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名著：荒淫无道宋高宗（前言）

前言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着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煞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 ?依个人之见，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科学和清廉。
　　本世纪内，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亘古罕见的奇灾惨祸，第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二次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第三次是所谓的文化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惨痛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命运。一位正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黎澍首先提出，江青之流祸国的实质，正是专制主义作祟，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不唯上的勇气。研究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歪曲，莫过于将其民主学说篡改为超法西斯的专制学说。黎澍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笔者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
　　在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刘邦自称“而公”(你老子)，看到有人戴儒冠，就摘下当众溲溺，一个粗野的流氓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传神的史笔。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当然，也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如金海陵王完颜迪古乃( 亮)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金朝官史中便将他说得一无是处。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倡导直书，反对曲笔。然而在专制淫威下，“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1000卷，实录500卷，今已失传，而其传世史料之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隐恶之笔，要塑造一位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离史实愈远。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时的一个流行名词，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 ”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由此可见，要对一个“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并不容易的，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丁一番祛伪求真、由表入里的工夫。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眨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
　　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活剧。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却又很不完全。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迄今为止，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时势出英雄，却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别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我想，宋高宗的传记，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他们在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情势下，依然制造、纵容和包庇腐败，纵情声色，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并竭尽绵薄之力，以求写好这部传记。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前言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着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煞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 ?依个人之见，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科学和清廉。
　　本世纪内，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亘古罕见的奇灾惨祸，第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二次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第三次是所谓的文化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惨痛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命运。一位正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黎澍首先提出，江青之流祸国的实质，正是专制主义作祟，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不唯上的勇气。研究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歪曲，莫过于将其民主学说篡改为超法西斯的专制学说。黎澍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笔者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
　　在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刘邦自称“而公”(你老子)，看到有人戴儒冠，就摘下当众溲溺，一个粗野的流氓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传神的史笔。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当然，也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如金海陵王完颜迪古乃( 亮)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金朝官史中便将他说得一无是处。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倡导直书，反对曲笔。然而在专制淫威下，“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1000卷，实录500卷，今已失传，而其传世史料之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隐恶之笔，要塑造一位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离史实愈远。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时的一个流行名词，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 ”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由此可见，要对一个“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并不容易的，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丁一番祛伪求真、由表入里的工夫。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眨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
　　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活剧。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却又很不完全。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迄今为止，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时势出英雄，却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别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我想，宋高宗的传记，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他们在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情势下，依然制造、纵容和包庇腐败，纵情声色，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并竭尽绵薄之力，以求写好这部传记。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