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官深刻反思:不该推翻萨达姆 酷刑空袭害人害己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129/644554.shtml

参考消息网1月29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月21日发表文章，题目为《永远的9·11》，作者是美国陆军中校丹尼尔· L·戴维斯，全文编译如下：

极其恐怖的“9·11”事件给相当多的美国人造成创伤，让多数人感到脆弱和不安全。在袭击发生后的头几天和头几个星期，有很多传言说还会发生“第二波”袭击。那时美国人神经过敏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保护我们和尽可能快地将罪犯缉拿归案，我们的政府在没有得到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了很多决定。对于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所有敌人，政府为国家“提供共同防御”是宪法规定的责任。但是，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我们无意之中损害了自己的安全，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安全，又该怎么办？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能够认识到失误、承认错误、然后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吗？

令人难忘的是，在2001年袭击发生仅仅几个月后，塔利班几乎被彻底消灭，“基地”组织也大部分被摧毁；本·拉丹无助地躲进了巴基斯坦某处的山洞里。政府在国内也采取了防御行动，比如加强运输安全局的安保措施，让飞行更安全，设立国土安全部和扩大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此后美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13年过去了，“9·11”这个幽灵继续被用作采取似乎没完没了的安全措施、出资购买没完没了的武器和在海外开展一次次军事行动的理由。对这些举措的有效性进行诚实的评估后显示，虽然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愿望是正当的，但我们的某些政策和措施实质上削弱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然而，更大的隐忧是，其中有些举措导致我们滑入更加黑暗的道德深渊。

伊拉克战争

白纸黑字，有据可查，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证明是错误的。2004年10月接受CNN电视台采访时，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谈论战争正当性的问题。他说：“具体什么结果证明情报是错的，我说不上来。我根本不知道。不过，世界在萨达姆坐牢的时候比他掌权的时候好多了。”

萨达姆的确是一个残暴毒辣的独裁者，曾经用毒气杀害无辜人民。然而，在我们入侵之前，伊拉克经济运行正常，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犯罪率低，而且逊尼派和什叶派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况且，在遭受入侵前，伊拉克境内没有恐怖组织。

自从2003年3月以来，伊拉克超过10万无辜平民被杀害，还有数十万人受伤，经济被摧毁，教派内战席卷全国。结果，数百万伊拉克人被赶出家园，伊拉克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滋生地和训练场。

赤裸裸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必要的入侵造成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显著增加，而且最终毁掉了伊拉克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发动战争的唯一赢家是那些对美国充满仇恨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暴力极端分子。

无人机/导弹袭击

不管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称赞出动无人机是精确打击恐怖分子的有效办法。有很多研究报告证实美国公认的敌人是用无人机除掉的。然而，问题不是无人机或从无人机上发射的导弹是否灭掉了一些“坏蛋”，而是它们最终增强还是恶化了美国的安全。对证据的全面分析揭示，这种打击总的影响是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

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两校法学院对美国无人机打击的有效性进行了联合调查。在2012年发表的《生活在无人机下》报告摘要中，研究人员指出，经过“9个月紧张的研究（包括2次在巴基斯坦调查，采访受害者、目击者和专家130多次和查阅数千页的文件和媒体报道），本报告拿出了美国当前的无人机打击策略造成有害和适得其反后果的证据”。

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与解决学院的教师迈克尔·尚克对美国执行无人机行动的好几个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说：“后果很严重。从也门到索马里再到巴基斯坦，美国无人机杀害平民的行为引起了（对美国）普遍的批评。从政府官员到街头小贩乃至该国的每个人，社会的每个阶层都表现得焦虑不安。”他认为，美国动用无人机和导弹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在以上提到的那些国家，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好感几乎消失殆尽，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好战组织。不到10年，原有的浓厚亲美氛围就在当地消失了。

酷刑指控

“9·11”恐怖袭击时执行的政府审问政策规定，《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政策明确禁止将暴力或威胁行为，包括身体或精神折磨、威胁、侮辱或非人待遇等，作为审问手段或辅助手段”。美国陆军野战手册中包含这项政策。2002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前特工阿里·苏凡成为审问“基地”组织第一位被拘留者的美方人员。2009年，在国会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苏凡解释了如何使用获许的办法开展有效的工作。

他宣誓后说：“抓到阿布·祖贝达后，我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同事立即飞往未公布的地点会见他。在驻当地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审问他，经过一个小时的审问，利用（陆军野战手册上指导的）方法，我们得到了重要的可起诉情报……（在接下来的审问中，我们）获得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是‘9·11’袭击主谋的情报。”

然而，在华盛顿，美国官员得出结论说，尽管审问指南警告说酷刑无效，但是他们希望采取更多的强制手段。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命令下达后，阿里·苏凡和他的小组被撤换成中央情报局雇佣的审问者。而从祖贝达那里得到的几乎所有有用情报也被弃用。沮丧的苏凡最近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除了延误获得准确情报的时间，“动用酷刑还损害了我们在国外的信誉和名声”。

后果

如此丧失国际信誉和信任不只是令人尴尬，也会造成实实在在的后果。美国外交官的影响力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低。我们看到内阁部长们被盟友们公开嘲笑，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公开冒犯他们。更糟糕的是，美国的治国理政之术正在失去决定或有效影响亚洲、中东和拉美事务的能力。各国不那么愿意与我们合作，对于我们的需要，它们要求更多回报，并制约我们在国际上的动作，这些都削弱了美国安全的整体架构。

除了损害我们实际的安全，这些行动和行为也有损于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本质。

一直以来，美国灵魂的特征是保护弱者、行侠仗义，有时甚至为保卫他人而牺牲自己。很多次，因为做出牺牲，我们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但是保留这面光荣旗帜的权利必须靠不断争取。

在确保美国人民安全的同时，如果我们想再次成为全球人民效仿的榜样，我们必须拿出毅力和勇气，承认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行动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我们的领导人应该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弥补过去的罪责，纠正过去的错误，否则有朝一日我们发现积怨太深时，其代价将难以承担。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129/644554.shtml

参考消息网1月29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月21日发表文章，题目为《永远的9·11》，作者是美国陆军中校丹尼尔· L·戴维斯，全文编译如下：

极其恐怖的“9·11”事件给相当多的美国人造成创伤，让多数人感到脆弱和不安全。在袭击发生后的头几天和头几个星期，有很多传言说还会发生“第二波”袭击。那时美国人神经过敏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保护我们和尽可能快地将罪犯缉拿归案，我们的政府在没有得到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了很多决定。对于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所有敌人，政府为国家“提供共同防御”是宪法规定的责任。但是，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我们无意之中损害了自己的安全，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安全，又该怎么办？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能够认识到失误、承认错误、然后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吗？

令人难忘的是，在2001年袭击发生仅仅几个月后，塔利班几乎被彻底消灭，“基地”组织也大部分被摧毁；本·拉丹无助地躲进了巴基斯坦某处的山洞里。政府在国内也采取了防御行动，比如加强运输安全局的安保措施，让飞行更安全，设立国土安全部和扩大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此后美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13年过去了，“9·11”这个幽灵继续被用作采取似乎没完没了的安全措施、出资购买没完没了的武器和在海外开展一次次军事行动的理由。对这些举措的有效性进行诚实的评估后显示，虽然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愿望是正当的，但我们的某些政策和措施实质上削弱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然而，更大的隐忧是，其中有些举措导致我们滑入更加黑暗的道德深渊。

伊拉克战争

白纸黑字，有据可查，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证明是错误的。2004年10月接受CNN电视台采访时，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谈论战争正当性的问题。他说：“具体什么结果证明情报是错的，我说不上来。我根本不知道。不过，世界在萨达姆坐牢的时候比他掌权的时候好多了。”

萨达姆的确是一个残暴毒辣的独裁者，曾经用毒气杀害无辜人民。然而，在我们入侵之前，伊拉克经济运行正常，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犯罪率低，而且逊尼派和什叶派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况且，在遭受入侵前，伊拉克境内没有恐怖组织。

自从2003年3月以来，伊拉克超过10万无辜平民被杀害，还有数十万人受伤，经济被摧毁，教派内战席卷全国。结果，数百万伊拉克人被赶出家园，伊拉克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滋生地和训练场。

赤裸裸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必要的入侵造成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显著增加，而且最终毁掉了伊拉克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发动战争的唯一赢家是那些对美国充满仇恨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暴力极端分子。

无人机/导弹袭击

不管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称赞出动无人机是精确打击恐怖分子的有效办法。有很多研究报告证实美国公认的敌人是用无人机除掉的。然而，问题不是无人机或从无人机上发射的导弹是否灭掉了一些“坏蛋”，而是它们最终增强还是恶化了美国的安全。对证据的全面分析揭示，这种打击总的影响是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

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两校法学院对美国无人机打击的有效性进行了联合调查。在2012年发表的《生活在无人机下》报告摘要中，研究人员指出，经过“9个月紧张的研究（包括2次在巴基斯坦调查，采访受害者、目击者和专家130多次和查阅数千页的文件和媒体报道），本报告拿出了美国当前的无人机打击策略造成有害和适得其反后果的证据”。

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与解决学院的教师迈克尔·尚克对美国执行无人机行动的好几个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说：“后果很严重。从也门到索马里再到巴基斯坦，美国无人机杀害平民的行为引起了（对美国）普遍的批评。从政府官员到街头小贩乃至该国的每个人，社会的每个阶层都表现得焦虑不安。”他认为，美国动用无人机和导弹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在以上提到的那些国家，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好感几乎消失殆尽，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好战组织。不到10年，原有的浓厚亲美氛围就在当地消失了。

酷刑指控

“9·11”恐怖袭击时执行的政府审问政策规定，《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政策明确禁止将暴力或威胁行为，包括身体或精神折磨、威胁、侮辱或非人待遇等，作为审问手段或辅助手段”。美国陆军野战手册中包含这项政策。2002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前特工阿里·苏凡成为审问“基地”组织第一位被拘留者的美方人员。2009年，在国会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苏凡解释了如何使用获许的办法开展有效的工作。

他宣誓后说：“抓到阿布·祖贝达后，我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同事立即飞往未公布的地点会见他。在驻当地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审问他，经过一个小时的审问，利用（陆军野战手册上指导的）方法，我们得到了重要的可起诉情报……（在接下来的审问中，我们）获得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是‘9·11’袭击主谋的情报。”

然而，在华盛顿，美国官员得出结论说，尽管审问指南警告说酷刑无效，但是他们希望采取更多的强制手段。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命令下达后，阿里·苏凡和他的小组被撤换成中央情报局雇佣的审问者。而从祖贝达那里得到的几乎所有有用情报也被弃用。沮丧的苏凡最近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除了延误获得准确情报的时间，“动用酷刑还损害了我们在国外的信誉和名声”。

后果

如此丧失国际信誉和信任不只是令人尴尬，也会造成实实在在的后果。美国外交官的影响力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低。我们看到内阁部长们被盟友们公开嘲笑，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公开冒犯他们。更糟糕的是，美国的治国理政之术正在失去决定或有效影响亚洲、中东和拉美事务的能力。各国不那么愿意与我们合作，对于我们的需要，它们要求更多回报，并制约我们在国际上的动作，这些都削弱了美国安全的整体架构。

除了损害我们实际的安全，这些行动和行为也有损于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本质。

一直以来，美国灵魂的特征是保护弱者、行侠仗义，有时甚至为保卫他人而牺牲自己。很多次，因为做出牺牲，我们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但是保留这面光荣旗帜的权利必须靠不断争取。

在确保美国人民安全的同时，如果我们想再次成为全球人民效仿的榜样，我们必须拿出毅力和勇气，承认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行动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我们的领导人应该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弥补过去的罪责，纠正过去的错误，否则有朝一日我们发现积怨太深时，其代价将难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