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王曾瑜名著---荒淫无道宋高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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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http://lt.cjdby.net/thread-1949486-1-1.html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http://lt.cjdby.net/thread-1949486-1-1.html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着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煞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 ?依个人之见，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科学和清廉。
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 ?依个人之见，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科学和清廉。
本世纪内，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亘古罕见的奇灾惨祸，第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二次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第三次是所谓的文化ge命。当“wg”结束后，惨痛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命运。一位正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黎澍首先提出，江青之流祸国的实质，正是专制主义作祟，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不唯上的勇气。研究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歪曲，莫过于将其民主学说篡改为超法西斯的专制学说。黎澍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笔者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
在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刘邦自称“而公”(你老子)，看到有人戴儒冠，就摘下当众溲溺，一个粗野的流氓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传神的史笔。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当然，也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如金海陵王完颜迪古乃( 亮)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金朝官史中便将他说得一无是处。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倡导直书，反对曲笔。然而在专制淫威下，“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1000卷，实录500卷，今已失传，而其传世史料之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隐恶之笔，要塑造一位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离史实愈远。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时的一个流行名词，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 ”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由此可见，要对一个“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并不容易的，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丁一番祛伪求真、由表入里的工夫。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眨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
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活剧。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却又很不完全。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迄今为止，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时势出英雄，却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别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我想，宋高宗的传记，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他们在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情势下，依然制造、纵容和包庇腐败，纵情声色，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并竭尽绵薄之力，以求写好这部传记。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时的一个流行名词，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 ”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由此可见，要对一个“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并不容易的，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丁一番祛伪求真、由表入里的工夫。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眨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
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活剧。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却又很不完全。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迄今为止，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时势出英雄，却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别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我想，宋高宗的传记，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他们在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情势下，依然制造、纵容和包庇腐败，纵情声色，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并竭尽绵薄之力，以求写好这部传记。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目 录
第一章 称帝之前
第一节 深宫的花花太岁
第二节 厄运中之幸运
第二章 建炎流离
第一节 南京登基
第二节 李纲的拜相和罢相
第三节 杀陈东和欧阳澈
第四节 “大呼过河身已僵”
第五节 维扬惊梦
第六节 苗刘之变
第七节 卑辞哀祈与准备“巡幸”
第八节 海上漂泊
第三章 战不忘和,安不忘逸
第一节 宋金对峙的新格局
第二节 秦桧归宋
第三节 吕秦政争和秦桧罢相
第四节 战不忘和
第五节 鏖兵中决定岁币
第六节 和战条陈遣使争议
第七节 赵张睽违和秦桧复出
第八节 居危思安
第四章 力排众议,屈膝求和
第一节 徽宗凶问
第二节 淮西之变
第二节 赵鼎复相
第四节 金废伪齐及其余波
第五节 秦桧再相与宰执廷争
第六节 三大将入朝表态
第七节 秦桧独相
第八节 群情激愤
第九节 宰执代行跪礼
第十节 八陵之痛
第十一节 荣枯有别
第十二节 秦桧扩张相权
第五章 从班师到称臣
第一节 金朝毁约南侵
第二节 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第三节 淮西之战与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第四节 朝世忠和岳飞的虚位与罢官
第五节 “莫须有”深冤和大狱
第六节 绍兴和议告成
第七节 皇太后回銮,五国城饮恨
第六章 窒息式的苟安
第一节 “太平翁翁”的专横
第二节 城狐社鼠的作恶
第三节 穷奢极侈,贪贿成风
第四节 贬黜异己,文狱迭兴
第五节 文丐奔竞
第七章 从“更化”到退位
第一节 格天阁黄粱一梦
第二节 “更化”之政
第三节 立储的曲折和风波
第四节 被迫备战
第五节 危而后安,战而后和
第六节 主动退位
第八章 德寿宫颐养
第一节 隆兴和议
第二节 德寿宫人间天堂
第三节 死于安乐
第一章 称帝之前
第一节 深宫的花花太岁
第二节 厄运中之幸运
第二章 建炎流离
第一节 南京登基
第二节 李纲的拜相和罢相
第三节 杀陈东和欧阳澈
第四节 “大呼过河身已僵”
第五节 维扬惊梦
第六节 苗刘之变
第七节 卑辞哀祈与准备“巡幸”
第八节 海上漂泊
第三章 战不忘和,安不忘逸
第一节 宋金对峙的新格局
第二节 秦桧归宋
第三节 吕秦政争和秦桧罢相
第四节 战不忘和
第五节 鏖兵中决定岁币
第六节 和战条陈遣使争议
第七节 赵张睽违和秦桧复出
第八节 居危思安
第四章 力排众议,屈膝求和
第一节 徽宗凶问
第二节 淮西之变
第二节 赵鼎复相
第四节 金废伪齐及其余波
第五节 秦桧再相与宰执廷争
第六节 三大将入朝表态
第七节 秦桧独相
第八节 群情激愤
第九节 宰执代行跪礼
第十节 八陵之痛
第十一节 荣枯有别
第十二节 秦桧扩张相权
第五章 从班师到称臣
第一节 金朝毁约南侵
第二节 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第三节 淮西之战与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第四节 朝世忠和岳飞的虚位与罢官
第五节 “莫须有”深冤和大狱
第六节 绍兴和议告成
第七节 皇太后回銮,五国城饮恨
第六章 窒息式的苟安
第一节 “太平翁翁”的专横
第二节 城狐社鼠的作恶
第三节 穷奢极侈,贪贿成风
第四节 贬黜异己,文狱迭兴
第五节 文丐奔竞
第七章 从“更化”到退位
第一节 格天阁黄粱一梦
第二节 “更化”之政
第三节 立储的曲折和风波
第四节 被迫备战
第五节 危而后安,战而后和
第六节 主动退位
第八章 德寿宫颐养
第一节 隆兴和议
第二节 德寿宫人间天堂
第三节 死于安乐
第一章 称帝之前
第一节 深宫的花花太岁
祖宗发家, 子孙败家, 这是中国古代权力和财产世袭制的遗传规律。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是个荒淫奢侈的皇帝, 处理军国大事的昏庸, 与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 融合于一身。他的生平嗜好有三: 一是女色, 二是艺术, 三是道教。
在宋徽宗的后宫中养着以“ 万计”的宫女。（庄绰:《鸡肋编》卷下, 107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这个纵欲无度的皇帝,“五、七日必御一处女, 得御一次, 即畀位号, 续幸一次, 进一阶”。（确庵、耐庵编,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77 页, 中华书局1988 年版。）宋朝皇室的妃嫔有繁多的等级,“内命妇之品五”: 第一等包括“ 贵妃、淑妃、德妃、贤妃”, 第二等包括“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 第三等为“婕妤”, 第四等为“ 美人”, 第五等包括“ 才人、贵人”。其中“妃”为正一品, 太仪等总称“ 嫔”, 为正二品, 婕妤为正三品, 美人为正四品, 才人为正五品。 （《宋史》卷163《职官志》, 3837 页, 中华书局1977 年版;《宋会要辑稿》,以后简称《宋会要》, 后妃4 之1 ～2 , 中华书局1957 年版。）“畀位号”, 是指宫女升为贵人之类, 自贵人升才人, 充媛升充容, 都算“ 进一阶”。庞大的后宫开支,是宋徽宗搜刮民脂民膏, 竭泽而渔重要原因。
在宋徽宗不可胜数的宫女中, 有一韦氏。官方的史书说她是开封人, （《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8640 页。） 其实应是越州会稽( 今浙江绍兴)人。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发明人之一苏颂, 在宋哲宗时曾任宰相, 他有一婢女韦氏, 韦氏之妹最初也是女婢。宋代的婢通称女使, 主人们往往据有其肉体。韦氏之妹“初携登颂榻, 通夕遗溺不已”, 苏颂只能放弃了她, 并说她必定“ 甚贵”。老婢韦氏出家当尼姑, 其妹随她来到京城, 住在道观中。宋哲宗选处女二十人, 分赐诸王兄弟, 韦氏之妹也在其中, 归于端王。后端王继位, 即是宋徽宗。（官方史书对韦氏的出身自然有所避讳,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0《思陵录》上所载, 乃出自苏颂之孙苏文眃亲述, 应是可信的。本书所用周必大文集为清道光刊本。）
入宫的尼姑之妹韦氏, 生于1080 年( 元丰三年) 阴历十月二十五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要录》, 以后简称《要录》, 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月甲申, 327 ～55 页, 卷158 绍兴十八年十一月戊戌,327 ～ 215 页, 卷159 绍兴十九年正月甲申朔,327～ 219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05 页, 说1127 年“韦贤妃三十八岁”,“三”应为“ 四”之误。） 介绍她入宫者是小武官李从约。（《要录》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月丙戌, 327～ 55 页。）韦氏比宋徽宗大两岁。她和另一个宫女乔氏都充当皇帝宠爱的郑氏的侍女, 乔氏比她小六岁, 两人“ 结为姐妹, 约先贵者毋相忘”。后乔氏“得幸徽宗, 遂引韦氏, 两人愈相得”。（ 《宋史》卷243《乔贵妃传》, 8643 页,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5 , 320 页,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乔氏年龄据《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05 页。） 韦氏“才一御幸”, 便怀身孕, 生下了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0《思陵录》上。）
王皇后死后,郑氏立为皇后。深受皇帝宠爱的乔氏于1109 年(大观三年)封贵妃,她前后共生皇子七人,她的曾祖父母以下三代都特加追赠。（《宋会要》后妃3 之9, 仪制12 之8。） 韦氏“初入宫, 为侍御。崇宁末, 封平昌郡君”。1107 年(大观元年)二月,“进才人”。生赵构后,“进婕妤, 累迁婉容”。（《宋史》卷20《徽宗纪》, 377 页, 卷243《韦贤妃传》, 8640 页,《皇宋十朝纲要》卷15, 321 页。） 韦氏虽处“嫔”的地位, 与义妹乔贵妃相比,尚差十一阶。韦氏显然并不受皇帝的宠爱,她在皇宫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是幸亏乔贵妃的援引,二是母以子贵。
赵构出生于1107 年(大观元年) 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按宋朝的制度, 皇帝诞辰称圣节或诞圣节, 后来此日定为天申节。（王明清:《挥麈前录》卷1 , 2 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 他作为天水朝太宗系的第七代, 于1121 年( 宣和三年)封康王。翌年, 赵构十六岁,“始冠”, 按古代习俗举行冠礼,赐字德基“, 出阁”“, 就外第”,离开皇宫,在康王藩邸另住。（《要录》卷1 , 325～ 15 , 16 页,《宋史》卷24《高宗纪》, 439 页, 卷115《礼志》, 2728 ～2729 页。）
韦氏看来是个体质颇健的女子, 她后来历尽患难和折磨, 却依然高寿。韦氏生赵构时为二十八岁, 从现代的医学观点看, 正是最佳的生育年龄。在皇宫的优越条件下, 童年的赵构无疑是个聪明而健壮的孩子。
作为龙子凤孙, 赵构一直享受着最优厚的奉养和最良好的教育。当时的皇子们在“ 出阁”前, 都要在“ 资善堂听读”,“出阁”后, 各王府又另设学官。（《宋会要》帝系2 之20 ～21。）史称他“博学强记, 读书日诵千余言, 挽弓至一石五斗”, （《要录》卷1 , 325～ 16 页,《宋史》卷24《高宗纪》, 439 页。）“ 喜亲骑射”, 能“以两囊各贮斛米, 两臂举之, 行数百步, 人皆骇服”。（ 曹勋:《松隐文集》卷29《圣瑞图赞并序》, 嘉业堂丛书本。） 宋时一斛米约合今110 市斤, 足见他有天生神力。按宋朝军制,“ 弓射一石五斗”, 已算武艺超群, 相当于选充皇帝近卫“ 班直”的标准。（《宋史》卷194《兵志》, 4827 ～4828 页。）父亲的多才多艺, 对儿子不无熏染, 赵构“ 自康邸已属意丝桐”。（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高宗好丝桐》, 81 页, 中华书局1989 年版。）他的书法则“初作黄(庭坚)字”“, 后作米(芾)字”“, 最后作孙过庭字”。（ 《要录》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未朔, 327 ～61 页, 杨万里《诚斋集》卷114《诗话》, 四部丛刊本,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3《题跋·高宗宸翰四》, 四部丛刊本。）
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 自然根本不懂得人间居然还有什么贵贱之分。但是, 在宫廷生活的特殊环境中长大的赵构,要接受天潢贵胄的特权意识, 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存在决定意识,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饱暖思淫欲, 更何况赵构生就一副健壮的体魄, 加之饫粱肉、厌绮罗的物质享受, 而又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在宋人记载中, 对赵构的劣迹自然讳莫如深。但后来金人向宋俘“ 询宫中事”时, 宋人介绍说:“ 康王目光如炬, 好色如父, 侍婢多死者。”（《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77 页。）
赵构“居康邸”时, 娶开封府祥符县人邢秉懿为妻, 封嘉国夫人。（《宋史》卷243《高宗宪节邢皇后传》, 8645 页。《皇宋十朝纲要》卷20 ,492 页说邢秉懿“政和五年四月, 归于康邸”,“政和”应为“宣和”之误。）邢秉懿比赵构大一岁。此后, 赵构又娶田春罗和姜醉媚, 两人都封郡君, 分别比赵构小两岁和四岁。（《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15 页,《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90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80 页。 三个女人自然完全不能满足赵构的欲望, 韦氏又为他娶开封人潘氏,“有宠”, 但“未有位号”。（《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壬寅, 325 ～ 107 页,《宋史》卷243《潘贤妃传》, 8648 页。）
赵构是个色中饿鬼, 却并不多情, 在他眼里, 女人不过是供自己玩弄、凌辱和虐杀的对象。到底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杀害, 已无从统计。
宋徽宗已立长于赵桓为皇太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三于郓王赵楷,其母王贵妃也“有宠”。大臣王黼、宦官童贯等“为阴画夺宗之策”, 而并未成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以后简称《会编》, 卷52 , 391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宋史》卷246《郓王楷传》, 8725 页, 卷470《王黼传》, 13683 页。）
宋朝的皇位争夺不如某些朝代激烈。赵构大概从无戴通天冠, 穿衮龙衣的奢望, 却自认为有糟蹋女子的天赋特权。他在深宫和康王府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最初的十九年, 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婴儿, 成长为残虐的花花太岁。
第一节 深宫的花花太岁
祖宗发家, 子孙败家, 这是中国古代权力和财产世袭制的遗传规律。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是个荒淫奢侈的皇帝, 处理军国大事的昏庸, 与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 融合于一身。他的生平嗜好有三: 一是女色, 二是艺术, 三是道教。
在宋徽宗的后宫中养着以“ 万计”的宫女。（庄绰:《鸡肋编》卷下, 107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这个纵欲无度的皇帝,“五、七日必御一处女, 得御一次, 即畀位号, 续幸一次, 进一阶”。（确庵、耐庵编,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77 页, 中华书局1988 年版。）宋朝皇室的妃嫔有繁多的等级,“内命妇之品五”: 第一等包括“ 贵妃、淑妃、德妃、贤妃”, 第二等包括“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 第三等为“婕妤”, 第四等为“ 美人”, 第五等包括“ 才人、贵人”。其中“妃”为正一品, 太仪等总称“ 嫔”, 为正二品, 婕妤为正三品, 美人为正四品, 才人为正五品。 （《宋史》卷163《职官志》, 3837 页, 中华书局1977 年版;《宋会要辑稿》,以后简称《宋会要》, 后妃4 之1 ～2 , 中华书局1957 年版。）“畀位号”, 是指宫女升为贵人之类, 自贵人升才人, 充媛升充容, 都算“ 进一阶”。庞大的后宫开支,是宋徽宗搜刮民脂民膏, 竭泽而渔重要原因。
在宋徽宗不可胜数的宫女中, 有一韦氏。官方的史书说她是开封人, （《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8640 页。） 其实应是越州会稽( 今浙江绍兴)人。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发明人之一苏颂, 在宋哲宗时曾任宰相, 他有一婢女韦氏, 韦氏之妹最初也是女婢。宋代的婢通称女使, 主人们往往据有其肉体。韦氏之妹“初携登颂榻, 通夕遗溺不已”, 苏颂只能放弃了她, 并说她必定“ 甚贵”。老婢韦氏出家当尼姑, 其妹随她来到京城, 住在道观中。宋哲宗选处女二十人, 分赐诸王兄弟, 韦氏之妹也在其中, 归于端王。后端王继位, 即是宋徽宗。（官方史书对韦氏的出身自然有所避讳,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0《思陵录》上所载, 乃出自苏颂之孙苏文眃亲述, 应是可信的。本书所用周必大文集为清道光刊本。）
入宫的尼姑之妹韦氏, 生于1080 年( 元丰三年) 阴历十月二十五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要录》, 以后简称《要录》, 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月甲申, 327 ～55 页, 卷158 绍兴十八年十一月戊戌,327 ～ 215 页, 卷159 绍兴十九年正月甲申朔,327～ 219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05 页, 说1127 年“韦贤妃三十八岁”,“三”应为“ 四”之误。） 介绍她入宫者是小武官李从约。（《要录》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月丙戌, 327～ 55 页。）韦氏比宋徽宗大两岁。她和另一个宫女乔氏都充当皇帝宠爱的郑氏的侍女, 乔氏比她小六岁, 两人“ 结为姐妹, 约先贵者毋相忘”。后乔氏“得幸徽宗, 遂引韦氏, 两人愈相得”。（ 《宋史》卷243《乔贵妃传》, 8643 页,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5 , 320 页,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乔氏年龄据《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05 页。） 韦氏“才一御幸”, 便怀身孕, 生下了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0《思陵录》上。）
王皇后死后,郑氏立为皇后。深受皇帝宠爱的乔氏于1109 年(大观三年)封贵妃,她前后共生皇子七人,她的曾祖父母以下三代都特加追赠。（《宋会要》后妃3 之9, 仪制12 之8。） 韦氏“初入宫, 为侍御。崇宁末, 封平昌郡君”。1107 年(大观元年)二月,“进才人”。生赵构后,“进婕妤, 累迁婉容”。（《宋史》卷20《徽宗纪》, 377 页, 卷243《韦贤妃传》, 8640 页,《皇宋十朝纲要》卷15, 321 页。） 韦氏虽处“嫔”的地位, 与义妹乔贵妃相比,尚差十一阶。韦氏显然并不受皇帝的宠爱,她在皇宫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是幸亏乔贵妃的援引,二是母以子贵。
赵构出生于1107 年(大观元年) 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按宋朝的制度, 皇帝诞辰称圣节或诞圣节, 后来此日定为天申节。（王明清:《挥麈前录》卷1 , 2 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 他作为天水朝太宗系的第七代, 于1121 年( 宣和三年)封康王。翌年, 赵构十六岁,“始冠”, 按古代习俗举行冠礼,赐字德基“, 出阁”“, 就外第”,离开皇宫,在康王藩邸另住。（《要录》卷1 , 325～ 15 , 16 页,《宋史》卷24《高宗纪》, 439 页, 卷115《礼志》, 2728 ～2729 页。）
韦氏看来是个体质颇健的女子, 她后来历尽患难和折磨, 却依然高寿。韦氏生赵构时为二十八岁, 从现代的医学观点看, 正是最佳的生育年龄。在皇宫的优越条件下, 童年的赵构无疑是个聪明而健壮的孩子。
作为龙子凤孙, 赵构一直享受着最优厚的奉养和最良好的教育。当时的皇子们在“ 出阁”前, 都要在“ 资善堂听读”,“出阁”后, 各王府又另设学官。（《宋会要》帝系2 之20 ～21。）史称他“博学强记, 读书日诵千余言, 挽弓至一石五斗”, （《要录》卷1 , 325～ 16 页,《宋史》卷24《高宗纪》, 439 页。）“ 喜亲骑射”, 能“以两囊各贮斛米, 两臂举之, 行数百步, 人皆骇服”。（ 曹勋:《松隐文集》卷29《圣瑞图赞并序》, 嘉业堂丛书本。） 宋时一斛米约合今110 市斤, 足见他有天生神力。按宋朝军制,“ 弓射一石五斗”, 已算武艺超群, 相当于选充皇帝近卫“ 班直”的标准。（《宋史》卷194《兵志》, 4827 ～4828 页。）父亲的多才多艺, 对儿子不无熏染, 赵构“ 自康邸已属意丝桐”。（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高宗好丝桐》, 81 页, 中华书局1989 年版。）他的书法则“初作黄(庭坚)字”“, 后作米(芾)字”“, 最后作孙过庭字”。（ 《要录》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未朔, 327 ～61 页, 杨万里《诚斋集》卷114《诗话》, 四部丛刊本,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3《题跋·高宗宸翰四》, 四部丛刊本。）
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 自然根本不懂得人间居然还有什么贵贱之分。但是, 在宫廷生活的特殊环境中长大的赵构,要接受天潢贵胄的特权意识, 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存在决定意识,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饱暖思淫欲, 更何况赵构生就一副健壮的体魄, 加之饫粱肉、厌绮罗的物质享受, 而又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在宋人记载中, 对赵构的劣迹自然讳莫如深。但后来金人向宋俘“ 询宫中事”时, 宋人介绍说:“ 康王目光如炬, 好色如父, 侍婢多死者。”（《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77 页。）
赵构“居康邸”时, 娶开封府祥符县人邢秉懿为妻, 封嘉国夫人。（《宋史》卷243《高宗宪节邢皇后传》, 8645 页。《皇宋十朝纲要》卷20 ,492 页说邢秉懿“政和五年四月, 归于康邸”,“政和”应为“宣和”之误。）邢秉懿比赵构大一岁。此后, 赵构又娶田春罗和姜醉媚, 两人都封郡君, 分别比赵构小两岁和四岁。（《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15 页,《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90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80 页。 三个女人自然完全不能满足赵构的欲望, 韦氏又为他娶开封人潘氏,“有宠”, 但“未有位号”。（《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壬寅, 325 ～ 107 页,《宋史》卷243《潘贤妃传》, 8648 页。）
赵构是个色中饿鬼, 却并不多情, 在他眼里, 女人不过是供自己玩弄、凌辱和虐杀的对象。到底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杀害, 已无从统计。
宋徽宗已立长于赵桓为皇太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三于郓王赵楷,其母王贵妃也“有宠”。大臣王黼、宦官童贯等“为阴画夺宗之策”, 而并未成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以后简称《会编》, 卷52 , 391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宋史》卷246《郓王楷传》, 8725 页, 卷470《王黼传》, 13683 页。）
宋朝的皇位争夺不如某些朝代激烈。赵构大概从无戴通天冠, 穿衮龙衣的奢望, 却自认为有糟蹋女子的天赋特权。他在深宫和康王府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最初的十九年, 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婴儿, 成长为残虐的花花太岁。
第二节 厄运中之幸运
东北落后的女真族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 建立金朝, 十年之内, 吞灭辽朝。宋徽宗联金灭辽的结果, 却使女真贵族看准宋朝是比辽朝更加虚弱的对手。1125 年(宣和七年) ,即辽朝灭亡的当年冬, 金太宗便命令完颜斡离不( 宗望) 和完颜粘罕( 宗翰)率大军两路攻宋。
塞北鼙鼓动地来, 终于惊破了宋徽宗的美梦。他慌忙下诏罪己, 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 后庙号宋钦宗, 本人则以太上皇的身份, 逃往南方避难。
金朝东路完颜斡离不(宗望) 军回避了不少城市的攻坚战, 于1126 年( 靖康元年)正月, 直抵东京开封府城下。他孤 军深入, 实际上犯兵家所忌。金军沿用灭辽的故伎,“ 一面举兵, 一面和议”,“以和议佐攻战”, （《会编》卷18《北征纪实》, 130 页, 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7 ,113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提出“以亲王、宰相为质”等条件,“乃退师”。（ 《会编》卷29 , 216 页。）
宋钦宗被迫起用力主抗金的李纲, 部署城防。种师道又及时率陕西军增援, 开封城事实上已无被攻破之虞。但宋钦宗却仍希图以屈辱的城下之盟, 救一时之急。
金军南侵, 也打破了康王赵构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他曾用“家人礼”“ 入见”宋钦宗, 说:“ 京师甲士虽不少, 然皆游惰羸弱, 未尝简练。敌人若来, 不败即溃耳, 陛下宜少避其锋, 以保万全。”（《要录》卷41 绍兴元年正月辛酉, 325 ～ 582 页。）
畏敌如虎的宋钦宗也未尝不想南逃, 却被李纲痛陈利害, 而予以劝阻。金人提出以亲王为质的条件, 宋钦宗便召见他的皇弟们, 问道:“谁肯为朕行?”二十岁的康王倒有一股锐气,自愿“请行”。他临行前, 还向宋钦宗密奏说:“ 朝廷若有便宜, 无以一亲王为念。”（《会编》卷30 , 220 页。）
康王和少宰张邦昌于正月十四日出开封城,“ 乘一筏渡濠, 自午及夜分, 始达敌寨”。（ 《要录》卷1 , 325～ 23 页。《会编》卷30 ,219 页作十四日, 汪藻:《靖康要录》卷1 , 56 页作十日, 卷2 , 105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 也作十四日。） 金方东路军主将完颜斡离不(宗望)在给宋钦宗信中说, 他“ 一见康王, 便如兄弟相次”, （《会编》卷30 , 223 页。）但实际上却是“ 言语不逊, 礼节倨傲”。（ 《会编》卷214 宇文虚中行状, 1542 页。） 二月初, 又发生宋军夜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当时“康王颇惊骇”, 但完颜斡离不( 宗望)只是召见康王和张邦昌, 让他们与俘虏相见, 而未怪罪康王。（《会编》卷33 郑望之《奉使录》, 248 页。）
宋钦宗终于与金人达成和议, 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治今河北定州) 和河间三镇, 并送犒军银1000 万两。（《会编》卷36 , 270 页。）
金人“请以越王(赵苮)代康王为质”。宋钦宗“以越王叔父, 不可遣”, 命皇弟、宋徽宗五子肃王赵枢和驸马都尉曹晟“质于金国军前”, 将康王替回。金人撤军时, 肃王被“ 挟以北去”。（ 《会编》卷36 , 267 页,《宋史》卷246《肃王枢传》, 8726 页。）二月上旬, 康王返回开封城后, 宋钦宗“ 赐予良渥, 宠以太傅之命”。（ 《要录》卷1 , 325～ 24 页,《靖康要录》卷2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 114 页。）
在二十余日的软禁生活中, 金人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对康王还是相当优待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 康王出使之初的勇气已经销折, 恐敌顽症已在他身上生根发芽, 达到沦肌浃髓的程度, 而不可祛除。
金东路军退兵后, 宋廷又恢复文恬武嬉的故态。宋徽宗自南方返回开封, 优养于龙德宫。力主抗金的李纲等人被宋廷罢免。宋军主力在救援太原时损折殆尽,坚守二百五十余日的太原终于被金西路军攻陷。金东、西两路军再次南下,声势更盛。当时开封显然已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老将种师道在病死前上奏, 建议“驾幸长安, 以避其锋”。（ 《会编》卷60 种师道行状, 449 页,《宋史》卷335《种师道传》, 10753 页。）在既不能战, 又不能守的情势下, 逃离开封, 组织长期抗战, 还不失为上策。然而这次宋钦宗却听从何茾的浅谋, 在开封坐待覆亡。（《会编》卷79《靖康后录》, 596 页, 卷87《林泉野记》, 649～ 650 页。）
迟至十月、十一月, 宋钦宗又被迫命康王充告和使。因副使的人选问题,“ 康王未至金军而还”。（ 《宋史》卷23《钦宗纪》, 431 ～ 432 页,《靖康要录》卷12 ,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日, 704 页, 十一月七日, 721 页。）康王于十一月十六日再次出开封城, 同行者有副使王云, 参议官耿延禧和高世则, 宦官蓝痨、康履、黎茿、杨公恕等人。（《会编》卷63 , 473～ 474 页,《要录》卷1 , 325～ 25 , 26 页。）钦宗在“ 康王入辞”时“, 赐以玉带,抚慰甚厚”,又“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宋史》卷23《钦宗纪》, 432 页,《皇宋十朝纲要》卷15 , 321 页,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 , 4402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康王一行出城时, 王云对他说:“京城楼橹, 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 金人使云等坐观, 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 亦不足恃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 , 4405 页。）
康王一行抵达相州(治今河南安阳) , 知州汪伯彦殷勤接待, 并说金军已于几天前自北京大名府( 治今河北大名东)魏县李固渡过河, 建议康王暂留。康王口头上说:“ 受命前去,不敢止于中道。”实际上却并未往大名府方向寻找金东路军主帅完颜斡离不( 宗望) , 而径自北上磁州(治今河北磁县) 。（《会编》卷64 , 478 页,《要录》卷1 , 325 ～26 页。）
磁州知州宗泽是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为人刚直不阿, 故仕途坎坷, 屡遭贬黜。他对康王说:“ 闻虏已由李固渡渡河矣, 万一如肃王为虏所留, 虽悔何及。”（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续金华丛书》本。）磁州人认为王云私通金人, 将他杀死。赵构因此对宗泽感到不快, 他在十年后说,“王云之死, 乃邦人疑其为奸细而杀之, ( 宗) 泽不为无过”。“云死后, 宗泽方遣客司赍两顶番头巾来,云得之云行李中。是时耿延禧、高世则皆在座。云亦孜孜为国, 岂可污蔑以此。”（《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戊子, 326 ～ 310 页, 卷99 绍兴六年三月癸巳, 326～ 382 页。）王云之死固然成了历史疑案, 但更大疑案则是赵构和他的关系, 两人显然过从甚密。赵构事后一直力辩王云无辜, 恰好从另一角度证明, 康王一行不找渡河的金军, 执行其使命, 而避敌北上, 应有不可告人的隐私。
相州知州汪伯彦认为康王事实上已成可居之奇货, 特别派兵将他接到本州。康王一行瞒过宗泽,“间道潜师, 夜起”,天明时到相州。汪伯彦亲至城北河边迎候, 竭力献媚奉承,因此深得康王好感。康王到相州后, 命耿延禧起草奏状, 说,“奉使至磁,而民杀王云”“, 又闻虏马南渡,臣等回相州,以俟圣裁”。（《会编》卷64 , 482 ～483 页,《宋史》卷379《韩公裔传》, 11703 页, 473《汪伯彦传》, 13745 页。） 他既承认“虏马南渡”, 又以王云被杀为藉口, 而不赴金营出使。
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 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派人向各地告急, 武学进士秦仔“ 赍蜡弹”到相州, 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 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 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 火速发兵救援开封。康王看到宋钦宗的“ 亲笔细字”, 也忍不住呜咽流涕。（《会编》卷68 , 517 页, 卷70 , 532 页,《要录) 卷1 , 325～ 28 页,《宋史》卷24《高宗纪》, 440 页。）
当康王接到诏书时, 金军已攻破开封。直到此时, 金人仍采取以和佐战的手法, 他们只是占领四面城墙, 守住城门,不断向宋人勒索财物, 并将宋徽宗、宋钦宗等人陆续骗到金营。
十二月一日, 康王在相州开大元帅府,“ 有兵万人”, 分为五军。（《会编, 卷71 , 537 页,《耍录》卷1 , 325 ～28 页。） 宋钦宗特使侯章又传递到御笔蜡书说:“京城围闭日久, 康王真朕心腹手足之托, 已除兵马大元帅, 更无疑惑, 可星夜前来入援。”（宗泽:《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清乾隆刻本。）侯章还传达宋钦宗口谕说:“ 康王辟中书舍人(耿延禧)随行, 可以便宜传谕, 令草诏书, 可尽起河北官兵入援。”（《会编》卷71 , 538 页。）
尽管宋钦宗求援, 心急如焚, 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 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 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 必不可犯”, 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 治今河南滑县)“ 转战而南”, 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 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 扬言要解开封之围, 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大名府。临行之际, 仍对军士隐瞒真情, 诡称南下汤阴, 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这些都出自汪伯彦的策划。康王一行躲开李固渡的金营, 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会编》卷72 , 543～ 545 页,《宋史》卷473《汪伯彦传》, 13745 页。） 从开府到逃跑,为时仅半月。在逃跑途中“, 野中寒甚,烧柴温饭”, 康王“与汪伯彦于茅舍下同食”,这对一个娇生惯养的皇子, 算是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月甲子, 325 ～ 280 页。）
康王在离相州前, 向河北各州府守臣发布檄文, 说“君父忧辱, 臣子之心, 义当效死卫上”, 要求他们“ 戮力勤王”, 率兵“ 到大名府会合, 听候指挥”。（ 《会编》卷71 , 539 页,《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故各路人马纷纷到大名府集中, 宗泽抵达后, 按宋钦宗蜡诏规定, 出任副元帅。当时已传来开封失陷的消息, 并得到宋钦宗的另一份蜡诏, 要求“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 以同济难, 无得轻动, 恐误国事”。他还幻想以各处救兵进逼开封的态势, 迫使金军媾和。然而康王和汪伯彦却根本不敢作“ 分屯近甸”之举。宗泽坚决主张“ 急引军直趋澶渊”,“以解京城之围”, 与汪伯彦进行激烈争辩。（《宗公简公集》卷7《遗事》,《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公简公传》,《宋史》卷360《宗泽传》, 11277 页。）
汪伯彦说“: 事须量力, 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他认为大名府也“ 不可久住”。（ 《会编》卷73 , 552 页。） 他与康王私下商定, 分兵两路, 让宗泽军南进, 并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 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 元帅)府中谋议”。（《要录》卷1 , 325～ 29 , 30 页,《宋史》卷360《宗泽传》, 11277 页。）
宗泽毅然承担了救援开封的重任,他的军队虽然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 也蒙受相当损失, 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东北落后的女真族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 建立金朝, 十年之内, 吞灭辽朝。宋徽宗联金灭辽的结果, 却使女真贵族看准宋朝是比辽朝更加虚弱的对手。1125 年(宣和七年) ,即辽朝灭亡的当年冬, 金太宗便命令完颜斡离不( 宗望) 和完颜粘罕( 宗翰)率大军两路攻宋。
塞北鼙鼓动地来, 终于惊破了宋徽宗的美梦。他慌忙下诏罪己, 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 后庙号宋钦宗, 本人则以太上皇的身份, 逃往南方避难。
金朝东路完颜斡离不(宗望) 军回避了不少城市的攻坚战, 于1126 年( 靖康元年)正月, 直抵东京开封府城下。他孤 军深入, 实际上犯兵家所忌。金军沿用灭辽的故伎,“ 一面举兵, 一面和议”,“以和议佐攻战”, （《会编》卷18《北征纪实》, 130 页, 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7 ,113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提出“以亲王、宰相为质”等条件,“乃退师”。（ 《会编》卷29 , 216 页。）
宋钦宗被迫起用力主抗金的李纲, 部署城防。种师道又及时率陕西军增援, 开封城事实上已无被攻破之虞。但宋钦宗却仍希图以屈辱的城下之盟, 救一时之急。
金军南侵, 也打破了康王赵构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他曾用“家人礼”“ 入见”宋钦宗, 说:“ 京师甲士虽不少, 然皆游惰羸弱, 未尝简练。敌人若来, 不败即溃耳, 陛下宜少避其锋, 以保万全。”（《要录》卷41 绍兴元年正月辛酉, 325 ～ 582 页。）
畏敌如虎的宋钦宗也未尝不想南逃, 却被李纲痛陈利害, 而予以劝阻。金人提出以亲王为质的条件, 宋钦宗便召见他的皇弟们, 问道:“谁肯为朕行?”二十岁的康王倒有一股锐气,自愿“请行”。他临行前, 还向宋钦宗密奏说:“ 朝廷若有便宜, 无以一亲王为念。”（《会编》卷30 , 220 页。）
康王和少宰张邦昌于正月十四日出开封城,“ 乘一筏渡濠, 自午及夜分, 始达敌寨”。（ 《要录》卷1 , 325～ 23 页。《会编》卷30 ,219 页作十四日, 汪藻:《靖康要录》卷1 , 56 页作十日, 卷2 , 105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 也作十四日。） 金方东路军主将完颜斡离不(宗望)在给宋钦宗信中说, 他“ 一见康王, 便如兄弟相次”, （《会编》卷30 , 223 页。）但实际上却是“ 言语不逊, 礼节倨傲”。（ 《会编》卷214 宇文虚中行状, 1542 页。） 二月初, 又发生宋军夜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当时“康王颇惊骇”, 但完颜斡离不( 宗望)只是召见康王和张邦昌, 让他们与俘虏相见, 而未怪罪康王。（《会编》卷33 郑望之《奉使录》, 248 页。）
宋钦宗终于与金人达成和议, 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治今河北定州) 和河间三镇, 并送犒军银1000 万两。（《会编》卷36 , 270 页。）
金人“请以越王(赵苮)代康王为质”。宋钦宗“以越王叔父, 不可遣”, 命皇弟、宋徽宗五子肃王赵枢和驸马都尉曹晟“质于金国军前”, 将康王替回。金人撤军时, 肃王被“ 挟以北去”。（ 《会编》卷36 , 267 页,《宋史》卷246《肃王枢传》, 8726 页。）二月上旬, 康王返回开封城后, 宋钦宗“ 赐予良渥, 宠以太傅之命”。（ 《要录》卷1 , 325～ 24 页,《靖康要录》卷2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 114 页。）
在二十余日的软禁生活中, 金人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对康王还是相当优待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 康王出使之初的勇气已经销折, 恐敌顽症已在他身上生根发芽, 达到沦肌浃髓的程度, 而不可祛除。
金东路军退兵后, 宋廷又恢复文恬武嬉的故态。宋徽宗自南方返回开封, 优养于龙德宫。力主抗金的李纲等人被宋廷罢免。宋军主力在救援太原时损折殆尽,坚守二百五十余日的太原终于被金西路军攻陷。金东、西两路军再次南下,声势更盛。当时开封显然已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老将种师道在病死前上奏, 建议“驾幸长安, 以避其锋”。（ 《会编》卷60 种师道行状, 449 页,《宋史》卷335《种师道传》, 10753 页。）在既不能战, 又不能守的情势下, 逃离开封, 组织长期抗战, 还不失为上策。然而这次宋钦宗却听从何茾的浅谋, 在开封坐待覆亡。（《会编》卷79《靖康后录》, 596 页, 卷87《林泉野记》, 649～ 650 页。）
迟至十月、十一月, 宋钦宗又被迫命康王充告和使。因副使的人选问题,“ 康王未至金军而还”。（ 《宋史》卷23《钦宗纪》, 431 ～ 432 页,《靖康要录》卷12 ,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日, 704 页, 十一月七日, 721 页。）康王于十一月十六日再次出开封城, 同行者有副使王云, 参议官耿延禧和高世则, 宦官蓝痨、康履、黎茿、杨公恕等人。（《会编》卷63 , 473～ 474 页,《要录》卷1 , 325～ 25 , 26 页。）钦宗在“ 康王入辞”时“, 赐以玉带,抚慰甚厚”,又“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宋史》卷23《钦宗纪》, 432 页,《皇宋十朝纲要》卷15 , 321 页,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 , 4402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康王一行出城时, 王云对他说:“京城楼橹, 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 金人使云等坐观, 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 亦不足恃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 , 4405 页。）
康王一行抵达相州(治今河南安阳) , 知州汪伯彦殷勤接待, 并说金军已于几天前自北京大名府( 治今河北大名东)魏县李固渡过河, 建议康王暂留。康王口头上说:“ 受命前去,不敢止于中道。”实际上却并未往大名府方向寻找金东路军主帅完颜斡离不( 宗望) , 而径自北上磁州(治今河北磁县) 。（《会编》卷64 , 478 页,《要录》卷1 , 325 ～26 页。）
磁州知州宗泽是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为人刚直不阿, 故仕途坎坷, 屡遭贬黜。他对康王说:“ 闻虏已由李固渡渡河矣, 万一如肃王为虏所留, 虽悔何及。”（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续金华丛书》本。）磁州人认为王云私通金人, 将他杀死。赵构因此对宗泽感到不快, 他在十年后说,“王云之死, 乃邦人疑其为奸细而杀之, ( 宗) 泽不为无过”。“云死后, 宗泽方遣客司赍两顶番头巾来,云得之云行李中。是时耿延禧、高世则皆在座。云亦孜孜为国, 岂可污蔑以此。”（《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戊子, 326 ～ 310 页, 卷99 绍兴六年三月癸巳, 326～ 382 页。）王云之死固然成了历史疑案, 但更大疑案则是赵构和他的关系, 两人显然过从甚密。赵构事后一直力辩王云无辜, 恰好从另一角度证明, 康王一行不找渡河的金军, 执行其使命, 而避敌北上, 应有不可告人的隐私。
相州知州汪伯彦认为康王事实上已成可居之奇货, 特别派兵将他接到本州。康王一行瞒过宗泽,“间道潜师, 夜起”,天明时到相州。汪伯彦亲至城北河边迎候, 竭力献媚奉承,因此深得康王好感。康王到相州后, 命耿延禧起草奏状, 说,“奉使至磁,而民杀王云”“, 又闻虏马南渡,臣等回相州,以俟圣裁”。（《会编》卷64 , 482 ～483 页,《宋史》卷379《韩公裔传》, 11703 页, 473《汪伯彦传》, 13745 页。） 他既承认“虏马南渡”, 又以王云被杀为藉口, 而不赴金营出使。
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 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派人向各地告急, 武学进士秦仔“ 赍蜡弹”到相州, 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 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 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 火速发兵救援开封。康王看到宋钦宗的“ 亲笔细字”, 也忍不住呜咽流涕。（《会编》卷68 , 517 页, 卷70 , 532 页,《要录) 卷1 , 325～ 28 页,《宋史》卷24《高宗纪》, 440 页。）
当康王接到诏书时, 金军已攻破开封。直到此时, 金人仍采取以和佐战的手法, 他们只是占领四面城墙, 守住城门,不断向宋人勒索财物, 并将宋徽宗、宋钦宗等人陆续骗到金营。
十二月一日, 康王在相州开大元帅府,“ 有兵万人”, 分为五军。（《会编, 卷71 , 537 页,《耍录》卷1 , 325 ～28 页。） 宋钦宗特使侯章又传递到御笔蜡书说:“京城围闭日久, 康王真朕心腹手足之托, 已除兵马大元帅, 更无疑惑, 可星夜前来入援。”（宗泽:《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清乾隆刻本。）侯章还传达宋钦宗口谕说:“ 康王辟中书舍人(耿延禧)随行, 可以便宜传谕, 令草诏书, 可尽起河北官兵入援。”（《会编》卷71 , 538 页。）
尽管宋钦宗求援, 心急如焚, 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 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 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 必不可犯”, 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 治今河南滑县)“ 转战而南”, 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 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 扬言要解开封之围, 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大名府。临行之际, 仍对军士隐瞒真情, 诡称南下汤阴, 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这些都出自汪伯彦的策划。康王一行躲开李固渡的金营, 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会编》卷72 , 543～ 545 页,《宋史》卷473《汪伯彦传》, 13745 页。） 从开府到逃跑,为时仅半月。在逃跑途中“, 野中寒甚,烧柴温饭”, 康王“与汪伯彦于茅舍下同食”,这对一个娇生惯养的皇子, 算是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月甲子, 325 ～ 280 页。）
康王在离相州前, 向河北各州府守臣发布檄文, 说“君父忧辱, 臣子之心, 义当效死卫上”, 要求他们“ 戮力勤王”, 率兵“ 到大名府会合, 听候指挥”。（ 《会编》卷71 , 539 页,《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故各路人马纷纷到大名府集中, 宗泽抵达后, 按宋钦宗蜡诏规定, 出任副元帅。当时已传来开封失陷的消息, 并得到宋钦宗的另一份蜡诏, 要求“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 以同济难, 无得轻动, 恐误国事”。他还幻想以各处救兵进逼开封的态势, 迫使金军媾和。然而康王和汪伯彦却根本不敢作“ 分屯近甸”之举。宗泽坚决主张“ 急引军直趋澶渊”,“以解京城之围”, 与汪伯彦进行激烈争辩。（《宗公简公集》卷7《遗事》,《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公简公传》,《宋史》卷360《宗泽传》, 11277 页。）
汪伯彦说“: 事须量力, 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他认为大名府也“ 不可久住”。（ 《会编》卷73 , 552 页。） 他与康王私下商定, 分兵两路, 让宗泽军南进, 并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 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 元帅)府中谋议”。（《要录》卷1 , 325～ 29 , 30 页,《宋史》卷360《宗泽传》, 11277 页。）
宗泽毅然承担了救援开封的重任,他的军队虽然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 也蒙受相当损失, 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康王一行当年岁末逃离大名府, 于1127 年(靖康二年,建炎元年) 正月抵达东平府( 治今山东东平)。二月, 大元帅府又发布檄书, 命令宗泽等“ 不得先以人兵挑弄, 自启败盟之衅”。（ 《会编》卷81 , 609～ 610 页。）接着, 康王一行又南逃济州( 治今山东巨野) ，他们甚至准备逃往淮南宿州( 治今安徽宿县) , 以便随时可渡江。“ 三军籍籍, 谓不返京师而迂路, 何也”? 康王因此不得不“罢行”。（ 《要录》卷3 建炎元年三月癸卯, 325～ 67 页。）元帅府汇集的人马愈来愈多, 直到三月下旬, 康王方下令各军“ 四方并进, 扫除虏寇, 共立大功”, （《会编》卷86 , 643～ 644 页。）但除宗泽外, 各军仍按兵不动。河间知府黄潜善带兵到东平府后, 深得康王信任。康王升汪伯彦为元帅, 黄潜善为副元帅。（《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戊午, 325～ 73 页。）黄潜善、汪伯彦和康王府的宦官们事实上组成了元帅府的核心集团。
当金军第二次南侵时, 康王作为宗室, 本不能擅自逃离开封。他利用出使之机, 得以遂其保全自己的私谋。金人说他“衔命出和, 已作潜身之计; 提兵入卫, 反为护己之资”。（杨尧弼:《伪齐录) 卷上,《藕香零拾》本。）这是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事实真相。当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人一网打尽, 无有孑遗之际, 赵构却成了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三、四月间, 金人将四十六岁的宋徽宗, 二十八岁的宋钦宗, 连同后妃、宫女、宗室、贵戚、官员、工匠等一万四千余人,驱虏北上。（《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43 ～ 244 页。）开封城和皇宫中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籍被洗劫一空。金人另外成立伪楚政权, 立原宋大臣张邦昌为帝。康王生母、四十八岁的韦氏, 康王府的一妻二妾, 即二十二岁的邢秉懿、十九岁的田春罗、十七岁的姜醉媚也都在俘虏行列。唯有“ 潘氏已妊娠”,“以无名位, 独得留”。（ 《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15 页,《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壬寅,325～ 107 页。）
宋宫俘虏到达金太宗简陋的“ 御寨”。（ 《会编》卷20《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145 ～146 页, 卷166《金虏节要》,1197 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25 页。据《金史》卷24《地理志》, 550 页, 中华书局1975 年版, 金上京会宁府初称“ 内地”, 金太宗时升会宁府, 金熙宗时号上京。） 金太宗分别封宋徽宗和宋钦宗为昏德公和重昏侯。（《金史》卷3《太宗纪》, 59 页。） 帝胄龙种、金枝玉叶之辈转眼间入了地狱, 受尽煎熬, （参见洪迈《容斋三笔》卷3《北狄俘虏之苦》, 443 ～ 444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尤其是女子们更成为胜利者恣意污辱的对象, 宋钦宗朱后羞愤自杀。（《靖康稗史笺证·南征录汇》, 146 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09 页。） 邢秉懿“坠马损胎”, 又因盖天大王完颜赛里( 宗贤)“相逼, 欲自尽”。（《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77～ 178 页。）金廷“指挥元帅府, 叛逆赵构母韦氏, 妻邢氏、田氏、姜氏先遣入京禁押”。他们都被发遣入洗衣院, 一说田春罗在途中病故。（《靖康稗史笺证·南征录汇》, 172 页,《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190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09 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54 , 280 页。）洗衣院事实上成了金廷的专设妓院, 韦氏的年龄已五十左右, 入洗衣院, 无疑是为羞辱赵构。金太宗“榜朝市云, 宫奴赵构母韦氏, 妻邢氏、姜氏( 凡十九人) 并抬为良家子”, 金人还“编造秽书, 诬蔑韦后、邢后”等人。（《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14 页。） 邢秉懿受尽凌辱, 于1139 年(绍兴九年) 死于五国城( 今黑龙江依兰县) , 时年三十四岁。（《要录》卷129 绍兴九年六月庚戌, 326～ 745 页,《宋史》卷243《高宗宪节邢皇后传》, 8646 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30 ～ 231 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80 页。）
面对奇耻大辱, 赵构另有与众不同的想法。他后来说:“自顷用兵, 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 朕不知有身, 但知有民, 每惟和好是念。”（《要录》卷159 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 327～225 页, 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 1074 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所谓“不知有身, 但知有民”, 当然是欺人之谈, 但“每惟和好是念”, 倒是其真实心态,他确是惟卑屈事仇, 偷生苟安是念。
当金军第二次南侵时, 康王作为宗室, 本不能擅自逃离开封。他利用出使之机, 得以遂其保全自己的私谋。金人说他“衔命出和, 已作潜身之计; 提兵入卫, 反为护己之资”。（杨尧弼:《伪齐录) 卷上,《藕香零拾》本。）这是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事实真相。当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人一网打尽, 无有孑遗之际, 赵构却成了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三、四月间, 金人将四十六岁的宋徽宗, 二十八岁的宋钦宗, 连同后妃、宫女、宗室、贵戚、官员、工匠等一万四千余人,驱虏北上。（《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43 ～ 244 页。）开封城和皇宫中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籍被洗劫一空。金人另外成立伪楚政权, 立原宋大臣张邦昌为帝。康王生母、四十八岁的韦氏, 康王府的一妻二妾, 即二十二岁的邢秉懿、十九岁的田春罗、十七岁的姜醉媚也都在俘虏行列。唯有“ 潘氏已妊娠”,“以无名位, 独得留”。（ 《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 115 页,《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壬寅,325～ 107 页。）
宋宫俘虏到达金太宗简陋的“ 御寨”。（ 《会编》卷20《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145 ～146 页, 卷166《金虏节要》,1197 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25 页。据《金史》卷24《地理志》, 550 页, 中华书局1975 年版, 金上京会宁府初称“ 内地”, 金太宗时升会宁府, 金熙宗时号上京。） 金太宗分别封宋徽宗和宋钦宗为昏德公和重昏侯。（《金史》卷3《太宗纪》, 59 页。） 帝胄龙种、金枝玉叶之辈转眼间入了地狱, 受尽煎熬, （参见洪迈《容斋三笔》卷3《北狄俘虏之苦》, 443 ～ 444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尤其是女子们更成为胜利者恣意污辱的对象, 宋钦宗朱后羞愤自杀。（《靖康稗史笺证·南征录汇》, 146 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09 页。） 邢秉懿“坠马损胎”, 又因盖天大王完颜赛里( 宗贤)“相逼, 欲自尽”。（《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177～ 178 页。）金廷“指挥元帅府, 叛逆赵构母韦氏, 妻邢氏、田氏、姜氏先遣入京禁押”。他们都被发遣入洗衣院, 一说田春罗在途中病故。（《靖康稗史笺证·南征录汇》, 172 页,《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190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09 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54 , 280 页。）洗衣院事实上成了金廷的专设妓院, 韦氏的年龄已五十左右, 入洗衣院, 无疑是为羞辱赵构。金太宗“榜朝市云, 宫奴赵构母韦氏, 妻邢氏、姜氏( 凡十九人) 并抬为良家子”, 金人还“编造秽书, 诬蔑韦后、邢后”等人。（《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14 页。） 邢秉懿受尽凌辱, 于1139 年(绍兴九年) 死于五国城( 今黑龙江依兰县) , 时年三十四岁。（《要录》卷129 绍兴九年六月庚戌, 326～ 745 页,《宋史》卷243《高宗宪节邢皇后传》, 8646 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30 ～ 231 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80 页。）
面对奇耻大辱, 赵构另有与众不同的想法。他后来说:“自顷用兵, 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 朕不知有身, 但知有民, 每惟和好是念。”（《要录》卷159 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 327～225 页, 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 1074 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所谓“不知有身, 但知有民”, 当然是欺人之谈, 但“每惟和好是念”, 倒是其真实心态,他确是惟卑屈事仇, 偷生苟安是念。
第一章 建炎流离
第一节 南京登基
二十一岁的康王最初得知父兄被俘北去, 金人另立伪楚的消息, 如五雷轰顶,“更无分毫主意”。他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商议, 决定按兵不动, 先派人刺探消息。（《要录》卷3 建炎元年三月丁巳, 325～ 73 页, 卷99 绍兴六年三月癸巳,326～ 382 页。）康王作书给宗泽等人说, 自己自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后,“方且忌器, 未敢轻举, 但分屯近甸, 为逼逐之计”, 闻知“二圣、二后, 东宫诸王北渡大河, 五内殒裂, 不如无生, 便欲身先士卒, 手刃逆胡, 身膏草野, 以救君父。而僚属不容, 谓祖宗德泽, 主上仁圣, 臣民归戴, 天意未改”。（ 《会编》卷90 , 670 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乙集卷3《高宗与宗忠简书》, 750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既为自己畏敌避战开脱, 又微露准备登基之意。
新成立的伪楚政权不得人心, 在金军撤退后显然不能维持。张邦昌找到宋哲宗废后孟氏, 实行垂帘听政, 又致书康王, 表明自己万不得已接受皇位, 并派人将“ 大宋受命之宝” 的玉玺送到元帅府。（参见《会编》卷90 , 卷91 , 卷92 有关记事。）
在宋失其鹿的情势下, 张邦昌其实并无称孤道寡的胆量和野心, 而参与角逐天水朝神器者, 却并非仅赵构一人。宋太祖的后裔赵子崧相信“太祖之后, 当再有天下”的迷信传言, 他在淮宁府(治今河南淮阳) 与一些官员“ 歃血为盟”, 发布传檄说:“艺祖造邦, 千龄而符景运; 皇天佑宋, 六叶而生眇躬。”“眇躬”是古代皇帝专用的自谦之词, 其用心已昭然若揭。但康王为大元帅, 又有皇帝近属的优势, 赵子崧很快改变态度, 转而拥戴康王, 参与逼迫张邦昌逊位的活动。尽管如此, 他最后仍被赵构贬窜。（王明清:《挥荂录余话》卷1 , 266 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壬戌, 325～ 81 页,《宋史》卷247《赵子崧传》, 8743 ～ 8745 页。）
宋太宗系宗室赵叔向则领兵七千, 直抵开封城郊, 也显示了问鼎之志。后来感到大势已去, 仍“ 不肯以其兵与朝廷,欲与宗泽”。他显然鄙视赵构的为人, 他的谋主陈烈说:“大王若归朝廷, 则当以其兵与朝廷。不然, 即提兵过河, 迎复二圣。”赵叔向被迫交出兵马, 后被赵构派武将刘光世捕杀。（《会编》卷91 , 675 页,《要录》卷4 建炎元午四月丙寅, 325 ～ 86 页, 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亥, 325 ～ 130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127 , 3057 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宋史》卷247《赵叔向传》, 8765 页。）
四十四岁的赵士荁在皇族中是赵构的“皇叔”, 也是宗室中一位颇有贤名的长者。他不仅没有参与帝位的争夺, 反而向孟太后建议由康王“承大统”。（ 《宋史》卷247《赵士荁传》, 8753 页,《要录》卷5 , 325 ～114 页, 卷164 绍兴二十三年三月丙午, 327～ 302 页。）又有宗室赵仲琮, 按其辈分是赵构的叔祖,他说“: 今二帝北迁,大王不当即位,只宜用晋武陵王故事, 称制行事, 不改元。”此议受到元帅府官员们的驳斥, 并引用了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故事。（《会编》卷92 , 682 页,《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戊辰, 325 ～88 页。）
孟太后听政后, 对新皇帝的人选其实已无挑选的余地,她下手诏说:“乃眷贤王, 越居近服, 已徇群情之请, 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 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 夫岂人谋。”（《会编》卷93 , 685 页,《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甲戌, 325 ～91 页。）特别引用了晋文公重耳的典故, 说明康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居于无可争议的地位。
在众多的“ 劝进”者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副元帅宗泽。他的心情其实是十分矛盾的, 他已深悉康王的为人, 但危难的形势迫使他只能从“乱臣贼子”张邦昌和康王之间, 两者择一。宗泽上状请求康王“即宝位以安天下”, 又特别强调说,“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系其望者, 惟在大元帅府康王一人”,而天下安危存亡,“在大元帅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他提出了五条诤言, 即“近刚正而远柔邪”,“纳谏诤而拒谀佞”,“尚恭俭而抑骄侈”,“体忧勤而忘逸乐”,“进公实而退私伪”。他的上状并无任何赞词和谀言, 只是“ 血诚痛切”, 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会编》卷93 , 687 页,《宗忠简公集》卷1《上大元帅康王札子》。）
经孟太后和众臣僚再三“劝进”, 康王一行由济州前往南京应天府( 治今河南商丘)。当年五月一日, 赵构“登坛受命,礼毕恸哭, 遥谢二帝, 即位于府治”, （《宋史》卷24《高宗纪》, 443 页。）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后庙号高宗。他将年号改为建炎。按古代五行之说, 宋属火德, 汉光武帝“中兴”, 年号建武, 而宋太祖的开国年号为建隆, 故用建炎为年号, 以象征赵宋中兴有望。（《会编》卷101 , 741 页。）宋高宗的即位十分顺利, 避免了兄弟阋墙。但完全缺乏“ 中兴之主”的素质, 一旦身登大宝, 扮演“中兴之主”的角色, 却不免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事实上已决定宋帝国往后的规模和命运。
宋高宗在即位大赦中说:“ 同.. 两宫之复, 终图万世之安。”（《会编》卷101 , 748 页。）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 不得不将迎还二圣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按古时的名分, 也只有宋高宗本人, 方有资格率先提出这个口号。
张邦昌虽交出政权, 但他本人仍以“在内中衣赭衣, 履黄褶姻, 宿福宁殿, 使宫人侍寝”等罪名, 而被“ 赐死”。（ 王明清:《挥荂录后录》卷4 , 130～ 132 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宋史》卷475《张邦昌传》, 13792 页。）
第一节 南京登基
二十一岁的康王最初得知父兄被俘北去, 金人另立伪楚的消息, 如五雷轰顶,“更无分毫主意”。他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商议, 决定按兵不动, 先派人刺探消息。（《要录》卷3 建炎元年三月丁巳, 325～ 73 页, 卷99 绍兴六年三月癸巳,326～ 382 页。）康王作书给宗泽等人说, 自己自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后,“方且忌器, 未敢轻举, 但分屯近甸, 为逼逐之计”, 闻知“二圣、二后, 东宫诸王北渡大河, 五内殒裂, 不如无生, 便欲身先士卒, 手刃逆胡, 身膏草野, 以救君父。而僚属不容, 谓祖宗德泽, 主上仁圣, 臣民归戴, 天意未改”。（ 《会编》卷90 , 670 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乙集卷3《高宗与宗忠简书》, 750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既为自己畏敌避战开脱, 又微露准备登基之意。
新成立的伪楚政权不得人心, 在金军撤退后显然不能维持。张邦昌找到宋哲宗废后孟氏, 实行垂帘听政, 又致书康王, 表明自己万不得已接受皇位, 并派人将“ 大宋受命之宝” 的玉玺送到元帅府。（参见《会编》卷90 , 卷91 , 卷92 有关记事。）
在宋失其鹿的情势下, 张邦昌其实并无称孤道寡的胆量和野心, 而参与角逐天水朝神器者, 却并非仅赵构一人。宋太祖的后裔赵子崧相信“太祖之后, 当再有天下”的迷信传言, 他在淮宁府(治今河南淮阳) 与一些官员“ 歃血为盟”, 发布传檄说:“艺祖造邦, 千龄而符景运; 皇天佑宋, 六叶而生眇躬。”“眇躬”是古代皇帝专用的自谦之词, 其用心已昭然若揭。但康王为大元帅, 又有皇帝近属的优势, 赵子崧很快改变态度, 转而拥戴康王, 参与逼迫张邦昌逊位的活动。尽管如此, 他最后仍被赵构贬窜。（王明清:《挥荂录余话》卷1 , 266 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壬戌, 325～ 81 页,《宋史》卷247《赵子崧传》, 8743 ～ 8745 页。）
宋太宗系宗室赵叔向则领兵七千, 直抵开封城郊, 也显示了问鼎之志。后来感到大势已去, 仍“ 不肯以其兵与朝廷,欲与宗泽”。他显然鄙视赵构的为人, 他的谋主陈烈说:“大王若归朝廷, 则当以其兵与朝廷。不然, 即提兵过河, 迎复二圣。”赵叔向被迫交出兵马, 后被赵构派武将刘光世捕杀。（《会编》卷91 , 675 页,《要录》卷4 建炎元午四月丙寅, 325 ～ 86 页, 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亥, 325 ～ 130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127 , 3057 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宋史》卷247《赵叔向传》, 8765 页。）
四十四岁的赵士荁在皇族中是赵构的“皇叔”, 也是宗室中一位颇有贤名的长者。他不仅没有参与帝位的争夺, 反而向孟太后建议由康王“承大统”。（ 《宋史》卷247《赵士荁传》, 8753 页,《要录》卷5 , 325 ～114 页, 卷164 绍兴二十三年三月丙午, 327～ 302 页。）又有宗室赵仲琮, 按其辈分是赵构的叔祖,他说“: 今二帝北迁,大王不当即位,只宜用晋武陵王故事, 称制行事, 不改元。”此议受到元帅府官员们的驳斥, 并引用了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故事。（《会编》卷92 , 682 页,《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戊辰, 325 ～88 页。）
孟太后听政后, 对新皇帝的人选其实已无挑选的余地,她下手诏说:“乃眷贤王, 越居近服, 已徇群情之请, 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 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 夫岂人谋。”（《会编》卷93 , 685 页,《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甲戌, 325 ～91 页。）特别引用了晋文公重耳的典故, 说明康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居于无可争议的地位。
在众多的“ 劝进”者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副元帅宗泽。他的心情其实是十分矛盾的, 他已深悉康王的为人, 但危难的形势迫使他只能从“乱臣贼子”张邦昌和康王之间, 两者择一。宗泽上状请求康王“即宝位以安天下”, 又特别强调说,“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系其望者, 惟在大元帅府康王一人”,而天下安危存亡,“在大元帅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他提出了五条诤言, 即“近刚正而远柔邪”,“纳谏诤而拒谀佞”,“尚恭俭而抑骄侈”,“体忧勤而忘逸乐”,“进公实而退私伪”。他的上状并无任何赞词和谀言, 只是“ 血诚痛切”, 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会编》卷93 , 687 页,《宗忠简公集》卷1《上大元帅康王札子》。）
经孟太后和众臣僚再三“劝进”, 康王一行由济州前往南京应天府( 治今河南商丘)。当年五月一日, 赵构“登坛受命,礼毕恸哭, 遥谢二帝, 即位于府治”, （《宋史》卷24《高宗纪》, 443 页。）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后庙号高宗。他将年号改为建炎。按古代五行之说, 宋属火德, 汉光武帝“中兴”, 年号建武, 而宋太祖的开国年号为建隆, 故用建炎为年号, 以象征赵宋中兴有望。（《会编》卷101 , 741 页。）宋高宗的即位十分顺利, 避免了兄弟阋墙。但完全缺乏“ 中兴之主”的素质, 一旦身登大宝, 扮演“中兴之主”的角色, 却不免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事实上已决定宋帝国往后的规模和命运。
宋高宗在即位大赦中说:“ 同.. 两宫之复, 终图万世之安。”（《会编》卷101 , 748 页。）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 不得不将迎还二圣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按古时的名分, 也只有宋高宗本人, 方有资格率先提出这个口号。
张邦昌虽交出政权, 但他本人仍以“在内中衣赭衣, 履黄褶姻, 宿福宁殿, 使宫人侍寝”等罪名, 而被“ 赐死”。（ 王明清:《挥荂录后录》卷4 , 130～ 132 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宋史》卷475《张邦昌传》, 13792 页。）
第二节 李纲的拜相和罢相
北宋末至南宋初, 中原各地惨遭女真贵族血与火的洗劫, 大量人口被虏去当奴隶, 女真贵族还强迫汉人“ 剃头辫发”。（ 《会编》卷115《宗泽奏》, 844 页,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85 宗泽奏, 1171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这不能不激起河北与河东人民的强烈反抗。“逃避之人, 连绵不绝”, 他们“立山寨以自卫, 持弓刀以捍敌”。（ 李若水:《忠荄集》卷1《使还上殿札子三道》, 1124 ～ 662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河东路的抗金队伍“ 蚁聚蜂屯, 啸集林谷, 每党不啻数千人, 号曰红巾”。（ 故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9《襄垣县修城记》, 15354 页, 台湾《石刻史料新编》本。）何宏中“收合散亡, 立山棚七十四所, 号令所及, 千里而远”。（元好问:《中州集》卷10 何宏中传, 505 页, 中华书局1959 年版, 周密《齐东野语》卷11《何宏中》, 193 ～194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河北百姓皆以白绢为旗, 刺血, 上书‘怨’字, 迎杀金贼”。（叶梦得:《石林奏议》卷2《申大元帅府缴纳告谕军民榜牒状》, 清光绪刻本。）恩州(治今河北清河) 和冀州(治今河北冀县) 的农民“ 自置弓剑, 保护一方, 谓之巡社”,“相州以北, 有山寨约五十余处, 每寨不下三万人”。（ 《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在北方饱受痛苦和耻辱的宋徽宗, 也命曹勋偷偷带回一件背心“, 写字于领中”说“: 可便即真, 来救父母!”还要曹勋转达说:“如见大王, 但奏可有清中原之谋, 悉举行之, 无以我为念。”韦氏和邢秉懿也托曹勋带回信物, 要求他“深致我血泪之痛”。（ 《会编》卷98《北狩闻见录》, 722 页, 卷111 , 809 页,《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李纲:《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 清道光刻本。）宋钦宗在宋高宗即位前, 用“ 血指书襟诏”说:“播告四方, 忠臣义士, 奋心一举, 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 毋忘! 毋忘!”（ 《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癸亥, 325 ～ 82 页,《会编》卷99《靖康皇族陷虏记》, 732 页。）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 由于金人悬军深入, 金朝实际上只占领了河北与河东十多个府、州、军, （《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注, 325 ～ 124 页, 载有宋朝失陷州郡的统计, 但统计不全。）大部分州县仍然固守待援。金朝甚至连自燕山府南下的通道也未能保持。宋朝广大的官吏军民对新成立的政权都寄予厚望。期望宋高宗能矫治北宋末年的各种弊政, 收复故土, 重整山河, 而成“中兴”之功。
由于元帅府的经历, 宋高宗最倚重和最亲信者, 莫过于黄潜善和汪伯彦。他称帝之初, 就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兼御营使, 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 掌管军政。黄潜善的升官制词称他“ 器识沉毅, 而足以任天下之重”, 汪伯彦的升官制词称他“ 学贯千载, 智出万夫”,“干兹心膂之忧, 实赖股肱之旧”。（ 《会编》卷102 , 749 页,《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 325 ～ 98 页,丁酉, 325 ～103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881 页。）黄潜善和汪伯彦提出, 向金朝派遣祈请使, 准备用“靖康誓书, 画河为界”, 命令刑部不得将宋高宗即位的赦文发布到河北、河东路等地, 宋军“ 且令屯大河以南”。宋高宗和他们的设想是准备放弃大河以北的土地, 与金“ 议和”。（《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325 ～ 105 页,《会编》卷108 , 791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宗泽奏, 4512 页。）拥立皇帝有功的皇叔赵士荁, 对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谋划颇为气愤,“ 首论大臣误国”, 宋高宗遂发表赵士荁外任知南外宗正事。（《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 325 ～ 114 页,《宋史》卷247《赵士荁传》,8753 页。）
当时“天下人望之所归者”, 李纲“一人而已”,“ 万口一音”, 认为其“德义才力, 足以任大事”。（ 《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乙未附吕中《大事记》, 325 ～ 102 页, 卷6 建炎元年六月, 325 ～139 页,《会编》卷124 , 907页, 程俱:《北山小集》卷36《寄李枢密论事札子》, 四部丛刊本。）赵士繿在离开朝廷前, 也一力举荐李纲。（《要录》卷144 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 327～ 18 页。）宋高宗即位前, 曾给李纲写信说:“方今生民之命, 急于倒悬, 谅非不世之才, 何以协济事功。”（《梁溪全集》卷60《御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高宗属意李忠定》, 749 页。）他准备命李纲出任宰相, 但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坚决反对, 说:“李好用兵, 今召用, 恐金人不乐。”（《朱子语类》卷131 , 3138 页,《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甲午, 325 ～ 101页。）一些官员也反对李纲拜相, 并将其上章的副本, 传送尚在赶律应天府途中的李纲本人。（《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辛丑, 325 ～ 107 页, 卷6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 325～ 116 页。）但宋高宗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 仍任命李纲为右相, 而将左相虚位。
“谋身性虽拙, 许国心独苦”的李纲, （《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于六月一日抵达应天府。他朝见之际, 不觉涕泗横流, 说,“谓材不足以任宰相, 则可, 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宰相, 则不可”。“陛下命相, 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 更望圣虑有以审处”。宋高宗劝谕一番, 便命内侍引领李纲去都堂。翌日,李纲再次奏对,他强调说“, 今日之事,持危扶颠, 以创业为法, 而图中兴之功, 在陛下而不在臣”, 恳望皇帝“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 使臣得以尽志毕虑, 图报涓埃, 虽死无憾”。宋高宗则表示自己“决意用卿”。（《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 325～116 页,《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序, 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 卷178《建炎时政记》, 附录行状中。）
北宋末至南宋初, 中原各地惨遭女真贵族血与火的洗劫, 大量人口被虏去当奴隶, 女真贵族还强迫汉人“ 剃头辫发”。（ 《会编》卷115《宗泽奏》, 844 页,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85 宗泽奏, 1171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这不能不激起河北与河东人民的强烈反抗。“逃避之人, 连绵不绝”, 他们“立山寨以自卫, 持弓刀以捍敌”。（ 李若水:《忠荄集》卷1《使还上殿札子三道》, 1124 ～ 662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河东路的抗金队伍“ 蚁聚蜂屯, 啸集林谷, 每党不啻数千人, 号曰红巾”。（ 故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9《襄垣县修城记》, 15354 页, 台湾《石刻史料新编》本。）何宏中“收合散亡, 立山棚七十四所, 号令所及, 千里而远”。（元好问:《中州集》卷10 何宏中传, 505 页, 中华书局1959 年版, 周密《齐东野语》卷11《何宏中》, 193 ～194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河北百姓皆以白绢为旗, 刺血, 上书‘怨’字, 迎杀金贼”。（叶梦得:《石林奏议》卷2《申大元帅府缴纳告谕军民榜牒状》, 清光绪刻本。）恩州(治今河北清河) 和冀州(治今河北冀县) 的农民“ 自置弓剑, 保护一方, 谓之巡社”,“相州以北, 有山寨约五十余处, 每寨不下三万人”。（ 《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在北方饱受痛苦和耻辱的宋徽宗, 也命曹勋偷偷带回一件背心“, 写字于领中”说“: 可便即真, 来救父母!”还要曹勋转达说:“如见大王, 但奏可有清中原之谋, 悉举行之, 无以我为念。”韦氏和邢秉懿也托曹勋带回信物, 要求他“深致我血泪之痛”。（ 《会编》卷98《北狩闻见录》, 722 页, 卷111 , 809 页,《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李纲:《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 清道光刻本。）宋钦宗在宋高宗即位前, 用“ 血指书襟诏”说:“播告四方, 忠臣义士, 奋心一举, 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 毋忘! 毋忘!”（ 《要录》卷4 建炎元年四月癸亥, 325 ～ 82 页,《会编》卷99《靖康皇族陷虏记》, 732 页。）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 由于金人悬军深入, 金朝实际上只占领了河北与河东十多个府、州、军, （《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注, 325 ～ 124 页, 载有宋朝失陷州郡的统计, 但统计不全。）大部分州县仍然固守待援。金朝甚至连自燕山府南下的通道也未能保持。宋朝广大的官吏军民对新成立的政权都寄予厚望。期望宋高宗能矫治北宋末年的各种弊政, 收复故土, 重整山河, 而成“中兴”之功。
由于元帅府的经历, 宋高宗最倚重和最亲信者, 莫过于黄潜善和汪伯彦。他称帝之初, 就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兼御营使, 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 掌管军政。黄潜善的升官制词称他“ 器识沉毅, 而足以任天下之重”, 汪伯彦的升官制词称他“ 学贯千载, 智出万夫”,“干兹心膂之忧, 实赖股肱之旧”。（ 《会编》卷102 , 749 页,《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 325 ～ 98 页,丁酉, 325 ～103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881 页。）黄潜善和汪伯彦提出, 向金朝派遣祈请使, 准备用“靖康誓书, 画河为界”, 命令刑部不得将宋高宗即位的赦文发布到河北、河东路等地, 宋军“ 且令屯大河以南”。宋高宗和他们的设想是准备放弃大河以北的土地, 与金“ 议和”。（《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325 ～ 105 页,《会编》卷108 , 791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宗泽奏, 4512 页。）拥立皇帝有功的皇叔赵士荁, 对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谋划颇为气愤,“ 首论大臣误国”, 宋高宗遂发表赵士荁外任知南外宗正事。（《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 325 ～ 114 页,《宋史》卷247《赵士荁传》,8753 页。）
当时“天下人望之所归者”, 李纲“一人而已”,“ 万口一音”, 认为其“德义才力, 足以任大事”。（ 《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乙未附吕中《大事记》, 325 ～ 102 页, 卷6 建炎元年六月, 325 ～139 页,《会编》卷124 , 907页, 程俱:《北山小集》卷36《寄李枢密论事札子》, 四部丛刊本。）赵士繿在离开朝廷前, 也一力举荐李纲。（《要录》卷144 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 327～ 18 页。）宋高宗即位前, 曾给李纲写信说:“方今生民之命, 急于倒悬, 谅非不世之才, 何以协济事功。”（《梁溪全集》卷60《御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高宗属意李忠定》, 749 页。）他准备命李纲出任宰相, 但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坚决反对, 说:“李好用兵, 今召用, 恐金人不乐。”（《朱子语类》卷131 , 3138 页,《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甲午, 325 ～ 101页。）一些官员也反对李纲拜相, 并将其上章的副本, 传送尚在赶律应天府途中的李纲本人。（《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辛丑, 325 ～ 107 页, 卷6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 325～ 116 页。）但宋高宗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 仍任命李纲为右相, 而将左相虚位。
“谋身性虽拙, 许国心独苦”的李纲, （《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于六月一日抵达应天府。他朝见之际, 不觉涕泗横流, 说,“谓材不足以任宰相, 则可, 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宰相, 则不可”。“陛下命相, 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 更望圣虑有以审处”。宋高宗劝谕一番, 便命内侍引领李纲去都堂。翌日,李纲再次奏对,他强调说“, 今日之事,持危扶颠, 以创业为法, 而图中兴之功, 在陛下而不在臣”, 恳望皇帝“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 使臣得以尽志毕虑, 图报涓埃, 虽死无憾”。宋高宗则表示自己“决意用卿”。（《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 325～116 页,《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序, 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 卷178《建炎时政记》, 附录行状中。）
除李纲外, 黄潜善、汪伯彦等最嫌忌的当然是宗泽。他们无论如何不允许宗泽到朝廷主持军政, 故于五月下旬, 匆忙发表他出任襄阳知府。（《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庚戌, 325 ～ 112 页,《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宗泽途经应天府, 也于六月一日朝见。他与李纲的会面, 大约是生平唯一的一次会面。李纲当年四十五岁, 宗泽实际上比他长一辈。在饱经患难之余,两个志同道合者互诉衷曲, 深以国事为忧。宗泽“忠义慷慨,愤发至流涕”, （《梁溪全集》卷32《哭宗留守汝霖》序。）他公开斥责黄潜善为“闲人”, 汪伯彦为“微人”。（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序·宗忠简遣事》, 四部丛刊本。）他上奏批评“割地请和之议”, 说“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 一洗前日之耻, 未闻有所号令, 作新斯民, 岂可复徇奸邪之议哉”! 李纲在宋高宗面前, 力陈宗泽“卓荦有气节”,“绥集旧邦, 非泽不可”。皇帝便发表宗泽出任开封知府、东京留守。（《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戊辰, 325 ～ 127 页,《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任差遣。宗泽在上奏和给李纲书信中, 强调“毋蹈东晋既覆之辙, 毋安积薪未燃之火”, （《宗忠简公集》卷1《上乞母割地与金人疏》, 卷4《上李丞相书》。）表明他对国势和国运已有先见之明。尽管如此, 他仍以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决心, 前往开封。“泣涕收横溃, 焦枯赖发生。不辞关路远, 辛苦向都城”的诗句, （《宗忠简公集》卷5《雨晴渡关二首》。） 就是他赴任时的心情写照。
经历北宋末的祸乱变故, 李纲已成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大义分明, 极有才, 做事有终始”, 为南宋初的“ 中兴诸相”所“不及”。（《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 他面对一个缺乏政治经验, 事实上又并非有作为的皇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慨然以修内攘外为己任”。（ 《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乙亥附吕中《大事记》, 325 ～ 163 页。） 李纲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 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 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第一, 关于对金关系, 他说,“能守而后可战, 能战而后可和, 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 欲和则不可, 莫若自治, 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 士气振, 然后可以议大举”。“ 不务战守之计, 唯信讲和之说, 则国势益卑, 制命于敌, 无以自立矣。先守后战, 而不应求和, 这当然是正确的对策。
第二, 他主张将伪楚张邦昌和其他对金屈膝的官员, 给予严厉处分,“以励士风”。
第三, 他提出一系列矫治弊政, 加强战备的政策和措施。
第四, 他提出任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 王纀和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和副使,负责收复河北与河东失地。
（关于李纲当政后的举措, 参见《梁溪全集》卷58 , 卷59 诸奏, 卷174 至卷180《建炎进退志总叙》,《建炎时政记》,《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丁亥, 325 ～136 页, 卷7 建炎元年七月己丑朔, 325 ～140 页, 丙辰, 325 ～153 页。）
他采纳张悫等人建议, 号召人民组织“忠义巡社”, 抵抗金军。（《宋会要》兵2 之50～ 58 ,《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325 ～ 159 页,《宋史》卷363《张悫传》, 11347 页。）
正如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 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 整顿一番, 方略成个朝廷模样。”（《朱子语类》卷131 , 3139 页。）但是,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千方百计,用各种口实, 阻挠和制止李纲大政方针的贯彻。宋高宗本人也很快对李纲感到厌烦。
经黄潜善、汪伯彦等私下劝说, 宋高宗遂于七月下亲笔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李纲“极论不可”, 认为此议“偷取一时之安适, 而忘祸患之在后”,“ 陛下既以降诏, 独留中原, 人心悦服, 奈何诏墨未乾, 失大信于天下”。宋高宗在表面上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梁溪全集》卷63《议巡幸第一札子》,《议巡幸第二札子》, 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325～ 145 页, 乙巳, 325 ～149 页。）实际上却更加重了对李纲的嫌恶之感。
李纲坚持追查北宋末开封城中降金官员的罪责, 先后处分和贬黜了一大批官员, 处斩宋齐愈等人。黄潜善等营救他们不成, 与李纲嫌隙更深。（《会编》卷111 , 卷112 , 810 ～ 820 页,《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癸亥,325～ 121 页, 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325 ～ 145 页, 癸卯, 325 ～147 页。）
宋高宗将汪伯彦升知枢密院事, 八月, 又升李纲为左相,黄潜善为右相, 无非是为更有利于束缚李纲的手脚。李纲“知谮诉之言, 其入已深”, 便对皇帝“ 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之理, 且言疑则当勿用, 用则当勿疑”。宋高宗表面上仍虚与委蛇,“慰勉”一番。（《会编》卷112 , 820 页,《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戊寅, 325 ～ 131 页, 卷8 建炎元年八月壬戌, 325～ 158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898～ 900 页。）黄潜善、汪伯彦等坚持要撤销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和傅亮的河东经制司,实际上就是维持放弃大河以北的原议。李纲力争, 而皇帝的御批却完全支持黄汪的主张。由黄潜善荐举的殿中侍御史张浚, 出面弹劾李纲,李纲深感事无可为, 只能提出辞职。（《会编》卷113 , 825 页,《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丁未, 325 ～ 151 页, 丙辰, 325～ 153 页, 卷8 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325 ～ 160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02 页。）
宋高宗虽也虚伪地挽留李纲, 但发表的罢相制词却说李纲“谋谟莫效, 狂诞罔悛”,“以喜怒自分其贤愚, 致赏罚失当于功罪”,“第欲市恩于己”云云, 谴责甚重。此后, 李纲又被再三贬黜, 一度流放海南岛。其责词竟有“ 朋奸罔上”,“欺世盗名”, 以被孔子所杀的少正卯为比。（《会编》卷113 , 82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 902～ 905 页。）宋高宗在位期间, 有的宰相可以罢而复用, 才大而望重的李纲却终不复用。宋高宗说,“李纲孩视朕”!（《朱子语类》卷131 , 3139 页。）“纲多掠世俗虚美, 以此协比成朋, 变白为黑”,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6 页。）“朕以其人心虽忠义, 但志大才疏, 用之必亡人之国, 故不复用”。（ 《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 325～ 406 页。）李纲尽瘁国事, 对皇帝直言无隐, 终于招致宋高宗的极端嫌恶。他任相仅七十五日, 离开宋廷后, 小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
关于李纲的业绩, 宋人诗中有恰当的评价,“ 追数中兴相, 公居第一人”,“整顿乾坤第一人, 堂堂真相足仪型”,“材大古难用, 功多忌更多; 忠怀冲日月, 谗口肆风波”。（ 《梁溪全集》附录张致远、陈公辅、曾开挽诗。）这些评论的基本缺点, 是恪守了“为尊者讳”的原则,没有皇帝作主宰,“谗口”又如何得以“肆风波”呢?
经历北宋末的祸乱变故, 李纲已成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大义分明, 极有才, 做事有终始”, 为南宋初的“ 中兴诸相”所“不及”。（《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 他面对一个缺乏政治经验, 事实上又并非有作为的皇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慨然以修内攘外为己任”。（ 《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乙亥附吕中《大事记》, 325 ～ 163 页。） 李纲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 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 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第一, 关于对金关系, 他说,“能守而后可战, 能战而后可和, 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 欲和则不可, 莫若自治, 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 士气振, 然后可以议大举”。“ 不务战守之计, 唯信讲和之说, 则国势益卑, 制命于敌, 无以自立矣。先守后战, 而不应求和, 这当然是正确的对策。
第二, 他主张将伪楚张邦昌和其他对金屈膝的官员, 给予严厉处分,“以励士风”。
第三, 他提出一系列矫治弊政, 加强战备的政策和措施。
第四, 他提出任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 王纀和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和副使,负责收复河北与河东失地。
（关于李纲当政后的举措, 参见《梁溪全集》卷58 , 卷59 诸奏, 卷174 至卷180《建炎进退志总叙》,《建炎时政记》,《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丁亥, 325 ～136 页, 卷7 建炎元年七月己丑朔, 325 ～140 页, 丙辰, 325 ～153 页。）
他采纳张悫等人建议, 号召人民组织“忠义巡社”, 抵抗金军。（《宋会要》兵2 之50～ 58 ,《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325 ～ 159 页,《宋史》卷363《张悫传》, 11347 页。）
正如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 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 整顿一番, 方略成个朝廷模样。”（《朱子语类》卷131 , 3139 页。）但是,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千方百计,用各种口实, 阻挠和制止李纲大政方针的贯彻。宋高宗本人也很快对李纲感到厌烦。
经黄潜善、汪伯彦等私下劝说, 宋高宗遂于七月下亲笔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李纲“极论不可”, 认为此议“偷取一时之安适, 而忘祸患之在后”,“ 陛下既以降诏, 独留中原, 人心悦服, 奈何诏墨未乾, 失大信于天下”。宋高宗在表面上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梁溪全集》卷63《议巡幸第一札子》,《议巡幸第二札子》, 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325～ 145 页, 乙巳, 325 ～149 页。）实际上却更加重了对李纲的嫌恶之感。
李纲坚持追查北宋末开封城中降金官员的罪责, 先后处分和贬黜了一大批官员, 处斩宋齐愈等人。黄潜善等营救他们不成, 与李纲嫌隙更深。（《会编》卷111 , 卷112 , 810 ～ 820 页,《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癸亥,325～ 121 页, 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325 ～ 145 页, 癸卯, 325 ～147 页。）
宋高宗将汪伯彦升知枢密院事, 八月, 又升李纲为左相,黄潜善为右相, 无非是为更有利于束缚李纲的手脚。李纲“知谮诉之言, 其入已深”, 便对皇帝“ 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之理, 且言疑则当勿用, 用则当勿疑”。宋高宗表面上仍虚与委蛇,“慰勉”一番。（《会编》卷112 , 820 页,《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戊寅, 325 ～ 131 页, 卷8 建炎元年八月壬戌, 325～ 158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898～ 900 页。）黄潜善、汪伯彦等坚持要撤销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和傅亮的河东经制司,实际上就是维持放弃大河以北的原议。李纲力争, 而皇帝的御批却完全支持黄汪的主张。由黄潜善荐举的殿中侍御史张浚, 出面弹劾李纲,李纲深感事无可为, 只能提出辞职。（《会编》卷113 , 825 页,《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丁未, 325 ～ 151 页, 丙辰, 325～ 153 页, 卷8 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325 ～ 160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02 页。）
宋高宗虽也虚伪地挽留李纲, 但发表的罢相制词却说李纲“谋谟莫效, 狂诞罔悛”,“以喜怒自分其贤愚, 致赏罚失当于功罪”,“第欲市恩于己”云云, 谴责甚重。此后, 李纲又被再三贬黜, 一度流放海南岛。其责词竟有“ 朋奸罔上”,“欺世盗名”, 以被孔子所杀的少正卯为比。（《会编》卷113 , 82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 902～ 905 页。）宋高宗在位期间, 有的宰相可以罢而复用, 才大而望重的李纲却终不复用。宋高宗说,“李纲孩视朕”!（《朱子语类》卷131 , 3139 页。）“纲多掠世俗虚美, 以此协比成朋, 变白为黑”,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6 页。）“朕以其人心虽忠义, 但志大才疏, 用之必亡人之国, 故不复用”。（ 《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 325～ 406 页。）李纲尽瘁国事, 对皇帝直言无隐, 终于招致宋高宗的极端嫌恶。他任相仅七十五日, 离开宋廷后, 小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
关于李纲的业绩, 宋人诗中有恰当的评价,“ 追数中兴相, 公居第一人”,“整顿乾坤第一人, 堂堂真相足仪型”,“材大古难用, 功多忌更多; 忠怀冲日月, 谗口肆风波”。（ 《梁溪全集》附录张致远、陈公辅、曾开挽诗。）这些评论的基本缺点, 是恪守了“为尊者讳”的原则,没有皇帝作主宰,“谗口”又如何得以“肆风波”呢?
第四节 “大呼过河身已僵”
（陆游《剑南诗稿》卷20《感秋》, 583 页, 中华书局1976 年版。）
宋高宗的小朝廷迁往扬州后, 朝政昏暗, 日甚一日, 凡是李纲“所规画军民之政, 一切废罢”。（ 《宋史》卷358《李纲传》, 11260 页。） 宦官邵成章原是北宋皇宫的旧人, 曾弹奏童贯。他在孟太后立宋高宗时有功, 也算是宋宫中的头面人物。邵成章眼看国事日非, 便上疏指斥黄潜善和汪伯彦“必误国”。宋高宗大怒, 说邵成章“ 不守本职, 辄言大臣”, 乃“ 祖宗以来所未有”, 将他发配南雄州“ 编管”。（ 《会编》卷115 , 840 页, 卷128 , 933 页,《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辛丑,325～ 213 页, 卷22 建炎三年四月, 325 ～ 370 页,《宋史》卷469《邵成章传》,13667 页。） 当时“以言事被逐”的官员尚有吴给、张阎等人, （《会编》卷118 ,861 页,《要录》卷17 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325 ～ 270 页,《宋史》卷455《马伸传》, 13366 页。） 又有太学生魏佑上书, 论黄潜善和汪伯彦“误国十罪”,宋高宗置之不理。（《会编》卷115, 842 页,《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癸丑, 325～ 219 页。）
自李纲被逐后, 开封府尹、东京留守宗泽虽为外任大臣,却在事实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文臣身份统兵, 并不负责对金作战的全权指挥, 而所率的东京留守军乃是宋军的中坚。他广泛联络两河义军, 在民众中有很高威望。宋高宗得以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得以在小朝廷威福自恣, 其实还是仰仗宗泽在北方建立了一道抵御金人的屏障。但是, 小朝廷君臣, 特别是黄潜善和汪伯彦, 却仍将宗泽视为肉中之刺、眼中之钉。
金朝派牛姓大监, 以出使伪楚为名, 来到开封。宗泽说:“此名为使, 而实觇我也。”（《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乙亥, 325 ～ 130 页,《宋史》卷360《宗泽传》,11280 页。） 他将来使拘捕入狱, 宋廷得知后, 惶恐万状, 下令将金使“迁置别馆, 优加待遇”。宗泽不服,上奏说“, 奸邪之臣,尚狃和议,皇惑圣聪”“, 臣之朴愚,不敢奉诏, 以彰国弱”。（ 《历代名臣奏议》卷85 宗泽奏, 1167 页,《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丁未, 325～ 150 页。）宋高宗又再次下诏说:“ 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 宽朕顾忧, 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 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 卿宜体此。”但宗泽仍然拒不奉诏。（《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要录》卷16 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325～263 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自然以此作为攻讦宗泽的口实。御史中丞许景衡却上奏力辩, 强调宗泽“ 只缘忠义所激, 出于轻发”, 而其“威名政术, 卓然过人”, 若将宗泽罢官,“不识今之缙绅, 其威名政绩亦有加于泽者乎”? 同知枢密院事张悫也说:“如泽之忠义, 若得数人, 天下定矣。”宋高宗虽也嫌恶宗泽, 但考虑到确无更合适的东京留守人选, 便将许景衡奏递送宗泽, 以安其心。（《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乙酉, 325～ 165 页, 卷9 建炎元年九月乙巳,325～ 175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42 许景衡奏, 1859 页,《会编》卷117 , 859 页,《宋史》卷363《许景衡传》, 11345 页。）
在北方众多的抗金武装中, 庆源府( 治今河北赵县) 赞皇县五马山寨有一支马扩与赵邦荈领导的队伍。他们听说皇弟信王赵榛在被俘北上时逃亡, 隐于民间, 便将他接到山上。“两河遗民闻风响应, 愿受旗榜者甚众”。此人是否是真信王, 另当别论。1128 年( 建炎二年) 春, 马扩带着信王的奏章, 途经开封, 会见宗泽, 又来到扬州, 黄潜善等都表示怀疑,而宋高宗却肯定其笔迹并非伪造。传言说信王将带兵渡河入开封京城, 宋高宗害怕信王争夺帝位, 慌忙于五月下诏, 扬言“ 朕将还阙, 恭谒宗庙”, （《会编》卷115 , 844 页, 卷116 , 848 页,《要录》卷13 建炎二年二月辛巳,325～ 229 页, 卷15 建炎二年四月, 五月乙酉, 325～ 246 、247 页。） 但实际上仍然安居扬州。
1127 年冬至1128 年春, 金军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蹂践了很多地区, 却在与宗泽军的对抗中遭受挫败。宗泽在金军退却后, 联络两河义师, 积极筹措北伐。他前后连上二十四份奏章, 请求皇帝还都, 主持北伐大计。他在奏中直率批评宋高宗“ 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历代名臣奏议》卷85 , 1167 页、1171 页, 卷86 , 1174 页,《会编》卷116 ,851 页,《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丁未, 325～ 216 页。） , 准备放弃北方“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 略不顾恤”, 斥责“ 不忠不义者但知持宠保禄, 动为身谋, 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 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 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谓巡狩之名为可效, 谓偏安之霸为可述”,“ 凡误国之事, 无不为之”。如此忠愤激烈的抨击, 在宋人奏议是很罕见的, 说明面对新帝即位之初的倒行逆施, 宗泽已至忍无可忍的地步。他无比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已七十, 于礼与法,皆合致其事, 以归南亩。臣漏尽钟鸣, 犹仆仆不敢乞身以退者, 非贪冒也, 实为二圣蒙尘北狩, 陛下驻跸在外, 夙夜泣血,唯恐因循后时, 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统之绪。”
宗泽每次上奏, 黄潜善和汪伯彦“皆笑以为狂”。（ 《会编》卷117 , 859 页,《要录》卷9 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325～ 175 页。）作为执政官的张悫和许景衡, 一个病死, 另一个被排挤出政府。宗泽在朝廷中失去了奥援, 宋廷对他的奏请, 或置之不理, 或虚与敷衍, 或加呵斥和刁难。宗泽心力交瘁, 忧愤成疾, 他吟哦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三呼“过河”, 与世长辞, 时为当年七月初一。（《要录》卷16 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325～ 262 页, 宗泽卒日应以此书为准。）
宗泽死后, 小朝廷一时再无支撑危局的人物。金军攻占了河北和河东的最后一批州县, 北方民众的抗金遭受镇压,五马山寨也被攻破, 自称信王者下落不明。宋高宗得知此讯后, 实际上喜不自胜, 原先装模作样要回旧京开封的诏令, 也立即成为一纸废文。
（陆游《剑南诗稿》卷20《感秋》, 583 页, 中华书局1976 年版。）
宋高宗的小朝廷迁往扬州后, 朝政昏暗, 日甚一日, 凡是李纲“所规画军民之政, 一切废罢”。（ 《宋史》卷358《李纲传》, 11260 页。） 宦官邵成章原是北宋皇宫的旧人, 曾弹奏童贯。他在孟太后立宋高宗时有功, 也算是宋宫中的头面人物。邵成章眼看国事日非, 便上疏指斥黄潜善和汪伯彦“必误国”。宋高宗大怒, 说邵成章“ 不守本职, 辄言大臣”, 乃“ 祖宗以来所未有”, 将他发配南雄州“ 编管”。（ 《会编》卷115 , 840 页, 卷128 , 933 页,《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辛丑,325～ 213 页, 卷22 建炎三年四月, 325 ～ 370 页,《宋史》卷469《邵成章传》,13667 页。） 当时“以言事被逐”的官员尚有吴给、张阎等人, （《会编》卷118 ,861 页,《要录》卷17 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325 ～ 270 页,《宋史》卷455《马伸传》, 13366 页。） 又有太学生魏佑上书, 论黄潜善和汪伯彦“误国十罪”,宋高宗置之不理。（《会编》卷115, 842 页,《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癸丑, 325～ 219 页。）
自李纲被逐后, 开封府尹、东京留守宗泽虽为外任大臣,却在事实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文臣身份统兵, 并不负责对金作战的全权指挥, 而所率的东京留守军乃是宋军的中坚。他广泛联络两河义军, 在民众中有很高威望。宋高宗得以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得以在小朝廷威福自恣, 其实还是仰仗宗泽在北方建立了一道抵御金人的屏障。但是, 小朝廷君臣, 特别是黄潜善和汪伯彦, 却仍将宗泽视为肉中之刺、眼中之钉。
金朝派牛姓大监, 以出使伪楚为名, 来到开封。宗泽说:“此名为使, 而实觇我也。”（《要录》卷6 建炎元年六月乙亥, 325 ～ 130 页,《宋史》卷360《宗泽传》,11280 页。） 他将来使拘捕入狱, 宋廷得知后, 惶恐万状, 下令将金使“迁置别馆, 优加待遇”。宗泽不服,上奏说“, 奸邪之臣,尚狃和议,皇惑圣聪”“, 臣之朴愚,不敢奉诏, 以彰国弱”。（ 《历代名臣奏议》卷85 宗泽奏, 1167 页,《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丁未, 325～ 150 页。）宋高宗又再次下诏说:“ 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 宽朕顾忧, 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 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 卿宜体此。”但宗泽仍然拒不奉诏。（《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要录》卷16 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325～263 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自然以此作为攻讦宗泽的口实。御史中丞许景衡却上奏力辩, 强调宗泽“ 只缘忠义所激, 出于轻发”, 而其“威名政术, 卓然过人”, 若将宗泽罢官,“不识今之缙绅, 其威名政绩亦有加于泽者乎”? 同知枢密院事张悫也说:“如泽之忠义, 若得数人, 天下定矣。”宋高宗虽也嫌恶宗泽, 但考虑到确无更合适的东京留守人选, 便将许景衡奏递送宗泽, 以安其心。（《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乙酉, 325～ 165 页, 卷9 建炎元年九月乙巳,325～ 175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42 许景衡奏, 1859 页,《会编》卷117 , 859 页,《宋史》卷363《许景衡传》, 11345 页。）
在北方众多的抗金武装中, 庆源府( 治今河北赵县) 赞皇县五马山寨有一支马扩与赵邦荈领导的队伍。他们听说皇弟信王赵榛在被俘北上时逃亡, 隐于民间, 便将他接到山上。“两河遗民闻风响应, 愿受旗榜者甚众”。此人是否是真信王, 另当别论。1128 年( 建炎二年) 春, 马扩带着信王的奏章, 途经开封, 会见宗泽, 又来到扬州, 黄潜善等都表示怀疑,而宋高宗却肯定其笔迹并非伪造。传言说信王将带兵渡河入开封京城, 宋高宗害怕信王争夺帝位, 慌忙于五月下诏, 扬言“ 朕将还阙, 恭谒宗庙”, （《会编》卷115 , 844 页, 卷116 , 848 页,《要录》卷13 建炎二年二月辛巳,325～ 229 页, 卷15 建炎二年四月, 五月乙酉, 325～ 246 、247 页。） 但实际上仍然安居扬州。
1127 年冬至1128 年春, 金军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蹂践了很多地区, 却在与宗泽军的对抗中遭受挫败。宗泽在金军退却后, 联络两河义师, 积极筹措北伐。他前后连上二十四份奏章, 请求皇帝还都, 主持北伐大计。他在奏中直率批评宋高宗“ 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历代名臣奏议》卷85 , 1167 页、1171 页, 卷86 , 1174 页,《会编》卷116 ,851 页,《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丁未, 325～ 216 页。） , 准备放弃北方“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 略不顾恤”, 斥责“ 不忠不义者但知持宠保禄, 动为身谋, 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 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 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谓巡狩之名为可效, 谓偏安之霸为可述”,“ 凡误国之事, 无不为之”。如此忠愤激烈的抨击, 在宋人奏议是很罕见的, 说明面对新帝即位之初的倒行逆施, 宗泽已至忍无可忍的地步。他无比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已七十, 于礼与法,皆合致其事, 以归南亩。臣漏尽钟鸣, 犹仆仆不敢乞身以退者, 非贪冒也, 实为二圣蒙尘北狩, 陛下驻跸在外, 夙夜泣血,唯恐因循后时, 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统之绪。”
宗泽每次上奏, 黄潜善和汪伯彦“皆笑以为狂”。（ 《会编》卷117 , 859 页,《要录》卷9 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325～ 175 页。）作为执政官的张悫和许景衡, 一个病死, 另一个被排挤出政府。宗泽在朝廷中失去了奥援, 宋廷对他的奏请, 或置之不理, 或虚与敷衍, 或加呵斥和刁难。宗泽心力交瘁, 忧愤成疾, 他吟哦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三呼“过河”, 与世长辞, 时为当年七月初一。（《要录》卷16 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325～ 262 页, 宗泽卒日应以此书为准。）
宗泽死后, 小朝廷一时再无支撑危局的人物。金军攻占了河北和河东的最后一批州县, 北方民众的抗金遭受镇压,五马山寨也被攻破, 自称信王者下落不明。宋高宗得知此讯后, 实际上喜不自胜, 原先装模作样要回旧京开封的诏令, 也立即成为一纸废文。
第四节 维扬惊梦
十二月, 宋高宗分别将黄潜善和汪伯彦升迁左相和右相,他说“: 潜善做左相,伯彦做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 《会编》卷119 , 874 页,《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二月己巳, 325 ～ 291页。）他将军国大事完全托付两人, 自己专心在行宫行欢作乐。难怪朱熹脱离古代的臣道, 批评本朝君父说:“ 高宗初启中兴, 而此等人为宰相, 如何有恢复之望!”（ 《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
宋高宗大约是吸取了父亲宋徽宗的教训, 喜欢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内侍从开封带来珍珠等物一两袋, 他便下令“投之汴水”。（ 《要录》卷10 建炎元年十月丁卯, 325 ～185 页,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1 ,6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清波杂志》卷1 。） 他又令镇江府将螺钿桌椅在市中焚毁, 说:“ 还淳返朴, 须人主以身先之, 天下自然响化。”（《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壬辰, 325 ～ 208 页,《清波杂志》卷1。）宋高宗为树立“恭己勤政”的形象, 对宰执大臣说:“ 朕每退朝, 押班( 内侍)以下奏事, 亦正衣冠再坐而听, 未尝与之款昵, 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又自称“ 朕于两膳, 物至则食, 未尝问也”。（ 《要录》卷15 建炎二年四月乙丑, 325 ～ 243 页, 卷18 建炎二年十月甲子, 325～ 280 页,《清波杂志》卷1。）
实际上, 他在行宫的荒淫生活早巳不胫而走, 成为不便对他说穿的公开秘密。官员卫肤敏和刘珏上奏,“ 论营缮、工作、内降、锡赍”等事, 婉转批评皇帝“ 间以内批御宝”, 兴修土木, 劳民伤财之类。（《要录》卷11 建炎元年十二月戊辰, 325～ 198 页,《宋史》卷378《卫肤敏传》, 11663 页,《刘珏传》, 11667 页。） 殿中侍御史马伸上奏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 说他们“自大任以来, 措置天下, 未能惬当物情, 遂使夷虏日强, 盗贼日炽, 国步日蹙, 威权日消”,“ 以言为讳”,“壅塞言路”, 要求皇帝“速罢其政柄”。宋高宗下诏说马伸“ 言事不实, 趋向不正”, 将他“ 责监濮州酒务”。马伸遂死于谪官途中。（《会编》卷118 , 861 页,《要录》卷17 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325 ～ 269 页,九月癸未, 325 ～ 273 页,《宋史》卷455《马伸传》, 1336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2 马伸奏, 2391 页。）
继任东京留守的杜充是色厉内荏的草包, 他一反前任宗泽的所为, 面对金军行将发动的攻势, 其唯一的对策, 就是掘开河堤, 使黄河改道入淮。暴溢的浊流并不能阻止金军的步步进逼, 扬州的安全逐渐成了问题。一些官员建议及早措置,“以备不虞”, 而黄潜善和汪伯彦“ 笑且不信”。他们下令 “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 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 （《会编》卷120 , 880 页,《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 325～ 293页, 卷19 建炎三年正月庚子, 325～ 297 页。）既不准备战守, 也不准备逃跑。两人天天听和尚克勤说法, 以示从容闲雅的宰相风度。（《宋史》卷473《黄潜善传》, 13744 页。）
1129 年(建炎三年) 初, 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答泰欲和耶律马五率师急袭扬州。（《金史》卷72《拔离速传》, 1665 页, 卷74《宗翰传》, 1698 页。） 二月, 内侍邝询急报正在行宫淫乐的宋高宗, 说金军已占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宋高宗吓得心胆俱裂,“ 遂病痿腐”, 从此丧失生育能力。（《说郛》卷29《朝野遗记》, 商务印书馆刊本。） 寡人好色, 终于受到了惩罚, 而乐极生悲。他慌忙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 策马出城狂逃。
扬州一些市民看到赵官家招摇“过市”, 加之从行宫内星迸四散的宫女和内侍, 更证实了皇帝出逃的消息属实。于是全城顿时成了一锅沸粥, 从官员、军士到市民纷纷夺门而逃,门窄人众, 自相践踏, 死者无数。由于运河浅涸, 官私舟船都陷在泥淖中, 动弹不得。混乱的人流拥向江边。大家对黄潜善和汪伯彦恨之入骨, 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 被军士误认为是祸国殃民的“黄相公”, 方待分辨, 已人头落地。
逃在最前列的宋高宗, 听到一名卫士口出怨言, 恼羞成怒, 拔剑将他刺死。王渊早先夸口说, 在江边已有大批船只侍候。实际上, 这些舟船用于为自己和内侍们运送家财了。（《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壬午注引《秀水闲居录》, 325～ 321 页。）
宋高宗一行找到小船渡江, 而十多万百姓却无船只, 只是在江北呼天喊地。
宋高宗逃走的下一天, 金军进入扬州城, 烧杀抢掠, 又追至江边, 在江北的百姓或沉江自尽, 或听凭宰杀, 幸存者被俘为奴。五十里运河中的舳舻, 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等, 都原封不动, 金军连抢劫也抢劫不完。
突击扬州的金兵只有五、六干骑, 而宋高宗的御营至少有好几万兵力, （《会编》卷121《维扬巡幸记》, 884 页, 卷132《金虏节要》, 961 页,《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己丑, 325～452 页, 都说“御营之师”在十万以上, 按当时韩世忠兵溃沭阳, 刘光世兵溃淮南后, 扬州的御营当不及十万之数。） 但在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气氛的笼罩下,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唯有招信县尉孙荣率百余名弓手拒敌, 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气概。（《要录》卷19 建炎三年正月己酉, 325 ～ 300 页,《挥麈前录》卷3 , 31 页。）
宋高宗一行逃到镇江府城, 狼狈不堪,“无寝具”,“以一貂皮自随, 卧覆各半”。大将刘光世在皇帝面前大哭, 说王渊专管舟船, 而自己几万军队“ 皆不能济, 何以自效”? 王渊慌忙将江北都巡检皇甫佐处死, 以作替罪羊。王渊建议, 说大江天堑不能保证安全, 不如去有“重江之险”的杭州, 此议立即得到众内侍的赞同, 也正合寡人之意。
一大群高等逃难者经常州、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南下,“仪仗皆阙, 惟一兵执黄扇而已”。至平江府后, 宋高宗“始脱介胄,御黄袍, 侍卫者皆有生意”。皇帝和小朝廷抵达杭州, 即“以州治为行宫”。宋高宗只能“御白木床”, 将每日“ 百品”的“御膳”减为“日一羊, 煎肉炊饼而已”。（ 关于维扬之变的叙事和引文, 参据《会编》卷120 、卷121、卷122 , 880 ～889 页,《要录》卷20 , 325～ 300 至309 页,《宋史》卷369《王渊传》, 11487 页。）
惊魂甫定, 宋高宗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善后事宜。为维持九重之主的尊严, 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来说自己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 但也有遇到严重统治危机时下诏罪己的老例。
宋高宗对此事显然是颇费踌躇的。最初, 他只是下诏“ 慰抚维扬迁徙官吏军民”, 虽也说什么“ 痛切朕心, 愧负何及”, 却又说自己“劳形克己”,“侧身修行”,“宅中经远, 均布惠泽”,“省刑薄敛”,“一毫不扰郡邑”, 实际上并无半点自责之意。（《会编》卷121 , 886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丁巳, 325～ 305 页。）
此后, 经再三权衡得失, 宋高宗还是忍痛“ 降诏罪已, 求直言”。此诏虽仍有文过饰非的成份, 但毕竟有了一些“ 朕躬”“凉德, 未究远图”之类自责。（《会编》卷122 , 889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癸亥, 325～ 309 页。）接着, 这个自称不喜女色的皇帝又下令放宫女一百八十人。（《会编》卷121 , 885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乙丑, 325～ 310 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作为这次事变的罪魁祸首, 为天下所切齿痛恨。两人不得不装模作样, 上疏谢罪, 请求罢免, 实际上却仍为保持相位, 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为皇帝策划发布德音“, 惟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不以赦徙”,其理由是开释李纲, 会得罪金朝。（《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乙丑, 325 ～ 310 页。）
御史中丞张荆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宋高宗在扬州吃尽苦头, 他虽赞赏两人的降金乞和, 以求偏安的政策, 却不由不嫌恨两人对逃跑未能早作安排。他宣布将两人罢相, 黄潜善任江宁(治今江苏南京) 知府, 汪伯彦任洪州( 治今江西南昌)知府, 两地分别为江南东、西路的首府, 仍属外任官之肥缺。罢相制词称“移股肱者, 固非朕意”,“ 既昭体貌, 庸示保全”,“兹予终始之恩, 固无内外之间”。（ 《会编》卷122 , 123 , 891 ～898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己巳, 325～ 31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14 页。） 这与两年前李纲罢相时的谴责, 形成鲜明对照。
十二月, 宋高宗分别将黄潜善和汪伯彦升迁左相和右相,他说“: 潜善做左相,伯彦做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 《会编》卷119 , 874 页,《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二月己巳, 325 ～ 291页。）他将军国大事完全托付两人, 自己专心在行宫行欢作乐。难怪朱熹脱离古代的臣道, 批评本朝君父说:“ 高宗初启中兴, 而此等人为宰相, 如何有恢复之望!”（ 《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
宋高宗大约是吸取了父亲宋徽宗的教训, 喜欢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内侍从开封带来珍珠等物一两袋, 他便下令“投之汴水”。（ 《要录》卷10 建炎元年十月丁卯, 325 ～185 页,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1 ,6页, 中华书局1962 年版,《清波杂志》卷1 。） 他又令镇江府将螺钿桌椅在市中焚毁, 说:“ 还淳返朴, 须人主以身先之, 天下自然响化。”（《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壬辰, 325 ～ 208 页,《清波杂志》卷1。）宋高宗为树立“恭己勤政”的形象, 对宰执大臣说:“ 朕每退朝, 押班( 内侍)以下奏事, 亦正衣冠再坐而听, 未尝与之款昵, 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又自称“ 朕于两膳, 物至则食, 未尝问也”。（ 《要录》卷15 建炎二年四月乙丑, 325 ～ 243 页, 卷18 建炎二年十月甲子, 325～ 280 页,《清波杂志》卷1。）
实际上, 他在行宫的荒淫生活早巳不胫而走, 成为不便对他说穿的公开秘密。官员卫肤敏和刘珏上奏,“ 论营缮、工作、内降、锡赍”等事, 婉转批评皇帝“ 间以内批御宝”, 兴修土木, 劳民伤财之类。（《要录》卷11 建炎元年十二月戊辰, 325～ 198 页,《宋史》卷378《卫肤敏传》, 11663 页,《刘珏传》, 11667 页。） 殿中侍御史马伸上奏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 说他们“自大任以来, 措置天下, 未能惬当物情, 遂使夷虏日强, 盗贼日炽, 国步日蹙, 威权日消”,“ 以言为讳”,“壅塞言路”, 要求皇帝“速罢其政柄”。宋高宗下诏说马伸“ 言事不实, 趋向不正”, 将他“ 责监濮州酒务”。马伸遂死于谪官途中。（《会编》卷118 , 861 页,《要录》卷17 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325 ～ 269 页,九月癸未, 325 ～ 273 页,《宋史》卷455《马伸传》, 1336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2 马伸奏, 2391 页。）
继任东京留守的杜充是色厉内荏的草包, 他一反前任宗泽的所为, 面对金军行将发动的攻势, 其唯一的对策, 就是掘开河堤, 使黄河改道入淮。暴溢的浊流并不能阻止金军的步步进逼, 扬州的安全逐渐成了问题。一些官员建议及早措置,“以备不虞”, 而黄潜善和汪伯彦“ 笑且不信”。他们下令 “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 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 （《会编》卷120 , 880 页,《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 325～ 293页, 卷19 建炎三年正月庚子, 325～ 297 页。）既不准备战守, 也不准备逃跑。两人天天听和尚克勤说法, 以示从容闲雅的宰相风度。（《宋史》卷473《黄潜善传》, 13744 页。）
1129 年(建炎三年) 初, 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答泰欲和耶律马五率师急袭扬州。（《金史》卷72《拔离速传》, 1665 页, 卷74《宗翰传》, 1698 页。） 二月, 内侍邝询急报正在行宫淫乐的宋高宗, 说金军已占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宋高宗吓得心胆俱裂,“ 遂病痿腐”, 从此丧失生育能力。（《说郛》卷29《朝野遗记》, 商务印书馆刊本。） 寡人好色, 终于受到了惩罚, 而乐极生悲。他慌忙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 策马出城狂逃。
扬州一些市民看到赵官家招摇“过市”, 加之从行宫内星迸四散的宫女和内侍, 更证实了皇帝出逃的消息属实。于是全城顿时成了一锅沸粥, 从官员、军士到市民纷纷夺门而逃,门窄人众, 自相践踏, 死者无数。由于运河浅涸, 官私舟船都陷在泥淖中, 动弹不得。混乱的人流拥向江边。大家对黄潜善和汪伯彦恨之入骨, 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 被军士误认为是祸国殃民的“黄相公”, 方待分辨, 已人头落地。
逃在最前列的宋高宗, 听到一名卫士口出怨言, 恼羞成怒, 拔剑将他刺死。王渊早先夸口说, 在江边已有大批船只侍候。实际上, 这些舟船用于为自己和内侍们运送家财了。（《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壬午注引《秀水闲居录》, 325～ 321 页。）
宋高宗一行找到小船渡江, 而十多万百姓却无船只, 只是在江北呼天喊地。
宋高宗逃走的下一天, 金军进入扬州城, 烧杀抢掠, 又追至江边, 在江北的百姓或沉江自尽, 或听凭宰杀, 幸存者被俘为奴。五十里运河中的舳舻, 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等, 都原封不动, 金军连抢劫也抢劫不完。
突击扬州的金兵只有五、六干骑, 而宋高宗的御营至少有好几万兵力, （《会编》卷121《维扬巡幸记》, 884 页, 卷132《金虏节要》, 961 页,《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己丑, 325～452 页, 都说“御营之师”在十万以上, 按当时韩世忠兵溃沭阳, 刘光世兵溃淮南后, 扬州的御营当不及十万之数。） 但在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气氛的笼罩下,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唯有招信县尉孙荣率百余名弓手拒敌, 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气概。（《要录》卷19 建炎三年正月己酉, 325 ～ 300 页,《挥麈前录》卷3 , 31 页。）
宋高宗一行逃到镇江府城, 狼狈不堪,“无寝具”,“以一貂皮自随, 卧覆各半”。大将刘光世在皇帝面前大哭, 说王渊专管舟船, 而自己几万军队“ 皆不能济, 何以自效”? 王渊慌忙将江北都巡检皇甫佐处死, 以作替罪羊。王渊建议, 说大江天堑不能保证安全, 不如去有“重江之险”的杭州, 此议立即得到众内侍的赞同, 也正合寡人之意。
一大群高等逃难者经常州、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南下,“仪仗皆阙, 惟一兵执黄扇而已”。至平江府后, 宋高宗“始脱介胄,御黄袍, 侍卫者皆有生意”。皇帝和小朝廷抵达杭州, 即“以州治为行宫”。宋高宗只能“御白木床”, 将每日“ 百品”的“御膳”减为“日一羊, 煎肉炊饼而已”。（ 关于维扬之变的叙事和引文, 参据《会编》卷120 、卷121、卷122 , 880 ～889 页,《要录》卷20 , 325～ 300 至309 页,《宋史》卷369《王渊传》, 11487 页。）
惊魂甫定, 宋高宗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善后事宜。为维持九重之主的尊严, 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来说自己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 但也有遇到严重统治危机时下诏罪己的老例。
宋高宗对此事显然是颇费踌躇的。最初, 他只是下诏“ 慰抚维扬迁徙官吏军民”, 虽也说什么“ 痛切朕心, 愧负何及”, 却又说自己“劳形克己”,“侧身修行”,“宅中经远, 均布惠泽”,“省刑薄敛”,“一毫不扰郡邑”, 实际上并无半点自责之意。（《会编》卷121 , 886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丁巳, 325～ 305 页。）
此后, 经再三权衡得失, 宋高宗还是忍痛“ 降诏罪已, 求直言”。此诏虽仍有文过饰非的成份, 但毕竟有了一些“ 朕躬”“凉德, 未究远图”之类自责。（《会编》卷122 , 889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癸亥, 325～ 309 页。）接着, 这个自称不喜女色的皇帝又下令放宫女一百八十人。（《会编》卷121 , 885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乙丑, 325～ 310 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作为这次事变的罪魁祸首, 为天下所切齿痛恨。两人不得不装模作样, 上疏谢罪, 请求罢免, 实际上却仍为保持相位, 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为皇帝策划发布德音“, 惟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不以赦徙”,其理由是开释李纲, 会得罪金朝。（《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乙丑, 325 ～ 310 页。）
御史中丞张荆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宋高宗在扬州吃尽苦头, 他虽赞赏两人的降金乞和, 以求偏安的政策, 却不由不嫌恨两人对逃跑未能早作安排。他宣布将两人罢相, 黄潜善任江宁(治今江苏南京) 知府, 汪伯彦任洪州( 治今江西南昌)知府, 两地分别为江南东、西路的首府, 仍属外任官之肥缺。罢相制词称“移股肱者, 固非朕意”,“ 既昭体貌, 庸示保全”,“兹予终始之恩, 固无内外之间”。（ 《会编》卷122 , 123 , 891 ～898 页,《要录》卷20 建炎三年二月己巳, 325～ 31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14 页。） 这与两年前李纲罢相时的谴责, 形成鲜明对照。
第六节 苗刘之变
自宋高宗即位后, 原康王府的康履、蓝痨等宦官的势焰日盛, 不少官员与之勾结, 已成公开秘密。大将刘光世因“曲意”奉承宦官, 在皇帝登基三个月后, 便升为节度使, 其表面理由是“ 赏平贼之劳”。（ 《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庚申, 325 ～ 157 页,《宋史》卷469《蓝痨传》,13668 页。）节度使在宋朝是最尊崇的武将官衔, 号称“极致”,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13783 页。） 而实际上却由宦官辈随意奉送。宋高宗曾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 如违, 停官, 送远恶州编管”。
但康履等人“终无所忌惮”, 他们“凌忽诸将, 或踞坐洗足, 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诸将多奉之, 而台谏无敢言者”。扬州逃难后, 宦官们自恃保驾有功,“益自炫, 愈有轻外朝心”。（《要录》卷10 建炎元年十月癸未, 325 ～186 页,《宋史》卷469《蓝痨传》,13668 页。） 当皇帝南下逃窜之际, 宦官们沿途“ 以射鸭为乐”。到得杭州, 又“强占民居, 强市民物”,“肆为暴横”。他们去钱塘江“ 观潮, 帐设塞街”, 作威作福, 激起了军愤和民愤。（《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壬午, 325 ～321 页,《宋史》卷475《苗傅传》,13803 页,《朱子语类》卷127 , 3052 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罢相后,宋高宗任命朱胜非为右相, 又命王渊任同签书枢密院事, 仍兼御营都统制。（《会编》卷123 , 900 页,《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 325～ 318 页, 辛巳,325～320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22～924 页。） 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武臣出任枢密院低等长官, 居执政之列, 无疑算是特殊的恩典。
王渊在维扬之变中本有不可推诿的罪责, 反而破格超擢, 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与康履等人有“深交”“, 由宦官荐”之故。（《宋史》卷369《王渊传》, 11487 页, 卷469《蓝痨传》, 13668 页, 卷475《苗傅传》, 13803 页。）
率部戍守杭州的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对此项任命不服, 密谋发动政变。右相朱胜非奏禀皇帝, 说“王渊除命, 诸将有语”, 建议“ 令渊依执政恩例, 不与院事”。宋高宗表示赞同,下令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 使他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却为时已晚。
苗傅和刘正彦的密谋, 被知情者向内侍康履告发。康履慌忙奏禀皇帝, 宋高宗即命康履通知朱胜非, 朱胜非又叫王渊预先在政变者的集中地天竺寺布置伏兵。实际上, 康履的情报恰好中了政变者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王渊翌日退朝后,埋伏在城北桥下的军队即一拥而上, 刘正彦亲自处斩王渊。叛兵分头包围行宫和众宦官住宅, 凡未在行宫值班的宦官,“皆为其所杀, 而财物尽劫取”, （《挥尘后录》卷9 , 189 页。） 甚至无胡须者也被误杀。
苗傅和刘正彦在闹市中张贴榜文, 指斥“奸臣误国, 内侍弄权”,“民命皇皇, 未知死所, 进退大臣, 尽出阉宦, 赏罚士卒, 多自私门”, 宣称“天其以予为民除害”。
宋高宗一时吓得六神无主, 朱胜非和执政也只能同苗傅和刘正彦进行谈判与敷衍。苗傅等在行宫前厉声呼喝,要求斩康履等人, 以谢三军。经一些官员劝说, 宋高宗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 下令将康履交给叛兵, 当场被腰斩, 并脔割其肉。另一宦官曾择流放广南, 又被迫还斩首。蓝痨、高邈、张去为、张旦、陈永锡等人都贬窜远方。（《宋史》卷25《高宗纪》, 462 页, 卷469《蓝痨传》, 13669 页。）
苗傅和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 当太上皇, 由宋哲宗的废后, 时称隆佑皇太后的孟氏垂帘听政,宋高宗与潘氏所生的三岁幼子赵荋继位, 改元明受。故苗刘之变又称明受之变。五十七岁的孟氏, 曾过了长达三十年的痛苦幽居生活,此次又不得不与苗傅、刘正彦等人周旋, 委曲调和, 以求保全宋高宗这个不争气的侄子。
苗傅和刘正彦官升节度使, 两人虽挟制朝廷, 其实并无深谋远虑, 其部属也没有足智多谋者。在对金关系方面, 两人“欲和金人, 以息兵革”, 认为“ 遣使议和不可缓”。（ 《会编》卷126 , 919 页,《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戊子注引《秀水闲居录》, 325 ～330 页。） 他们命王孝迪和卢益任中书侍郎和尚书左丞, 准备派两人以执政的身份出使金朝。朱胜非害怕金人得知宋廷内哄的消息, 劝说他们另派两名小官充先期告请使前往。
苗刘之变震动朝野, 宋廷的执政宫中, 尚有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在江宁府部署江防, 礼部侍郎张浚督兵于平江府, 两人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发兵勤王。朱胜非利用韩世忠等军进逼杭州的压力, 迫使苗傅和刘正彦同意太上皇复辟, 说隆佑皇太后和皇帝将颁誓书和铁券,“ 可保无虞”。宋高宗复辟成功。韩世忠军击破叛兵的抵抗, 苗傅和刘正彦势屈计穷, 出城逃命。吕颐浩、张浚和韩世忠亲至行宫, 宋高宗步出宫门, 执韩世忠之手, 恸哭一番。历时一月的政变宣告结束。韩世忠统兵追歼叛兵残部, 苗傅和刘正彦被俘后, 处以磔刑。（关于苗刘之变的叙事, 参见《会编》卷125 至卷128》913 ～ 932 页,《要录》卷21 , 卷22 , 325 ～321 至362 页,《宋宰辅编年录》卷14 , 924～ 934 页,《挥尘后录》卷9 , 188～193 页,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 , 80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汪应辰《文定集》卷11《书朱丞相渡江遭变录》,1138 ～ 690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两三个月内接连发生的事变, 使二十三岁的宋高宗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待政局稳定后, 他于六月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昧经邦之远图”,“昧戡乱之大略”,“ 无绥人之德”,“ 失驭臣之柄”, 表示愿“深自修省, 悔过责躬”,“逆耳忠言, 钦而必受”。（《会编》卷130 , 942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辛酉, 325～ 383 页。）这反映他对本人岌岌可危的局面开始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而寻求某种程度的改弦更张。御史中丞张守上奏说:“陛下罪己之诏数下矣, 而天未悔祸, 实有所未至尔。”他在原先的另一奏中引用汉代枚乘“ 皓齿蛾眉”为“伐性之斧”等说, （《会编》卷130 , 943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 325 ～ 379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 ,31 页。） 这说明宋高宗的罪已仍有其虚伪性。
朱胜非在苗刘之变平息后, 立即提出辞呈。他深通专制政治三昧, 认为自己与政变者处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 必须在退位后让“ 公议”审察, 方能真正洗刷。皇帝最后同意他体面下台, 并要他举荐新相。朱胜非说,“ 以时事言之, 须吕颐浩、张浚”,“ 颐浩练事而粗暴, 浚喜事而疏浅”。宋高宗遂发表吕颐浩任右相, 张浚任知枢密院事。（《会编》卷126《秀水闲居录》, 921 页, 卷128 , 932 页,《要录》卷22 建炎三年四月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325 ～ 360 至36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 927～ 935 页。）
当时的国力虚弱到极点, 谁也不可能拿出速效的奇谋良策。四川人张浚认为,“ 若欲致中兴, 必自关陕始, 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 遂慷慨请行”。宋高宗命他充川陕宣抚处置使, 前往陕西。（《会编》卷129, 939 页, 卷130 , 947 页,《要录》卷23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 325～371 页, 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庚子, 325 ～ 39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28 页,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四部丛刊本。）吕颐浩建议将行在迁往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 皇帝采纳其他臣僚的折衷意见, 将行在迁到江宁府, 并改名为建康府。（《会编》卷129 , 935 页,《要录》卷23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 325～ 371页, 乙酉, 325 ～373 页。）右司谏袁植上奏, 主张对祸国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处斩或加重处分。宋高宗将袁植罢官, 说:“植乃朕亲擢, 虽敢言, 至导朕以杀人, 此非美事。”于是黄潜善和汪伯彦分别责授英州( 治今广东英德)和永州( 治今湖南零陵)“安置”, 实际上等于在“ 多故之日”,“ 好好送他去”“避盗”。（《会编》卷129 , 937 页,《要录》卷23 建炎三五月戊寅朔, 325 ～ 371 页,卷24 建炎三年六月丁卯, 325～ 383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18 页,《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 宋高宗还为死去的王渊和宦官康履赠官和颁谥号。流放各地的宦官纷纷回宫,“党与相贺, 气焰益张”, 他们为被杀者“广设斋会”,“行路见之”,“莫不切齿”。（ 《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 325 ～380 页,《宋史》卷377《季陵传》,1164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05 季陵奏, 3956 页。）宋高宗也想起了因进谏而被放逐的宦官邵成章, 众宦官急忙进谗言说:“ 邵九伯若来, 陛下无欢乐矣!”皇帝认为此说有理, 便下令将邵成章留于洪州。（《会编》卷128 , 933 页,《要录》卷22 建炎三年四月, 325 ～ 370 页,《宋史》卷469《邵成章传》, 13667 页。）
在下诏表示“ 逆耳忠言, 钦而必受”之后, 也果然招来了尖锐的直言。起居郎胡寅的万言书批评皇帝说,“陛下以亲王介弟, 受渊圣皇帝之命, 出帅河北, 二帝既迁, 则当纠合义师, 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 急居尊位, 遥上徽号, 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 展省陵寝, 斩戮直臣, 以杜言路, 南巡淮海, 偷安岁月”,“ 漫不治军, 略无捍御”,“ 无辜元元, 百万涂地”。“虏骑乘虚, 直捣行在, 匹马南渡, 狼狈不堪”,“ 自画大江, 轻失形势, 一向畏缩, 唯务远逃, 军民怨咨, 如出一口”。他不仅将建炎初政奚落个一无是处, 还强调宋高宗称帝本身, 就是“ 举措失人心之大者”, 实际上是重复两年前陈东的言论。胡寅提出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具体建议。史称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 将他罢官赋闲。实际上, 倒不如说是皇帝本人“ 恶其切直”, 而又不便采用对待陈东和欧阳澈的故伎, 只能通过吕颐浩实行温和的处置。尽管如此, 故寅的上书仍轰动一时,连株守臣规的宋人也承认“ 此论明白正大”,“关系最大”,“惜其说之不行也”。（ 《会编》卷131 , 951 页,《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 325 ～ 408页,《宋史》卷435《胡寅传》, 1291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6 , 1177 页, 胡寅《斐然集》卷16《上皇帝万言书》, 1137 ～ 486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建炎登极》, 283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苗刘之变后, 宋高宗个人生活又发生一件十分痛苦和烦恼的事。潘贤妃在妊娠期间, 正值金军攻破开封前后, 故太子赵荋体弱多病。七月, 在他患病期间, 一名宫人不慎踢翻一只鼎,“仆地有声, 太子即惊搐不止”, 宋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 赵礑便停止了呼吸。（《要录》卷25 建炎三年七月丙戌, 325 ～393 页,《宋史》卷246《元懿太子传》, 8730 页。） 宋高宗既苦无生育能力,又丧失了唯一的子嗣, 这对赵氏家天下而言, 自然意味着一种潜伏的危机。
后来宋高宗曾对宰辅们说:“闻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来, 朕闻之, 一则以喜, 一则以悲。朕违远二圣, 已及三年, 忽得安信, 岂得不喜。上皇当承平之久, 以天下之养奉一人, 彼中居处服食, 凡百粗陋, 而朕居深宫广殿, 极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异域, 惟有子, 近又薨逝, 孑然一身, 当此艰难, 所以悲也!”一时声泪俱下。（《要录》卷26 建炎三年八月壬申, 325 ～ 403 页。）他对于在异域的亲族,未必全无怀念之情, 而幼子的死亡, 则更是很沉重的精神打击。
自宋高宗即位后, 原康王府的康履、蓝痨等宦官的势焰日盛, 不少官员与之勾结, 已成公开秘密。大将刘光世因“曲意”奉承宦官, 在皇帝登基三个月后, 便升为节度使, 其表面理由是“ 赏平贼之劳”。（ 《要录》卷8 建炎元年八月庚申, 325 ～ 157 页,《宋史》卷469《蓝痨传》,13668 页。）节度使在宋朝是最尊崇的武将官衔, 号称“极致”,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13783 页。） 而实际上却由宦官辈随意奉送。宋高宗曾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 如违, 停官, 送远恶州编管”。
但康履等人“终无所忌惮”, 他们“凌忽诸将, 或踞坐洗足, 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诸将多奉之, 而台谏无敢言者”。扬州逃难后, 宦官们自恃保驾有功,“益自炫, 愈有轻外朝心”。（《要录》卷10 建炎元年十月癸未, 325 ～186 页,《宋史》卷469《蓝痨传》,13668 页。） 当皇帝南下逃窜之际, 宦官们沿途“ 以射鸭为乐”。到得杭州, 又“强占民居, 强市民物”,“肆为暴横”。他们去钱塘江“ 观潮, 帐设塞街”, 作威作福, 激起了军愤和民愤。（《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壬午, 325 ～321 页,《宋史》卷475《苗傅传》,13803 页,《朱子语类》卷127 , 3052 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罢相后,宋高宗任命朱胜非为右相, 又命王渊任同签书枢密院事, 仍兼御营都统制。（《会编》卷123 , 900 页,《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 325～ 318 页, 辛巳,325～320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22～924 页。） 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武臣出任枢密院低等长官, 居执政之列, 无疑算是特殊的恩典。
王渊在维扬之变中本有不可推诿的罪责, 反而破格超擢, 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与康履等人有“深交”“, 由宦官荐”之故。（《宋史》卷369《王渊传》, 11487 页, 卷469《蓝痨传》, 13668 页, 卷475《苗傅传》, 13803 页。）
率部戍守杭州的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对此项任命不服, 密谋发动政变。右相朱胜非奏禀皇帝, 说“王渊除命, 诸将有语”, 建议“ 令渊依执政恩例, 不与院事”。宋高宗表示赞同,下令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 使他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却为时已晚。
苗傅和刘正彦的密谋, 被知情者向内侍康履告发。康履慌忙奏禀皇帝, 宋高宗即命康履通知朱胜非, 朱胜非又叫王渊预先在政变者的集中地天竺寺布置伏兵。实际上, 康履的情报恰好中了政变者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王渊翌日退朝后,埋伏在城北桥下的军队即一拥而上, 刘正彦亲自处斩王渊。叛兵分头包围行宫和众宦官住宅, 凡未在行宫值班的宦官,“皆为其所杀, 而财物尽劫取”, （《挥尘后录》卷9 , 189 页。） 甚至无胡须者也被误杀。
苗傅和刘正彦在闹市中张贴榜文, 指斥“奸臣误国, 内侍弄权”,“民命皇皇, 未知死所, 进退大臣, 尽出阉宦, 赏罚士卒, 多自私门”, 宣称“天其以予为民除害”。
宋高宗一时吓得六神无主, 朱胜非和执政也只能同苗傅和刘正彦进行谈判与敷衍。苗傅等在行宫前厉声呼喝,要求斩康履等人, 以谢三军。经一些官员劝说, 宋高宗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 下令将康履交给叛兵, 当场被腰斩, 并脔割其肉。另一宦官曾择流放广南, 又被迫还斩首。蓝痨、高邈、张去为、张旦、陈永锡等人都贬窜远方。（《宋史》卷25《高宗纪》, 462 页, 卷469《蓝痨传》, 13669 页。）
苗傅和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 当太上皇, 由宋哲宗的废后, 时称隆佑皇太后的孟氏垂帘听政,宋高宗与潘氏所生的三岁幼子赵荋继位, 改元明受。故苗刘之变又称明受之变。五十七岁的孟氏, 曾过了长达三十年的痛苦幽居生活,此次又不得不与苗傅、刘正彦等人周旋, 委曲调和, 以求保全宋高宗这个不争气的侄子。
苗傅和刘正彦官升节度使, 两人虽挟制朝廷, 其实并无深谋远虑, 其部属也没有足智多谋者。在对金关系方面, 两人“欲和金人, 以息兵革”, 认为“ 遣使议和不可缓”。（ 《会编》卷126 , 919 页,《要录》卷21 建炎三年三月戊子注引《秀水闲居录》, 325 ～330 页。） 他们命王孝迪和卢益任中书侍郎和尚书左丞, 准备派两人以执政的身份出使金朝。朱胜非害怕金人得知宋廷内哄的消息, 劝说他们另派两名小官充先期告请使前往。
苗刘之变震动朝野, 宋廷的执政宫中, 尚有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在江宁府部署江防, 礼部侍郎张浚督兵于平江府, 两人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发兵勤王。朱胜非利用韩世忠等军进逼杭州的压力, 迫使苗傅和刘正彦同意太上皇复辟, 说隆佑皇太后和皇帝将颁誓书和铁券,“ 可保无虞”。宋高宗复辟成功。韩世忠军击破叛兵的抵抗, 苗傅和刘正彦势屈计穷, 出城逃命。吕颐浩、张浚和韩世忠亲至行宫, 宋高宗步出宫门, 执韩世忠之手, 恸哭一番。历时一月的政变宣告结束。韩世忠统兵追歼叛兵残部, 苗傅和刘正彦被俘后, 处以磔刑。（关于苗刘之变的叙事, 参见《会编》卷125 至卷128》913 ～ 932 页,《要录》卷21 , 卷22 , 325 ～321 至362 页,《宋宰辅编年录》卷14 , 924～ 934 页,《挥尘后录》卷9 , 188～193 页,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 , 80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汪应辰《文定集》卷11《书朱丞相渡江遭变录》,1138 ～ 690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两三个月内接连发生的事变, 使二十三岁的宋高宗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待政局稳定后, 他于六月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昧经邦之远图”,“昧戡乱之大略”,“ 无绥人之德”,“ 失驭臣之柄”, 表示愿“深自修省, 悔过责躬”,“逆耳忠言, 钦而必受”。（《会编》卷130 , 942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辛酉, 325～ 383 页。）这反映他对本人岌岌可危的局面开始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而寻求某种程度的改弦更张。御史中丞张守上奏说:“陛下罪己之诏数下矣, 而天未悔祸, 实有所未至尔。”他在原先的另一奏中引用汉代枚乘“ 皓齿蛾眉”为“伐性之斧”等说, （《会编》卷130 , 943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 325 ～ 379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 ,31 页。） 这说明宋高宗的罪已仍有其虚伪性。
朱胜非在苗刘之变平息后, 立即提出辞呈。他深通专制政治三昧, 认为自己与政变者处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 必须在退位后让“ 公议”审察, 方能真正洗刷。皇帝最后同意他体面下台, 并要他举荐新相。朱胜非说,“ 以时事言之, 须吕颐浩、张浚”,“ 颐浩练事而粗暴, 浚喜事而疏浅”。宋高宗遂发表吕颐浩任右相, 张浚任知枢密院事。（《会编》卷126《秀水闲居录》, 921 页, 卷128 , 932 页,《要录》卷22 建炎三年四月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325 ～ 360 至36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 927～ 935 页。）
当时的国力虚弱到极点, 谁也不可能拿出速效的奇谋良策。四川人张浚认为,“ 若欲致中兴, 必自关陕始, 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 遂慷慨请行”。宋高宗命他充川陕宣抚处置使, 前往陕西。（《会编》卷129, 939 页, 卷130 , 947 页,《要录》卷23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 325～371 页, 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庚子, 325 ～ 39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28 页,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四部丛刊本。）吕颐浩建议将行在迁往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 皇帝采纳其他臣僚的折衷意见, 将行在迁到江宁府, 并改名为建康府。（《会编》卷129 , 935 页,《要录》卷23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 325～ 371页, 乙酉, 325 ～373 页。）右司谏袁植上奏, 主张对祸国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处斩或加重处分。宋高宗将袁植罢官, 说:“植乃朕亲擢, 虽敢言, 至导朕以杀人, 此非美事。”于是黄潜善和汪伯彦分别责授英州( 治今广东英德)和永州( 治今湖南零陵)“安置”, 实际上等于在“ 多故之日”,“ 好好送他去”“避盗”。（《会编》卷129 , 937 页,《要录》卷23 建炎三五月戊寅朔, 325 ～ 371 页,卷24 建炎三年六月丁卯, 325～ 383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18 页,《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 宋高宗还为死去的王渊和宦官康履赠官和颁谥号。流放各地的宦官纷纷回宫,“党与相贺, 气焰益张”, 他们为被杀者“广设斋会”,“行路见之”,“莫不切齿”。（ 《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 325 ～380 页,《宋史》卷377《季陵传》,1164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05 季陵奏, 3956 页。）宋高宗也想起了因进谏而被放逐的宦官邵成章, 众宦官急忙进谗言说:“ 邵九伯若来, 陛下无欢乐矣!”皇帝认为此说有理, 便下令将邵成章留于洪州。（《会编》卷128 , 933 页,《要录》卷22 建炎三年四月, 325 ～ 370 页,《宋史》卷469《邵成章传》, 13667 页。）
在下诏表示“ 逆耳忠言, 钦而必受”之后, 也果然招来了尖锐的直言。起居郎胡寅的万言书批评皇帝说,“陛下以亲王介弟, 受渊圣皇帝之命, 出帅河北, 二帝既迁, 则当纠合义师, 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 急居尊位, 遥上徽号, 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 展省陵寝, 斩戮直臣, 以杜言路, 南巡淮海, 偷安岁月”,“ 漫不治军, 略无捍御”,“ 无辜元元, 百万涂地”。“虏骑乘虚, 直捣行在, 匹马南渡, 狼狈不堪”,“ 自画大江, 轻失形势, 一向畏缩, 唯务远逃, 军民怨咨, 如出一口”。他不仅将建炎初政奚落个一无是处, 还强调宋高宗称帝本身, 就是“ 举措失人心之大者”, 实际上是重复两年前陈东的言论。胡寅提出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具体建议。史称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 将他罢官赋闲。实际上, 倒不如说是皇帝本人“ 恶其切直”, 而又不便采用对待陈东和欧阳澈的故伎, 只能通过吕颐浩实行温和的处置。尽管如此, 故寅的上书仍轰动一时,连株守臣规的宋人也承认“ 此论明白正大”,“关系最大”,“惜其说之不行也”。（ 《会编》卷131 , 951 页,《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 325 ～ 408页,《宋史》卷435《胡寅传》, 1291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6 , 1177 页, 胡寅《斐然集》卷16《上皇帝万言书》, 1137 ～ 486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建炎登极》, 283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苗刘之变后, 宋高宗个人生活又发生一件十分痛苦和烦恼的事。潘贤妃在妊娠期间, 正值金军攻破开封前后, 故太子赵荋体弱多病。七月, 在他患病期间, 一名宫人不慎踢翻一只鼎,“仆地有声, 太子即惊搐不止”, 宋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 赵礑便停止了呼吸。（《要录》卷25 建炎三年七月丙戌, 325 ～393 页,《宋史》卷246《元懿太子传》, 8730 页。） 宋高宗既苦无生育能力,又丧失了唯一的子嗣, 这对赵氏家天下而言, 自然意味着一种潜伏的危机。
后来宋高宗曾对宰辅们说:“闻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来, 朕闻之, 一则以喜, 一则以悲。朕违远二圣, 已及三年, 忽得安信, 岂得不喜。上皇当承平之久, 以天下之养奉一人, 彼中居处服食, 凡百粗陋, 而朕居深宫广殿, 极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异域, 惟有子, 近又薨逝, 孑然一身, 当此艰难, 所以悲也!”一时声泪俱下。（《要录》卷26 建炎三年八月壬申, 325 ～ 403 页。）他对于在异域的亲族,未必全无怀念之情, 而幼子的死亡, 则更是很沉重的精神打击。
第七节 卑辞哀祈与准备“巡幸”
尽管与金朝有深仇和大辱, 但宋高宗自即位后, 一直将求和当作头等大事, 一批又一批的祈请使、通问使之类, 不绝于道。苗刘之变后, 他更深自贬抑, 在致金元帅府的国书中,将原来的“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 降格为“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 《金史》卷74《宗翰传》, 1698 页。） 在非常讲究名分的时代, 居然自动贬去“ 大宋皇帝”的尊号, 而改称“ 康王”, 这已是十分卑辱的事。从哀祈信的内容看, 则摇尾乞怜之态, 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宋高宗在一份请和诏中说,“顷罹邦祸”,“ 止缘急徇于民心, 有失先资于大国”。承认自己未得金朝允准, 而登基即位, 便是大错。“ 今则尽携臣属, 远窜蛮荆。念守御以图存,师徒莫振; 欲逃奔而求免, 封域已穷”,“所冀宅中而受命, 无烦徙远以劳师”。（ 《要录》卷25 建炎三年七月癸未注, 325～ 390 页。）他但求金朝给自己一个封号, 便心满意足, 故在国书中再三表示“愿去尊号, 用正朔, 比于藩臣”, （《要录》卷23 建炎三年五月乙酉, 325 ～ 373 页。）为今后的和议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和框架。
他在另一份国书说得更加可怜,“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 不过守与奔而已”。“ 以中原全大之时, 犹不能抗; 况方军兵挠败, 盗贼交侵, 财贿日荌, 土疆日蹙。若偏师一来, 则束手听命而已, 守奚为哉! 自汴城而迁南京, 自南京而迁扬州, 自扬州而迁江宁, 建炎三年之间, 无虑三徙, 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 所投日狭, 天网恢恢, 将安之耶? 是以守则无人, 以奔则无地, 一身彷徨, 繷天纁地, 而无所容厝, 此所以朝夕荘荘然, 唯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 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 皆大金之国, 而无有二上矣! 亦何必劳师远徙, 然后为快哉”!（《要录》卷26 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注, 325～ 402 页。）然而哀祈的结果, 不过是更加刺激女真贵族的贪欲。
金人用兵, 往往是选择秋高气爽、弓劲马肥的时节。御史中丞范宗尹建议说:“设若敌骑深入, 当以控扼之事责之将相, 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于此, 可谓无策, 然譬人之大病垂绝, 投之善药, 但得不死, 徐议补治。”中书舍人季陵也说:“自古无守城天子, 以天子守城, 则内重而外绌。臣愿陛下为马上之计, 先定兵卫及扈从之臣, 精其选, 使可倚仗, 寡其数, 使易供亿。预诏郡邑, 各备巡幸。”（《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甲戌, 325 ～ 386 至387 页。）
宋高宗有扬州之变的前戒, 不得不为逃跑早作准备。他在六月下诏, 命东京留守杜充兼宣抚处置副使, 节制淮南、京东、京西路“, 提重兵防淮”。（ 《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 325～ 378 页, 乙亥, 325～ 387 页。）到七月下旬, 又“恭请隆佑皇太后率六宫、宗室近属”前往江南西路洪州。尽管“庶事草创”,这位好色的寡人在扬州逃难后, 又聚合宫女数百人, 至此不得不忍痛命大部分人随隆佑皇太后西行, 其中包括潘贤妃、淑国夫人王氏、康国夫人萧氏、和国夫人王氏、嘉国夫人朱氏、成国夫人吴氏、润国夫人张氏、惠国夫人孙氏、直笔张氏、典宇孙氏、直笔刘氏、尚服朱氏、张才人等妃嫔。此外, 又命李邴任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滕康任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 扈从以行”。两人作为执政, 在洪州掌管部分政府事务。（《会编》卷130 , 948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乙亥, 325 ～ 387 页,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壬寅, 325～ 39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40 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建炎行幸六宫数》, 782 页。）
在此危难时刻, 宋廷君臣认为, 唯一可依仗的外任重臣就是杜充。其实, 杜充为人“残忍好杀, 而短于谋略”, （《宋史》卷475《杜充传》, 13809 页。） 只是以苛酷掩饰自己的无能。他既畏敌怯战, 又喜欢冒充硬汉,他曾自诩说:“方今艰难, 帅臣不得坐运帷幄, 当以冒矢石为事。”（《要录》卷26 建炎三年八月戊申, 325 ～ 398 页。）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后, 其实只有丧地蹙土的记录。然而在这个是非功过颠倒的年代里, 他的官位反而随之升高,名望反而随之加重。一些士大夫也看穿其为人, 如郭永认为他“当大任, 鲜克有终”。宗泽之子宗颖而“ 尝疏其失”, 但宋廷却认为杜充“ 有威望, 可属大事”。（《要录》卷14 建炎二年三月丙戌, 325 ～ 231 页, 卷18 建炎二年十月癸酉, 325 ～280 页,《宋史》卷360《宗泽传》, 11285 页, 卷448《郭永传》, 13208 页,卷475《杜充传》, 13809 ～ 13810 页, 汪藻《浮溪集》卷20《郭永传》, 1128 ～ 177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面对金军行将发动的新攻势, 杜充深感恐惧, 他打算逃离开封, 却又不肯承担放弃京城的罪责。于是便耍弄花招,自己率东京留守司军主力南撤, 而委派副留守郭仲荀守城。
郭仲荀也如法炮制, 命留守判官程昌荙接替守卫。程昌荙又逃之夭夭, 将责任转嫁权东京留守上官悟。开封城中粮食奇缺, 饿尸纵横, 到1130 年(建炎四年) 二月陷落时, 城中壮年男子不满一万。（《会编》卷132 , 958 页, 卷133 , 968 页, 卷136 , 989 页, 卷137 , 995 页, 卷140《程昌荙家传》, 1020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 325～ 378 页, 乙亥, 325～ 387 页, 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庚于, 325 ～ 396 页, 卷26 建炎三年八月乙丑, 325～ 401 页, 卷31 建炎四年二月丁亥, 325 ～469 页。）北宋在中原地区所建的东、西、南、北四京至此全部失陷。
宋廷原拟杜充防守淮南, 岂料他不逃则已, 一逃便逃到大江以南的建康府。将京东、京西和淮南的广大地域拱手让敌。但宋廷不仅没有追究他弃地的罪责, 反而将他视为救星。似乎支撑这半爿残天, 就全凭这根擎天柱了。宋高宗发表杜充任同知枢密院事, 其升官制词称他“徇国忘家, 得烈丈夫之勇; 临机料敌, 有古名将之风”。（《会编》卷130 , 94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 941 页,《浮溪集》卷11《东京留守杜充同知枢密院制》, 1128 ～104 页。）但杜充却嫌枢密院副长官的差遣太低太小, 便以“ 中风在告”, 上奏辞免, 皇帝“知其不满”, 就超擢为右相。“ 制下四日”, 本来无病的杜充“即起视事”。宋高宗命杜充兼江、淮宣抚使, 统兵十余万, 镇守建康。（《会编》卷130 , 947 页, 卷131 , 950 页,《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已丑, 325～ 407 页, 辛卯, 325～ 422 页。）
按照吕颐浩“ 且战且避”的方针, （《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子, 325～ 407 页。）从闰八月到十月, 宋高宗和小朝廷的部分官员沿运河南撤。杭州早于当年七月升临安府, 有着避难所和安乐窝的双重含意。尽管宋廷尚未得知金军大举进攻的确切消息, 宋高宗抵达临安后, 不敢住行宫, 只是住在御舟中。按古时的迷信习俗,“ 夜观天象”,“ 食素已二十余日”, 整日忧心忡忡, 很快又乘御舟直到沿海的越州( 治今浙江绍兴)。（《要录》卷28 建炎三年十月丙戌, 壬辰, 325～ 433 页。）宋高宗下诏说,“ 国家遭金人侵逼, 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 包羞忍耻”,“ 卑词厚礼”,“ 遣使哀祈, 无不曲尽”。“ 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 朕不惮亲行, 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 则朕于事大之礼, 敢有不恭! 或必用兵, 窥我行在”,“ 则朕亦何爱一身, 不临行阵, 以践前言, 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 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 二圣拘縻之辱, 悼杀戮焚残之祸, 与其束手待毙, 曷若并计合谋, 同心戮力, 奋励而前, 以存家国”。（ 《宋史》卷114《礼志》, 2705 页。《要录》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 325～ 443 页。）话虽如此, 他也决无“临行阵”,“践前言”的勇气, 只能为“ 爱一身”而逃命。
金军此次南侵, 由完颜挞懒( 昌)负责淮南战场, 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戢场。江南战场的金军又分两路。西路军由完颜拔离速、完颜彀英和耶律马五指挥, （《金史》卷72《彀英传》, 1660 页, 卷74《宗翰传》, 1698 页。） 于十月自黄州( 治今湖北黄岗) 先后荼毒了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隆佑皇太后的卫兵溃散, 却幸免于难, 宋高宗费尽心血搜罗的几百名宫女“死亡、散失者甚众”。（ 《会编》卷133 , 968 页, 卷134 , 976 页, 卷135 , 979 页,《要录》卷28 建炎三年十月庚子, 辛丑, 325 ～443 页, 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子, 左午, 325 ～ 440 ,丁卯, 325 ～44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建炎行幸六宫数》, 782页。）完颜兀术(宗弼)攻太平州( 治今安徽当涂) 的采石渡和慈湖失利, 改由建康府的马家渡渡江。坐镇建康城的杜充“ 日事诛杀, 无制敌之方”。都统制陈淬率岳飞等将出战, 当胜负难分之时, 宋将王衟卖阵逃跑, 金军遂乘机击溃宋军。
杜充逃到江北后, 投降金朝。宋高宗闻知,“ 不食者累日”,说:“朕待充自庶官拜相, 可谓厚矣, 何故至是?”（ 《宋史》卷475《杜充传》, 13810 页,《要录》卷31 建炎四年二月乙未, 325～ 47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46 页, 赵鼎《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737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其实, 将懦夫尊奉为“ 徇国忘家”的“烈丈夫”, 正是宋高宗自己种下的恶果。宰相投敌, 南宋前期也仅此一人。
尽管与金朝有深仇和大辱, 但宋高宗自即位后, 一直将求和当作头等大事, 一批又一批的祈请使、通问使之类, 不绝于道。苗刘之变后, 他更深自贬抑, 在致金元帅府的国书中,将原来的“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 降格为“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 《金史》卷74《宗翰传》, 1698 页。） 在非常讲究名分的时代, 居然自动贬去“ 大宋皇帝”的尊号, 而改称“ 康王”, 这已是十分卑辱的事。从哀祈信的内容看, 则摇尾乞怜之态, 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宋高宗在一份请和诏中说,“顷罹邦祸”,“ 止缘急徇于民心, 有失先资于大国”。承认自己未得金朝允准, 而登基即位, 便是大错。“ 今则尽携臣属, 远窜蛮荆。念守御以图存,师徒莫振; 欲逃奔而求免, 封域已穷”,“所冀宅中而受命, 无烦徙远以劳师”。（ 《要录》卷25 建炎三年七月癸未注, 325～ 390 页。）他但求金朝给自己一个封号, 便心满意足, 故在国书中再三表示“愿去尊号, 用正朔, 比于藩臣”, （《要录》卷23 建炎三年五月乙酉, 325 ～ 373 页。）为今后的和议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和框架。
他在另一份国书说得更加可怜,“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 不过守与奔而已”。“ 以中原全大之时, 犹不能抗; 况方军兵挠败, 盗贼交侵, 财贿日荌, 土疆日蹙。若偏师一来, 则束手听命而已, 守奚为哉! 自汴城而迁南京, 自南京而迁扬州, 自扬州而迁江宁, 建炎三年之间, 无虑三徙, 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 所投日狭, 天网恢恢, 将安之耶? 是以守则无人, 以奔则无地, 一身彷徨, 繷天纁地, 而无所容厝, 此所以朝夕荘荘然, 唯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 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 皆大金之国, 而无有二上矣! 亦何必劳师远徙, 然后为快哉”!（《要录》卷26 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注, 325～ 402 页。）然而哀祈的结果, 不过是更加刺激女真贵族的贪欲。
金人用兵, 往往是选择秋高气爽、弓劲马肥的时节。御史中丞范宗尹建议说:“设若敌骑深入, 当以控扼之事责之将相, 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于此, 可谓无策, 然譬人之大病垂绝, 投之善药, 但得不死, 徐议补治。”中书舍人季陵也说:“自古无守城天子, 以天子守城, 则内重而外绌。臣愿陛下为马上之计, 先定兵卫及扈从之臣, 精其选, 使可倚仗, 寡其数, 使易供亿。预诏郡邑, 各备巡幸。”（《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甲戌, 325 ～ 386 至387 页。）
宋高宗有扬州之变的前戒, 不得不为逃跑早作准备。他在六月下诏, 命东京留守杜充兼宣抚处置副使, 节制淮南、京东、京西路“, 提重兵防淮”。（ 《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 325～ 378 页, 乙亥, 325～ 387 页。）到七月下旬, 又“恭请隆佑皇太后率六宫、宗室近属”前往江南西路洪州。尽管“庶事草创”,这位好色的寡人在扬州逃难后, 又聚合宫女数百人, 至此不得不忍痛命大部分人随隆佑皇太后西行, 其中包括潘贤妃、淑国夫人王氏、康国夫人萧氏、和国夫人王氏、嘉国夫人朱氏、成国夫人吴氏、润国夫人张氏、惠国夫人孙氏、直笔张氏、典宇孙氏、直笔刘氏、尚服朱氏、张才人等妃嫔。此外, 又命李邴任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滕康任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 扈从以行”。两人作为执政, 在洪州掌管部分政府事务。（《会编》卷130 , 948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乙亥, 325 ～ 387 页,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壬寅, 325～ 39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40 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建炎行幸六宫数》, 782 页。）
在此危难时刻, 宋廷君臣认为, 唯一可依仗的外任重臣就是杜充。其实, 杜充为人“残忍好杀, 而短于谋略”, （《宋史》卷475《杜充传》, 13809 页。） 只是以苛酷掩饰自己的无能。他既畏敌怯战, 又喜欢冒充硬汉,他曾自诩说:“方今艰难, 帅臣不得坐运帷幄, 当以冒矢石为事。”（《要录》卷26 建炎三年八月戊申, 325 ～ 398 页。）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后, 其实只有丧地蹙土的记录。然而在这个是非功过颠倒的年代里, 他的官位反而随之升高,名望反而随之加重。一些士大夫也看穿其为人, 如郭永认为他“当大任, 鲜克有终”。宗泽之子宗颖而“ 尝疏其失”, 但宋廷却认为杜充“ 有威望, 可属大事”。（《要录》卷14 建炎二年三月丙戌, 325 ～ 231 页, 卷18 建炎二年十月癸酉, 325 ～280 页,《宋史》卷360《宗泽传》, 11285 页, 卷448《郭永传》, 13208 页,卷475《杜充传》, 13809 ～ 13810 页, 汪藻《浮溪集》卷20《郭永传》, 1128 ～ 177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面对金军行将发动的新攻势, 杜充深感恐惧, 他打算逃离开封, 却又不肯承担放弃京城的罪责。于是便耍弄花招,自己率东京留守司军主力南撤, 而委派副留守郭仲荀守城。
郭仲荀也如法炮制, 命留守判官程昌荙接替守卫。程昌荙又逃之夭夭, 将责任转嫁权东京留守上官悟。开封城中粮食奇缺, 饿尸纵横, 到1130 年(建炎四年) 二月陷落时, 城中壮年男子不满一万。（《会编》卷132 , 958 页, 卷133 , 968 页, 卷136 , 989 页, 卷137 , 995 页, 卷140《程昌荙家传》, 1020 页,《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 325～ 378 页, 乙亥, 325～ 387 页, 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庚于, 325 ～ 396 页, 卷26 建炎三年八月乙丑, 325～ 401 页, 卷31 建炎四年二月丁亥, 325 ～469 页。）北宋在中原地区所建的东、西、南、北四京至此全部失陷。
宋廷原拟杜充防守淮南, 岂料他不逃则已, 一逃便逃到大江以南的建康府。将京东、京西和淮南的广大地域拱手让敌。但宋廷不仅没有追究他弃地的罪责, 反而将他视为救星。似乎支撑这半爿残天, 就全凭这根擎天柱了。宋高宗发表杜充任同知枢密院事, 其升官制词称他“徇国忘家, 得烈丈夫之勇; 临机料敌, 有古名将之风”。（《会编》卷130 , 94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 941 页,《浮溪集》卷11《东京留守杜充同知枢密院制》, 1128 ～104 页。）但杜充却嫌枢密院副长官的差遣太低太小, 便以“ 中风在告”, 上奏辞免, 皇帝“知其不满”, 就超擢为右相。“ 制下四日”, 本来无病的杜充“即起视事”。宋高宗命杜充兼江、淮宣抚使, 统兵十余万, 镇守建康。（《会编》卷130 , 947 页, 卷131 , 950 页,《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已丑, 325～ 407 页, 辛卯, 325～ 422 页。）
按照吕颐浩“ 且战且避”的方针, （《要录》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子, 325～ 407 页。）从闰八月到十月, 宋高宗和小朝廷的部分官员沿运河南撤。杭州早于当年七月升临安府, 有着避难所和安乐窝的双重含意。尽管宋廷尚未得知金军大举进攻的确切消息, 宋高宗抵达临安后, 不敢住行宫, 只是住在御舟中。按古时的迷信习俗,“ 夜观天象”,“ 食素已二十余日”, 整日忧心忡忡, 很快又乘御舟直到沿海的越州( 治今浙江绍兴)。（《要录》卷28 建炎三年十月丙戌, 壬辰, 325～ 433 页。）宋高宗下诏说,“ 国家遭金人侵逼, 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 包羞忍耻”,“ 卑词厚礼”,“ 遣使哀祈, 无不曲尽”。“ 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 朕不惮亲行, 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 则朕于事大之礼, 敢有不恭! 或必用兵, 窥我行在”,“ 则朕亦何爱一身, 不临行阵, 以践前言, 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 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 二圣拘縻之辱, 悼杀戮焚残之祸, 与其束手待毙, 曷若并计合谋, 同心戮力, 奋励而前, 以存家国”。（ 《宋史》卷114《礼志》, 2705 页。《要录》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 325～ 443 页。）话虽如此, 他也决无“临行阵”,“践前言”的勇气, 只能为“ 爱一身”而逃命。
金军此次南侵, 由完颜挞懒( 昌)负责淮南战场, 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戢场。江南战场的金军又分两路。西路军由完颜拔离速、完颜彀英和耶律马五指挥, （《金史》卷72《彀英传》, 1660 页, 卷74《宗翰传》, 1698 页。） 于十月自黄州( 治今湖北黄岗) 先后荼毒了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隆佑皇太后的卫兵溃散, 却幸免于难, 宋高宗费尽心血搜罗的几百名宫女“死亡、散失者甚众”。（ 《会编》卷133 , 968 页, 卷134 , 976 页, 卷135 , 979 页,《要录》卷28 建炎三年十月庚子, 辛丑, 325 ～443 页, 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子, 左午, 325 ～ 440 ,丁卯, 325 ～44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建炎行幸六宫数》, 782页。）完颜兀术(宗弼)攻太平州( 治今安徽当涂) 的采石渡和慈湖失利, 改由建康府的马家渡渡江。坐镇建康城的杜充“ 日事诛杀, 无制敌之方”。都统制陈淬率岳飞等将出战, 当胜负难分之时, 宋将王衟卖阵逃跑, 金军遂乘机击溃宋军。
杜充逃到江北后, 投降金朝。宋高宗闻知,“ 不食者累日”,说:“朕待充自庶官拜相, 可谓厚矣, 何故至是?”（ 《宋史》卷475《杜充传》, 13810 页,《要录》卷31 建炎四年二月乙未, 325～ 47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46 页, 赵鼎《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737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其实, 将懦夫尊奉为“ 徇国忘家”的“烈丈夫”, 正是宋高宗自己种下的恶果。宰相投敌, 南宋前期也仅此一人。
第八节 海上漂泊
宋廷得知金军渡江和杜充败报后, 七嘴八舌, 议论纷纭。吕颐浩说“: 陆行山险之路, 粮运不给, 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 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 既登海舟之后, 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热, 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 复还二浙。彼入我出, 彼出我入, 此正兵家之奇也。”次日晚朝,宋高宗说“: 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断在必行。”便决定了航海避敌之策。吕颐浩又建议“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却被皇帝否定,他说“: 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 则朕所至, 乃同寇盗耳!”（ 《会编》卷134《己酉航海记》, 971 页,《要录》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 庚午, 325 ～444 页,《挥尘三录》卷1 , 224页。） 十二月初, 宋高宗一行到达明州( 治今浙江宁波)。
完颜兀术(宗弼) 大军占领建康后, 又直扑临安, 急欲捉拿宋高宗。宋廷商议航海之策, 执政官安排每艘海船载诸班直卫士六十人, 每人家眷不得超过两人。众卫士说:“ 我有父母, 有妻子, 不知两者如何去留?”他们向官员提出申诉, 卫士张宝等一百余人遮道拦阻宰相吕颐浩,“ 出语不逊”。双方发生争执, 卫士们怒不可遏, 甚至手持兵刃, 以死相胁。参知政事范宗尹将吕颐浩拉入行宫, 权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遂将卫士们关在殿外。
宋高宗闻知卫士喧闹, 便对宰执们说:“ 闻人情纷纷, 不欲入海。缓急之际, 岂可如二圣不避敌, 坐贻大祸。”他亲自下诏“ 抚谕”, 在殿门外的众卫士遂山呼万岁而散。宋高宗在风波暂时平息后, 深感诸班直不可倚仗, 便对宰执们说:“此辈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军甲士五百人于后苑, 卿等翌旦率中军入朝, 捕为首者诛之。”吕颐浩退朝后, 当即下令御营中军统制辛企宗和自己的亲军将姚端秘密准备。
次日, 御营中军和姚端所部冲入行宫, 对直宿卫士发动突击。宋高宗本人也披戴铠甲, 指挥伏兵接应。卫士们“惊溃,或升屋, 或逾墙遁走”。宋高宗弯弓搭箭, 射中两人, 坠落屋下。众卫士“骇惧, 悉就擒”。宋高宗命令将卫士张宝等十七人斩于明州市, 其余“ 降隶诸军”。由于诸班直的编制撤销, 遂以御营中军和姚端所部充宿卫。（关于卫士哗变经过, 参见《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壬午, 癸未, 甲申, 已丑, 325 ～449 至451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734 页。）处置了众卫士后, 宋高宗身穿甲胄, 冒着大雨, 与臣僚们出东渡门, 乘船前往定海县(今浙江镇海)。一部分官员留在明州, 或“ 以不便海舶, 请陆行以从”。“去者有风涛之患, 留者有兵火之虞, 相别殿门外, 皆面无人色”, 笼罩着一片凄凉和惶恐景色。（《会编》卷135 , 982 页,《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己丑, 庚寅, 325 ～450 至453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 734 页,《挥.. 后录》卷9 ,193 页,《挥尘三录》卷1 , 227 页。）
完颜兀术(宗弼) 派宋朝官员卢伸回宋廷。宋高宗一行 到达定海后, 得到金使前来的消息, 他们害怕金使到行在探听虚实, 就命参知政事范宗尹还明州等候。范宗尹看到金方国书,“语极不逊”,“ 遂不奏”。宋高宗又将小朝廷迁往海中的昌国县(今浙江定海舟山岛)。范宗尹赶回海船, 向皇帝报告说, 临安已被金军攻陷了。（《要录》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戊申, 325 ～ 439 页, 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辛卯, 壬辰, 癸巳, 325 ～ 453 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癸亥, 326～ 685 页,《挥尘三录》卷1 , 227 页。）
完颜兀术(宗弼) 大军占领临安前后, 又分兵略地, 命斜卯阿里和乌延蒲鲁浑率精骑四千疾驰明州。（《金史》卷77《宗弼传》, 1753 页, 卷80《斜卯阿里传》, 1800 页,《乌延蒲鲁浑传》, 1804 页。） 金军追奔千百里, 已成强弩之末, 张俊等在明州以优势兵力迎战, 金军“小衄”。完颜兀术(宗弼) 派兵增援, 张俊等军急忙撤离明州。（《会编》卷136 , 986 页, 991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735 页,《挥尘三录》卷1 , 228页。后来的史籍夸大张俊的战绩,不足为据。）宋高宗一行得知金兵追至明州的消息, 便商议将船队移泊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和温州(今属浙江)。当年岁末, 宋高宗的御舟自昌国起碇南下, 偏巧遇上连日南风, 时称“ 送年风”, 航行甚慢。1130 年( 建炎四年) 阴历正月初一, 因海风很大, 船队只能在海中下碇停泊。（《会编》卷134 , 972 页,《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辛丑, 325～ 456页, 卷31 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 325～ 458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1128 ～735 页,《挥麈三录》卷1 , 227页。） 小朝廷的君臣成日提心吊胆, 在金军利刃和大海鱼腹之间犯死求生。扈从的中书舍人李正民写诗为皇帝解嘲说:“云涛雪浪蹙天浮, 隐隐征帆去未休。蛟蜃伏藏舟楫稳, 将军何用说防秋。”（李正民《大隐集》卷10《扈从航海》, 1133 ～ 112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宋高宗的六宫妃嫔大多随隆佑皇太后去江西, 随身者惟有张才人和吴夫人。张才人是开封人,“ 有宠”。（ 《宋史》卷243《张贤妃传》, 8649 页。） 吴夫人也是开封人, 其父“以荢珠为业, 累赀数百万”, 号称“珠子吴员外”。她“初不以色幸”,“读书万卷, 翰墨尤绝人, 由是宠遇日至”。吴夫人“常以戎服侍左右”。当明州卫士哗变时, 有的卫士曾向她打探皇帝的居止, 她机警地加以隐瞒。此次航海, 恰好有一条鱼跳入御舟, 吴夫人立即说:“ 此周人白鱼之祥也。”相传周武王渡河伐商时, 有白鱼跃入舟中, 结果周武王大获全胜。这种荒诞的祥瑞, 却使近乎绝望的宋高宗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安慰, 并将吴夫人进封和义郡夫人。（《宋史》卷243《宪圣慈烈吴皇后传》, 8646 页,《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 60 页, 丙集《慈明》, 111 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宪圣慈烈吴皇后》, 75 页,《要录》卷34 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325 ～515 页。）
宋廷得知金军渡江和杜充败报后, 七嘴八舌, 议论纷纭。吕颐浩说“: 陆行山险之路, 粮运不给, 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 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 既登海舟之后, 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热, 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 复还二浙。彼入我出, 彼出我入, 此正兵家之奇也。”次日晚朝,宋高宗说“: 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断在必行。”便决定了航海避敌之策。吕颐浩又建议“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却被皇帝否定,他说“: 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 则朕所至, 乃同寇盗耳!”（ 《会编》卷134《己酉航海记》, 971 页,《要录》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 庚午, 325 ～444 页,《挥尘三录》卷1 , 224页。） 十二月初, 宋高宗一行到达明州( 治今浙江宁波)。
完颜兀术(宗弼) 大军占领建康后, 又直扑临安, 急欲捉拿宋高宗。宋廷商议航海之策, 执政官安排每艘海船载诸班直卫士六十人, 每人家眷不得超过两人。众卫士说:“ 我有父母, 有妻子, 不知两者如何去留?”他们向官员提出申诉, 卫士张宝等一百余人遮道拦阻宰相吕颐浩,“ 出语不逊”。双方发生争执, 卫士们怒不可遏, 甚至手持兵刃, 以死相胁。参知政事范宗尹将吕颐浩拉入行宫, 权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遂将卫士们关在殿外。
宋高宗闻知卫士喧闹, 便对宰执们说:“ 闻人情纷纷, 不欲入海。缓急之际, 岂可如二圣不避敌, 坐贻大祸。”他亲自下诏“ 抚谕”, 在殿门外的众卫士遂山呼万岁而散。宋高宗在风波暂时平息后, 深感诸班直不可倚仗, 便对宰执们说:“此辈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军甲士五百人于后苑, 卿等翌旦率中军入朝, 捕为首者诛之。”吕颐浩退朝后, 当即下令御营中军统制辛企宗和自己的亲军将姚端秘密准备。
次日, 御营中军和姚端所部冲入行宫, 对直宿卫士发动突击。宋高宗本人也披戴铠甲, 指挥伏兵接应。卫士们“惊溃,或升屋, 或逾墙遁走”。宋高宗弯弓搭箭, 射中两人, 坠落屋下。众卫士“骇惧, 悉就擒”。宋高宗命令将卫士张宝等十七人斩于明州市, 其余“ 降隶诸军”。由于诸班直的编制撤销, 遂以御营中军和姚端所部充宿卫。（关于卫士哗变经过, 参见《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壬午, 癸未, 甲申, 已丑, 325 ～449 至451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734 页。）处置了众卫士后, 宋高宗身穿甲胄, 冒着大雨, 与臣僚们出东渡门, 乘船前往定海县(今浙江镇海)。一部分官员留在明州, 或“ 以不便海舶, 请陆行以从”。“去者有风涛之患, 留者有兵火之虞, 相别殿门外, 皆面无人色”, 笼罩着一片凄凉和惶恐景色。（《会编》卷135 , 982 页,《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己丑, 庚寅, 325 ～450 至453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 734 页,《挥.. 后录》卷9 ,193 页,《挥尘三录》卷1 , 227 页。）
完颜兀术(宗弼) 派宋朝官员卢伸回宋廷。宋高宗一行 到达定海后, 得到金使前来的消息, 他们害怕金使到行在探听虚实, 就命参知政事范宗尹还明州等候。范宗尹看到金方国书,“语极不逊”,“ 遂不奏”。宋高宗又将小朝廷迁往海中的昌国县(今浙江定海舟山岛)。范宗尹赶回海船, 向皇帝报告说, 临安已被金军攻陷了。（《要录》卷29 建炎三年十一月戊申, 325 ～ 439 页, 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辛卯, 壬辰, 癸巳, 325 ～ 453 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癸亥, 326～ 685 页,《挥尘三录》卷1 , 227 页。）
完颜兀术(宗弼) 大军占领临安前后, 又分兵略地, 命斜卯阿里和乌延蒲鲁浑率精骑四千疾驰明州。（《金史》卷77《宗弼传》, 1753 页, 卷80《斜卯阿里传》, 1800 页,《乌延蒲鲁浑传》, 1804 页。） 金军追奔千百里, 已成强弩之末, 张俊等在明州以优势兵力迎战, 金军“小衄”。完颜兀术(宗弼) 派兵增援, 张俊等军急忙撤离明州。（《会编》卷136 , 986 页, 991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1128 ～735 页,《挥尘三录》卷1 , 228页。后来的史籍夸大张俊的战绩,不足为据。）宋高宗一行得知金兵追至明州的消息, 便商议将船队移泊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和温州(今属浙江)。当年岁末, 宋高宗的御舟自昌国起碇南下, 偏巧遇上连日南风, 时称“ 送年风”, 航行甚慢。1130 年( 建炎四年) 阴历正月初一, 因海风很大, 船队只能在海中下碇停泊。（《会编》卷134 , 972 页,《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辛丑, 325～ 456页, 卷31 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 325～ 458 页,《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1128 ～735 页,《挥麈三录》卷1 , 227页。） 小朝廷的君臣成日提心吊胆, 在金军利刃和大海鱼腹之间犯死求生。扈从的中书舍人李正民写诗为皇帝解嘲说:“云涛雪浪蹙天浮, 隐隐征帆去未休。蛟蜃伏藏舟楫稳, 将军何用说防秋。”（李正民《大隐集》卷10《扈从航海》, 1133 ～ 112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宋高宗的六宫妃嫔大多随隆佑皇太后去江西, 随身者惟有张才人和吴夫人。张才人是开封人,“ 有宠”。（ 《宋史》卷243《张贤妃传》, 8649 页。） 吴夫人也是开封人, 其父“以荢珠为业, 累赀数百万”, 号称“珠子吴员外”。她“初不以色幸”,“读书万卷, 翰墨尤绝人, 由是宠遇日至”。吴夫人“常以戎服侍左右”。当明州卫士哗变时, 有的卫士曾向她打探皇帝的居止, 她机警地加以隐瞒。此次航海, 恰好有一条鱼跳入御舟, 吴夫人立即说:“ 此周人白鱼之祥也。”相传周武王渡河伐商时, 有白鱼跃入舟中, 结果周武王大获全胜。这种荒诞的祥瑞, 却使近乎绝望的宋高宗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安慰, 并将吴夫人进封和义郡夫人。（《宋史》卷243《宪圣慈烈吴皇后传》, 8646 页,《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 60 页, 丙集《慈明》, 111 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宪圣慈烈吴皇后》, 75 页,《要录》卷34 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325 ～515 页。）
第一章 战不忘和, 安不忘逸
第一节 宋金对峙的新格局
宋高宗回到越州后, 于翌年, 即1131 年, 将年号改为绍兴, 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1132 年(绍兴二年) , 宋高宗又以绍兴府“ 漕运不继, 移跸临安”。（《会编》卷150 , 1086 页,《要录》卷49 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 325 ～ 667页, 卷51 绍兴二年正月丙午, 325～ 686 页。）
在建炎年间, 金军从占领河北和河东的少数州县, 进而夺据了包括东、西、南、北四京在内的广大地域。但是, 随着金军的不断深入, 南北方人民的抵抗也更趋激烈。在淮南的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和陕西的陕州( 治今江南三门峡西) , 分别由勇将李彦仙和赵立指挥当地军民, 进行英勇顽强的保卫战, 予金军以重创。1130 年(建炎四年) 正月, 金将完颜娄室以优势兵力攻占陕州。九月, 金朝元帅左监军、淮南主将完颜挞懒(昌)又以重兵打破楚州。李彦仙、赵立等人先后壮烈牺牲。
完颜挞懒( 昌) 又以优势兵力猛扑泰州( 今属江苏) , 通、泰州镇抚使岳飞以孤军苦战, 掩护百姓撤往江南。1131 年(绍兴元年) , 完颜挞懒( 昌) 攻缩头湖的张荣抗金义军水寨,反而被歼四千余人。他不得不率军逃回淮河以北, 南宋乘机夺回了淮南路。
金朝因陕西战事处于僵持状态,特命右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为主将, 完颜兀术(宗弼) 也率军增援。主持陕西战区的知枢密院事张浚不听一些部将和幕僚的劝告, 于1130年( 建炎四年)九月在富平与金军会战。结果宋军一败涂地,金军乘胜占领了陕西绝大部分地区。
宋将吴玠在一溃千里的逆境中, 率所部扼守和尚原要塞(今陕西宝鸡附近) , 屡败金军。1131 年(绍兴元年) 十月, 完颜兀术( 宗弼) 亲率大军猛攻, 却遭受自灭辽破宋的首次大败, 损失惨重。
金朝的前沿战事屡遭挫败, 而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又此伏彼起。以完颜挞懒(昌)为代表的主和派, 主张尽可能施展“ 以和议佐攻战, 以僭逆诱叛党”（ 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7 , 113 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的策略。金朝开国前后, 事实上存在着两大派系。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为一派首领, 与金太宗矛盾日深。完颜挞懒( 昌) 是金太宗的从兄弟, 在他未出生前, 金太宗一度被其父领养, 故与金太宗有着特殊关系。（洪皓《松漠记闻》卷上,《辽海丛书》本。） 当金朝物色傀儡人选时, 完颜挞懒( 昌) 倾向于前宋朝济南知府刘豫。不料完颜粘罕( 宗翰)抢先下手, 命心腹渤海人高庆裔到大河以南, 导演了“ 万姓”“推戴”的丑剧,又由元帅右临军完颜谷神( 其名或歧译为兀室、悟室, 汉名希尹) 驰禀金太宗。1130 年, 金朝遂立刘豫为“子皇帝”, 建立伪齐政权, 并将京东、京西等地划归刘豫管辖。（《会编》卷141 , 1025 页, 卷181 , 1309 页,《要录》卷35 建炎四年七月丁卯, 325～ 522 页,《金史》卷77《刘豫传》, 1760 页。）
宋高宗由海上转到陆地后, 虽然有了喘息之机, 实际上对局势的发展仍把握不定。新任宰相范宗尹说:“今日国势,正如人之疾病, 沉痼方笃, 稍施驶药, 立有倾仆之患, 要使施设有序, 勿遽勿急。”（《会编》卷139 , 1010 页,《要录》卷33 建炎四年五月癸丑, 325～ 49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49 页。） 也就是说, 对体质虚弱的病人, 不宜用猛药, 这其实也是似是而非之论。
范宗尹提出撤消行营使司, 恢复枢密院掌兵的旧制, 他本人兼任知枢密院事。（《要录》卷34 建炎四年六月甲戌, 325 ～ 505 页。）当时在宋金接壤地区, 被一些土匪、溃将、摄官之类所占据。范宗尹主张承认这个现实,“ 稍复藩镇之法”, 将淮南东、西路, 京西南、北路, 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 划分若干个小军区, 设镇抚使, 掌管两个至多个府、州、军的民政、军政和财政, 作为“ 救弊之道”。（《会编》卷140 , 1021 页,《要录》卷33 建炎四年五月甲辰, 325 ～ 491 页甲子, 325～ 499 页,《宋会要》职官42 之74 ～7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镇抚使》, 323 页。）
宋朝前后任命了三、四十各镇抚使, 但因其辖区不大, 人力和财力有限, 并不能有效抵抗金军。镇抚使们或叛变投敌, 或火并被杀, 或战败牺牲, 或丧失辖区, 种种情况, 难以概述。
范宗尹主张追夺宋徽宗以来的“ 滥赏”。就公论而言, 似乎也理所当然,结果却激发了众怒“, 土大夫侥幸者争排之”,“胥动造谤, 浮议蜂起”。最后, 宋高宗亲下御批说:“ 朕不欲归过君父, 敛怨士夫, 可日下寝罢。”范宗尹因此于1131 年( 绍兴元年)七月罢相。（《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七月癸亥,325～ 632 页,《鸡肋编》卷中, 46 页, 洪迈《容斋四笔》卷15《讨论滥赏词》, 78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容斋随笔》,《宋史》卷362《范宗尹传》, 11326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63 页。） 接替者则是吕颐浩和秦桧。
第一节 宋金对峙的新格局
宋高宗回到越州后, 于翌年, 即1131 年, 将年号改为绍兴, 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1132 年(绍兴二年) , 宋高宗又以绍兴府“ 漕运不继, 移跸临安”。（《会编》卷150 , 1086 页,《要录》卷49 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 325 ～ 667页, 卷51 绍兴二年正月丙午, 325～ 686 页。）
在建炎年间, 金军从占领河北和河东的少数州县, 进而夺据了包括东、西、南、北四京在内的广大地域。但是, 随着金军的不断深入, 南北方人民的抵抗也更趋激烈。在淮南的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和陕西的陕州( 治今江南三门峡西) , 分别由勇将李彦仙和赵立指挥当地军民, 进行英勇顽强的保卫战, 予金军以重创。1130 年(建炎四年) 正月, 金将完颜娄室以优势兵力攻占陕州。九月, 金朝元帅左监军、淮南主将完颜挞懒(昌)又以重兵打破楚州。李彦仙、赵立等人先后壮烈牺牲。
完颜挞懒( 昌) 又以优势兵力猛扑泰州( 今属江苏) , 通、泰州镇抚使岳飞以孤军苦战, 掩护百姓撤往江南。1131 年(绍兴元年) , 完颜挞懒( 昌) 攻缩头湖的张荣抗金义军水寨,反而被歼四千余人。他不得不率军逃回淮河以北, 南宋乘机夺回了淮南路。
金朝因陕西战事处于僵持状态,特命右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为主将, 完颜兀术(宗弼) 也率军增援。主持陕西战区的知枢密院事张浚不听一些部将和幕僚的劝告, 于1130年( 建炎四年)九月在富平与金军会战。结果宋军一败涂地,金军乘胜占领了陕西绝大部分地区。
宋将吴玠在一溃千里的逆境中, 率所部扼守和尚原要塞(今陕西宝鸡附近) , 屡败金军。1131 年(绍兴元年) 十月, 完颜兀术( 宗弼) 亲率大军猛攻, 却遭受自灭辽破宋的首次大败, 损失惨重。
金朝的前沿战事屡遭挫败, 而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又此伏彼起。以完颜挞懒(昌)为代表的主和派, 主张尽可能施展“ 以和议佐攻战, 以僭逆诱叛党”（ 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7 , 113 页,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的策略。金朝开国前后, 事实上存在着两大派系。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为一派首领, 与金太宗矛盾日深。完颜挞懒( 昌) 是金太宗的从兄弟, 在他未出生前, 金太宗一度被其父领养, 故与金太宗有着特殊关系。（洪皓《松漠记闻》卷上,《辽海丛书》本。） 当金朝物色傀儡人选时, 完颜挞懒( 昌) 倾向于前宋朝济南知府刘豫。不料完颜粘罕( 宗翰)抢先下手, 命心腹渤海人高庆裔到大河以南, 导演了“ 万姓”“推戴”的丑剧,又由元帅右临军完颜谷神( 其名或歧译为兀室、悟室, 汉名希尹) 驰禀金太宗。1130 年, 金朝遂立刘豫为“子皇帝”, 建立伪齐政权, 并将京东、京西等地划归刘豫管辖。（《会编》卷141 , 1025 页, 卷181 , 1309 页,《要录》卷35 建炎四年七月丁卯, 325～ 522 页,《金史》卷77《刘豫传》, 1760 页。）
宋高宗由海上转到陆地后, 虽然有了喘息之机, 实际上对局势的发展仍把握不定。新任宰相范宗尹说:“今日国势,正如人之疾病, 沉痼方笃, 稍施驶药, 立有倾仆之患, 要使施设有序, 勿遽勿急。”（《会编》卷139 , 1010 页,《要录》卷33 建炎四年五月癸丑, 325～ 49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 949 页。） 也就是说, 对体质虚弱的病人, 不宜用猛药, 这其实也是似是而非之论。
范宗尹提出撤消行营使司, 恢复枢密院掌兵的旧制, 他本人兼任知枢密院事。（《要录》卷34 建炎四年六月甲戌, 325 ～ 505 页。）当时在宋金接壤地区, 被一些土匪、溃将、摄官之类所占据。范宗尹主张承认这个现实,“ 稍复藩镇之法”, 将淮南东、西路, 京西南、北路, 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 划分若干个小军区, 设镇抚使, 掌管两个至多个府、州、军的民政、军政和财政, 作为“ 救弊之道”。（《会编》卷140 , 1021 页,《要录》卷33 建炎四年五月甲辰, 325 ～ 491 页甲子, 325～ 499 页,《宋会要》职官42 之74 ～7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镇抚使》, 323 页。）
宋朝前后任命了三、四十各镇抚使, 但因其辖区不大, 人力和财力有限, 并不能有效抵抗金军。镇抚使们或叛变投敌, 或火并被杀, 或战败牺牲, 或丧失辖区, 种种情况, 难以概述。
范宗尹主张追夺宋徽宗以来的“ 滥赏”。就公论而言, 似乎也理所当然,结果却激发了众怒“, 土大夫侥幸者争排之”,“胥动造谤, 浮议蜂起”。最后, 宋高宗亲下御批说:“ 朕不欲归过君父, 敛怨士夫, 可日下寝罢。”范宗尹因此于1131 年( 绍兴元年)七月罢相。（《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七月癸亥,325～ 632 页,《鸡肋编》卷中, 46 页, 洪迈《容斋四笔》卷15《讨论滥赏词》, 78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容斋随笔》,《宋史》卷362《范宗尹传》, 11326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63 页。） 接替者则是吕颐浩和秦桧。
第二节 秦桧归宋
秦桧字会之, 建康人, 其父秦敏学曾任地方官, 其妻王氏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硅的孙女。（关于秦桧的家世, 参见《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2 页,《朱文公文集》卷19《乞褒录高登状》张扩《东窗集》卷11 追赠秦桧祖父三代制词,1129 ～114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鸡肋编》卷中, 76 页。）汪伯彦在科举入仕前, 曾“受馆于王氏”, 秦桧“ 尝在其席下读书”。（ 《会编》卷206 , 1483 页,《宋史》卷473《汪伯彦传》, 13746 页。） 两人结下师生之谊。
秦桧“少游太学, 博记工文, 善干鄙事, 同舍号为秦长脚”, 往往看不起他。（《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78 页, 洪迈《夷坚丁志》卷10《建康头陀》, 621 页, 中华书局1981 年版《夷坚志》。）
北宋末年, 秦桧是以主张对金强硬者的身份, 而活动于政治舞台上。1126年( 靖康元年) , 太学正秦桧上奏说,“金国远夷, 俗尚狙诈”,“不宜示怯, 以自蹙削”,“狄人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 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他表示自愿“ 奉使”,“ 伐大金始谋, 破李邺割弃三镇之说”。（ 赵汝愚《国朝诸臣奏仪》卷142《上钦宗论边机三事》, 4934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靖康要录》卷7 靖康元年五月十一日, 405 页。）当金军再次进逼开封时, 宋钦宗召百官集议对策, 范宗尹等多数官员主张割地求和, 而秦桧等三十六人仍反对割地。（《会编》卷62 , 466 页,《靖康要录》卷12 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 722页。）
金军破开封后, 准备废除赵宋政权, 另立张邦昌伪楚政权,一些宋朝官员表示反对。监察御史马伸也在御史台起草了一份议状, 号召众人签名。秦桧时为一台之长, 因马伸“帅同僚合辞力请”“, 不得已,始肯书名”。但他又担心此状言词过于激烈,会得罪喜怒叵测、动辄使用屠刀的金人, 便以御史中丞致仕的身份单独上状说“: 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 恐元帅府大兵解严之后, 奸雄窃发, 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 俾为藩臣, 则奸雄无因而起, 元帅好生之德, 通于天地。”此状不仅删除马伸原状中所有较为激烈的言词, 并降格为仅求另立赵氏宗室“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尽管如此, 金元帅府仍颇为震怒, 认为秦桧之状“特系违令, 合要本官惩断”, 在撤出开封前, 将他一并驱掳北上。后来秦桧归宋,又将议状文字予以篡改, 改为反对灭赵宋, 说“宋自祖宗以来, 德泽在人, 于今九世”,“有监国皇太子”,“内外亲贤, 皆可择立”。（ 关于秦桧议状, 诸说有异, 今存宋金两种不同版本, 参见《挥麈三录》卷2 ,241 页,《挥麈录余话》卷2 , 310 页,《会编》卷80 , 604 页, 卷81 , 607 页, 卷87 , 647 页,《要录》卷2 建炎元年二月癸酉, 325～50 页, 乙亥, 325～52 页, 卷4 建炎元年四月庚申朔, 325～76 页,《大金吊伐录》下, 四部丛刊本。秦桧议状文字应以金方版本为准,宋方版本乃秦家传本, 经秦桧本人或本家篡改者。）
大批宋俘到达北方后, 如何纃、张叔夜、孙傅、司马朴、陈过庭等人都守节不屈, 唯独秦桧却见风使舵, 开始讨好金人。宋徽宗得知其子宋高宗即位, 便叫秦桧起草一封信, 向金朝当权的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提议, 愿“奉咫尺之书, 谕嗣子以大计, 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 岂不为万世之利也”。（ 《会编》卷211《北狩行录》, 1518～ 1519 页,《要录》卷16 建炎二年六月,325～ 260 页。此信或说是宋徽宗起草, 由秦桧润色, 或说由秦桧起草。） 宋徽宗向金人摇尾乞怜, 并未使他超脱俘囚的悲惨处境,而秦桧却得到金人的青睐。金人“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 广宁府, 治今辽宁北镇) , 唯秦桧依达懒(完颜昌) , 居留勿遣”。（ 《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05 页。）
秦桧在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 昌) 的卵翼下, 先充“ 任用”,“任用者, 犹执事也”, 后作“参谋军事”, 由阶下囚超升为座上客。（《会编》卷142 , 1036 页, 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 325～ 551 页。）连以粗豪著称的完颜兀术( 宗弼) 也“尝招桧饮”,其“ 左右侍酒者, 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 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79 页, 中华书局1989 年版《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1130 年(建炎四年) , 完颜挞懒(昌) 攻楚州时, 曾命秦桧写劝降书,“有指斥语”, 即其中有斥骂宋高宗的文词。十月,秦桧与妻王氏带着整批随从, 满载丰厚的财宝, 投奔涟水军( 今属江苏)的宋方水寨, （《会编》卷142 ,1036 页, 卷221 洪皓行状, 1592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79 页。） 然后航海前往行在越州。他一会儿说自己是“自燕至楚二干八百里, 逾河越海”而来, （《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49 页。） 一会儿“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 夺舟来归”。（ 《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39 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 325～ 563 页。）前后矛盾, 破绽甚多, 后自撰《北征纪实》, 作为谎言的最后定稿。（见《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325 ～552 页。）有的记载认为秦桧南归, 乃金方“密纵之”,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6 , 宝颜堂秘笈本,《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79 页。） 当是符合事实的。
宋廷的一些士大夫也对秦桧的行踪提出怀疑, 认为“全家同舟, 婢仆亦如故”,“非逃归也”。“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 鲜有生者。独桧数年之后, 尽室航海以归, 非大奸能若是乎”。（《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325～ 553 页, 卷136 绍兴十年六月乙丑, 326 ～ 825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49 页, 王廷珪《卢溪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 1134～ 329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但是, 靖康末的一纸议状, 到此便成秦桧欺世盗名的政治资本。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力排众议, 举荐秦桧。
秦桧初次朝见宋高宗, 即鼓吹“ 如欲天下无事, 须是南自南, 北自北”, 提议与金朝讲和, 并请求皇帝亲自给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 昌) 写信。此说正中宋高宗下怀, 翌日, 他发表秦桧为礼部尚书, 并对范宗尹说:“ 桧朴忠过人,朕得之, 喜而不寐, 盖闻二帝、母后消息, 而又得一佳士也。”但是, 宋高宗对以皇帝的身份, 向金朝一个身份尚非最高的军事统帅递送国书, 也感到难以为情。于是, 便亲自给大将刘光世下御笔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 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 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 撰成书一通, 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 作书五本, 自以卿意, 十余日间, 累遣五辈, 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 肯以师还, 不复侵略, 庶几粗获休息。”刘光世便遵命作书,“ 择士以行”。（《要录》卷39 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 丁未, 325 ～ 563 至564 页,《鄜王刘公家传》卷3 ,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131 年( 绍兴元年) , 秦桧升任参知政事, 为副相, 宋高宗在制词和不允诏中强调说,“ 金石自开, 忠信行于异域”。“安社稷为悦,尝抗死以力陈; 与鸟兽为群, 卒奉身而旋返”。“ 资尔排难解纷之略, 副予兴衰拨乱之怀”。（ 《会编》卷144 , 1048 页,《要录》卷42 绍兴元年二月辛巳, 325～ 58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961 页。） 秦桧辅政半年,事实上并无政绩可言。曾经一力援引他的范宗尹, 如今成了秦桧进一步总揽大政的主要障碍。在表面上, 秦桧尽量处处迎合范宗尹。范宗尹提出宋徽宗时的滥赏问题, 秦桧“ 力赞之”待到宋高宗本人表态后, 秦桧又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对范宗尹落井下石。（《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七月癸亥,325～ 633 页。）范宗尹罢相后, 秦桧急不可耐地四出活动, 争取拜相。
秦桧字会之, 建康人, 其父秦敏学曾任地方官, 其妻王氏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硅的孙女。（关于秦桧的家世, 参见《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2 页,《朱文公文集》卷19《乞褒录高登状》张扩《东窗集》卷11 追赠秦桧祖父三代制词,1129 ～114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鸡肋编》卷中, 76 页。）汪伯彦在科举入仕前, 曾“受馆于王氏”, 秦桧“ 尝在其席下读书”。（ 《会编》卷206 , 1483 页,《宋史》卷473《汪伯彦传》, 13746 页。） 两人结下师生之谊。
秦桧“少游太学, 博记工文, 善干鄙事, 同舍号为秦长脚”, 往往看不起他。（《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78 页, 洪迈《夷坚丁志》卷10《建康头陀》, 621 页, 中华书局1981 年版《夷坚志》。）
北宋末年, 秦桧是以主张对金强硬者的身份, 而活动于政治舞台上。1126年( 靖康元年) , 太学正秦桧上奏说,“金国远夷, 俗尚狙诈”,“不宜示怯, 以自蹙削”,“狄人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 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他表示自愿“ 奉使”,“ 伐大金始谋, 破李邺割弃三镇之说”。（ 赵汝愚《国朝诸臣奏仪》卷142《上钦宗论边机三事》, 4934 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靖康要录》卷7 靖康元年五月十一日, 405 页。）当金军再次进逼开封时, 宋钦宗召百官集议对策, 范宗尹等多数官员主张割地求和, 而秦桧等三十六人仍反对割地。（《会编》卷62 , 466 页,《靖康要录》卷12 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 722页。）
金军破开封后, 准备废除赵宋政权, 另立张邦昌伪楚政权,一些宋朝官员表示反对。监察御史马伸也在御史台起草了一份议状, 号召众人签名。秦桧时为一台之长, 因马伸“帅同僚合辞力请”“, 不得已,始肯书名”。但他又担心此状言词过于激烈,会得罪喜怒叵测、动辄使用屠刀的金人, 便以御史中丞致仕的身份单独上状说“: 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 恐元帅府大兵解严之后, 奸雄窃发, 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 俾为藩臣, 则奸雄无因而起, 元帅好生之德, 通于天地。”此状不仅删除马伸原状中所有较为激烈的言词, 并降格为仅求另立赵氏宗室“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尽管如此, 金元帅府仍颇为震怒, 认为秦桧之状“特系违令, 合要本官惩断”, 在撤出开封前, 将他一并驱掳北上。后来秦桧归宋,又将议状文字予以篡改, 改为反对灭赵宋, 说“宋自祖宗以来, 德泽在人, 于今九世”,“有监国皇太子”,“内外亲贤, 皆可择立”。（ 关于秦桧议状, 诸说有异, 今存宋金两种不同版本, 参见《挥麈三录》卷2 ,241 页,《挥麈录余话》卷2 , 310 页,《会编》卷80 , 604 页, 卷81 , 607 页, 卷87 , 647 页,《要录》卷2 建炎元年二月癸酉, 325～50 页, 乙亥, 325～52 页, 卷4 建炎元年四月庚申朔, 325～76 页,《大金吊伐录》下, 四部丛刊本。秦桧议状文字应以金方版本为准,宋方版本乃秦家传本, 经秦桧本人或本家篡改者。）
大批宋俘到达北方后, 如何纃、张叔夜、孙傅、司马朴、陈过庭等人都守节不屈, 唯独秦桧却见风使舵, 开始讨好金人。宋徽宗得知其子宋高宗即位, 便叫秦桧起草一封信, 向金朝当权的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提议, 愿“奉咫尺之书, 谕嗣子以大计, 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 岂不为万世之利也”。（ 《会编》卷211《北狩行录》, 1518～ 1519 页,《要录》卷16 建炎二年六月,325～ 260 页。此信或说是宋徽宗起草, 由秦桧润色, 或说由秦桧起草。） 宋徽宗向金人摇尾乞怜, 并未使他超脱俘囚的悲惨处境,而秦桧却得到金人的青睐。金人“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 广宁府, 治今辽宁北镇) , 唯秦桧依达懒(完颜昌) , 居留勿遣”。（ 《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05 页。）
秦桧在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 昌) 的卵翼下, 先充“ 任用”,“任用者, 犹执事也”, 后作“参谋军事”, 由阶下囚超升为座上客。（《会编》卷142 , 1036 页, 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 325～ 551 页。）连以粗豪著称的完颜兀术( 宗弼) 也“尝招桧饮”,其“ 左右侍酒者, 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 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79 页, 中华书局1989 年版《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1130 年(建炎四年) , 完颜挞懒(昌) 攻楚州时, 曾命秦桧写劝降书,“有指斥语”, 即其中有斥骂宋高宗的文词。十月,秦桧与妻王氏带着整批随从, 满载丰厚的财宝, 投奔涟水军( 今属江苏)的宋方水寨, （《会编》卷142 ,1036 页, 卷221 洪皓行状, 1592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79 页。） 然后航海前往行在越州。他一会儿说自己是“自燕至楚二干八百里, 逾河越海”而来, （《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49 页。） 一会儿“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 夺舟来归”。（ 《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39 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 325～ 563 页。）前后矛盾, 破绽甚多, 后自撰《北征纪实》, 作为谎言的最后定稿。（见《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325 ～552 页。）有的记载认为秦桧南归, 乃金方“密纵之”,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6 , 宝颜堂秘笈本,《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79 页。） 当是符合事实的。
宋廷的一些士大夫也对秦桧的行踪提出怀疑, 认为“全家同舟, 婢仆亦如故”,“非逃归也”。“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 鲜有生者。独桧数年之后, 尽室航海以归, 非大奸能若是乎”。（《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325～ 553 页, 卷136 绍兴十年六月乙丑, 326 ～ 825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49 页, 王廷珪《卢溪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 1134～ 329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但是, 靖康末的一纸议状, 到此便成秦桧欺世盗名的政治资本。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力排众议, 举荐秦桧。
秦桧初次朝见宋高宗, 即鼓吹“ 如欲天下无事, 须是南自南, 北自北”, 提议与金朝讲和, 并请求皇帝亲自给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 昌) 写信。此说正中宋高宗下怀, 翌日, 他发表秦桧为礼部尚书, 并对范宗尹说:“ 桧朴忠过人,朕得之, 喜而不寐, 盖闻二帝、母后消息, 而又得一佳士也。”但是, 宋高宗对以皇帝的身份, 向金朝一个身份尚非最高的军事统帅递送国书, 也感到难以为情。于是, 便亲自给大将刘光世下御笔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 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 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 撰成书一通, 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 作书五本, 自以卿意, 十余日间, 累遣五辈, 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 肯以师还, 不复侵略, 庶几粗获休息。”刘光世便遵命作书,“ 择士以行”。（《要录》卷39 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 丁未, 325 ～ 563 至564 页,《鄜王刘公家传》卷3 ,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131 年( 绍兴元年) , 秦桧升任参知政事, 为副相, 宋高宗在制词和不允诏中强调说,“ 金石自开, 忠信行于异域”。“安社稷为悦,尝抗死以力陈; 与鸟兽为群, 卒奉身而旋返”。“ 资尔排难解纷之略, 副予兴衰拨乱之怀”。（ 《会编》卷144 , 1048 页,《要录》卷42 绍兴元年二月辛巳, 325～ 58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961 页。） 秦桧辅政半年,事实上并无政绩可言。曾经一力援引他的范宗尹, 如今成了秦桧进一步总揽大政的主要障碍。在表面上, 秦桧尽量处处迎合范宗尹。范宗尹提出宋徽宗时的滥赏问题, 秦桧“ 力赞之”待到宋高宗本人表态后, 秦桧又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对范宗尹落井下石。（《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七月癸亥,325～ 633 页。）范宗尹罢相后, 秦桧急不可耐地四出活动, 争取拜相。
第三节 吕秦政争和秦桧罢相
宋高宗在罢免范宗尹的前一天, 就下诏将在江东的吕颐浩召回行在绍兴府。在吕颐浩尚未回朝期间, 相位暂时空缺。当时论资历和声望, 秦桧显然不足与吕颐浩争衡。故他便在群臣中倡言:“我有二策, 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间秦桧为何不说, 他故弄玄虚地说:“ 今无相, 不可行也。”（《要录》卷46 绍兴元年八月丁亥, 325 ～638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13749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66 页。） 似乎葫芦里的灵丹妙药, 尚须待价而估。秦桧也特别对宋高宗说:“若用臣为相, 有耸动天下事。”宋高宗在内心深处, 对秦桧主张与金媾和, 自然是极其赞赏的。但他经历多年磨难, 政治上已不像初即位时那样幼稚。宋高宗对“ 桧作执政日”, 凡有未尽善事, 未尝与宗尹争议, 每事私言于”皇帝, 已有所觉察, 却仍愿意试用秦桧。（綦崇礼《北海集》卷7 秦桧罢相制载宋高宗御笔, 1134～ 569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3 页。）
范宗尹罢相后一月, 即1131 年( 绍兴元年) 八月, 宋高宗先发表秦桧出任右相, 接着又于九月发表吕颐浩任左相, 由他们两人同秉国政。（《会编》卷148 , 1074～ 107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八月丁亥, 325 ～638 页, 卷47 绍兴元九月癸丑, 325 ～64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65 ～968 页。）
吕颐浩曾辅佐皇帝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 至少自君臣航海归来后, 他是主张对金用兵的主战派。他本人也有不少弱点, 朱熹说:“ 这人粗, 胡乱一时间得他用, 不足道。”（《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似乎言之过甚。胡安国曾给吕颐浩写信, 劝他“ 进退贤否,赏罚功罪, 固当以至公无我为先, 报复恩仇为戒”。（《要录》卷51 绍兴二年二月辛己, 325 ～ 694 页。） 看来心胸狭隘, 不能容人, 确是他的一大毛病。
吕颐浩上奏, 认为“ 要当先定驻跸之地”,“ 移跸于上流州军”,“ 然后乘大暑之际, 遣精锐之兵”北伐。他说自己“ 年逾六十”,“所幸未填沟壑之前, 一见中兴之业尔”。（《会编》卷194 吕颐浩行状, 1400 页,《要录》卷49 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 325～ 667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吕颐浩奏, 1239 页, 吕颐浩《忠穆集》卷7《论乞定驻跸之地状》, 1131 ～ 305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然而在众人的反对下, 此议未被宋高宗采纳, 皇帝只是将行在迁往较舒适的临安。
中国成语有“ 结党营私”一词, 大凡活动于政治舞台, 而欲以权谋私者, 往往必须结党, 不结党则不能营私。秦桧当然是深通结党营私的三昧者。汪伯彦曾是秦桧的老师, 两人志同道合, 秦桧拜相前后, 就设法援引他出任江东安抚大使。
但汪伯彦毕竟名声太坏, 遭右司谏韩璜的论奏。宋高宗说:“ 治天下, 蔽以一言, 曰公而已, 朕亦安得而私。”于是, 汪伯彦便重新任宫观官的闲职。（《会编》卷148 , 107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八月辛卯, 325 ～640 页。） 秦桧援引的党羽还有王铁、杨愿、王守道和妻舅王唤、王晒等人。（《要录》卷44 绍兴元年五月丙申朔, 325 ～ 608 页, 卷48 绍兴元年十月辛巳, 325～ 661 页, 卷52 绍兴二年三月辛丑, 325 ～ 704 页, 卷56 绍兴二年七月戊辰, 325 ～749 页, 卷57 绍兴元年八月壬子注, 癸丑325～ 764 页, 卷58 绍兴二年九月庚申, 325 ～767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2 胡寅奏, 2395 页,《斐然集》卷15《再论朱胜非》, 1137～ 482 页, 叶适《水心文集》卷23《资政殿学士参政枢密杨公墓志铭》, 463 页, 中华书局1961 年版《叶适集》,《挥麈后录》卷11 , 212 页。）
秦桧毕竟秉政时间短, 羽翼尚不丰满, 他知道吕颐浩“不为时论所与, 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 欲倾颐浩而专朝权”。（《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癸未, 325 ～ 714 页。）当时也确有部分名士未看清秦桧的真面目, 而乐于被他汲引者。名儒胡安国曾说:“ 秦桧之归自虏中, 若得执政, 必大可观。”他得知秦桧出任参知政事后, 自称“ 喜而不寐”。（《朱子语类》卷131 , 3153 页, 3155 页。） 然而他被秦桧援引到朝廷后, 还是致力于推举李纲复相。（《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 325 ～75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6 页。）
但秦桧拉拢名士也并非都是成功的。翟汝文在北宋末年曾与秦桧有旧交, 故秦桧举荐他出任参知政事。不料翟汝文性情刚烈, 常说:“ 天下人知桧真大金之奸细, 必误国矣!”两人常在政事堂上互骂, 秦桧骂翟汝文“狂生”, 翟汝文骂秦桧“浊气”。最后, 秦桧“面劾汝文擅专”, 翟汝文执政仅三个月, 旋即罢官。（《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3 页,《要录》卷55 绍兴二年六月壬寅,325～ 74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9 ～ 981 页,《宋史》卷372《翟汝文传》, 11545 页。） 另有一个官员王居正,“素与秦桧善”, 但后来逐渐发现秦桧心术不正。他对宋高宗说:“秦桧尝语臣, 中国之人惟当著衣啖饭, 共图中兴, 臣时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数月, 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设止是, 愿陛下以臣所言, 问桧所行。”秦桧“惭而怒”, 便设法调王居正外任婺州知州。”（《要录》卷56 绍兴二年七月丁卯, 325 ～749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3 页,《宋史》卷381《王居正传》, 11734 页,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9王居正行状,《续金华丛书》本。）
秦桧通过党羽进言, 建议左、右二相“分任内外之事”, 宋高宗认为此说有理, 决定“ 颐浩专治军旅, 桧专理庶务”。
1132(绍兴二年) 四月, 吕颐浩以兼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的头衔, 离开朝廷,“开府镇江”。（《会编》卷216《秀水闲居录》1555 页,《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乙卯,325～ 712 页, 戊子, 325 ～ 71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0 页,《宋史》卷362《吕颐浩传》11323 页, 473《秦桧传》, 13749 页。） 留在行朝的秦桧, 为专擅朝政, 又提议设置修政局。修政局的编制仿照宋徽宗时蔡京设讲议司的旧例。修政局检讨官曾统表示反对, 说:“宰相事无不统, 何以局为?”（《要录》卷54 绍兴二年五月丙戌, 325 ～734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13750 页。） 按理说:“ 在国难当头之时, 设置叠床架屋式的机构, 全无必要, 但在秦桧独揽朝政的盘算中, 修政局又是非设不可。
吕颐浩最初对秦桧并无敌意, 却也很快发现了秦桧的图谋。七月, 他从镇江府还朝, 举荐前宰相朱胜非任同都督, 实际上是为拉朱胜非共同对付秦桧。宋高宗对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尽心竭力, 保全自己, 颇有好感, 当即批准。给事中胡安国行封驳之权, 予以奏罢。皇帝又命朱胜非为提举体泉观、兼侍读, 回行在供职。吕颐浩害怕胡安国再次封驳, 特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 书行”。胡安国大怒, 认为此举“侵紊官制, 隳坏纪纲”,“ 遂卧家不出”。胡安国的所作所为, 有他本人的主见, 却与秦桧的意图相合, 使吕秦政争公开化。当吕颐浩回朝途经平江府时, 知府席益就向他献策, 说秦桧“党魁在琐闼, 当先去之”。（《会编》卷151 , 1094 页,《要录》卷56 绍兴二年七月辛巳, 325～ 753 页,卷57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 325～ 757 页, 戊戌, 325 ～ 759 页,《宋史》卷362《朱胜非传》, 11318 页《吕颐浩传》, 11323 页, 卷435《胡安国传》, 12914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0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5 页。） 胡安国的求退, 正是吕颐浩求之不得的事。
吕秦政争的胜负, 关键在于皇帝本人的态度。在古代专制政体中, 皇帝的大忌之一, 就是臣子们结党, 互立派系。宋高宗在四月下诏, 曾告诫臣僚不得“分朋植党, 互相倾摇”, 表面上高踞于二相之上,“体貌惟均”, 其实却已有警告秦桧之意。（《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癸未, 325 ～71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0 页。） 围绕胡安国的求退, 秦桧“三上章乞留”, 皇帝“不从”,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意向。（《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戊申, 325 ～76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5 页,《宋史》卷362《吕颐浩传》, 11323 页, 卷435《胡安国传》, 12914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0 页。）
吕颐浩荐举黄龟年任殿中待御史, 刘荰任右司谏, 将指为秦桧一党的十多人一律贬逐。（《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己酉, 325 ～ 763 页, 壬子, 325 ～764 页。）黄龟年上任伊始, 即弹劾秦桧“ 专主和议, 沮止恢复, 植党专权, 渐不可长”, 甚至将他比为王莽和董卓。（《宋史》卷381《黄龟年传》, 11740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0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3 , 2405 页,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 , 864 ～ 654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宋高宗在罢免范宗尹的前一天, 就下诏将在江东的吕颐浩召回行在绍兴府。在吕颐浩尚未回朝期间, 相位暂时空缺。当时论资历和声望, 秦桧显然不足与吕颐浩争衡。故他便在群臣中倡言:“我有二策, 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间秦桧为何不说, 他故弄玄虚地说:“ 今无相, 不可行也。”（《要录》卷46 绍兴元年八月丁亥, 325 ～638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13749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66 页。） 似乎葫芦里的灵丹妙药, 尚须待价而估。秦桧也特别对宋高宗说:“若用臣为相, 有耸动天下事。”宋高宗在内心深处, 对秦桧主张与金媾和, 自然是极其赞赏的。但他经历多年磨难, 政治上已不像初即位时那样幼稚。宋高宗对“ 桧作执政日”, 凡有未尽善事, 未尝与宗尹争议, 每事私言于”皇帝, 已有所觉察, 却仍愿意试用秦桧。（綦崇礼《北海集》卷7 秦桧罢相制载宋高宗御笔, 1134～ 569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3 页。）
范宗尹罢相后一月, 即1131 年( 绍兴元年) 八月, 宋高宗先发表秦桧出任右相, 接着又于九月发表吕颐浩任左相, 由他们两人同秉国政。（《会编》卷148 , 1074～ 107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八月丁亥, 325 ～638 页, 卷47 绍兴元九月癸丑, 325 ～64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65 ～968 页。）
吕颐浩曾辅佐皇帝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 至少自君臣航海归来后, 他是主张对金用兵的主战派。他本人也有不少弱点, 朱熹说:“ 这人粗, 胡乱一时间得他用, 不足道。”（《朱子语类》卷131 , 3140 页。）似乎言之过甚。胡安国曾给吕颐浩写信, 劝他“ 进退贤否,赏罚功罪, 固当以至公无我为先, 报复恩仇为戒”。（《要录》卷51 绍兴二年二月辛己, 325 ～ 694 页。） 看来心胸狭隘, 不能容人, 确是他的一大毛病。
吕颐浩上奏, 认为“ 要当先定驻跸之地”,“ 移跸于上流州军”,“ 然后乘大暑之际, 遣精锐之兵”北伐。他说自己“ 年逾六十”,“所幸未填沟壑之前, 一见中兴之业尔”。（《会编》卷194 吕颐浩行状, 1400 页,《要录》卷49 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 325～ 667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吕颐浩奏, 1239 页, 吕颐浩《忠穆集》卷7《论乞定驻跸之地状》, 1131 ～ 305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然而在众人的反对下, 此议未被宋高宗采纳, 皇帝只是将行在迁往较舒适的临安。
中国成语有“ 结党营私”一词, 大凡活动于政治舞台, 而欲以权谋私者, 往往必须结党, 不结党则不能营私。秦桧当然是深通结党营私的三昧者。汪伯彦曾是秦桧的老师, 两人志同道合, 秦桧拜相前后, 就设法援引他出任江东安抚大使。
但汪伯彦毕竟名声太坏, 遭右司谏韩璜的论奏。宋高宗说:“ 治天下, 蔽以一言, 曰公而已, 朕亦安得而私。”于是, 汪伯彦便重新任宫观官的闲职。（《会编》卷148 , 1075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八月辛卯, 325 ～640 页。） 秦桧援引的党羽还有王铁、杨愿、王守道和妻舅王唤、王晒等人。（《要录》卷44 绍兴元年五月丙申朔, 325 ～ 608 页, 卷48 绍兴元年十月辛巳, 325～ 661 页, 卷52 绍兴二年三月辛丑, 325 ～ 704 页, 卷56 绍兴二年七月戊辰, 325 ～749 页, 卷57 绍兴元年八月壬子注, 癸丑325～ 764 页, 卷58 绍兴二年九月庚申, 325 ～767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2 胡寅奏, 2395 页,《斐然集》卷15《再论朱胜非》, 1137～ 482 页, 叶适《水心文集》卷23《资政殿学士参政枢密杨公墓志铭》, 463 页, 中华书局1961 年版《叶适集》,《挥麈后录》卷11 , 212 页。）
秦桧毕竟秉政时间短, 羽翼尚不丰满, 他知道吕颐浩“不为时论所与, 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 欲倾颐浩而专朝权”。（《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癸未, 325 ～ 714 页。）当时也确有部分名士未看清秦桧的真面目, 而乐于被他汲引者。名儒胡安国曾说:“ 秦桧之归自虏中, 若得执政, 必大可观。”他得知秦桧出任参知政事后, 自称“ 喜而不寐”。（《朱子语类》卷131 , 3153 页, 3155 页。） 然而他被秦桧援引到朝廷后, 还是致力于推举李纲复相。（《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 325 ～75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6 页。）
但秦桧拉拢名士也并非都是成功的。翟汝文在北宋末年曾与秦桧有旧交, 故秦桧举荐他出任参知政事。不料翟汝文性情刚烈, 常说:“ 天下人知桧真大金之奸细, 必误国矣!”两人常在政事堂上互骂, 秦桧骂翟汝文“狂生”, 翟汝文骂秦桧“浊气”。最后, 秦桧“面劾汝文擅专”, 翟汝文执政仅三个月, 旋即罢官。（《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3 页,《要录》卷55 绍兴二年六月壬寅,325～ 74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9 ～ 981 页,《宋史》卷372《翟汝文传》, 11545 页。） 另有一个官员王居正,“素与秦桧善”, 但后来逐渐发现秦桧心术不正。他对宋高宗说:“秦桧尝语臣, 中国之人惟当著衣啖饭, 共图中兴, 臣时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数月, 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设止是, 愿陛下以臣所言, 问桧所行。”秦桧“惭而怒”, 便设法调王居正外任婺州知州。”（《要录》卷56 绍兴二年七月丁卯, 325 ～749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3 页,《宋史》卷381《王居正传》, 11734 页,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9王居正行状,《续金华丛书》本。）
秦桧通过党羽进言, 建议左、右二相“分任内外之事”, 宋高宗认为此说有理, 决定“ 颐浩专治军旅, 桧专理庶务”。
1132(绍兴二年) 四月, 吕颐浩以兼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的头衔, 离开朝廷,“开府镇江”。（《会编》卷216《秀水闲居录》1555 页,《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乙卯,325～ 712 页, 戊子, 325 ～ 71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0 页,《宋史》卷362《吕颐浩传》11323 页, 473《秦桧传》, 13749 页。） 留在行朝的秦桧, 为专擅朝政, 又提议设置修政局。修政局的编制仿照宋徽宗时蔡京设讲议司的旧例。修政局检讨官曾统表示反对, 说:“宰相事无不统, 何以局为?”（《要录》卷54 绍兴二年五月丙戌, 325 ～734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13750 页。） 按理说:“ 在国难当头之时, 设置叠床架屋式的机构, 全无必要, 但在秦桧独揽朝政的盘算中, 修政局又是非设不可。
吕颐浩最初对秦桧并无敌意, 却也很快发现了秦桧的图谋。七月, 他从镇江府还朝, 举荐前宰相朱胜非任同都督, 实际上是为拉朱胜非共同对付秦桧。宋高宗对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尽心竭力, 保全自己, 颇有好感, 当即批准。给事中胡安国行封驳之权, 予以奏罢。皇帝又命朱胜非为提举体泉观、兼侍读, 回行在供职。吕颐浩害怕胡安国再次封驳, 特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 书行”。胡安国大怒, 认为此举“侵紊官制, 隳坏纪纲”,“ 遂卧家不出”。胡安国的所作所为, 有他本人的主见, 却与秦桧的意图相合, 使吕秦政争公开化。当吕颐浩回朝途经平江府时, 知府席益就向他献策, 说秦桧“党魁在琐闼, 当先去之”。（《会编》卷151 , 1094 页,《要录》卷56 绍兴二年七月辛巳, 325～ 753 页,卷57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 325～ 757 页, 戊戌, 325 ～ 759 页,《宋史》卷362《朱胜非传》, 11318 页《吕颐浩传》, 11323 页, 卷435《胡安国传》, 12914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0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5 页。） 胡安国的求退, 正是吕颐浩求之不得的事。
吕秦政争的胜负, 关键在于皇帝本人的态度。在古代专制政体中, 皇帝的大忌之一, 就是臣子们结党, 互立派系。宋高宗在四月下诏, 曾告诫臣僚不得“分朋植党, 互相倾摇”, 表面上高踞于二相之上,“体貌惟均”, 其实却已有警告秦桧之意。（《要录》卷53 绍兴二年四月癸未, 325 ～71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70 页。） 围绕胡安国的求退, 秦桧“三上章乞留”, 皇帝“不从”,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意向。（《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戊申, 325 ～76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5 页,《宋史》卷362《吕颐浩传》, 11323 页, 卷435《胡安国传》, 12914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0 页。）
吕颐浩荐举黄龟年任殿中待御史, 刘荰任右司谏, 将指为秦桧一党的十多人一律贬逐。（《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己酉, 325 ～ 763 页, 壬子, 325 ～764 页。）黄龟年上任伊始, 即弹劾秦桧“ 专主和议, 沮止恢复, 植党专权, 渐不可长”, 甚至将他比为王莽和董卓。（《宋史》卷381《黄龟年传》, 11740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0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3 , 2405 页,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 , 864 ～ 654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八月, 宋高宗召直学士院綦崇礼, 交他一份御笔, 历数秦桧两面三刀的行为, 并交待了他“ 耸动天下”的二策;“ 一则与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 一则纠率山东、河北散群之人,愿归乡土者, 差官管押前去。”（《北海集》卷7 秦桧罢相制载宋高宗御笔, 1134～ 569 页。） 实际上就是“ 南人归南, 北人归北”, 承认南北分裂的永久化。秦桧当政时, 还“ 得旨作书”, 给金朝“ 酋长”, 承认宋钦宗时“ 所割河朔, 既立有盟约, 岂敢睥睨”, 只是请求金方归还“ 河南之地”。此信由秦桧归宋时所带“亲信”、燕人高益恭, 送往金朝。（《会编》卷172 , 1241 页。高益恭为秦桧归宋时所带“ 亲信”, 见《会编》卷142 , 1037 页, 卷197《中兴遗史》, 1421 页,《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辛未,325～ 552 页。） 他又特别为皇帝起草一份诏书说,“ 应河北、山东渡江无归之人, 并令所在招抚”,“ 当议遣官纠率起发”。“ 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 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 虽有一时从权卫身之计, 必皆出于不得已”, 允许他们“ 书问往来, 并令朝廷差人发遣”。强调“ 朕蒙祖宗休德, 托于士民之上, 初无处显之心, 亦无贪功之念”。此篇诏文虽然隐晦曲折, 实际上表示了无意收复失地, 承认北方伪齐。当时的宋军主要由北方健儿组成, 将北方人“ 遣官纠率起发”, 只能意味着军力的削弱。宋高宗也非白痴, 故他收取这份文字后,“ 不曾降出”。（《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80 页。） 待到召见綦崇礼时, 便怒气冲冲地说:“ 桧言南人归南, 北人归北, 朕北人, 将安归!”（《会编》卷151 , 1095 页,《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甲寅, 325～ 76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2 页。）
綦崇礼按皇帝的旨意, 起草一份罢相制, 用骈体文指斥秦桧,“自诡得权而举事, 当耸动于四方; 逮兹居位以陈谋, 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 殊乖素期”。“凭恃其党, 排斥所憎。进用臣邻, 率面从而称善; 稽留命令,〔辄〕阴怵以交攻”。“顾窃弄于威柄, 或滋长于奸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1 页,《北海集》卷7 , 秦桧罢相制, 1134 ～569 页。） 宋高宗还特别“ 逾朝廷, 终不复用, 仍榜朝堂”。（《会编》卷151 , 1095 页,《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甲寅, 325～ 765 页,卷58 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 325 ～767 页,《挥麈后录》卷7 , 173 页。）
其实, 宋高宗的表演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假戏真唱。他后来还是对秦桧说了一些真话:“ 朕记卿初自金归, 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 须是南自南, 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 而梗于众论, 久而方决。”（《要录》卷158 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 327～ 210 页。） 当然, 即使这段话也是真伪搀杂。在当时, 宋高宗对秦桧分朋植党, 玩弄机谋权术确是相当嫌恶。至于对金媾和, 固然甚合寡人之意, 但无论是刘光世的书信, 还是秦桧命高益恭所携书信, 都杳无回音。宋高宗本人也尚未树立欲求和, 则必用秦桧的信条,故将他作为一只无用的卒子, 而轻率地予以废弃。
吕秦政争, 固然有和战政见的分歧, 却也存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当时被指为秦桧党羽的人, 有的在后来又反对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
綦崇礼按皇帝的旨意, 起草一份罢相制, 用骈体文指斥秦桧,“自诡得权而举事, 当耸动于四方; 逮兹居位以陈谋, 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 殊乖素期”。“凭恃其党, 排斥所憎。进用臣邻, 率面从而称善; 稽留命令,〔辄〕阴怵以交攻”。“顾窃弄于威柄, 或滋长于奸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1 页,《北海集》卷7 , 秦桧罢相制, 1134 ～569 页。） 宋高宗还特别“ 逾朝廷, 终不复用, 仍榜朝堂”。（《会编》卷151 , 1095 页,《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甲寅, 325～ 765 页,卷58 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 325 ～767 页,《挥麈后录》卷7 , 173 页。）
其实, 宋高宗的表演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假戏真唱。他后来还是对秦桧说了一些真话:“ 朕记卿初自金归, 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 须是南自南, 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 而梗于众论, 久而方决。”（《要录》卷158 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 327～ 210 页。） 当然, 即使这段话也是真伪搀杂。在当时, 宋高宗对秦桧分朋植党, 玩弄机谋权术确是相当嫌恶。至于对金媾和, 固然甚合寡人之意, 但无论是刘光世的书信, 还是秦桧命高益恭所携书信, 都杳无回音。宋高宗本人也尚未树立欲求和, 则必用秦桧的信条,故将他作为一只无用的卒子, 而轻率地予以废弃。
吕秦政争, 固然有和战政见的分歧, 却也存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当时被指为秦桧党羽的人, 有的在后来又反对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
第一节 战不忘和
秦桧下台后, 宋高宗宣布“ 罢修政局”, 朱胜非于九月出任右相。（《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己未, 325 ～ 767 页, 乙丑, 325 ～ 769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3 页。） 吕颐浩和朱胜非两人都主张对金与伪齐用兵。吕颐浩“屡请因夏月举兵北向, 以复中原, 且谓人事天时, 今皆可为”。（《要录》卷60 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 325～ 791 页,《宋史》卷362《吕颐浩传》, 11323 页。） 朱胜非提出“ 经营淮北”的具体计划。（《要录》卷59 绍兴二年十月, 325 ～ 785 页,《会编》卷213 朱胜非行状,1533 页。） 但限于南宋的国力, 一时尚未付诸实施。1133 年(绍兴三年) , 金将完颜撤离喝( 杲) 率重兵, 自金州(治今陕西安康) 猛攻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吴玠军虽然战败, 而金军也因粮尽退兵,遭宋军袭击。韩世忠、岳飞等军又相继平定大股兵痞土匪。宋高宗的小朝廷终于在南方稳定了统治。
尽管如此, 宋高宗仍然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他有一回向宰执们发问:“今巨盗悉平, 年谷丰稔, 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来, 避与不避, 策将安出?”吕颐浩说:“ 若尽遣诸将向前, 广为备御, 寇岂能便渡江。但当先为定计以待之。”（《要录》卷58 绍兴二年八月庚寅, 325 ～ 756 页。） 话虽如此, 宋高宗一直在临安“ 候潮门外钱塘江内有船二百只”, 又在明州海中的昌国县“聚船积粮”, 随时再次准备越海逃遁。（《金史》卷77《刘豫传》, 1761 页。）
宋金战争不同于历史上很多两国相争, 无互通使节的先例。在建炎年间, 宋高宗一相情愿地派遣多批使节, 其中包括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使的宇文虚中, 都先后被金方扣押。在骄横的女真贵族眼里, 宋朝不过是一块迟早将被吞食的俎上肥肉, 予以回报者, 仅仅是不断的攻城略地。如今南宋军力的增强, 金军在四川和淮南的惨败, 又迫使他们改变策略。金都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遂将宋使王伦放还。在秦桧罢相前十日, 淮东宣抚使刘光世关于王伦归来的奏报, 已抵达临安行朝。1132 年(绍兴二年) 九月, 王伦到宋廷后, 正式报告金朝有息兵议和之意”。他所携完颜粘罕( 宗翰) 的书信中说:“既欲不绝祭祀, 岂肯过为吝爱, 使不成国。”至少在书面上, 金朝算是第一次宣布放弃灭宋政策。（《会编》卷161《绍兴甲寅通和录》, 1164 页, 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1173 页,《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癸卯, 325 ～ 761 页, 卷58 绍兴二年九月辛酉, 325～ 768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3 页,《金史》卷79《王伦传》, 1793页, 楼钥《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 464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对宋高宗而言, 无疑是长久盼望的好消息, 而又喜出望外。吕颐浩也只能仰承皇帝的旨意, 赞成“再遣使人, 以骄其志”。宋廷当即派遣潘致尧为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 高公绘为副使。由于宋使必须途经伪齐, 宋高宗又特命吕颐浩“作书, 以果、茗、币、帛遗刘麟”。（《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辛酉, 壬戌, 325～ 768 页。） 向伪齐皇子致书, 这自然有损于宋朝的国格。数日后, 吕颐浩奏禀皇帝, 说:“ 闻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 金人与夏国颇睽, 可令( 张) 浚常通问夏国。”宋高宗又不放心, 说:“ 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丙寅, 325 ～ 769 页。）
1133 年(绍兴三年)五月, 潘致尧和高公绘回到临安, 并带回伪齐皇子刘麟退回的礼品。他们报告宋高宗说:“ 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当时, 吕颐浩和朱胜非等人“ 已定计北伐”, 由于宋高宗已亲自决定讲和大计,“ 恐害和议, 其事中辍”。（《会编》卷155 , 1123 页, 卷176 , 1279 页,《要录》卷65 绍兴三年五月壬戌, 325～ 845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吕颐浩奏, 1239 页,《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十策》, 1131～ 275 页。）
宋廷当即任命韩肖胄为同签书枢密院事, 以执政官的身份, 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 又以胡松年试工部尚书, 充副使。韩肖胄临行前上奏说:“ 大臣各循己见, 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 他日国家安强, 军事大振, 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 或半年不返命, 必复有谋, 宜速进兵, 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宋使途经开封, 见到伪齐刘豫, 刘豫“欲以君臣之礼傲之”, 胡松年说:“松年与殿下比肩事主, 不宜如是。”刘豫又问宋高宗“ 其志何在”, 胡松年说:“ 主上之志, 必欲复故疆而后已。”（《会编》卷155 , 1123 页,《要录》卷65 绍兴三年五月丁卯, 325～ 846 页,卷66 绍兴三年六月丁亥, 325～ 853 页, 卷67 绍兴三年七月乙丑, 325 ～ 865 页,《宋史》卷379《韩肖胄传》, 11691 页,《胡松年传》, 11698 页,《宋会要》职官51 之11～ 12。） 胡松年作为一个有气节的文士, 可谓不辱使命, 而宋高宗之志, 却又并非是“ 必欲复故疆而后已”。
秦桧下台后, 宋高宗宣布“ 罢修政局”, 朱胜非于九月出任右相。（《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己未, 325 ～ 767 页, 乙丑, 325 ～ 769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983 页。） 吕颐浩和朱胜非两人都主张对金与伪齐用兵。吕颐浩“屡请因夏月举兵北向, 以复中原, 且谓人事天时, 今皆可为”。（《要录》卷60 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 325～ 791 页,《宋史》卷362《吕颐浩传》, 11323 页。） 朱胜非提出“ 经营淮北”的具体计划。（《要录》卷59 绍兴二年十月, 325 ～ 785 页,《会编》卷213 朱胜非行状,1533 页。） 但限于南宋的国力, 一时尚未付诸实施。1133 年(绍兴三年) , 金将完颜撤离喝( 杲) 率重兵, 自金州(治今陕西安康) 猛攻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吴玠军虽然战败, 而金军也因粮尽退兵,遭宋军袭击。韩世忠、岳飞等军又相继平定大股兵痞土匪。宋高宗的小朝廷终于在南方稳定了统治。
尽管如此, 宋高宗仍然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他有一回向宰执们发问:“今巨盗悉平, 年谷丰稔, 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来, 避与不避, 策将安出?”吕颐浩说:“ 若尽遣诸将向前, 广为备御, 寇岂能便渡江。但当先为定计以待之。”（《要录》卷58 绍兴二年八月庚寅, 325 ～ 756 页。） 话虽如此, 宋高宗一直在临安“ 候潮门外钱塘江内有船二百只”, 又在明州海中的昌国县“聚船积粮”, 随时再次准备越海逃遁。（《金史》卷77《刘豫传》, 1761 页。）
宋金战争不同于历史上很多两国相争, 无互通使节的先例。在建炎年间, 宋高宗一相情愿地派遣多批使节, 其中包括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使的宇文虚中, 都先后被金方扣押。在骄横的女真贵族眼里, 宋朝不过是一块迟早将被吞食的俎上肥肉, 予以回报者, 仅仅是不断的攻城略地。如今南宋军力的增强, 金军在四川和淮南的惨败, 又迫使他们改变策略。金都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遂将宋使王伦放还。在秦桧罢相前十日, 淮东宣抚使刘光世关于王伦归来的奏报, 已抵达临安行朝。1132 年(绍兴二年) 九月, 王伦到宋廷后, 正式报告金朝有息兵议和之意”。他所携完颜粘罕( 宗翰) 的书信中说:“既欲不绝祭祀, 岂肯过为吝爱, 使不成国。”至少在书面上, 金朝算是第一次宣布放弃灭宋政策。（《会编》卷161《绍兴甲寅通和录》, 1164 页, 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1173 页,《要录》卷57 绍兴二年八月癸卯, 325 ～ 761 页, 卷58 绍兴二年九月辛酉, 325～ 768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3 页,《金史》卷79《王伦传》, 1793页, 楼钥《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 464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对宋高宗而言, 无疑是长久盼望的好消息, 而又喜出望外。吕颐浩也只能仰承皇帝的旨意, 赞成“再遣使人, 以骄其志”。宋廷当即派遣潘致尧为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 高公绘为副使。由于宋使必须途经伪齐, 宋高宗又特命吕颐浩“作书, 以果、茗、币、帛遗刘麟”。（《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辛酉, 壬戌, 325～ 768 页。） 向伪齐皇子致书, 这自然有损于宋朝的国格。数日后, 吕颐浩奏禀皇帝, 说:“ 闻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 金人与夏国颇睽, 可令( 张) 浚常通问夏国。”宋高宗又不放心, 说:“ 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丙寅, 325 ～ 769 页。）
1133 年(绍兴三年)五月, 潘致尧和高公绘回到临安, 并带回伪齐皇子刘麟退回的礼品。他们报告宋高宗说:“ 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当时, 吕颐浩和朱胜非等人“ 已定计北伐”, 由于宋高宗已亲自决定讲和大计,“ 恐害和议, 其事中辍”。（《会编》卷155 , 1123 页, 卷176 , 1279 页,《要录》卷65 绍兴三年五月壬戌, 325～ 845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吕颐浩奏, 1239 页,《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十策》, 1131～ 275 页。）
宋廷当即任命韩肖胄为同签书枢密院事, 以执政官的身份, 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 又以胡松年试工部尚书, 充副使。韩肖胄临行前上奏说:“ 大臣各循己见, 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 他日国家安强, 军事大振, 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 或半年不返命, 必复有谋, 宜速进兵, 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宋使途经开封, 见到伪齐刘豫, 刘豫“欲以君臣之礼傲之”, 胡松年说:“松年与殿下比肩事主, 不宜如是。”刘豫又问宋高宗“ 其志何在”, 胡松年说:“ 主上之志, 必欲复故疆而后已。”（《会编》卷155 , 1123 页,《要录》卷65 绍兴三年五月丁卯, 325～ 846 页,卷66 绍兴三年六月丁亥, 325～ 853 页, 卷67 绍兴三年七月乙丑, 325 ～ 865 页,《宋史》卷379《韩肖胄传》, 11691 页,《胡松年传》, 11698 页,《宋会要》职官51 之11～ 12。） 胡松年作为一个有气节的文士, 可谓不辱使命, 而宋高宗之志, 却又并非是“ 必欲复故疆而后已”。
金朝发遣韩肖胄和胡松年归宋, 并开始破例向宋派遣使者。金元帅府议事官李永寿、王诩(或作王翊) 等人随宋使南下。宋高宗得知此讯, 急忙下诏, 命令凡金使“ 经由州军, 权避金国讳‘ 睝’( 金太祖)、‘晟’( 金太宗) 二字”。（《要录》卷70 绍兴三年十一月戊辰, 326～ 16 页。） 当年十二月, 金使“至行在”,“骄倨自肆”。王伦去馆驿拜会, 金使王诩“不为礼”。宋高宗却“ 诏赐永寿等衾褥, 传旨勿拜”。（《要录》卷71 绍兴三年十二月丙午, 326 ～ 25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3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5 页。） 在古代最为讲究的礼节规格上, 率先自居于卑屈的地位。
宋高宗召见时, 李永寿等人“ 请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 且欲画江以益刘豫”, 共计提出七项条款。其第一项即是“ 欲尽取北人”, 正好与前述秦桧的“ 二策”相合。（《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71 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 326 ～26 页, 卷72 绍兴三年正月乙卯注, 326 ～ 28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81 页。）这说明秦桧“二策”的真正炮制者, 乃是女真贵族。当时伪齐并无能力占领大江以北的土地, 如果宋方真正答应金方的条件, 无异于自取灭亡。金使退后, 殿中侍御史常同立即上奏说:“先振国威, 则和战常在我; 若一意议和, 则和战常在彼。
靖康以来, 分为两事, 可为鉴戒。”宋高宗说:“ 今养兵已二十万有畸。”常同说:“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要录》卷71 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 326 ～ 26 页,《宋史》卷376《常同传》, 11625 页。）
宋高宗固然难以接受金朝的苛刻条款, 却又无论如何不肯放弃难能可贵的和谈机会。当时吕颐浩已经罢相, 宋高宗同朱胜非等宰执大臣商议的结果, 于1134 年( 绍兴四年) 正月, 命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 孙近为副使, 随金使北上, 其使命是“请还两宫及河南地”。（《会编》卷157 , 1135 页,《要录》卷72 绍兴四年正月乙卯, 326 ～ 28 页,丙寅, 326 ～30 页,《宋史》卷379《章谊传》, 11688 页。） 宋高宗自即位以来, 他的基本和平构想, 就是与金朝划河为界。
翰林学士、兼侍读綦崇礼上奏说,“ 陛下惩强敌之侵凌,念两宫之阻远, 不惮卑词以通使, 屈已以议和”。“然臣私窃度之, 陛下郁郁居此, 忍自卑屈, 以求成请好, 岂得已哉! 徒以事势未竞, 国步未移, 生民未安, 故为计出此。非谓旧事可忘, 中国可弃, 敌情可信, 能恃以久安也。然则约和之后, 便欲高枕而卧, 得乎”?“愿陛下坚卧薪尝胆之志, 励宵衣旰食之勤”。“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 兹非陛下之所熟闻者乎”?（《要录》卷72 绍兴四年正月丙寅, 326 ～30 页,《北海集》卷28《面对第一札子》,《面对第二札子》, 1134～ 699 页。）
主持川陕战场的知枢密院事张浚回行朝后, 罢官闲居, 他也上奏说,“臣窃观此虏情状, 专以和议误我, 亦云久矣, 彼势蹙即言和, 势盛即复肆, 前后一辙”。“窃惟此虏倾我社稷, 坏我陵寝, 迫我二帝, 驱我宗室百官, 自谓怨隙至深, 其朝夕谋我者, 不遗余力矣。况刘豫介然处于其中, 势不两立, 必求援于虏。借使暂和, 心实未已, 数年之内, 指摘他故, 岂无用兵之辞”。（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四部丛刊本。） 他们的议论, 将和战的利害关系, 说得相当透彻。
但是, 宋高宗对和战大计自有本人一贯的主见。即使以对伪齐的态度而论, 刘豫本是宋朝的臣僚, 如今在金朝卵翼下当子皇帝, 对自己的旧主口诛笔伐, 丝毫不留情面, 而宋高宗却再三隐忍。伪齐宿迁县令张泽“ 帅其邑民二千余人, 自拔来归”, 泗州知州徐宗诚接纳, 反而受到宋廷的处分。（《要录》卷75 绍兴四年四月丙午, 326 ～ 63 页,《宋史》卷376《常同传》,11625 页。） 为害怕得罪金朝, 宋朝在公开场合, 甚至称伪齐傀儡政权为“大齐”。（《要录》卷82 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 326～ 146 页。）
宋高宗召见时, 李永寿等人“ 请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 且欲画江以益刘豫”, 共计提出七项条款。其第一项即是“ 欲尽取北人”, 正好与前述秦桧的“ 二策”相合。（《会编》卷220《秀水闲居录》, 1585 页,《要录》卷71 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 326 ～26 页, 卷72 绍兴三年正月乙卯注, 326 ～ 28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 1481 页。）这说明秦桧“二策”的真正炮制者, 乃是女真贵族。当时伪齐并无能力占领大江以北的土地, 如果宋方真正答应金方的条件, 无异于自取灭亡。金使退后, 殿中侍御史常同立即上奏说:“先振国威, 则和战常在我; 若一意议和, 则和战常在彼。
靖康以来, 分为两事, 可为鉴戒。”宋高宗说:“ 今养兵已二十万有畸。”常同说:“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要录》卷71 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 326 ～ 26 页,《宋史》卷376《常同传》, 11625 页。）
宋高宗固然难以接受金朝的苛刻条款, 却又无论如何不肯放弃难能可贵的和谈机会。当时吕颐浩已经罢相, 宋高宗同朱胜非等宰执大臣商议的结果, 于1134 年( 绍兴四年) 正月, 命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 孙近为副使, 随金使北上, 其使命是“请还两宫及河南地”。（《会编》卷157 , 1135 页,《要录》卷72 绍兴四年正月乙卯, 326 ～ 28 页,丙寅, 326 ～30 页,《宋史》卷379《章谊传》, 11688 页。） 宋高宗自即位以来, 他的基本和平构想, 就是与金朝划河为界。
翰林学士、兼侍读綦崇礼上奏说,“ 陛下惩强敌之侵凌,念两宫之阻远, 不惮卑词以通使, 屈已以议和”。“然臣私窃度之, 陛下郁郁居此, 忍自卑屈, 以求成请好, 岂得已哉! 徒以事势未竞, 国步未移, 生民未安, 故为计出此。非谓旧事可忘, 中国可弃, 敌情可信, 能恃以久安也。然则约和之后, 便欲高枕而卧, 得乎”?“愿陛下坚卧薪尝胆之志, 励宵衣旰食之勤”。“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 兹非陛下之所熟闻者乎”?（《要录》卷72 绍兴四年正月丙寅, 326 ～30 页,《北海集》卷28《面对第一札子》,《面对第二札子》, 1134～ 699 页。）
主持川陕战场的知枢密院事张浚回行朝后, 罢官闲居, 他也上奏说,“臣窃观此虏情状, 专以和议误我, 亦云久矣, 彼势蹙即言和, 势盛即复肆, 前后一辙”。“窃惟此虏倾我社稷, 坏我陵寝, 迫我二帝, 驱我宗室百官, 自谓怨隙至深, 其朝夕谋我者, 不遗余力矣。况刘豫介然处于其中, 势不两立, 必求援于虏。借使暂和, 心实未已, 数年之内, 指摘他故, 岂无用兵之辞”。（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四部丛刊本。） 他们的议论, 将和战的利害关系, 说得相当透彻。
但是, 宋高宗对和战大计自有本人一贯的主见。即使以对伪齐的态度而论, 刘豫本是宋朝的臣僚, 如今在金朝卵翼下当子皇帝, 对自己的旧主口诛笔伐, 丝毫不留情面, 而宋高宗却再三隐忍。伪齐宿迁县令张泽“ 帅其邑民二千余人, 自拔来归”, 泗州知州徐宗诚接纳, 反而受到宋廷的处分。（《要录》卷75 绍兴四年四月丙午, 326 ～ 63 页,《宋史》卷376《常同传》,11625 页。） 为害怕得罪金朝, 宋朝在公开场合, 甚至称伪齐傀儡政权为“大齐”。（《要录》卷82 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 326～ 146 页。）
第五节 鏖兵中决定岁币
1132 年(绍兴二年) 至1133 年(绍兴三年) , 宋将李横等率师北伐, 一度占领伪齐广大地域, 被金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联合伪齐军击败。伪齐军乘胜攻陷了襄阳府、郢州( 治今湖北钟祥)等地, 使南宋的大江防线形成巨大缺口。刘豫派遣使者, 联合洞庭湖一带的杨么军, 准备在下一年麦熟后, 南北夹攻, 先占荆湖, 再顺江东下, 消灭南宋。
1134 年(绍兴四年)二、三月间, 完颜兀术( 宗弼) 和完颜撤离喝(杲) 亲率重兵, 猛攻川陕前沿的仙人关( 今甘肃徽县东南白水江车站) , 吴玠率军奋击, 赢得了与和尚原之战不相上下的大捷。五月至七月, 按朱胜非等人的主张, 岳飞挥兵克复了襄阳、郢州等六郡, 大败金与伪齐联军。这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的胜利, 岳家军从此成为南宋抗金的中坚。
对于岳飞此次出兵, 三省、枢密院“ 同奉圣旨”规定, 岳家军“不得辄出”襄阳府等六郡的“界分”, 敌军“逃遁出界, 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 夸大过当, 或称提兵北伐, 或言收复汴京之类, 却致引惹”, 目的是“ 使伪齐无以藉口”。（《鄂国金佗续编》卷5《朝省行下事件省札》,1209 页。） 宋高宗还亲下手诏叮咛岳飞:“ 追奔之际, 慎无出李横所守旧界,却致引惹, 有误大计。虽立奇功, 必加尔罚, 务在遵禀号令而已。”（《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 页。） 岳飞在克复襄汉时, 向朝廷上奏说,“ 臣窃观金贼、刘豫皆有可取之理”。“如及此时, 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 恢复故疆, 民心效顺, 诚易为力。此则国家长久之策也, 在陛下睿断耳”。（《鄂国金佗粹编》卷10《画守襄阳等郡札于》,842 页。） 然而在皇帝的“睿断”中, 此次军事行动, 不过是他以战为守、以战求和的棋局中的一步棋而已。
章谊和孙近出使金朝元帅府,“论事不少屈”, 完颜粘罕(宗翰)命心腹萧庆受宋方国书后, 将他们放还。章谊等于七月回临安, 向朝廷报告说:“ 所议互有可否, 独疆界一事未定。”完颜粘罕(宗翰) 回信中规定, 宋方在“ 淮南不得屯驻军马”。（《会编》卷161《绍兴甲寅通和录》,1165 页, 卷163《绍兴甲寅通和录》,1178 页,《要录》卷78 绍兴四年七月辛未, 328 ～ 95 页,《宋史》卷379《章谊传》,11688 页。） 朱胜非于九月罢相, 在他罢相前后, 宋廷又任命魏良臣和王绘为大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和副使。（《会编》卷161, 1164 页,《要录》卷79 绍兴四年八月乙未, 326～ 106 页,卷80 绍兴四年九月庚午, 326～ 122 页。）
伪齐自襄汉失守后, 不断哀求金朝出兵。金朝都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主张采纳刘豫的建议, 由海道南下, 先取昌国县, 转攻明州, 夺取宋主御船, 直抵钱塘江口”, 却被金太宗和金太祖三太子、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 宗辅) 等人所否决。海路与陆路之争, 标志完颜粘罕(宗翰) 的失势,“ 由是失兵柄”。金廷命完颜讹里朵( 宗辅)和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金太祖四太子、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 与伪齐皇子刘麟组成联军, 于九月进攻淮南。（《金史》卷74《宗翰传》, 1699 页, 卷77《刘豫传》, 1761 页,《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119 页。）
魏良臣、王绘一行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中出使。新任右相赵鼎“ 不主和议”, 以“ 事忙”为由, 不肯约见。宋高宗却在他们“朝辞上殿”时叮咛说:“ 卿等此行, 切不须与虏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 朕且不惮, 如岁币、岁贡之类, 不须较。”宋使出发前, 由上次奉使的直学士院孙近“ 面禀国书旨意”。孙近见魏良臣等说:“非细, 再添。”魏良臣明白这是指讨论多时的岁币数,便问“: 几何?”孙近将五个手指放在胸前。原来宋高宗得知金朝“ 有大举意, 遂添作五十万”。这是皇帝首次确定以银和帛各二十五万两、匹, 作为对金的岁币额。（《会编》卷161《绍兴甲寅通和录》,1165 页,《要录》卷80 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119 页, 庚午, 326～ 122 页。）
魏良臣、王绘一行渡江北上后,首先见到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女真语孛堇意为官长) , 接着与接伴官萧褐禄、李聿兴谈判, 最后又见到完颜挞懒(昌) 本人。金人有意沿用北宋初对南唐的旧例, 只称宋朝为江南, 而不用国号。宋使按照宋高宗的御旨, 也不敢擅用国号。他们对金方说,“ 此来为江南欲守见存之地, 每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匹、两”,“ 前来蒙丞相惠书, 止是说淮南不得屯驻军马”,“江南遂依禀指挥,不敢于淮南屯驻人马, 所以奉承大国之命, 不敢有违”。宋使向金人上书说,“ 窃以大国德泽仁恩, 丕冒寰宇”,“独江南僻陋, 赵氏社稷与一方生灵未蒙加惠”。“ 伏蒙大国恻然”, 许通使命。遂蒙丞相、都元帅赐以书词, 许以立国, 江南君臣感服至意, 誓传子孙, 不敢忘怀”。（《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1172 页, 卷163《绍兴甲寅通和录》,1176 页, 1178 页,《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己丑, 326 ～134 页。）
魏良臣等如此卑屈, 固然并不违背皇帝旨意, 实际上却有辱使命。金方的回报为“ 当以建州以南, 王尔家为小国, 索银、绢犒军, 其数千万”。（《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其要价更高于李永寿出使之际, 唯有宋高宗退出江南, 僻居闽粤之地, 金朝方可册封为王, 尚不得称帝。
在谈判中, 金方屡次打听秦桧下落, 契丹人萧褐禄问:“秦中丞安乐么? 此人元在自家军中, 煞是好人。”完颜挞懒( 昌)也说:“本朝事体, 秦桧与张底一一知得, 若未信时, 语言问他们。”（《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1172 页, 卷163《绍兴甲寅通和录》,1178 页。） 表现了对秦桧的浓厚兴趣, 也不回避他在“ 自家军中”效力的事实。
1132 年(绍兴二年) 至1133 年(绍兴三年) , 宋将李横等率师北伐, 一度占领伪齐广大地域, 被金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联合伪齐军击败。伪齐军乘胜攻陷了襄阳府、郢州( 治今湖北钟祥)等地, 使南宋的大江防线形成巨大缺口。刘豫派遣使者, 联合洞庭湖一带的杨么军, 准备在下一年麦熟后, 南北夹攻, 先占荆湖, 再顺江东下, 消灭南宋。
1134 年(绍兴四年)二、三月间, 完颜兀术( 宗弼) 和完颜撤离喝(杲) 亲率重兵, 猛攻川陕前沿的仙人关( 今甘肃徽县东南白水江车站) , 吴玠率军奋击, 赢得了与和尚原之战不相上下的大捷。五月至七月, 按朱胜非等人的主张, 岳飞挥兵克复了襄阳、郢州等六郡, 大败金与伪齐联军。这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的胜利, 岳家军从此成为南宋抗金的中坚。
对于岳飞此次出兵, 三省、枢密院“ 同奉圣旨”规定, 岳家军“不得辄出”襄阳府等六郡的“界分”, 敌军“逃遁出界, 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 夸大过当, 或称提兵北伐, 或言收复汴京之类, 却致引惹”, 目的是“ 使伪齐无以藉口”。（《鄂国金佗续编》卷5《朝省行下事件省札》,1209 页。） 宋高宗还亲下手诏叮咛岳飞:“ 追奔之际, 慎无出李横所守旧界,却致引惹, 有误大计。虽立奇功, 必加尔罚, 务在遵禀号令而已。”（《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 页。） 岳飞在克复襄汉时, 向朝廷上奏说,“ 臣窃观金贼、刘豫皆有可取之理”。“如及此时, 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 恢复故疆, 民心效顺, 诚易为力。此则国家长久之策也, 在陛下睿断耳”。（《鄂国金佗粹编》卷10《画守襄阳等郡札于》,842 页。） 然而在皇帝的“睿断”中, 此次军事行动, 不过是他以战为守、以战求和的棋局中的一步棋而已。
章谊和孙近出使金朝元帅府,“论事不少屈”, 完颜粘罕(宗翰)命心腹萧庆受宋方国书后, 将他们放还。章谊等于七月回临安, 向朝廷报告说:“ 所议互有可否, 独疆界一事未定。”完颜粘罕(宗翰) 回信中规定, 宋方在“ 淮南不得屯驻军马”。（《会编》卷161《绍兴甲寅通和录》,1165 页, 卷163《绍兴甲寅通和录》,1178 页,《要录》卷78 绍兴四年七月辛未, 328 ～ 95 页,《宋史》卷379《章谊传》,11688 页。） 朱胜非于九月罢相, 在他罢相前后, 宋廷又任命魏良臣和王绘为大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和副使。（《会编》卷161, 1164 页,《要录》卷79 绍兴四年八月乙未, 326～ 106 页,卷80 绍兴四年九月庚午, 326～ 122 页。）
伪齐自襄汉失守后, 不断哀求金朝出兵。金朝都元帅完颜粘罕( 宗翰) 主张采纳刘豫的建议, 由海道南下, 先取昌国县, 转攻明州, 夺取宋主御船, 直抵钱塘江口”, 却被金太宗和金太祖三太子、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 宗辅) 等人所否决。海路与陆路之争, 标志完颜粘罕(宗翰) 的失势,“ 由是失兵柄”。金廷命完颜讹里朵( 宗辅)和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金太祖四太子、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 与伪齐皇子刘麟组成联军, 于九月进攻淮南。（《金史》卷74《宗翰传》, 1699 页, 卷77《刘豫传》, 1761 页,《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119 页。）
魏良臣、王绘一行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中出使。新任右相赵鼎“ 不主和议”, 以“ 事忙”为由, 不肯约见。宋高宗却在他们“朝辞上殿”时叮咛说:“ 卿等此行, 切不须与虏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 朕且不惮, 如岁币、岁贡之类, 不须较。”宋使出发前, 由上次奉使的直学士院孙近“ 面禀国书旨意”。孙近见魏良臣等说:“非细, 再添。”魏良臣明白这是指讨论多时的岁币数,便问“: 几何?”孙近将五个手指放在胸前。原来宋高宗得知金朝“ 有大举意, 遂添作五十万”。这是皇帝首次确定以银和帛各二十五万两、匹, 作为对金的岁币额。（《会编》卷161《绍兴甲寅通和录》,1165 页,《要录》卷80 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119 页, 庚午, 326～ 122 页。）
魏良臣、王绘一行渡江北上后,首先见到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女真语孛堇意为官长) , 接着与接伴官萧褐禄、李聿兴谈判, 最后又见到完颜挞懒(昌) 本人。金人有意沿用北宋初对南唐的旧例, 只称宋朝为江南, 而不用国号。宋使按照宋高宗的御旨, 也不敢擅用国号。他们对金方说,“ 此来为江南欲守见存之地, 每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匹、两”,“ 前来蒙丞相惠书, 止是说淮南不得屯驻军马”,“江南遂依禀指挥,不敢于淮南屯驻人马, 所以奉承大国之命, 不敢有违”。宋使向金人上书说,“ 窃以大国德泽仁恩, 丕冒寰宇”,“独江南僻陋, 赵氏社稷与一方生灵未蒙加惠”。“ 伏蒙大国恻然”, 许通使命。遂蒙丞相、都元帅赐以书词, 许以立国, 江南君臣感服至意, 誓传子孙, 不敢忘怀”。（《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1172 页, 卷163《绍兴甲寅通和录》,1176 页, 1178 页,《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己丑, 326 ～134 页。）
魏良臣等如此卑屈, 固然并不违背皇帝旨意, 实际上却有辱使命。金方的回报为“ 当以建州以南, 王尔家为小国, 索银、绢犒军, 其数千万”。（《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其要价更高于李永寿出使之际, 唯有宋高宗退出江南, 僻居闽粤之地, 金朝方可册封为王, 尚不得称帝。
在谈判中, 金方屡次打听秦桧下落, 契丹人萧褐禄问:“秦中丞安乐么? 此人元在自家军中, 煞是好人。”完颜挞懒( 昌)也说:“本朝事体, 秦桧与张底一一知得, 若未信时, 语言问他们。”（《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1172 页, 卷163《绍兴甲寅通和录》,1178 页。） 表现了对秦桧的浓厚兴趣, 也不回避他在“ 自家军中”效力的事实。
虽然有魏良臣等出使, 而宋金交兵自不可免。得知敌人大举进犯的消息, 宋廷“举朝震恐”, 有的官员劝宋高宗“散百司”而“他幸”。右相赵鼎却力主皇帝亲征, 并且援引闲废的张浚出任知枢密院事。赵鼎屡次朝见劝说, 宋高宗都予以首肯,他还慷慨激昂地表示“: 朕为二圣在远,生灵久罹涂炭,屈己请和, 而(虏) 复肆侵陵。朕当亲总六军, 往临大江, 决于一战。”但回到宫里, 却又几次三番被宦官们所劝阻。赵鼎最后不得不亲自请一批皇帝最亲近的宦官, 计十多人到都堂,“具酒礼”, 反复劝谕, 说:“ 诸公见上, 可以赞成其事。俟退敌回銮, 则共享安逸之福。”于是亲征之议“ 遂定”。宋高宗亲往前沿的平江府, 而“六宫自温州泛海往泉州”。宋高宗至此方首次下诏, 称伪齐为“叛臣刘豫”。（《会编》卷164 , 1187 页,《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丙于朔, 326 ～ 126页, 戊戌, 326 ～ 139 页, 壬寅, 326 ～ 140 页, 卷82 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 326 ～146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88 页,《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9 , 1287页, 台湾《宋史资料萃编》本。）
宋朝在东南集中了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三支大军, 连同担任宿卫的杨沂中神武中军等, 总计十五万以上的兵力。刘光世按未战先退的惯例, 退守江南的建康府, 将淮西拱手让敌。韩世忠军在大仪镇、鸦口桥、承州等地取得若干小胜, 然而因独力难支, 也退至江南的镇江府。狡黠的张俊口头上说:“ 避将何之, 惟向前进一步, 庶可脱。当聚天下兵守平江, 徐为计。”赵鼎看穿他的用心, 说:“公言避非策, 是也; 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 非也。公但坚向前之议足矣。”（《要录》卷80 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121 页,《宋史》卷369《张俊传》,11473 页。） 赵鼎迫令张俊出兵, 张俊到平江府,“ 辞以坠马伤臂”。赵鼎发怒, 派人监督他出师, 张俊到达常州, 还是拒不进兵。于是, 三支大军便在江南三郡, 与敌隔江相持。（《鄂国金佗粹编》卷8 , 638 页,《要录》卷82 绍兴四年十一月戊午, 326～148 页。）参知政事沈与求认为,“ 和亲乃金人屡试之策, 不足信也”。他提议“ 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 乘虚击之, 彼必有反顾之忧”。（《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丁酉, 326 ～ 138 页,《宋史》卷372《沈与求传》, 11543 页。） 前宰相李纲也上奏说,“ 岳飞新立功于襄汉, 其威名已振”, 建议“ 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 捣颍昌以临畿甸, 电发霆击, 出其不意”,“此上策也”。（《梁溪全集》卷77《陈捍御贼马奏状》。） 他的“ 上策”, 实际上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宋高宗口头上表示同意沈与求的提议, 说:“ 当如此措置, 兵贵拙速, 不宜巧迟, 机事一失, 恐成后悔, 宜速谕之。”（《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丁酉, 138 页。） 然而他给岳飞亲下手诏却说:“近来淮上探报紧急, 朕甚忧之, 已降指挥, 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国爱君之心, 可即日引道, 兼程前来。朕非卿到, 终不安心。”（《鄂国金佗粹编》卷1 , 4 页。） 他的战略指挥, 决不是要求岳家军乘虚进兵开封,只是命令此军东援淮西。岳家军奉命东下, 在庐州(治今安徽合肥) 击败金与伪齐联军。
金军与伪齐军无力渡江, 岁末大雪凝寒。粮道不通, 野无所惊。此时又传来金太宗病危的消息, 处于困境的金与伪齐联军至此只能被迫撤兵。刘豫出兵前所说“ 直捣僭垒, 务使六合混一”的大话, （《要录》卷80 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 120 页。）终于成为笑柄。
宋朝在东南集中了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三支大军, 连同担任宿卫的杨沂中神武中军等, 总计十五万以上的兵力。刘光世按未战先退的惯例, 退守江南的建康府, 将淮西拱手让敌。韩世忠军在大仪镇、鸦口桥、承州等地取得若干小胜, 然而因独力难支, 也退至江南的镇江府。狡黠的张俊口头上说:“ 避将何之, 惟向前进一步, 庶可脱。当聚天下兵守平江, 徐为计。”赵鼎看穿他的用心, 说:“公言避非策, 是也; 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 非也。公但坚向前之议足矣。”（《要录》卷80 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121 页,《宋史》卷369《张俊传》,11473 页。） 赵鼎迫令张俊出兵, 张俊到平江府,“ 辞以坠马伤臂”。赵鼎发怒, 派人监督他出师, 张俊到达常州, 还是拒不进兵。于是, 三支大军便在江南三郡, 与敌隔江相持。（《鄂国金佗粹编》卷8 , 638 页,《要录》卷82 绍兴四年十一月戊午, 326～148 页。）参知政事沈与求认为,“ 和亲乃金人屡试之策, 不足信也”。他提议“ 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 乘虚击之, 彼必有反顾之忧”。（《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丁酉, 326 ～ 138 页,《宋史》卷372《沈与求传》, 11543 页。） 前宰相李纲也上奏说,“ 岳飞新立功于襄汉, 其威名已振”, 建议“ 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 捣颍昌以临畿甸, 电发霆击, 出其不意”,“此上策也”。（《梁溪全集》卷77《陈捍御贼马奏状》。） 他的“ 上策”, 实际上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宋高宗口头上表示同意沈与求的提议, 说:“ 当如此措置, 兵贵拙速, 不宜巧迟, 机事一失, 恐成后悔, 宜速谕之。”（《要录》卷81 绍兴四年十月丁酉, 138 页。） 然而他给岳飞亲下手诏却说:“近来淮上探报紧急, 朕甚忧之, 已降指挥, 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国爱君之心, 可即日引道, 兼程前来。朕非卿到, 终不安心。”（《鄂国金佗粹编》卷1 , 4 页。） 他的战略指挥, 决不是要求岳家军乘虚进兵开封,只是命令此军东援淮西。岳家军奉命东下, 在庐州(治今安徽合肥) 击败金与伪齐联军。
金军与伪齐军无力渡江, 岁末大雪凝寒。粮道不通, 野无所惊。此时又传来金太宗病危的消息, 处于困境的金与伪齐联军至此只能被迫撤兵。刘豫出兵前所说“ 直捣僭垒, 务使六合混一”的大话, （《要录》卷80 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326 ～ 120 页。）终于成为笑柄。
第六节 和战条陈, 遣使争议
一年之内, 宋军接连三胜, 人心和士气大振。宋高宗十分赞许赵鼎决策亲征之功, 他说,“此乃朕用卿等之力”,“若警奏初闻, 而朕或为退避之计, 江、浙已丘墟矣”。（ 《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乙未, 326～ 162 页。） 1135 年( 绍兴五年)二月, 宋高宗自平江府返回临安府, 升赵鼎为左相, 张浚为右相并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事。（《会编》卷166 , 1200页,《要录》卷85 绍兴五年二月丁丑, 壬午, 丙戌,326～ 184 至18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02 页。） 当年宋金双方并无大的战事。张浚亲往洞庭湖滨, 督岳飞瓦解杨么军, 清除了南宋的心腹之患, 并将大批叛军编入岳家军, 增强了抗金军力。
按照赵鼎的建议, 宋高宗赐前任宰执诏书,“访以攻战之利, 备御之宜, 措置之方, 绥怀之略, 令悉条上”。（ 《要录》卷84 绍兴五年正月己酉, 326 ～ 169 页。）于是, 前任宰执便纷纷上奏, 条陈己见, 然而按各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事实上仍分主战与主和两大营垒。
李纲在奏中说,“窃愿陛下勿以贼马退遁为可喜, 而以僭逆未诛, 仇敌未报为可虑; 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 而以中原未复, 赤县神州犹污腥膻为可耻; 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 而以军政未修, 士气未振, 尚使狂寇得以潜逃为可虞, 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 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 而以治兵为失策; 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 而以进御为误国”。“然累年之间, 冠盖相望, 而初不得其要约, 翠华蒙犯霜露, 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 而不为长久之计, 天步益艰, 国势益弱, 职此之由”。“臣夙夜为陛下深思, 所以为善后之策, 无他, 在尽反前日之所为, 解琴瑟而更张之”。“臣愿陛下自今以往, 愿勿复为退避之计”,“ 姑罢遣和议之使”。“先定其论”“, 后图其功”“, 乃可得志”。“帝王改过之道,如天地之无心, 是则行, 非则改, 何惮之有”。（ 《会编》卷171 , 1230 页, 1233 页, 1234 页, 1235 页, 卷172 , 1239 页,《梁溪全集》卷78《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 他的主张是要皇帝根本改变对金屈辱求和的方针。
吕颐浩上奏说,“ 古者交兵, 使在其间, 既不可因战而废和, 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间遣使命, 再贻书以骄之, 复示弱以绐之, 而我急为备, 出其不意, 乘时北伐, 此用兵之利也”。“ 察贼之势如彼, 度我之势如此, 若不用兵, 恢复中原, 则必有后时之悔, 岂宜缓哉”!“臣事陛下久, 出入将相逾五年, 平日尝以谓若不举兵, 则必不能还二圣, 复中原”。“ 决不可苟暂时之安, 而忘北向争天下之事”。（ 《会编》卷176 , 127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 1235 页,《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二策》, 1131 ～268 页。）朱胜非在奏中说:“不于此时速谋进取, 使既作之气复堕, 当乘之机复失, 以数年尝胆之勤, 为一旦噬脐之悔, 可胜惜哉!”（《会编》卷176 , 1272 页。） 两人都对用兵北伐, 提出不少具体建议。
前任参知政事李邴则在奏中一力推举李纲和吕颐浩, 他说“: 方今大臣,如吕颐浩气节高亮, 忠力慨然,李纲识度宏远, 威名素著, 必自简于宸衷。愿陛下于二人者, 择其一起而用之, 必有以报陛下。”（《会编》卷173 , 1248 页。）
汪伯彦则以“ 决战将军”和“万全元老”进行争论, 最后“ 决战将军”被“ 万全元老”说服, 曲曲折折地表述了自己的政见。“与其急于目前之追奔, 不若修政, 以为善后之计”。“不患逆刘之难除, 患金狄之未衰, 不患金狄之未衰, 患吾措置有失缓急。缓其所急, 则图成长久之功, 急其所缓, 则效见目前之利,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可不慎乎”!（《会编》卷173 ,1245～ 1246 页。）
秦桧上奏说,“靖康以来, 和战之说纷然, 言战者专欲交兵, 而彼己之势未必便; 言和者专事恳请, 而军旅之气因以阻, 皆非至当之画”。“今者逆贼刘豫阴导虏人, 提兵南向。此在朝廷当以正理处之。盖不讨贼豫, 则无以为国, 不安慰狂虏, 则逆贼未易讨”。“ 自古两国相敌, 力强者骄, 不足深较”。“乞安慰狂虏, 当用所获虏人, 令诸将通其奠长书, 明言止欲讨叛, 而不敢轻犯大国”。在当时抗战气氛高涨的情势下, 秦桧有罢相的前戒, 不敢明日张胆地倡议对金乞和, 但其上奏意在和而不在战。他还特别例举了命刘光世作书, 高益恭携书北归, 而金人放王伦南还等事, 说明自己主和的效验。（《会编》卷172 , 1241 页,《要录》卷87 绍兴五年三月, 326 ～ 235 页。）
早在魏良臣等回朝之际, 侍御史魏纄也曾上奏提出,“伪刘父子巧造兵端, 谋窥郊甸, 初无和意”,“ 愿自睿断, 立罢讲和两字”。（ 《会编》卷170 , 1226 页,《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朔, 326～156页。） 尽管众说纷纭, 而宋高宗的主见仍是继续遣使,他断乎不愿自绝通和之道。五月, 宋廷又命何藓出使金朝,“ 祈请和好”,“奉表通问二圣”。（ 《会编》卷167 , 1206 页,《要录》卷89 绍兴五年五月辛巳, 326 ～259 页。）曾在1129 年(建炎三年) 上万言书, 激烈批评皇帝, 而被逐出朝廷的胡寅, 乃胡安国之子, 此时任中书舍人, 他上奏说,“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甲寅以来, 卑辞厚礼, 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 不知几人矣, 知二帝所在者谁欤? 见二帝之面者谁欤? 闻二帝之言者谁欤? 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 因讲和而能息虏兵者谁欤?”“ 凡愿奉使通和者, 皆身谋, 非国计也”。“欲纾此怨, 必殄此仇”,“不用讲和之臣”, 不修讲和之事。使士大夫、三军、百姓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 人人有致死于女真之志, 百无一还之心”,“然后复仇之义得, 而人子之职举”。“苟为不然, 以中国万乘之君而称臣于仇虏, 则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 《会编》卷167 , 1206 页, 卷168 , 1210 页,《要录》卷89 绍兴五年五月丙戌, 326 ～263 页, 卷95 绍兴五年十一月戊子, 326 ～ 334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6 ,1186 页,《斐然集》卷11《论遣使札子》,《再论遣使札子》, 1137～ 410 页。）
胡寅之弟胡宏也上书说,“ 万世不磨之辱, 臣子必报之雠, 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 弗与共天下者也, 而陛下顾虑畏惧, 忘之不敢以为雠”。“ 守此不改, 是祖宗之灵, 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 父兄之身, 终天困辱, 而求归之望绝也, 中原士民, 没身涂炭, 无所赴诉也。陛下念亦及此乎”?（《宋史》卷435《胡宏传》, 1292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9 , 1220 页,《五峰集》卷2《上光尧皇帝书》, 1137～ 106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此书称宋高宗父兄被俘“, 九年于此矣”,当为绍兴五年所上。）
杨造也上奏说,“ 今国家若能砺兵秣马, 稍振中国之威,且勿与之通, 则彼莫能测其虚实, 必不敢动”。“ 于今遣使, 徒取侮耳, 非所宜也”。（ 《会编》卷168 , 1212 页。）
李纲、胡寅等人论述了一些反对遣使的理由, 其实, 在两国交兵之际, 是否通使本来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问题在于通使的目标和任务。右相张浚认为,“使事兵家机权, 后将辟地复土, 终归于和, 未可遽绝”, （《宋史》卷28《高宗纪》, 520 页。） 他还加派都督行府帐前准备差使范宁之, 与何藓同行。尽管宋高宗“ 降诏奖谕”胡寅“论使事辞旨剀切详明, 深得论思之体”, 最后还是发表他外任邵州知州。（《要录》卷89 绍兴五年五月丙戌, 326 ～ 263 页, 卷95 绍兴五年十一月戊子, 326 ～334 页,《宋史》卷435《胡寅传》, 12921 页。） 在当时情势下, 继续遣使实际上不可能达到以外交斗争辅助军事斗争的作用, 反而为宋高宗不绝如缕的苟安之念, 维系一线生机, 这又是张浚的失策。
一年之内, 宋军接连三胜, 人心和士气大振。宋高宗十分赞许赵鼎决策亲征之功, 他说,“此乃朕用卿等之力”,“若警奏初闻, 而朕或为退避之计, 江、浙已丘墟矣”。（ 《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乙未, 326～ 162 页。） 1135 年( 绍兴五年)二月, 宋高宗自平江府返回临安府, 升赵鼎为左相, 张浚为右相并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事。（《会编》卷166 , 1200页,《要录》卷85 绍兴五年二月丁丑, 壬午, 丙戌,326～ 184 至18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02 页。） 当年宋金双方并无大的战事。张浚亲往洞庭湖滨, 督岳飞瓦解杨么军, 清除了南宋的心腹之患, 并将大批叛军编入岳家军, 增强了抗金军力。
按照赵鼎的建议, 宋高宗赐前任宰执诏书,“访以攻战之利, 备御之宜, 措置之方, 绥怀之略, 令悉条上”。（ 《要录》卷84 绍兴五年正月己酉, 326 ～ 169 页。）于是, 前任宰执便纷纷上奏, 条陈己见, 然而按各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事实上仍分主战与主和两大营垒。
李纲在奏中说,“窃愿陛下勿以贼马退遁为可喜, 而以僭逆未诛, 仇敌未报为可虑; 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 而以中原未复, 赤县神州犹污腥膻为可耻; 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 而以军政未修, 士气未振, 尚使狂寇得以潜逃为可虞, 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 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 而以治兵为失策; 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 而以进御为误国”。“然累年之间, 冠盖相望, 而初不得其要约, 翠华蒙犯霜露, 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 而不为长久之计, 天步益艰, 国势益弱, 职此之由”。“臣夙夜为陛下深思, 所以为善后之策, 无他, 在尽反前日之所为, 解琴瑟而更张之”。“臣愿陛下自今以往, 愿勿复为退避之计”,“ 姑罢遣和议之使”。“先定其论”“, 后图其功”“, 乃可得志”。“帝王改过之道,如天地之无心, 是则行, 非则改, 何惮之有”。（ 《会编》卷171 , 1230 页, 1233 页, 1234 页, 1235 页, 卷172 , 1239 页,《梁溪全集》卷78《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 他的主张是要皇帝根本改变对金屈辱求和的方针。
吕颐浩上奏说,“ 古者交兵, 使在其间, 既不可因战而废和, 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间遣使命, 再贻书以骄之, 复示弱以绐之, 而我急为备, 出其不意, 乘时北伐, 此用兵之利也”。“ 察贼之势如彼, 度我之势如此, 若不用兵, 恢复中原, 则必有后时之悔, 岂宜缓哉”!“臣事陛下久, 出入将相逾五年, 平日尝以谓若不举兵, 则必不能还二圣, 复中原”。“ 决不可苟暂时之安, 而忘北向争天下之事”。（ 《会编》卷176 , 127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 1235 页,《忠穆集》卷2《上边事善后二策》, 1131 ～268 页。）朱胜非在奏中说:“不于此时速谋进取, 使既作之气复堕, 当乘之机复失, 以数年尝胆之勤, 为一旦噬脐之悔, 可胜惜哉!”（《会编》卷176 , 1272 页。） 两人都对用兵北伐, 提出不少具体建议。
前任参知政事李邴则在奏中一力推举李纲和吕颐浩, 他说“: 方今大臣,如吕颐浩气节高亮, 忠力慨然,李纲识度宏远, 威名素著, 必自简于宸衷。愿陛下于二人者, 择其一起而用之, 必有以报陛下。”（《会编》卷173 , 1248 页。）
汪伯彦则以“ 决战将军”和“万全元老”进行争论, 最后“ 决战将军”被“ 万全元老”说服, 曲曲折折地表述了自己的政见。“与其急于目前之追奔, 不若修政, 以为善后之计”。“不患逆刘之难除, 患金狄之未衰, 不患金狄之未衰, 患吾措置有失缓急。缓其所急, 则图成长久之功, 急其所缓, 则效见目前之利,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可不慎乎”!（《会编》卷173 ,1245～ 1246 页。）
秦桧上奏说,“靖康以来, 和战之说纷然, 言战者专欲交兵, 而彼己之势未必便; 言和者专事恳请, 而军旅之气因以阻, 皆非至当之画”。“今者逆贼刘豫阴导虏人, 提兵南向。此在朝廷当以正理处之。盖不讨贼豫, 则无以为国, 不安慰狂虏, 则逆贼未易讨”。“ 自古两国相敌, 力强者骄, 不足深较”。“乞安慰狂虏, 当用所获虏人, 令诸将通其奠长书, 明言止欲讨叛, 而不敢轻犯大国”。在当时抗战气氛高涨的情势下, 秦桧有罢相的前戒, 不敢明日张胆地倡议对金乞和, 但其上奏意在和而不在战。他还特别例举了命刘光世作书, 高益恭携书北归, 而金人放王伦南还等事, 说明自己主和的效验。（《会编》卷172 , 1241 页,《要录》卷87 绍兴五年三月, 326 ～ 235 页。）
早在魏良臣等回朝之际, 侍御史魏纄也曾上奏提出,“伪刘父子巧造兵端, 谋窥郊甸, 初无和意”,“ 愿自睿断, 立罢讲和两字”。（ 《会编》卷170 , 1226 页,《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朔, 326～156页。） 尽管众说纷纭, 而宋高宗的主见仍是继续遣使,他断乎不愿自绝通和之道。五月, 宋廷又命何藓出使金朝,“ 祈请和好”,“奉表通问二圣”。（ 《会编》卷167 , 1206 页,《要录》卷89 绍兴五年五月辛巳, 326 ～259 页。）曾在1129 年(建炎三年) 上万言书, 激烈批评皇帝, 而被逐出朝廷的胡寅, 乃胡安国之子, 此时任中书舍人, 他上奏说,“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甲寅以来, 卑辞厚礼, 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 不知几人矣, 知二帝所在者谁欤? 见二帝之面者谁欤? 闻二帝之言者谁欤? 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 因讲和而能息虏兵者谁欤?”“ 凡愿奉使通和者, 皆身谋, 非国计也”。“欲纾此怨, 必殄此仇”,“不用讲和之臣”, 不修讲和之事。使士大夫、三军、百姓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 人人有致死于女真之志, 百无一还之心”,“然后复仇之义得, 而人子之职举”。“苟为不然, 以中国万乘之君而称臣于仇虏, 则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 《会编》卷167 , 1206 页, 卷168 , 1210 页,《要录》卷89 绍兴五年五月丙戌, 326 ～263 页, 卷95 绍兴五年十一月戊子, 326 ～ 334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6 ,1186 页,《斐然集》卷11《论遣使札子》,《再论遣使札子》, 1137～ 410 页。）
胡寅之弟胡宏也上书说,“ 万世不磨之辱, 臣子必报之雠, 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 弗与共天下者也, 而陛下顾虑畏惧, 忘之不敢以为雠”。“ 守此不改, 是祖宗之灵, 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 父兄之身, 终天困辱, 而求归之望绝也, 中原士民, 没身涂炭, 无所赴诉也。陛下念亦及此乎”?（《宋史》卷435《胡宏传》, 1292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9 , 1220 页,《五峰集》卷2《上光尧皇帝书》, 1137～ 106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此书称宋高宗父兄被俘“, 九年于此矣”,当为绍兴五年所上。）
杨造也上奏说,“ 今国家若能砺兵秣马, 稍振中国之威,且勿与之通, 则彼莫能测其虚实, 必不敢动”。“ 于今遣使, 徒取侮耳, 非所宜也”。（ 《会编》卷168 , 1212 页。）
李纲、胡寅等人论述了一些反对遣使的理由, 其实, 在两国交兵之际, 是否通使本来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问题在于通使的目标和任务。右相张浚认为,“使事兵家机权, 后将辟地复土, 终归于和, 未可遽绝”, （《宋史》卷28《高宗纪》, 520 页。） 他还加派都督行府帐前准备差使范宁之, 与何藓同行。尽管宋高宗“ 降诏奖谕”胡寅“论使事辞旨剀切详明, 深得论思之体”, 最后还是发表他外任邵州知州。（《要录》卷89 绍兴五年五月丙戌, 326 ～ 263 页, 卷95 绍兴五年十一月戊子, 326 ～334 页,《宋史》卷435《胡寅传》, 12921 页。） 在当时情势下, 继续遣使实际上不可能达到以外交斗争辅助军事斗争的作用, 反而为宋高宗不绝如缕的苟安之念, 维系一线生机, 这又是张浚的失策。
第七节 赵张睽违和秦桧复出
1136 年(绍兴六年) 初春, 右相兼都督张浚有志于恢复失地, 亲往镇江府, 召集东南各大将的军事会议, 决定韩世忠自淮东出兵, 进攻京东东路的淮阳军( 今江苏邳县西南)。岳飞由鄂州进军襄阳, 挺进中原, 而张俊和刘光世两军取守势,杨沂中军为张俊军后援。这个作战计划实际上是对张俊和刘光世的迁就, 而川陕的吴玠军又在此计划之外, 按兵不动。
二月, 韩世忠出兵, 在宿迁击败伪齐军, 进围重兵守御的淮阳军, 后因金、齐救兵赶来, 韩世忠被迫全师而返。七、八月间, 岳家军自襄阳长驱伊洛, 击败伪齐军, 夺取大片失地,兵临西京河南府。李纲盛赞此举为“ 十余年来所未曾有”,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二书》。）但因粮运不继, 也被迫班师。
张浚认为,行在“临安僻居一隅, 内则易生安肆, 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 系中原之心”,“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 然而“朝论同者极鲜”。（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在众多的反对者中, 最有力者是左相赵鼎, 他提出一个折衷性的方案“, 进幸平江”,得到宋高宗的首肯。（《要录》卷104 绍兴六年八月甲辰, 326～430 页。）
九月一日, 宋高宗在启程前, 先去上天竺进香,“ 为二圣祈福”, 车驾途经中天竺时, 接到岳飞破京西虢州州治卢氏县(今属河南) 的捷奏。翌日, 宋朝君臣启行, 乘船沿浙西运河北上。晚泊临平镇时, 左相赵鼎、右相张浚等奏事。宋高宗说“: 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诸将各据要害,虽为必守之计。然兵家不虑胜,唯虑败耳。万一小有蹉跌, 不知后段如何?”他要求赵鼎等人“ 更熟虑”。（ 《要录》卷105 绍兴六年九月丙寅朔, 丁卯, 326～ 437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 1128～ 740 页。）事实上, 他对用兵北伐, 始终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忧心。行朝抵达平江后, 又得到岳飞班师的奏报。九月下旬, 张浚辞别皇帝, 前往镇江府, 视察前沿。（《要录》卷105 绍兴六年九月癸酉, 326 ～ 439 页, 庚寅, 326 ～442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 1128～ 744 页。）
刘豫遭到岳家军的猛烈攻击,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但苦于自己的实力不足, 只能向金朝求援。金太宗死后, 由金太祖之孙金熙宗即位称帝。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 宗辅) 又于1135 年( 宋绍兴五年, 金天会十三年)病死, 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监军完颜兀术(宗弼) 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完颜粘罕(宗翰)却连都元帅的虚衔也被取消, 其权势继续在冰消瓦解之中。身为金朝“子皇帝”的刘豫, 原先似乎看准了目标, 竭力奉承金太宗、完颜粘罕( 宗翰) 和高庆裔三人, 对其他女真贵族的礼意有所不周,特别是得罪了曾一力扶植他的完颜挞懒( 昌)。（《会编》卷182《金虏节要》, 1322 页, 卷197《金虏节要》, 1421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七月丙午, 325～ 630 页。）故此次告急求援活动, 遭致了几乎全体女真贵族的冷遇。金朝不肯为他出兵, 只是派完颜兀术(宗弼)屯兵黎阳县( 今河南浚县)观战。
刘豫万般无奈, 只能铤而走险, 他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 分三路进犯淮西,“又令乡兵伪胡服, 于河南诸州十百为群”, 藉以为自己壮胆, 恫吓宋军。此次色厉内荏的攻势, 本不足道, 而宋廷得到了“处处有虏骑”的错误情报, 惊慌失措。淮西大将张俊、刘光世“皆张大贼势, 争请益兵”, 实际上是为退避和逃遁制造藉口。（《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会编》卷169 , 1224 页,《要录》卷105 绍兴六年九月庚寅, 326～ 442 页,《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诚斋集》卷115《张魏公传》。）
左相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给右相兼都督张浚接连发书信七八封, 又草拟“条画项目”, 请宋高宗亲自书写, 作为手诏急递张浚。这些书信和手诏的主要内容, 一是命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军“ 退师善还, 为保江之计”, 即放弃淮西; 二是“坚欲”岳家军“速下”, 东援淮西。此外, 他们还主张皇帝“ 回跸临安”。（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月丁酉, 326 ～447 页。）
张浚在镇江府得悉伪齐此次军事进攻确无金军配合, 才有了足够的理由上奏, 劝说皇帝回心转意。他说:“( 张) 俊等渡江, 则无淮南, 而长江之险与虏共矣。淮南之电, 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贼得据淮西, 因粮就运, 以为家计, 江南其可保乎? 陛下其能复遣诸将渡江击贼乎?淮西之寇, 正当合兵掩击, 令士气益振, 可保必胜。若一有退意, 则大事去矣。”（《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都督府参议军事吕祉也在皇帝“ 榻前力争, 至于再四”, 他说:“士气当振, 贼锋可挫, 不可遽退以示弱。”折彦质却坚持己见说,“异时误国, 虽斩晁错以谢天下, 亦将何及。”（《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月丁酉, 326 ～ 448 页,《宋史》卷370《吕祉传》, 11510 页。）
宋高宗得到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略为安定了惊慌失措的心神,转而支持张浚的主张。他下亲笔手诏说:“ 朕近以边防所疑事咨问于卿, 今览卿奏, 措置方略, 审料敌情, 条理明甚, 俾朕释然, 无复忧顾。非卿识虑高远, 出人意表, 何以臻此。”（《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诚斋集》卷115《张魏公传》。）
宋高宗另给张浚御笔:“有不用命, 当依军法从事!”刘光世正在撤军途中, 张浚派人驰骑带御笔前往, 严令刘光世重返前线。刘光世看后惶恐万分, 对部属们说;“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月丁酉注引《赵鼎事实》, 326 ～ 448 页,《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11484 页。） 刘光世部将王德和郦琼所率前锋部队在霍丘县( 今属安徽) 等地打败伪齐军, 杨沂中军又在藕塘( 今安徽定远东南) 大败敌人。三路伪齐军很快溃退逃遁。
岳飞第二次北伐后回到鄂州, 正值眼病发作, 痛楚异常。宋高宗听从赵鼎建议, 屡下诏旨, 命岳家军东下, 救援淮西。他在一份手诏中说:“ 近张浚奏, 知卿病目, 已差医官为卿医治。然戎务至繁, 边报甚急, 累降诏旨, 促卿提兵东下。卿宜体朕至怀,善自调摄, 其他细务委之僚佐, 而军中大计须卿决之。如兵之在远者, 自当日下抽还, 赴此期会。想卿不以微疾, 遂忘国事。”（《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0 页。） 岳飞又多次收到“ 御封枢密院札子, 催促全军人马前去江、池州”, 为此还须“勾抽襄阳等处军马”,“星夜兼程, 起发前来”。（ 《鄂国金佗粹编》卷14《目疾乞解军务札子》,898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7《目疾令不妨本职治事省杞》, 1241 页。）
张浚最初反对调动岳家军, 后来又与皇帝等妥协。岳飞整军驰援之时, 淮西宋军已经取胜。事实证明, 这纯属是宋廷荒唐的军事调遣。宋高宗得知岳家军东下的消息, 又下手诏说:“闻卿目疾小愈, 即提兵东下, 委身循国, 竭节事君, 于卿见之, 良用嘉叹。今淮西既定, 别无他警, 卿更不须进发。”（《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1 页。） 将他发付回鄂州。岳飞回师后, 又得悉金和伪齐军又乘机进攻襄汉前沿, 便第三次率兵渡江北伐, 兵临蔡州(治今河南汝南) , 俘杀甚众
1136 年(绍兴六年) 初春, 右相兼都督张浚有志于恢复失地, 亲往镇江府, 召集东南各大将的军事会议, 决定韩世忠自淮东出兵, 进攻京东东路的淮阳军( 今江苏邳县西南)。岳飞由鄂州进军襄阳, 挺进中原, 而张俊和刘光世两军取守势,杨沂中军为张俊军后援。这个作战计划实际上是对张俊和刘光世的迁就, 而川陕的吴玠军又在此计划之外, 按兵不动。
二月, 韩世忠出兵, 在宿迁击败伪齐军, 进围重兵守御的淮阳军, 后因金、齐救兵赶来, 韩世忠被迫全师而返。七、八月间, 岳家军自襄阳长驱伊洛, 击败伪齐军, 夺取大片失地,兵临西京河南府。李纲盛赞此举为“ 十余年来所未曾有”,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二书》。）但因粮运不继, 也被迫班师。
张浚认为,行在“临安僻居一隅, 内则易生安肆, 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 系中原之心”,“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 然而“朝论同者极鲜”。（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在众多的反对者中, 最有力者是左相赵鼎, 他提出一个折衷性的方案“, 进幸平江”,得到宋高宗的首肯。（《要录》卷104 绍兴六年八月甲辰, 326～430 页。）
九月一日, 宋高宗在启程前, 先去上天竺进香,“ 为二圣祈福”, 车驾途经中天竺时, 接到岳飞破京西虢州州治卢氏县(今属河南) 的捷奏。翌日, 宋朝君臣启行, 乘船沿浙西运河北上。晚泊临平镇时, 左相赵鼎、右相张浚等奏事。宋高宗说“: 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诸将各据要害,虽为必守之计。然兵家不虑胜,唯虑败耳。万一小有蹉跌, 不知后段如何?”他要求赵鼎等人“ 更熟虑”。（ 《要录》卷105 绍兴六年九月丙寅朔, 丁卯, 326～ 437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 1128～ 740 页。）事实上, 他对用兵北伐, 始终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忧心。行朝抵达平江后, 又得到岳飞班师的奏报。九月下旬, 张浚辞别皇帝, 前往镇江府, 视察前沿。（《要录》卷105 绍兴六年九月癸酉, 326 ～ 439 页, 庚寅, 326 ～442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 1128～ 744 页。）
刘豫遭到岳家军的猛烈攻击,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但苦于自己的实力不足, 只能向金朝求援。金太宗死后, 由金太祖之孙金熙宗即位称帝。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 宗辅) 又于1135 年( 宋绍兴五年, 金天会十三年)病死, 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监军完颜兀术(宗弼) 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完颜粘罕(宗翰)却连都元帅的虚衔也被取消, 其权势继续在冰消瓦解之中。身为金朝“子皇帝”的刘豫, 原先似乎看准了目标, 竭力奉承金太宗、完颜粘罕( 宗翰) 和高庆裔三人, 对其他女真贵族的礼意有所不周,特别是得罪了曾一力扶植他的完颜挞懒( 昌)。（《会编》卷182《金虏节要》, 1322 页, 卷197《金虏节要》, 1421 页,《要录》卷46 绍兴元年七月丙午, 325～ 630 页。）故此次告急求援活动, 遭致了几乎全体女真贵族的冷遇。金朝不肯为他出兵, 只是派完颜兀术(宗弼)屯兵黎阳县( 今河南浚县)观战。
刘豫万般无奈, 只能铤而走险, 他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 分三路进犯淮西,“又令乡兵伪胡服, 于河南诸州十百为群”, 藉以为自己壮胆, 恫吓宋军。此次色厉内荏的攻势, 本不足道, 而宋廷得到了“处处有虏骑”的错误情报, 惊慌失措。淮西大将张俊、刘光世“皆张大贼势, 争请益兵”, 实际上是为退避和逃遁制造藉口。（《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会编》卷169 , 1224 页,《要录》卷105 绍兴六年九月庚寅, 326～ 442 页,《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诚斋集》卷115《张魏公传》。）
左相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给右相兼都督张浚接连发书信七八封, 又草拟“条画项目”, 请宋高宗亲自书写, 作为手诏急递张浚。这些书信和手诏的主要内容, 一是命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军“ 退师善还, 为保江之计”, 即放弃淮西; 二是“坚欲”岳家军“速下”, 东援淮西。此外, 他们还主张皇帝“ 回跸临安”。（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月丁酉, 326 ～447 页。）
张浚在镇江府得悉伪齐此次军事进攻确无金军配合, 才有了足够的理由上奏, 劝说皇帝回心转意。他说:“( 张) 俊等渡江, 则无淮南, 而长江之险与虏共矣。淮南之电, 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贼得据淮西, 因粮就运, 以为家计, 江南其可保乎? 陛下其能复遣诸将渡江击贼乎?淮西之寇, 正当合兵掩击, 令士气益振, 可保必胜。若一有退意, 则大事去矣。”（《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都督府参议军事吕祉也在皇帝“ 榻前力争, 至于再四”, 他说:“士气当振, 贼锋可挫, 不可遽退以示弱。”折彦质却坚持己见说,“异时误国, 虽斩晁错以谢天下, 亦将何及。”（《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月丁酉, 326 ～ 448 页,《宋史》卷370《吕祉传》, 11510 页。）
宋高宗得到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略为安定了惊慌失措的心神,转而支持张浚的主张。他下亲笔手诏说:“ 朕近以边防所疑事咨问于卿, 今览卿奏, 措置方略, 审料敌情, 条理明甚, 俾朕释然, 无复忧顾。非卿识虑高远, 出人意表, 何以臻此。”（《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诚斋集》卷115《张魏公传》。）
宋高宗另给张浚御笔:“有不用命, 当依军法从事!”刘光世正在撤军途中, 张浚派人驰骑带御笔前往, 严令刘光世重返前线。刘光世看后惶恐万分, 对部属们说;“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月丁酉注引《赵鼎事实》, 326 ～ 448 页,《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11484 页。） 刘光世部将王德和郦琼所率前锋部队在霍丘县( 今属安徽) 等地打败伪齐军, 杨沂中军又在藕塘( 今安徽定远东南) 大败敌人。三路伪齐军很快溃退逃遁。
岳飞第二次北伐后回到鄂州, 正值眼病发作, 痛楚异常。宋高宗听从赵鼎建议, 屡下诏旨, 命岳家军东下, 救援淮西。他在一份手诏中说:“ 近张浚奏, 知卿病目, 已差医官为卿医治。然戎务至繁, 边报甚急, 累降诏旨, 促卿提兵东下。卿宜体朕至怀,善自调摄, 其他细务委之僚佐, 而军中大计须卿决之。如兵之在远者, 自当日下抽还, 赴此期会。想卿不以微疾, 遂忘国事。”（《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0 页。） 岳飞又多次收到“ 御封枢密院札子, 催促全军人马前去江、池州”, 为此还须“勾抽襄阳等处军马”,“星夜兼程, 起发前来”。（ 《鄂国金佗粹编》卷14《目疾乞解军务札子》,898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7《目疾令不妨本职治事省杞》, 1241 页。）
张浚最初反对调动岳家军, 后来又与皇帝等妥协。岳飞整军驰援之时, 淮西宋军已经取胜。事实证明, 这纯属是宋廷荒唐的军事调遣。宋高宗得知岳家军东下的消息, 又下手诏说:“闻卿目疾小愈, 即提兵东下, 委身循国, 竭节事君, 于卿见之, 良用嘉叹。今淮西既定, 别无他警, 卿更不须进发。”（《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1 页。） 将他发付回鄂州。岳飞回师后, 又得悉金和伪齐军又乘机进攻襄汉前沿, 便第三次率兵渡江北伐, 兵临蔡州(治今河南汝南) , 俘杀甚众
当岳飞兵至江州( 治今江西九江) 的消息到达行在平江府后, 左相赵鼎也自知失策, 只能自我解嘲说:“ 此有以见诸将知尊朝廷, 凡所命令, 不敢不从。”宋高宗也说:“刘麟败北,朕不足喜; 而诸将知尊朝廷, 为可喜也。”（《要录》卷106 绍兴六年十一月癸酉, 326～ 458 页。）君臣两人一唱一和, 为自己的失措文过饰非。
张浚在胜利的形势下回到平江府,当时“回跸临安”已成定议。他于次日上奏说,“ 车驾进止一事, 利害至大”,“ 六飞倘还, 则有识解体, 内外离心, 日复一日, 终以削弱。异时复欲下巡幸诏书,谁能深信而不疑者。何哉? 彼知朝廷姑以此为避地之计, 实无意于图回天下故也”。（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 326～ 465 页。）宋高宗终于回心转意, 同意了张浚的主张。
以淮西战事为契机, 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的矛盾逐渐激化。宋高宗一时对张浚大为赞赏, 说:“却贼之功, 尽出右相之力。”（《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 326～ 46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4 页。） 这当然使赵鼎感到难堪, 一些谏官开始劾奏赵鼎和折彦质。张浚在单独奏对时,“ 乞乘胜取河南, 擒刘豫父子,及言刘光世骄情不战, 不可为大帅, 请罢之”。宋高宗当即发问:“曾与赵鼎议否?”张浚说:“未也。”皇帝要他找赵鼎商议。赵鼎对上述两条建议持否定态度, 他说:“不可, 刘豫, 几上肉耳, 然刘豫〔常〕倚金人为重轻, 不知擒灭刘豫, 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入乎? 如其侵入, 何以御之? 且刘光世军下统制、将辖、士校多出其门, 若无故罢之, 恐士卒惧而不安。”张浚为此十分不快。（《会编》卷170 , 1228 页,《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 326～ 464页, 壬寅注, 326～ 466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0 页。） 赵鼎还针对张浚“ 力请幸建康”之议说:“ 强弱不敌, 且宜自守, 未可以进。”（《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14 页。）
张浚对此次伪齐进攻的处置得宜,自然理直而气壮, 赵鼎却只能自愧弗如。他在张浚未回平江时, 已向皇帝提出辞呈, 他说:“臣与张浚如兄弟, 近因吕祉辈离间, 遂尔睽异。今同相位, 势不两立。陛下志在迎二圣, 复故疆, 当以兵事为重, 今浚成功淮上, 其气甚锐, 当使展尽底蕴, 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诏令,经理庶务而已。浚当留, 臣当去, 其势然也。浚朝夕还, 俾臣奉身而退, 则同列之好, 俱无所伤。”几经商量, 宋高宗对赵鼎说:“ 卿只在绍兴, 他日朕有用卿处。”于当年十二月发表他罢左相, 外任绍兴知府, 折彦质也罢去签书枢密院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14 页,《会编》卷170 , 1228 页,《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 326 ～ 464 页, 壬寅, 326 ～ 466 页, 丙午, 326 ～ 468页。）
张浚逼走赵鼎, 却引进一个比赵鼎可怕得多、危险得多的政敌———秦桧。秦桧自罢相后, 蛰居于浙东温州。当年五月至八月, 秦桧由提举临安洞霄宫之闲职, 出任温州知州, 旋改绍兴知府, 又出任侍读、行宫留守。使秦桧重新在宋廷供职, 是“ 用右相张浚荐也”。秦桧上奏说:“ 臣罪戾之余, 猥蒙召用, 切愿扈从銮辂, 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敌累年, 敌国诡计, 稍知一、二, 贼豫狂谋, 备见本末, 若有探报远近, 或可以备顾问。至于留司职事,孟庾有已试之效。”其意不过是希望重新进入政府, 而宋高宗却“优诏不许”。（ 《要录》卷101 绍兴六年五月乙酉, 326～ 400 页, 卷102 绍兴六年六月乙卯, 326～ 411 页, 卷104 绍兴六年八月己亥, 326 ～428 页, 丁未, 326～ 431 页,壬戌、癸亥, 326～ 436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
当年岁末, 即在赵鼎罢相的同时, 宋高宗特“诏行宫留守秦桧, 令赴行在所奏事”。（ 《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326～ 464 页。） 1137 年(绍兴七年)正月, 宋高宗又发表张浚兼枢密使, 秦桧任枢密使。由于秦桧曾任宰相,如今虽为执政,“应干恩数, 并依见任宰相条例施行”, 以示优礼。（《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乙酉, 326 ～ 483 页, 丙戌, 326 ～48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7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 张浚援引秦桧, 是看中他“柔佞易制, 荐入使备员”。秦桧也吸取当年罢相的教训, 不敢锋芒太露, 在重任执政期间,“ 无所建明, 惟奉张浚而已”。（ 《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3 页,《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注,326 ～ 464 页, 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戊子注, 326～485 页。）
张浚在胜利的形势下回到平江府,当时“回跸临安”已成定议。他于次日上奏说,“ 车驾进止一事, 利害至大”,“ 六飞倘还, 则有识解体, 内外离心, 日复一日, 终以削弱。异时复欲下巡幸诏书,谁能深信而不疑者。何哉? 彼知朝廷姑以此为避地之计, 实无意于图回天下故也”。（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 326～ 465 页。）宋高宗终于回心转意, 同意了张浚的主张。
以淮西战事为契机, 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的矛盾逐渐激化。宋高宗一时对张浚大为赞赏, 说:“却贼之功, 尽出右相之力。”（《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 326～ 46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4 页。） 这当然使赵鼎感到难堪, 一些谏官开始劾奏赵鼎和折彦质。张浚在单独奏对时,“ 乞乘胜取河南, 擒刘豫父子,及言刘光世骄情不战, 不可为大帅, 请罢之”。宋高宗当即发问:“曾与赵鼎议否?”张浚说:“未也。”皇帝要他找赵鼎商议。赵鼎对上述两条建议持否定态度, 他说:“不可, 刘豫, 几上肉耳, 然刘豫〔常〕倚金人为重轻, 不知擒灭刘豫, 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入乎? 如其侵入, 何以御之? 且刘光世军下统制、将辖、士校多出其门, 若无故罢之, 恐士卒惧而不安。”张浚为此十分不快。（《会编》卷170 , 1228 页,《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 326～ 464页, 壬寅注, 326～ 466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0 页。） 赵鼎还针对张浚“ 力请幸建康”之议说:“ 强弱不敌, 且宜自守, 未可以进。”（《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14 页。）
张浚对此次伪齐进攻的处置得宜,自然理直而气壮, 赵鼎却只能自愧弗如。他在张浚未回平江时, 已向皇帝提出辞呈, 他说:“臣与张浚如兄弟, 近因吕祉辈离间, 遂尔睽异。今同相位, 势不两立。陛下志在迎二圣, 复故疆, 当以兵事为重, 今浚成功淮上, 其气甚锐, 当使展尽底蕴, 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诏令,经理庶务而已。浚当留, 臣当去, 其势然也。浚朝夕还, 俾臣奉身而退, 则同列之好, 俱无所伤。”几经商量, 宋高宗对赵鼎说:“ 卿只在绍兴, 他日朕有用卿处。”于当年十二月发表他罢左相, 外任绍兴知府, 折彦质也罢去签书枢密院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14 页,《会编》卷170 , 1228 页,《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 326 ～ 464 页, 壬寅, 326 ～ 466 页, 丙午, 326 ～ 468页。）
张浚逼走赵鼎, 却引进一个比赵鼎可怕得多、危险得多的政敌———秦桧。秦桧自罢相后, 蛰居于浙东温州。当年五月至八月, 秦桧由提举临安洞霄宫之闲职, 出任温州知州, 旋改绍兴知府, 又出任侍读、行宫留守。使秦桧重新在宋廷供职, 是“ 用右相张浚荐也”。秦桧上奏说:“ 臣罪戾之余, 猥蒙召用, 切愿扈从銮辂, 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敌累年, 敌国诡计, 稍知一、二, 贼豫狂谋, 备见本末, 若有探报远近, 或可以备顾问。至于留司职事,孟庾有已试之效。”其意不过是希望重新进入政府, 而宋高宗却“优诏不许”。（ 《要录》卷101 绍兴六年五月乙酉, 326～ 400 页, 卷102 绍兴六年六月乙卯, 326～ 411 页, 卷104 绍兴六年八月己亥, 326 ～428 页, 丁未, 326～ 431 页,壬戌、癸亥, 326～ 436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
当年岁末, 即在赵鼎罢相的同时, 宋高宗特“诏行宫留守秦桧, 令赴行在所奏事”。（ 《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326～ 464 页。） 1137 年(绍兴七年)正月, 宋高宗又发表张浚兼枢密使, 秦桧任枢密使。由于秦桧曾任宰相,如今虽为执政,“应干恩数, 并依见任宰相条例施行”, 以示优礼。（《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乙酉, 326 ～ 483 页, 丙戌, 326 ～48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7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 张浚援引秦桧, 是看中他“柔佞易制, 荐入使备员”。秦桧也吸取当年罢相的教训, 不敢锋芒太露, 在重任执政期间,“ 无所建明, 惟奉张浚而已”。（ 《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83 页,《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注,326 ～ 464 页, 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戊子注, 326～485 页。）
第八节 居危思安
绍兴初年, 南宋国势出现了若干振兴的迹象。岳飞等几支大军已经建立了军威, 金朝事实上已无力再次侵侮南宋。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等人虽然还说不上是上乘的中兴相才, 但在某些重要时刻, 宋高宗迫于形势, 都采纳了他们的正确主张。但是, 国势的振兴, 也并非是宋高宗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结果。他心中念念不忘的, 还是一个和字。宋高宗曾问官员张戒:“ 几时得见中原?”张戒率直地说:“古人居安思危, 陛下居危思安。”（《朱子语类》卷127 , 3055 页。） 可谓一针见血地说中了皇帝的心病。綦崇礼也曾上奏说:“今日之议论规模, 宜不出三者。恢复中原, 以成再造之功, 上也; 因所有之地, 而疆理之, 中也;苟目前之安, 而无所为, 下也。语其上, 则今之力诚未可为;守其下, 则吾之势不可复立, 惟度时量力, 就其中若为之, 中者既成, 则其上可驯而致, 苟止于下, 则虽志于中者, 有不可得矣。”（《历代名臣奏议》卷46 , 633 页,《北海集》卷28《面对札子》, 1134 ～ 700页。）虽然朝廷一时的抗战气氛也颇为高涨, 而宋高宗之内心, 其实还是“苟止于下”, 并求其“ 可得”。国势粗安, 也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清明。岳飞在一次朝见时, 皇帝发问说:“ 天下何时太平?”岳飞回答说:“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命, 天下当太平。”（《鄂国金佗粹编》卷9《遗事》, 744 页,《朱子语类》卷112 , 2737 页。） 寥寥数语, 针砭时弊, 却切中了要害。岳飞有个幕僚,名叫朱梦说。他曾是北宋末期有名的大学士, 因上书言事, 痛陈时弊, 而被宋徽宗下令“编管”, （《宋史》卷22《徽宗纪》, 406 页。） 后又在开封围城中参加抗金斗争。岳飞闻其贤名, 辟为干办公事。朱梦说随岳飞入朝,“见当时尚禽色之乐, 多无用之物, 二圣播迁而未还, 中原陷没而未复, 万民涂炭而不安, 上无良相, 朝乏贤臣”, 便写书信给御史中丞辛炳, 责备他素餐尸位, 不向皇帝进谏。辛炳感到难以为情, 便袖带朱梦说的书信, 上奏宋高宗。宋高宗看后“不悦”, 便命岳飞辞退了朱梦说。（《会编》卷159 , 1152 页,《要录》卷78 绍兴四年七月戊辰, 326 ～94 页。）
中国古代的台谏官制度, 允许臣民上书言事制度, 在某些场合, 起着对专制政体的调节功能, 尽管这种功能非常有限, 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帝王专制的装饰品。自扬州逃难和苗刘之变后, 宋高宗不得不为陈东和欧阳澈平反, 并一直装出虚己纳谏的姿态, 然而在处分朱梦说的事件上, 又充分暴露了他实际上绝无进贤纳谏的度量。
1133 年(绍兴三年) , 有“江阴军进士李韬、苏白伏阙上书”, 宋高宗当即下“ 御笔”, 将他们“押归本贯”。他对宰执们说“: 所言皆细务可行, 非有诋讦之语, 顾不当伏阙耳。此风皆李纲辈启之, 卒成变乱, 不可不惩也。”（《要录》卷68 绍兴三年九月乙丑, 325 ～ 883 页。）他虽然表面上为陈东平反, 内心深处对陈东在北宋末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一直视为厉阶, 而深恶痛绝。他的另一次谈话中说:“〔如〕伏阙事, 倘再有, 朕当令五军收捕, 尽诛之。”（《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庚辰, 325 ～773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977 页。） 露骨地表白了他的杀机。
在宋高宗身上, 根深蒂固地埋藏着其父的遗传基因骄奢淫佚, 但鉴于宋徽宗的覆辙和维扬之变等的教训, 他更深知目前决不是大肆铺张的时候, 而且必须充当“ 恭俭”的表率。
他曾对臣僚说,“祖宗创业艰难, 未尝不以躬俭为天下先。盖俭则不妄费, 不妄费则征求寡, 而民心悦, 此所以得天下也”。“宣和以来, 世习承平之久, 奢侈极矣, 驯致祸乱, 可不戒哉”!（《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朔, 326 ～156 页。）为此, 他不得不竭力压抑骄奢淫佚的本性。
临安的行宫, 本是杭州的州衙, 位于城南凤凰山东麓, 为五代吴越行宫之所在地。宋高宗的宫殿在一个时期内, 屋宇和设施显得十分简陋。皇帝“ 止御后殿, 更不行前殿之礼, 以二圣未还, 意有所避也。”（《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 1128～ 743 页。）“行宫外朝止一殿”, 而后殿、内殿和讲殿则合用一殿, 内殿而于“食后引公事”, 讲殿用于“双日讲读”。1133 年(绍兴三年) , 此殿:“ 梁朽”,“命有司缮治”,宋高宗“ 乃权御射殿, 极卑陋, 茅屋才三楹, 侍臣行列, 巾裹触栋宇”。（《要录》卷68 绍兴三年九月丙辰, 325 ～ 877 页。）在“ 行宫南门里, 并无过廊, 百官趋朝, 冒雨泥行”。（《宋会要》方域2 之11 。）按中国古代九重之主的规范看来, 临安行宫在一个时期内, 确是相当寒酸的。
不过, 宋高宗的宫殿仍在不断修造之中, 初步计划造房百余间。在1132 年至1133 年, 已分别建造了行宫的南门和北门。（《宋会要》方域2 之9 ～ 11 ,《要录》卷67 绍兴三年七月丙辰, 325 ～ 863页。）宋高宗修盖行宫的重点是在后宫, 而不在前殿, 并且正好以前殿作为宣传自己“ 恭俭”的样品。当时凤凰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 其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乌鸦“,朝则相呼, 鼓翼以出, 啄粟于近郊诸仓,昏则整阵而入, 噪鸣聒天”。大群鸟鸦的噪声, 吵得宋高宗坐卧不安, 心神不宁, 便命宦官张去为带领一批人弹射, 却见效不大。久而久之, 连皇帝也对噪声习以为常了。（《四朝闻见录》丙集《宫鸦》, 97 页。） 此后, 随着行宫的扩建, 鸦群也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宋高宗在建康府的行宫,“ 皆因张浚所修”。皇帝自称“不免葺数间小屋, 为燕居及宫人寝处之地”,“初不施丹纅,盖不欲劳人费财也”。（ 《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壬寅, 326～ 578 页。）
在食用方面, 宋高宗也常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他航海避难回越州后,“ 城中百物贵踊”,“ 一兔至直五、六千, 鹌鹑亦三、四百”, 宋高宗便下令“ 尚食勿进鹌兔”。（ 《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癸未, 325 ～ 555 页。）婺州“ 市御炉炭”, 规定“ 须胡桃纹, 鹁鸽色”, 当地知州王居正任起居舍人后, 为此上奏, 宗高宗说:“ 朕平居衣服饮食, 犹且未尝问其美恶, 隆冬附火, 只取温暖, 岂问炭之纹色也。”于是下“ 令户部讲究, 更有似此之类, 并行禁止”。（ 《要录》卷75 绍兴四年四月戊申, 326 ～ 64 页。）抚州( 今属江西)“布衣宁子思献白银木刻成千手大悲像, 极精工”, 宋高宗又下令,“ 自令有来献者, 皆却之”。（ 《要录》卷74 绍兴四年三月戊午, 326 ～ 47 页。）韩世忠向皇帝进献鲟鱼蚱, 宋高宗也告诫说:“ 朕艰难之际, 不厌菲食。卿当立功报朕, 至于进贡口味, 非爱君之实也。”（《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辛卯, 326～ 161 页。） 1133 ( 绍兴三年)夏, 天旱不雨, 按古代的惯例, 宋高宗为祈雨, 只“ 进素膳”, 等下雨后,“ 始御玉食”。（ 《要录》卷67 绍兴三年七月庚辰, 325 ～ 869 页。）宋高宗还说:“朕常日不甚御肉, 多食蔬菜, 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 亦可食也。水陆之珍并陈于前,不过一饱, 何所复求。过杀生命, 诚为不仁, 朕实不忍”。（《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甲辰, 326 ～489 页。）似乎颇有佛教信徒之风。他又自称“ 所服者多缯素, 岂复有绮绣”, （《要录》卷51 绍兴二年二月己卯, 325 ～ 693 页。）“ 止用白木”为床,“ 上施蒲荐, 素黄罗为褥, 素黄罗被三条而已”。（ 《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丙辰, 326～ 584 页。）
绍兴初年, 南宋国势出现了若干振兴的迹象。岳飞等几支大军已经建立了军威, 金朝事实上已无力再次侵侮南宋。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等人虽然还说不上是上乘的中兴相才, 但在某些重要时刻, 宋高宗迫于形势, 都采纳了他们的正确主张。但是, 国势的振兴, 也并非是宋高宗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结果。他心中念念不忘的, 还是一个和字。宋高宗曾问官员张戒:“ 几时得见中原?”张戒率直地说:“古人居安思危, 陛下居危思安。”（《朱子语类》卷127 , 3055 页。） 可谓一针见血地说中了皇帝的心病。綦崇礼也曾上奏说:“今日之议论规模, 宜不出三者。恢复中原, 以成再造之功, 上也; 因所有之地, 而疆理之, 中也;苟目前之安, 而无所为, 下也。语其上, 则今之力诚未可为;守其下, 则吾之势不可复立, 惟度时量力, 就其中若为之, 中者既成, 则其上可驯而致, 苟止于下, 则虽志于中者, 有不可得矣。”（《历代名臣奏议》卷46 , 633 页,《北海集》卷28《面对札子》, 1134 ～ 700页。）虽然朝廷一时的抗战气氛也颇为高涨, 而宋高宗之内心, 其实还是“苟止于下”, 并求其“ 可得”。国势粗安, 也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清明。岳飞在一次朝见时, 皇帝发问说:“ 天下何时太平?”岳飞回答说:“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命, 天下当太平。”（《鄂国金佗粹编》卷9《遗事》, 744 页,《朱子语类》卷112 , 2737 页。） 寥寥数语, 针砭时弊, 却切中了要害。岳飞有个幕僚,名叫朱梦说。他曾是北宋末期有名的大学士, 因上书言事, 痛陈时弊, 而被宋徽宗下令“编管”, （《宋史》卷22《徽宗纪》, 406 页。） 后又在开封围城中参加抗金斗争。岳飞闻其贤名, 辟为干办公事。朱梦说随岳飞入朝,“见当时尚禽色之乐, 多无用之物, 二圣播迁而未还, 中原陷没而未复, 万民涂炭而不安, 上无良相, 朝乏贤臣”, 便写书信给御史中丞辛炳, 责备他素餐尸位, 不向皇帝进谏。辛炳感到难以为情, 便袖带朱梦说的书信, 上奏宋高宗。宋高宗看后“不悦”, 便命岳飞辞退了朱梦说。（《会编》卷159 , 1152 页,《要录》卷78 绍兴四年七月戊辰, 326 ～94 页。）
中国古代的台谏官制度, 允许臣民上书言事制度, 在某些场合, 起着对专制政体的调节功能, 尽管这种功能非常有限, 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帝王专制的装饰品。自扬州逃难和苗刘之变后, 宋高宗不得不为陈东和欧阳澈平反, 并一直装出虚己纳谏的姿态, 然而在处分朱梦说的事件上, 又充分暴露了他实际上绝无进贤纳谏的度量。
1133 年(绍兴三年) , 有“江阴军进士李韬、苏白伏阙上书”, 宋高宗当即下“ 御笔”, 将他们“押归本贯”。他对宰执们说“: 所言皆细务可行, 非有诋讦之语, 顾不当伏阙耳。此风皆李纲辈启之, 卒成变乱, 不可不惩也。”（《要录》卷68 绍兴三年九月乙丑, 325 ～ 883 页。）他虽然表面上为陈东平反, 内心深处对陈东在北宋末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一直视为厉阶, 而深恶痛绝。他的另一次谈话中说:“〔如〕伏阙事, 倘再有, 朕当令五军收捕, 尽诛之。”（《要录》卷58 绍兴二年九月庚辰, 325 ～773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977 页。） 露骨地表白了他的杀机。
在宋高宗身上, 根深蒂固地埋藏着其父的遗传基因骄奢淫佚, 但鉴于宋徽宗的覆辙和维扬之变等的教训, 他更深知目前决不是大肆铺张的时候, 而且必须充当“ 恭俭”的表率。
他曾对臣僚说,“祖宗创业艰难, 未尝不以躬俭为天下先。盖俭则不妄费, 不妄费则征求寡, 而民心悦, 此所以得天下也”。“宣和以来, 世习承平之久, 奢侈极矣, 驯致祸乱, 可不戒哉”!（《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朔, 326 ～156 页。）为此, 他不得不竭力压抑骄奢淫佚的本性。
临安的行宫, 本是杭州的州衙, 位于城南凤凰山东麓, 为五代吴越行宫之所在地。宋高宗的宫殿在一个时期内, 屋宇和设施显得十分简陋。皇帝“ 止御后殿, 更不行前殿之礼, 以二圣未还, 意有所避也。”（《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 1128～ 743 页。）“行宫外朝止一殿”, 而后殿、内殿和讲殿则合用一殿, 内殿而于“食后引公事”, 讲殿用于“双日讲读”。1133 年(绍兴三年) , 此殿:“ 梁朽”,“命有司缮治”,宋高宗“ 乃权御射殿, 极卑陋, 茅屋才三楹, 侍臣行列, 巾裹触栋宇”。（《要录》卷68 绍兴三年九月丙辰, 325 ～ 877 页。）在“ 行宫南门里, 并无过廊, 百官趋朝, 冒雨泥行”。（《宋会要》方域2 之11 。）按中国古代九重之主的规范看来, 临安行宫在一个时期内, 确是相当寒酸的。
不过, 宋高宗的宫殿仍在不断修造之中, 初步计划造房百余间。在1132 年至1133 年, 已分别建造了行宫的南门和北门。（《宋会要》方域2 之9 ～ 11 ,《要录》卷67 绍兴三年七月丙辰, 325 ～ 863页。）宋高宗修盖行宫的重点是在后宫, 而不在前殿, 并且正好以前殿作为宣传自己“ 恭俭”的样品。当时凤凰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 其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乌鸦“,朝则相呼, 鼓翼以出, 啄粟于近郊诸仓,昏则整阵而入, 噪鸣聒天”。大群鸟鸦的噪声, 吵得宋高宗坐卧不安, 心神不宁, 便命宦官张去为带领一批人弹射, 却见效不大。久而久之, 连皇帝也对噪声习以为常了。（《四朝闻见录》丙集《宫鸦》, 97 页。） 此后, 随着行宫的扩建, 鸦群也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宋高宗在建康府的行宫,“ 皆因张浚所修”。皇帝自称“不免葺数间小屋, 为燕居及宫人寝处之地”,“初不施丹纅,盖不欲劳人费财也”。（ 《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壬寅, 326～ 578 页。）
在食用方面, 宋高宗也常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他航海避难回越州后,“ 城中百物贵踊”,“ 一兔至直五、六千, 鹌鹑亦三、四百”, 宋高宗便下令“ 尚食勿进鹌兔”。（ 《要录》卷38 建炎四年十月癸未, 325 ～ 555 页。）婺州“ 市御炉炭”, 规定“ 须胡桃纹, 鹁鸽色”, 当地知州王居正任起居舍人后, 为此上奏, 宗高宗说:“ 朕平居衣服饮食, 犹且未尝问其美恶, 隆冬附火, 只取温暖, 岂问炭之纹色也。”于是下“ 令户部讲究, 更有似此之类, 并行禁止”。（ 《要录》卷75 绍兴四年四月戊申, 326 ～ 64 页。）抚州( 今属江西)“布衣宁子思献白银木刻成千手大悲像, 极精工”, 宋高宗又下令,“ 自令有来献者, 皆却之”。（ 《要录》卷74 绍兴四年三月戊午, 326 ～ 47 页。）韩世忠向皇帝进献鲟鱼蚱, 宋高宗也告诫说:“ 朕艰难之际, 不厌菲食。卿当立功报朕, 至于进贡口味, 非爱君之实也。”（《要录》卷83 绍兴四年十二月辛卯, 326～ 161 页。） 1133 ( 绍兴三年)夏, 天旱不雨, 按古代的惯例, 宋高宗为祈雨, 只“ 进素膳”, 等下雨后,“ 始御玉食”。（ 《要录》卷67 绍兴三年七月庚辰, 325 ～ 869 页。）宋高宗还说:“朕常日不甚御肉, 多食蔬菜, 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 亦可食也。水陆之珍并陈于前,不过一饱, 何所复求。过杀生命, 诚为不仁, 朕实不忍”。（《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甲辰, 326 ～489 页。）似乎颇有佛教信徒之风。他又自称“ 所服者多缯素, 岂复有绮绣”, （《要录》卷51 绍兴二年二月己卯, 325 ～ 693 页。）“ 止用白木”为床,“ 上施蒲荐, 素黄罗为褥, 素黄罗被三条而已”。（ 《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丙辰, 326～ 584 页。）
有一回, 宋高宗对赵鼎说:“ 邦计匮乏, 苟有一毫可以节省, 亦当行之。朕宫人仅给使令, 然昨日亦搜捡三十人出之。”赵鼎自然称赞了一通“ 陛下盛德”。（《要录》卷95 绍兴五年十一月癸未, 326～ 331 页。）
虽然宋高宗以“ 天性不好华靡”自诩, （《要录》卷51 绍兴二年二月辛未, 325 ～ 691 页。）实际上他被勉强克制的物欲仍不时有所流露, 而其内宫的消费依然是惊人的。官员刘一止上奏说,“ 迩来议者颇谓岁取左藏库金帛之数, 不减全盛时, 有司告病, 缙绅惑焉。岂陛下俭于一躬, 而赐予或未节耶? 且左右亲近之人至无厌也, 不以礼法抑之, 将何时而已”,“ 陛下厚于及人, 而以身当天下之谤”。（ 《历代名臣奏议》卷48 刘行简( 一止) 奏, 657 而, 刘一止《苕溪集》卷14 《应诏条具利害状》,1132～ 78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所谓“ 厚于及人”, 不过是臣僚的言事技巧, 实际上无非是厚于自奉的一个侧面。
1132 年( 绍兴二年) 的状元张九成在对策中也说,“ 彼阉人私求禽马, 动以陛下为名”,“ 搜搅〔珍禽〕, 驰驱骏马,道路之言, 有若上诬圣德者。”（《要录》卷52 绍兴二年三月甲寅, 325 ～706 页, 张九成《横浦文集》卷12《状元策一道》, 清刊本。） 这同样也是将宋高宗的物欲归罪于“阉人”的言事艺术。有一回, 宋高宗对张九成说:“朕只是一个至诚。”张九成说:“ 陛下对群臣时如此, 退居禁中时不知如何?”皇帝说:“也只是个诚。”张九成又问:“ 对宫嫔时如何?”宋高宗正准备回答, 张九成说:“只此便是不诚。”（《朱子语类》卷127 , 3057 页。）
宋高宗喜欢养鹁鸽, 内侍们将铃系于鸽尾,“ 飞而扬空,风力振铃, 铿如云间之纆”, 皇帝也“躬自飞放”。有无名氏赋诗说“: 铁勒金狨似锦铺, 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 沙漠能传二帝书。”（《四朝闻见录》丙集《鹁鸽诗》, 97 页, 李有《古杭杂记》,《古今说海》本。） 讥刺宋高宗的玩物丧志。前述朱梦说称“尚禽色之乐, 多无用之物”, 当然就是针对此类情况而言的。宋高宗曾自我标榜说:“ 朕在宫中, 声色之奉未尝经心, 只是静坐内省, 求所以合天意者。”（《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六月甲戊, 326～ 878 页。）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宋高宗还有不少“ 内降恩泽”, 而被赵鼎“奏格不行”。（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引《喻樗语录》, 1005 页。）所谓“内降恩泽”, 即是按皇帝个人的喜好, 随意给人加官进爵, 这也是他奢侈心和虚荣心的一种表现。
宋高宗虽然在外朝竭力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清心寡欲的明君形象, 而最知其底细者, 自然莫过于宦官。他们必须逢迎皇帝的声色犬马之欲, 以博得恩宠, 然而在内心深处, 对官家其实也并无敬意。有一回, 嗣濮王赵仲儡入见, 这个“性不慧”的宗室突然“至榻前则恸哭”。宋高宗大惊, 问其所以, 赵仲儡说:“见十五哥, 言我皇似上皇。”皇帝问:“ 十五哥”是谁,回答“ 姓冯”。宋高宗问:“冯益邪?”真仲儡说:“是也”宦官冯益曾私下对赵仲儡说, 官家酷似其父, 可谓入木三分。赵仲儡感到宋室中兴无望, 故而“恸哭”。史称其“答语狂谬”, 使宋高宗十分难堪, 但他也只能对这个不圆滑的皇叔祖, 取“优容”态度。（《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三月己丑, 326 ～ 602 页,《宋史》卷245《仲儡传》, 8715 页。）
正是这个冯益, 由于形迹太露, 他的劣迹甚至传到北方,在伪齐的榜文中也受到指斥。刘豫的榜文说:“宋高宗“远遁江南, 苟乐一身, 法令愈乱, 奢靡更甚”。康王依前仿效宣和间〔所为〕,〔宠任〕内官冯御药等,〔令〕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 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 与冯御药等, 因奉康王, 便得好差遣”。官员以女色和飞禽奉承皇帝, 就可得实职差遣的肥缺。当时有谚语说:“斗量珠, 便龙图; 五千索, 直秘阁; 二千贯, 且通判。”“是致官员到任, 无不扰民诛求”。这篇榜文传到南宋, 引起极大的震动。张浚力主斩冯益“以释谤”, 而宋高宗“ 未许”。赵鼎不得不扮演和事的角色,说:“益事诚暖昧, 然疑似间有关国体, 若朝廷略不加罚, 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 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 姑与外祠, 以释众惑。”宋高宗无可奈何地接受此议, 他说:“ 朕待此曹, 未尝不尽恩意。然才闻过失, 亦不少贷也。”这当然是文过饰非之语。张浚对赵鼎的处置感到“ 意未快”。赵鼎解释说,“自古欲去小人者, 急之则党合而祸大”。“不若谪而远之, 既不伤上之意”, 宦官辈“ 幸其去位, 必以次规进”,“必不致力营救”。“ 若力排之, 此辈侧目正人, 其党愈固而不可破矣”。（ 《伪齐录》卷上,《要录》卷103 绍兴六年七月庚辰, 326 ～421 页。）
赵鼎之说, 堪称是道破了对付城狐社鼠的三昧, 既然宦官们群恶相济, 以皇权作靠山, 即使贵为宰相, 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人言可畏, 宋高宗在臣民面前, 虽居至高无上的尊位, 却仍千方百计地遮掩自己的骄奢淫佚, 并在公开场合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和自诩。但是, 他也决不会因畏惧人言, 而真愿当一个奋发有为的中兴之主。
虽然宋高宗以“ 天性不好华靡”自诩, （《要录》卷51 绍兴二年二月辛未, 325 ～ 691 页。）实际上他被勉强克制的物欲仍不时有所流露, 而其内宫的消费依然是惊人的。官员刘一止上奏说,“ 迩来议者颇谓岁取左藏库金帛之数, 不减全盛时, 有司告病, 缙绅惑焉。岂陛下俭于一躬, 而赐予或未节耶? 且左右亲近之人至无厌也, 不以礼法抑之, 将何时而已”,“ 陛下厚于及人, 而以身当天下之谤”。（ 《历代名臣奏议》卷48 刘行简( 一止) 奏, 657 而, 刘一止《苕溪集》卷14 《应诏条具利害状》,1132～ 78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所谓“ 厚于及人”, 不过是臣僚的言事技巧, 实际上无非是厚于自奉的一个侧面。
1132 年( 绍兴二年) 的状元张九成在对策中也说,“ 彼阉人私求禽马, 动以陛下为名”,“ 搜搅〔珍禽〕, 驰驱骏马,道路之言, 有若上诬圣德者。”（《要录》卷52 绍兴二年三月甲寅, 325 ～706 页, 张九成《横浦文集》卷12《状元策一道》, 清刊本。） 这同样也是将宋高宗的物欲归罪于“阉人”的言事艺术。有一回, 宋高宗对张九成说:“朕只是一个至诚。”张九成说:“ 陛下对群臣时如此, 退居禁中时不知如何?”皇帝说:“也只是个诚。”张九成又问:“ 对宫嫔时如何?”宋高宗正准备回答, 张九成说:“只此便是不诚。”（《朱子语类》卷127 , 3057 页。）
宋高宗喜欢养鹁鸽, 内侍们将铃系于鸽尾,“ 飞而扬空,风力振铃, 铿如云间之纆”, 皇帝也“躬自飞放”。有无名氏赋诗说“: 铁勒金狨似锦铺, 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 沙漠能传二帝书。”（《四朝闻见录》丙集《鹁鸽诗》, 97 页, 李有《古杭杂记》,《古今说海》本。） 讥刺宋高宗的玩物丧志。前述朱梦说称“尚禽色之乐, 多无用之物”, 当然就是针对此类情况而言的。宋高宗曾自我标榜说:“ 朕在宫中, 声色之奉未尝经心, 只是静坐内省, 求所以合天意者。”（《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六月甲戊, 326～ 878 页。）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宋高宗还有不少“ 内降恩泽”, 而被赵鼎“奏格不行”。（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引《喻樗语录》, 1005 页。）所谓“内降恩泽”, 即是按皇帝个人的喜好, 随意给人加官进爵, 这也是他奢侈心和虚荣心的一种表现。
宋高宗虽然在外朝竭力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清心寡欲的明君形象, 而最知其底细者, 自然莫过于宦官。他们必须逢迎皇帝的声色犬马之欲, 以博得恩宠, 然而在内心深处, 对官家其实也并无敬意。有一回, 嗣濮王赵仲儡入见, 这个“性不慧”的宗室突然“至榻前则恸哭”。宋高宗大惊, 问其所以, 赵仲儡说:“见十五哥, 言我皇似上皇。”皇帝问:“ 十五哥”是谁,回答“ 姓冯”。宋高宗问:“冯益邪?”真仲儡说:“是也”宦官冯益曾私下对赵仲儡说, 官家酷似其父, 可谓入木三分。赵仲儡感到宋室中兴无望, 故而“恸哭”。史称其“答语狂谬”, 使宋高宗十分难堪, 但他也只能对这个不圆滑的皇叔祖, 取“优容”态度。（《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三月己丑, 326 ～ 602 页,《宋史》卷245《仲儡传》, 8715 页。）
正是这个冯益, 由于形迹太露, 他的劣迹甚至传到北方,在伪齐的榜文中也受到指斥。刘豫的榜文说:“宋高宗“远遁江南, 苟乐一身, 法令愈乱, 奢靡更甚”。康王依前仿效宣和间〔所为〕,〔宠任〕内官冯御药等,〔令〕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 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 与冯御药等, 因奉康王, 便得好差遣”。官员以女色和飞禽奉承皇帝, 就可得实职差遣的肥缺。当时有谚语说:“斗量珠, 便龙图; 五千索, 直秘阁; 二千贯, 且通判。”“是致官员到任, 无不扰民诛求”。这篇榜文传到南宋, 引起极大的震动。张浚力主斩冯益“以释谤”, 而宋高宗“ 未许”。赵鼎不得不扮演和事的角色,说:“益事诚暖昧, 然疑似间有关国体, 若朝廷略不加罚, 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 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 姑与外祠, 以释众惑。”宋高宗无可奈何地接受此议, 他说:“ 朕待此曹, 未尝不尽恩意。然才闻过失, 亦不少贷也。”这当然是文过饰非之语。张浚对赵鼎的处置感到“ 意未快”。赵鼎解释说,“自古欲去小人者, 急之则党合而祸大”。“不若谪而远之, 既不伤上之意”, 宦官辈“ 幸其去位, 必以次规进”,“必不致力营救”。“ 若力排之, 此辈侧目正人, 其党愈固而不可破矣”。（ 《伪齐录》卷上,《要录》卷103 绍兴六年七月庚辰, 326 ～421 页。）
赵鼎之说, 堪称是道破了对付城狐社鼠的三昧, 既然宦官们群恶相济, 以皇权作靠山, 即使贵为宰相, 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人言可畏, 宋高宗在臣民面前, 虽居至高无上的尊位, 却仍千方百计地遮掩自己的骄奢淫佚, 并在公开场合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和自诩。但是, 他也决不会因畏惧人言, 而真愿当一个奋发有为的中兴之主。
第四章 力排众议, 屈膝求和
第一节 徽宗凶问
宋徽宗死于1135 年(宋绍兴五年, 金天会十三年) , 行年五十四。在他生前, 郑后死于1128 年( 宋建炎四年, 金天会八年) , 行年五十二。宋徽宗当了二十六年皇帝, 享尽了人间之福, 最后又当了九年俘虏, 受尽凌辱, 他临死时的金朝封号还是昏德公。①
宋徽宗被俘后, 留下一些诗词, 描写了自己的痛苦心境。“ 天遥地阔, 万水千山, 知它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 除梦里, 有时曾去”。②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天南无雁飞”。③“ 九叶鸿基一旦休, 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 故国悲凉玉殿秋”。④“ 杳杳神京路八千, 宗衠隔越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 茹苦穷荒敢怨天”。⑤
①《宋史》卷22《徽宗纪》, 417 页, 卷243《郑皇后传》, 8640 页,《靖康稗史笺·呻吟语》, 219 页, 226 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51 页, 254 页,《金史》卷4《熙宗纪》, 70 页。
②《说郛》卷29《朝野遗记》。
③蒋子正《山房随笔》,《知不足斋丛书》本。
④《鸡肋编》卷中, 81 页。
⑤ 《说郛》卷29《雪舟脞语》, 宛委山堂本卷57 , 邵桂于《雪舟脞语》。
金朝对南宋一直封锁宋徽宗的死讯。直至1137 年(绍兴七年) 正月, 宋使何藓回行朝, 宋廷得金右副元帅完颜兀术(宗弼) 书信, 才得知“ 道君皇帝、宁德皇后相继上仙”的消息。①宋徽宗的死, 其实并不足道, 如果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 则在于刺激了宋人的国耻感。
宋高宗得此凶问,“号恸擗踊”,“ 不饭食者数日”, 表现出“哀不自胜”的模样。右相张浚等“伏在固请”, 才稍稍进些粥食。② 国丧在古代尤其是件大事。宋高宗宣布, 为太上皇帝和皇后的丧事, 各地寺观建道场七昼夜, 禁屠宰三天, 平江府各寺院“声钟十五万杵”,“百官禁乐二十七日, 庶人三日, 行在七日”, 赵氏宗室三日之内禁止嫁娶。③ 中国古时所谓守丧三年, 其实是二十七个月, 宋朝沿袭前代制度, 先帝驾崩, 实行“以日易月, 皇帝三日而听政, 十三日小祥, 二十七日大祥”。④ 群臣七次上表“, 表遵易月之制”“, 宋高宗下诏说“: 外朝勉从所请, 其三年之丧, 人子所以自尽者, 朕悉于宫中行之。”⑤
张浚等请求奏事, 皇帝派人传旨说:“ 知欲奏事, 以荒迷中未能裁决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 尝有此否? 恐今日行之,便为典礼。”张浚等奏禀说“: 祖宗故事,未听政之时,大臣亦得进见。今日臣等非敢奏事, 实以为上哭踊过哀, 不胜忧惧, 欲一望天表。”
①《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丙戌, 326 ～484 页。
②《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丙戌, 326 ～484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8《经筵玉音回答》, 清道光刊本。
③《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戊子, 已丑, 辛卯, 326 ～485 页。
④《宋史》卷122《礼志》, 2849 页。
⑤ 《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癸巳朔, 326～ 48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24 张浚奏, 1634 页。
宋高宗“以哀迷未能支持, 借或相见, 不过恸哭而已”, 拒绝朝见。①
不管宋高宗如何在群臣面前表演自己的哀思, 一个在当时无可回避的问题, 是他和大臣们都对宋徽宗的惨死异乡,负有不可推诿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身为宰相的张浚, 不得不为皇帝起草一份颁降中外的诏书, 称“ 朕以不敏不明, 托于士民之上”,“ 而上帝降罚, 祸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 讳问远至”。惟尔小大文武之臣, 早夜孜孜, 思所以治兵恤民, 辅朕不逮”。② 这份诏书主要的问题是回避了对金朝的谴责, 以及申明自己复仇雪耻的决心,这实际上正是寡人之意。
张浚本人也必须上奏待罪, 他说,“臣之至愚, 获遭任用,在诸臣先”“, 今日之祸,端自臣致,尚叨近辅,实愧心颜,伏愿明赐罢黜, 急正典刑, 仰以慰上皇在天之灵, 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气”。一诏一奏, 都是当时不得不做的官样文章, 如果说“实愧心颜”尚是真情, 则“伏愿明赐罢黜”分明是假意。宋高宗也自然不予允准。③
宋廷当即任命王伦为奉使大金国迎奉梓宫使, 高公绘为副使, 梓宫即皇帝棺材的尊称。④
对宋徽宗凶礼的处置, 固然不能不开创从权达变的先例, 但从宋高宗和宰执大臣的本意, 也力图尽量做得周全和得体。皇帝表示要在内宫守丧三年, 就是加重了凶礼的规格。尽管如此, 宋廷的处置仍然遭到一些臣僚的异议和非议。
①《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庚寅, 326 ～485 页。
②《会编》卷177 ,1281 页,《要录》卷绍兴七年二月庚于, 326 ～ 487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③《朱文公文集》卷9S 张浚行状,《会编》卷177 , 1281 页。
④ 《会编》卷177 , 1281 页,《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庚子, 326 ～ 487页, 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丁酉, 326 ～ 501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3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5 页,《金史》卷79《王伦传》, 1793 页。
荆南知府王庶认为, 应当“奉衣冠刀剑, 起灵庙”, 象征性地“葬之名山, 尽举送终之典。使海内咸知, 梓宫还与否, 不足为国重轻”。“然后遣使, 倘或请之未获, 则以大兵蹑之, 问罪致讨, 不为无名。因神民痛愤之情, 刷宗庙存亡之耻”。①
外任知州的胡寅也上奏说:“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宁德皇后蒙犯胡尘, 永诀不复, 实由粘罕, 是有不共戴天之雠。考之于礼,雠不复则服不除, 寝苫枕戈, 无时而终。所以然者, 天下虽大, 万事虽众, 皆无以加于父子之恩, 君臣之义也。伏睹十二月二十五日圣旨, 沿国朝故典, 以日易月, 臣窃以为非矣。自常礼言之, 犹须大行有遗诏, 然后遵承。今也大行诏旨不闻, 而陛下降旨行之, 是以日易月, 出陛下意也。”他建议皇帝“ 直降诏旨”,“服丧三年, 即戎衣墨”,“布告中外, 昭示至怀”。②
另一官员胡铨也上奏指出,“我有不同天之雠”,“ 然朝廷隐忍含垢, 尚守和议, 谓可庶回封豕荐食之心, 军民失望”。③
上述意见都主张对金取强硬态度,而张浚为皇帝起草诏旨的本意,则是为“ 迎奉梓宫”留有余地。他“连疏论丧服不可即戎”, 从而否定了胡寅等人的意见。④ 但是, 他在朝廷奏对时, 则“深言雠耻之大, 反复再三”, 宋高宗表面上也“ 未尝不改容流涕”。⑤ 张浚把握时机, 力劝宋高宗将行在迁至建康府, 以图恢复。
①《会编》卷177 ,1282 页,《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丁酉, 326 ～ 501页。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124, 1632 页,《宋史》卷122《礼志》, 2857 , 页, 卷435《胡寅传》12921 页,《斐然集》卷11《请行三年丧札子》,1137 ～416 页。
③《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3060 页。
④《宋史在》卷28《高宗纪》, 529 页。
⑤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宋史》卷361《张浚传》, 11305 页。
由于宋徽宗已死两年, 事实上已无法行以日易月的正常礼制。于是, 只能以得到宋徽宗凶耗的正月二十五日算起, 到二月七日为小祥,“ 百官拜表, 请听政”。翌日,宋高宗“ 始御几筵殿西庑之素幄, 召辅臣奏事”, 并下诏”巡幸建康”。①（《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己亥、庚子, 326～ 486 页。）
第一节 徽宗凶问
宋徽宗死于1135 年(宋绍兴五年, 金天会十三年) , 行年五十四。在他生前, 郑后死于1128 年( 宋建炎四年, 金天会八年) , 行年五十二。宋徽宗当了二十六年皇帝, 享尽了人间之福, 最后又当了九年俘虏, 受尽凌辱, 他临死时的金朝封号还是昏德公。①
宋徽宗被俘后, 留下一些诗词, 描写了自己的痛苦心境。“ 天遥地阔, 万水千山, 知它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 除梦里, 有时曾去”。②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天南无雁飞”。③“ 九叶鸿基一旦休, 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 故国悲凉玉殿秋”。④“ 杳杳神京路八千, 宗衠隔越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 茹苦穷荒敢怨天”。⑤
①《宋史》卷22《徽宗纪》, 417 页, 卷243《郑皇后传》, 8640 页,《靖康稗史笺·呻吟语》, 219 页, 226 页,《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 251 页, 254 页,《金史》卷4《熙宗纪》, 70 页。
②《说郛》卷29《朝野遗记》。
③蒋子正《山房随笔》,《知不足斋丛书》本。
④《鸡肋编》卷中, 81 页。
⑤ 《说郛》卷29《雪舟脞语》, 宛委山堂本卷57 , 邵桂于《雪舟脞语》。
金朝对南宋一直封锁宋徽宗的死讯。直至1137 年(绍兴七年) 正月, 宋使何藓回行朝, 宋廷得金右副元帅完颜兀术(宗弼) 书信, 才得知“ 道君皇帝、宁德皇后相继上仙”的消息。①宋徽宗的死, 其实并不足道, 如果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 则在于刺激了宋人的国耻感。
宋高宗得此凶问,“号恸擗踊”,“ 不饭食者数日”, 表现出“哀不自胜”的模样。右相张浚等“伏在固请”, 才稍稍进些粥食。② 国丧在古代尤其是件大事。宋高宗宣布, 为太上皇帝和皇后的丧事, 各地寺观建道场七昼夜, 禁屠宰三天, 平江府各寺院“声钟十五万杵”,“百官禁乐二十七日, 庶人三日, 行在七日”, 赵氏宗室三日之内禁止嫁娶。③ 中国古时所谓守丧三年, 其实是二十七个月, 宋朝沿袭前代制度, 先帝驾崩, 实行“以日易月, 皇帝三日而听政, 十三日小祥, 二十七日大祥”。④ 群臣七次上表“, 表遵易月之制”“, 宋高宗下诏说“: 外朝勉从所请, 其三年之丧, 人子所以自尽者, 朕悉于宫中行之。”⑤
张浚等请求奏事, 皇帝派人传旨说:“ 知欲奏事, 以荒迷中未能裁决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 尝有此否? 恐今日行之,便为典礼。”张浚等奏禀说“: 祖宗故事,未听政之时,大臣亦得进见。今日臣等非敢奏事, 实以为上哭踊过哀, 不胜忧惧, 欲一望天表。”
①《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丙戌, 326 ～484 页。
②《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丙戌, 326 ～484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8《经筵玉音回答》, 清道光刊本。
③《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戊子, 已丑, 辛卯, 326 ～485 页。
④《宋史》卷122《礼志》, 2849 页。
⑤ 《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癸巳朔, 326～ 48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24 张浚奏, 1634 页。
宋高宗“以哀迷未能支持, 借或相见, 不过恸哭而已”, 拒绝朝见。①
不管宋高宗如何在群臣面前表演自己的哀思, 一个在当时无可回避的问题, 是他和大臣们都对宋徽宗的惨死异乡,负有不可推诿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身为宰相的张浚, 不得不为皇帝起草一份颁降中外的诏书, 称“ 朕以不敏不明, 托于士民之上”,“ 而上帝降罚, 祸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 讳问远至”。惟尔小大文武之臣, 早夜孜孜, 思所以治兵恤民, 辅朕不逮”。② 这份诏书主要的问题是回避了对金朝的谴责, 以及申明自己复仇雪耻的决心,这实际上正是寡人之意。
张浚本人也必须上奏待罪, 他说,“臣之至愚, 获遭任用,在诸臣先”“, 今日之祸,端自臣致,尚叨近辅,实愧心颜,伏愿明赐罢黜, 急正典刑, 仰以慰上皇在天之灵, 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气”。一诏一奏, 都是当时不得不做的官样文章, 如果说“实愧心颜”尚是真情, 则“伏愿明赐罢黜”分明是假意。宋高宗也自然不予允准。③
宋廷当即任命王伦为奉使大金国迎奉梓宫使, 高公绘为副使, 梓宫即皇帝棺材的尊称。④
对宋徽宗凶礼的处置, 固然不能不开创从权达变的先例, 但从宋高宗和宰执大臣的本意, 也力图尽量做得周全和得体。皇帝表示要在内宫守丧三年, 就是加重了凶礼的规格。尽管如此, 宋廷的处置仍然遭到一些臣僚的异议和非议。
①《要录》卷108 绍兴七年正月庚寅, 326 ～485 页。
②《会编》卷177 ,1281 页,《要录》卷绍兴七年二月庚于, 326 ～ 487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③《朱文公文集》卷9S 张浚行状,《会编》卷177 , 1281 页。
④ 《会编》卷177 , 1281 页,《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庚子, 326 ～ 487页, 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丁酉, 326 ～ 501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3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5 页,《金史》卷79《王伦传》, 1793 页。
荆南知府王庶认为, 应当“奉衣冠刀剑, 起灵庙”, 象征性地“葬之名山, 尽举送终之典。使海内咸知, 梓宫还与否, 不足为国重轻”。“然后遣使, 倘或请之未获, 则以大兵蹑之, 问罪致讨, 不为无名。因神民痛愤之情, 刷宗庙存亡之耻”。①
外任知州的胡寅也上奏说:“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宁德皇后蒙犯胡尘, 永诀不复, 实由粘罕, 是有不共戴天之雠。考之于礼,雠不复则服不除, 寝苫枕戈, 无时而终。所以然者, 天下虽大, 万事虽众, 皆无以加于父子之恩, 君臣之义也。伏睹十二月二十五日圣旨, 沿国朝故典, 以日易月, 臣窃以为非矣。自常礼言之, 犹须大行有遗诏, 然后遵承。今也大行诏旨不闻, 而陛下降旨行之, 是以日易月, 出陛下意也。”他建议皇帝“ 直降诏旨”,“服丧三年, 即戎衣墨”,“布告中外, 昭示至怀”。②
另一官员胡铨也上奏指出,“我有不同天之雠”,“ 然朝廷隐忍含垢, 尚守和议, 谓可庶回封豕荐食之心, 军民失望”。③
上述意见都主张对金取强硬态度,而张浚为皇帝起草诏旨的本意,则是为“ 迎奉梓宫”留有余地。他“连疏论丧服不可即戎”, 从而否定了胡寅等人的意见。④ 但是, 他在朝廷奏对时, 则“深言雠耻之大, 反复再三”, 宋高宗表面上也“ 未尝不改容流涕”。⑤ 张浚把握时机, 力劝宋高宗将行在迁至建康府, 以图恢复。
①《会编》卷177 ,1282 页,《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丁酉, 326 ～ 501页。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124, 1632 页,《宋史》卷122《礼志》, 2857 , 页, 卷435《胡寅传》12921 页,《斐然集》卷11《请行三年丧札子》,1137 ～416 页。
③《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3060 页。
④《宋史在》卷28《高宗纪》, 529 页。
⑤ 《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宋史》卷361《张浚传》, 11305 页。
由于宋徽宗已死两年, 事实上已无法行以日易月的正常礼制。于是, 只能以得到宋徽宗凶耗的正月二十五日算起, 到二月七日为小祥,“ 百官拜表, 请听政”。翌日,宋高宗“ 始御几筵殿西庑之素幄, 召辅臣奏事”, 并下诏”巡幸建康”。①（《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己亥、庚子, 326～ 486 页。）
第二节 淮西之变
赵鼎罢相后, 刘光世罢兵权已成水到渠成的事。张浚每次进奏, 都说“刘光世握兵数万, 无复纪律, 沈酣酒色, 不恤国事, 语以恢复, 意气怫然, 宜赐罢斥, 用警将帅”。其他官员也认为刘光世“ 昨退保当涂, 几误大事,〔后〕虽有功, 可以赎过,不宜仍握兵柄”, 又说他“军律不整, 土卒恣横”。宋高宗也同意他们的意见。刘光世胸无大志, 厌于统兵, 乐于酒色, 贪于财宝。他听到一些风声, 便主动上奏,“引疾乞祠”, 请求宫观闲职。宋高宗在前往建康府的途中, 给刘光世一道手诏说:“ 卿忠贯神明, 功存社稷, 朕方依赖, 以济多艰。俟至建康, 召卿奏事, 其余曲折, 并俟面言。”②此诏施展帝王的南面之术,旨在稳住刘光世及其所率行营左护军的军心。左护军是当时宋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之一, 有五万二千余人的兵力, ③ 驻守淮西, 又是南宋前沿的四大军区之一。
②《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庚申, 326 ～492 页。
③ 《鄂国金佗续编》卷8《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礼》,1250 页。
岳飞在1136 年(绍兴六年) 岁末和翌年初, 接到宋廷发出的省札,命他前往行朝“奏事”。① 二月八日, 即宋高宗开始听政的日子, 岳飞抵达平江府, 次日便至“ 内殿引对”。② 在南宋初的五大将中, 岳飞年龄最小, 资历最浅, 而又升迁最速,在近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 他已成为最引入注目的一颗将星, 皇帝最器重的武帅。在“ 引对”之际, 宋高宗随便问起岳飞是否有良马,岳飞大约也听到一些有关刘光世的风闻, 便以良马为喻, 说自己过去所乘的是良马, 而如今所乘的却是驽马。“寡取易盈, 好逞易穷, 驽钝之材也”。“受大而不苟取, 力裕而不求逞, 致远之材也”。宋高宗听后, 颇表赞赏。③
几天以后, 宋高宗与宰执们议论时, 也涉及岳飞的良马对, 说:“飞今见〔识极〕进, 论议皆可取, 朕〔尝〕谕之, 国家祸变非常, 唯赖将相协力, 以图大业。不可时时规取小利, 遂以奏功, 徒费朝廷爵赏。须各任方面之责, 期于恢复中原, 乃副朕委寄之意。”④ 皇帝趁论功行赏之机, 给岳飞增添太尉的头衔, 并将他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兼营田使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按宋时官制,太尉“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⑤ 宣抚使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遣,“ 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 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 ⑥ 岳飞此次升迁后, 成为与执政同级, 与韩世忠、张俊平列的高官。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8《令赴行在奏事省札》、《再令疾速赴行在奏事省札》, 1246 页。
②《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庚子, 326 ～487 页。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7 ,415 页。
④《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己酉, 326 ～490 页。
⑤《鄂国金佗续编》卷3《再辞免起复大尉仍加食邑不允诏》, 1185 页。
⑥ 《宋会要》职官41 之24～ 25。
岳飞奉命率亲从马军“禁卫从行”,“ 扈从”宋高宗前往建康府。①三月初, 皇帝一行到达丹阳县时, 韩世忠率亲兵朝见, 并与岳飞、杨沂中等将一起护卫宋高宗前行。② 四日, 宋高宗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③ 九日到建康府后, 皇帝又撇开韩世忠, 单独在“ 寝阁”召见岳飞说:“ 中兴之事, 朕一以委卿, 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 其余并受卿节制。”④“ 节制”在宋时含有暂时或间接指挥之意。⑤岳飞统率的岳家军为当时民间的习惯称呼, 其正式番号是行营后护军。按宋高宗的此项命令, 除韩世忠的行营前护军和张俊的行营中护军外,其他各军, 包括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在内, 都归岳飞节制。
将全国大部分兵力归一个将帅指挥, 以大举北伐, 这在深忌武人的宋朝, 是没有先例的, 突出地表现了宋高宗对岳飞的信用。
为首先确定淮西行营左护军的归属, 宋高宗特别给岳飞一道手诏, 以便他前去淮西接管此军之用。他在给刘光世所部统制王德、郦琼等人的这份手诏中说:“ 朕惟兵家之事, 势合则雄。卿等久各宣劳, 朕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 盖将国家之耻, 拯海内之穷。天意昭然, 时不可失, 所宜同心协力, 勉赴功名, 行赏答勋, 当从优厚。听飞号令, 如朕亲行, 倘违斯言, 邦有常宪。”⑥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8《令扈车驾幸建康省札》, 1247 页。
②《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三月癸亥朔, 甲子, 326 ～ 493 页, 已巳、辛未,326～ 494 页。
③《鄂国金佗续编》卷8《令入内内侍省引对省札》, 1248 页。
④《鄂国金佗续编》卷27 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1592 页。
⑤参见《鄂田金佗续编》卷5《朝省行下事件省札》1209 页, 赵荲《朝野类要》卷4《节制》,《知不足斋丛书》本。
⑥ 《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5 页。
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 更渴望抗金功成, 他于十一日上奏说,“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 起于白屋, 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 擢自布衣, 曾未十年, 官至太尉, 品秩比三公, 恩数视二府, 又增重使名, 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 宠荣超躐, 有逾涯分; 今者又蒙益臣军马, 使济恢图”。他提出大举北伐的计划说,“万一得便可入, 则提兵直趋京、洛, 据河阳、陕府、潼关, 以号召五路叛将, 则刘豫必舍汴都, 而走河北, 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 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 亦可便下”。按内定的安排, 岳飞实际上已不单是湖北、京西两路的宣抚使, 而是“宣抚诸路”, 负责京西、陕西、河北、河东诸战区, 只有京东作为韩世忠和张俊两军的战区。岳飞在此奏最后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 奉邀天眷归国, 使宗庙再安, 万姓同欢, 陛下高枕无北顾忧, 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表明自己并不贪恋权势, 准备功成身退。宋高宗看后,当即“ 御批四行”:“ 有臣如此, 顾复何忧。进止之机, 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 无或轻杀, 拂朕至意。”①
宋高宗决意重用岳飞, 看来是出于相当复杂的心理因素。十一年来, 他从未断绝过对金屈膝求和之念, 虽然频繁地派遣使者, 而和议的希望却相当渺茫。自己的父亲成了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怨鬼, 这对宋高宗也多少是个刺激。他在离平江府前下诏说:“ 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 欲报之德, 昊天罔极。孝子不获养其亲, 人情之至痛也, 朕有甚焉, 抱恨终身, 曷其穷也!”② 这也反映了他报杀父之仇的一点不强的心愿。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1 , 1143 页。
② 《会编》卷177 , 1282 页。
赵鼎罢相后, 刘光世罢兵权已成水到渠成的事。张浚每次进奏, 都说“刘光世握兵数万, 无复纪律, 沈酣酒色, 不恤国事, 语以恢复, 意气怫然, 宜赐罢斥, 用警将帅”。其他官员也认为刘光世“ 昨退保当涂, 几误大事,〔后〕虽有功, 可以赎过,不宜仍握兵柄”, 又说他“军律不整, 土卒恣横”。宋高宗也同意他们的意见。刘光世胸无大志, 厌于统兵, 乐于酒色, 贪于财宝。他听到一些风声, 便主动上奏,“引疾乞祠”, 请求宫观闲职。宋高宗在前往建康府的途中, 给刘光世一道手诏说:“ 卿忠贯神明, 功存社稷, 朕方依赖, 以济多艰。俟至建康, 召卿奏事, 其余曲折, 并俟面言。”②此诏施展帝王的南面之术,旨在稳住刘光世及其所率行营左护军的军心。左护军是当时宋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之一, 有五万二千余人的兵力, ③ 驻守淮西, 又是南宋前沿的四大军区之一。
②《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庚申, 326 ～492 页。
③ 《鄂国金佗续编》卷8《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礼》,1250 页。
岳飞在1136 年(绍兴六年) 岁末和翌年初, 接到宋廷发出的省札,命他前往行朝“奏事”。① 二月八日, 即宋高宗开始听政的日子, 岳飞抵达平江府, 次日便至“ 内殿引对”。② 在南宋初的五大将中, 岳飞年龄最小, 资历最浅, 而又升迁最速,在近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 他已成为最引入注目的一颗将星, 皇帝最器重的武帅。在“ 引对”之际, 宋高宗随便问起岳飞是否有良马,岳飞大约也听到一些有关刘光世的风闻, 便以良马为喻, 说自己过去所乘的是良马, 而如今所乘的却是驽马。“寡取易盈, 好逞易穷, 驽钝之材也”。“受大而不苟取, 力裕而不求逞, 致远之材也”。宋高宗听后, 颇表赞赏。③
几天以后, 宋高宗与宰执们议论时, 也涉及岳飞的良马对, 说:“飞今见〔识极〕进, 论议皆可取, 朕〔尝〕谕之, 国家祸变非常, 唯赖将相协力, 以图大业。不可时时规取小利, 遂以奏功, 徒费朝廷爵赏。须各任方面之责, 期于恢复中原, 乃副朕委寄之意。”④ 皇帝趁论功行赏之机, 给岳飞增添太尉的头衔, 并将他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兼营田使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按宋时官制,太尉“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⑤ 宣抚使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遣,“ 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 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 ⑥ 岳飞此次升迁后, 成为与执政同级, 与韩世忠、张俊平列的高官。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8《令赴行在奏事省札》、《再令疾速赴行在奏事省札》, 1246 页。
②《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庚子, 326 ～487 页。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7 ,415 页。
④《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己酉, 326 ～490 页。
⑤《鄂国金佗续编》卷3《再辞免起复大尉仍加食邑不允诏》, 1185 页。
⑥ 《宋会要》职官41 之24～ 25。
岳飞奉命率亲从马军“禁卫从行”,“ 扈从”宋高宗前往建康府。①三月初, 皇帝一行到达丹阳县时, 韩世忠率亲兵朝见, 并与岳飞、杨沂中等将一起护卫宋高宗前行。② 四日, 宋高宗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③ 九日到建康府后, 皇帝又撇开韩世忠, 单独在“ 寝阁”召见岳飞说:“ 中兴之事, 朕一以委卿, 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 其余并受卿节制。”④“ 节制”在宋时含有暂时或间接指挥之意。⑤岳飞统率的岳家军为当时民间的习惯称呼, 其正式番号是行营后护军。按宋高宗的此项命令, 除韩世忠的行营前护军和张俊的行营中护军外,其他各军, 包括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在内, 都归岳飞节制。
将全国大部分兵力归一个将帅指挥, 以大举北伐, 这在深忌武人的宋朝, 是没有先例的, 突出地表现了宋高宗对岳飞的信用。
为首先确定淮西行营左护军的归属, 宋高宗特别给岳飞一道手诏, 以便他前去淮西接管此军之用。他在给刘光世所部统制王德、郦琼等人的这份手诏中说:“ 朕惟兵家之事, 势合则雄。卿等久各宣劳, 朕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 盖将国家之耻, 拯海内之穷。天意昭然, 时不可失, 所宜同心协力, 勉赴功名, 行赏答勋, 当从优厚。听飞号令, 如朕亲行, 倘违斯言, 邦有常宪。”⑥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8《令扈车驾幸建康省札》, 1247 页。
②《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三月癸亥朔, 甲子, 326 ～ 493 页, 已巳、辛未,326～ 494 页。
③《鄂国金佗续编》卷8《令入内内侍省引对省札》, 1248 页。
④《鄂国金佗续编》卷27 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1592 页。
⑤参见《鄂田金佗续编》卷5《朝省行下事件省札》1209 页, 赵荲《朝野类要》卷4《节制》,《知不足斋丛书》本。
⑥ 《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5 页。
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 更渴望抗金功成, 他于十一日上奏说,“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 起于白屋, 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 擢自布衣, 曾未十年, 官至太尉, 品秩比三公, 恩数视二府, 又增重使名, 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 宠荣超躐, 有逾涯分; 今者又蒙益臣军马, 使济恢图”。他提出大举北伐的计划说,“万一得便可入, 则提兵直趋京、洛, 据河阳、陕府、潼关, 以号召五路叛将, 则刘豫必舍汴都, 而走河北, 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 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 亦可便下”。按内定的安排, 岳飞实际上已不单是湖北、京西两路的宣抚使, 而是“宣抚诸路”, 负责京西、陕西、河北、河东诸战区, 只有京东作为韩世忠和张俊两军的战区。岳飞在此奏最后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 奉邀天眷归国, 使宗庙再安, 万姓同欢, 陛下高枕无北顾忧, 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表明自己并不贪恋权势, 准备功成身退。宋高宗看后,当即“ 御批四行”:“ 有臣如此, 顾复何忧。进止之机, 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 无或轻杀, 拂朕至意。”①
宋高宗决意重用岳飞, 看来是出于相当复杂的心理因素。十一年来, 他从未断绝过对金屈膝求和之念, 虽然频繁地派遣使者, 而和议的希望却相当渺茫。自己的父亲成了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怨鬼, 这对宋高宗也多少是个刺激。他在离平江府前下诏说:“ 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 欲报之德, 昊天罔极。孝子不获养其亲, 人情之至痛也, 朕有甚焉, 抱恨终身, 曷其穷也!”② 这也反映了他报杀父之仇的一点不强的心愿。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1 , 1143 页。
② 《会编》卷177 , 1282 页。
刘豫不过是他的臣子, 如今依仗金人之势,企图消灭南宋, 无所不用其极, 包括搜罗宋高宗个人的秽行丑闻, 称之为“亡宋遗孽康王”, 公然出文榜声讨。① 宋高宗受昔日臣子的公开侮辱, 也不免愤愤然。他曾在给岳飞的一份手诏中说:“古之人见无礼于君者, 必思有以杀之。今刘豫、刘麟四出文榜, 指朕为孽庶首恶, 毁斥诟骂, 无所不至。朕固不德, 有以招致此言, 卿蒙被国恩, 尚忍闻之不动心乎? 备录全文, 密以示卿, 主辱臣死, 卿其念之。”② 从此诏看, 愤懑之情, 溢于言表。他考虑再三, 欲北伐成功, 自然非岳飞莫属,而交付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娶杨沂中等人统领此军, 是否合适, 其实不过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 通知岳飞而已。耿直的岳飞直率地列举理由回答, 他们都不是合适的人选, 认为处置不当,“ 变乱反掌间耳”。张浚艴然而怒, 说:“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岳飞也气愤地回答:“ 都督以正问, 飞不敢不尽其愚, 然岂以得兵为计耶!”① 两人不欢而散。
岳飞对宋高宗君臣的出尔反尔,愤慨已极, 他一怒之下,便不再回本军驻地鄂州( 治今湖北武汉武昌) , 而径上江州(治今江西九江) 庐山, 在东林寺为亡母姚氏守孝, 并接连上奏, 以“与宰相议不合”② 等理由, 请求辞职, 解除其兵柄。
张浚更打算乘机罢免岳飞, 他屡次上奏, 说“ 岳飞积虑,专在并兵, 奏牍求去, 意在要君”, ③ 并立即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前往鄂州, 出任湖北、京西宣抚判官, 准备取代岳飞。④ 秦桧当然是同意张浚的处置。但为了自己政治地位的万无一失, 又必须窥测皇帝的意向。
刘光世在三月下旬回到行朝后,便以少保、兼三镇节度使的虚衔“充万寿观使, 奉朝请”, 张浚当即按预定计划, 派吕祉“节制”行营左护军。⑤
①《鄂国金佗粹编》卷7 ,427 页。
②《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26 ～505 页。
③《宋史》卷28《高宗纪》, 530 页。
④《会编》卷178 ,1286 页, 卷199《秀水闲居录》, 1435 页,《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庚戌, 326～ 504 页。
⑤ 《会编》卷177 , 1283 页,《要录》巷109 绍兴七年三月甲申, 326 ～ 498页。
张浚又亲“往太平州( 治今安徽当涂) 、淮西视师”。①
宋高宗对岳飞的辞职也十分震怒。在专制帝王看来, 臣僚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自己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的一切命令, 岳飞提出辞呈, 分明是不守臣规。他在召见左司谏陈公辅时, 隐瞒了自己和宰执取消岳飞并统左护军之命的事实真相, 反而指责岳飞骄横跋扈。陈公辅退班后, 仔细考虑了皇帝的谈话, 便上奏说:“昨亲奉圣语, 说及岳飞。前此采诸人言, 皆谓飞忠义可用, 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 只是所见有异, 望陛下加察。然飞本粗人, 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 往往谓其余大将或以兵为乐, 坐廷岁月, 我必欲胜之。又以刘豫不足平, 要当以十万横截敌境, 使敌不能援, 势孤自败, 则中原必得, 此亦是一说。陛下且当示以不疑,与之反复诘难。”② 陈公辅虽然不明真情, 但他的上奏还是婉转地为岳飞说情, 希望皇帝予以谅解。
宋高宗权衡利害得失, 也深知目前解除岳飞的兵柄, 时机并不成熟, 故只能再三下诏, 敦促岳飞出山。他在一份手诏中说:“再览来奏, 欲持余服, 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 志在国家, 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张浚已过淮西视师, 卿可急往, 商议军事, 勿复再有陈请”。③ 宋廷还严令岳飞部将王贵和幕僚李若虚前往庐山敦请。岳飞在无可奈何之中, 于六月重返行朝, 向本来理亏的皇帝“具表待罪”, 说“ 臣妄有奏陈乞骸之罪”, 请求“ 明正典刑, 以示天下”。④
①《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26 ～504 页。
②《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26 ～505 页。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1 ,16 页。
④ 《会编》卷178 , 1288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3《上章乞骸有旨不允继赴行在入见待罪降诏慰谕》, 1186 页。
岳飞对宋高宗君臣的出尔反尔,愤慨已极, 他一怒之下,便不再回本军驻地鄂州( 治今湖北武汉武昌) , 而径上江州(治今江西九江) 庐山, 在东林寺为亡母姚氏守孝, 并接连上奏, 以“与宰相议不合”② 等理由, 请求辞职, 解除其兵柄。
张浚更打算乘机罢免岳飞, 他屡次上奏, 说“ 岳飞积虑,专在并兵, 奏牍求去, 意在要君”, ③ 并立即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前往鄂州, 出任湖北、京西宣抚判官, 准备取代岳飞。④ 秦桧当然是同意张浚的处置。但为了自己政治地位的万无一失, 又必须窥测皇帝的意向。
刘光世在三月下旬回到行朝后,便以少保、兼三镇节度使的虚衔“充万寿观使, 奉朝请”, 张浚当即按预定计划, 派吕祉“节制”行营左护军。⑤
①《鄂国金佗粹编》卷7 ,427 页。
②《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26 ～505 页。
③《宋史》卷28《高宗纪》, 530 页。
④《会编》卷178 ,1286 页, 卷199《秀水闲居录》, 1435 页,《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庚戌, 326～ 504 页。
⑤ 《会编》卷177 , 1283 页,《要录》巷109 绍兴七年三月甲申, 326 ～ 498页。
张浚又亲“往太平州( 治今安徽当涂) 、淮西视师”。①
宋高宗对岳飞的辞职也十分震怒。在专制帝王看来, 臣僚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自己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的一切命令, 岳飞提出辞呈, 分明是不守臣规。他在召见左司谏陈公辅时, 隐瞒了自己和宰执取消岳飞并统左护军之命的事实真相, 反而指责岳飞骄横跋扈。陈公辅退班后, 仔细考虑了皇帝的谈话, 便上奏说:“昨亲奉圣语, 说及岳飞。前此采诸人言, 皆谓飞忠义可用, 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 只是所见有异, 望陛下加察。然飞本粗人, 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 往往谓其余大将或以兵为乐, 坐廷岁月, 我必欲胜之。又以刘豫不足平, 要当以十万横截敌境, 使敌不能援, 势孤自败, 则中原必得, 此亦是一说。陛下且当示以不疑,与之反复诘难。”② 陈公辅虽然不明真情, 但他的上奏还是婉转地为岳飞说情, 希望皇帝予以谅解。
宋高宗权衡利害得失, 也深知目前解除岳飞的兵柄, 时机并不成熟, 故只能再三下诏, 敦促岳飞出山。他在一份手诏中说:“再览来奏, 欲持余服, 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 志在国家, 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张浚已过淮西视师, 卿可急往, 商议军事, 勿复再有陈请”。③ 宋廷还严令岳飞部将王贵和幕僚李若虚前往庐山敦请。岳飞在无可奈何之中, 于六月重返行朝, 向本来理亏的皇帝“具表待罪”, 说“ 臣妄有奏陈乞骸之罪”, 请求“ 明正典刑, 以示天下”。④
①《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26 ～504 页。
②《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26 ～505 页。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1 ,16 页。
④ 《会编》卷178 , 1288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3《上章乞骸有旨不允继赴行在入见待罪降诏慰谕》, 1186 页。
宋高宗回答岳飞的, 是一番形似宽慰, 实则儆戒的话:“卿前日奏陈轻率, 朕实不怒卿。若怒卿, 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 惟有剑耳! 所以复令卿典军, 任卿以恢复之事者, 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皇帝的话其实已隐隐透露出杀机。秦桧看到岳飞居然重新掌军, 则表示了“忿忿之意”。①
事实上, 宋高宗和岳飞君臣之间的裂痕已无可弥合, 皇帝只是一时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应付和酬酢而已。
岳飞回到鄂州, 他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 又上奏请求率本军北伐。他说,“ 陛下审重此举, 累年于兹, 虽尝分命将臣, 鼎峙江、汉, 而皆仅令自守以待敌, 不敢远攻而求胜。是以天下忠愤之气, 日以沮丧; 中原来苏之望, 日以衰息”。“臣待罪阃外, 不能宣国威灵, 克殄小丑”,“敢逃司败之诛”! 他提醒皇帝, 不要忘记单独召见自己的“ 寝阁之命”,“何至今日, 尚未决策北向。臣愿因此时, 上禀成算, 不烦济师, 只以本军进讨, 庶少塞豆官之咎”。“ 万全之效, 兹焉可必”。② 真可谓一片忠诚之言, 发自肺腑。
宋高宗看到此奏, 不免有点自恧, 他发回复手诏说,“览卿来奏, 备见忠诚”。“ 恢复之事, 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 如卿一军士马精锐, 纪律修明, 鼓而用之, 可保全胜, 卿其勉之, 副朕注意”。③与几个月前相比, 勉强敷衍的神情已跃然纸上。岳飞的精士健马正准备出击, 淮西兵变便暴发了。
①《会编》卷178 ,1288 页,《要录》卷112 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326 ～ 525
页。
②《鄂国金佗粹编》卷12《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859 页。
③ 《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7 页。
原来张浚将行营左护军作为都督府直属部队的企图, 遭到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的反对,“以握兵为督府之嫌”, 台谏官也提出相同的建议, 张浚不得不作让步, 宋廷于五月发表王德任此军都统制, 郦琼任副都统制。王德为人粗悍, 郦琼伙同诸将上告, 宋廷又不得不把王德所部八千人马调回建康府。①
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在庐州“ 节制”左护军。此人其实是个善于纸上谈兵的角色,“无驭将治军之才”, 他自称“若专总一军, 当生擒刘豫父子, 然后尽复故疆”。尽管一些官员对他提出非议, 但张浚却对他十分信用。② 吕祉在淮西军中, 沿袭宋朝重文轻武的积习, 对诸将傲慢无礼。郦琼阴蓄异志,乘机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吕祉发现形势不妙, 便密奏朝廷,请求另派大军进驻淮西, 削除郦琼的兵权。不料事机不密,他的上奏竟被书吏泄漏给郦琼。宋廷发表张浚出任淮西宣抚使, 杨沂中出任制置使, 此讯传到军中, 恰好成为事变的导火线。③ 八月八日, 郦琼发动兵变, 杀吕祉等人, 裹胁全军四万余人北上, 投降伪齐。④
①《会编》卷178 ,1287 页, 卷212 , 1528 页,《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三月丁亥, 32～ 498 页, 卷111 绍兴七年五月乙丑, 326 ～ 507 页, 甲申, 326 ～ 514 页, 六月戊申, 326 ～ 519 页, 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戊戌注, 326 ～ 536 页, 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甲午, 326 ～576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周密《齐东野语》卷2《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淮西之变》, 24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会编》卷177 ,1283 页, 卷178 , 1287 页,《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三月甲申, 326 ～498 页, 卷111 绍兴七年五月壬午, 326 ～ 511 页, 六月戊申, 326 ～ 519页,《宋史》卷375《张守传》, 11616 页, 张荴《南轩先生文集》卷38《王司谏墓志铭》, 清咸丰刻本。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1 ,18 页。
④ 《会编》卷178 , 1287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乙末、戊戌、壬寅,326～ 533 至538 页,《齐东野语》卷2《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淮西之变》, 25 页,《宋史》卷370《吕祉传》, 11510 页。
淮西之变犹如晴天霹雳, 使南宋朝野为之震惊, 执政辈 “ 皆惶恐失措”。① 南宋前沿四大军区之一, 一时竟成无兵无防的空白状态。惊慌失措的宋高宗急忙给郦琼等人下诏, 宣布“以前犯罪, 不以大小, 一切不问, 并与赦除”。② 他还特别给岳飞下手诏说。“闻琼与卿同乡里, 又素服卿之威望, 卿宜为朕选一、二可委人, 持书与琼, 晓以朕意: 若能率众还归, 不特已前罪犯一切不问, 当优授官爵, 更加于前”。“卿是国之大将, 朕所倚注, 凡朕所怀, 卿之所悉, 可子细喻琼, 使其洞然无疑, 复为忠义, 在卿一言也”。③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郦琼给岳飞回信中说, 自己对伪齐“ 投身效命”, 已“ 合得其所”。④
淮西之变证实了岳飞的先见之明,却只能给他带来更深沉的痛苦。宋高宗又另下手诏说:“ 淮西兵叛, 事既异前, 未遑急举。”⑤ 一笔勾销了他的北伐计划。
此次兵变, 无疑是宋高宗君臣取消岳飞节制左护军的成命, 而自食恶果。但宋高宗却并未从中得到正确的教训, 反而加深了对武将的猜忌。在四年以前, 宋高宗曾说:“议者多言诸大将不宜益兵。汉高祖定天下, 诸将兵至十数万, 未尝以为疑, 故能成功。”⑥
①《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46 页。
②《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辛丑, 326 ～537 页。
③《鄂国金佗续编》卷1 ,1148 页。
④《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47 页。
⑤《鄂国金佗粹编》卷2 ,19 页。
⑥《要录》卷68 绍兴三年九月戊辰, 325 ～ 884 页。
然而在事变的下一年, 岳飞“乞增兵”时, 他又换了另一种腔调说话:“上流地分诚阔远, 宁与减地分, 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 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 尾大必掉, 古人所戒。今之事势虽未至此, 然与其添与大将, 不若别置数项军马, 庶几缓急之际, 易为分合也。”①（《金史》卷128《张奕传》, 2761 页,《会编》卷183 , 1325 页,《要录》卷118绍兴八年正月辛丑, 326 ～594 页。）
监察御史张戒在一次“入对”时,说“ 诸将权太重”, 宋高宗说:“ 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 然聚则强, 分则弱, 虽然分, 未可也。”张戒说:“ 去岁罢刘光世, 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宋高宗说:“ 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张戒说“: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宋高宗说:“一、二年间自可了。”②（《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五月戊子, 326～ 613 页, 熊克《中兴小纪》卷24 ,313～ 1030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宋高宗既然一心一意地盘算着在一两年内用“抚循偏裨”的办法, 分大将之兵权, 其对金政策自然只能立足于和, 而决不能立足于战。
事实上, 宋高宗和岳飞君臣之间的裂痕已无可弥合, 皇帝只是一时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应付和酬酢而已。
岳飞回到鄂州, 他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 又上奏请求率本军北伐。他说,“ 陛下审重此举, 累年于兹, 虽尝分命将臣, 鼎峙江、汉, 而皆仅令自守以待敌, 不敢远攻而求胜。是以天下忠愤之气, 日以沮丧; 中原来苏之望, 日以衰息”。“臣待罪阃外, 不能宣国威灵, 克殄小丑”,“敢逃司败之诛”! 他提醒皇帝, 不要忘记单独召见自己的“ 寝阁之命”,“何至今日, 尚未决策北向。臣愿因此时, 上禀成算, 不烦济师, 只以本军进讨, 庶少塞豆官之咎”。“ 万全之效, 兹焉可必”。② 真可谓一片忠诚之言, 发自肺腑。
宋高宗看到此奏, 不免有点自恧, 他发回复手诏说,“览卿来奏, 备见忠诚”。“ 恢复之事, 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 如卿一军士马精锐, 纪律修明, 鼓而用之, 可保全胜, 卿其勉之, 副朕注意”。③与几个月前相比, 勉强敷衍的神情已跃然纸上。岳飞的精士健马正准备出击, 淮西兵变便暴发了。
①《会编》卷178 ,1288 页,《要录》卷112 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326 ～ 525
页。
②《鄂国金佗粹编》卷12《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859 页。
③ 《鄂国金佗粹编》卷1 , 17 页。
原来张浚将行营左护军作为都督府直属部队的企图, 遭到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的反对,“以握兵为督府之嫌”, 台谏官也提出相同的建议, 张浚不得不作让步, 宋廷于五月发表王德任此军都统制, 郦琼任副都统制。王德为人粗悍, 郦琼伙同诸将上告, 宋廷又不得不把王德所部八千人马调回建康府。①
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在庐州“ 节制”左护军。此人其实是个善于纸上谈兵的角色,“无驭将治军之才”, 他自称“若专总一军, 当生擒刘豫父子, 然后尽复故疆”。尽管一些官员对他提出非议, 但张浚却对他十分信用。② 吕祉在淮西军中, 沿袭宋朝重文轻武的积习, 对诸将傲慢无礼。郦琼阴蓄异志,乘机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吕祉发现形势不妙, 便密奏朝廷,请求另派大军进驻淮西, 削除郦琼的兵权。不料事机不密,他的上奏竟被书吏泄漏给郦琼。宋廷发表张浚出任淮西宣抚使, 杨沂中出任制置使, 此讯传到军中, 恰好成为事变的导火线。③ 八月八日, 郦琼发动兵变, 杀吕祉等人, 裹胁全军四万余人北上, 投降伪齐。④
①《会编》卷178 ,1287 页, 卷212 , 1528 页,《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三月丁亥, 32～ 498 页, 卷111 绍兴七年五月乙丑, 326 ～ 507 页, 甲申, 326 ～ 514 页, 六月戊申, 326 ～ 519 页, 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戊戌注, 326 ～ 536 页, 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甲午, 326 ～576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 周密《齐东野语》卷2《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淮西之变》, 24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会编》卷177 ,1283 页, 卷178 , 1287 页,《要录》卷109 绍兴七年三月甲申, 326 ～498 页, 卷111 绍兴七年五月壬午, 326 ～ 511 页, 六月戊申, 326 ～ 519页,《宋史》卷375《张守传》, 11616 页, 张荴《南轩先生文集》卷38《王司谏墓志铭》, 清咸丰刻本。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1 ,18 页。
④ 《会编》卷178 , 1287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乙末、戊戌、壬寅,326～ 533 至538 页,《齐东野语》卷2《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淮西之变》, 25 页,《宋史》卷370《吕祉传》, 11510 页。
淮西之变犹如晴天霹雳, 使南宋朝野为之震惊, 执政辈 “ 皆惶恐失措”。① 南宋前沿四大军区之一, 一时竟成无兵无防的空白状态。惊慌失措的宋高宗急忙给郦琼等人下诏, 宣布“以前犯罪, 不以大小, 一切不问, 并与赦除”。② 他还特别给岳飞下手诏说。“闻琼与卿同乡里, 又素服卿之威望, 卿宜为朕选一、二可委人, 持书与琼, 晓以朕意: 若能率众还归, 不特已前罪犯一切不问, 当优授官爵, 更加于前”。“卿是国之大将, 朕所倚注, 凡朕所怀, 卿之所悉, 可子细喻琼, 使其洞然无疑, 复为忠义, 在卿一言也”。③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郦琼给岳飞回信中说, 自己对伪齐“ 投身效命”, 已“ 合得其所”。④
淮西之变证实了岳飞的先见之明,却只能给他带来更深沉的痛苦。宋高宗又另下手诏说:“ 淮西兵叛, 事既异前, 未遑急举。”⑤ 一笔勾销了他的北伐计划。
此次兵变, 无疑是宋高宗君臣取消岳飞节制左护军的成命, 而自食恶果。但宋高宗却并未从中得到正确的教训, 反而加深了对武将的猜忌。在四年以前, 宋高宗曾说:“议者多言诸大将不宜益兵。汉高祖定天下, 诸将兵至十数万, 未尝以为疑, 故能成功。”⑥
①《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46 页。
②《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辛丑, 326 ～537 页。
③《鄂国金佗续编》卷1 ,1148 页。
④《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47 页。
⑤《鄂国金佗粹编》卷2 ,19 页。
⑥《要录》卷68 绍兴三年九月戊辰, 325 ～ 884 页。
然而在事变的下一年, 岳飞“乞增兵”时, 他又换了另一种腔调说话:“上流地分诚阔远, 宁与减地分, 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 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 尾大必掉, 古人所戒。今之事势虽未至此, 然与其添与大将, 不若别置数项军马, 庶几缓急之际, 易为分合也。”①（《金史》卷128《张奕传》, 2761 页,《会编》卷183 , 1325 页,《要录》卷118绍兴八年正月辛丑, 326 ～594 页。）
监察御史张戒在一次“入对”时,说“ 诸将权太重”, 宋高宗说:“ 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 然聚则强, 分则弱, 虽然分, 未可也。”张戒说:“ 去岁罢刘光世, 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宋高宗说:“ 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张戒说“: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宋高宗说:“一、二年间自可了。”②（《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五月戊子, 326～ 613 页, 熊克《中兴小纪》卷24 ,313～ 1030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宋高宗既然一心一意地盘算着在一两年内用“抚循偏裨”的办法, 分大将之兵权, 其对金政策自然只能立足于和, 而决不能立足于战。
第三节 赵鼎复相
淮西之变使志大才疏的张浚成为众夭之的。台谏官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弹劾奏章。御史中丞周秘指责张浚“轻而无谋, 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 而惟恃其权; 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 若怒而喜, 虽本无疑贰者, 皆使有疑贰之心。予而复夺, 夺而复予, 虽本无怨望者, 皆使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 使上下有睽隔之情; 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志”。③
③ 《会编》卷179 , 1292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乙卯, 326 ～ 541页, 卷114 绍兴七年九月乙丑, 326 ～ 545 页。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抨击张浚“轻脱寡谋, 失机败事”, 必须对当年富平之败和今日的淮西之变承担罪责。① 但平心而论, 罢刘光世兵权, 本来“ 未为不是, 但分付得他兵马无著落”, 终于酿成了巨祸, 而张浚自然成为“归罪”的对象。②
枢密使秦桧对此次兵变, 本来也负有不可推诿的罪责,但因为他行事诡秘, 深藏幕后, 事事处处把张浚推在第一线,不但没有挨一支弹劾之箭, 反而凯觎着行将空缺的相位。张浚虽曾引荐秦桧, 但共事大半年后, 也对秦桧的奸诈本性有所觉察。当年六月盛暑时, 参知政事张守曾私下对张浚说:“ 守向言某(秦桧) 旧德有声, 今与同列, 徐考其人, 似与昔异,晚节不竟, 有患失心, 是将为天下深忧。”张浚深以为然。③
宋高宗在将张浚罢免前, 曾单独召见, 问谁可继承相位,张浚“ 不对。皇帝问:“秦桧何如?”张浚说:“近与共事, 始知其暗。”张浚虽然开始得知秦桧“顾望包藏”, 却为时已晚。宋高宗便决定起用赵鼎, 下令绍兴知府赵鼎充万寿观使、兼侍读,“疾速赴行在”, 并令张浚草拟御批。秦桧原以为张浚罢相, 必定举荐自己, 特意在都堂等待张浚, 并与他长谈。后来看到皇帝派人催促张浚草拟御批, 秦桧方大失所望,“ 色变愈甚”。④
①《会编》卷179 ,1295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丙辰, 326 ～ 541页。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41 页, 3148 页。
③《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8 页,《宋史》卷375《张守传》, 11616 页。
④ 《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甲辰, 326 ～538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宋史》卷361《张浚传》, 11305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24 页,《朱子语类》卷131 ,3145 页。
九月, 张浚罢相, 自绍兴府赶到建康府的赵鼎正式出任左相。赵鼎上台后, 首先对宋高宗建议说:“ 见诸将尤须安靖,使之罔测。不然, 益增其骄蹇之心, 谓朝廷莫敢谁何矣。”① 按照宋朝猜忌武人的传统, 赵鼎认为, 在淮西之变后,更须防止武夫举趾。
张浚虽已罢相, 却并不能平息很多臣僚, 特别是台谏官的激愤, 认为对张浚的处分“未厌公论”。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对时说:“浚之败事, 天下之人皆痛愤切齿, 恨不食其肉。”
御史中丞周秘则说张浚“ 罪大责轻”。②宋高宗本人也对张浚“盛怒”。赵鼎却并未对这位失势的政敌落井下石, 而是采取十分宽厚的态度, 每次奏对, 必“随事开解”。他奏对时提出,“ 欲降一诏, 以安淮西军民”。宋高宗说:“当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 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张浚了,降诏。”赵鼎说“: 浚已落职。”宋高宗说“: 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赵鼎说“: 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宋高宗说:“勤王固已赏之为宰相矣, 功自功, 过自过, 不相掩也。”
数日后, 宋高宗“内降”台谏官弹章的御批说:“ 张浚谪授散官, 安置岭表。”流放炎荒之地, 是宋代对大臣不能再重的处罚。按照宋朝的惯例,“凡御书批出文字, 多在暮夜, 不问早晚, 即时行出。”但赵鼎还是将御批暂时扣压, 他约定执政官共同朝见, 解救张浚。赵鼎对皇帝说:“ 浚所犯不过公罪。”宋高宗说:“是何公罪? 误国如此, 私罪有余。”赵鼎提到了主张暂时保留张浚相位, 而被罢官的宗室、都官员外郎赵令衿, 说:“前日赵令衿之言, 外颇传播, 谓浚之出, 皆诸将之意。今行遣如此之重,外间益疑矣。”宋高宗说:“ 安有此理? 若宰相出入, 出于诸将, 即唐末、五代衰乱之风, 今幸未至于此。”赵鼎说:“虽非诸将之言, 今谪浚如此, 亦足少快诸将之意。”宋高宗说:“此不恤也!”参知政事张守说:“ 浚为陛下捍两淮, 宣力勤劳。前此罢刘光世, 正以其众乌合不为用, 今具验矣。群臣从而媒孽其短, 臣恐后之继者, 必指浚为鉴, 孰肯身任陛下事乎? 且其母老矣, 惟陛下哀怜之。”赵鼎再三为张浚陈情, 说:“浚之罪, 不过失策耳。凡人计谋欲施之际, 岂不思虑, 亦安能保其万全。倘因其一失, 便置之死地, 后虽有奇谋妙算, 谁敢献之? 此事利害, 自关朝廷, 非独私浚也。”
①《会编》卷179 ,1292 页,《要录》卷114 绍兴七年九月壬申, 326 ～ 550页, 丙子, 326～ 55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9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46 页。
② 《会编》卷179 , 1296 页,《要录》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丁酉、戊戌, 326 ～
56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22 页。
宋高宗在赵鼎等人的劝说下, 终于回心转意, 下令将张浚“ 责授左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 贬谪至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居住”。其责词申述了“屈法申恩, 姑投善地,记功闵旧, 忍置严科”之意。赵鼎退朝出宫,对一些官员感叹说:“鼎不负德远( 张浚字) , 德远负鼎。”① 赵鼎力求在营救张浚方面表现自己的大度, 实际上, 其度量也并不太大。
宋高宗对赵鼎说:“卿既还相位, 现任执政去留惟卿。”赵鼎只回答一句:“ 秦桧不可令去。”秦桧由于张浚在罢相时不引荐自己, 怀恨在心, 遂一力讨好赵鼎, 并且不断挑拨离间,说“: 张德远直恁无廉耻,弄坏得淮上事如此, 犹不知去! 及主上传宣来召相公, 方皇恐上马去。”他还放风说,皇帝召赵鼎到行朝, 而张浚故意“ 迟留”, 只是皇帝“ 使人促”, 张浚“始进入”草拟的御批。
①《会编》卷179 ,1298 页,《要录》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326 ～ 561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22 页, 1024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丁己笔录》, 1128 ～746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1 页。
赵鼎原先对秦桧并无好感, 由于秦桧对赵鼎貌似恭顺, 使赵鼎反而倚信秦桧。参知政事张守和陈与义都要求罢官, 并先后得到皇帝的批准。秦桧表面上不得不与张守等人一样“ 求解机务”, 宋高宗对他说:“赵鼎与卿相知, 可以必安。”秦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得以留用的机会, 他下朝后对赵鼎说:“桧得相公如此, 更不敢言去。”当赵鼎与众执政共同劝说皇帝, 减轻对张浚的处分时, 秦桧虽然憎恨张浚, 在表面上也不得不附和说:“臣等前日不敢言, 今日却当言。”① 这个老奸巨猾其实并未为张浚说半句开脱的言词, 却又保持了与赵鼎等人表面上的一致。
对淮西之变持正确态度的文臣,主要有时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的李纲。他上奏详细论述朝廷对淮西一军之“措置失当, 深可痛惜”, 认为“ 相对之宜, 暂辍攻取之谋, 且为固守之计。静以待之, 俟人心之渐宁, 士气之复振, 然后可以行师,顺时而动, 以讫天诛”。他强调说:“ 自古创业、中兴, 艰难之际, 叛将不能无也”, 今淮西一军数万众一旦叛去, 固不为小变。若能应之于后, 亦未足为吾害也”。“ 倘以一时之变, 而议退避, 则车驾一动, 大事去矣。所谓坚圣心之守, 而勿轻动, 在今日为不可后也”。“古语曰, 临大难而不惧, 圣人之勇也”。“深恐退避请和之议复出, 以眩惑圣听, 则大事去矣”。②
①《要录》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362 ～ 562 至563 页,《朱子语类》卷131 , 3145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24页, 1030 页, 卷16 , 110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
② 《梁溪全集》卷99《论淮西军变札子》, 卷100《奏陈利害札子》。
他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而切中要害。然而赵鼎对张浚个人的宽厚, 并不意味着对张浚抗金主张的宽厚。他再相逾月, 并无任何新的措置, 有些朝臣对他提出质询, 赵鼎说:“今日之事, 有如至虚极弱久病之人, 再有所伤, 元气〔必〕耗。自非缓缓温养之, 必致颠覆。方此危迫之际, 唯有安靖不生事, 坐以镇之。若欲大作措置, 焕然一新, 此起死之术也, 非老拙所能。且张德远非不欲有为, 而其效如此, 不量力之过, 亦足为戒矣。”① 赵鼎的意图其实只是对金“安靖不生事”, 决不“ 大作措置”, 而对张浚的抗金措置却“ 一切更改”。②
赵鼎原先就反对将行在迁至建康府。他再相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伙同秦桧,“叶议回跸临安”, 这当然正合宋高宗寡人之意。臣僚们在讨论时, 蒲贽认为行在“ 当择险要之地”, 而勾龙如渊却说“ 当修德而不在险”, 宋高宗说:“以二人之论校之, 如渊为胜矣。”③ 这实际上不过是退居临安, 只图苟安的一种藉口。
①《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 747 页,《要录》卷116 绍兴七年闰十月癸亥, 326 ～569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 页。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50 页。
③ 《要录》卷116 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 326～ 573 页, 卷118 绍兴八年正月戊戌, 326 ～ 593 页,《宋会要》方域2 之14。
李纲得知此事, 连忙上奏谏劝说:“ 今日之事, 岂可因一叛将之故, 望风怯敌, 遽自退屈。果出此谋, 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 莫有固志, 士气销缩, 莫有斗心。虏、伪乘之, 谁为陛下坚守苦战, 以御大敌者”。“偷取目前之安, 不顾异时噬脐之悔, 非策之得者”。“ 今幸疆场未有警急之报, 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 备军政, 审号令, 明赏罚, 益务固守, 而遽为此扰扰, 弃前功, 蹈后患, 以自趋于祸败, 岂不重可惜哉”! 他还专门写信给赵鼎, 陈述前议。说自己“ 深虑”“避退讲和之说复行, 则宗社安危, 未可知也”。然而忠言逆耳, 宋高宗对李纲极感腻烦和厌恶, 下令将他再次罢官。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饱经忧患和挫折的李纲又受到了一次打击。①
参知政事张守尚未去位, 他对宋高宗说:“ 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 江流险闹, 气象雄伟, 正宜据〔要会〕以经理中原, 依险阻以捍御强敌, 可为别都, 以图恢复。”他与赵鼎在都省议论“不合”, 又对皇帝说:“陛下至建康, 席未及暖, 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 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 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赵鼎“持不可”, 张守只能最后离开政府。②
礼部侍郎陈公辅说:“ 淮西军叛, 正当镇静, 使敌无所窥”。“至于回跸, 则臣愚深以为不可。臣向奏事, 亲闻玉音,谓建康苦不可居, 临安又岂能保”。“ 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 则中兴之功可望”。宋廷也将他罢官外任。③
按照宋高宗和赵鼎、秦桧等人的意图, 南宋行朝终于在1138(绍兴八年) 二月, 迁至临安。④ 后来朱熹批评赵鼎说:“自平江再都建康, 张德远极费调护, 已自定叠了。只因郦琼叛去, 德远罢相, 赵公再入, 忧虞过计, 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 自是不复都金陵矣。”⑤ 行在的搬迁, 正是体现了宋廷苟安一隅的大政方针。
①《要录》卷116 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 326 ～ 57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5 ,161 页,《梁溪全集》卷100《奏陈车驾不宜轻动札子》, 卷123《与赵相公第十三书》。
②《会编》卷183 ,1325 页,《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正月戊戌, 326 ～ 594页,《宋史》卷375《张守传》, 1161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25 页。
③《要录》卷114 绍兴七年九月辛巳, 326～ 556 页, 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丙申, 326 ～561 页,《宋史》卷379《陈公辅传》, 11695 页。
④《会编》卷183 ,1325 页,《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癸亥, 326 ～ 599页, 戊寅, 326 ～601 页。
⑤ 《朱子语类》卷131 , 3141 页。
淮西之变使志大才疏的张浚成为众夭之的。台谏官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弹劾奏章。御史中丞周秘指责张浚“轻而无谋, 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 而惟恃其权; 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 若怒而喜, 虽本无疑贰者, 皆使有疑贰之心。予而复夺, 夺而复予, 虽本无怨望者, 皆使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 使上下有睽隔之情; 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志”。③
③ 《会编》卷179 , 1292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乙卯, 326 ～ 541页, 卷114 绍兴七年九月乙丑, 326 ～ 545 页。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抨击张浚“轻脱寡谋, 失机败事”, 必须对当年富平之败和今日的淮西之变承担罪责。① 但平心而论, 罢刘光世兵权, 本来“ 未为不是, 但分付得他兵马无著落”, 终于酿成了巨祸, 而张浚自然成为“归罪”的对象。②
枢密使秦桧对此次兵变, 本来也负有不可推诿的罪责,但因为他行事诡秘, 深藏幕后, 事事处处把张浚推在第一线,不但没有挨一支弹劾之箭, 反而凯觎着行将空缺的相位。张浚虽曾引荐秦桧, 但共事大半年后, 也对秦桧的奸诈本性有所觉察。当年六月盛暑时, 参知政事张守曾私下对张浚说:“ 守向言某(秦桧) 旧德有声, 今与同列, 徐考其人, 似与昔异,晚节不竟, 有患失心, 是将为天下深忧。”张浚深以为然。③
宋高宗在将张浚罢免前, 曾单独召见, 问谁可继承相位,张浚“ 不对。皇帝问:“秦桧何如?”张浚说:“近与共事, 始知其暗。”张浚虽然开始得知秦桧“顾望包藏”, 却为时已晚。宋高宗便决定起用赵鼎, 下令绍兴知府赵鼎充万寿观使、兼侍读,“疾速赴行在”, 并令张浚草拟御批。秦桧原以为张浚罢相, 必定举荐自己, 特意在都堂等待张浚, 并与他长谈。后来看到皇帝派人催促张浚草拟御批, 秦桧方大失所望,“ 色变愈甚”。④
①《会编》卷179 ,1295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丙辰, 326 ～ 541页。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41 页, 3148 页。
③《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8 页,《宋史》卷375《张守传》, 11616 页。
④ 《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甲辰, 326 ～538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宋史》卷361《张浚传》, 11305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24 页,《朱子语类》卷131 ,3145 页。
九月, 张浚罢相, 自绍兴府赶到建康府的赵鼎正式出任左相。赵鼎上台后, 首先对宋高宗建议说:“ 见诸将尤须安靖,使之罔测。不然, 益增其骄蹇之心, 谓朝廷莫敢谁何矣。”① 按照宋朝猜忌武人的传统, 赵鼎认为, 在淮西之变后,更须防止武夫举趾。
张浚虽已罢相, 却并不能平息很多臣僚, 特别是台谏官的激愤, 认为对张浚的处分“未厌公论”。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对时说:“浚之败事, 天下之人皆痛愤切齿, 恨不食其肉。”
御史中丞周秘则说张浚“ 罪大责轻”。②宋高宗本人也对张浚“盛怒”。赵鼎却并未对这位失势的政敌落井下石, 而是采取十分宽厚的态度, 每次奏对, 必“随事开解”。他奏对时提出,“ 欲降一诏, 以安淮西军民”。宋高宗说:“当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 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张浚了,降诏。”赵鼎说“: 浚已落职。”宋高宗说“: 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赵鼎说“: 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宋高宗说:“勤王固已赏之为宰相矣, 功自功, 过自过, 不相掩也。”
数日后, 宋高宗“内降”台谏官弹章的御批说:“ 张浚谪授散官, 安置岭表。”流放炎荒之地, 是宋代对大臣不能再重的处罚。按照宋朝的惯例,“凡御书批出文字, 多在暮夜, 不问早晚, 即时行出。”但赵鼎还是将御批暂时扣压, 他约定执政官共同朝见, 解救张浚。赵鼎对皇帝说:“ 浚所犯不过公罪。”宋高宗说:“是何公罪? 误国如此, 私罪有余。”赵鼎提到了主张暂时保留张浚相位, 而被罢官的宗室、都官员外郎赵令衿, 说:“前日赵令衿之言, 外颇传播, 谓浚之出, 皆诸将之意。今行遣如此之重,外间益疑矣。”宋高宗说:“ 安有此理? 若宰相出入, 出于诸将, 即唐末、五代衰乱之风, 今幸未至于此。”赵鼎说:“虽非诸将之言, 今谪浚如此, 亦足少快诸将之意。”宋高宗说:“此不恤也!”参知政事张守说:“ 浚为陛下捍两淮, 宣力勤劳。前此罢刘光世, 正以其众乌合不为用, 今具验矣。群臣从而媒孽其短, 臣恐后之继者, 必指浚为鉴, 孰肯身任陛下事乎? 且其母老矣, 惟陛下哀怜之。”赵鼎再三为张浚陈情, 说:“浚之罪, 不过失策耳。凡人计谋欲施之际, 岂不思虑, 亦安能保其万全。倘因其一失, 便置之死地, 后虽有奇谋妙算, 谁敢献之? 此事利害, 自关朝廷, 非独私浚也。”
①《会编》卷179 ,1292 页,《要录》卷114 绍兴七年九月壬申, 326 ～ 550页, 丙子, 326～ 55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19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46 页。
② 《会编》卷179 , 1296 页,《要录》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丁酉、戊戌, 326 ～
56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22 页。
宋高宗在赵鼎等人的劝说下, 终于回心转意, 下令将张浚“ 责授左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 贬谪至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居住”。其责词申述了“屈法申恩, 姑投善地,记功闵旧, 忍置严科”之意。赵鼎退朝出宫,对一些官员感叹说:“鼎不负德远( 张浚字) , 德远负鼎。”① 赵鼎力求在营救张浚方面表现自己的大度, 实际上, 其度量也并不太大。
宋高宗对赵鼎说:“卿既还相位, 现任执政去留惟卿。”赵鼎只回答一句:“ 秦桧不可令去。”秦桧由于张浚在罢相时不引荐自己, 怀恨在心, 遂一力讨好赵鼎, 并且不断挑拨离间,说“: 张德远直恁无廉耻,弄坏得淮上事如此, 犹不知去! 及主上传宣来召相公, 方皇恐上马去。”他还放风说,皇帝召赵鼎到行朝, 而张浚故意“ 迟留”, 只是皇帝“ 使人促”, 张浚“始进入”草拟的御批。
①《会编》卷179 ,1298 页,《要录》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326 ～ 561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22 页, 1024 页,《忠正德文集》卷8《丁己笔录》, 1128 ～746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1 页。
赵鼎原先对秦桧并无好感, 由于秦桧对赵鼎貌似恭顺, 使赵鼎反而倚信秦桧。参知政事张守和陈与义都要求罢官, 并先后得到皇帝的批准。秦桧表面上不得不与张守等人一样“ 求解机务”, 宋高宗对他说:“赵鼎与卿相知, 可以必安。”秦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得以留用的机会, 他下朝后对赵鼎说:“桧得相公如此, 更不敢言去。”当赵鼎与众执政共同劝说皇帝, 减轻对张浚的处分时, 秦桧虽然憎恨张浚, 在表面上也不得不附和说:“臣等前日不敢言, 今日却当言。”① 这个老奸巨猾其实并未为张浚说半句开脱的言词, 却又保持了与赵鼎等人表面上的一致。
对淮西之变持正确态度的文臣,主要有时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的李纲。他上奏详细论述朝廷对淮西一军之“措置失当, 深可痛惜”, 认为“ 相对之宜, 暂辍攻取之谋, 且为固守之计。静以待之, 俟人心之渐宁, 士气之复振, 然后可以行师,顺时而动, 以讫天诛”。他强调说:“ 自古创业、中兴, 艰难之际, 叛将不能无也”, 今淮西一军数万众一旦叛去, 固不为小变。若能应之于后, 亦未足为吾害也”。“ 倘以一时之变, 而议退避, 则车驾一动, 大事去矣。所谓坚圣心之守, 而勿轻动, 在今日为不可后也”。“古语曰, 临大难而不惧, 圣人之勇也”。“深恐退避请和之议复出, 以眩惑圣听, 则大事去矣”。②
①《要录》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362 ～ 562 至563 页,《朱子语类》卷131 , 3145 页,《朱文公文集》卷95 张浚行状,《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24页, 1030 页, 卷16 , 110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1 页。
② 《梁溪全集》卷99《论淮西军变札子》, 卷100《奏陈利害札子》。
他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而切中要害。然而赵鼎对张浚个人的宽厚, 并不意味着对张浚抗金主张的宽厚。他再相逾月, 并无任何新的措置, 有些朝臣对他提出质询, 赵鼎说:“今日之事, 有如至虚极弱久病之人, 再有所伤, 元气〔必〕耗。自非缓缓温养之, 必致颠覆。方此危迫之际, 唯有安靖不生事, 坐以镇之。若欲大作措置, 焕然一新, 此起死之术也, 非老拙所能。且张德远非不欲有为, 而其效如此, 不量力之过, 亦足为戒矣。”① 赵鼎的意图其实只是对金“安靖不生事”, 决不“ 大作措置”, 而对张浚的抗金措置却“ 一切更改”。②
赵鼎原先就反对将行在迁至建康府。他再相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伙同秦桧,“叶议回跸临安”, 这当然正合宋高宗寡人之意。臣僚们在讨论时, 蒲贽认为行在“ 当择险要之地”, 而勾龙如渊却说“ 当修德而不在险”, 宋高宗说:“以二人之论校之, 如渊为胜矣。”③ 这实际上不过是退居临安, 只图苟安的一种藉口。
①《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 747 页,《要录》卷116 绍兴七年闰十月癸亥, 326 ～569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 页。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50 页。
③ 《要录》卷116 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 326～ 573 页, 卷118 绍兴八年正月戊戌, 326 ～ 593 页,《宋会要》方域2 之14。
李纲得知此事, 连忙上奏谏劝说:“ 今日之事, 岂可因一叛将之故, 望风怯敌, 遽自退屈。果出此谋, 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 莫有固志, 士气销缩, 莫有斗心。虏、伪乘之, 谁为陛下坚守苦战, 以御大敌者”。“偷取目前之安, 不顾异时噬脐之悔, 非策之得者”。“ 今幸疆场未有警急之报, 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 备军政, 审号令, 明赏罚, 益务固守, 而遽为此扰扰, 弃前功, 蹈后患, 以自趋于祸败, 岂不重可惜哉”! 他还专门写信给赵鼎, 陈述前议。说自己“ 深虑”“避退讲和之说复行, 则宗社安危, 未可知也”。然而忠言逆耳, 宋高宗对李纲极感腻烦和厌恶, 下令将他再次罢官。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饱经忧患和挫折的李纲又受到了一次打击。①
参知政事张守尚未去位, 他对宋高宗说:“ 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 江流险闹, 气象雄伟, 正宜据〔要会〕以经理中原, 依险阻以捍御强敌, 可为别都, 以图恢复。”他与赵鼎在都省议论“不合”, 又对皇帝说:“陛下至建康, 席未及暖, 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 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 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赵鼎“持不可”, 张守只能最后离开政府。②
礼部侍郎陈公辅说:“ 淮西军叛, 正当镇静, 使敌无所窥”。“至于回跸, 则臣愚深以为不可。臣向奏事, 亲闻玉音,谓建康苦不可居, 临安又岂能保”。“ 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 则中兴之功可望”。宋廷也将他罢官外任。③
按照宋高宗和赵鼎、秦桧等人的意图, 南宋行朝终于在1138(绍兴八年) 二月, 迁至临安。④ 后来朱熹批评赵鼎说:“自平江再都建康, 张德远极费调护, 已自定叠了。只因郦琼叛去, 德远罢相, 赵公再入, 忧虞过计, 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 自是不复都金陵矣。”⑤ 行在的搬迁, 正是体现了宋廷苟安一隅的大政方针。
①《要录》卷116 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 326 ～ 57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5 ,161 页,《梁溪全集》卷100《奏陈车驾不宜轻动札子》, 卷123《与赵相公第十三书》。
②《会编》卷183 ,1325 页,《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正月戊戌, 326 ～ 594页,《宋史》卷375《张守传》, 11616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 1025 页。
③《要录》卷114 绍兴七年九月辛巳, 326～ 556 页, 卷115 绍兴七年十月丙申, 326 ～561 页,《宋史》卷379《陈公辅传》, 11695 页。
④《会编》卷183 ,1325 页,《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癸亥, 326 ～ 599页, 戊寅, 326 ～601 页。
⑤ 《朱子语类》卷131 , 3141 页。
第四节 金废伪齐及其余波
郦琼率四万余人投降伪齐, 无疑壮大了伪齐的声势。刘豫喜出望外,“乃命粉饰门墙, 一新从卫, 增置仪仗, 以侍其来”。郦琼到开封后, 刘豫“御文德殿引见”, 对降将们予以优礼, 授以高官。刘豫特命户部侍郎冯长宁出使金朝, 说“郦琼全军请降”,“具陈过江自效之理”。请求以郦琼为向导,“并力南下”。然而金廷的第一个反应是以防止郦琼“ 诈降”为名, 下令解散原行营左护军的四万余人马。①
原来金廷正酝酿废立伪齐, 根本无意于利用郦琼投降之机, 进攻南宋。在女真贵族的派系倾轧之中, 作为完颜粘罕(宗翰)心腹的尚书左丞高庆裔, 在不久前“有罪伏诛”, 接着是完颜粘罕(宗翰) 本人“恚闷而死”。② 刘豫的靠山崩坍后,尽管女真贵族中又有新的派系斗争, 但大家对伪齐的态度却颇为一致,认为这个政权应当寿终正寝了。他们害怕刘豫实力的壮大, 有碍于废立, 所以急忙下了解散原左护军的命令。
①《会编》卷178 ,1291 页, 卷180 , 1305 页, 卷181《伪豫传》, 1312 页, 卷182《金虏节要》, 1323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乙巳, 326 ～538 页, 卷114绍兴七年九月, 326～ 558 页,《宋史》卷475《刘豫传》, 13801 页。
② 《金史》卷4《熙宗纪》, 71 页《会编》卷178 , 1289 页,《要录》卷111 绍兴七年夏, 326 ～ 522 页, 卷112 绍兴七年七月辛巳, 326～ 529 页。
1137 年(宋绍兴七年, 金天会十五年)11 月, 即淮西兵变后三个月, 金左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右副元帅完颜兀术〔宗弼〕诡称攻宋, 率兵到开封。他们先俘获了前来迎接的伪齐皇子刘麟, 又率骑突入皇宫, 将刘豫囚禁, 废为蜀王。刘豫被废后, 依然向金人摇尾乞怜, 说:“父子尽心竭力, 无负上国, 唯元帅哀怜之。”完颜挞懒(昌)说:“刘蜀王, 刘蜀王, 尔犹自不知罪过。独不见赵氏少主出京日, 万姓燃顶炼臂, 香烟如云雾, 号泣之声闻十余里。今废了尔后, 京城内无一人为尔烦恼。做人犹自不知罪过。朝廷还尔奴婢, 骨肉, 各与尔父子钱物一库, 煞好。”于是, 这个对金朝奴颜婢膝, 对宋人张牙舞爪, 对统治区百姓称孤道寡、苟政滥刑的前“ 子皇帝”便哑口无言了。
金朝废伪齐后, 为稳定局势, 派军士分行开封大街小巷,扬言“不用尔为签军, 不要尔免行钱, 不要尔五厘钱, 为尔敲杀貌事人, 请尔旧主人来此坐, 教尔懑快活”。其实, 所谓请“ 旧主人”重返开封。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有人写诗讽刺刘豫说:“浓磨一铤两铤墨, 画出千年万年树。误得百鸟尽飞来, 踏枝不著空飞去。”② 成了这个短命傀儡政权及其追随者一枕黄粱的写照。
金朝自完颜粘罕〔宗翰〕死后,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主和派有完颜挞懒(昌) , 金太宗子、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宗磐) , 金太祖子、后升任领三省事的完颜讹鲁观( 宗隽) 等人。主战派除完颜兀术( 宗弼)外, 还有金太祖庶长子、领三省事完颜斡本(宗荵)等人。按女真人的习俗, 金熙宗父去世后,伯父完颜斡本( 宗衦)“续其母”, 对年幼的金熙宗“如己子”,两人的关系最亲。③但完颜挞懒( 昌)一派暂时占据优势。
①《会编》卷180 ,1305 页, 卷181 , 1306 页, 1312 页, 卷182《金虏节要》,1323 页,《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乙巳、丙午、丁未, 326 ～ 579 至582 页,《宋史》卷475《刘豫传》, 13801 页,《金史》卷77《刘豫传》, 1761 ～ 1762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19《鄂王传》, 1459 ～1460 页,《伪齐录》。
②《会编》卷181 ,1308 页。
③ 《会编》卷166《神麓记》, 1196 页,《金史》卷76《宗荵传》, 1743 页。
负有迎奉梓宫使命的宋使王伦当时正在金朝。他临行前, 宋高宗曾面谕传话给完颜挞懒(昌) 说:“河南之地, 上国既不有, 与其付刘豫, 曷若见归。”① 伪齐被废后, 完颜挞懒(昌)便放王伦归宋, 并转达口信说:“ 好报江南, 既道途无壅,和议自此平达。”并表示“ 许还梓宫及皇太后, 又许还河南诸州”。② 虽然完颜兀术( 宗弼)、完颜斡本( 宗斡) 等人表示反对, 却“争之不能得”。③
王伦等人于当年十二月回朝。金朝的和议条件确是比三、四年前李永寿等人提出的条件后退了一大步, 而与宋高宗本人的和平构想相近。眼见自己朝夕盼望的和谈实现在即, 宋高宗心中“大喜”, 但在表面上又装出颦眉蹙额的模样,说“: 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未还, 晓夜忧惧,未尝去心, 若敌人能从朕所求, 其余一切非所较也。”表明了不惜一切代价媾和的决心。赵鼎的心情是矛盾的, 他并非不欢迎议和, 又感到议和不能名正言顺, 他只能说:“仰见陛下孝心焦劳。”宋高宗说:“国家但能自治, 以承天心, 岂无复疆之日。”
王伦和高公绘回朝仅四日, 宋高宗又特命他们再次充任大金国奉迎梓宫使和副使, 进行穿梭外交。④
①《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丁酉, 326～ 501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11523 页,《金史》卷79《王伦传》, 1793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5 页。
②《会编》卷182 ,1323 页,《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 328 ～ 589页,《宋史》卷371《王伦传》11524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6 页。
③《金史》卷69《宗隽传》, 1604 页, 卷76《宗磐传》, 1730 页, 卷77《挞懒传》, 1764 页, 卷79《王伦传》, 1793 页。
④ 《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丁亥,326～ 589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4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 466 页,《宋会要》职官51 之12 ～13。
尽管宋廷的对金政策, 已开始完全向屈膝求和的方向转变, 但一时还尚未明朗化。伪齐之被废, 引起中原人心的浮动,“淮北兵归正者不绝”,“ 西北之民, 感恩戴旧, 襁负而归,相属于路”。一批又一批归正人, 有的投奔岳家军, 有的投奔其他沿江驻军。① 此外, 在南京应天府, 还爆发了二万伪齐军的起义。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等杀金将兀鲁率众投奔岳飞。②
岳飞得到伪齐垮台的消息, 几次上奏皇帝,“谓宜乘废立之际, 捣其不备, 长驱以取中原”。但此时的宋高宗正乐于媾和, 对岳飞的奏议当然置之不理, 使岳飞十分郁闷。延捱到1138 年(绍兴八年) 三月, 岳飞接到枢密院札子, 命令他“条具”北伐计划措置。岳飞一时“喜而不寐”, 真以为“ 将欲兴王师, 举大事, 以雪积年之耻。”于是赶紧派人携奏前往临安,“周述利害”。及至“所差人回, 未蒙朝廷处分”, 方知又是一阵空忙。③
原任鄂州知州的王庶入朝后, 升任枢密副使。他于当年夏季视察沿边, 岳飞当即给王庶写咨目(公文) 说:“ 今岁若不举兵, 当纳节请闲!”当时岳飞身任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他情愿上缴被武人引以为荣的两套节度使旌节, 以表达自己难以言喻的激愤之情。王庶“ 称其壮节”。④
①《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戊午, 326 ～ 597 页, 三月戊申, 326 ～ 607页,《宋会要》兵29 之28。
②《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戊午, 326 ～ 597 页, 三月戊申, 326 ～ 607页,《宋会要》兵29 之28。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7 ,455 页, 卷12《奏审已条具曲折未准指挥札子》,862 页。
④ 《会编》卷183 , 1326 页, 卷186 王庶第二札子, 1346 页,《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丁未, 326 ～ 618 页, 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戌辰, 326 ～ 626 页,《宋史》卷372《王庶传》, 11548 页。
两人会面后, 岳飞又“抵掌击节”, 慷慨陈词, 说:“若失今日机会, 他日劳师费财, 决无补于事功!”韩世忠也作了相似的表态。①（《会编》卷186 王庶第五札子, 1348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癸酉, 326～ 629 页。）
尽管王庶和岳飞、韩世忠等人主战, 而宋高宗对金媾和的方针却已不可动摇。
郦琼率四万余人投降伪齐, 无疑壮大了伪齐的声势。刘豫喜出望外,“乃命粉饰门墙, 一新从卫, 增置仪仗, 以侍其来”。郦琼到开封后, 刘豫“御文德殿引见”, 对降将们予以优礼, 授以高官。刘豫特命户部侍郎冯长宁出使金朝, 说“郦琼全军请降”,“具陈过江自效之理”。请求以郦琼为向导,“并力南下”。然而金廷的第一个反应是以防止郦琼“ 诈降”为名, 下令解散原行营左护军的四万余人马。①
原来金廷正酝酿废立伪齐, 根本无意于利用郦琼投降之机, 进攻南宋。在女真贵族的派系倾轧之中, 作为完颜粘罕(宗翰)心腹的尚书左丞高庆裔, 在不久前“有罪伏诛”, 接着是完颜粘罕(宗翰) 本人“恚闷而死”。② 刘豫的靠山崩坍后,尽管女真贵族中又有新的派系斗争, 但大家对伪齐的态度却颇为一致,认为这个政权应当寿终正寝了。他们害怕刘豫实力的壮大, 有碍于废立, 所以急忙下了解散原左护军的命令。
①《会编》卷178 ,1291 页, 卷180 , 1305 页, 卷181《伪豫传》, 1312 页, 卷182《金虏节要》, 1323 页,《要录》卷113 绍兴七年八月乙巳, 326 ～538 页, 卷114绍兴七年九月, 326～ 558 页,《宋史》卷475《刘豫传》, 13801 页。
② 《金史》卷4《熙宗纪》, 71 页《会编》卷178 , 1289 页,《要录》卷111 绍兴七年夏, 326 ～ 522 页, 卷112 绍兴七年七月辛巳, 326～ 529 页。
1137 年(宋绍兴七年, 金天会十五年)11 月, 即淮西兵变后三个月, 金左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右副元帅完颜兀术〔宗弼〕诡称攻宋, 率兵到开封。他们先俘获了前来迎接的伪齐皇子刘麟, 又率骑突入皇宫, 将刘豫囚禁, 废为蜀王。刘豫被废后, 依然向金人摇尾乞怜, 说:“父子尽心竭力, 无负上国, 唯元帅哀怜之。”完颜挞懒(昌)说:“刘蜀王, 刘蜀王, 尔犹自不知罪过。独不见赵氏少主出京日, 万姓燃顶炼臂, 香烟如云雾, 号泣之声闻十余里。今废了尔后, 京城内无一人为尔烦恼。做人犹自不知罪过。朝廷还尔奴婢, 骨肉, 各与尔父子钱物一库, 煞好。”于是, 这个对金朝奴颜婢膝, 对宋人张牙舞爪, 对统治区百姓称孤道寡、苟政滥刑的前“ 子皇帝”便哑口无言了。
金朝废伪齐后, 为稳定局势, 派军士分行开封大街小巷,扬言“不用尔为签军, 不要尔免行钱, 不要尔五厘钱, 为尔敲杀貌事人, 请尔旧主人来此坐, 教尔懑快活”。其实, 所谓请“ 旧主人”重返开封。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有人写诗讽刺刘豫说:“浓磨一铤两铤墨, 画出千年万年树。误得百鸟尽飞来, 踏枝不著空飞去。”② 成了这个短命傀儡政权及其追随者一枕黄粱的写照。
金朝自完颜粘罕〔宗翰〕死后,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主和派有完颜挞懒(昌) , 金太宗子、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宗磐) , 金太祖子、后升任领三省事的完颜讹鲁观( 宗隽) 等人。主战派除完颜兀术( 宗弼)外, 还有金太祖庶长子、领三省事完颜斡本(宗荵)等人。按女真人的习俗, 金熙宗父去世后,伯父完颜斡本( 宗衦)“续其母”, 对年幼的金熙宗“如己子”,两人的关系最亲。③但完颜挞懒( 昌)一派暂时占据优势。
①《会编》卷180 ,1305 页, 卷181 , 1306 页, 1312 页, 卷182《金虏节要》,1323 页,《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一月乙巳、丙午、丁未, 326 ～ 579 至582 页,《宋史》卷475《刘豫传》, 13801 页,《金史》卷77《刘豫传》, 1761 ～ 1762 页,《鄂国金佗续编》卷19《鄂王传》, 1459 ～1460 页,《伪齐录》。
②《会编》卷181 ,1308 页。
③ 《会编》卷166《神麓记》, 1196 页,《金史》卷76《宗荵传》, 1743 页。
负有迎奉梓宫使命的宋使王伦当时正在金朝。他临行前, 宋高宗曾面谕传话给完颜挞懒(昌) 说:“河南之地, 上国既不有, 与其付刘豫, 曷若见归。”① 伪齐被废后, 完颜挞懒(昌)便放王伦归宋, 并转达口信说:“ 好报江南, 既道途无壅,和议自此平达。”并表示“ 许还梓宫及皇太后, 又许还河南诸州”。② 虽然完颜兀术( 宗弼)、完颜斡本( 宗斡) 等人表示反对, 却“争之不能得”。③
王伦等人于当年十二月回朝。金朝的和议条件确是比三、四年前李永寿等人提出的条件后退了一大步, 而与宋高宗本人的和平构想相近。眼见自己朝夕盼望的和谈实现在即, 宋高宗心中“大喜”, 但在表面上又装出颦眉蹙额的模样,说“: 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未还, 晓夜忧惧,未尝去心, 若敌人能从朕所求, 其余一切非所较也。”表明了不惜一切代价媾和的决心。赵鼎的心情是矛盾的, 他并非不欢迎议和, 又感到议和不能名正言顺, 他只能说:“仰见陛下孝心焦劳。”宋高宗说:“国家但能自治, 以承天心, 岂无复疆之日。”
王伦和高公绘回朝仅四日, 宋高宗又特命他们再次充任大金国奉迎梓宫使和副使, 进行穿梭外交。④
①《要录》卷110 绍兴七年四月丁酉, 326～ 501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11523 页,《金史》卷79《王伦传》, 1793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5 页。
②《会编》卷182 ,1323 页,《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 328 ～ 589页,《宋史》卷371《王伦传》11524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466 页。
③《金史》卷69《宗隽传》, 1604 页, 卷76《宗磐传》, 1730 页, 卷77《挞懒传》, 1764 页, 卷79《王伦传》, 1793 页。
④ 《要录》卷1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丁亥,326～ 589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4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153 ～ 466 页,《宋会要》职官51 之12 ～13。
尽管宋廷的对金政策, 已开始完全向屈膝求和的方向转变, 但一时还尚未明朗化。伪齐之被废, 引起中原人心的浮动,“淮北兵归正者不绝”,“ 西北之民, 感恩戴旧, 襁负而归,相属于路”。一批又一批归正人, 有的投奔岳家军, 有的投奔其他沿江驻军。① 此外, 在南京应天府, 还爆发了二万伪齐军的起义。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等杀金将兀鲁率众投奔岳飞。②
岳飞得到伪齐垮台的消息, 几次上奏皇帝,“谓宜乘废立之际, 捣其不备, 长驱以取中原”。但此时的宋高宗正乐于媾和, 对岳飞的奏议当然置之不理, 使岳飞十分郁闷。延捱到1138 年(绍兴八年) 三月, 岳飞接到枢密院札子, 命令他“条具”北伐计划措置。岳飞一时“喜而不寐”, 真以为“ 将欲兴王师, 举大事, 以雪积年之耻。”于是赶紧派人携奏前往临安,“周述利害”。及至“所差人回, 未蒙朝廷处分”, 方知又是一阵空忙。③
原任鄂州知州的王庶入朝后, 升任枢密副使。他于当年夏季视察沿边, 岳飞当即给王庶写咨目(公文) 说:“ 今岁若不举兵, 当纳节请闲!”当时岳飞身任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他情愿上缴被武人引以为荣的两套节度使旌节, 以表达自己难以言喻的激愤之情。王庶“ 称其壮节”。④
①《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戊午, 326 ～ 597 页, 三月戊申, 326 ～ 607页,《宋会要》兵29 之28。
②《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戊午, 326 ～ 597 页, 三月戊申, 326 ～ 607页,《宋会要》兵29 之28。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7 ,455 页, 卷12《奏审已条具曲折未准指挥札子》,862 页。
④ 《会编》卷183 , 1326 页, 卷186 王庶第二札子, 1346 页,《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丁未, 326 ～ 618 页, 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戌辰, 326 ～ 626 页,《宋史》卷372《王庶传》, 11548 页。
两人会面后, 岳飞又“抵掌击节”, 慷慨陈词, 说:“若失今日机会, 他日劳师费财, 决无补于事功!”韩世忠也作了相似的表态。①（《会编》卷186 王庶第五札子, 1348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癸酉, 326～ 629 页。）
尽管王庶和岳飞、韩世忠等人主战, 而宋高宗对金媾和的方针却已不可动摇。
第五节 秦桧再相与宰执廷争
秦桧在赵鼎再相后的半年间, 一直对首揆采取亦步亦趋, 唯命是从的态度, 故赵鼎对他“ 深信”不疑。② 有的朝士也对秦桧提出怀疑和弹奏。如御史中丞常同就对皇帝说:“桧自金归, 受其大帅所传密谕, 阴为金地, 愿陛下察其奸。”③左正言辛次膺上奏, 弹劾秦桧妻党曾“ 投拜虏人”及秦桧“ 容私营救”等事, 说:“是将有蔽朝之渐。”他针对秦桧等商议派王伦使金之事, 也上奏强调“国耻未雪, 义难讲好”, 为此,“面陈及上疏者六、七”, 皇帝不听, 便发表他外任。④ 由于宋高宗和赵鼎的信用, 虽然秦桧的劣迹有所暴露, 其政治地位却是稳固的。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45 页。
③《文定集》卷20《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1138～ 786 页。
④ 《会编》180 , 1305 页,《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正月丙午, 326 ～ 595 页,《宋史》卷383《辛次膺传》, 11802 页,《文史》第26 辑《宋乾道六年资政殿学士辛次膺墓志》, 264 页。
秦桧从不忘记适时地提出对金和谈的问题。他在赵鼎上台后, 立即上奏说:“金属将乃主帅之婿, 今闻统兵在山东。宜作书与金属将, 俾达于主帅, 责助贼豫为背天逆理之事, 何以为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① 宋高宗对秦桧主和显然十分赞赏。有一回, 赵鼎单独奏事, 皇帝问:“秦桧久在枢府, 得无怨望否?”赵鼎说:“桧大臣, 必不尔, 然用之在陛下尔, 况自有阙。”于是宋高宗在1138(绍兴八年) 三月, 发表秦桧出任空缺的右相。消息发布后,“ 朝士皆相贺”, 唯独吏部侍郎晏敦复面有忧色,有人问:“ 桧之作相, 天下之福。公独不悦, 何耶?”晏敦复说:“奸人相矣!”② 由此看来, 即使到此时, 秦桧在不少正直的士大夫中, 仍颇有迷惑力。秦桧升任右相后, 一方面已将赵鼎视为政敌, 另一方面却在一段时间内, 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 而表面上仍对赵鼎持恭敬和顺从的态度。
虽然宋廷已完全转入对金和谈的方针, 而一时尚不能扭转文臣武将们对金的敌对立场, 岳飞、韩世忠、吴.. 等依然派遣间谍招诱中原民众。王伦等到北方见到金左副元帅完颜挞懒(昌) , 金方出示宋将以蜡丸封裹的旗、榜之类, 说:“议和之使既来, 而暗遣奸谍如此, 君相绐, 且不测进兵耳。”王伦说“: 所议靖民,乃主上之意。边臣见久而无成, 或乘时希尺寸为己劳, 则不可保, 主上决不之知。若上国孚其诚意, 确许之平, 则朝廷一言戒之, 谁敢尔者。”③ 他强调“主上之意”, 确是说破了问题的关键。
完颜挞懒(昌)命人带王伦一行前往金朝京都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 , 朝见其实尚不能左右朝政的金熙宗。
①《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51 页。
②《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三月壬辰, 326～ 60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0 页,《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11739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③ 《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四月, 326 ～ 612 ,《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1153 ～466 页。
金廷命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与王伦一同南下, 与宋方商谈。金使的到来, 一时忙坏了小朝廷的君臣。宋高宗始命吏部员外郎范国假太常少卿, 充接伴使, ①继而又命吏部侍郎魏纄充馆伴使。
金使“经过州郡, 傲慢自尊”。② 耿直的魏纄说:“顷任御史, 尝论和议之非, 今难以专对。”有相秦桧特别将魏莁召到都堂, 魏莁力论敌情叵测, 和议事实上是吉凶未卜, 秦桧说:“公以智料敌, 桧以诚待敌。”魏纄说:“ 相公固以诚待敌, 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经历一番唇枪舌剑后, 宋廷只能命王伦代魏纄充馆伴使。③
监察御史张戒上奏说,“ 我今未有以胜虏, 而虏初非惮我, 虏一废刘豫, 而自有中原, 乃遣王伦回, 扬言讲和, 且有复中原, 还梓宫, 归渊圣之意, 此正所谓无方之礼, 无功之赏, 祸之先也”。“臣恐不足以讲和, 而适足以招寇”。④
尽管臣僚们“抗议不屈, 辨说纷起”, ⑤ 但宋高宗本人主意已定, 而如何与金使谈判, 当然是宰执们无可推诿的职责。
当时宰执共有四人, 除左、右相外, 还有参知政事刘大中和枢密副使王庶, 却形成了两个分明的营垒。
①《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五月丁未, 326 ～ 617 页,《宋史》卷380《范同传》, 11712 页。
②《会编》卷186 王庶第五札子, 1347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癸酉, 326～ 629 页。
③《会编》卷225《绍兴正论》, 1624 页,《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五月辛亥,326～ 619 页,《宋史》卷376《魏纄传》, 11632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④《会编》卷184 ,1331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辛未, 326 ～ 627页。
⑤ 孽季宣《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159 ～ 536 页, 文渊阁四阁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赵鼎和刘大中的态度, 用王庶的话说, 是“首鼠两端”, ①实际上也倾向屈于膝求和。从表面抗金急遽转变到降金的反方向运动, 宋高宗似乎未曾料想到, 会招致群臣如此激烈的反对。“物议大纇, 群臣登对, 率以不可深信为言”, 而宋高宗“ 意坚甚, 往往峻拒之, 或至震怒”。赵鼎出面为皇帝圆场,说,“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雠, 今乃屈体请和, 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惮为之者, 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 非有他意, 不必以为深罪。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 以梓宫及母、兄之故, 不得已而为之。议者不过以敌人不可深信, 但得梓宫及母、兄, 今日还阙, 明日渝盟, 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讲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 必能相谅。”② 赵鼎似乎是在调和皇帝与抗战派臣僚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实是在为宋高宗提供一面抵挡群臣正义谴责的挡箭牌, 一块向杀父之仇下跪的遮羞布。宋高宗自然心领神会,从此, 他用以拒谏饰非的唯一手段, 便是以“ 孝”字作标榜。
中国自古讲究名正言顺, 为了给名不正、言不顺的“屈体请和”制造口实, 宋高宗和赵鼎等人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当宋高宗听到金使已到常州的消息, 便表现出一副凄怆的神情,说“: 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 此也。”秦桧马上附和说:“陛下不惮屈己,讲好外国, 此人主之孝也; 群臣见人主卑屈, 怀愤愤之心, 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 两得之矣。”③ 秦桧身为右相, 尚无大权独揽的资格, 他虽然对主战的群臣恨之入骨, 表面上也只能用此类调和敷衍之词。
①《会编》卷187 ,1350 页,《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戊寅, 326 ～ 656页。
②《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326 ～630 页。
③ 《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326 ～ 625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然而按照儒家的传统伦理, 孝字号挡箭牌也并非无懈可击。早在建炎之初, 李纲就曾引用过楚汉相争, 刘邦以夺天下为重, 而甘愿其父被项羽烹杀的典故, 说刘邦“不顾而战者, 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 只要能“ 自强”,“ 二圣保万寿之休”“, 銮舆有可还之理”。① 文臣冯时行进谏皇帝, 宋高宗“谕以为亲屈己之意”, 冯时行也当即引用刘邦回复项羽的话:“ 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 则幸分我一杯羹。”② 这正好给了宋高宗一个表演机会, 他神色惨然, 说:“杯羹之语, 朕不忍闻!”便颦眉蹙额, 离座而去。③ 官员薛徽言在入见时又引用这个典故, 说此乃“帝王之孝”, 宋高宗只是流泪而已。④
王庶是宰执中唯一的抗战派, 而又地位最低。他在返回行朝前后, 不断上奏, 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 戎狄豺狼, 宴安鸩毒, 古人戒之。国家不靖, 疆场患生, 人面兽心之类, 变诈百出, 自渝海上之盟以至今日, 其欺我者, 何所不至, 陛下所自知也, 岂待臣言。乃不虑宴安鸩毒之戒, 尚将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先帝北征而不复, 天地鬼神为之〔愤怒〕,能言之类, 孰不痛心乎! 陛下既抱负永诀之痛, 将见不共戴天之雠, 其将何以为心? 又将何以为容? 亦将何以为说”?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84 ,1150 页,《梁溪全集》58《议国是》。
②司马迁《史记》卷7《项羽本纪》, 328 页,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③《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326 ～631 页。
④ 《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159～ 536 页。
王庶提出“ 三策”, 上策为“莫若拘其使而怒之, 彼必加兵, 我则应之”, 中策为“愿陛下念不共戴天之雠,〔坚〕谢使人, 勿与相见”,“最其下者, 姑示怯弱, 待人厚礼, 俟其出界, 精兵蹑之，掩其不备。”①
六月, 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 到达临安, 宋方通知, 要他在都堂与宰执会谈, 而金使却坚持要在使馆中会谈。赵鼎感到过于卑躬屈节, 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双方僵峙了一些时日, 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 算是作了一点让步。但他在会面之时仍表现了十足的傲慢和骄横。赵鼎问他:“ 地界何如?”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说:“地不可求而得, 听大金还与汝。”
金使气焰嚣张, 而赵鼎、秦桧和刘大中三人却“ 温颜承顺”, 唯独王庶一人“ 心酸气噎”,“〔口〕未尝交一谈,〔目〕亦未尝少觇其面”, 以示抗议。②
揆情度理, 宋高宗为维护自己九重之主的尊严, 也应接受王庶的中策, 以不亲自接待金使为宜。但他为了和议的成功, 又无论如何不愿顾惜这份体面。赵鼎既盼望和谈成功,却又希望讲究一些体面, 他对皇帝说:“金使入见, 恐语及梓宫事, 望少抑圣情, 不须哀恸。”宋高宗问其缘故, 赵鼎说:“使人之来, 非为吊祭, 恐不须如此。”但聪明的宋高宗并不按他的叮咛行事, 当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升殿后, 皇帝命王伦传旨说:“上皇梓宫, 荷上国照管。”又问:“太后及渊圣圣体安否?”便“因哽咽, 举袖拭泪”, 表演自己的孝思罔极, 于是“左右皆饮泣”。兀林答赞谟(乌林思谋) 表示“但望和议早成”,宋高宗马上应答说:“切望留意。
①《会编》卷186 ,1346 页, 1348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326～ 625 页, 癸酉, 326 ～628 页。
② 《会编》卷183 , 1328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丁丑, 326 ～ 631页, 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326 ～ 635 页。
秦桧在赵鼎再相后的半年间, 一直对首揆采取亦步亦趋, 唯命是从的态度, 故赵鼎对他“ 深信”不疑。② 有的朝士也对秦桧提出怀疑和弹奏。如御史中丞常同就对皇帝说:“桧自金归, 受其大帅所传密谕, 阴为金地, 愿陛下察其奸。”③左正言辛次膺上奏, 弹劾秦桧妻党曾“ 投拜虏人”及秦桧“ 容私营救”等事, 说:“是将有蔽朝之渐。”他针对秦桧等商议派王伦使金之事, 也上奏强调“国耻未雪, 义难讲好”, 为此,“面陈及上疏者六、七”, 皇帝不听, 便发表他外任。④ 由于宋高宗和赵鼎的信用, 虽然秦桧的劣迹有所暴露, 其政治地位却是稳固的。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45 页。
③《文定集》卷20《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1138～ 786 页。
④ 《会编》180 , 1305 页,《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正月丙午, 326 ～ 595 页,《宋史》卷383《辛次膺传》, 11802 页,《文史》第26 辑《宋乾道六年资政殿学士辛次膺墓志》, 264 页。
秦桧从不忘记适时地提出对金和谈的问题。他在赵鼎上台后, 立即上奏说:“金属将乃主帅之婿, 今闻统兵在山东。宜作书与金属将, 俾达于主帅, 责助贼豫为背天逆理之事, 何以为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① 宋高宗对秦桧主和显然十分赞赏。有一回, 赵鼎单独奏事, 皇帝问:“秦桧久在枢府, 得无怨望否?”赵鼎说:“桧大臣, 必不尔, 然用之在陛下尔, 况自有阙。”于是宋高宗在1138(绍兴八年) 三月, 发表秦桧出任空缺的右相。消息发布后,“ 朝士皆相贺”, 唯独吏部侍郎晏敦复面有忧色,有人问:“ 桧之作相, 天下之福。公独不悦, 何耶?”晏敦复说:“奸人相矣!”② 由此看来, 即使到此时, 秦桧在不少正直的士大夫中, 仍颇有迷惑力。秦桧升任右相后, 一方面已将赵鼎视为政敌, 另一方面却在一段时间内, 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 而表面上仍对赵鼎持恭敬和顺从的态度。
虽然宋廷已完全转入对金和谈的方针, 而一时尚不能扭转文臣武将们对金的敌对立场, 岳飞、韩世忠、吴.. 等依然派遣间谍招诱中原民众。王伦等到北方见到金左副元帅完颜挞懒(昌) , 金方出示宋将以蜡丸封裹的旗、榜之类, 说:“议和之使既来, 而暗遣奸谍如此, 君相绐, 且不测进兵耳。”王伦说“: 所议靖民,乃主上之意。边臣见久而无成, 或乘时希尺寸为己劳, 则不可保, 主上决不之知。若上国孚其诚意, 确许之平, 则朝廷一言戒之, 谁敢尔者。”③ 他强调“主上之意”, 确是说破了问题的关键。
完颜挞懒(昌)命人带王伦一行前往金朝京都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 , 朝见其实尚不能左右朝政的金熙宗。
①《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 1128～ 751 页。
②《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三月壬辰, 326～ 60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0 页,《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11739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③ 《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四月, 326 ～ 612 ,《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1153 ～466 页。
金廷命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与王伦一同南下, 与宋方商谈。金使的到来, 一时忙坏了小朝廷的君臣。宋高宗始命吏部员外郎范国假太常少卿, 充接伴使, ①继而又命吏部侍郎魏纄充馆伴使。
金使“经过州郡, 傲慢自尊”。② 耿直的魏纄说:“顷任御史, 尝论和议之非, 今难以专对。”有相秦桧特别将魏莁召到都堂, 魏莁力论敌情叵测, 和议事实上是吉凶未卜, 秦桧说:“公以智料敌, 桧以诚待敌。”魏纄说:“ 相公固以诚待敌, 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经历一番唇枪舌剑后, 宋廷只能命王伦代魏纄充馆伴使。③
监察御史张戒上奏说,“ 我今未有以胜虏, 而虏初非惮我, 虏一废刘豫, 而自有中原, 乃遣王伦回, 扬言讲和, 且有复中原, 还梓宫, 归渊圣之意, 此正所谓无方之礼, 无功之赏, 祸之先也”。“臣恐不足以讲和, 而适足以招寇”。④
尽管臣僚们“抗议不屈, 辨说纷起”, ⑤ 但宋高宗本人主意已定, 而如何与金使谈判, 当然是宰执们无可推诿的职责。
当时宰执共有四人, 除左、右相外, 还有参知政事刘大中和枢密副使王庶, 却形成了两个分明的营垒。
①《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五月丁未, 326 ～ 617 页,《宋史》卷380《范同传》, 11712 页。
②《会编》卷186 王庶第五札子, 1347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癸酉, 326～ 629 页。
③《会编》卷225《绍兴正论》, 1624 页,《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五月辛亥,326～ 619 页,《宋史》卷376《魏纄传》, 11632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④《会编》卷184 ,1331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辛未, 326 ～ 627页。
⑤ 孽季宣《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159 ～ 536 页, 文渊阁四阁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赵鼎和刘大中的态度, 用王庶的话说, 是“首鼠两端”, ①实际上也倾向屈于膝求和。从表面抗金急遽转变到降金的反方向运动, 宋高宗似乎未曾料想到, 会招致群臣如此激烈的反对。“物议大纇, 群臣登对, 率以不可深信为言”, 而宋高宗“ 意坚甚, 往往峻拒之, 或至震怒”。赵鼎出面为皇帝圆场,说,“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雠, 今乃屈体请和, 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惮为之者, 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 非有他意, 不必以为深罪。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 以梓宫及母、兄之故, 不得已而为之。议者不过以敌人不可深信, 但得梓宫及母、兄, 今日还阙, 明日渝盟, 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讲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 必能相谅。”② 赵鼎似乎是在调和皇帝与抗战派臣僚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实是在为宋高宗提供一面抵挡群臣正义谴责的挡箭牌, 一块向杀父之仇下跪的遮羞布。宋高宗自然心领神会,从此, 他用以拒谏饰非的唯一手段, 便是以“ 孝”字作标榜。
中国自古讲究名正言顺, 为了给名不正、言不顺的“屈体请和”制造口实, 宋高宗和赵鼎等人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当宋高宗听到金使已到常州的消息, 便表现出一副凄怆的神情,说“: 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 此也。”秦桧马上附和说:“陛下不惮屈己,讲好外国, 此人主之孝也; 群臣见人主卑屈, 怀愤愤之心, 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 两得之矣。”③ 秦桧身为右相, 尚无大权独揽的资格, 他虽然对主战的群臣恨之入骨, 表面上也只能用此类调和敷衍之词。
①《会编》卷187 ,1350 页,《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戊寅, 326 ～ 656页。
②《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326 ～630 页。
③ 《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326 ～ 625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然而按照儒家的传统伦理, 孝字号挡箭牌也并非无懈可击。早在建炎之初, 李纲就曾引用过楚汉相争, 刘邦以夺天下为重, 而甘愿其父被项羽烹杀的典故, 说刘邦“不顾而战者, 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 只要能“ 自强”,“ 二圣保万寿之休”“, 銮舆有可还之理”。① 文臣冯时行进谏皇帝, 宋高宗“谕以为亲屈己之意”, 冯时行也当即引用刘邦回复项羽的话:“ 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 则幸分我一杯羹。”② 这正好给了宋高宗一个表演机会, 他神色惨然, 说:“杯羹之语, 朕不忍闻!”便颦眉蹙额, 离座而去。③ 官员薛徽言在入见时又引用这个典故, 说此乃“帝王之孝”, 宋高宗只是流泪而已。④
王庶是宰执中唯一的抗战派, 而又地位最低。他在返回行朝前后, 不断上奏, 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 戎狄豺狼, 宴安鸩毒, 古人戒之。国家不靖, 疆场患生, 人面兽心之类, 变诈百出, 自渝海上之盟以至今日, 其欺我者, 何所不至, 陛下所自知也, 岂待臣言。乃不虑宴安鸩毒之戒, 尚将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先帝北征而不复, 天地鬼神为之〔愤怒〕,能言之类, 孰不痛心乎! 陛下既抱负永诀之痛, 将见不共戴天之雠, 其将何以为心? 又将何以为容? 亦将何以为说”?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84 ,1150 页,《梁溪全集》58《议国是》。
②司马迁《史记》卷7《项羽本纪》, 328 页,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③《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326 ～631 页。
④ 《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159～ 536 页。
王庶提出“ 三策”, 上策为“莫若拘其使而怒之, 彼必加兵, 我则应之”, 中策为“愿陛下念不共戴天之雠,〔坚〕谢使人, 勿与相见”,“最其下者, 姑示怯弱, 待人厚礼, 俟其出界, 精兵蹑之，掩其不备。”①
六月, 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 到达临安, 宋方通知, 要他在都堂与宰执会谈, 而金使却坚持要在使馆中会谈。赵鼎感到过于卑躬屈节, 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双方僵峙了一些时日, 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 算是作了一点让步。但他在会面之时仍表现了十足的傲慢和骄横。赵鼎问他:“ 地界何如?”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说:“地不可求而得, 听大金还与汝。”
金使气焰嚣张, 而赵鼎、秦桧和刘大中三人却“ 温颜承顺”, 唯独王庶一人“ 心酸气噎”,“〔口〕未尝交一谈,〔目〕亦未尝少觇其面”, 以示抗议。②
揆情度理, 宋高宗为维护自己九重之主的尊严, 也应接受王庶的中策, 以不亲自接待金使为宜。但他为了和议的成功, 又无论如何不愿顾惜这份体面。赵鼎既盼望和谈成功,却又希望讲究一些体面, 他对皇帝说:“金使入见, 恐语及梓宫事, 望少抑圣情, 不须哀恸。”宋高宗问其缘故, 赵鼎说:“使人之来, 非为吊祭, 恐不须如此。”但聪明的宋高宗并不按他的叮咛行事, 当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升殿后, 皇帝命王伦传旨说:“上皇梓宫, 荷上国照管。”又问:“太后及渊圣圣体安否?”便“因哽咽, 举袖拭泪”, 表演自己的孝思罔极, 于是“左右皆饮泣”。兀林答赞谟(乌林思谋) 表示“但望和议早成”,宋高宗马上应答说:“切望留意。
①《会编》卷186 ,1346 页, 1348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326～ 625 页, 癸酉, 326 ～628 页。
② 《会编》卷183 , 1328 页,《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丁丑, 326 ～ 631页, 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326 ～ 635 页。
七月, 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再次上殿辞行, 宋高宗“每及梓宫事, 必掩泣”, 又一次作了声泪俱下的表演。①宋高宗大约是从赵鼎的奏对中得到启示, 但他表演的纯熟和精妙, 又非赵鼎所能预为设计。
王庶在此后又上奏说, 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在北宋末“尝来东京, 虏人任以腹心, 二圣北狩, 尽出此贼。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 虽繶醢之, 不足以快陛下无穷之怨。今陛下反加礼意”。王庶特别强调, 如今宋金对峙形势已非“ 匹马渡江, 扁舟航海”之时,“今虽犹未能复两河, 取巩洛, 定山东, 降关右, 而大将星列, 官军云屯, 比之前日, 可谓小康矣。又据长江以自卫,万全计也。若不念父母之雠, 不思宗庙之耻, 不痛宫阙之辱, 不恤百姓之冤, 含糊容忍, 姑从谬悠, 不能终始,以坠大业, 非特逆( 天, 其所以辜人望者, 未可) 以一二数也”。②
王庶此奏涉及有关宋高宗本人一个重大的历史谜团。在军威既振, 国势粗安的形势下, 不对金屈膝媾和, 宋高宗仍然可以稳居帝位, 何以非向杀父之仇下跪不可, 更何况其求和之念坚如磐石, 绝不动摇。诚然, 宋高宗对金政策向来主和, 而不主战, 如果结合他在淮西之变前后思想演变, 加以考察, 正如清人王夫之评论说:“ 高宗之为计也, 以解兵权而急于和; 而桧之为计也, 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 交相用而曲相成。”③ 当然, 此说虽有一定道理, 也不能绝对化。在历史上, 一些当政者可以做出若干非常理所能忖度和估量的怪事。宋高宗的卑屈事仇, 即是一例。人们可以作出一些猜测, 但其原始意图固然决不是孝思, 却也难以完全猜透。这可能是一个太平风流皇帝的胚料, 在特殊环境熔炼下, 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和性格变态。
①《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丁丑, 326～ 631 页, 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丁酉、326 ～638 页,《会编》卷183 ,1328 。
②《会编》卷183 ,1329 页, 卷188 , 1359 页,《要录》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326～ 635 页。
③ 王夫之《宋论》卷10 , 185 页, 中华书局1964 年版。
宋廷决定仍命王伦为奉使大金国奉迎梓宫使, 蓝公佐为副使, 随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再往金朝, 以商谈和议条款。① 赵鼎身为左相, 全权负责和谈事宜, 他在都堂向王伦面授“ 使指二十余事”。其中包括对金岁币“银、绢各不过二十五万匹、两”, 由于黄河因杜充决口, 南向改道, 宋金以黄河为界,“须是旧来浊河”,“须是尽得刘豫地土”, 不能同意金朝对宋高宗“行封册, 移损尊称”, 并向金朝保证,“招纳事皆边将所为, 朝廷已行戒约, 若和议已成, 自无此事”, 同意停止对北方民众抗金活动的支援, 诸此之类, 王伦一一禀命而行。②
到此为止, 对金和谈由宋高宗授意, 赵鼎主持,“凡遣使议论, 悉是赵鼎所奏”, ③ 而秦桧则充当积极的配角, 却又尽量少露头角, 这正是他的奸诈之所在。王庶慷慨抗辩, 面折廷争, 反而在皇帝和宰执同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
①《会编》卷184 ,1332 页,《要录》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乙酉朔, 丁亥, 326～635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4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53 ～466 页。
②《要录》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戊戌, 326～ 638 页,《忠正德文集》卷9《使指笔录》, 128 ～753 页。
③ 《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326～ 650 页。
王庶在此后又上奏说, 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在北宋末“尝来东京, 虏人任以腹心, 二圣北狩, 尽出此贼。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 虽繶醢之, 不足以快陛下无穷之怨。今陛下反加礼意”。王庶特别强调, 如今宋金对峙形势已非“ 匹马渡江, 扁舟航海”之时,“今虽犹未能复两河, 取巩洛, 定山东, 降关右, 而大将星列, 官军云屯, 比之前日, 可谓小康矣。又据长江以自卫,万全计也。若不念父母之雠, 不思宗庙之耻, 不痛宫阙之辱, 不恤百姓之冤, 含糊容忍, 姑从谬悠, 不能终始,以坠大业, 非特逆( 天, 其所以辜人望者, 未可) 以一二数也”。②
王庶此奏涉及有关宋高宗本人一个重大的历史谜团。在军威既振, 国势粗安的形势下, 不对金屈膝媾和, 宋高宗仍然可以稳居帝位, 何以非向杀父之仇下跪不可, 更何况其求和之念坚如磐石, 绝不动摇。诚然, 宋高宗对金政策向来主和, 而不主战, 如果结合他在淮西之变前后思想演变, 加以考察, 正如清人王夫之评论说:“ 高宗之为计也, 以解兵权而急于和; 而桧之为计也, 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 交相用而曲相成。”③ 当然, 此说虽有一定道理, 也不能绝对化。在历史上, 一些当政者可以做出若干非常理所能忖度和估量的怪事。宋高宗的卑屈事仇, 即是一例。人们可以作出一些猜测, 但其原始意图固然决不是孝思, 却也难以完全猜透。这可能是一个太平风流皇帝的胚料, 在特殊环境熔炼下, 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和性格变态。
①《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丁丑, 326～ 631 页, 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丁酉、326 ～638 页,《会编》卷183 ,1328 。
②《会编》卷183 ,1329 页, 卷188 , 1359 页,《要录》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326～ 635 页。
③ 王夫之《宋论》卷10 , 185 页, 中华书局1964 年版。
宋廷决定仍命王伦为奉使大金国奉迎梓宫使, 蓝公佐为副使, 随兀林答赞谟( 乌陵思谋) 再往金朝, 以商谈和议条款。① 赵鼎身为左相, 全权负责和谈事宜, 他在都堂向王伦面授“ 使指二十余事”。其中包括对金岁币“银、绢各不过二十五万匹、两”, 由于黄河因杜充决口, 南向改道, 宋金以黄河为界,“须是旧来浊河”,“须是尽得刘豫地土”, 不能同意金朝对宋高宗“行封册, 移损尊称”, 并向金朝保证,“招纳事皆边将所为, 朝廷已行戒约, 若和议已成, 自无此事”, 同意停止对北方民众抗金活动的支援, 诸此之类, 王伦一一禀命而行。②
到此为止, 对金和谈由宋高宗授意, 赵鼎主持,“凡遣使议论, 悉是赵鼎所奏”, ③ 而秦桧则充当积极的配角, 却又尽量少露头角, 这正是他的奸诈之所在。王庶慷慨抗辩, 面折廷争, 反而在皇帝和宰执同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
①《会编》卷184 ,1332 页,《要录》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乙酉朔, 丁亥, 326～635 页,《宋史》卷371《王伦传》, 11524 页,《攻愧集》卷95 王伦神道碑, 153 ～466 页。
②《要录》卷121 绍兴八年七月戊戌, 326～ 638 页,《忠正德文集》卷9《使指笔录》, 128 ～753 页。
③ 《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326～ 650 页。
第六节 三大将入朝表态
宋高宗发付王伦北上后, 便下令驻守东南的岳飞、张俊和韩世忠三个宣抚使到临安朝见, 希望对他们做些说服工作, 这是考虑到三大将官高权重的实际状况, 而驻军远在川陕边界的宣抚副使吴玠却来不及召见。三大将中, 官位以韩世忠为最高, 而才能与军功则以岳飞为胜。
在给王庶咨目与会面后, 岳飞为履践自己不出兵便纳旌节致仕的誓言,“累具奏闻, 乞归田野, 以养残躯”。他于八月上旬接到金字牌快递的枢密院札子:“ 奉圣旨, 令韩世忠、张俊、岳飞如别无警急事宜, 各量带亲兵, 暂赴行在奏事。”岳飞深知朝廷的大政方针已无可扭转, 所以沿路不断上奏, 要求“屏迹山林”。宋高宗“ 累降诏旨不允, 不许再有陈请”, 岳飞迟至九月, 方才抵达临安。①
岳飞朝见时, 宋高宗与他“ 面议金国讲和事”, ② 岳飞字斟句酌地作了表态:“ 夷狄不可信, 和好不可恃, 相臣谋国不藏, 恐贻后世讥议。”宋高宗只能报以难堪的沉默, 右相秦桧“闻而衔之”。③ 岳飞在朝见后,又上奏说“: 不可与和,缘虏人羊犬之性; 国事隙深, 何日可忘! 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 事毕, 然后谋河朔, 复取旧疆, 臣之愿也。臣受陛下深恩厚禄,无一时敢忘。”④ 不管岳飞如何谋国忠荩, 而宋高宗只能对他加深嫌忌。
韩世忠也与岳飞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唯有“任数避事”的张俊, ⑤ 对皇帝的降金政策表示了绝对的支持。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9《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辞免赴行在奏事不允省札》,《同前第二札》,《再乞致仕不允省札》, 1258 ～ 1260 页,《会编》卷184 , 1332 页。
②《鄂国金佗粹编》卷2 ,21 页。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7 ,466 页。
④《会编》卷207《岳侯传》, 1493 页。
⑤ 《水心别集》卷12《四屯驻大兵》, 783 页。
淮西之变后, 张俊吓得丧魂落魄,“ 擅弃眙盱而归”, 而“ 朝廷亦不能诘”。①他为逃避弃地的责任, 便在皇帝面前大事吹擂:“臣当与岳飞、杨沂中大合军势, 期于破敌, 以报国家。”宋高宗只是告诫他“无与民争利, 勿兴士木之功”。② 这是因为他“营第宅房廊, 作酒肆名太平楼, 般运花石, 皆役军兵”。当时其部队有打油诗说:“张家寨里没来由, 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 行在盖起太平楼。”所谓“花腿”, 是指他“择卒之少壮长大者, 自臀而下, 文刺至足。”韩世忠入朝时, 其亲兵“ 以铜为面具”, 于是军中又传出讽刺谚语说:“ 韩太尉铜莃, 张太尉铁莃。”宋时“ 谓无廉耻, 不畏人者为铁缬也。”③张俊本是一个有心于在官场争权夺利、无志于在疆场献身效命的人, 故宋高宗的降金政策与他一拍即合。虽然几个月前“破敌”的大话言犹在耳, 张俊却立即实现了急遽的转弯, 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如果说在1137 年(绍兴七年) 前, 岳飞一度是宋高宗最倚重的武帅, 那么在1138 (绍兴八年)后, 张俊便成了皇帝最宠信的大将。
当韩世忠和张俊因苗刘之变勤王大功, 而授节度使高官时, 岳飞还不过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岳飞官位的迅速升迁, 声誉的后来居上, 不免引起韩世忠和张俊的不平和妒忌。岳飞先后向两人通书几十封, 殷勤致意, 韩世忠和张俊都不给回音。平杨么后, 岳飞特别赠送韩世忠和张俊大车船各一艘, 人员和装备齐全。
①《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四月丙寅, 326 ～610 页,《朱文公文集》卷97 朱松行状。
②《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壬戌, 326 ～598 页。
③ 《鸡肋编》卷下, 92 页。
韩世忠十分高兴, 从此同岳飞释嫌言欢, 而张俊“ 忌之益甚”。①（ 《要录》卷90 绍兴五年六月丁巳, 326 ～ 278 页, 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丁巳, 326～ 492 页,《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159～ 542 页。）如今韩世忠与岳飞站在共同的抗金立场上, 更加情投意合, 而张俊则与岳飞的嫌隙更深。
宋高宗发付王伦北上后, 便下令驻守东南的岳飞、张俊和韩世忠三个宣抚使到临安朝见, 希望对他们做些说服工作, 这是考虑到三大将官高权重的实际状况, 而驻军远在川陕边界的宣抚副使吴玠却来不及召见。三大将中, 官位以韩世忠为最高, 而才能与军功则以岳飞为胜。
在给王庶咨目与会面后, 岳飞为履践自己不出兵便纳旌节致仕的誓言,“累具奏闻, 乞归田野, 以养残躯”。他于八月上旬接到金字牌快递的枢密院札子:“ 奉圣旨, 令韩世忠、张俊、岳飞如别无警急事宜, 各量带亲兵, 暂赴行在奏事。”岳飞深知朝廷的大政方针已无可扭转, 所以沿路不断上奏, 要求“屏迹山林”。宋高宗“ 累降诏旨不允, 不许再有陈请”, 岳飞迟至九月, 方才抵达临安。①
岳飞朝见时, 宋高宗与他“ 面议金国讲和事”, ② 岳飞字斟句酌地作了表态:“ 夷狄不可信, 和好不可恃, 相臣谋国不藏, 恐贻后世讥议。”宋高宗只能报以难堪的沉默, 右相秦桧“闻而衔之”。③ 岳飞在朝见后,又上奏说“: 不可与和,缘虏人羊犬之性; 国事隙深, 何日可忘! 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 事毕, 然后谋河朔, 复取旧疆, 臣之愿也。臣受陛下深恩厚禄,无一时敢忘。”④ 不管岳飞如何谋国忠荩, 而宋高宗只能对他加深嫌忌。
韩世忠也与岳飞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唯有“任数避事”的张俊, ⑤ 对皇帝的降金政策表示了绝对的支持。
①《鄂国金佗续编》卷9《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辞免赴行在奏事不允省札》,《同前第二札》,《再乞致仕不允省札》, 1258 ～ 1260 页,《会编》卷184 , 1332 页。
②《鄂国金佗粹编》卷2 ,21 页。
③《鄂国金佗粹编》卷7 ,466 页。
④《会编》卷207《岳侯传》, 1493 页。
⑤ 《水心别集》卷12《四屯驻大兵》, 783 页。
淮西之变后, 张俊吓得丧魂落魄,“ 擅弃眙盱而归”, 而“ 朝廷亦不能诘”。①他为逃避弃地的责任, 便在皇帝面前大事吹擂:“臣当与岳飞、杨沂中大合军势, 期于破敌, 以报国家。”宋高宗只是告诫他“无与民争利, 勿兴士木之功”。② 这是因为他“营第宅房廊, 作酒肆名太平楼, 般运花石, 皆役军兵”。当时其部队有打油诗说:“张家寨里没来由, 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 行在盖起太平楼。”所谓“花腿”, 是指他“择卒之少壮长大者, 自臀而下, 文刺至足。”韩世忠入朝时, 其亲兵“ 以铜为面具”, 于是军中又传出讽刺谚语说:“ 韩太尉铜莃, 张太尉铁莃。”宋时“ 谓无廉耻, 不畏人者为铁缬也。”③张俊本是一个有心于在官场争权夺利、无志于在疆场献身效命的人, 故宋高宗的降金政策与他一拍即合。虽然几个月前“破敌”的大话言犹在耳, 张俊却立即实现了急遽的转弯, 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如果说在1137 年(绍兴七年) 前, 岳飞一度是宋高宗最倚重的武帅, 那么在1138 (绍兴八年)后, 张俊便成了皇帝最宠信的大将。
当韩世忠和张俊因苗刘之变勤王大功, 而授节度使高官时, 岳飞还不过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岳飞官位的迅速升迁, 声誉的后来居上, 不免引起韩世忠和张俊的不平和妒忌。岳飞先后向两人通书几十封, 殷勤致意, 韩世忠和张俊都不给回音。平杨么后, 岳飞特别赠送韩世忠和张俊大车船各一艘, 人员和装备齐全。
①《要录》卷119 绍兴八年四月丙寅, 326 ～610 页,《朱文公文集》卷97 朱松行状。
②《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二月壬戌, 326 ～598 页。
③ 《鸡肋编》卷下, 92 页。
韩世忠十分高兴, 从此同岳飞释嫌言欢, 而张俊“ 忌之益甚”。①（ 《要录》卷90 绍兴五年六月丁巳, 326 ～ 278 页, 卷109 绍兴七年二月丁巳, 326～ 492 页,《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159～ 542 页。）如今韩世忠与岳飞站在共同的抗金立场上, 更加情投意合, 而张俊则与岳飞的嫌隙更深。
第七节 秦桧独相
赵鼎与秦桧在对金和议方面并无原则分歧, 赵鼎“ 亦自主和议, 但争河北数州, 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 而秦桧只望和议成功,“都不与争”, ② 这是两人的一点小的分岐。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 当然是包括左相赵鼎在内的。即使后来秦桧也在宋高宗面前承认:“ 鼎为首相, 于议和未尝不佥同。”③ 秦桧吸取了与吕颐浩并相的教训, 在与赵鼎的关系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并相之后, 复不敢专, 唯诺而已”。④
宋高宗不惜一切代价, 唯求和议速就, 而赵鼎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 便逐渐招致皇帝的厌恶。在宋高宗的眼里, 唯有秦桧方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而赵鼎事实上成了碍事的人物。加之在立皇储的问题上, 赵鼎又拂逆了宋高宗, 而秦桧却进一步博得了皇帝的好感。赵鼎的相位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秦桧看准时机, 开始向赵鼎发动进攻。他利用侍御史萧振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 其罪名是不孝:“ 所以治家者如此, 何以为国; 所以事父者如此, 何以事君。”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43 页。
③《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6 页。
④ 《朱子语类》卷131 , 3145 页。
刘大中不得不按惯例上奏辞免,宋高宗于十月发表他出知处州(治今浙江丽水) 。① 刘大中是赵鼎的亲密同僚, 几乎每件政事都与赵鼎一唱一和,他脱离政府, 使赵鼎更形孤立。
萧振攻击了刘大中后, 就不断对外扬言, 说:“某只论刘参政, 如赵丞相不必论。”言下之意, 是让赵鼎“ 自为去就”。一时之间, 宋廷内流言四起, 一会儿说“ 赵丞相乞去矣”, 一会儿又说“赵丞相搬上船矣”。此类谣言其实都源自秦桧, 他至此已急不可耐,“百计摇撼”。②
殿中侍御史张戒与赵鼎关系较深,他上奏论给事中勾涛, 说他“ 阴附张浚”,“及浚败事, 又显立同异, 反覆无耻”。勾涛也在皇帝面前“ 力诋”赵鼎“结台谏与诸将”, 说:“戒击臣, 赵鼎意也。”③虽然勾涛与秦桧并无瓜葛, ④ 但他的说法显然也增加了宋高宗对赵鼎的疑忌。
尽管如此, 秦桧懂得, 排挤赵鼎的关键, 是要赢得皇帝的欢心, 而赢得皇帝欢心的关键, 则在于对金议和的问题上, 能独树一帜, 表现自己有比赵鼎更坚定的态度, 更高明的对策。
一天宰执奏事毕, 秦桧请求皇帝将自己单独留下, 向宋高宗“奏讲和之说”, 反复强调“臣以为讲和便”。他说:“ 讲和之议, 臣僚之说皆不同, 各持两端, 畏首畏尾, 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 乞陛下英断, 独与臣议其事, 不许群臣干与, 则其事乃可成, 不然, 无益也。”
①《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丁巳, 326～ 65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1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3 页, 卷380《萧振传》, 11726 页。
②《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 326～ 65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4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3 页, 卷380《萧振传》, 11726 页。
③《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九月庚寅, 326～ 649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11293 页。
④ 《宋史》卷382《勾涛传》, 11773 页。
宋高宗说:“ 朕独〔委〕卿。”秦桧说:“臣亦恐未便, 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 然后别具奏禀。”三天后, 秦桧朝见, 宋高宗表示坚定的和议决心, 秦桧仍未肯受命。又过三天, 皇帝仍旧表示坚决和议, 绝不动摇。秦桧方取出奏札“ 乞决和议, 不许群臣干与”, 宋高宗欣然同意。① 秦桧所以如此行事, 其实还是当年罢相的余悸, 害怕皇帝反复, 而宋高宗的最后表态, 使秦桧的独相格局得以内定。
赵鼎的门客、敕令所删定官方畴深感形势对赵鼎很不妙, 他本着君子难进易退的古训, 写信给赵鼎说:“见机而作,大《易》格言, 当断不断, 古人深戒, 愿公早图之。”赵鼎便向宋高宗提出辞呈, 皇帝顺水推舟, 很快予以批准。仅在刘大中罢官十多天后, 赵鼎又再次出知绍兴府。
秦桧假意殷勤, 约同王庶前往津亭饯行。王庶说:“公欲去,早为庶言。”赵鼎说“: 去就在枢密,鼎岂敢与!”秦桧相送,赵鼎只是一揖而登舟, 秦桧说:“已得旨, 饯送相公, 何不少留。”赵鼎说:“议论已不协, 何留之有!”遂叱令篙师开船。秦桧恼羞成怒,说“: 桧是好意。”也叱令从入撤收筵席。事已至此, 两人的私憾便至无可弥合的地步。② 秦桧的再次登台, 先后仰仗张浚和赵鼎的援引之力,然而最后又与两人翻目成仇。张浚与赵鼎初则惑于秦桧的献媚, 坠其术中; 终则憎恶秦桧的奸诈, 却已无可奈何。尽管张浚和赵鼎的大政方针颇有不同, 但归根结蒂, 却都是为秦桧的相业做了嫁衣裳。
①《会编》卷184 ,1333 页,《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注, 326 ～ 654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4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② 《会编》卷184 , 1333 页,《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 326 ～ 654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3 页、1041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3页。
赵鼎罢相后, 留下最后一名执政王庶, 又是最容易处置者。王庶再三上奏,坚决表示“, 遇有和议文字,许免签书,庶逃前后反复, 有失立朝之节”。“祸乱以来,尝欲以气吞强虏,则所谓讲和者, 非臣之所能也”。“愿陛下惟责臣以修戎兵,不以讲和之事命臣”。“逆虏诡诈, 动辄请和, 口血未干, 随即背叛, 要我以难从之请, 加我以违约之辞。兵兴而每堕其计,是以群议汹汹, 民心少摇, 事机之微, 存亡所系, 惟觊陛下深戒前辙, 博采众情”,“无以厚币甘而易于心, 无以成算已定而改图”。宋高宗忍无可忍, 便于十一月命他出知潭州( 治今湖南长沙)。王庶严厉批评秦桧说:“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时,而忘此敌耶!”故秦桧对王庶尤其憎恨。王庶很快受到秦桧党羽的弹奏, 而降为宫观官, 其降官制词有“大言以惑众, 小智以饰奸”,“有坏成之意”,“第务死党, 宁知有君”。如此严厉的责词, 使不少人为他不寒而栗。①
政府成员只剩下右相秦桧一人,宋高宗又接受他的提名, 先后命孙近和李光任参知政事, 孙近又兼同知枢密院事。孙近不孚人望,“伴食中书”,“ 取容充位”而已。李光却在地方颇有政绩, 而宋高宗“不欲用光”, 秦桧与李光也“ 初不相知”, 他对皇帝说:“光有人望, 若同押榜, 浮议自息。”实际上是希望藉李光的名声,“镇压”主张抗金的异论。②
①《会编》卷187 ,1349 页, 卷188 , 1360 页, 卷190 , 1372 页,《要录》卷122绍兴八年十月戊寅, 己卯, 326 ～ 656 页, 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庚子, 326 ～ 665页, 甲辰, 326 ～672 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寅, 326～ 68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41 页,《宋史》卷372《王庶传》, 11548 页, 卷473《秦桧传》,13753 页。
② 《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甲申, 326～ 558 页, 庚子, 326 ～ 665 页,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 326～ 68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40 页,1043 页,《宋史》卷363《李光传》, 11341 页,《挥麈后录》卷10 , 208 页。
秦桧独相伊始, 对朝廷高涨的抗金舆论颇有束手无策之感。中书舍人勾龙如渊本姓勾, 因避宋高宗名讳而改姓。①他向秦桧献计说:“相公为天下大计, 而邪说横起, 盍不择人为台谏, 使尽击去, 则相公之事遂矣。”秦桧当即通过宋高宗,任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② 自此以后, 本来作为纠劾百官,限制相权的台谏部门, 逐渐成为秦桧箝制舆论, 排除异己, 巩固相权的工具。按照秦桧的授意, 勾龙如渊对宋高宗说:“陛下既罢鼎相, 则用人材, 振纪纲, 必令有以耸动四方。如君子当速召, 小人当显黜。”宋高宗问:“ 君子谓谁?”勾龙如渊说:“孙近、李光。”宋高宗说:“ 近必召。如光则赵鼎、刘大中之去, 皆荐之。朕若召, 则是用此两人之荐, 须朕他日自用之。”
勾龙如渊说:“ 此鼎、大中奸计也。两人在位时, 何不荐光?及罢去, 而后荐之。意谓陛下采公言, 必用光, 故以示恩耳。”③ 宋高宗对此说颇以为然。
秦桧独相之初, 虽然尚无足够的权势, 却已开始采取措施, 一步一步地加强自己的权力。
①《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 11717 页,《齐东野语》卷4《避讳》, 57 页。
②《会编》卷186 ,1343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 326 ～ 672页,《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 11718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4 页。
③ 《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乙亥, 326～ 655 页,《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11718 页。
赵鼎与秦桧在对金和议方面并无原则分歧, 赵鼎“ 亦自主和议, 但争河北数州, 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 而秦桧只望和议成功,“都不与争”, ② 这是两人的一点小的分岐。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 当然是包括左相赵鼎在内的。即使后来秦桧也在宋高宗面前承认:“ 鼎为首相, 于议和未尝不佥同。”③ 秦桧吸取了与吕颐浩并相的教训, 在与赵鼎的关系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并相之后, 复不敢专, 唯诺而已”。④
宋高宗不惜一切代价, 唯求和议速就, 而赵鼎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 便逐渐招致皇帝的厌恶。在宋高宗的眼里, 唯有秦桧方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而赵鼎事实上成了碍事的人物。加之在立皇储的问题上, 赵鼎又拂逆了宋高宗, 而秦桧却进一步博得了皇帝的好感。赵鼎的相位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秦桧看准时机, 开始向赵鼎发动进攻。他利用侍御史萧振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 其罪名是不孝:“ 所以治家者如此, 何以为国; 所以事父者如此, 何以事君。”
②《朱子语类》卷131 ,3143 页。
③《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6 页。
④ 《朱子语类》卷131 , 3145 页。
刘大中不得不按惯例上奏辞免,宋高宗于十月发表他出知处州(治今浙江丽水) 。① 刘大中是赵鼎的亲密同僚, 几乎每件政事都与赵鼎一唱一和,他脱离政府, 使赵鼎更形孤立。
萧振攻击了刘大中后, 就不断对外扬言, 说:“某只论刘参政, 如赵丞相不必论。”言下之意, 是让赵鼎“ 自为去就”。一时之间, 宋廷内流言四起, 一会儿说“ 赵丞相乞去矣”, 一会儿又说“赵丞相搬上船矣”。此类谣言其实都源自秦桧, 他至此已急不可耐,“百计摇撼”。②
殿中侍御史张戒与赵鼎关系较深,他上奏论给事中勾涛, 说他“ 阴附张浚”,“及浚败事, 又显立同异, 反覆无耻”。勾涛也在皇帝面前“ 力诋”赵鼎“结台谏与诸将”, 说:“戒击臣, 赵鼎意也。”③虽然勾涛与秦桧并无瓜葛, ④ 但他的说法显然也增加了宋高宗对赵鼎的疑忌。
尽管如此, 秦桧懂得, 排挤赵鼎的关键, 是要赢得皇帝的欢心, 而赢得皇帝欢心的关键, 则在于对金议和的问题上, 能独树一帜, 表现自己有比赵鼎更坚定的态度, 更高明的对策。
一天宰执奏事毕, 秦桧请求皇帝将自己单独留下, 向宋高宗“奏讲和之说”, 反复强调“臣以为讲和便”。他说:“ 讲和之议, 臣僚之说皆不同, 各持两端, 畏首畏尾, 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 乞陛下英断, 独与臣议其事, 不许群臣干与, 则其事乃可成, 不然, 无益也。”
①《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丁巳, 326～ 652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1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3 页, 卷380《萧振传》, 11726 页。
②《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 326～ 654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4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3 页, 卷380《萧振传》, 11726 页。
③《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九月庚寅, 326～ 649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11293 页。
④ 《宋史》卷382《勾涛传》, 11773 页。
宋高宗说:“ 朕独〔委〕卿。”秦桧说:“臣亦恐未便, 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 然后别具奏禀。”三天后, 秦桧朝见, 宋高宗表示坚定的和议决心, 秦桧仍未肯受命。又过三天, 皇帝仍旧表示坚决和议, 绝不动摇。秦桧方取出奏札“ 乞决和议, 不许群臣干与”, 宋高宗欣然同意。① 秦桧所以如此行事, 其实还是当年罢相的余悸, 害怕皇帝反复, 而宋高宗的最后表态, 使秦桧的独相格局得以内定。
赵鼎的门客、敕令所删定官方畴深感形势对赵鼎很不妙, 他本着君子难进易退的古训, 写信给赵鼎说:“见机而作,大《易》格言, 当断不断, 古人深戒, 愿公早图之。”赵鼎便向宋高宗提出辞呈, 皇帝顺水推舟, 很快予以批准。仅在刘大中罢官十多天后, 赵鼎又再次出知绍兴府。
秦桧假意殷勤, 约同王庶前往津亭饯行。王庶说:“公欲去,早为庶言。”赵鼎说“: 去就在枢密,鼎岂敢与!”秦桧相送,赵鼎只是一揖而登舟, 秦桧说:“已得旨, 饯送相公, 何不少留。”赵鼎说:“议论已不协, 何留之有!”遂叱令篙师开船。秦桧恼羞成怒,说“: 桧是好意。”也叱令从入撤收筵席。事已至此, 两人的私憾便至无可弥合的地步。② 秦桧的再次登台, 先后仰仗张浚和赵鼎的援引之力,然而最后又与两人翻目成仇。张浚与赵鼎初则惑于秦桧的献媚, 坠其术中; 终则憎恶秦桧的奸诈, 却已无可奈何。尽管张浚和赵鼎的大政方针颇有不同, 但归根结蒂, 却都是为秦桧的相业做了嫁衣裳。
①《会编》卷184 ,1333 页,《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注, 326 ～ 654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4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2 页。
② 《会编》卷184 , 1333 页,《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 326 ～ 654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33 页、1041 页,《宋史》卷360《赵鼎传》, 11293页。
赵鼎罢相后, 留下最后一名执政王庶, 又是最容易处置者。王庶再三上奏,坚决表示“, 遇有和议文字,许免签书,庶逃前后反复, 有失立朝之节”。“祸乱以来,尝欲以气吞强虏,则所谓讲和者, 非臣之所能也”。“愿陛下惟责臣以修戎兵,不以讲和之事命臣”。“逆虏诡诈, 动辄请和, 口血未干, 随即背叛, 要我以难从之请, 加我以违约之辞。兵兴而每堕其计,是以群议汹汹, 民心少摇, 事机之微, 存亡所系, 惟觊陛下深戒前辙, 博采众情”,“无以厚币甘而易于心, 无以成算已定而改图”。宋高宗忍无可忍, 便于十一月命他出知潭州( 治今湖南长沙)。王庶严厉批评秦桧说:“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时,而忘此敌耶!”故秦桧对王庶尤其憎恨。王庶很快受到秦桧党羽的弹奏, 而降为宫观官, 其降官制词有“大言以惑众, 小智以饰奸”,“有坏成之意”,“第务死党, 宁知有君”。如此严厉的责词, 使不少人为他不寒而栗。①
政府成员只剩下右相秦桧一人,宋高宗又接受他的提名, 先后命孙近和李光任参知政事, 孙近又兼同知枢密院事。孙近不孚人望,“伴食中书”,“ 取容充位”而已。李光却在地方颇有政绩, 而宋高宗“不欲用光”, 秦桧与李光也“ 初不相知”, 他对皇帝说:“光有人望, 若同押榜, 浮议自息。”实际上是希望藉李光的名声,“镇压”主张抗金的异论。②
①《会编》卷187 ,1349 页, 卷188 , 1360 页, 卷190 , 1372 页,《要录》卷122绍兴八年十月戊寅, 己卯, 326 ～ 656 页, 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庚子, 326 ～ 665页, 甲辰, 326 ～672 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寅, 326～ 687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41 页,《宋史》卷372《王庶传》, 11548 页, 卷473《秦桧传》,13753 页。
② 《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甲申, 326～ 558 页, 庚子, 326 ～ 665 页,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 326～ 685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040 页,1043 页,《宋史》卷363《李光传》, 11341 页,《挥麈后录》卷10 , 208 页。
秦桧独相伊始, 对朝廷高涨的抗金舆论颇有束手无策之感。中书舍人勾龙如渊本姓勾, 因避宋高宗名讳而改姓。①他向秦桧献计说:“相公为天下大计, 而邪说横起, 盍不择人为台谏, 使尽击去, 则相公之事遂矣。”秦桧当即通过宋高宗,任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② 自此以后, 本来作为纠劾百官,限制相权的台谏部门, 逐渐成为秦桧箝制舆论, 排除异己, 巩固相权的工具。按照秦桧的授意, 勾龙如渊对宋高宗说:“陛下既罢鼎相, 则用人材, 振纪纲, 必令有以耸动四方。如君子当速召, 小人当显黜。”宋高宗问:“ 君子谓谁?”勾龙如渊说:“孙近、李光。”宋高宗说:“ 近必召。如光则赵鼎、刘大中之去, 皆荐之。朕若召, 则是用此两人之荐, 须朕他日自用之。”
勾龙如渊说:“ 此鼎、大中奸计也。两人在位时, 何不荐光?及罢去, 而后荐之。意谓陛下采公言, 必用光, 故以示恩耳。”③ 宋高宗对此说颇以为然。
秦桧独相之初, 虽然尚无足够的权势, 却已开始采取措施, 一步一步地加强自己的权力。
①《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 11717 页,《齐东野语》卷4《避讳》, 57 页。
②《会编》卷186 ,1343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 326 ～ 672页,《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 11718 页, 卷473《秦桧传》, 13754 页。
③ 《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乙亥, 326～ 655 页,《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11718 页。
第八节 群情激愤
秦桧独相之后, 凭藉宋高宗授予的全权, 敢于专断独行,暴戾恣睢的本性便很快暴露无遗。他一反以往赵鼎尽量调和皇帝与群臣矛盾的方针,摆出敢于身任天下之怨的架势,自称“ 我欲济国事, 死且不〔恤〕, 宁避怨谤”。①
十一月, 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和副使萧哲携带金熙宗的诏书, 偕同王伦南下。不称宋国, 而称江南, 不称国信而称诏谕, 是沿用北宋对南唐的旧例和几年以来金方自定的新规。金使见到宋方伴使,“ 必欲居堂中, 而坐使人于一隅”。其所经州县,又强令宋地方官用迎天子诏书之礼。他们还不断扬言, 金朝“ 并无遣使之意”, 只因王伦“百拜恳告, 不得已而来”。按金方的规定, 宋高宗必须“ 奉表称臣”, 跪拜于张通古足下, 接受诏书。② 当年刘豫不过对金称“子皇帝”, 如今宋高宗只能称臣, 自然更比刘豫卑辱十倍。
宋高宗以求和为重, 对此并不介怀, 他下诏强调“ 欲屈己就和”, 要求臣僚“ 详思所宜, 条奏来上”, 他还说:“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 得安其生, 朕亦何爱一己之屈。”③ 无非是要群臣绞尽脑汁, 为自己在极不体面的礼数中, 如何挽回一点可怜的体面。
①《会编》卷187 ,1354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 326 ～ 678页。
②《会编》卷185 ,1334 页, 卷188 , 1360 页, 卷189 , 1367 页,《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月甲申, 326 ～ 658 页, 戊申, 326 ～ 674 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326～ 683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5 页,《金史》卷83《张通古传》,1860 页。
③ 《会编》卷185 , 1336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丑, 326 ～ 667页, 戊申, 326 ～674 页。
然而出乎宋高宗预料者, 是从前沿到后方, 不论朝野, 群情激愤, 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本人没有文化的韩世忠由幕僚代笔, 接连上奏十余封, 他说,“今使人所来行径, 皆是难从之事, 灼见奸谋, 欲生衅端”。“事系安危, 在此一决”。“今正当主辱臣死之时, 臣愿效死节, 激昂士卒, 率先迎敌, 期于必战, 以决成败”,“但以兵势最重去处, 臣请当之”。① 言词激切, 其立论又使宋高宗很难有辩驳的余地。宋高宗不准韩世忠到行朝奏事, 并下“亲札付世忠, 令差人防护北使往回”“, 不得分毫生事”。②
为保证和议的万无一失, 宋高宗又下手诏给接伴使范同说:“涂中稍生事, 当议编置!”即贬官流放。并无气节可言的范同在金使入境后,“北向再拜”, 问候金熙宗的“ 起居”,“军民见者往往流涕”。③
当时“诸将韩世忠、岳飞皆以议和为非计”, 故前述不愿担任馆伴使的吏部侍郎魏莁上奏说,“ 惟三军之心, 未知所向”,“欲望圣慈速召大将, 各带所部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 以屈己事目广加访问”“, 彼或以为不可,亦能鼓作其气,益坚守御之备”。④ 负责临安守卫的三衙长官, 包括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解潜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韩世良(韩世忠兄)也去都堂见秦桧等人, 又见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说,“官家受敌书, 必欲行屈己之礼, 万一军民汹汹, 即某等弹压不得”,“盖缘有大底三个在外, 他日问某等云: 尔等为宿卫之臣, 如何却使官家行此礼数”?“ 大底三个”, 当然是指韩世忠、张俊和岳飞。⑤
①《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丁丑, 326～ 655 页, 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丁亥、辛卯、壬辰、癸巳、甲午、辛丑, 326 ～ 660 至668 页,《会编》卷217 , 1565页, 杜大痨《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遭碑, 哈佛燕京学社本,《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碧琳琅馆丛书》本,《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11366 页。
②《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 326～ 664 页。
③《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 326 ～ 674 页,《宋史》卷380《范同传》, 11712 页。
④《会编》卷185 ,1339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 326 ～ 671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4521 页,《宋史》卷376《魏纄传》, 11633 页。
⑤ 《要录》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庚午, 689页。
杨沂中“ 宿卫出入”, 深得宋高宗宠信,时称“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 形则髯, 其所为则阉也”。① 但这回却与解潜、韩世良采取了一致行动。在众多武将中, 唯有张俊一人取悦皇帝。
在文臣方面, 时任宫观闲职的李纲愤慨上奏说,“ 自古夷狄陵侮中国, 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 皆吾谋虑弗臧, 不能自治自强, 偷安朝夕, 无久远之计”。“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 纵使未能恢复土宇, 岂可不自爱重, 而怖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议哉”!“陛下纵自轻, 奈宗社何? 奈天下臣民何? 奈后世史册何”?②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张九成对皇帝表态, 及对议和, 他曾劝赵鼎说“: 金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秦桧对张九成说“: 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张九成说“: 未有枉己而能正人。”秦桧气得脸上变色,设法将他罢官外任。③
接任礼部侍郎、兼侍读的曾开又上奏反对和议说,“信其诡谋, 侥幸讲和, 稽之前古为可忧, 考之今事为难信”。“忘大辱,甘臣妾, 贬称号, 损金帛, 以难得之时, 为无益之事, 可不为恸哭流涕哉”! 他与秦桧争论, 秦桧说:“此事大系安危。”曾开反驳说:“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 止合论存亡尔。”他后来也被排挤出朝廷。④
①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髯阉》, 255 页, 中华书局1988 年版,《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11439 页。
②《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326 ～ 68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5 ,1163 页,《梁溪全集》卷102《论使事札子》。
③《要录》卷123 绍兴八十一月丙戌, 326～ 659 页,《宋史》卷374《张九成传》,11578 页,《横浦先生家传》, 清刊本《横浦文集》附录。
④ 《会编》卷185 , 1335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 326 ～ 675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戊午, 326 ～684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1242 页,《宋史》卷382《曾开传》, 11770 页。
道学家程颐的门生尹莇继任礼部侍郎、兼侍读, 他又接着上奏, 引用《礼记·曲礼》之说:“《礼》曰: 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方将信仇敌之谲诈, 而觊其肯和, 以纾目前之急, 岂不失不共戴天, 不反兵之义乎?”面对此类儒家伦理, 以孝道自我标榜的宋高宗自然是无法正面回驳的。尹莇又写信谏劝秦桧说:“ 勿以小智孑义而图大功。”秦桧“大怒”, 于是尹莇便力辞新命。①
当时也有勾龙如渊、施廷臣、莫将、沈该等人“ 力赞和议”, 宋高宗立即予以进用, 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为此专门上奏说:“今如渊、廷臣、将、该辈渐已成群, 岂国之福哉! 伏望睿断翻然而改, 特加斥逐, 庶几少杜群枉之门。”②他们又和户部侍郎李弥逊、梁汝嘉, 起居舍人薛徽言等人单独或集体奏对, 说:“《传》曰: 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合二难以立国, 危乱之道也。”由于这些官员在朝中颇有影响, 秦桧企图对张焘、晏敦复和李弥逊进行利诱, 以加官许愿, 都被拒绝, 李弥逊说:“ 弥逊受国恩深厚, 何敢见利忘义。顾今日之事, 国人皆不以为然, 独有一去, 可报相公。”③
①《会编》卷189 ,1366 页,《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己卯, 326 ～ 697页,《宋史》卷428《尹碋传》, 1273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 4521 页, 尹莇《和靖尹先生文集》卷2《谏议和札子》,《贻秦相书》, 清雍正刊本。
②《会编》卷187 ,1350 页,《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甲子, 326 ～ 686页, 丙子、丁丑, 326～ 693 至695 页。
③ 《会编》卷186 , 1341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 326 ～ 668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己卯, 326 ～ 696 页,《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11738页, 卷382《张焘传》, 11758 页,《李弥逊传》, 11775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3,2405 页, 卷348 , 4521～ 4523 页, 李弥逊《筠溪集》卷2《答和议奏》,《再论不当先事致屈札子》, 1130 ～605 页,《筠溪李公家传》, 845 ～ 1130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9 梁汝嘉神道碑。
刑部侍郎陈橐也上奏反对屈膝求和。①
宋高宗面对张焘等人的奏对, 也不免难堪,“愀然变色”,说:“卿言可谓纳忠, 朕甚喜士大夫尽忠如此。然朕必不至为敌所绐。”施廷臣、莫将和沈该的“除命”也由此“遂寝”。②
吏部员外郎侍忻上奏说,“ 彼既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 我躬受之, 真为臣妾矣。陛下方寝苫枕块,其忍下穹庐之拜乎”?“况犬羊之群既已惊动我陵寝, 戕毁我宗庙, 劫迂我二帝, 据守我祖宗之地, 涂炭我祖宗之民, 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銮舆不返, 遂至万国痛心, 是谓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 未尝顷刻而忘图我, 岂一王伦所能和哉”。③ 三省检正诸房文字林季仲也上奏说,“ 能洗是耻, 犹有余耻; 能雪是冤, 犹有余冤”, 他恳切希望皇帝以“ 克复宗社, 取旧物, 以还中原”为念。④
馆职官胡庄、朱松( 朱熹父) 、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联名上奏说:“ 彼以和之〔字〕, 得志于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 以弛我边备, 以竭我国力, 以解体我将帅, 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 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奈何至今犹未悟也?”⑤
①《宋史》卷388《陈橐传》, 11907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1 , 1243 页。
②《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己卯, 326～ 696 至697 页。
③《会编》卷189 ,1363 页,《宋史》卷422《许忻传》, 12608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 4520 页。
④《会编》卷189 ,1365 页。
⑤ 《会编, 卷186 , 1341 页,《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 326～ 690页,《朱文公文集》卷97 朱松行状,《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0 朱松神道碑,《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4 页。
秦桧独相之后, 凭藉宋高宗授予的全权, 敢于专断独行,暴戾恣睢的本性便很快暴露无遗。他一反以往赵鼎尽量调和皇帝与群臣矛盾的方针,摆出敢于身任天下之怨的架势,自称“ 我欲济国事, 死且不〔恤〕, 宁避怨谤”。①
十一月, 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和副使萧哲携带金熙宗的诏书, 偕同王伦南下。不称宋国, 而称江南, 不称国信而称诏谕, 是沿用北宋对南唐的旧例和几年以来金方自定的新规。金使见到宋方伴使,“ 必欲居堂中, 而坐使人于一隅”。其所经州县,又强令宋地方官用迎天子诏书之礼。他们还不断扬言, 金朝“ 并无遣使之意”, 只因王伦“百拜恳告, 不得已而来”。按金方的规定, 宋高宗必须“ 奉表称臣”, 跪拜于张通古足下, 接受诏书。② 当年刘豫不过对金称“子皇帝”, 如今宋高宗只能称臣, 自然更比刘豫卑辱十倍。
宋高宗以求和为重, 对此并不介怀, 他下诏强调“ 欲屈己就和”, 要求臣僚“ 详思所宜, 条奏来上”, 他还说:“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 得安其生, 朕亦何爱一己之屈。”③ 无非是要群臣绞尽脑汁, 为自己在极不体面的礼数中, 如何挽回一点可怜的体面。
①《会编》卷187 ,1354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 326 ～ 678页。
②《会编》卷185 ,1334 页, 卷188 , 1360 页, 卷189 , 1367 页,《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月甲申, 326 ～ 658 页, 戊申, 326 ～ 674 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326～ 683 页,《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5 页,《金史》卷83《张通古传》,1860 页。
③ 《会编》卷185 , 1336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丑, 326 ～ 667页, 戊申, 326 ～674 页。
然而出乎宋高宗预料者, 是从前沿到后方, 不论朝野, 群情激愤, 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本人没有文化的韩世忠由幕僚代笔, 接连上奏十余封, 他说,“今使人所来行径, 皆是难从之事, 灼见奸谋, 欲生衅端”。“事系安危, 在此一决”。“今正当主辱臣死之时, 臣愿效死节, 激昂士卒, 率先迎敌, 期于必战, 以决成败”,“但以兵势最重去处, 臣请当之”。① 言词激切, 其立论又使宋高宗很难有辩驳的余地。宋高宗不准韩世忠到行朝奏事, 并下“亲札付世忠, 令差人防护北使往回”“, 不得分毫生事”。②
为保证和议的万无一失, 宋高宗又下手诏给接伴使范同说:“涂中稍生事, 当议编置!”即贬官流放。并无气节可言的范同在金使入境后,“北向再拜”, 问候金熙宗的“ 起居”,“军民见者往往流涕”。③
当时“诸将韩世忠、岳飞皆以议和为非计”, 故前述不愿担任馆伴使的吏部侍郎魏莁上奏说,“ 惟三军之心, 未知所向”,“欲望圣慈速召大将, 各带所部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 以屈己事目广加访问”“, 彼或以为不可,亦能鼓作其气,益坚守御之备”。④ 负责临安守卫的三衙长官, 包括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解潜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韩世良(韩世忠兄)也去都堂见秦桧等人, 又见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说,“官家受敌书, 必欲行屈己之礼, 万一军民汹汹, 即某等弹压不得”,“盖缘有大底三个在外, 他日问某等云: 尔等为宿卫之臣, 如何却使官家行此礼数”?“ 大底三个”, 当然是指韩世忠、张俊和岳飞。⑤
①《要录》卷122 绍兴八年十月丁丑, 326～ 655 页, 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丁亥、辛卯、壬辰、癸巳、甲午、辛丑, 326 ～ 660 至668 页,《会编》卷217 , 1565页, 杜大痨《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遭碑, 哈佛燕京学社本,《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碧琳琅馆丛书》本,《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11366 页。
②《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 326～ 664 页。
③《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 326 ～ 674 页,《宋史》卷380《范同传》, 11712 页。
④《会编》卷185 ,1339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 326 ～ 671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4521 页,《宋史》卷376《魏纄传》, 11633 页。
⑤ 《要录》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庚午, 689页。
杨沂中“ 宿卫出入”, 深得宋高宗宠信,时称“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 形则髯, 其所为则阉也”。① 但这回却与解潜、韩世良采取了一致行动。在众多武将中, 唯有张俊一人取悦皇帝。
在文臣方面, 时任宫观闲职的李纲愤慨上奏说,“ 自古夷狄陵侮中国, 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 皆吾谋虑弗臧, 不能自治自强, 偷安朝夕, 无久远之计”。“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 纵使未能恢复土宇, 岂可不自爱重, 而怖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议哉”!“陛下纵自轻, 奈宗社何? 奈天下臣民何? 奈后世史册何”?②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张九成对皇帝表态, 及对议和, 他曾劝赵鼎说“: 金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秦桧对张九成说“: 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张九成说“: 未有枉己而能正人。”秦桧气得脸上变色,设法将他罢官外任。③
接任礼部侍郎、兼侍读的曾开又上奏反对和议说,“信其诡谋, 侥幸讲和, 稽之前古为可忧, 考之今事为难信”。“忘大辱,甘臣妾, 贬称号, 损金帛, 以难得之时, 为无益之事, 可不为恸哭流涕哉”! 他与秦桧争论, 秦桧说:“此事大系安危。”曾开反驳说:“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 止合论存亡尔。”他后来也被排挤出朝廷。④
①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髯阉》, 255 页, 中华书局1988 年版,《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11439 页。
②《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326 ～ 683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85 ,1163 页,《梁溪全集》卷102《论使事札子》。
③《要录》卷123 绍兴八十一月丙戌, 326～ 659 页,《宋史》卷374《张九成传》,11578 页,《横浦先生家传》, 清刊本《横浦文集》附录。
④ 《会编》卷185 , 1335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 326 ～ 675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戊午, 326 ～684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0 ,1242 页,《宋史》卷382《曾开传》, 11770 页。
道学家程颐的门生尹莇继任礼部侍郎、兼侍读, 他又接着上奏, 引用《礼记·曲礼》之说:“《礼》曰: 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方将信仇敌之谲诈, 而觊其肯和, 以纾目前之急, 岂不失不共戴天, 不反兵之义乎?”面对此类儒家伦理, 以孝道自我标榜的宋高宗自然是无法正面回驳的。尹莇又写信谏劝秦桧说:“ 勿以小智孑义而图大功。”秦桧“大怒”, 于是尹莇便力辞新命。①
当时也有勾龙如渊、施廷臣、莫将、沈该等人“ 力赞和议”, 宋高宗立即予以进用, 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为此专门上奏说:“今如渊、廷臣、将、该辈渐已成群, 岂国之福哉! 伏望睿断翻然而改, 特加斥逐, 庶几少杜群枉之门。”②他们又和户部侍郎李弥逊、梁汝嘉, 起居舍人薛徽言等人单独或集体奏对, 说:“《传》曰: 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合二难以立国, 危乱之道也。”由于这些官员在朝中颇有影响, 秦桧企图对张焘、晏敦复和李弥逊进行利诱, 以加官许愿, 都被拒绝, 李弥逊说:“ 弥逊受国恩深厚, 何敢见利忘义。顾今日之事, 国人皆不以为然, 独有一去, 可报相公。”③
①《会编》卷189 ,1366 页,《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己卯, 326 ～ 697页,《宋史》卷428《尹碋传》, 12736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 4521 页, 尹莇《和靖尹先生文集》卷2《谏议和札子》,《贻秦相书》, 清雍正刊本。
②《会编》卷187 ,1350 页,《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甲子, 326 ～ 686页, 丙子、丁丑, 326～ 693 至695 页。
③ 《会编》卷186 , 1341 页,《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 326 ～ 668页, 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己卯, 326 ～ 696 页,《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11738页, 卷382《张焘传》, 11758 页,《李弥逊传》, 11775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183,2405 页, 卷348 , 4521～ 4523 页, 李弥逊《筠溪集》卷2《答和议奏》,《再论不当先事致屈札子》, 1130 ～605 页,《筠溪李公家传》, 845 ～ 1130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9 梁汝嘉神道碑。
刑部侍郎陈橐也上奏反对屈膝求和。①
宋高宗面对张焘等人的奏对, 也不免难堪,“愀然变色”,说:“卿言可谓纳忠, 朕甚喜士大夫尽忠如此。然朕必不至为敌所绐。”施廷臣、莫将和沈该的“除命”也由此“遂寝”。②
吏部员外郎侍忻上奏说,“ 彼既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 我躬受之, 真为臣妾矣。陛下方寝苫枕块,其忍下穹庐之拜乎”?“况犬羊之群既已惊动我陵寝, 戕毁我宗庙, 劫迂我二帝, 据守我祖宗之地, 涂炭我祖宗之民, 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銮舆不返, 遂至万国痛心, 是谓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 未尝顷刻而忘图我, 岂一王伦所能和哉”。③ 三省检正诸房文字林季仲也上奏说,“ 能洗是耻, 犹有余耻; 能雪是冤, 犹有余冤”, 他恳切希望皇帝以“ 克复宗社, 取旧物, 以还中原”为念。④
馆职官胡庄、朱松( 朱熹父) 、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联名上奏说:“ 彼以和之〔字〕, 得志于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 以弛我边备, 以竭我国力, 以解体我将帅, 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 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奈何至今犹未悟也?”⑤
①《宋史》卷388《陈橐传》, 11907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91 , 1243 页。
②《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己卯, 326～ 696 至697 页。
③《会编》卷189 ,1363 页,《宋史》卷422《许忻传》, 12608 页,《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 4520 页。
④《会编》卷189 ,1365 页。
⑤ 《会编, 卷186 , 1341 页,《要录》卷124 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 326～ 690页,《朱文公文集》卷97 朱松行状,《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0 朱松神道碑,《宋史》卷473《秦桧传》, 137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