驻军马鸿逵部队，将其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刘志丹担任了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1927年7月，冯玉祥与蒋介石达成合作，开始在部队中“清党”。不过他不像蒋介石和汪精卫那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而是将国民联军内公开的200多名共产党人全部解除武装，用火车递解出境，每人还发了路费，爱去哪去哪。这批共产党人中比著名的有后来的江西中央苏区红军高级将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刘伯坚；念黄埔一期时和蒋校长闹翻了而被开除，后来又被其派特务暗杀的八路军将领宣侠父等。当时冯玉祥部队中还有一名共产党人在后来更是大大有名，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过小平同志不用冯玉祥派人“礼送”，而是提前就冒险离开了西安，转去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汉口。
刘志丹也在被“礼送出境”之列，出了河南后，他徒步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被派往安徽阜阳协助魏野畴发动兵变。当他到了阜阳时，起义已经失败。后上级又将他派往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春，刘志丹被陕西省委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总司令李虎臣部下辖的新编第3旅中协助发动起义。该旅有2000多人枪，是当时中共在陕西掌握的仅有的几支军事力量之一，旅长许权中是共产党员。同时被派到第3旅来协助发动起义的还有唐澍和谢子长等人。唐、谢二人都是西北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唐澍是河北易县人，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和北伐；谢子长是陕西安定（今陕西子长）县人，比刘志丹大6岁，曾进过阎锡山办的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后以民团团总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多少年后，谢子长和刘志丹被并称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始人。
早在半年多前，唐澍、谢子长与李象九、白明善、阎揆要等人就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但很快遭到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围剿而失败。后唐澍、谢子长等人公开打出了红旗，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因为犯了军事冒险主义错误，游击支队不断转战，越打越弱。这里提一下阎揆要，他是当年和杜聿明、关麟徵、张耀明等陕西同乡一起进的黄埔一期。后来那几位同乡都当上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阎揆要却坚定地跟了共产党，直至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中将。
1928年4月，李虎臣发动了反对冯玉祥的战争。陕西省委认为军阀混战正好为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决定在党的力量较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起义，并以西安东部为暴动区。据此指示许权中旅拉起队伍参加渭华起义，配合当地的农民暴动。在关于起义的问题上，许权中和唐澍、刘志丹等人发生了分歧。许权中认为现在的形势是敌强我弱，现在立即打出红旗起义，很可能遭到军阀部队的围攻，从而断送这支来之不易的武装力量。他主张乘李虎臣命令第3旅去潼关与冯玉祥部作战之机，浑水摸鱼，极力扩大军阀之间的战争，然后寻机撤出潼关，回到渭华参加暴动。而唐澍、刘志丹等人则认为必须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迅速脱离军阀部队，打出红旗，前往渭华参加起义，发动农民，形成武装割据。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唐澍等人和陕西省委都认为军阀之间有很深的矛盾，自己都要打起来了，更不会合力来围剿起义军。在旅党委会上，多数人都支持唐澍、刘志丹，只有跟随这支部队较久的党团书记杨晓初认为要重视许权中的意见。因李虎臣催得紧，第3旅还是按照许权中的意见开往了潼关。
1928年5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发动暴动，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陕西渭华起义。许权中旅进至潼关时，渭华起义已经发动。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唐澍、刘志丹等人心急如焚。他们不信任许权中，在商量后竟然决定甩开许权中，将部队拉走。5月10日，唐澍等人乘许权中、杨晓初离开大部队察看地形时，带领队伍离开潼关直奔渭华。要知道第3旅是许权中和杨晓初经多方努力才保存下来的，二人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排斥了许权中等人，在起义之初就造成了部队的不团结，导致不少军官和士兵在路上开了小差。当许权中和杨晓初回到营地后，发现部队已经开走。这时有人就挑拨，说共产党过河拆桥云云，不能跟他们干了。然而许权中、杨晓初不为所动，带着随行人员毫不动摇的赶上了部队。
第3旅开到华县瓜坡镇后即宣布起义，参加暴动。起义部队编成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谢子长任第3大队大队长等。全军共千余人，设4个大队、1个骑兵队，另外还有陕东赤卫队配合作战。唐澍等人依然不信任许权中，不但排斥他的正确意见，在人事安排上也搞了宗派主义的一套，仅任命许权中为工农革命军总顾问兼骑兵队队长，任命杨晓初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将他们排除在决策层之外。更有甚者，唐澍等人容不得不同意见，又采取了关门主义态度，决定开除许权中的党籍，好在陕西省委没有批准。
起义之初比较顺利，革命火焰迅速席卷了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接渭河的广大地区，在3个县48个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形成了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起义军也发展到了数千人。随后，就被许权中说中了。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奉冯玉祥命令，紧急调集了五倍于起义军的兵力杀过来围追堵截。唐澎、刘志丹、许权中分别指挥部队与优势敌人死打硬拼，伤亡惨重。战斗中工农革命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政治部主任廉益民、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等相继牺牲。而李虎臣这时也与冯玉祥和解，带兵回头扑了过来。经数次激战后，起义军力不能支被打散。唐澍、刘志丹带领300余人翻越秦岭退到了洛南两岔河地区，许权中、杨晓初、王泰吉带领200余人转移到了蓝田县许家庙、流峪一带。在两岔河地区，唐澍、刘志丹指挥部队继续打土豪、分财物以发动群众。还没等站稳脚，便遭到了李虎臣部从潼关撤下来的5个残旅围攻。战斗中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第1大队大队长赵雅生英勇牺牲，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被俘后就义。凶恶的敌人找到了唐澍的遗体，将其头颅割下挂在洛南县西城门楼上示众。唐澍牺牲时年仅25岁。不可否认，唐澍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中都犯下了盲动主义的军事错误，在起义的最后失败上负有一定责任。然而中共早期的武装革命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领导者又多是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很容易就会陷入狂热的军事盲动，这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也不能苛求前人。就是刘志丹本人，在这次起义中也犯下了盲动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并不因他后来的辉煌人生而得以掩盖。刘志丹正是从血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不断成熟，才在后来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方针，从而获得了成功。而唐澍烈士坚决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也永远为后来人所怀念。
经过激战，刘志丹、谢子长率第3大队突出重围，辗转来到了蓝田县张家坪与许权中等人会师，此时部队已只剩下300余人。一个多月来的经历让刘志丹认识到了许权中军事主张的正确性。他当即向许权中做了检讨，说老哥还是你说的对，你有经验，我们还是错的。与此同时，起义失败令陕西省委也认识到了前一阶段的盲动主义错误。在随后省委派人主持下，刘志丹，许权中、杨晓初、谢子长、王泰吉等人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党在军队中的组织转入秘密活动，不开展苏维埃运动，部队交给许权中，由许权中通过私人关系暂投李虎臣所属的刘文伯师，以保存革命力量。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离开部队，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杨晓初因身染伤寒，不久化装离队回外祖母家养病。
在渭华起义中，许权中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坚定参加革命，显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素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许权中带领部队离开蓝田县进入河南。他本想在途中寻求机会建立根据地或与湘鄂边的贺龙部红军会合，不料在行至河南邓县时，遭到地方反动民团与红枪会的包围袭击，部队被打散。许权中在战斗中负伤，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并养伤。伤好后，受党派遣，许权中赴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许权中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工作。可惜，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后来并没有加入革命的中心斗争，而是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起了统战工作。他以特殊的革命身份承担了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了血战沙场的名将。1943年12月9日，许权中不幸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知道后深为哀痛，还询问为什么没有把权中同志接到延安来。许权中后来被称为了中共陕西“三烈士”之一，其在革命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王泰吉随许权中部在河南被打散，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只身潜入南召县，给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国民党当局发现了王泰吉的活动后，将他拘捕，解往南京关押。王泰吉在狱中沉着应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时任南阳守备司令的杨虎城出面将王泰吉保释，收到自己的部队中担任了第17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王泰吉是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毕业，是一名出色的军事人才，也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有关他的事后边还有叙述。
刘志丹、谢子长化装潜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决定把开展兵运工作、发动革命兵变、培养党的武装作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此期间，国民党陕西当局到处通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西安的风声也很紧。不久，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代表会议时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领导人被捕，工作一时陷于消沉状态。陕西省委考虑到西安不安全，刘、谢二人又有军事上的专长，于是派他们去陕北整顿党组织并开展秘密兵运等武装斗争工作。
刘志丹首先回了自己的家乡保安县，找到了老同学曹力如和王子宜。这二人都是中共党员，分别以保安县政府教育局局长和督学的职务为掩护。对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他们秘密研究了好几天。刘志丹分析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现在发动大规模的暴动不是时机，学苏联经验搞城市革命更不可行，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蓄力量，寻机开展武装斗争。曹力如和王子宜都很赞同刘志丹的想法，决心从创建红色堡垒起步。于是他们便以1926年建立的永宁山党团小组为基础，分别建立了永宁山党团支部，刘志丹任永宁山党支部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刘志丹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工作原则，即要以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为今后开展武装斗争打基础。自此，永宁山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刘志丹的革命生涯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永宁山位于保安县永宁镇，山上有古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防陕北多如牛毛的兵匪袭扰。当年县城里的政府机构和老百姓都纷纷搬到了山上居住，所以那时一提起保安县，人们便习惯性的说成是永宁山。后来到了延安时期，曾一度流传着“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的说法，指的就是刘志丹以永宁山为基地开创陕北革命新局面的史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曹力如和王子宜利用身份掩护向全县7所小学安排了部分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了校长或教员。并以学校为活动点，通过考查和了解，选好发展对象，以拜把兄弟、交换“金兰帖”以及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秘密结社等方式为掩护，分别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因陕北连年遭灾，饥民遍野，政府又救济不力，以致闹成民变，抢官仓，抢大户的事情时有发生。永宁山党团组织便顺水推舟，暗中领导饥民斗争，既为饥民们争取了一些粮食进行救济，又锻炼了斗争经验。刘志丹年仅18岁的弟弟刘景范也跟着哥哥参加了革命，因为年纪小就干些站岗放哨和交通的工作。34年后，刘景范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正是他的夫人李建彤写成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因此铸成了一桩党史大案。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特委书记杨国栋主张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要求党组织暂停活动，刘志丹可以留在榆林搞秘密宣传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坚决反对杨国栋的主张，建议特委要抓紧创建革命武装，军事活动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当时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刘志丹和谢子长，其中就包括马文瑞、刘澜涛、贾拓夫等西北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会议终于做出了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谢子长被选为陕北特委军事委员。回到保安后，刘志丹、谢子长向永宁山党团支部传达了特委决议。他们决定趁当时陕西、甘肃、宁夏的军阀部队和民团扩充力量的机会，派遣党团骨干、进步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利用亲属、朋友等各种关系打进去，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为党创建革命武装积蓄力量。像高岗、张秀山、贺晋年等西北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受刘志丹等人派遣打进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的。同时，刘志丹、谢子长又决定在搞兵运的同时，也不放松“匪运”工作。由于陕北地区地瘠民贫，官府和地主又压迫得很重，许多老百姓无法生存，就上山“拉杆子”做了土匪。他们的手中有很多武器，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其中虽然有残害百姓的，但大多数还是受苦人，是可以争取的力量。所谓“匪运”，就是派人打进土匪中进行工作，教育、瓦解和争取他们，从而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革命武装。不久，谢子长就去了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土匪梁占魁部的工作。
1929年4月，陕北特委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刘志丹这时的思考已经相当成熟，他提出要“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要善于利用三种颜色为革命服务。即白色(派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兵运工作)、灰色(争取和改造土匪、哥老会等绿林武装)、红色(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会议决定同时开展三种颜色的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其中以白色工作为主。会上撤销了杨国栋的特委书记职务，刘志丹被选为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在红石峡会议上提出的三色理论影响非常深远，成为了此后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客观来看，在历史环境特殊的陕北地区，要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同时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否则，光凭一面红旗是打不开局面的。刘志丹提出的三色理论，正是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后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斗争方针。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与刘志丹等人正确把握斗争大方向及策略方针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某些“左倾”人士看来，刘志丹这样搞是混淆阶级界限，聚匪成兵，放弃对敌斗争，不开展革命工作，是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错误，甚至还可能是右派反革命的有意破坏。刘志丹日后遭到的多次打击和整肃，在此就埋下了伏笔。
回到永宁山后，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决心也要在永宁山抓武装。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了保安县民团上，这支队伍枪不少，人也熟，是可以争取掌握的武装力量。当时的保安县民团团总叫路仰之，是个横行乡里的恶霸。经过研究，刘志丹等人秘密组织党团员分头活动，大造路仰之的负面舆论，动摇他的权力基础。等时机成熟了，就动员四乡父老联名请愿，要求县政府改选团总。当时的保安县长叫崔焕九，平素对路仰之仗势跋扈也很不满，就决定改选团总。路仰之虽然不愿意，但他觉得自己财雄势大，没人敢不选他，便答应了。结果真选起来后，在永宁山党团支部的积极运作下，刘志丹、曹力如得票最多，路仰之落选了。县长崔焕九随即宣布由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二人走马上任后迅速对民团进行了改造工作，很快将这支合法武装掌握到了手里。县长崔焕九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官员，在地方上也较有作为，他很支持刘志丹保家卫乡的工作。此后刘志丹就以永宁山为基地，想方设法团结周围地方上的各种势力，竭力让他们同情革命或中立，有可能的话再争取过来。如建国后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当年就是保安县的哥老会老大。刘志丹多次找他促膝谈心，最终把他和麾下的500多兄弟争取过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努力下，相继拉过来了部分杂色武装，壮大了力量，为后来的革命军事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0年春，冯玉祥准备发动中原大战，将其在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河南一线。为控制后方，他委任包头土匪头子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4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地区。苏雨生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什么人来了他都收编。陕北特委抓住时机，先后派遣谢子长、刘志丹、张东蛟、高岗、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等50多人打入苏雨生的部队，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其中谢子长担任了第11旅旅长、刘志丹担任了第9旅16团副团长。当时苏雨生部第8旅15团团长王子元与谢子长、刘志丹是老相识，对共产党也比较友善，希望能借助一些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陕北特委经研究后，决定将15团作为兵运的重点。因此派张东蛟进去担任了该团副团长，又先后将高岗、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等人打入该团开展工作。为了培养军事干部，经过与王子元协商，在其属下还成立了一个学兵队，由张东蛟和高岗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同在这一时期，年仅17岁的习仲勋受陕西省委派遣，进入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3旅3团2营开展兵运工作。日后在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高岗、习仲勋，从这时开始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苏雨生在宁夏的势力膨胀，惹怒了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人，他们很快前来攻打苏雨生。苏部是一帮乌合之众，哪里打得过马家军，交手后不久即崩溃，苏雨生只好逃到陕西投靠了杨虎城。刘志丹、谢子长则带领一部分人员转移回了陕北，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当时驻防在甘肃庆阳地区的陇东民兵团军司令谭世麟听说刘志丹、谢子长是军事人才，便主动提出要收编刘、谢所部。刘志丹、谢子长顺势接受了改编，准备“借鸡生蛋”，在该部挂名重新积蓄力量。刘志丹、马锡五带领部分骨干人员到谭世麟部取得了骑兵第6营的名义，由刘志丹担任营长。不久，谢子长派出的李力果、阎红彦等人从宜川县后九天土匪杨庚武部拉出了周维琪带领的1个营，来到庆阳北部的三道川地区与刘志丹部会合。这2营人马加上陆续收拢的散落在各地的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和谭世麟达成协定组建了1个团，挂名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辖第3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驻防于三道川一带。他们抓紧时间训练队伍，准备待机再度发动起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同在三道川驻防的土匪出身的谭世麟部陇东民团军直辖第2团团长张廷芝打起了坏主意。他收买了周维琦，将周营全部缴械，并缴了阎红彦等人的枪。随后，张廷芝又率部突然袭击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队伍。当时刘志丹在庆阳，谢子长及队伍不防，迅即被打散，谢子长惊险逃脱，马锡五被捕，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再次垮掉了。这是1930年8月的事，西北革命史上将其称为“三道川事变”。刘志丹在返回途中遭到张廷芝派人追捕，只好逃回永宁山暂避。马锡五被关了三个月后寻机逃出，又找到刘志丹继续参加革命。高岗和队伍失散后辗转回了老家米脂县高家沟村（解放后划归陕西横山县）。阎红彦因与张廷芝拜过把兄弟，被放了一马走人。阎红彦是西北革命史上的又一个重量级人物，与谢子长是老乡，也是被谢子长介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受谢子长派遣在陕北从事兵运、匪运工作。此后，又被陕北特委派到山西开展武装斗争工作。
谢子长脱险后，也来到永宁山找到了刘志丹。二人回陕北特委汇报工作，并参加了8月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在会上主动辞去了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决心集中精力继续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决定成立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不久，谢子长奉调前往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暂时离开了陕北。
经过三道川失败后，刘志丹苦苦思索，认为依附在军阀部队下面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从特委回到永宁山后，他在王子宜、曹力如等人的帮助下，又聚集了从各地分散回来的军事人员和保安县民团一部，共有四、五十人。当时的头等问题是可以继续收拢人马，但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后来刘志丹了解到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有数十人枪，营长黄毓麟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可以把他搞掉以夺取武器弹药。刘志丹的表弟赵连璧正在太白民团中当班长，可以提供情报。非常巧的是，当时谭世麟很不满意张廷芝袭击了刘、谢所部，希望还能将刘志丹请回去。而黄毓麟也知道了谭世麟有这个意思，所以并不防备刘志丹。据此，刘志丹先将赵连璧争取了过来，搞清了太白镇的情况。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以要率部回庆阳归建而商借粮草为名，组织几十人的队伍巧袭了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击毙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击溃守军，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10多匹。这次战斗名震陕甘边，被称为“刘志丹太白收枪”。以此为基础，刘志丹很快组织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他考虑到这次收枪并未亮出旗号，打的又是民团，没有惊动国民党当局，可以借机继续扩充力量。于是派赵连璧带着一部分人枪在在太白、南梁一带活动，自己率领60余人开往保安、安塞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主要进行搞老财、分牛羊、筹粮款等行动，在筹措给养的同时锻炼和扩大队伍。
这样一搞，很多人都知道陕甘边界出了个杀富济贫的好汉刘志丹，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因地主富户们告得厉害，军阀井岳秀属下高双成部派军队过来围剿。刘志丹率部转移，在陕甘边界与敌人兜圈子。1931年1月，刘志丹率部到了甘肃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会合，队伍已达到400余人，近200支枪。在这里进行了整编，队伍编为了4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随后他们又向南转移，到了甘肃宁县张皮塬时，遭到甘肃军阀陈圭璋部包围袭击，队伍损失过半。刘志丹被迫率部退到了陕西宜君县小石崖一带的子午岭山区，缺粮少弹，处境十分困难。无奈，只好通过哥老会关系在罗连城民团暂时栖身。后刘志丹派人与陕西省委取得了联系，得到指示要继续同苏雨生部合作搞兵运，积蓄力量，待机起义。当时苏雨生接受了杨虎城的改编，当上了陕西警备骑兵旅旅长，驻防彬县。于是刘志丹带了骨干100余人再次投了苏雨生，被编为补充团，刘志丹当了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一面联络收拢旧部，一面筹备军需，扩大队伍。这时高岗已成为了陕西省委的交通员，曾到职田镇给刘志丹传达省委指示。西北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从此将命运连在了一起。
苏雨生这个人十分狡猾，早就对刘志丹存有戒心，因此虽然收编了刘部，却不发给粮饷。由于经济困难，刘志丹决定打土豪解决给养。当时有个大地主刘日新被索要钱粮挨了打，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了。其家属与杨虎城有点关系，就联合很多士绅上告，杨虎城遂命令苏雨生严加追查。苏雨生即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来秘密扣押，给他戴上了12斤重的铁镣打入大牢。随后又派部队包围了刘志丹的队伍，强逼缴械。刘部一部分人经过战斗突围逃走，另一部分人以不伤害刘志丹为条件交了枪。苏雨生怕留下后患，就以叛乱罪宣布判处刘志丹死刑。陕西省委闻讯后立即发动关系营救刘志丹，并派高岗到狱中去探望他。12年后，高岗在延安回忆说：“当我去探问时，他（刘志丹）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因为刘志丹名震西北，他被判处死刑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运作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前去找杨虎城说情。杨虎城闻知事情原委后，也不想毁了西北的一个军事人才，就命令苏雨生放人。曾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到彬县，刘志丹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1年6月，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与驻守平凉的甘肃军阀陈圭璋谈判合作，并收编饥民武装李培霄部。巧的是刘志丹在出狱后曾遇到了陈圭璋的副官处长李勤甫，得知苏雨生与陈圭璋有较深的矛盾。刘志丹后随李勤甫去见了陈圭璋，表示可以帮助陈拉队伍，对抗苏雨生及其他军阀。陈圭璋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他也知道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因而想利用刘志丹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双方一拍即合，陈圭璋任命刘志丹为所部直辖第11旅旅长，可以招兵买马，驻防宁县和正宁。刘志丹率部进驻宁县早胜镇，乘机收编了李培霄的饥民武装，队伍发展到300余人。到了8月，苏雨生和杨虎城闹翻了，双方准备开战。奉杨虎城命令，陈圭璋组织人马准备讨伐苏雨生。刘志丹旅本也在讨伐军之列，不料陈部高广仁旅哗变，将刘志丹扣押，并打散了他的部队。高广仁准备与苏雨生联合退往宁夏称霸，在途经合水县时被陈圭璋部蒋云台旅击溃。刘志丹乘混乱脱身，然而蒋云台很仇视刘志丹，下令缉捕他。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已难以再留在陈圭璋部。他指示张秀山、王世泰、刘约三等骨干继续在陈部隐蔽待机，自己和马锡五离队进入了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这次失败在西北革命史上被称为“早胜事变”。
至此，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又连续四次策动兵运失败，真可谓黑云漫漫，路在何方？！在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刘志丹痛感不能再搞单纯的军事运动，必须要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而且要有自己的根据地。他愈挫愈奋，目光很快落在了南梁地区。南梁位于陕甘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北段，甘肃省华池县东部。这里是个三不管地区，山多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易于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早在一年前，刘志丹就曾多次到过南梁，考察过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串联发动过贫苦农民。在西北革命史上，这一段被称为是“刘志丹南梁播火”。
有了考虑后，1931年9月，刘志丹收编了杨丕胜、赵连璧、贾生财三支游击武装，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组建了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3个大队，共300多人。此后，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打游击，相继消灭了几支军阀、民团队伍，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游击队也扩大到了400多人，有枪300多支。与此同时，刘志丹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抗粮抗款，为创造正式的红军和根据地进行着准备。日后，陕北出了一首民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歌中唱的正是刘志丹率游击队在南梁闹革命的事绩。在当年，老百姓是把桥山叫成“横山”的。
在这一时期，谢子长已从上海中央受训归来，以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到陕、甘地区巡视，指导开展兵运活动。而另一个重要人物阎红彦也回到了陕北。阎红彦是1931年春奉陕北特委命令到山西开展武装斗争的。当时在山西汾阳县大麦郊楼底村汇集了拓克宽、黄子文、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阎红彦、白锡林等各路骨干，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共40余人，有长短枪30余支。晋西游击队先后在吕梁山区转战，开辟了多个游击区，队伍也发展到了100多人。后国民党山西当局调集重兵围剿晋西游击队，由于寡不敌众，游击队损失较大，被迫退入深山密林中，处境十分困难。因与山西省委失去了联系，游击队根据原来制定的预案分散活动，一部分人员就地遣散，潜伏下来做地下工作；保留下来的30名共产党员于1931年9月2日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阎红彦就在这30人中，并经过改选担任了游击队大队长。在和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后，晋西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简称陕北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陕北游击队一路转战，消灭了部分敌人，还收编了杨琪、杨鼎等几股保镖武装和师储杰的烟商武装，队伍发展到了300余人枪。后奉陕北特委指示，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地区，于10月20日在合水县灵锦庙一带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当时两支队伍一片欢欣喜悦，阎红彦后来回忆，他看到刘志丹后非常激动，还把自己心爱的匣子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
为了加强对两支游击武装的领导，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于10月30日来到了南梁。二人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将两支游击队整顿改编，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将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随后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统一指挥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行动。同时进行了临时编队，将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由谢子长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由刘志丹任支队长。至此，西北革命史上的两大红军武装，同时也是在日后充满矛盾纠葛的两大革命山头开始成形。
两支游击队合在一起共同斗争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队伍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党团员和知识分子，又有手工业工人、贫困农民，还有封建帮会出身者和绿林人士，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浓厚，组织纪律很涣散。即使是在正规的红军里，要改造这种队伍也需费时费力，更不要说陕北地区严酷的斗争环境根本不允许安心进行队伍建设了。南梁地区天高皇帝远，打游击的条件好，与之相伴的则是经济极度穷困，养不活较多的军队。两支游击队合并后已达700余人，力量是增强了，但给养接济立时就成了头等问题。当时经过研究后，队委会决定向庆阳方向转移，先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安定下来后再进行队伍整顿。11月初，游击队离开南梁向庆阳转移。到达庆阳东北侧的新堡后，队伍驻下来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陈圭璋与陕西军阀的矛盾加剧，又加紧了招兵买马。为解决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利用敌人间的矛盾来发展生息。随后派人前去平凉与陈圭璋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游击队暂编为陈部第11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队伍驻防在庆阳新堡一带。陈圭璋不久就按照协议拨付了一部分粮饷和冬衣，游击队解决了燃眉之急，随后转入休整和训练。为了加强领导层内部团结，谢子长、刘志丹还利用当时陕甘地区的社会习惯和传统，采用了拜把子、结金兰的帮会手段，与阎红彦、杨重远、刘约三、马云泽、杨琪、杨鼎、师储杰、赵连璧、白锡林、贾生财等16名主要干部结了《金兰谱》，换帖结为兄弟，约定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
令人感到十分残酷的是，这义结金兰的十八兄弟，在两个月之后就演出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分裂事件。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各种利益划分和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随时面临着角色转换。如果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所谓同生共死的兄弟誓言，实在是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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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彩色大型音乐故事片《北斗》，作为向建国30周年的献礼片。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歌颂陕北革命根据地及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影片，在当年可谓是打破敏感禁区的解放思想之作。该片分为上下集160多分钟，由于拍摄时间较紧，在1979年国庆前夕只推出了影片上集，当即广受好评，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下集于次年推出，从而完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陕北高原上的回肠荡气的革命故事。
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在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内都属于敏感题材，为了把握好影片尺度，由时任长影厂副厂长的剧作家胡苏亲自操刀编剧，通过描写20世纪30年代陕北高原上一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形象地揭示出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人民才能翻身求解放的重大主题。《北斗》一片的最大特色在于揉进了极为丰富的陕北地方音乐元素，格调浓郁抒情，随着故事进程一唱三叹般地展现了陕北高原的独特风貌、塞外农村的穷困生活和农民被迫起来走上革命道路的艰苦历程。其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通过矛盾冲突鲜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了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苦难深渊中的绝望挣扎，鞭挞了“左倾”路线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摧残，歌颂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与老百姓心连心的鱼水深情。在表现手法上，充分运用了音乐手段来突显人物的思想感情，极富情绪感染力，且妙手天成，将音乐风情与电影的视觉形象融为一体，这在当时的中国影坛是极为罕见的。
《北斗》一片在音乐制作上下了大工夫，可谓从四方调集了精兵强将。其中音乐作曲外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黄准，著名影片《红色娘子军》的作曲就出自于她的手笔；男声独唱是海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其代表作有《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克拉玛依之歌》、《木棉花开火样红》等；女声独唱是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元华，她是继王昆、郭兰英之后的歌剧《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饰演者，还曾在京剧《龙江颂》中成功塑造了阿莲的形象；秦腔演唱则由陕西省戏曲剧院秦腔团的名家马友仙担任。影片在音乐上充分吸收了陕北戏曲、陕北民歌的优美旋律，非常富有特色。片中的插曲《寻北斗》、《轻歌悄唱》、《走西口》、《咱们跟的是刘志丹》、《风卷黄沙花不开》、《春风吹来花儿红》等，在当年都有很多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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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上集里集中表现了陕北农民的苦难生活。上世纪30年代初，陕北高原遭遇大旱，贫苦农民在天旱地荒中挣扎，还遭受着恶霸地主的残酷剥削，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快活不下去了，老贫农谢福祥忍痛要把孙女谢桂兰送进地主大院换口饭吃。青年歌手申长源和谢桂兰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不忍心让心上人跳进火坑。极度穷困逼得长源的父亲申多余性格大变，喜怒无常，一会砸东西，一会打老婆，一会又傻笑着吹起了唢呐。长源的母亲病饿而死，申多余满腔仇怨地向苍天大叫：“老天爷，要到多咱才有咱受苦人的好日月呀！”后抛下儿子远走他乡。长源同村的伙伴“大眼熊”忍无可忍，离开家乡出去“拉杆子”造反。长源与桂兰匆匆拜了天地，背着父亲留下的唢呐和板胡逃离家乡。他们一路卖唱来到一座边塞重镇。军阀师长甘文戎见桂兰年轻美貌，就将他们夫妻收在自己的私人戏班里，并企图霸占桂兰。在戏班里一位艺人的帮助下，长源和桂兰逃出城外。甘文戎派人追赶，慌乱中长源跌下沟崖，桂兰又被抓了回去。在甘文戎逼迫之下，桂兰毅然头碰门梁自尽倒地。长源闻讯后悲愤至极，决心去找“大眼熊”入伙，为穷苦人讨一条生路。他风餐露宿，走遍了陕北，却一直“望不见北斗在何方”。
到了1935年夏天，长源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遇到了一位面貌酷似父亲的说书盲艺人安兆祥，就留了下来。到了夜里，安兆祥开始宣传共产党、陕北红军和其领导人刘志丹的事绩。原来他是红军的秘密交通员，以说书为掩护发动群众。长源听到后，决心跟着刘志丹造反。在安兆祥的指导下，长源参加了革命，成了红军的交通员，并配合红军攻打土豪劣绅的寨子。在战斗中，长源意外地遇到了“大眼熊”，才知道他已成为了刘志丹手下的红军营长。长源想见刘志丹，红军团长李国才告诉他，刘志丹是红军的总指挥，大伙都叫他老刘。桂兰在戏班那位艺人的救助下侥幸未死，听说老家都闹红了，也出来找传说中的刘志丹。在路上她饿晕倒地，亏得一个过路的好人搭救，并跟着这个好人来到了苏区。长源终于见到了日思夜念的老刘，激动异常。而桂兰也发现，带他来苏区的好人就是刘志丹。她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宣传队员。刘志丹带领红军连着打下了6座县城，将苏区连成了一片。长源知道桂兰未死并参加了红军，欣喜非常。
影片中刘志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贫苦百姓们都知道他是自己的贴心人，是打土豪、分田地，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在红军指战员们眼里，他是没有一点架子的首长，是普普通通的“老刘”。长源登高唱起了《咱们跟的是刘志丹》，苏区内外洋溢着一片喜悦欢腾的气氛。刘志丹到底何许人也，让老百姓和红军指战员们如此爱戴？这，就得从他的人生革命轨迹说起。
西北革命史是中共党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极度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纠葛缠绕的人物恩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历史研究上的一块敏感区域。只要提到刘志丹，就不能不提陕北“肃反”；提到陕北“肃反”，很多著名党史人物在当年的表现就要不可避免地被提及。由此西北革命史上的恩怨纠缠则会一幕幕浮现出来，树欲静而风不止，余波至今不息。尤甚于此的是，建国后接连发生了高岗事件、小说《刘志丹》大案，株连甚广，使得西北革命史在20多年中成了谁置喙谁倒霉的高度禁区。影片《北斗》只不过是浅显地表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的几个侧面，在当年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打破禁区之作了。到了日后，能够超越《北斗》的同类题材影视作品再未出现过，就已经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了。解放思想，正视历史，仍然任重道远。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生，陕西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人。他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因而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念过高小，眼界也比较开阔。1922年，刘志丹考入了当时陕北23县里唯一的一所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这二人是早期在西北宣传共产主义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中共党员，刘志丹因而深受熏陶，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进步迅速，显露出了组织才干，成为了学生领袖，并宣传进步思想，领导学生运动，一时名声大噪。1924年，刘志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受党组织派遣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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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不久，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急需共产党人的帮助。刘志丹受组织派遣前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担任了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刘志丹被任命为少将特使，赴宁夏收编了地方驻军马鸿逵部队，将其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刘志丹担任了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1927年7月，冯玉祥与蒋介石达成合作，开始在部队中“清党”。不过他不像蒋介石和汪精卫那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而是将国民联军内公开的200多名共产党人全部解除武装，用火车递解出境，每人还发了路费，爱去哪去哪。这批共产党人中比著名的有后来的江西中央苏区红军高级将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刘伯坚；念黄埔一期时和蒋校长闹翻了而被开除，后来又被其派特务暗杀的八路军将领宣侠父等。当时冯玉祥部队中还有一名共产党人在后来更是大大有名，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过小平同志不用冯玉祥派人“礼送”，而是提前就冒险离开了西安，转去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汉口。
刘志丹也在被“礼送出境”之列，出了河南后，他徒步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被派往安徽阜阳协助魏野畴发动兵变。当他到了阜阳时，起义已经失败。后上级又将他派往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春，刘志丹被陕西省委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总司令李虎臣部下辖的新编第3旅中协助发动起义。该旅有2000多人枪，是当时中共在陕西掌握的仅有的几支军事力量之一，旅长许权中是共产党员。同时被派到第3旅来协助发动起义的还有唐澍和谢子长等人。唐、谢二人都是西北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唐澍是河北易县人，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和北伐；谢子长是陕西安定（今陕西子长）县人，比刘志丹大6岁，曾进过阎锡山办的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后以民团团总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多少年后，谢子长和刘志丹被并称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始人。
早在半年多前，唐澍、谢子长与李象九、白明善、阎揆要等人就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但很快遭到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围剿而失败。后唐澍、谢子长等人公开打出了红旗，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因为犯了军事冒险主义错误，游击支队不断转战，越打越弱。这里提一下阎揆要，他是当年和杜聿明、关麟徵、张耀明等陕西同乡一起进的黄埔一期。后来那几位同乡都当上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阎揆要却坚定地跟了共产党，直至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中将。
1928年4月，李虎臣发动了反对冯玉祥的战争。陕西省委认为军阀混战正好为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决定在党的力量较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起义，并以西安东部为暴动区。据此指示许权中旅拉起队伍参加渭华起义，配合当地的农民暴动。在关于起义的问题上，许权中和唐澍、刘志丹等人发生了分歧。许权中认为现在的形势是敌强我弱，现在立即打出红旗起义，很可能遭到军阀部队的围攻，从而断送这支来之不易的武装力量。他主张乘李虎臣命令第3旅去潼关与冯玉祥部作战之机，浑水摸鱼，极力扩大军阀之间的战争，然后寻机撤出潼关，回到渭华参加暴动。而唐澍、刘志丹等人则认为必须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迅速脱离军阀部队，打出红旗，前往渭华参加起义，发动农民，形成武装割据。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唐澍等人和陕西省委都认为军阀之间有很深的矛盾，自己都要打起来了，更不会合力来围剿起义军。在旅党委会上，多数人都支持唐澍、刘志丹，只有跟随这支部队较久的党团书记杨晓初认为要重视许权中的意见。因李虎臣催得紧，第3旅还是按照许权中的意见开往了潼关。
1928年5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发动暴动，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陕西渭华起义。许权中旅进至潼关时，渭华起义已经发动。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唐澍、刘志丹等人心急如焚。他们不信任许权中，在商量后竟然决定甩开许权中，将部队拉走。5月10日，唐澍等人乘许权中、杨晓初离开大部队察看地形时，带领队伍离开潼关直奔渭华。要知道第3旅是许权中和杨晓初经多方努力才保存下来的，二人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排斥了许权中等人，在起义之初就造成了部队的不团结，导致不少军官和士兵在路上开了小差。当许权中和杨晓初回到营地后，发现部队已经开走。这时有人就挑拨，说共产党过河拆桥云云，不能跟他们干了。然而许权中、杨晓初不为所动，带着随行人员毫不动摇的赶上了部队。
第3旅开到华县瓜坡镇后即宣布起义，参加暴动。起义部队编成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谢子长任第3大队大队长等。全军共千余人，设4个大队、1个骑兵队，另外还有陕东赤卫队配合作战。唐澍等人依然不信任许权中，不但排斥他的正确意见，在人事安排上也搞了宗派主义的一套，仅任命许权中为工农革命军总顾问兼骑兵队队长，任命杨晓初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将他们排除在决策层之外。更有甚者，唐澍等人容不得不同意见，又采取了关门主义态度，决定开除许权中的党籍，好在陕西省委没有批准。
起义之初比较顺利，革命火焰迅速席卷了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接渭河的广大地区，在3个县48个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形成了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起义军也发展到了数千人。随后，就被许权中说中了。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奉冯玉祥命令，紧急调集了五倍于起义军的兵力杀过来围追堵截。唐澎、刘志丹、许权中分别指挥部队与优势敌人死打硬拼，伤亡惨重。战斗中工农革命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政治部主任廉益民、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等相继牺牲。而李虎臣这时也与冯玉祥和解，带兵回头扑了过来。经数次激战后，起义军力不能支被打散。唐澍、刘志丹带领300余人翻越秦岭退到了洛南两岔河地区，许权中、杨晓初、王泰吉带领200余人转移到了蓝田县许家庙、流峪一带。在两岔河地区，唐澍、刘志丹指挥部队继续打土豪、分财物以发动群众。还没等站稳脚，便遭到了李虎臣部从潼关撤下来的5个残旅围攻。战斗中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第1大队大队长赵雅生英勇牺牲，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被俘后就义。凶恶的敌人找到了唐澍的遗体，将其头颅割下挂在洛南县西城门楼上示众。唐澍牺牲时年仅25岁。不可否认，唐澍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中都犯下了盲动主义的军事错误，在起义的最后失败上负有一定责任。然而中共早期的武装革命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领导者又多是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很容易就会陷入狂热的军事盲动，这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也不能苛求前人。就是刘志丹本人，在这次起义中也犯下了盲动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并不因他后来的辉煌人生而得以掩盖。刘志丹正是从血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不断成熟，才在后来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方针，从而获得了成功。而唐澍烈士坚决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也永远为后来人所怀念。
经过激战，刘志丹、谢子长率第3大队突出重围，辗转来到了蓝田县张家坪与许权中等人会师，此时部队已只剩下300余人。一个多月来的经历让刘志丹认识到了许权中军事主张的正确性。他当即向许权中做了检讨，说老哥还是你说的对，你有经验，我们还是错的。与此同时，起义失败令陕西省委也认识到了前一阶段的盲动主义错误。在随后省委派人主持下，刘志丹，许权中、杨晓初、谢子长、王泰吉等人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党在军队中的组织转入秘密活动，不开展苏维埃运动，部队交给许权中，由许权中通过私人关系暂投李虎臣所属的刘文伯师，以保存革命力量。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离开部队，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杨晓初因身染伤寒，不久化装离队回外祖母家养病。
在渭华起义中，许权中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坚定参加革命，显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素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许权中带领部队离开蓝田县进入河南。他本想在途中寻求机会建立根据地或与湘鄂边的贺龙部红军会合，不料在行至河南邓县时，遭到地方反动民团与红枪会的包围袭击，部队被打散。许权中在战斗中负伤，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并养伤。伤好后，受党派遣，许权中赴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许权中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工作。可惜，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后来并没有加入革命的中心斗争，而是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起了统战工作。他以特殊的革命身份承担了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了血战沙场的名将。1943年12月9日，许权中不幸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知道后深为哀痛，还询问为什么没有把权中同志接到延安来。许权中后来被称为了中共陕西“三烈士”之一，其在革命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王泰吉随许权中部在河南被打散，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只身潜入南召县，给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国民党当局发现了王泰吉的活动后，将他拘捕，解往南京关押。王泰吉在狱中沉着应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时任南阳守备司令的杨虎城出面将王泰吉保释，收到自己的部队中担任了第17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王泰吉是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毕业，是一名出色的军事人才，也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有关他的事后边还有叙述。
刘志丹、谢子长化装潜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决定把开展兵运工作、发动革命兵变、培养党的武装作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此期间，国民党陕西当局到处通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西安的风声也很紧。不久，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代表会议时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领导人被捕，工作一时陷于消沉状态。陕西省委考虑到西安不安全，刘、谢二人又有军事上的专长，于是派他们去陕北整顿党组织并开展秘密兵运等武装斗争工作。
刘志丹首先回了自己的家乡保安县，找到了老同学曹力如和王子宜。这二人都是中共党员，分别以保安县政府教育局局长和督学的职务为掩护。对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他们秘密研究了好几天。刘志丹分析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现在发动大规模的暴动不是时机，学苏联经验搞城市革命更不可行，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蓄力量，寻机开展武装斗争。曹力如和王子宜都很赞同刘志丹的想法，决心从创建红色堡垒起步。于是他们便以1926年建立的永宁山党团小组为基础，分别建立了永宁山党团支部，刘志丹任永宁山党支部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刘志丹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工作原则，即要以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为今后开展武装斗争打基础。自此，永宁山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刘志丹的革命生涯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永宁山位于保安县永宁镇，山上有古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防陕北多如牛毛的兵匪袭扰。当年县城里的政府机构和老百姓都纷纷搬到了山上居住，所以那时一提起保安县，人们便习惯性的说成是永宁山。后来到了延安时期，曾一度流传着“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的说法，指的就是刘志丹以永宁山为基地开创陕北革命新局面的史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曹力如和王子宜利用身份掩护向全县7所小学安排了部分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了校长或教员。并以学校为活动点，通过考查和了解，选好发展对象，以拜把兄弟、交换“金兰帖”以及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秘密结社等方式为掩护，分别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因陕北连年遭灾，饥民遍野，政府又救济不力，以致闹成民变，抢官仓，抢大户的事情时有发生。永宁山党团组织便顺水推舟，暗中领导饥民斗争，既为饥民们争取了一些粮食进行救济，又锻炼了斗争经验。刘志丹年仅18岁的弟弟刘景范也跟着哥哥参加了革命，因为年纪小就干些站岗放哨和交通的工作。34年后，刘景范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正是他的夫人李建彤写成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因此铸成了一桩党史大案。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特委书记杨国栋主张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要求党组织暂停活动，刘志丹可以留在榆林搞秘密宣传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坚决反对杨国栋的主张，建议特委要抓紧创建革命武装，军事活动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当时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刘志丹和谢子长，其中就包括马文瑞、刘澜涛、贾拓夫等西北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会议终于做出了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谢子长被选为陕北特委军事委员。回到保安后，刘志丹、谢子长向永宁山党团支部传达了特委决议。他们决定趁当时陕西、甘肃、宁夏的军阀部队和民团扩充力量的机会，派遣党团骨干、进步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利用亲属、朋友等各种关系打进去，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为党创建革命武装积蓄力量。像高岗、张秀山、贺晋年等西北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受刘志丹等人派遣打进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的。同时，刘志丹、谢子长又决定在搞兵运的同时，也不放松“匪运”工作。由于陕北地区地瘠民贫，官府和地主又压迫得很重，许多老百姓无法生存，就上山“拉杆子”做了土匪。他们的手中有很多武器，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其中虽然有残害百姓的，但大多数还是受苦人，是可以争取的力量。所谓“匪运”，就是派人打进土匪中进行工作，教育、瓦解和争取他们，从而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革命武装。不久，谢子长就去了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土匪梁占魁部的工作。
1929年4月，陕北特委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刘志丹这时的思考已经相当成熟，他提出要“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要善于利用三种颜色为革命服务。即白色(派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兵运工作)、灰色(争取和改造土匪、哥老会等绿林武装)、红色(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会议决定同时开展三种颜色的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其中以白色工作为主。会上撤销了杨国栋的特委书记职务，刘志丹被选为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在红石峡会议上提出的三色理论影响非常深远，成为了此后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客观来看，在历史环境特殊的陕北地区，要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同时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否则，光凭一面红旗是打不开局面的。刘志丹提出的三色理论，正是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后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斗争方针。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与刘志丹等人正确把握斗争大方向及策略方针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某些“左倾”人士看来，刘志丹这样搞是混淆阶级界限，聚匪成兵，放弃对敌斗争，不开展革命工作，是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错误，甚至还可能是右派反革命的有意破坏。刘志丹日后遭到的多次打击和整肃，在此就埋下了伏笔。
回到永宁山后，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决心也要在永宁山抓武装。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了保安县民团上，这支队伍枪不少，人也熟，是可以争取掌握的武装力量。当时的保安县民团团总叫路仰之，是个横行乡里的恶霸。经过研究，刘志丹等人秘密组织党团员分头活动，大造路仰之的负面舆论，动摇他的权力基础。等时机成熟了，就动员四乡父老联名请愿，要求县政府改选团总。当时的保安县长叫崔焕九，平素对路仰之仗势跋扈也很不满，就决定改选团总。路仰之虽然不愿意，但他觉得自己财雄势大，没人敢不选他，便答应了。结果真选起来后，在永宁山党团支部的积极运作下，刘志丹、曹力如得票最多，路仰之落选了。县长崔焕九随即宣布由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二人走马上任后迅速对民团进行了改造工作，很快将这支合法武装掌握到了手里。县长崔焕九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官员，在地方上也较有作为，他很支持刘志丹保家卫乡的工作。此后刘志丹就以永宁山为基地，想方设法团结周围地方上的各种势力，竭力让他们同情革命或中立，有可能的话再争取过来。如建国后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当年就是保安县的哥老会老大。刘志丹多次找他促膝谈心，最终把他和麾下的500多兄弟争取过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努力下，相继拉过来了部分杂色武装，壮大了力量，为后来的革命军事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0年春，冯玉祥准备发动中原大战，将其在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河南一线。为控制后方，他委任包头土匪头子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4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地区。苏雨生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什么人来了他都收编。陕北特委抓住时机，先后派遣谢子长、刘志丹、张东蛟、高岗、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等50多人打入苏雨生的部队，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其中谢子长担任了第11旅旅长、刘志丹担任了第9旅16团副团长。当时苏雨生部第8旅15团团长王子元与谢子长、刘志丹是老相识，对共产党也比较友善，希望能借助一些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陕北特委经研究后，决定将15团作为兵运的重点。因此派张东蛟进去担任了该团副团长，又先后将高岗、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等人打入该团开展工作。为了培养军事干部，经过与王子元协商，在其属下还成立了一个学兵队，由张东蛟和高岗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同在这一时期，年仅17岁的习仲勋受陕西省委派遣，进入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3旅3团2营开展兵运工作。日后在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高岗、习仲勋，从这时开始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苏雨生在宁夏的势力膨胀，惹怒了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人，他们很快前来攻打苏雨生。苏部是一帮乌合之众，哪里打得过马家军，交手后不久即崩溃，苏雨生只好逃到陕西投靠了杨虎城。刘志丹、谢子长则带领一部分人员转移回了陕北，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当时驻防在甘肃庆阳地区的陇东民兵团军司令谭世麟听说刘志丹、谢子长是军事人才，便主动提出要收编刘、谢所部。刘志丹、谢子长顺势接受了改编，准备“借鸡生蛋”，在该部挂名重新积蓄力量。刘志丹、马锡五带领部分骨干人员到谭世麟部取得了骑兵第6营的名义，由刘志丹担任营长。不久，谢子长派出的李力果、阎红彦等人从宜川县后九天土匪杨庚武部拉出了周维琪带领的1个营，来到庆阳北部的三道川地区与刘志丹部会合。这2营人马加上陆续收拢的散落在各地的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和谭世麟达成协定组建了1个团，挂名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辖第3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驻防于三道川一带。他们抓紧时间训练队伍，准备待机再度发动起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同在三道川驻防的土匪出身的谭世麟部陇东民团军直辖第2团团长张廷芝打起了坏主意。他收买了周维琦，将周营全部缴械，并缴了阎红彦等人的枪。随后，张廷芝又率部突然袭击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队伍。当时刘志丹在庆阳，谢子长及队伍不防，迅即被打散，谢子长惊险逃脱，马锡五被捕，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再次垮掉了。这是1930年8月的事，西北革命史上将其称为“三道川事变”。刘志丹在返回途中遭到张廷芝派人追捕，只好逃回永宁山暂避。马锡五被关了三个月后寻机逃出，又找到刘志丹继续参加革命。高岗和队伍失散后辗转回了老家米脂县高家沟村（解放后划归陕西横山县）。阎红彦因与张廷芝拜过把兄弟，被放了一马走人。阎红彦是西北革命史上的又一个重量级人物，与谢子长是老乡，也是被谢子长介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受谢子长派遣在陕北从事兵运、匪运工作。此后，又被陕北特委派到山西开展武装斗争工作。
谢子长脱险后，也来到永宁山找到了刘志丹。二人回陕北特委汇报工作，并参加了8月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在会上主动辞去了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决心集中精力继续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决定成立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不久，谢子长奉调前往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暂时离开了陕北。
经过三道川失败后，刘志丹苦苦思索，认为依附在军阀部队下面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从特委回到永宁山后，他在王子宜、曹力如等人的帮助下，又聚集了从各地分散回来的军事人员和保安县民团一部，共有四、五十人。当时的头等问题是可以继续收拢人马，但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后来刘志丹了解到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有数十人枪，营长黄毓麟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可以把他搞掉以夺取武器弹药。刘志丹的表弟赵连璧正在太白民团中当班长，可以提供情报。非常巧的是，当时谭世麟很不满意张廷芝袭击了刘、谢所部，希望还能将刘志丹请回去。而黄毓麟也知道了谭世麟有这个意思，所以并不防备刘志丹。据此，刘志丹先将赵连璧争取了过来，搞清了太白镇的情况。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以要率部回庆阳归建而商借粮草为名，组织几十人的队伍巧袭了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击毙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击溃守军，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10多匹。这次战斗名震陕甘边，被称为“刘志丹太白收枪”。以此为基础，刘志丹很快组织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他考虑到这次收枪并未亮出旗号，打的又是民团，没有惊动国民党当局，可以借机继续扩充力量。于是派赵连璧带着一部分人枪在在太白、南梁一带活动，自己率领60余人开往保安、安塞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主要进行搞老财、分牛羊、筹粮款等行动，在筹措给养的同时锻炼和扩大队伍。
这样一搞，很多人都知道陕甘边界出了个杀富济贫的好汉刘志丹，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因地主富户们告得厉害，军阀井岳秀属下高双成部派军队过来围剿。刘志丹率部转移，在陕甘边界与敌人兜圈子。1931年1月，刘志丹率部到了甘肃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会合，队伍已达到400余人，近200支枪。在这里进行了整编，队伍编为了4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随后他们又向南转移，到了甘肃宁县张皮塬时，遭到甘肃军阀陈圭璋部包围袭击，队伍损失过半。刘志丹被迫率部退到了陕西宜君县小石崖一带的子午岭山区，缺粮少弹，处境十分困难。无奈，只好通过哥老会关系在罗连城民团暂时栖身。后刘志丹派人与陕西省委取得了联系，得到指示要继续同苏雨生部合作搞兵运，积蓄力量，待机起义。当时苏雨生接受了杨虎城的改编，当上了陕西警备骑兵旅旅长，驻防彬县。于是刘志丹带了骨干100余人再次投了苏雨生，被编为补充团，刘志丹当了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一面联络收拢旧部，一面筹备军需，扩大队伍。这时高岗已成为了陕西省委的交通员，曾到职田镇给刘志丹传达省委指示。西北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从此将命运连在了一起。
苏雨生这个人十分狡猾，早就对刘志丹存有戒心，因此虽然收编了刘部，却不发给粮饷。由于经济困难，刘志丹决定打土豪解决给养。当时有个大地主刘日新被索要钱粮挨了打，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了。其家属与杨虎城有点关系，就联合很多士绅上告，杨虎城遂命令苏雨生严加追查。苏雨生即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来秘密扣押，给他戴上了12斤重的铁镣打入大牢。随后又派部队包围了刘志丹的队伍，强逼缴械。刘部一部分人经过战斗突围逃走，另一部分人以不伤害刘志丹为条件交了枪。苏雨生怕留下后患，就以叛乱罪宣布判处刘志丹死刑。陕西省委闻讯后立即发动关系营救刘志丹，并派高岗到狱中去探望他。12年后，高岗在延安回忆说：“当我去探问时，他（刘志丹）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因为刘志丹名震西北，他被判处死刑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运作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前去找杨虎城说情。杨虎城闻知事情原委后，也不想毁了西北的一个军事人才，就命令苏雨生放人。曾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到彬县，刘志丹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1年6月，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与驻守平凉的甘肃军阀陈圭璋谈判合作，并收编饥民武装李培霄部。巧的是刘志丹在出狱后曾遇到了陈圭璋的副官处长李勤甫，得知苏雨生与陈圭璋有较深的矛盾。刘志丹后随李勤甫去见了陈圭璋，表示可以帮助陈拉队伍，对抗苏雨生及其他军阀。陈圭璋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他也知道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因而想利用刘志丹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双方一拍即合，陈圭璋任命刘志丹为所部直辖第11旅旅长，可以招兵买马，驻防宁县和正宁。刘志丹率部进驻宁县早胜镇，乘机收编了李培霄的饥民武装，队伍发展到300余人。到了8月，苏雨生和杨虎城闹翻了，双方准备开战。奉杨虎城命令，陈圭璋组织人马准备讨伐苏雨生。刘志丹旅本也在讨伐军之列，不料陈部高广仁旅哗变，将刘志丹扣押，并打散了他的部队。高广仁准备与苏雨生联合退往宁夏称霸，在途经合水县时被陈圭璋部蒋云台旅击溃。刘志丹乘混乱脱身，然而蒋云台很仇视刘志丹，下令缉捕他。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已难以再留在陈圭璋部。他指示张秀山、王世泰、刘约三等骨干继续在陈部隐蔽待机，自己和马锡五离队进入了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这次失败在西北革命史上被称为“早胜事变”。
至此，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又连续四次策动兵运失败，真可谓黑云漫漫，路在何方？！在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刘志丹痛感不能再搞单纯的军事运动，必须要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而且要有自己的根据地。他愈挫愈奋，目光很快落在了南梁地区。南梁位于陕甘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北段，甘肃省华池县东部。这里是个三不管地区，山多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易于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早在一年前，刘志丹就曾多次到过南梁，考察过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串联发动过贫苦农民。在西北革命史上，这一段被称为是“刘志丹南梁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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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考虑后，1931年9月，刘志丹收编了杨丕胜、赵连璧、贾生财三支游击武装，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组建了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3个大队，共300多人。此后，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打游击，相继消灭了几支军阀、民团队伍，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游击队也扩大到了400多人，有枪300多支。与此同时，刘志丹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抗粮抗款，为创造正式的红军和根据地进行着准备。日后，陕北出了一首民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歌中唱的正是刘志丹率游击队在南梁闹革命的事绩。在当年，老百姓是把桥山叫成“横山”的。
在这一时期，谢子长已从上海中央受训归来，以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到陕、甘地区巡视，指导开展兵运活动。而另一个重要人物阎红彦也回到了陕北。阎红彦是1931年春奉陕北特委命令到山西开展武装斗争的。当时在山西汾阳县大麦郊楼底村汇集了拓克宽、黄子文、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阎红彦、白锡林等各路骨干，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共40余人，有长短枪30余支。晋西游击队先后在吕梁山区转战，开辟了多个游击区，队伍也发展到了100多人。后国民党山西当局调集重兵围剿晋西游击队，由于寡不敌众，游击队损失较大，被迫退入深山密林中，处境十分困难。因与山西省委失去了联系，游击队根据原来制定的预案分散活动，一部分人员就地遣散，潜伏下来做地下工作；保留下来的30名共产党员于1931年9月2日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阎红彦就在这30人中，并经过改选担任了游击队大队长。在和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后，晋西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简称陕北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陕北游击队一路转战，消灭了部分敌人，还收编了杨琪、杨鼎等几股保镖武装和师储杰的烟商武装，队伍发展到了300余人枪。后奉陕北特委指示，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地区，于10月20日在合水县灵锦庙一带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当时两支队伍一片欢欣喜悦，阎红彦后来回忆，他看到刘志丹后非常激动，还把自己心爱的匣子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
为了加强对两支游击武装的领导，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于10月30日来到了南梁。二人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将两支游击队整顿改编，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将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随后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统一指挥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行动。同时进行了临时编队，将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由谢子长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由刘志丹任支队长。至此，西北革命史上的两大红军武装，同时也是在日后充满矛盾纠葛的两大革命山头开始成形。
两支游击队合在一起共同斗争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队伍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党团员和知识分子，又有手工业工人、贫困农民，还有封建帮会出身者和绿林人士，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浓厚，组织纪律很涣散。即使是在正规的红军里，要改造这种队伍也需费时费力，更不要说陕北地区严酷的斗争环境根本不允许安心进行队伍建设了。南梁地区天高皇帝远，打游击的条件好，与之相伴的则是经济极度穷困，养不活较多的军队。两支游击队合并后已达700余人，力量是增强了，但给养接济立时就成了头等问题。当时经过研究后，队委会决定向庆阳方向转移，先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安定下来后再进行队伍整顿。11月初，游击队离开南梁向庆阳转移。到达庆阳东北侧的新堡后，队伍驻下来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陈圭璋与陕西军阀的矛盾加剧，又加紧了招兵买马。为解决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利用敌人间的矛盾来发展生息。随后派人前去平凉与陈圭璋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游击队暂编为陈部第11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队伍驻防在庆阳新堡一带。陈圭璋不久就按照协议拨付了一部分粮饷和冬衣，游击队解决了燃眉之急，随后转入休整和训练。为了加强领导层内部团结，谢子长、刘志丹还利用当时陕甘地区的社会习惯和传统，采用了拜把子、结金兰的帮会手段，与阎红彦、杨重远、刘约三、马云泽、杨琪、杨鼎、师储杰、赵连璧、白锡林、贾生财等16名主要干部结了《金兰谱》，换帖结为兄弟，约定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
令人感到十分残酷的是，这义结金兰的十八兄弟，在两个月之后就演出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分裂事件。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各种利益划分和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随时面临着角色转换。如果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所谓同生共死的兄弟誓言，实在是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
12月中旬时，陕西省委派人下来传达指示，要求抓紧时间整顿改编部队。同时严厉批评游击队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和收编绿林武装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整顿后脱离陈圭璋部南下，并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新的形势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准备组织部队转移。因陈圭璋一直防范游击队，早在驻地周围布下了防线。谢子长、刘志丹当机立断，于1932年1月8日率领部队突然出动，消灭了陈圭璋部2个连，突出了包围，转移到了合水县柴桥子村。在这里，部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2个支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700余人，有枪400多支，其余武器为刀矛。其中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兼任支队长。不久，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反帝同盟军巡视，要求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的红军，打出红旗，南下到渭北的旬邑、三原和甘肃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部队移驻到甘肃正宁县三甲塬（也称三嘉塬）进行整训，为改编成红军做准备。在这里，发生了西北革命史上影响极为恶劣的“三甲塬事件”。
在三甲塬整训期间，有群众反映刘志丹的第二支队纪律不好，在外出打土豪时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还强奸妇女，特别是赵二娃（即赵连璧）部的情况更加严重。谢子长非常生气，就在1932年2月6日召开大会整顿纪律。会上谢子长宣布了赵连璧的错误后，命令缴他的枪。赵连璧听后下意识地按住了身上的两支枪，站在旁边的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也有回忆是阎红彦）立即开枪打死了赵连璧。接着谢子长下令缴第二支队的枪，阎红彦立即带人围住了第二支队，把枪都给缴了，又打死打伤了数人，现场一片混乱。当时刘志丹就站在谢子长身边，见状不动声色。有战士还上去把刘志丹的佩枪收了，有人喝止，刘志丹笑着说：“没关系，让他收去。”谢子长知道后又亲自把枪还给了刘志丹，并耐人寻味地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另外还有一说，是把刘志丹扣押了3天，直到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这次缴枪事件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不光打死了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打伤了二大队副大队长白冠五等人，还把第二支队给解散了，仅留下了几十个人，其余干部战士全部被开除出了反帝同盟军。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搞起来的400多人的革命队伍顷刻间被自己的同志给消灭了，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本来第二支队的人枪都多于第一支队，只要刘志丹一声令下，完全可以自卫，甚至解决掉第一支队。然而刘志丹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竭力忍让，避免了革命队伍内部更严重的自相残杀。这次缴枪还吓坏了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他本来就是烟商武装出身，对共产革命并没有多深的认识。见到赵连璧等人的悲惨下场，师储杰害怕自己也因所谓“成分复杂不可靠”而遭到清洗，当晚即带着第一支队的200多人拖枪逃跑，去投降了杨虎城。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只剩下了100多人枪，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
这次缴枪事件的公开原因被称为是要贯彻陕西省委的指示，整顿部队后改编成红军，因而整肃军纪。然而省委在先前的指示中，对整顿部队是强调“加以毫不客气的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地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这仍然是要求以批评教育为主，即使进行组织制裁也没有允许搞激烈的缴枪杀人行动。难怪事后刘志丹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了“三甲塬事件”的经过后，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等人的做法：“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分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
实际上，“三甲塬事件”的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陕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打出红旗，整顿部队，南下渭北开展游击战争。对此，在部队领导层是有不同意见的。谢子长等人认为要坚决贯彻省委指示，打出红旗，把部队拉到渭北去打游击。至于部队成分复杂的问题，就要对不可靠人员采取措施，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而刘志丹根据以前多次失败的教训，认为现在打红旗还为时过早，只会引起敌人的围攻，不利于部队的发展。不要急于打红旗，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开辟出稳固的根据地，然后再打出红旗。关于作战方向的问题，刘志丹认为南下渭北就会过于靠近西安，那里敌人的力量强大，统治严密。游击队现在还太弱小，打不了大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难以在敌人眼皮下建立根据地。陕甘边界地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且游击队已经在这里搞了几年，有群众基础，易于建立根据地并发展壮大。部队成分复杂是客观环境使然，不能过急。应该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
双方经过多次讨论，还是难于统一意见。本来按照党内原则，发生分歧时要充分进行意见交换，然后根据民主集中制来制定政策，并在实践中及时修正。谢子长等人却急不可待，背着刘志丹召开队委会，秘密决定要采取“果断措施”，先清理内部收缴赵连璧部的枪，然后立即打出红旗。这就等于采取了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对敌斗争手段来解决内部分歧，从而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后果。谢子长和刘志丹是多次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不能说互相之间不了解。结果搞成这种局面，实在令人深思。
事后，谢子长等人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同盟军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而成。用这样的成份组织部队，只有坚决弄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改造，纯属幻想。因此决定：第一、首先将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清除出部队，然后逐渐弄清楚，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全部解决。因此，第一支队将几个土匪首领一齐清除出去。第二支队於2月初完全交械，保留了一部分。其他大部分完全开除出去。”
阎红彦是“三甲塬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后来谢子长牺牲后，阎红彦就把三甲塬整顿队伍当成了自己的一大革命功绩，不容任何人否定。建国后有人来采访他时，阎红彦竟然如此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缴刘志丹枪的问题，你们写的太简单了，他本身不打红旗，强调南梁作用，不认真做群众工作。以后习仲勋、刘景范也标榜南梁。在三甲塬刘志丹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立场意识有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执行省委指示。你们把刘志丹写成正确的，我不相信，他一直对红军没有信心，直到三甲塬缴枪。”一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至死，阎红彦都没改过这个口。
谢子长等人将第二支队说成是“土匪杂合”“全是土匪”，标榜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那么事实如何呢？这里同样引用谢子长在另外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的几段话：“警卫大队（由晋西游击队出身的白锡林控制）自人编人问题很严重，虽然出身好，但流氓习气很严重，70人中有四分之三是陕北人，来部队不是政治号召，而是个人感情拉拢，党在政治领导上非常薄弱。”“其他一二三各队（指的是一支队的第一、二、三大队），土匪都占大多数，在二大队有烟灯八十余架，这些分子有了洋烟，共产党红军甚么都好，但洋烟瘾发了，故弄一阵，零碎在民间私取物件等还不断发生。”
上文中所谓的“零碎在民间私取物件”即指抢劫群众。如此，第一支队不过同样是成分严重不纯、纪律涣散，“吸大烟”、“土匪都占大多数的队伍”，何来的“中心骨干”呢？谢子长、阎红彦指责刘志丹“不打红旗”，那么他们自己呢？后来杨晓初和阎揆要都回忆：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背着刘志丹派阎红彦去西安给张汉民（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当时是杨虎城的警卫团团长）送信，要张汉民与杨虎城办交涉，把同盟军编给杨虎城。杨虎城知道后表示：要我收编，必须先缴械。张汉民觉得不妥，自己刚搞起来的军队怎能把枪缴给别人？他怕谢子长打错主意，派阎揆要来三甲塬告诉谢子长，千万不能归杨虎城收编。这件事当时是瞒着陕西省委和刘志丹等人干的，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然而谢子长、阎红彦却将此事长期隐瞒了下来。他们自己想打白旗，没几天却指责刘志丹“不打红旗”，还搞得和真的一样，被说到底不过是自说自话的宗派主义态度罢了。
诚然，刘志丹的第二支队也存在队伍成分复杂、作风纪律有待加强的问题。前边已经说过了，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部队建设中逐渐加以解决。刘志丹一直对部队纪律要求很严格，并制定了比较严厉的措施。对于刘志丹的队伍，陕甘边的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戴，甚至编成了歌谣，这点已为很多人的回忆所证实。如果这真是一支“土匪杂合”的部队，会受到那么多老百姓的支持吗？
再说一下赵连璧。他是刘志丹的表弟，小名二娃，出身贫苦。因地主逼债，逃到合水县太白镇陇东民团军当了兵。自从跟上了刘志丹，赵连璧作战勇敢，有勇有谋，在改造绿林武装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敌人曾企图收买赵连璧，却被他严词拒绝。因为枪法好，群众称他为“神枪赵二娃”。在三甲塬，由于给养困难，赵连璧奉二支队的命令带人出去打土豪。手下确实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这与有人控告的什么“不分贫富，见财就抢，见妇女就强奸，群众怨声载道”等相去甚远。阎红彦指责“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说的就是赵连璧。他28岁时娶了一个寡妇，因为没有家，就只好把老婆带到了部队里，一起行军打仗。这件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多大的罪名呢，非要将革命同志打死？1980年，中共志丹县委、县人民政府为赵连璧平反昭雪，并追认为了革命烈士。
关于“三甲塬事件”的问题，1986年5月21日中央办公厅对此曾做出过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在整顿部队的基础上”，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又在三甲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100余人。这回部队基本都是原陕北游击队的人了，并且正式打出了红旗，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一次标志性转折变化。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南下作战，经一路转战，消灭了部分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期间夺取了旬邑县城，也经历了两攻山河镇不克的失利战斗。当时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照此执行，督促陕甘游击队要坚决执行进攻政策，攻打较大的城镇，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撤销了他的总指挥职务，转派往甘肃靖远国民党军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这里的所谓“梢山”是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梢山主义”是指不服从省委决定，不愿意攻打大城市，而钻山沟的游击行为。
杜衡又撤消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分编为2个支队，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支队队长，在永寿、乾县、三原县武字区一带打游击。当时19岁的习仲勋和刘林圃等人已在甘肃两当县发动起义，史称“两当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开始在甘肃境内转战。刘志丹率部进至礼泉、乾县一带时，还准备接应第五支队。但因向永寿县进发时遭到了土匪部队围攻，第五支队被打散，起义告于失败。习仲勋秘密潜回家乡陕西富平，后又前往耀县杨柳坪寻找陕甘游击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后来回忆，刘志丹平易近人，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刘志丹告诉习仲勋，“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5月10日，刘志丹、阎红彦部在旬邑县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随后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在周边5个县转战，先后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也发展到1000余人。在攻打甘泉县临镇的战斗中，担任大队长的高岗未能顶住敌人，带少数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人提出来的高岗历史上的“临阵逃脱”案，还传说刘志丹曾要枪毙高岗。这次战斗后，高岗与大部队失散，带领少数人辗转打游击。由于在战斗中负伤，高岗四处躲避养了一阵伤后又于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因在韩城地区遭到敌人重兵围攻，刘志丹率游击队顽强转战，部队损失很大，最后只剩200余人。当时部队中思想很乱，领导成员中主张南下北上的都有。后在梁掌堡召开会议，撤消了刘志丹的总指挥职务，推选阎红彦担任总指挥，并重新编组了部队。高岗在这之后回到游击队，被阎红彦等人毫不客气地撤销了职务。不久高岗被调回陕西省委，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在这一时期，陕西省委执行激进的“左倾”路线，频频指责陕甘游击队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当时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就认为：“刘子(志)丹部都是土匪，在保安一带，人一百余，枪六七十支”、“逃避上山，消极退却，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党的威信扫地”等等。不久省委派人到游击队进行整顿，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活动，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准备攻打大城镇。并置敌情于不顾。限令时间完成给群众平分土地的工作。结果游击队坐困失机，遭到军阀部队的围攻，连战连败，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省委见状只好把派下去的人当了替罪羊处理，但仍不改对游击队的错误估计，并将打了败仗的阎红彦撤职，调回在陇东连续搞了几次兵暴的谢子长任总指挥。经过整顿后，游击队转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
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在陕甘地区艰难转战，力量不断削弱。因部队衣食无着，伤病员缺医少药，面临严重困难，只得分散游击进行筹粮筹款。刘志丹、谢子长与部队同甘共苦，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帮助终于度过了难关。到1932年12月中旬，各路人马又在甘肃合水县黑木塬重新会合。这时，陕西省委命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然后派省委常委杜衡来到游击队着手筹建红26军。杜衡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搞得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把他们全都撤职，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王世泰被内定担任改编后的红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深知游击队要是没了这几名创始领导，那就基本完了，于是找杜衡力谏。其他一些军事指挥员也认为谢子长、刘志丹不能都离开部队。杜衡考虑到不能无视这些人的意见，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谢子长、刘志丹的个人情况，勉强同意将刘志丹留在了部队，谢子长、阎红彦则离队赴上海学习。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任红26军兼第2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全团共200余人枪。王世泰是陕西省洛川县人，早早就跟了刘志丹搞兵运，并成为了红26军的首任团长。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王世泰可以说是刘志丹手下的得力战将。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4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他转了行政工作，没有参加军队授衔，颇为可惜。如果参加，以其正兵团职级，又是陕北红军代表，当进入上将之列。影片《北斗》中的红军团长李国才，应该就是以王世泰为主要原型塑造的。
陕西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采取惩办主义态度，谁打了败仗就撤谁，先后给陕甘游击队换了四任总指挥，还是打不开局面。红26军成立后，即开往耀县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开辟陕甘边新的根据地。照金位于桥山山脉南端，是四县交界之处，丛林密布，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在此之前，习仲勋奉刘志丹之命在照金地区活动过，打下了一定群众基础。红26军进入照金地区后，连续消灭了多个敌人据点，相继建立了5支游击队，并开辟了几处游击区域，初步打开了局面。当时正值灾年，有大量饥民涌入照金境内。红26军打土豪，分粮食，做群众工作，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在连续转战中，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再次体现出来，被任命为了红2团参谋长。1933年 3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地方游击队的行动，习仲勋担任了总指挥部政委。同时，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又担任了特委军委书记。时年20岁的习仲勋肩负重任，关照刘志丹的嘱托，耐心细致地挨家挨户走访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分粮斗争，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将照金地区的革命活动搞得如火如荼。难怪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赞誉习仲勋为“年轻有为”、“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等等。
有一段时间杜衡调回了陕西省委工作，红26军打得更加灵活自如，经过积极作战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许多敌人据点，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等多支地方武装，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巩固了照金根据地。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于4月在根据地建立起了工农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后，在红26军的积极协助下，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至此，照金根据地以薛家寨为中心，已发展到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4万人，形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形势刚一好转，“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毛病就又来了。杜衡从陕西省委回到了红26军，违背省委指示，命令红26军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渭华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照金根据地的动静已惊动了国民党西安当局，杨虎城调集了大批军队过来围剿根据地和红26军。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主张以桥山中段为依托，进行内线作战，坚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杜衡拒绝了他们的正确建议，强令红26军南下。5月29日，刘志丹、王世泰率红26军第2团300余人由照金出发，南下渭华。他们走后，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数量很少的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又先后在多地建立了游击武装，为后来红军骨干力量再生打下了基础。这里再说一下张秀山，这位同样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陕西神木人，曾受陕北特委派遣曾长期在陕甘地区做兵运工作。后在红26军当过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继习仲勋之后担任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又担任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是陕甘边系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建国后在中共东北局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高饶事件”后，他被打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将职务一撸到底的处分。张秀山是个老黄牛式的革命干部，多次经历逆境，任劳任怨，保持本色，颇为难能可贵。
红26军第2团南下后，杜衡在中途脱离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2团连续遭到敌人围堵，只能且战且走，根本无暇建立根据地。6月中旬，红2团到达蓝田县张家坪，遭遇尾追之敌突袭，损失重大，队伍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分头带人突围，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辗转周旋两个多月，没有粮食，衣衫破烂，艰苦至极。为保存革命力量，刘志丹、王世泰分别只留下了少数骨干跟随，令其余人员埋掉枪支后分散出山返回照金。王世泰知道有刘志丹在，革命就有希望。他带人坚持寻找刘志丹，历经辛苦，还多次拒绝了当地民团的收买。当王世泰等人终于在石头峪后沟山口找到了刘志丹时，只见刘志丹的浑身上下满是被梢林荆棘划烂的伤口，随身带的两支短枪也因山中潮湿多雨而生锈，显见这段日子之艰难困苦。随后他们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与陕西省委派来接关系的黄子文等人分别化装北上，途中辗转经过10个县，终于在1933年10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西北地区的第一支正规工农红军，就这样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断送了。
在红26军第2团南下期间，陕甘边也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是在渭北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渭北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团，由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任政委。这个杨森可不是那位“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四川军阀杨森，而是一名年仅24岁的优秀战将，刘志丹后来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接着是陕西省委在西安遭到了严重破坏，主要领导人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26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西安与关中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殆尽。省委只剩下年轻的秘书长贾拓夫在支撑，高岗这时也受命以省委代表身份前往红26军担负领导工作；第三件，是在杨虎城部潜伏的王泰吉率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发动了著名的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全军有1000多人。因起义军成分复杂，又没有及时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改造，结果在敌人的围攻下陆续溃散，最后只剩下王泰吉等百余人退入了照金根据地。同时退入照金根据地的还有随王泰吉起义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王泰吉在西北革命处于低潮时刻毅然发动起义，为根据地和红军再次生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王泰吉与许权中、张汉民被并列为了中共陕西“三烈士”之一。
杜衡叛变后向敌人供出了有关红26军第4团的装备实力等情况。国民党立即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向渭北围剿，黄子祥、杨森率红4团与敌激战，后寡不敌众，只好退入照金，渭北根据地失守。几支队伍相继退入照金根据地后，使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有所增强，缓解了先前面临的危机。张秀山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
因为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过战，组建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习仲勋等陕甘边特委领导扛起了这副担子，于1933年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并确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随后部队在王泰吉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些小胜仗，壮大了力量。不久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刘志丹当即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主要军事领导工作。这时杨虎城已纠集了重兵向照金根据地围攻过来。红军主力只有300余人，无法和敌人打硬仗。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在根据地坚持内线斗争，随后即分兵行动。
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照金根据地很快陷落，习仲勋等人率游击队奋力突围，经辗转后终于找到了主力。王泰吉、刘志丹则率领红军在外线连战连捷，还打下了合水县城。此时这支弱小的红军没有了根据地，又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深入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史称“包家寨会议”。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与会者畅所欲言，达成了共识：一定要有红军主力；一定要有根据地；根据地还不能是一个，要互相呼应，有回旋余地，正所谓“狡兔三窟”。最后形成三项重大决议：建立红26军第42师；建立分别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其中建立红军主力是大家的共同愿望，搞多路游击区是张秀山提议的，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则是刘志丹力主的。这次会议在红26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张秀山后来回忆说：“为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1月8日，红26军第42师正式宣布成立，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3团和骑兵团共300余人枪，有战马五、六十匹。随后红42师先南下后北上，一路转战，打击歼灭小股敌人，进入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并相继组建各路游击队。12月底，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任命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到陕北领导西北革命武装斗争。此后孔原又派郭洪涛、李铁轮等人到陕北特委担负领导工作。这个郭洪涛是陕北出身的干部，日后在陕北肃反中出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经过陕北特委的努力，已相继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由强世清、高朗亭、王兆相等人领导，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三块小的游击根据地。谢子长、郭洪涛等人回来后，立即着手开展军政工作。因为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战斗中受到较大损失，已埋枪后解散。谢子长准备恢复第一支队，但手中无钱无人，只好写信向刘志丹求助。虽然红42师也很困难，但刘志丹仍尽量挤出一笔经费派人送给谢子长，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经过努力，谢子长重新组建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随后在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的支援下，又相继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扩大到600多人枪。1934年7月8日，根据陕北特委指示，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五支队的300多人枪。谢子长还指挥游击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开创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攻占县城的先例。
另一边的红42师经过几度内外线转战，扫荡了南梁地区的反动民团，拔掉了外围的一些敌人据点。同时积极进行群众工作，相继建立起了农民联合会与5支赤卫队。到了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已初步成形。这时却出了两件不好的事。
第一件是红42师师长王泰吉要求离队去豫陕边做一伙万人土匪武装的争取改造工作。刘志丹等人担心他的安全，极力劝阻。但王泰吉认为机会难得，坚持要去。最后师党委决定，同意王泰吉离队，由刘志丹接任师长。王泰吉很快化装上路，在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相识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出卖而被捕。王泰吉被押送到西安后，杨虎城本想放他一马，然而此事已惊动了南京，蒋介石对黄埔出身的王泰吉比较清楚，严令处决。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时年28岁。王泰吉是参加过渭华起义的优秀军事人才，时人都很重视他，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必然会作为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而与刘志丹、谢子长英名并列。
第二件事是高岗被撤了职。1934年1月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恰好被红42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随即报告了师党委。结果已接任师长的刘志丹严厉批评了高岗，撤了他的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高岗被下派到了第二路游击队任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的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是杨琪，出身于保镖武装，参加革命之初是跟着谢子长、阎红彦的，后来则成为了红26军的主要将领之一。高岗犯的这个严重错误是和他的个人品德作风密切相关的，过不了女色关成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软肋，以致党史留名。
1934年2月，甘肃、陕西军阀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率红42师转入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坚守南梁打游击，互相配合与敌人周旋。与此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习仲勋任主席，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前方作战。刘志丹、杨森指挥红42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忽南忽北，长程转战，三个月里九战九捷，其中包括一次歼敌2个营600多人的西华池大捷。而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几路游击队也实行坚壁清野、游击袭扰的方针与敌人进行周旋。在内外线的互相有力配合下，先后歼敌3000余人，打得各路敌人都缩了回去，痛快淋漓地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还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接任红42师师长，高岗又调回来复任了红42师政委。随后陕甘边特委作出决议，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和根据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红26军和南梁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影片中“大眼熊”的绿林武装被红军收编，应该是这一阶段的历史写照。
1934年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指挥其第86师在地方民团配合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形势所迫，谢子长、郭洪涛也只得率第一、二、五支队跳到外线转战。因独力难以打破敌人围剿，陕北红军需要与陕甘边红军联合破敌。谢子长遂率队南下陕甘边，于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刘志丹等率领的红42师会合。在这里，双方举行了军政联席会议，这就是西北革命史上颇不寻常的“阎家洼子会议”。
由于陕甘革命斗争历经多次反复，现存的两支最大的红军武装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领导。其中红42师受陕甘边特委领导，而陕甘边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在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时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则受陕北特委领导，陕北特委受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又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因此，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研究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配合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共30多人。会议开了不久，谢子长就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无视红26军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劈头盖脑地指责红26军根据客观实际坚持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好一顿大帽子。接着，郭洪涛又作了长篇发言，严厉批评了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把敌强我弱形势下的灵活转战和暂时退出根据地、建立各路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等正确实践与上述帽子一一对号入座，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与会的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干部非常震惊，对于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纷纷提出质疑，表示难以接受。而且陕甘边特委从来没受过陕北特委领导，中央和北方局也没有来检查过工作，却突然由陕北的人搞了这么一下子，其中还有原来的老上级，怎么会不令人震惊和困惑呢？就刘志丹本人来说，老战友谢子长当年就是被杜衡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帽子才被迫离队去上海受训的，他应该最清楚陕甘边的斗争形势。如今却是由谢子长当众宣读上级指示信把同样的帽子扣给了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还没有任何事前的沟通和当众解释，实在令人费解。不止如此，会上还有人提出了高岗不能再担任红42师政委的问题。郭洪涛当即提议由谢子长来当。张秀山、杨森等人都非常郁闷，会下向刘志丹反映，怎么陕北还管起陕甘边的人事来了，这都是哪出呀？对于这一顿突如其来的打击，刘志丹一如当年三甲塬事件时的态度，以大局为重，维护团结，退让隐忍，同意了由谢子长来担任红42师政委。
因为大敌当前，会议还是集中对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形成几项决定：红42师派红3团北上陕北，会同陕北红军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撤销高岗红42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贺晋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会后，刘志丹、习仲勋未因会上的不快而计较，还调拨了步枪100支、银元数百枚支援给陕北红军游击队。王世泰、黄罗斌奉命收拢了红3团后，即与谢子长率及陕北红军游击队北上安定，开始进行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这里再说一下郭洪涛。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之所以给红26军发了一封横加指责的信，与郭洪涛来陕北前向孔原的不实汇报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一点已由后来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者、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的回忆所证明。郭洪涛不仅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大肆攻击批判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革命实践，会后又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西北斗争》上发表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将上述诬指更是大加发挥。在陕北根据地的机关刊物上撰文批判攻击兄弟根据地陕甘边，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大发作。对此，8年后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其中对郭洪涛当年的表演作出了评价：“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从事后来看，强行在红26军攫取了一部分领导权的是谢子长，还轮不到郭洪涛。如果没有谢子长的支持，长期脱离陕甘革命斗争的郭洪涛如何能够如此指手画脚肆无忌惮？因为后来中央已将谢子长与刘志丹并列树立成了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领袖，为尊者讳，没有对谢子长历史上的错误进行公开评价，阎家洼子会议风波的责任就全扣到了在陕北肃反中又犯了严重错误的郭洪涛头上。对此，后来人研究这段史实时应该予以全面考量。
红3团北上后，刘志丹、张秀山、杨森率领红26军余部在南梁、照金等地区转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据点。与此同时，各路游击他蓬勃发展，游击区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红42师又相继成立了第1团、第2团，并争取梁占魁部郭宝珊营起义，将其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至1934年11月，红42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兵力1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赤卫队更达到近5000人。经过连续战斗，红军和游击队拔掉了根据地内外的上百个敌人据点，解放了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将南梁与关中连成了一片。在军事胜利的保障下，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重大决议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以其崇高威望被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一力推让，力荐习仲勋出任政府主席，自己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后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相继组建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贸易，并在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耀县、黄陵、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15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谢子长率部回到陕北后，立即将红军游击队主力集中，在红3团配合下，实行主动进攻的游击战略，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战连捷，歼敌正规军和民团数百人，缴枪数百支，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过，谢子长在8月26日率队奔袭清涧河口镇的战斗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他坚持带伤指挥，后又率部攻占了安定县城。根据战争发展形势，陕北特委开会决定正式成立陕北红军独立师。9月11日 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三支队分别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1团、第3团。不久，第二支队也改编成了独立师第2团。全师共700余人，有枪300多支。随后各团分别在驻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在积极的军事斗争下，陕北根据地逐步扩大，各地的游击队也发展到了20多支。
然而，1934年9月5日，已负重伤的谢子长却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对红26军及刘志丹等领导人进行了无端指责，用词非常尖锐。如：“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
如果真像谢子长指控的那样，“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那么正在如火如荼中进行的陕甘边根据地建设是怎么来的？敌人对陕甘边的第一次围剿是怎么被粉碎的？而渭北与照金根据地的失败，红26军第2团的覆灭，与当时的军团两级政委杜衡的瞎指挥密不可分。但将其和浴火重生的红42师联系在一起，却又是不加具体分析的鱼目混珠。说“在政治上非常困难”真是倒打一靶了。谢子长带着陕北的人去陕甘边夺权，陕甘边的人没说什么就给了他，那还怎么政治上不困难？非要和三甲塬缴枪一样再来一次，消灭陕甘边，搞一言堂，才算不困难？至于所谓“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更是自说自话。陕甘边哪位同志没事干了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一致”要求上边派人来领导红42师了？那不就是谢、郭自己的要求吗！而谢子长信中所说的“老右倾同志”，无疑是指一直坚持战斗在陕甘，深孚众望，却长期被“左倾”领导指责的刘志丹了。曾经同生共死过的老战友，说出这样罔顾事实的话来，实在令人齿冷！综上所述，谢子长在信中的指控均与事实不符。
无独有偶。不久，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郭洪涛也给孔原致信，又把“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的帽子给红26军和刘志丹等人扣了一遍，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这样一来，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及刘志丹等领导在孔原心目中的印象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后来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在此就埋下了导火线。
在三甲塬整训期间，有群众反映刘志丹的第二支队纪律不好，在外出打土豪时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还强奸妇女，特别是赵二娃（即赵连璧）部的情况更加严重。谢子长非常生气，就在1932年2月6日召开大会整顿纪律。会上谢子长宣布了赵连璧的错误后，命令缴他的枪。赵连璧听后下意识地按住了身上的两支枪，站在旁边的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也有回忆是阎红彦）立即开枪打死了赵连璧。接着谢子长下令缴第二支队的枪，阎红彦立即带人围住了第二支队，把枪都给缴了，又打死打伤了数人，现场一片混乱。当时刘志丹就站在谢子长身边，见状不动声色。有战士还上去把刘志丹的佩枪收了，有人喝止，刘志丹笑着说：“没关系，让他收去。”谢子长知道后又亲自把枪还给了刘志丹，并耐人寻味地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另外还有一说，是把刘志丹扣押了3天，直到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这次缴枪事件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不光打死了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打伤了二大队副大队长白冠五等人，还把第二支队给解散了，仅留下了几十个人，其余干部战士全部被开除出了反帝同盟军。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搞起来的400多人的革命队伍顷刻间被自己的同志给消灭了，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本来第二支队的人枪都多于第一支队，只要刘志丹一声令下，完全可以自卫，甚至解决掉第一支队。然而刘志丹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竭力忍让，避免了革命队伍内部更严重的自相残杀。这次缴枪还吓坏了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他本来就是烟商武装出身，对共产革命并没有多深的认识。见到赵连璧等人的悲惨下场，师储杰害怕自己也因所谓“成分复杂不可靠”而遭到清洗，当晚即带着第一支队的200多人拖枪逃跑，去投降了杨虎城。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只剩下了100多人枪，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
这次缴枪事件的公开原因被称为是要贯彻陕西省委的指示，整顿部队后改编成红军，因而整肃军纪。然而省委在先前的指示中，对整顿部队是强调“加以毫不客气的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地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这仍然是要求以批评教育为主，即使进行组织制裁也没有允许搞激烈的缴枪杀人行动。难怪事后刘志丹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了“三甲塬事件”的经过后，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等人的做法：“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分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
实际上，“三甲塬事件”的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陕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打出红旗，整顿部队，南下渭北开展游击战争。对此，在部队领导层是有不同意见的。谢子长等人认为要坚决贯彻省委指示，打出红旗，把部队拉到渭北去打游击。至于部队成分复杂的问题，就要对不可靠人员采取措施，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而刘志丹根据以前多次失败的教训，认为现在打红旗还为时过早，只会引起敌人的围攻，不利于部队的发展。不要急于打红旗，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开辟出稳固的根据地，然后再打出红旗。关于作战方向的问题，刘志丹认为南下渭北就会过于靠近西安，那里敌人的力量强大，统治严密。游击队现在还太弱小，打不了大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难以在敌人眼皮下建立根据地。陕甘边界地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且游击队已经在这里搞了几年，有群众基础，易于建立根据地并发展壮大。部队成分复杂是客观环境使然，不能过急。应该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
双方经过多次讨论，还是难于统一意见。本来按照党内原则，发生分歧时要充分进行意见交换，然后根据民主集中制来制定政策，并在实践中及时修正。谢子长等人却急不可待，背着刘志丹召开队委会，秘密决定要采取“果断措施”，先清理内部收缴赵连璧部的枪，然后立即打出红旗。这就等于采取了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对敌斗争手段来解决内部分歧，从而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后果。谢子长和刘志丹是多次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不能说互相之间不了解。结果搞成这种局面，实在令人深思。
事后，谢子长等人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同盟军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而成。用这样的成份组织部队，只有坚决弄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改造，纯属幻想。因此决定：第一、首先将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清除出部队，然后逐渐弄清楚，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全部解决。因此，第一支队将几个土匪首领一齐清除出去。第二支队於2月初完全交械，保留了一部分。其他大部分完全开除出去。”
阎红彦是“三甲塬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后来谢子长牺牲后，阎红彦就把三甲塬整顿队伍当成了自己的一大革命功绩，不容任何人否定。建国后有人来采访他时，阎红彦竟然如此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缴刘志丹枪的问题，你们写的太简单了，他本身不打红旗，强调南梁作用，不认真做群众工作。以后习仲勋、刘景范也标榜南梁。在三甲塬刘志丹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立场意识有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执行省委指示。你们把刘志丹写成正确的，我不相信，他一直对红军没有信心，直到三甲塬缴枪。”一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至死，阎红彦都没改过这个口。
谢子长等人将第二支队说成是“土匪杂合”“全是土匪”，标榜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那么事实如何呢？这里同样引用谢子长在另外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的几段话：“警卫大队（由晋西游击队出身的白锡林控制）自人编人问题很严重，虽然出身好，但流氓习气很严重，70人中有四分之三是陕北人，来部队不是政治号召，而是个人感情拉拢，党在政治领导上非常薄弱。”“其他一二三各队（指的是一支队的第一、二、三大队），土匪都占大多数，在二大队有烟灯八十余架，这些分子有了洋烟，共产党红军甚么都好，但洋烟瘾发了，故弄一阵，零碎在民间私取物件等还不断发生。”
上文中所谓的“零碎在民间私取物件”即指抢劫群众。如此，第一支队不过同样是成分严重不纯、纪律涣散，“吸大烟”、“土匪都占大多数的队伍”，何来的“中心骨干”呢？谢子长、阎红彦指责刘志丹“不打红旗”，那么他们自己呢？后来杨晓初和阎揆要都回忆：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背着刘志丹派阎红彦去西安给张汉民（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当时是杨虎城的警卫团团长）送信，要张汉民与杨虎城办交涉，把同盟军编给杨虎城。杨虎城知道后表示：要我收编，必须先缴械。张汉民觉得不妥，自己刚搞起来的军队怎能把枪缴给别人？他怕谢子长打错主意，派阎揆要来三甲塬告诉谢子长，千万不能归杨虎城收编。这件事当时是瞒着陕西省委和刘志丹等人干的，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然而谢子长、阎红彦却将此事长期隐瞒了下来。他们自己想打白旗，没几天却指责刘志丹“不打红旗”，还搞得和真的一样，被说到底不过是自说自话的宗派主义态度罢了。
诚然，刘志丹的第二支队也存在队伍成分复杂、作风纪律有待加强的问题。前边已经说过了，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部队建设中逐渐加以解决。刘志丹一直对部队纪律要求很严格，并制定了比较严厉的措施。对于刘志丹的队伍，陕甘边的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戴，甚至编成了歌谣，这点已为很多人的回忆所证实。如果这真是一支“土匪杂合”的部队，会受到那么多老百姓的支持吗？
再说一下赵连璧。他是刘志丹的表弟，小名二娃，出身贫苦。因地主逼债，逃到合水县太白镇陇东民团军当了兵。自从跟上了刘志丹，赵连璧作战勇敢，有勇有谋，在改造绿林武装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敌人曾企图收买赵连璧，却被他严词拒绝。因为枪法好，群众称他为“神枪赵二娃”。在三甲塬，由于给养困难，赵连璧奉二支队的命令带人出去打土豪。手下确实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这与有人控告的什么“不分贫富，见财就抢，见妇女就强奸，群众怨声载道”等相去甚远。阎红彦指责“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说的就是赵连璧。他28岁时娶了一个寡妇，因为没有家，就只好把老婆带到了部队里，一起行军打仗。这件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多大的罪名呢，非要将革命同志打死？1980年，中共志丹县委、县人民政府为赵连璧平反昭雪，并追认为了革命烈士。
关于“三甲塬事件”的问题，1986年5月21日中央办公厅对此曾做出过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在整顿部队的基础上”，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又在三甲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100余人。这回部队基本都是原陕北游击队的人了，并且正式打出了红旗，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一次标志性转折变化。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南下作战，经一路转战，消灭了部分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期间夺取了旬邑县城，也经历了两攻山河镇不克的失利战斗。当时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照此执行，督促陕甘游击队要坚决执行进攻政策，攻打较大的城镇，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撤销了他的总指挥职务，转派往甘肃靖远国民党军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这里的所谓“梢山”是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梢山主义”是指不服从省委决定，不愿意攻打大城市，而钻山沟的游击行为。
杜衡又撤消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分编为2个支队，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支队队长，在永寿、乾县、三原县武字区一带打游击。当时19岁的习仲勋和刘林圃等人已在甘肃两当县发动起义，史称“两当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开始在甘肃境内转战。刘志丹率部进至礼泉、乾县一带时，还准备接应第五支队。但因向永寿县进发时遭到了土匪部队围攻，第五支队被打散，起义告于失败。习仲勋秘密潜回家乡陕西富平，后又前往耀县杨柳坪寻找陕甘游击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后来回忆，刘志丹平易近人，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刘志丹告诉习仲勋，“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5月10日，刘志丹、阎红彦部在旬邑县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随后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在周边5个县转战，先后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也发展到1000余人。在攻打甘泉县临镇的战斗中，担任大队长的高岗未能顶住敌人，带少数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人提出来的高岗历史上的“临阵逃脱”案，还传说刘志丹曾要枪毙高岗。这次战斗后，高岗与大部队失散，带领少数人辗转打游击。由于在战斗中负伤，高岗四处躲避养了一阵伤后又于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因在韩城地区遭到敌人重兵围攻，刘志丹率游击队顽强转战，部队损失很大，最后只剩200余人。当时部队中思想很乱，领导成员中主张南下北上的都有。后在梁掌堡召开会议，撤消了刘志丹的总指挥职务，推选阎红彦担任总指挥，并重新编组了部队。高岗在这之后回到游击队，被阎红彦等人毫不客气地撤销了职务。不久高岗被调回陕西省委，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在这一时期，陕西省委执行激进的“左倾”路线，频频指责陕甘游击队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当时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就认为：“刘子(志)丹部都是土匪，在保安一带，人一百余，枪六七十支”、“逃避上山，消极退却，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党的威信扫地”等等。不久省委派人到游击队进行整顿，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活动，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准备攻打大城镇。并置敌情于不顾。限令时间完成给群众平分土地的工作。结果游击队坐困失机，遭到军阀部队的围攻，连战连败，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省委见状只好把派下去的人当了替罪羊处理，但仍不改对游击队的错误估计，并将打了败仗的阎红彦撤职，调回在陇东连续搞了几次兵暴的谢子长任总指挥。经过整顿后，游击队转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
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在陕甘地区艰难转战，力量不断削弱。因部队衣食无着，伤病员缺医少药，面临严重困难，只得分散游击进行筹粮筹款。刘志丹、谢子长与部队同甘共苦，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帮助终于度过了难关。到1932年12月中旬，各路人马又在甘肃合水县黑木塬重新会合。这时，陕西省委命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然后派省委常委杜衡来到游击队着手筹建红26军。杜衡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搞得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把他们全都撤职，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王世泰被内定担任改编后的红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深知游击队要是没了这几名创始领导，那就基本完了，于是找杜衡力谏。其他一些军事指挥员也认为谢子长、刘志丹不能都离开部队。杜衡考虑到不能无视这些人的意见，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谢子长、刘志丹的个人情况，勉强同意将刘志丹留在了部队，谢子长、阎红彦则离队赴上海学习。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任红26军兼第2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全团共200余人枪。王世泰是陕西省洛川县人，早早就跟了刘志丹搞兵运，并成为了红26军的首任团长。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王世泰可以说是刘志丹手下的得力战将。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4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他转了行政工作，没有参加军队授衔，颇为可惜。如果参加，以其正兵团职级，又是陕北红军代表，当进入上将之列。影片《北斗》中的红军团长李国才，应该就是以王世泰为主要原型塑造的。
陕西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采取惩办主义态度，谁打了败仗就撤谁，先后给陕甘游击队换了四任总指挥，还是打不开局面。红26军成立后，即开往耀县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开辟陕甘边新的根据地。照金位于桥山山脉南端，是四县交界之处，丛林密布，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在此之前，习仲勋奉刘志丹之命在照金地区活动过，打下了一定群众基础。红26军进入照金地区后，连续消灭了多个敌人据点，相继建立了5支游击队，并开辟了几处游击区域，初步打开了局面。当时正值灾年，有大量饥民涌入照金境内。红26军打土豪，分粮食，做群众工作，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在连续转战中，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再次体现出来，被任命为了红2团参谋长。1933年 3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地方游击队的行动，习仲勋担任了总指挥部政委。同时，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又担任了特委军委书记。时年20岁的习仲勋肩负重任，关照刘志丹的嘱托，耐心细致地挨家挨户走访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分粮斗争，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将照金地区的革命活动搞得如火如荼。难怪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赞誉习仲勋为“年轻有为”、“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等等。
有一段时间杜衡调回了陕西省委工作，红26军打得更加灵活自如，经过积极作战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许多敌人据点，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等多支地方武装，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巩固了照金根据地。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于4月在根据地建立起了工农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后，在红26军的积极协助下，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至此，照金根据地以薛家寨为中心，已发展到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4万人，形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形势刚一好转，“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毛病就又来了。杜衡从陕西省委回到了红26军，违背省委指示，命令红26军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渭华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照金根据地的动静已惊动了国民党西安当局，杨虎城调集了大批军队过来围剿根据地和红26军。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主张以桥山中段为依托，进行内线作战，坚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杜衡拒绝了他们的正确建议，强令红26军南下。5月29日，刘志丹、王世泰率红26军第2团300余人由照金出发，南下渭华。他们走后，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数量很少的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又先后在多地建立了游击武装，为后来红军骨干力量再生打下了基础。这里再说一下张秀山，这位同样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陕西神木人，曾受陕北特委派遣曾长期在陕甘地区做兵运工作。后在红26军当过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继习仲勋之后担任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又担任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是陕甘边系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建国后在中共东北局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高饶事件”后，他被打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将职务一撸到底的处分。张秀山是个老黄牛式的革命干部，多次经历逆境，任劳任怨，保持本色，颇为难能可贵。
红26军第2团南下后，杜衡在中途脱离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2团连续遭到敌人围堵，只能且战且走，根本无暇建立根据地。6月中旬，红2团到达蓝田县张家坪，遭遇尾追之敌突袭，损失重大，队伍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分头带人突围，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辗转周旋两个多月，没有粮食，衣衫破烂，艰苦至极。为保存革命力量，刘志丹、王世泰分别只留下了少数骨干跟随，令其余人员埋掉枪支后分散出山返回照金。王世泰知道有刘志丹在，革命就有希望。他带人坚持寻找刘志丹，历经辛苦，还多次拒绝了当地民团的收买。当王世泰等人终于在石头峪后沟山口找到了刘志丹时，只见刘志丹的浑身上下满是被梢林荆棘划烂的伤口，随身带的两支短枪也因山中潮湿多雨而生锈，显见这段日子之艰难困苦。随后他们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与陕西省委派来接关系的黄子文等人分别化装北上，途中辗转经过10个县，终于在1933年10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西北地区的第一支正规工农红军，就这样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断送了。
在红26军第2团南下期间，陕甘边也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是在渭北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渭北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团，由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任政委。这个杨森可不是那位“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四川军阀杨森，而是一名年仅24岁的优秀战将，刘志丹后来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接着是陕西省委在西安遭到了严重破坏，主要领导人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26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西安与关中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殆尽。省委只剩下年轻的秘书长贾拓夫在支撑，高岗这时也受命以省委代表身份前往红26军担负领导工作；第三件，是在杨虎城部潜伏的王泰吉率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发动了著名的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全军有1000多人。因起义军成分复杂，又没有及时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改造，结果在敌人的围攻下陆续溃散，最后只剩下王泰吉等百余人退入了照金根据地。同时退入照金根据地的还有随王泰吉起义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王泰吉在西北革命处于低潮时刻毅然发动起义，为根据地和红军再次生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王泰吉与许权中、张汉民被并列为了中共陕西“三烈士”之一。
杜衡叛变后向敌人供出了有关红26军第4团的装备实力等情况。国民党立即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向渭北围剿，黄子祥、杨森率红4团与敌激战，后寡不敌众，只好退入照金，渭北根据地失守。几支队伍相继退入照金根据地后，使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有所增强，缓解了先前面临的危机。张秀山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
因为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过战，组建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习仲勋等陕甘边特委领导扛起了这副担子，于1933年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并确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随后部队在王泰吉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些小胜仗，壮大了力量。不久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刘志丹当即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主要军事领导工作。这时杨虎城已纠集了重兵向照金根据地围攻过来。红军主力只有300余人，无法和敌人打硬仗。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在根据地坚持内线斗争，随后即分兵行动。
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照金根据地很快陷落，习仲勋等人率游击队奋力突围，经辗转后终于找到了主力。王泰吉、刘志丹则率领红军在外线连战连捷，还打下了合水县城。此时这支弱小的红军没有了根据地，又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深入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史称“包家寨会议”。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与会者畅所欲言，达成了共识：一定要有红军主力；一定要有根据地；根据地还不能是一个，要互相呼应，有回旋余地，正所谓“狡兔三窟”。最后形成三项重大决议：建立红26军第42师；建立分别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其中建立红军主力是大家的共同愿望，搞多路游击区是张秀山提议的，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则是刘志丹力主的。这次会议在红26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张秀山后来回忆说：“为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1月8日，红26军第42师正式宣布成立，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3团和骑兵团共300余人枪，有战马五、六十匹。随后红42师先南下后北上，一路转战，打击歼灭小股敌人，进入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并相继组建各路游击队。12月底，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任命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到陕北领导西北革命武装斗争。此后孔原又派郭洪涛、李铁轮等人到陕北特委担负领导工作。这个郭洪涛是陕北出身的干部，日后在陕北肃反中出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经过陕北特委的努力，已相继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由强世清、高朗亭、王兆相等人领导，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三块小的游击根据地。谢子长、郭洪涛等人回来后，立即着手开展军政工作。因为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战斗中受到较大损失，已埋枪后解散。谢子长准备恢复第一支队，但手中无钱无人，只好写信向刘志丹求助。虽然红42师也很困难，但刘志丹仍尽量挤出一笔经费派人送给谢子长，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经过努力，谢子长重新组建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随后在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的支援下，又相继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扩大到600多人枪。1934年7月8日，根据陕北特委指示，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五支队的300多人枪。谢子长还指挥游击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开创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攻占县城的先例。
另一边的红42师经过几度内外线转战，扫荡了南梁地区的反动民团，拔掉了外围的一些敌人据点。同时积极进行群众工作，相继建立起了农民联合会与5支赤卫队。到了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已初步成形。这时却出了两件不好的事。
第一件是红42师师长王泰吉要求离队去豫陕边做一伙万人土匪武装的争取改造工作。刘志丹等人担心他的安全，极力劝阻。但王泰吉认为机会难得，坚持要去。最后师党委决定，同意王泰吉离队，由刘志丹接任师长。王泰吉很快化装上路，在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相识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出卖而被捕。王泰吉被押送到西安后，杨虎城本想放他一马，然而此事已惊动了南京，蒋介石对黄埔出身的王泰吉比较清楚，严令处决。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时年28岁。王泰吉是参加过渭华起义的优秀军事人才，时人都很重视他，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必然会作为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而与刘志丹、谢子长英名并列。
第二件事是高岗被撤了职。1934年1月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恰好被红42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随即报告了师党委。结果已接任师长的刘志丹严厉批评了高岗，撤了他的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高岗被下派到了第二路游击队任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的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是杨琪，出身于保镖武装，参加革命之初是跟着谢子长、阎红彦的，后来则成为了红26军的主要将领之一。高岗犯的这个严重错误是和他的个人品德作风密切相关的，过不了女色关成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软肋，以致党史留名。
1934年2月，甘肃、陕西军阀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率红42师转入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坚守南梁打游击，互相配合与敌人周旋。与此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习仲勋任主席，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前方作战。刘志丹、杨森指挥红42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忽南忽北，长程转战，三个月里九战九捷，其中包括一次歼敌2个营600多人的西华池大捷。而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几路游击队也实行坚壁清野、游击袭扰的方针与敌人进行周旋。在内外线的互相有力配合下，先后歼敌3000余人，打得各路敌人都缩了回去，痛快淋漓地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还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接任红42师师长，高岗又调回来复任了红42师政委。随后陕甘边特委作出决议，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和根据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红26军和南梁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影片中“大眼熊”的绿林武装被红军收编，应该是这一阶段的历史写照。
1934年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指挥其第86师在地方民团配合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形势所迫，谢子长、郭洪涛也只得率第一、二、五支队跳到外线转战。因独力难以打破敌人围剿，陕北红军需要与陕甘边红军联合破敌。谢子长遂率队南下陕甘边，于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刘志丹等率领的红42师会合。在这里，双方举行了军政联席会议，这就是西北革命史上颇不寻常的“阎家洼子会议”。
由于陕甘革命斗争历经多次反复，现存的两支最大的红军武装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领导。其中红42师受陕甘边特委领导，而陕甘边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在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时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则受陕北特委领导，陕北特委受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又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因此，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研究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配合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共30多人。会议开了不久，谢子长就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无视红26军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劈头盖脑地指责红26军根据客观实际坚持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好一顿大帽子。接着，郭洪涛又作了长篇发言，严厉批评了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把敌强我弱形势下的灵活转战和暂时退出根据地、建立各路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等正确实践与上述帽子一一对号入座，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与会的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干部非常震惊，对于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纷纷提出质疑，表示难以接受。而且陕甘边特委从来没受过陕北特委领导，中央和北方局也没有来检查过工作，却突然由陕北的人搞了这么一下子，其中还有原来的老上级，怎么会不令人震惊和困惑呢？就刘志丹本人来说，老战友谢子长当年就是被杜衡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帽子才被迫离队去上海受训的，他应该最清楚陕甘边的斗争形势。如今却是由谢子长当众宣读上级指示信把同样的帽子扣给了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还没有任何事前的沟通和当众解释，实在令人费解。不止如此，会上还有人提出了高岗不能再担任红42师政委的问题。郭洪涛当即提议由谢子长来当。张秀山、杨森等人都非常郁闷，会下向刘志丹反映，怎么陕北还管起陕甘边的人事来了，这都是哪出呀？对于这一顿突如其来的打击，刘志丹一如当年三甲塬事件时的态度，以大局为重，维护团结，退让隐忍，同意了由谢子长来担任红42师政委。
因为大敌当前，会议还是集中对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形成几项决定：红42师派红3团北上陕北，会同陕北红军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撤销高岗红42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贺晋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会后，刘志丹、习仲勋未因会上的不快而计较，还调拨了步枪100支、银元数百枚支援给陕北红军游击队。王世泰、黄罗斌奉命收拢了红3团后，即与谢子长率及陕北红军游击队北上安定，开始进行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这里再说一下郭洪涛。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之所以给红26军发了一封横加指责的信，与郭洪涛来陕北前向孔原的不实汇报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一点已由后来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者、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的回忆所证明。郭洪涛不仅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大肆攻击批判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革命实践，会后又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西北斗争》上发表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将上述诬指更是大加发挥。在陕北根据地的机关刊物上撰文批判攻击兄弟根据地陕甘边，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大发作。对此，8年后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其中对郭洪涛当年的表演作出了评价：“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从事后来看，强行在红26军攫取了一部分领导权的是谢子长，还轮不到郭洪涛。如果没有谢子长的支持，长期脱离陕甘革命斗争的郭洪涛如何能够如此指手画脚肆无忌惮？因为后来中央已将谢子长与刘志丹并列树立成了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领袖，为尊者讳，没有对谢子长历史上的错误进行公开评价，阎家洼子会议风波的责任就全扣到了在陕北肃反中又犯了严重错误的郭洪涛头上。对此，后来人研究这段史实时应该予以全面考量。
红3团北上后，刘志丹、张秀山、杨森率领红26军余部在南梁、照金等地区转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据点。与此同时，各路游击他蓬勃发展，游击区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红42师又相继成立了第1团、第2团，并争取梁占魁部郭宝珊营起义，将其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至1934年11月，红42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兵力1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赤卫队更达到近5000人。经过连续战斗，红军和游击队拔掉了根据地内外的上百个敌人据点，解放了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将南梁与关中连成了一片。在军事胜利的保障下，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重大决议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以其崇高威望被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一力推让，力荐习仲勋出任政府主席，自己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后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相继组建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贸易，并在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耀县、黄陵、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15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谢子长率部回到陕北后，立即将红军游击队主力集中，在红3团配合下，实行主动进攻的游击战略，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战连捷，歼敌正规军和民团数百人，缴枪数百支，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过，谢子长在8月26日率队奔袭清涧河口镇的战斗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他坚持带伤指挥，后又率部攻占了安定县城。根据战争发展形势，陕北特委开会决定正式成立陕北红军独立师。9月11日 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三支队分别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1团、第3团。不久，第二支队也改编成了独立师第2团。全师共700余人，有枪300多支。随后各团分别在驻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在积极的军事斗争下，陕北根据地逐步扩大，各地的游击队也发展到了20多支。
然而，1934年9月5日，已负重伤的谢子长却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对红26军及刘志丹等领导人进行了无端指责，用词非常尖锐。如：“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
如果真像谢子长指控的那样，“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那么正在如火如荼中进行的陕甘边根据地建设是怎么来的？敌人对陕甘边的第一次围剿是怎么被粉碎的？而渭北与照金根据地的失败，红26军第2团的覆灭，与当时的军团两级政委杜衡的瞎指挥密不可分。但将其和浴火重生的红42师联系在一起，却又是不加具体分析的鱼目混珠。说“在政治上非常困难”真是倒打一靶了。谢子长带着陕北的人去陕甘边夺权，陕甘边的人没说什么就给了他，那还怎么政治上不困难？非要和三甲塬缴枪一样再来一次，消灭陕甘边，搞一言堂，才算不困难？至于所谓“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更是自说自话。陕甘边哪位同志没事干了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一致”要求上边派人来领导红42师了？那不就是谢、郭自己的要求吗！而谢子长信中所说的“老右倾同志”，无疑是指一直坚持战斗在陕甘，深孚众望，却长期被“左倾”领导指责的刘志丹了。曾经同生共死过的老战友，说出这样罔顾事实的话来，实在令人齿冷！综上所述，谢子长在信中的指控均与事实不符。
无独有偶。不久，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郭洪涛也给孔原致信，又把“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的帽子给红26军和刘志丹等人扣了一遍，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这样一来，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及刘志丹等领导在孔原心目中的印象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后来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在此就埋下了导火线。
到了1934年10月，因为根据地缺医少药，谢子长的伤势一直迁延不愈，已发展到红肿流浓，咳嗽气喘，不能休息和睡觉的程度了。陕北特委决定，送谢子长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养伤。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的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指示要统一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红军游击队。由于谢子长离开了部队，为加强陕北的军事指挥力量，刘志丹派遣杨琪北上担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帮助陕北特委开展武装斗争。黄翰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认为谢子长负伤后，能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武装力量共同进行军事斗争的，只有刘志丹。因此他指示刘志丹尽快到陕北来共商大计。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带着红42师第2团赶到了陕北根据地的中心赤源县（即安定县）。第二天，他就去水晶沟灯盏湾探望了在此养伤的谢子长。两位老战友进行了一番长谈。陕甘边根据地的蓬勃发展谢子长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他又给孔原写了一封信，认为陕甘边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好转，这次算是说了一些客观的话。当时因为伤势越来越重，谢子长不免心情灰暗。刘志丹不计前嫌，竭力安慰谢子长安心养伤。两个人讨论了关于两个根据地和各自武装力量统一行动的诸般事项，基本都达成了共识。在生命之火越来越弱之时，谢子长能较为客观地对待当前形势，支持刘志丹进行领导，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5年1月29日，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正式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由陕北特委组织委员马明方担任政府主席。紧接着，以陕北红军独立师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由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3个团，贺晋年、郭毓仁、王兆相分别担任了团长。就在这时，奉蒋介石命令，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出动了20多个团5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面对严峻敌情，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的刘志丹、高岗，陕北特委的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人，谢子长因病重未能出席。会议重点研究了军事问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对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刘志丹竭力推举谢子长出任。但谢子长坚辞不受，最后他以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决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任军委委员。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惠子俊，组织部长是郭洪涛，宣传部长是张秀山。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周家硷会议的重要成果是达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标志着陕北苏区的正式形成。
周家硷会议后不久，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而不幸逝世，时年38岁。后来，毛泽东曾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的家乡安定乡，也改名为子长县。在中共西北革命史叙述上，谢子长成为了与刘志丹并列的革命领袖。
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二号人物。他日后也堪称是红极一时的政治生涯，由此起步。为统一军事指挥，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全权指挥所有红军、游击队的作战行动。影片《北斗》中刘志丹被红军将士称为总指挥，即是由此而来。
此后，红26军、红27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方针，机动转战，连战连捷，其中包括在定仙焉战斗中取得了一次歼敌一个整团和旅直属队的重大胜利。在各路游击队配合下，历时近八个月浴血奋战，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同时，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空前壮大。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行文至此，笔者也不由感叹：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多么的不易！刘志丹与他的革命同志一起，屡仆屡起，愈挫愈奋，历经千难万险，方始创业有基。陕北苏区红军和人民对刘志丹发自由衷的爱戴，正是他传奇革命奋斗的必然结果。对此，后来到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笔下传神：“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在影片《北斗》的下集里，甘文戎等人反攻倒算，安兆祥不屈牺牲。长源到红军部队中来找桂兰，不料正遇到桂兰被保卫局人员当作“反革命”抓走。长源竭力阻拦，也被一起关进了监牢。在这里他遇到了“大眼熊”，才知道红军部队中正在大搞“肃反”，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大眼熊”惨遭错误杀害。长源悲痛地来找刘志丹申诉，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竟也把毒手伸向了刘志丹，发密信要逮捕他。刘志丹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不顾李国才和长源等人的劝阻自投罗网。长源百思不解，悲愤已极。他听说中央红军长征已到达陕北附近时，怀着巨大的希望再一次踏上了寻北斗之路。经过餐冰饮雪的艰难跋涉，长源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把陕北发生的事报告给了党中央。党中央迅速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周恩来副主席奉派亲赴瓦窑堡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长源不但找到了已参加红军的父亲申多余，也终于和桂兰在革命部队中获得了团圆。
陕北肃反是西北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冤枉了很多好同志，几乎断送了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苏区。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西北革命史上的极为敏感复杂之处，基本都由陕北肃反肇始而来，并且贻患后人。
前边说过谢子长和郭洪涛曾先后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密信，对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大加指控。这些密信及另外一些人反映的不实情况，促使孔原决定派人到陕北苏区实施统一领导，清除所谓的“右派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危险因素。孔原选择了当时的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理治，命他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前往陕北苏区执行上述使命。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在孔原等人影响下派遣聂洪钧奔赴陕北苏区，任务和朱理治一样。两位钦差大员的到来，给蓬勃发展中的陕北苏区带来了灾难。
朱理治先一步于1935年7月到达陕北苏区。因为有孔原先前的嘱咐，朱理治只找郭洪涛一个人了解陕北的情况，而没有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人谈过话，更没有找过其他苏区党政军干部进行调研。可想而知，朱理治会从郭洪涛嘴里听到一些什么东西。本来他就在孔原那里戴上了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有色眼镜，这下对陕甘边特委及红26军领导人的印象就更加恶劣了。同时，在关于陕北红军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朱理治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带有“左倾”冒险主义色彩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抵制，使他感到陕甘边的干部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必须调整。不仅如此，朱理治还发现“扩红（扩大红军）”、“查田（土地改革）”等工作在陕甘边推行起来都很费力，地主富农气焰嚣张，党、团、工会的干部成分非常复杂，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实际上，因为陕北地广人稀的特殊社会环境，过多扩大红军会导致青壮年劳动力逃离，使农业生产更加凋敝，造成红军筹粮生息困难；群众对土地分配并不热望，他们最关注的是债务的废除和财物分配。因此，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有针对性地做群众工作，稳步推动军政建设，因而受到了人民欢迎。同时，大力发展统一战线以巩固政权，这是陕甘边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重要保障之一。上述符合苏区发展实际的方针政策，与那些“左倾”路线下的种种过火政策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朱理治根本未做深入调查研究，就武断地认为陕甘边出了右派，不开展工作，并且在有意破坏。于是，他一面派人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一面动了肃反的念头。到了9月初，聂洪钧也到达了陕北苏区。在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影响下，聂洪钧得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结论。可是朱、聂初来乍到，对于强行在苏区推动肃反感到有心无力，至少他们不敢保证刘志丹带出来的红26军会支持他们。就在这时，突然出现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局面：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长征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
自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川陕边后，吴焕先、徐海东就率领重建的红25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因国民党调集兵力连续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敌强我弱，红25军也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1月，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2900余人开始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在连续冲破国民党军封锁后，红25军到达陕南，建立了鄂豫陕苏区。后又兵出陇东牵制敌人，继续转战北上。经前后十个月长征，红25军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终于在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次日同红26、27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可惜，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一个月前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影片中说总指挥刘志丹带人去迎接南边来的一支红军，指的就是红25军。
对于红25军的到来，朱理治、聂洪钧等人非常高兴，认为这正好是改组陕北苏区领导机构的好机会。他们趁热打铁，在红25军和陕北红军会师的当天就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书记为朱理治，成为了当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仅过了一天，代表团又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和随红25军同来的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消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刘志丹、马明方、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程子华等人为委员，而惠子俊、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原西北工委领导成员都被排除在省委之外。会议同时改组了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并将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25军、26军、27军分别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75、78、81师，全军团共7000多人枪。这样一来，朱理治、聂洪钧就依靠陕北本地的郭洪涛及外来的红25军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为下一步推行“左倾”路线完成了组织上的准备。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军阀部队的约10万多兵力，并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兵分五路，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
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就立即投入了反围剿作战。在研究敌情时，徐海东、程子华等人主张先打南路东北军，认为只有打垮其主力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高岗等人主张先打北路井岳秀、高桂滋部，该两敌好打，并可乘势进一步扩大苏区。最后朱理治、聂洪钧决定先打东北军，佯攻围困甘泉县城，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等东北军从肤施（今延安）向甘泉增援时，再将援敌歼灭于运动之中。熟悉陕北地形的刘志丹提出可在肤施、甘泉之间的劳山镇设伏，那里公路两侧群山连绵，树林茂密，利于隐蔽和设伏。议定之后红十五军团立即开往前方分兵行动。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主力在劳山地区设伏成功，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大胜仗。
然而，前方刚刚打了胜仗，陕北苏区却拉开了肃反的大幕。朱理治等人以陕甘晋省委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因而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由红25军的肃反干将戴季英担任首脑，颁布赤色戒严令，开始进行肃反。朱理治坐镇永坪镇主持全局，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陕北苏区和红军遭到了一场大劫难。
对于为什么要在陕北搞肃反，朱理治在建国后所写的《往事回忆》中有详细叙述：“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孔原认定的‘右倾取消主义’分子）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即张汉民）同志的供词中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有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
在朱理治上边的回忆中，奉孔原的指派及他在陕甘边的观感前边都已交代过了，重点要说一下的是红25军和陕北肃反的关系。红25军在陕南时，曾于九间房战斗中击溃了杨虎城部警卫第3旅，俘虏了旅长张汉民。这个张汉民就是前边说过多次的原杨虎城警卫团团长，是秘密在杨部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张汉民命令部队不加抵抗，才会被红25军打垮俘虏。其后张汉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包括在警卫第3旅中同时被俘的20多名共产党员身份，并诉说了多年来与陕西省党组织及刘志丹部红26军联系的情况。然而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等人不了解西北革命中特殊的兵运工作情况，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申辩，认为他们全是冒充的“反革命”，是“法西斯蒂分子”。后来吴焕先、戴季英决定，将张汉民及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员全部秘密处决。由此，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认定陕西省党组织及红26军中都混入了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要里应外合整垮根据地和红军。当时吴焕先还以红25军政委兼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身份，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认为陕西党组织的“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联系”，要求“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后，虽然吴焕先已牺牲，但其他领导人仍持此观念，与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人一拍即合，都对陕甘边及包括刘志丹在内的红26军领导人产生了重大怀疑。正是因为有了红25军的枪杆子支持，朱理治等人才有胆子在苏区推动肃反。
张汉民的被错误杀害，使思想比较进步的杨虎城非常不满，也对中共产生了偏见。直到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亲自找杨虎城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使杨消了气。后来在中共七大上，张汉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与王泰吉、许权中并列为了中共陕西“三烈士”。
开始肃反后，戴季英把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又搬到了陕北，大搞逼供信（一逼，二供，三相信）。首先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原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被指认为张慕陶派往陕北联络黄子文的交通员江旭等五人抓了起来。这些人不是孔原早就交代的“右倾取消主义”危险人物，就是朱理治等人发现的“右派”分子，要首先拿他们打开突破口。结果在政治保卫局人员的严刑逼供下，很快就有人供出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杨森等人是“右派反革命”。当时戴季英没有让朱理治明令参加审讯的郭洪涛听审，获取口供的过程都是由自己完成的，弄得朱理治等人也难辨真假。郭洪涛知道了供出来的情况后，表示“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
这就有点意思了。郭洪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地向上级打陕甘边领导人的小报告，坏话说尽，如今怎么又突然“高尚”起来了呢？实际上，如果刘志丹、高岗、张秀山这些人真的就此被打成反革命出局，现存的陕北本地领导人中就只有郭洪涛的资历最深、地位最高了。他曾经自己都说过有“领袖欲”、“好嫉妒人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如此一来岂不正中下怀？联系到多年后郭洪涛还在散布刘志丹是所谓“右派”的言论，并一直试图抵赖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几次想翻案，一直闹腾到了80年代，就可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如果他是一个好名务大，临事而惧之辈，有这样的表现可以理解；如果他不想自己身上沾血，顺势做个好人，将来领导起来也能服旧众，同样可以理解；如果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之人，为什么这时才说这话？先前干什么去了？后来刘志丹在谈到陕北肃反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别的同志都是外来的，不了解陕北的情况。郭洪涛是本地干部，却不顾事实打击陷害同志，所起的恶劣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如此一来，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政治保卫局人员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杨琪、惠子俊、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其中刘志丹就如影片中演得那样，是先拆看了政治保卫局命令逮捕自己的信后，仍光明磊落，顾全大局，自己前去投案自首的。
在一个多月的肃反期间，政治保卫局对被逮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予以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其中张秀山咬牙不承认刘志丹等领导人是“右派反革命”，被打得死去活来。醒过来后他悲愤地哭喊道：“我死，没有问题！26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如此惨烈的一幕就连看押他的保卫局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更有甚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竟下令开始杀人。如红26军营长于震西，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竟然被用匕首一刀一刀捅死。影片中的红军营长“大眼熊”，正是许多被错误杀害的红军指战员代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尽管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后来对下令杀人的责任竭力推卸，但众多当事人的回忆铁证如山。据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公布的数字，在陕北肃反中，前方错杀了200多人，后方错捕了130人。
不仅陕甘边和红26军被肃得七荤八素，连陕北出身的红27军也受到了波及。在劳山之战后，徐海东等又指挥红十五军团取得了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歼灭东北军第107师4个营1800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战后，军团下令改组了红81师，调走一批原来的干部，调进了一批原红25军干部。红四方面军里原来的一些打骂士兵、搞特殊化的军阀习气也被带到了红27军中，使本来在生活上同甘共苦的红27军指战员非常不满。加上肃反搞得人心大乱，人人自危，前方红军中发生了“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结果红27军人员甚至怀疑红25军是化装进来的“内奸”，是要整垮红军。红81师师长贺晋年在后来遇到杨尚昆时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贺晋年是陕西安定县人，早年搞过兵运，后来成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者之一。在延安和东北时期，贺晋年都以擅长剿匪而闻名。他主持合江军区期间，像什么号称“四大旗杆”的土匪头子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都是手到擒来。小说《林海雪原》和当红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描写的，就是这段时期发生在牡丹江军区的剿匪故事。1955年授衔，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贺晋年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了全军唯一的副兵团级少将。这主要是因为吃了已经倒台的高岗瓜落，被说成是参与了其的“反党”活动。
就在陕北苏区和红军几乎要被断送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来到了陕北，制止了这场错误肃反。1935年9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改编成的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了甘南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在陕北还有一块保存完整的红色苏区和一支红军，兴奋异常。中共中央随即开会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一个月后，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这时也正是陕北苏区肃反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吴起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取了陕北当地干部关于肃反情况的汇报，感到情况严重，于是立即派陕北出身的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和李维汉带着电台到达甘泉下寺湾时遇到了郭洪涛，证实了陕北确实正在大搞肃反，立即电告中央。中央随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很快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红军及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周恩来当场指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会后即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肃反事件。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在博古领导下，中央党务委员会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习仲勋等18人。影片中亲自前来释放刘志丹的是周恩来，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当时因国民党军进攻在即，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继续进行反围剿作战。张闻天、博古等人则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处理肃反事件。经过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后，大部分被捕人员也被陆续释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会上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一天，中共西北中央局对肃反工作的主要组织领导者戴季英、聂洪钧作出了处分决定。
这里要注意的是，当时中央并没有过多追究朱理治等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实际上，因为朱理治的片面汇报，张闻天等人还对朱理治领导陕北苏区肃反予以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苏区中确有右派在破坏，如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李西萍等人，陕甘边和红26军领导人是受到了“右倾”影响。只是在肃反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要由戴季英、聂洪钧负主要责任。正是在这种主观认识下，对于肃反受害者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的头上仍然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据此，在对陕甘边及红26军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时也出现了偏差，多是降职使用。如刘志丹被任命为瓦窑堡警备司令、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高岗被派到内蒙古去指挥仅有10多人的陕北骑兵团；习仲勋被任命为环县县委书记；张秀山成了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杨森担任了新成立的黄河游击师参谋长；王世泰当了陕北苏区军事部副部长；原红27军第84师师长杨琪被降成了三边独立营营长等。然而他们仍然对党和革命事业一片忠心，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努力进行着工作。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刘志丹率红28军也在出征之列。在路过神府苏区时，他遇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当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张秀山后来回忆：“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当时身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成了两位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1936年4月14日，在东渡黄河后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当时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填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在这次东征中，时为红30军参谋长的杨森、红28军第3团团长的杨琪，也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红26军创建发展时期最主要的军事干部，至此已大多凋零。
在这次东征前，刘志丹曾对前来看望他的习仲勋说过一段话：“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置同志于死地。” 多少年过去后，再回顾刘志丹的这番话，不能不令人感到了其高度的警示意义。
刘志丹身后，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5月2日，延安各界一万人举行了刘志丹公祭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致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毛泽东题的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的是：“上下五年千，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可见，周恩来对他的这名黄埔学生是有着何等深的感情。值得提一句的是，日后我国普遍使用的丧葬仪式上的那首《哀乐》，就是特为刘志丹送灵时创作出来的。多少年后，中共中央军委将刘志丹列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
一直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做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才算完全否定了当年的陕北错误肃反，批判了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犯下的严重错误，为所有在肃反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过，由于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日后在党的七大上、“高饶事件”后、80年代等时期，又因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缠于肃反责任问题和西北党史的一些恩怨而闹出了多次风波。其间还发生了因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而铸成的冤狱大案，夹缠着是“陕北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北”这样一度使人闻之心惊的政治话题，使得陕北肃反这段历史变得分外敏感，余波绵延至今。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前的处境可谓万分困难，四顾茫然。毛泽东甚至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后来也曾回忆：“在长征最困难时期，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散，男的可以做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转，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可以化妆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局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去陕北。”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支持，成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那么日后中国革命的大发展就很难想像。反过来看，在错误的“左倾”肃反下，陕北苏区和红军遭到了极大损害，已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这块当时唯一能给中国革命提供落脚点并重新出发的根据地，恐怕也会就此断送。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央和陕北是互救，这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因为不同时期政治局势而造成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敏感话题，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了。
影片《北斗》在一片欢欣喜悦中结束了。将丰富的地方音乐元素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在一部影片中，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是难得再见到的可贵艺术尝试。影片中饰演申长源的是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编导室一级演员黄中秋，曾出演过《碧海红波》、《彭大将军》等影片；饰演刘志丹的是演员袁志光，后来还在大型影片《周恩来》、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出演过角色。袁志光的刘志丹扮相相当传神，只可惜以后再难有题材去演这个角色了；饰演周恩来的是著名特型演员苏林，这是他在银幕上第一次出演周恩来，日后更是从《四渡赤水》、《巍巍昆仑》一直演到了《大决战》，为广大观众所熟悉；饰演申多余、安兆祥两个角色的是老演员王润身，曾出演过影片《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关敬陶等。在影片《北斗》中，要论演技最精湛的，还要数王润身；饰演红军团长李国才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刘世龙，这位的名字可能有不少人没听说过，但演过的角色却很少有人不知道，影片《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烈士王成；饰演谢桂兰的，就是影片中的独唱李元华。可能有人还记得，在198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第一位登台亮相的女歌手曾演唱了一首改编自辛弃疾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歌曲《南乡子》，这位就是李元华。可惜的是，这届春晚被评为是历届春晚中最失败的一次。其现场选择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观众不但离舞台的距离太远，而且大冬天的还没有暖气，造成现场效果极差，李元华演唱的这首不到两分钟的歌曲几乎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在之后的几天时间内，央视就收到了全国观众寄来的三麻袋批评信，不得不在1985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并在全国会议上向同行检讨。
最后，用影片中的一个片段来结束本文吧：安兆祥手拨三弦，脚打板，流着眼泪唱道：“穷的越穷皮包骨，富的越富粮成山，世道不公恨难消，咱受苦人为甚不起来造它的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正是对这一痛问苍穹的有力回答。
到了1934年10月，因为根据地缺医少药，谢子长的伤势一直迁延不愈，已发展到红肿流浓，咳嗽气喘，不能休息和睡觉的程度了。陕北特委决定，送谢子长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养伤。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的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指示要统一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红军游击队。由于谢子长离开了部队，为加强陕北的军事指挥力量，刘志丹派遣杨琪北上担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帮助陕北特委开展武装斗争。黄翰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认为谢子长负伤后，能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武装力量共同进行军事斗争的，只有刘志丹。因此他指示刘志丹尽快到陕北来共商大计。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带着红42师第2团赶到了陕北根据地的中心赤源县（即安定县）。第二天，他就去水晶沟灯盏湾探望了在此养伤的谢子长。两位老战友进行了一番长谈。陕甘边根据地的蓬勃发展谢子长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他又给孔原写了一封信，认为陕甘边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好转，这次算是说了一些客观的话。当时因为伤势越来越重，谢子长不免心情灰暗。刘志丹不计前嫌，竭力安慰谢子长安心养伤。两个人讨论了关于两个根据地和各自武装力量统一行动的诸般事项，基本都达成了共识。在生命之火越来越弱之时，谢子长能较为客观地对待当前形势，支持刘志丹进行领导，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5年1月29日，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正式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由陕北特委组织委员马明方担任政府主席。紧接着，以陕北红军独立师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由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3个团，贺晋年、郭毓仁、王兆相分别担任了团长。就在这时，奉蒋介石命令，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出动了20多个团5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面对严峻敌情，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的刘志丹、高岗，陕北特委的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人，谢子长因病重未能出席。会议重点研究了军事问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对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刘志丹竭力推举谢子长出任。但谢子长坚辞不受，最后他以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决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任军委委员。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惠子俊，组织部长是郭洪涛，宣传部长是张秀山。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周家硷会议的重要成果是达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标志着陕北苏区的正式形成。
周家硷会议后不久，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而不幸逝世，时年38岁。后来，毛泽东曾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的家乡安定乡，也改名为子长县。在中共西北革命史叙述上，谢子长成为了与刘志丹并列的革命领袖。
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二号人物。他日后也堪称是红极一时的政治生涯，由此起步。为统一军事指挥，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全权指挥所有红军、游击队的作战行动。影片《北斗》中刘志丹被红军将士称为总指挥，即是由此而来。
此后，红26军、红27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方针，机动转战，连战连捷，其中包括在定仙焉战斗中取得了一次歼敌一个整团和旅直属队的重大胜利。在各路游击队配合下，历时近八个月浴血奋战，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同时，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空前壮大。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行文至此，笔者也不由感叹：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多么的不易！刘志丹与他的革命同志一起，屡仆屡起，愈挫愈奋，历经千难万险，方始创业有基。陕北苏区红军和人民对刘志丹发自由衷的爱戴，正是他传奇革命奋斗的必然结果。对此，后来到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笔下传神：“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在影片《北斗》的下集里，甘文戎等人反攻倒算，安兆祥不屈牺牲。长源到红军部队中来找桂兰，不料正遇到桂兰被保卫局人员当作“反革命”抓走。长源竭力阻拦，也被一起关进了监牢。在这里他遇到了“大眼熊”，才知道红军部队中正在大搞“肃反”，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大眼熊”惨遭错误杀害。长源悲痛地来找刘志丹申诉，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竟也把毒手伸向了刘志丹，发密信要逮捕他。刘志丹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不顾李国才和长源等人的劝阻自投罗网。长源百思不解，悲愤已极。他听说中央红军长征已到达陕北附近时，怀着巨大的希望再一次踏上了寻北斗之路。经过餐冰饮雪的艰难跋涉，长源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把陕北发生的事报告给了党中央。党中央迅速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周恩来副主席奉派亲赴瓦窑堡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长源不但找到了已参加红军的父亲申多余，也终于和桂兰在革命部队中获得了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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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肃反是西北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冤枉了很多好同志，几乎断送了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苏区。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西北革命史上的极为敏感复杂之处，基本都由陕北肃反肇始而来，并且贻患后人。
前边说过谢子长和郭洪涛曾先后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密信，对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大加指控。这些密信及另外一些人反映的不实情况，促使孔原决定派人到陕北苏区实施统一领导，清除所谓的“右派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危险因素。孔原选择了当时的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理治，命他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前往陕北苏区执行上述使命。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在孔原等人影响下派遣聂洪钧奔赴陕北苏区，任务和朱理治一样。两位钦差大员的到来，给蓬勃发展中的陕北苏区带来了灾难。
朱理治先一步于1935年7月到达陕北苏区。因为有孔原先前的嘱咐，朱理治只找郭洪涛一个人了解陕北的情况，而没有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人谈过话，更没有找过其他苏区党政军干部进行调研。可想而知，朱理治会从郭洪涛嘴里听到一些什么东西。本来他就在孔原那里戴上了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有色眼镜，这下对陕甘边特委及红26军领导人的印象就更加恶劣了。同时，在关于陕北红军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朱理治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带有“左倾”冒险主义色彩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抵制，使他感到陕甘边的干部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必须调整。不仅如此，朱理治还发现“扩红（扩大红军）”、“查田（土地改革）”等工作在陕甘边推行起来都很费力，地主富农气焰嚣张，党、团、工会的干部成分非常复杂，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实际上，因为陕北地广人稀的特殊社会环境，过多扩大红军会导致青壮年劳动力逃离，使农业生产更加凋敝，造成红军筹粮生息困难；群众对土地分配并不热望，他们最关注的是债务的废除和财物分配。因此，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有针对性地做群众工作，稳步推动军政建设，因而受到了人民欢迎。同时，大力发展统一战线以巩固政权，这是陕甘边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重要保障之一。上述符合苏区发展实际的方针政策，与那些“左倾”路线下的种种过火政策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朱理治根本未做深入调查研究，就武断地认为陕甘边出了右派，不开展工作，并且在有意破坏。于是，他一面派人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一面动了肃反的念头。到了9月初，聂洪钧也到达了陕北苏区。在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影响下，聂洪钧得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结论。可是朱、聂初来乍到，对于强行在苏区推动肃反感到有心无力，至少他们不敢保证刘志丹带出来的红26军会支持他们。就在这时，突然出现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局面：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长征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
自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川陕边后，吴焕先、徐海东就率领重建的红25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因国民党调集兵力连续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敌强我弱，红25军也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1月，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2900余人开始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在连续冲破国民党军封锁后，红25军到达陕南，建立了鄂豫陕苏区。后又兵出陇东牵制敌人，继续转战北上。经前后十个月长征，红25军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终于在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次日同红26、27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可惜，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一个月前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影片中说总指挥刘志丹带人去迎接南边来的一支红军，指的就是红25军。
对于红25军的到来，朱理治、聂洪钧等人非常高兴，认为这正好是改组陕北苏区领导机构的好机会。他们趁热打铁，在红25军和陕北红军会师的当天就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书记为朱理治，成为了当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仅过了一天，代表团又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和随红25军同来的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消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刘志丹、马明方、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程子华等人为委员，而惠子俊、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原西北工委领导成员都被排除在省委之外。会议同时改组了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并将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25军、26军、27军分别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75、78、81师，全军团共7000多人枪。这样一来，朱理治、聂洪钧就依靠陕北本地的郭洪涛及外来的红25军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为下一步推行“左倾”路线完成了组织上的准备。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军阀部队的约10万多兵力，并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兵分五路，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
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就立即投入了反围剿作战。在研究敌情时，徐海东、程子华等人主张先打南路东北军，认为只有打垮其主力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高岗等人主张先打北路井岳秀、高桂滋部，该两敌好打，并可乘势进一步扩大苏区。最后朱理治、聂洪钧决定先打东北军，佯攻围困甘泉县城，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等东北军从肤施（今延安）向甘泉增援时，再将援敌歼灭于运动之中。熟悉陕北地形的刘志丹提出可在肤施、甘泉之间的劳山镇设伏，那里公路两侧群山连绵，树林茂密，利于隐蔽和设伏。议定之后红十五军团立即开往前方分兵行动。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主力在劳山地区设伏成功，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大胜仗。
然而，前方刚刚打了胜仗，陕北苏区却拉开了肃反的大幕。朱理治等人以陕甘晋省委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因而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由红25军的肃反干将戴季英担任首脑，颁布赤色戒严令，开始进行肃反。朱理治坐镇永坪镇主持全局，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陕北苏区和红军遭到了一场大劫难。
对于为什么要在陕北搞肃反，朱理治在建国后所写的《往事回忆》中有详细叙述：“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孔原认定的‘右倾取消主义’分子）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即张汉民）同志的供词中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有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
在朱理治上边的回忆中，奉孔原的指派及他在陕甘边的观感前边都已交代过了，重点要说一下的是红25军和陕北肃反的关系。红25军在陕南时，曾于九间房战斗中击溃了杨虎城部警卫第3旅，俘虏了旅长张汉民。这个张汉民就是前边说过多次的原杨虎城警卫团团长，是秘密在杨部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张汉民命令部队不加抵抗，才会被红25军打垮俘虏。其后张汉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包括在警卫第3旅中同时被俘的20多名共产党员身份，并诉说了多年来与陕西省党组织及刘志丹部红26军联系的情况。然而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等人不了解西北革命中特殊的兵运工作情况，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申辩，认为他们全是冒充的“反革命”，是“法西斯蒂分子”。后来吴焕先、戴季英决定，将张汉民及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员全部秘密处决。由此，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认定陕西省党组织及红26军中都混入了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要里应外合整垮根据地和红军。当时吴焕先还以红25军政委兼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身份，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认为陕西党组织的“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联系”，要求“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后，虽然吴焕先已牺牲，但其他领导人仍持此观念，与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人一拍即合，都对陕甘边及包括刘志丹在内的红26军领导人产生了重大怀疑。正是因为有了红25军的枪杆子支持，朱理治等人才有胆子在苏区推动肃反。
张汉民的被错误杀害，使思想比较进步的杨虎城非常不满，也对中共产生了偏见。直到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亲自找杨虎城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使杨消了气。后来在中共七大上，张汉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与王泰吉、许权中并列为了中共陕西“三烈士”。
开始肃反后，戴季英把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又搬到了陕北，大搞逼供信（一逼，二供，三相信）。首先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原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被指认为张慕陶派往陕北联络黄子文的交通员江旭等五人抓了起来。这些人不是孔原早就交代的“右倾取消主义”危险人物，就是朱理治等人发现的“右派”分子，要首先拿他们打开突破口。结果在政治保卫局人员的严刑逼供下，很快就有人供出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杨森等人是“右派反革命”。当时戴季英没有让朱理治明令参加审讯的郭洪涛听审，获取口供的过程都是由自己完成的，弄得朱理治等人也难辨真假。郭洪涛知道了供出来的情况后，表示“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
这就有点意思了。郭洪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地向上级打陕甘边领导人的小报告，坏话说尽，如今怎么又突然“高尚”起来了呢？实际上，如果刘志丹、高岗、张秀山这些人真的就此被打成反革命出局，现存的陕北本地领导人中就只有郭洪涛的资历最深、地位最高了。他曾经自己都说过有“领袖欲”、“好嫉妒人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如此一来岂不正中下怀？联系到多年后郭洪涛还在散布刘志丹是所谓“右派”的言论，并一直试图抵赖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几次想翻案，一直闹腾到了80年代，就可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如果他是一个好名务大，临事而惧之辈，有这样的表现可以理解；如果他不想自己身上沾血，顺势做个好人，将来领导起来也能服旧众，同样可以理解；如果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之人，为什么这时才说这话？先前干什么去了？后来刘志丹在谈到陕北肃反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别的同志都是外来的，不了解陕北的情况。郭洪涛是本地干部，却不顾事实打击陷害同志，所起的恶劣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如此一来，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政治保卫局人员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杨琪、惠子俊、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其中刘志丹就如影片中演得那样，是先拆看了政治保卫局命令逮捕自己的信后，仍光明磊落，顾全大局，自己前去投案自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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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月的肃反期间，政治保卫局对被逮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予以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其中张秀山咬牙不承认刘志丹等领导人是“右派反革命”，被打得死去活来。醒过来后他悲愤地哭喊道：“我死，没有问题！26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如此惨烈的一幕就连看押他的保卫局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更有甚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竟下令开始杀人。如红26军营长于震西，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竟然被用匕首一刀一刀捅死。影片中的红军营长“大眼熊”，正是许多被错误杀害的红军指战员代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尽管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后来对下令杀人的责任竭力推卸，但众多当事人的回忆铁证如山。据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公布的数字，在陕北肃反中，前方错杀了200多人，后方错捕了1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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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陕甘边和红26军被肃得七荤八素，连陕北出身的红27军也受到了波及。在劳山之战后，徐海东等又指挥红十五军团取得了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歼灭东北军第107师4个营1800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战后，军团下令改组了红81师，调走一批原来的干部，调进了一批原红25军干部。红四方面军里原来的一些打骂士兵、搞特殊化的军阀习气也被带到了红27军中，使本来在生活上同甘共苦的红27军指战员非常不满。加上肃反搞得人心大乱，人人自危，前方红军中发生了“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结果红27军人员甚至怀疑红25军是化装进来的“内奸”，是要整垮红军。红81师师长贺晋年在后来遇到杨尚昆时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贺晋年是陕西安定县人，早年搞过兵运，后来成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者之一。在延安和东北时期，贺晋年都以擅长剿匪而闻名。他主持合江军区期间，像什么号称“四大旗杆”的土匪头子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都是手到擒来。小说《林海雪原》和当红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描写的，就是这段时期发生在牡丹江军区的剿匪故事。1955年授衔，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贺晋年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了全军唯一的副兵团级少将。这主要是因为吃了已经倒台的高岗瓜落，被说成是参与了其的“反党”活动。
就在陕北苏区和红军几乎要被断送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来到了陕北，制止了这场错误肃反。1935年9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改编成的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了甘南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在陕北还有一块保存完整的红色苏区和一支红军，兴奋异常。中共中央随即开会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一个月后，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这时也正是陕北苏区肃反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吴起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取了陕北当地干部关于肃反情况的汇报，感到情况严重，于是立即派陕北出身的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和李维汉带着电台到达甘泉下寺湾时遇到了郭洪涛，证实了陕北确实正在大搞肃反，立即电告中央。中央随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很快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红军及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周恩来当场指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会后即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肃反事件。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在博古领导下，中央党务委员会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习仲勋等18人。影片中亲自前来释放刘志丹的是周恩来，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当时因国民党军进攻在即，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继续进行反围剿作战。张闻天、博古等人则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处理肃反事件。经过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后，大部分被捕人员也被陆续释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会上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一天，中共西北中央局对肃反工作的主要组织领导者戴季英、聂洪钧作出了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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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注意的是，当时中央并没有过多追究朱理治等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实际上，因为朱理治的片面汇报，张闻天等人还对朱理治领导陕北苏区肃反予以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苏区中确有右派在破坏，如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李西萍等人，陕甘边和红26军领导人是受到了“右倾”影响。只是在肃反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要由戴季英、聂洪钧负主要责任。正是在这种主观认识下，对于肃反受害者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的头上仍然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据此，在对陕甘边及红26军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时也出现了偏差，多是降职使用。如刘志丹被任命为瓦窑堡警备司令、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高岗被派到内蒙古去指挥仅有10多人的陕北骑兵团；习仲勋被任命为环县县委书记；张秀山成了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杨森担任了新成立的黄河游击师参谋长；王世泰当了陕北苏区军事部副部长；原红27军第84师师长杨琪被降成了三边独立营营长等。然而他们仍然对党和革命事业一片忠心，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努力进行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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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刘志丹率红28军也在出征之列。在路过神府苏区时，他遇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当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张秀山后来回忆：“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当时身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成了两位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1936年4月14日，在东渡黄河后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当时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填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在这次东征中，时为红30军参谋长的杨森、红28军第3团团长的杨琪，也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红26军创建发展时期最主要的军事干部，至此已大多凋零。
在这次东征前，刘志丹曾对前来看望他的习仲勋说过一段话：“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置同志于死地。” 多少年过去后，再回顾刘志丹的这番话，不能不令人感到了其高度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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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身后，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5月2日，延安各界一万人举行了刘志丹公祭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致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毛泽东题的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的是：“上下五年千，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可见，周恩来对他的这名黄埔学生是有着何等深的感情。值得提一句的是，日后我国普遍使用的丧葬仪式上的那首《哀乐》，就是特为刘志丹送灵时创作出来的。多少年后，中共中央军委将刘志丹列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
一直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做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才算完全否定了当年的陕北错误肃反，批判了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犯下的严重错误，为所有在肃反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过，由于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日后在党的七大上、“高饶事件”后、80年代等时期，又因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缠于肃反责任问题和西北党史的一些恩怨而闹出了多次风波。其间还发生了因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而铸成的冤狱大案，夹缠着是“陕北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北”这样一度使人闻之心惊的政治话题，使得陕北肃反这段历史变得分外敏感，余波绵延至今。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前的处境可谓万分困难，四顾茫然。毛泽东甚至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后来也曾回忆：“在长征最困难时期，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散，男的可以做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转，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可以化妆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局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去陕北。”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支持，成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那么日后中国革命的大发展就很难想像。反过来看，在错误的“左倾”肃反下，陕北苏区和红军遭到了极大损害，已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这块当时唯一能给中国革命提供落脚点并重新出发的根据地，恐怕也会就此断送。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央和陕北是互救，这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因为不同时期政治局势而造成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敏感话题，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了。
影片《北斗》在一片欢欣喜悦中结束了。将丰富的地方音乐元素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在一部影片中，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是难得再见到的可贵艺术尝试。影片中饰演申长源的是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编导室一级演员黄中秋，曾出演过《碧海红波》、《彭大将军》等影片；饰演刘志丹的是演员袁志光，后来还在大型影片《周恩来》、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出演过角色。袁志光的刘志丹扮相相当传神，只可惜以后再难有题材去演这个角色了；饰演周恩来的是著名特型演员苏林，这是他在银幕上第一次出演周恩来，日后更是从《四渡赤水》、《巍巍昆仑》一直演到了《大决战》，为广大观众所熟悉；饰演申多余、安兆祥两个角色的是老演员王润身，曾出演过影片《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关敬陶等。在影片《北斗》中，要论演技最精湛的，还要数王润身；饰演红军团长李国才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刘世龙，这位的名字可能有不少人没听说过，但演过的角色却很少有人不知道，影片《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烈士王成；饰演谢桂兰的，就是影片中的独唱李元华。可能有人还记得，在198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第一位登台亮相的女歌手曾演唱了一首改编自辛弃疾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歌曲《南乡子》，这位就是李元华。可惜的是，这届春晚被评为是历届春晚中最失败的一次。其现场选择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观众不但离舞台的距离太远，而且大冬天的还没有暖气，造成现场效果极差，李元华演唱的这首不到两分钟的歌曲几乎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在之后的几天时间内，央视就收到了全国观众寄来的三麻袋批评信，不得不在1985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并在全国会议上向同行检讨。
最后，用影片中的一个片段来结束本文吧：安兆祥手拨三弦，脚打板，流着眼泪唱道：“穷的越穷皮包骨，富的越富粮成山，世道不公恨难消，咱受苦人为甚不起来造它的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正是对这一痛问苍穹的有力回答。
戴季英可是个“牛人”，虽然被主席点名为不可救药，但历次运动都躲过去了。一口气活到了21世纪。
在左倾极端分子里，他是活的最长的一个。
在左倾极端分子里，他是活的最长的一个。
就这么一个左倾分子以前老毛对他印象还不错，派去搞了新四军。但他自己不争气，到哪都争权夺利，最后被主席判定“戴季英现在坏了”。注意，是现在，不是当年。
戴季英杀了无数自己的同志，但也救了一个人，结果没有得到恶报，但却得到了善报。他救的这个人叫刘华清，晚年戴季英能落实政策刘华清出了大力。
戴季英杀了无数自己的同志，但也救了一个人，结果没有得到恶报，但却得到了善报。他救的这个人叫刘华清，晚年戴季英能落实政策刘华清出了大力。
要深刻的总结经验教训啊
到现在陕北的那段历史应该定论了，但很多细节还是不明不白。感谢沈大，挖掘了这么深。
在这次东征前，刘志丹曾对前来看望他的习仲勋说过一段话：“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置同志于死地。”
------------------------------------------------------------------------------------------------------------------------------------------------------------------------------------------------------------------------------------这话说得真是非常深刻，发人深思！后面的很多事情哪怕到现在，都还有这种情况出现，只是现在是左的错误变成了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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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好文，害我看了一夜
批高岗时说他在陕北强奸妇女，是否有这事
沈大的好文，赞一把
现在看文字，还是对当初肃反、红军杀红军的状况胆战心惊。更坑的是，那些执行肃反或者肃反的领导者，叛变都是比谁都快
mtly 发表于 2015-1-31 02:28
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你到说说什么历史不能用这四个字概括。那句话说的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你到说说什么历史不能用这四个字概括。那句话说的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沈大发的文章不多，但的确是精彩。西北的历史，现在应该是一个转折的契机，希望能够尽量还原当年的历史，毕竟革命家在初期抛头颅洒热血太艰难困苦了，作为自己党的同志，不能给予相对公正的评价，是让人寒心的。毕竟错误是后来的错误。
回顾历史，审视历史，以史为鉴，需要有人去做。自己人不去做，或是选择性遗忘，只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去翻案，去掌握话语权。
沈兄做的好，希望能持续梳理，树立正确史观，确保价值观阵地不丢失。
沈兄做的好，希望能持续梳理，树立正确史观，确保价值观阵地不丢失。
mtly 发表于 2015-1-31 02:28
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哪国革命是反过来的？
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哪国革命是反过来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未来。拜读。
mtly 发表于 2015-1-31 02:28
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第一，像圣马丁这样的人极其罕见；
第二，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团结与斗争的历史，请不要忽视团结。
中国革命史可以用“党同伐异”四个字概括
第一，像圣马丁这样的人极其罕见；
第二，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团结与斗争的历史，请不要忽视团结。
就这么一个左倾分子以前老毛对他印象还不错，派去搞了新四军。但他自己不争气，到哪都争权夺利，最后被主席 ...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对于所谓的肃反中为了权力下令杀害自己同志且证据确凿的人，为何不处于极刑以警示后来者。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对于所谓的肃反中为了权力下令杀害自己同志且证据确凿的人，为何不处于极刑以警示后来者。
现在看文字，还是对当初肃反、红军杀红军的状况胆战心惊。更坑的是，那些执行肃反或者肃反的领导者，叛变都 ...
肃反积极者恰恰是政治投机者或者浅薄狂热无坚定革命信念者。
肃反积极者恰恰是政治投机者或者浅薄狂热无坚定革命信念者。
批高岗时说他在陕北强奸妇女，是否有这事
据说高岗确实作风有问题，不过以他的地位还需要强奸吗？
据说高岗确实作风有问题，不过以他的地位还需要强奸吗？
liwei18604 发表于 2015-2-3 23:14
据说高岗确实作风有问题，不过以他的地位还需要强奸吗？
是打游击的时候，不是后来定居延安
据说高岗确实作风有问题，不过以他的地位还需要强奸吗？
是打游击的时候，不是后来定居延安
liwei18604 发表于 2015-2-3 23:09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对于所谓的肃反中为了权力下令杀害自己同志且证据确凿的人，为何不处于极刑以警示后 ...
当然不可能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共革命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宁左勿右，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则是路线方向问题。犯了左的错误，批评教育一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于右的错误，猛追狠打赶尽杀绝。从理论上也能看出来，肃反扩大化过了火，至少还肃掉了部分真正的敌人，误伤的自己人平反就行了；要是放过了暗藏的敌人，那是绝对不行的。只在有这个逻辑下，革命队伍才能越来越纯洁。毛一向强调“矫枉必须过正”，由此可见一斑。建国后，他又宣布了一个“剥笋”理论，成为文革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实际上几十年革命都是这么过来的。
严格区分责任，不误伤一个好人，那是法治社会的原则，却绝不是革命的原则。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对于所谓的肃反中为了权力下令杀害自己同志且证据确凿的人，为何不处于极刑以警示后 ...
当然不可能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共革命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宁左勿右，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则是路线方向问题。犯了左的错误，批评教育一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于右的错误，猛追狠打赶尽杀绝。从理论上也能看出来，肃反扩大化过了火，至少还肃掉了部分真正的敌人，误伤的自己人平反就行了；要是放过了暗藏的敌人，那是绝对不行的。只在有这个逻辑下，革命队伍才能越来越纯洁。毛一向强调“矫枉必须过正”，由此可见一斑。建国后，他又宣布了一个“剥笋”理论，成为文革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实际上几十年革命都是这么过来的。
严格区分责任，不误伤一个好人，那是法治社会的原则，却绝不是革命的原则。
liwei18604 发表于 2015-2-3 23:14
据说高岗确实作风有问题，不过以他的地位还需要强奸吗？
文中不是有了吗，说是调戏，实际上就是要强奸。
据说高岗确实作风有问题，不过以他的地位还需要强奸吗？
文中不是有了吗，说是调戏，实际上就是要强奸。
能不能介绍一下小说刘志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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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ei18604 发表于 2015-2-3 23:09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对于所谓的肃反中为了权力下令杀害自己同志且证据确凿的人，为何不处于极刑以警示后 ...
肃反在和平环境的人来看，当然是无意义而且无人性的。
但别忘了，当时TG是匪，是政府的对立面。是你死我活的造反。
内部叛徒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自己的灭亡， 而且内部叛徒并不少。尤其是早期这种叛变的情况比比皆是。
特殊环境下，死亡的威胁，自然会造成怀疑一切的潜意识，而很多情况下，也无法去证实真假。结果就是肃反扩大化。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对于所谓的肃反中为了权力下令杀害自己同志且证据确凿的人，为何不处于极刑以警示后 ...
肃反在和平环境的人来看，当然是无意义而且无人性的。
但别忘了，当时TG是匪，是政府的对立面。是你死我活的造反。
内部叛徒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自己的灭亡， 而且内部叛徒并不少。尤其是早期这种叛变的情况比比皆是。
特殊环境下，死亡的威胁，自然会造成怀疑一切的潜意识，而很多情况下，也无法去证实真假。结果就是肃反扩大化。
这个电影看过，但没看到开头，一直不知道片名，谢谢沈大
还记得片中的台词：“马克思？姓马？回族的？”
“现在当了红军战士，不多余啦”
对这个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画面拍的非常美
还记得片中的台词：“马克思？姓马？回族的？”
“现在当了红军战士，不多余啦”
对这个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画面拍的非常美
沈听雪 发表于 2015-2-3 23:24
当然不可能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共革命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宁左勿右，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则是路线方 ...
这种倾向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党同伐异。
当然不可能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共革命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宁左勿右，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则是路线方 ...
这种倾向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党同伐异。
dengcalvin 发表于 2015-2-4 06:41
肃反在和平环境的人来看，当然是无意义而且无人性的。
但别忘了，当时TG是匪，是政府的对立面。是你死 ...
但是肃反扩大化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杀害与自己（他们自认为）不对付的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伤害往往比战场上打败仗更严重。
肃反在和平环境的人来看，当然是无意义而且无人性的。
但别忘了，当时TG是匪，是政府的对立面。是你死 ...
但是肃反扩大化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杀害与自己（他们自认为）不对付的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伤害往往比战场上打败仗更严重。
liwei18604 发表于 2015-2-4 19:23
但是肃反扩大化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杀害与自己（他们自认为）不对付的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伤害往往比战场上 ...
没人否认这一点，我只是在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土壤。
苏联最开始大规模肃反，就是列宁被刺以后。所以才有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一说。
改朝换代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事情，革命和造反一样，都是提溜着脑袋干的事情，不想自己死，经常就会出现先下手为强的潜意识，战场杀戮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说来说去，流血革命本身就是人性的悲哀，但又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
但是肃反扩大化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杀害与自己（他们自认为）不对付的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伤害往往比战场上 ...
没人否认这一点，我只是在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土壤。
苏联最开始大规模肃反，就是列宁被刺以后。所以才有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一说。
改朝换代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事情，革命和造反一样，都是提溜着脑袋干的事情，不想自己死，经常就会出现先下手为强的潜意识，战场杀戮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说来说去，流血革命本身就是人性的悲哀，但又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
dengcalvin 发表于 2015-2-4 21:07
没人否认这一点，我只是在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土壤。
苏联最开始大规模肃反，就是列宁被刺以后。所以才有 ...
所以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肃反”的延续而已，TG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才真正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一个执政党。
没人否认这一点，我只是在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土壤。
苏联最开始大规模肃反，就是列宁被刺以后。所以才有 ...
所以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肃反”的延续而已，TG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才真正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一个执政党。
liwei18604 发表于 2015-2-4 22:53
所以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肃反”的延续而已，TG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才真正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一 ...
首先那代人骨子里还是造反的革命者而不是执政党，所以是以革命者的方式来执政，自然要出问题。
改革开放79年开始，从49年建国算， 10岁开始形成世界观算， 当时40岁以下的人，就没有什么战乱和流血革命的刻骨体念了，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很容易， 所以阻力主要是在高层而不是中下层。
所以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肃反”的延续而已，TG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才真正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一 ...
首先那代人骨子里还是造反的革命者而不是执政党，所以是以革命者的方式来执政，自然要出问题。
改革开放79年开始，从49年建国算， 10岁开始形成世界观算， 当时40岁以下的人，就没有什么战乱和流血革命的刻骨体念了，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很容易， 所以阻力主要是在高层而不是中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