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敢做敢言7次唱“反调” 10次大难不死

2014-12-31 10:28: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
核心提示：黄克诚不盲目追随，而是为真理敢做敢言，一生中曾七次唱“反调”。
编者按：黄克诚是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总是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浮作风。他不盲目追随，而是为真理敢做敢言，一生中曾七次唱“反调”。在战争年代，黄克诚出生入死，义无反顾，也曾在革命阵营内部一再蒙冤，数次落难。但他向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安之若素，堪称一代楷模。他身经百战，屡涉险境，却都奇迹般躲过危难。
敢做敢言的黄克诚：一生中曾七次唱“反调”
黄克诚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其最闪光的地方，是我们党在路线上、政策上受“左”的思想影响发生偏差的时候，他不盲目追随，而是为真理敢做敢言。剖析他的一生，从中不难看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公而忘私、无怨无悔的高尚品质。
第一次唱“反调”--“右”倾小帽扣上来
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诞生于湖南永兴县一个贫苦农家。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湖南党组织派遣赴广州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所。1927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黄克诚愤而离开唐生智部队，艰难转折，寻找党组织。同年11月他从武汉回到永兴，联络起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工作。
12月初，在白色恐怖下的永兴县城北的白头狮山顶的宝塔内，黄克诚、向大复、邝正兴等二十多党、团员和革命分子正在召开特别支部大会。“八七”会议所确定的“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令黄克诚欣喜，而湘南特委为此采取的“左”倾盲动政策，却令他着实不放心。会上，黄克诚只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接着，向大复组织研究发动暴动问题，同时又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的口号。与会人员顿时沸腾起来，像点燃了火药桶，摩拳擦掌，要求立即行动。
黄克诚待大家安静下来，说；“同志们，暴动的事，我赞成，但不能立即行动……”。黄克诚的发言未完，立即遭到同窗好友邝振兴等人的指责：“别说了！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颂机会主义！”。黄克诚毫不妥协，反击道：“你知道我们永兴的党、团员有几个？革命群众又有多少？！”缓了缓口气，接着说：“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有，我们需要准备大量自制弹药，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
由于当时与会者多数赞成邝振兴的意见，黄克诚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评。这是黄克诚参加革命后被批判为“右倾”的开始。
尽管多数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暴动，但毕竟没有多少力量，立即暴动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在研究具体部署时，只能按黄克诚的意见进行。
第二次唱“反调”--县委书记怨怒难消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永兴，黄克诚与刘申、尹子韶等人商议，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暴动。他们带领几十名农会会员夜袭被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而潜逃到永兴的一股民团，并一举歼灭。随后，他们带领队伍，打起红旗，发动群众，十几天时间，这股农民武装发展到了3000多人，成立了永兴红军警卫团。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
湘南暴动后，各县的农民革命运动受到“左”倾盲动路线的严重干扰。湘南特委错误地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火杀，以此来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政策。在永兴县委讨论贯彻湘南特委指示时，黄克城激动地站起来说：“烧房子的做法不行，不得人心，我不赞成！”新来的县委书记李一鼎被这突如其来的粗大嗓门闹得一愣，等弄清他就是黄克诚时，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你不赞成，你说的算？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未敢硬顶。他灵机一动，想出个折衷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都保留了下来。
3月，蒋介石策动湖南、广东两省军阀调集了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对湘南地区进行“会剿”，妄图夹击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暴动武装。4月6日，敌军逼近永兴，黄克诚得知消息后，直奔县委大院，见到李一鼎，建议：把分散在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以应付敌人进攻，一旦情况危急，也便于转移。李一鼎心中不悦，不觉大骂起来：“你这个老右倾，就你怕死，未见敌兵就考虑撤退”。直到敌军兵临县城了，李一鼎见敌我兵力太悬殊，无法招架，不禁慌了手脚。急令黄克诚：“你迅速组织兵力，掩护县委机关和家属撤退！”黄克诚只好率几百人坚守永兴，指挥部队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等部队和家属安全撤出县城后，便率领余部乘夜暗冲出了永兴县城南门，向井冈山撤退。
湘南暴动失败之后，黄克诚怀着无限的惆怅，再次告别了故乡，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第三次唱“反调”--头上乌纱帽画上大问号
1930年初，黄克诚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6月，红5军扩编为红3军团。这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决定攻打大城市。对此，黄克诚有自己的看法，他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彭德怀同志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也就没有下令去打武汉。
7月中旬，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一部分人主张按照中央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武装暴动夺取长沙。黄克诚对这两种意见都不赞成，他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予以歼灭。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的发言刚结束，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纷纷指责他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据此，红3军团前委认为，黄克诚的思想状态己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原来准备要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的决定也被撤销。
第四次唱“反调”--“闫王殿”前走一遭
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根据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对滥杀无辜的做法越来越疑惑不安。此时，肃反委员会又交给第3师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抓人，审查处理。黄克诚看到名单上的人大都是基层干部，他们平时表现好，作战勇敢，又都是农民出身。他决定进行抵制，不同意抓人。肃反委员会的人也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找个地方躲起来。
对于上山躲藏的干部，黄克诚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明知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后，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黄克诚悲愤交加，质问道：“你看看他们，哪位不是身负重伤，他们哪里像“AB团”分子，你们为何滥杀无辜？要抓就把我抓去好了！”肃反委员会据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证据，便以“右倾机会主义”之罪名，把他也抓走了。彭德怀得到情况后，出面干预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该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的第3师政治委员的职务，不准他再带兵了。
第五次唱“反调”--再次“右倾”丢了乌纱帽
黄克诚刚任红3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占中心城市，急攻赣州。
黄克诚一直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做法，当他亲眼目睹了赣州城的地形和红军攻城受挫的情况后，更深切地感到，这个仗不能打。他打电话给军团司令部，建议撤围，但没有得到答复。一天凌晨，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国民党援军已到，内外夹击。红三军团损失3000多人后，黄克诚再次建议撤退，仍未获批准。为减少损失，黄克诚断然命令突围。
赣州战役后，红3军团政治部专为黄克诚开了个广昌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他据理力争，不仅拒绝检讨所谓的错误，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又一次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第六次唱“反调”--负冤长征不计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遂向上建议：“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让他随军作反省。
5月中旬，部队进到西昌。红三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黄克诚又被点名批评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长征途中，黄克诚尽管因刚直敢言而一再被认为是“右倾”而被降职、撤职，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和信心，对长征的胜利满怀喜悦。
第七次唱“反调”--头顶二十年“右倾”老帽不折腰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以共产党员忠诚坦白和光明磊落的胸怀，向中央提出批评和建议，期望中央带头并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切实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黄克诚很敬重毛泽东，但从不表白自己的忠诚。其间在与主席难得的一次接触中，他不顾自己大难临头的处境，据理力争，试图驳掉主席扣给他的几顶“帽子”。正因他这种“倔”与“迂”，最后被认定他与彭德怀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进行监禁审查。这样，一顶“右倾”的帽子，又被戴上了，而且一戴就是20年。
黄克诚为真理而斗争，历经坎坷，但从未言过后悔。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参与领导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以极大的热情为许多含冤受屈的同志平反，却忘却了自己也是一个应该平反的对象。别人曾不止一次地建议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要求平反，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做就行了。
黄克诚以他毕生实践，证明他是共产党的楷模，他的一生是无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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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黄克诚是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总是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浮作风。他不盲目追随，而是为真理敢做敢言，一生中曾七次唱“反调”。在战争年代，黄克诚出生入死，义无反顾，也曾在革命阵营内部一再蒙冤，数次落难。但他向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安之若素，堪称一代楷模。他身经百战，屡涉险境，却都奇迹般躲过危难。
敢做敢言的黄克诚：一生中曾七次唱“反调”
黄克诚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其最闪光的地方，是我们党在路线上、政策上受“左”的思想影响发生偏差的时候，他不盲目追随，而是为真理敢做敢言。剖析他的一生，从中不难看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公而忘私、无怨无悔的高尚品质。
第一次唱“反调”--“右”倾小帽扣上来
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诞生于湖南永兴县一个贫苦农家。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湖南党组织派遣赴广州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所。1927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黄克诚愤而离开唐生智部队，艰难转折，寻找党组织。同年11月他从武汉回到永兴，联络起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工作。
12月初，在白色恐怖下的永兴县城北的白头狮山顶的宝塔内，黄克诚、向大复、邝正兴等二十多党、团员和革命分子正在召开特别支部大会。“八七”会议所确定的“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令黄克诚欣喜，而湘南特委为此采取的“左”倾盲动政策，却令他着实不放心。会上，黄克诚只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接着，向大复组织研究发动暴动问题，同时又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的口号。与会人员顿时沸腾起来，像点燃了火药桶，摩拳擦掌，要求立即行动。
黄克诚待大家安静下来，说；“同志们，暴动的事，我赞成，但不能立即行动……”。黄克诚的发言未完，立即遭到同窗好友邝振兴等人的指责：“别说了！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颂机会主义！”。黄克诚毫不妥协，反击道：“你知道我们永兴的党、团员有几个？革命群众又有多少？！”缓了缓口气，接着说：“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有，我们需要准备大量自制弹药，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
由于当时与会者多数赞成邝振兴的意见，黄克诚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评。这是黄克诚参加革命后被批判为“右倾”的开始。
尽管多数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暴动，但毕竟没有多少力量，立即暴动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在研究具体部署时，只能按黄克诚的意见进行。
第二次唱“反调”--县委书记怨怒难消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永兴，黄克诚与刘申、尹子韶等人商议，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暴动。他们带领几十名农会会员夜袭被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而潜逃到永兴的一股民团，并一举歼灭。随后，他们带领队伍，打起红旗，发动群众，十几天时间，这股农民武装发展到了3000多人，成立了永兴红军警卫团。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
湘南暴动后，各县的农民革命运动受到“左”倾盲动路线的严重干扰。湘南特委错误地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火杀，以此来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政策。在永兴县委讨论贯彻湘南特委指示时，黄克城激动地站起来说：“烧房子的做法不行，不得人心，我不赞成！”新来的县委书记李一鼎被这突如其来的粗大嗓门闹得一愣，等弄清他就是黄克诚时，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你不赞成，你说的算？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未敢硬顶。他灵机一动，想出个折衷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都保留了下来。
3月，蒋介石策动湖南、广东两省军阀调集了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对湘南地区进行“会剿”，妄图夹击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暴动武装。4月6日，敌军逼近永兴，黄克诚得知消息后，直奔县委大院，见到李一鼎，建议：把分散在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以应付敌人进攻，一旦情况危急，也便于转移。李一鼎心中不悦，不觉大骂起来：“你这个老右倾，就你怕死，未见敌兵就考虑撤退”。直到敌军兵临县城了，李一鼎见敌我兵力太悬殊，无法招架，不禁慌了手脚。急令黄克诚：“你迅速组织兵力，掩护县委机关和家属撤退！”黄克诚只好率几百人坚守永兴，指挥部队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等部队和家属安全撤出县城后，便率领余部乘夜暗冲出了永兴县城南门，向井冈山撤退。
湘南暴动失败之后，黄克诚怀着无限的惆怅，再次告别了故乡，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第三次唱“反调”--头上乌纱帽画上大问号
1930年初，黄克诚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6月，红5军扩编为红3军团。这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决定攻打大城市。对此，黄克诚有自己的看法，他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彭德怀同志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也就没有下令去打武汉。
7月中旬，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一部分人主张按照中央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武装暴动夺取长沙。黄克诚对这两种意见都不赞成，他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予以歼灭。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的发言刚结束，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纷纷指责他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据此，红3军团前委认为，黄克诚的思想状态己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原来准备要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的决定也被撤销。
第四次唱“反调”--“闫王殿”前走一遭
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根据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对滥杀无辜的做法越来越疑惑不安。此时，肃反委员会又交给第3师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抓人，审查处理。黄克诚看到名单上的人大都是基层干部，他们平时表现好，作战勇敢，又都是农民出身。他决定进行抵制，不同意抓人。肃反委员会的人也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找个地方躲起来。
对于上山躲藏的干部，黄克诚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明知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后，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黄克诚悲愤交加，质问道：“你看看他们，哪位不是身负重伤，他们哪里像“AB团”分子，你们为何滥杀无辜？要抓就把我抓去好了！”肃反委员会据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证据，便以“右倾机会主义”之罪名，把他也抓走了。彭德怀得到情况后，出面干预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该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的第3师政治委员的职务，不准他再带兵了。
第五次唱“反调”--再次“右倾”丢了乌纱帽
黄克诚刚任红3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占中心城市，急攻赣州。
黄克诚一直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做法，当他亲眼目睹了赣州城的地形和红军攻城受挫的情况后，更深切地感到，这个仗不能打。他打电话给军团司令部，建议撤围，但没有得到答复。一天凌晨，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国民党援军已到，内外夹击。红三军团损失3000多人后，黄克诚再次建议撤退，仍未获批准。为减少损失，黄克诚断然命令突围。
赣州战役后，红3军团政治部专为黄克诚开了个广昌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他据理力争，不仅拒绝检讨所谓的错误，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又一次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第六次唱“反调”--负冤长征不计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遂向上建议：“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让他随军作反省。
5月中旬，部队进到西昌。红三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黄克诚又被点名批评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长征途中，黄克诚尽管因刚直敢言而一再被认为是“右倾”而被降职、撤职，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和信心，对长征的胜利满怀喜悦。
第七次唱“反调”--头顶二十年“右倾”老帽不折腰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以共产党员忠诚坦白和光明磊落的胸怀，向中央提出批评和建议，期望中央带头并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切实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黄克诚很敬重毛泽东，但从不表白自己的忠诚。其间在与主席难得的一次接触中，他不顾自己大难临头的处境，据理力争，试图驳掉主席扣给他的几顶“帽子”。正因他这种“倔”与“迂”，最后被认定他与彭德怀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进行监禁审查。这样，一顶“右倾”的帽子，又被戴上了，而且一戴就是20年。
黄克诚为真理而斗争，历经坎坷，但从未言过后悔。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参与领导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以极大的热情为许多含冤受屈的同志平反，却忘却了自己也是一个应该平反的对象。别人曾不止一次地建议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要求平反，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做就行了。
黄克诚以他毕生实践，证明他是共产党的楷模，他的一生是无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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