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用权威数据驳斥snowface所谓『毛时代的辉煌』看看中国的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0:27:50
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但对农业成就却有很高估计：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事实上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主义改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而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某大佬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二、原因讨论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但对农业成就却有很高估计：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事实上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主义改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而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某大佬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二、原因讨论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但“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事实上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主义改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而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某大佬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二、原因讨论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但对农业成就却有很高估计：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事实上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主义改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而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某大佬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二、原因讨论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我的帖子都删了，你驳斥个屁啊！
版主是容不下这样的帖子的
snowface 发表于 2014-12-26 11:34
我的帖子都删了，你驳斥个屁啊！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我的帖子都删了，你驳斥个屁啊！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37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呵呵，就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投入资源搞工业化原始积累，除了剥削农业之外还有第二条路？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呵呵，就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投入资源搞工业化原始积累，除了剥削农业之外还有第二条路？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37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算了，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那句话，在当时搞工业化，必然是要求高积累的时代，拿生活水平来作为贬低毛时代的依据，简直就是扯淡！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算了，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那句话，在当时搞工业化，必然是要求高积累的时代，拿生活水平来作为贬低毛时代的依据，简直就是扯淡！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39
呵呵，就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投入资源搞工业化原始积累，除了剥削农业之外还有第二条路？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血汗工厂才真正挖来第一桶金
呵呵，就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投入资源搞工业化原始积累，除了剥削农业之外还有第二条路？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血汗工厂才真正挖来第一桶金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42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 ...
呵呵呵，血汗工厂挖来第一桶金？真够扯淡的！搞轻工业消费品的时代跟毛的重工业原始积累时代相比？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 ...
呵呵呵，血汗工厂挖来第一桶金？真够扯淡的！搞轻工业消费品的时代跟毛的重工业原始积累时代相比？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41
算了，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那句话，在当时搞工业化，必然是要求高积累的时代，拿生活水平来作为贬低毛时 ...
口口声声高积累，到底积累了什么呢？
是工业产品积累的多了，还是外汇积累的多了，还是工程建设积累？
算了，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那句话，在当时搞工业化，必然是要求高积累的时代，拿生活水平来作为贬低毛时 ...
口口声声高积累，到底积累了什么呢？
是工业产品积累的多了，还是外汇积累的多了，还是工程建设积累？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42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 ...
没有156项目，大三线小三线，四三方案，以及围绕这些项目进行的长期重工业原始积累，中国还想有改开的基础？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 ...
没有156项目，大三线小三线，四三方案，以及围绕这些项目进行的长期重工业原始积累，中国还想有改开的基础？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4-12-26 11:44
口口声声高积累，到底积累了什么呢？
是工业产品积累的多了，还是外汇积累的多了，还是工程建设积累？ ...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100多万公里的公路，2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1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5万多座水库。
口口声声高积累，到底积累了什么呢？
是工业产品积累的多了，还是外汇积累的多了，还是工程建设积累？ ...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100多万公里的公路，2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1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5万多座水库。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45
没有156项目，大三线小三线，四三方案，以及围绕这些项目进行的长期重工业原始积累，中国还想有改开的 ...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三来一补，地点在广东，温州。和156，大小三线压根没有一毛钱关系
没有156项目，大三线小三线，四三方案，以及围绕这些项目进行的长期重工业原始积累，中国还想有改开的 ...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三来一补，地点在广东，温州。和156，大小三线压根没有一毛钱关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3/17/7822543_404092430.shtml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48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三来一补，地点在广东，温州。和156，大小三线压根没有一毛钱关系
对对对，敢情中国跟越南的改开经济基础一模一样，都是靠三来一补，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建设成全世界门类最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而越南却成了这个鸟样？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三来一补，地点在广东，温州。和156，大小三线压根没有一毛钱关系
对对对，敢情中国跟越南的改开经济基础一模一样，都是靠三来一补，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建设成全世界门类最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而越南却成了这个鸟样？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48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三来一补，地点在广东，温州。和156，大小三线压根没有一毛钱关系
三来一补？三来一补为中国奠定了什么样的重工业基础？说一说三来一补有什么重工业项目？有什么核心装备制造业？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三来一补，地点在广东，温州。和156，大小三线压根没有一毛钱关系
三来一补？三来一补为中国奠定了什么样的重工业基础？说一说三来一补有什么重工业项目？有什么核心装备制造业？
瞎扯什么呢，工业化必须完成原始积累，西方靠得是剥削殖民地，苏毛和兔子没这个条件，就只能在农业上完成原始积累。
至于改革开放也是一样，原始积累就是东部掠夺西部，西部、东北资源省、重工业省放血支持东部完成原始积累。
至于改革开放也是一样，原始积累就是东部掠夺西部，西部、东北资源省、重工业省放血支持东部完成原始积累。
温铁军 杨殿闯：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及化解机制研究
[摘 要]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等负外部性问题，中国自建国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是有效化解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资本原始积累 负外部性 以工补农
就一般意义而言，只要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作为初始工业化之不可避免的资本原始积累行为，不论作为其推动者的经济行为主体以何种身份出现，也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然就历史发展经验看，资本积累初始阶段的外部性多以负外部性的面目呈现。尽管主流理论研究中不乏对资本积累负外部性问题的分析，但真正从资本积累这一经济发展本质问题出发去探寻负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实则相当匮乏，相反，理论界似乎更热衷于探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问题。
重视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问题并妥善处理对经济发展固然重要，然而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看，能否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则是一个比正外部性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一、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表现及内在机制
（一）农业衰败
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借用技术相对容易，其生产率的增长要普遍快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1]。从农业自身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先天的弱质性，而农产品则缘于需求弹性相对较小的特点，难以摆脱谷贱伤农的困境，这两点又共同决定了农业生产无法像工业那样追求普遍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当现代工业引入到主要由传统的维持温饱的农民组成的农业经济中时，工农两部门之间在生产上的重大差异便会出现。
事实上，从发展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一本质特点看，工农两大部门之间的差异实质上表现为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三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的重新定价。这也就是说，工农两部门之间的差异直接表现为不同生产方式下劳动、土地和资本报酬率的不同，具体地，则是工业的报酬率远高于农业的报酬率。由此必然导致农业生产三要素的普遍流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农业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规模化大农场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农业也难以为继。对于普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农业还担负着为本国工业化积累资本的任务，农业发展面临更多的难题。
农业衰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农产品中，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最低，在农业生产结构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会选择放弃粮食生产而改以其他经济作物；或者因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较高，直接放弃或粗放耕作 。尽管国际市场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渠道，然而粮食并不是一般的商品，现实中往往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跟一国或地区的主权相联系[2]。
（二）工农收入差距拉大
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使城乡分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3](P.390)”
但是，古代的城市只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马克思称之为“城市乡村化”。然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其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分工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工场手工业从农业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化大机器生产，从而创造了独立的工业产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它对工农业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后果便是在地域上的分工：工业主要集中于城市，而乡村则从事农业生产。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缘于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城市可以在工资率不变的情况下，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来为止。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工业，农村的人口压力降低，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将不断提高，最终达到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实现工农两部门之间的均衡，此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开始进入富裕社会。
然而，正如前述分析所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非单一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出，而是包括农村土地、资本在内的农业生产三要素都流出，并进而导致农业的衰败。这也就意味着，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因此，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出那种理论意义上的工农收入均衡的范例。相反，工农收入之间的差距拉大却成为无法回避的普遍事实 。
如果将上述过程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使工农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机制：农业的低收益导致三要素流出，结果导致农业衰败，农业衰败进一步降低农业的收益，从而三要素继续流出，农业进一步衰败。农业衰败的最终后果表现为农民破产，进而大量农民涌向城市。
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并不能在正规部门就业，结果大量人员只有在非正规部门勉强维持生计。尽管这一过程客观上表现为城市化，但其实质却只能归结为空间转移贫困，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
这还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行逻辑，实际过程远比这要复杂和残酷 。
从激励的角度讲，适当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然而当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收入差距多源于非经济因素的不公平所致，问题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实质变化，即从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或政治问题。此时，缘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对抗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此时的苦难却并不是占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收益的利益集团承担，而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
此外，工业化自身的内在特点决定，环境污染也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负外部性，并且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亦无成功经验可循，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有鉴于此，本文后面关于负外部性化解机制的论述中将不再对该问题展开论述。
[摘 要]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等负外部性问题，中国自建国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是有效化解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资本原始积累 负外部性 以工补农
就一般意义而言，只要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作为初始工业化之不可避免的资本原始积累行为，不论作为其推动者的经济行为主体以何种身份出现，也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然就历史发展经验看，资本积累初始阶段的外部性多以负外部性的面目呈现。尽管主流理论研究中不乏对资本积累负外部性问题的分析，但真正从资本积累这一经济发展本质问题出发去探寻负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实则相当匮乏，相反，理论界似乎更热衷于探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问题。
重视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问题并妥善处理对经济发展固然重要，然而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看，能否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则是一个比正外部性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一、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表现及内在机制
（一）农业衰败
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借用技术相对容易，其生产率的增长要普遍快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1]。从农业自身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先天的弱质性，而农产品则缘于需求弹性相对较小的特点，难以摆脱谷贱伤农的困境，这两点又共同决定了农业生产无法像工业那样追求普遍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当现代工业引入到主要由传统的维持温饱的农民组成的农业经济中时，工农两部门之间在生产上的重大差异便会出现。
事实上，从发展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一本质特点看，工农两大部门之间的差异实质上表现为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三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的重新定价。这也就是说，工农两部门之间的差异直接表现为不同生产方式下劳动、土地和资本报酬率的不同，具体地，则是工业的报酬率远高于农业的报酬率。由此必然导致农业生产三要素的普遍流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农业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规模化大农场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农业也难以为继。对于普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农业还担负着为本国工业化积累资本的任务，农业发展面临更多的难题。
农业衰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农产品中，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最低，在农业生产结构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会选择放弃粮食生产而改以其他经济作物；或者因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较高，直接放弃或粗放耕作 。尽管国际市场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渠道，然而粮食并不是一般的商品，现实中往往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跟一国或地区的主权相联系[2]。
（二）工农收入差距拉大
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使城乡分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3](P.390)”
但是，古代的城市只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马克思称之为“城市乡村化”。然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其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分工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工场手工业从农业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化大机器生产，从而创造了独立的工业产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它对工农业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后果便是在地域上的分工：工业主要集中于城市，而乡村则从事农业生产。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缘于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城市可以在工资率不变的情况下，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来为止。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工业，农村的人口压力降低，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将不断提高，最终达到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实现工农两部门之间的均衡，此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开始进入富裕社会。
然而，正如前述分析所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非单一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出，而是包括农村土地、资本在内的农业生产三要素都流出，并进而导致农业的衰败。这也就意味着，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因此，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出那种理论意义上的工农收入均衡的范例。相反，工农收入之间的差距拉大却成为无法回避的普遍事实 。
如果将上述过程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使工农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机制：农业的低收益导致三要素流出，结果导致农业衰败，农业衰败进一步降低农业的收益，从而三要素继续流出，农业进一步衰败。农业衰败的最终后果表现为农民破产，进而大量农民涌向城市。
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并不能在正规部门就业，结果大量人员只有在非正规部门勉强维持生计。尽管这一过程客观上表现为城市化，但其实质却只能归结为空间转移贫困，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
这还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行逻辑，实际过程远比这要复杂和残酷 。
从激励的角度讲，适当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然而当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收入差距多源于非经济因素的不公平所致，问题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实质变化，即从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或政治问题。此时，缘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对抗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此时的苦难却并不是占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收益的利益集团承担，而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
此外，工业化自身的内在特点决定，环境污染也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负外部性，并且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亦无成功经验可循，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有鉴于此，本文后面关于负外部性化解机制的论述中将不再对该问题展开论述。
二、资本积累负外部性在中国的表现
对于上述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以约定俗成的1978年为分界线，之前为计划经济时期，之后为改革开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负外部性则有不同的表现，其中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负外部性为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并一直延续至今；而改革开放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免的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
（一）计划经济时期
基于战后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考量，中国政府选择了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采取了包括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建立了诸如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财政金融统收统支等制度安排[4]。实践表明，这些制度安排有效地推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代价，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造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这一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因为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50年过去，新世纪开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5]。
因此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是国家资本积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负外部性。
跟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展的，是一个既没有西方的条件、却又必须跟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不得不”的选择。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以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的名义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可逆的进程中，中国都不可能再有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对外占有资源和转移国内矛盾冲突、以改善制度环境的条件。因此，这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秉赋极差的、农民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得不通过内向型自我剥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便跟得上西方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6]。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城乡二元结构”可算作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
（二）改革开放时期
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仍旧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但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地方工业化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免的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等负外部性也逐渐明显，并在一定时期一度恶化。如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这一时期仍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85年为分界点，一般意义上的负外部性几乎没有体现，之后则逐渐明显（图1），并最终演化成今天已被中央多次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 。
对于上述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以约定俗成的1978年为分界线，之前为计划经济时期，之后为改革开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负外部性则有不同的表现，其中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负外部性为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并一直延续至今；而改革开放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免的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
（一）计划经济时期
基于战后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考量，中国政府选择了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采取了包括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建立了诸如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财政金融统收统支等制度安排[4]。实践表明，这些制度安排有效地推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代价，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造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这一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因为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50年过去，新世纪开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5]。
因此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是国家资本积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负外部性。
跟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展的，是一个既没有西方的条件、却又必须跟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不得不”的选择。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以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的名义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可逆的进程中，中国都不可能再有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对外占有资源和转移国内矛盾冲突、以改善制度环境的条件。因此，这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秉赋极差的、农民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得不通过内向型自我剥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便跟得上西方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6]。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城乡二元结构”可算作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
（二）改革开放时期
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仍旧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但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地方工业化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免的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等负外部性也逐渐明显，并在一定时期一度恶化。如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这一时期仍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85年为分界点，一般意义上的负外部性几乎没有体现，之后则逐渐明显（图1），并最终演化成今天已被中央多次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 。
图1 1979－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环境问题则是任何工业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但纵观整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环境保护是相对较好的，曾被国外誉为世界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 。应该说，环境污染问题大面积发生并进而导致全面生态危机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从2006年6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提供的数据可见一斑。报告指出我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众所周知的工业造成的点源污染外，当前由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目前已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国研中心的报告指出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l/3-l/2。农业对污染的贡献率远远大于农业对GDP的贡献率 。
三、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化解机制
如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那么我们应当承认，从建国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资本积累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负外部性问题在中国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尽管城乡收入差距仍旧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毕竟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内维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农业生产中，即便绿色革命的成果没有被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除个别年份外，各类农产品的数量仍旧保持了增长的状态，并且人均农产品的数量有一定的增加，尽管从增量上看，增加的幅度不大，但跟同中国一样致力于国家工业化的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是比较成功的。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财政金融长期双赤字的条件下，中国凭什么能够做到今天发达国家只能通过财政大规模补贴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创新所在，其中的机制则在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
（一）从“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到“以工补农”
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在国家层面直接促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在农村层面则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后来国家从农村退出后，那些没有彻底分户经营、依然维持集体经济的地区，就能够利用农村集体化体制下社队内生的组织收益，来继续发挥“成规模劳动代替稀缺资本”的机制作用，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初步的原始积累和生产发展。
作为正式的政策术语，以工补农政策首次见诸文件始于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该《报告》决定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明确使用了“以工补农”的提法，指出乡镇企业发展，有利于“以工补农”；之后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允许乡镇企业可以用税前利润的10%来资助各种类型的社会支出；国务院1990年第59号文件第五章第32条明确规定，“乡镇企业税后留利应不少于60%……该部分将主要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发展技术服务、改善农村公共福利，支持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建立新的企业”，这等于明确规定乡镇企业有义务补贴农业部门。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以工补农”政策的本质仅仅是利用乡镇企业而非城市工业的利润补贴农业，那么这一政策从社队工业举办之初便已经开始。为应对“三年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重大影响，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便明确规定“社办企业，应该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同国家计划适当结合”；1969年中央号召大办“五小工业”时，为农业发展服务、特别是农业机械化也同样作为兴办社队企业的主要宗旨；1979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阐述发展社队企业的意义时认为，“社队企业发展了，首先可以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可以壮大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筹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能够为机械化所腾出来的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同时还指出“公社工业的大发展，既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工业品，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可以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对于社队企业利润的利用，则明确规定，“除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新建企业外，主要应当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支援穷队”。
由此不难看出，1984年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之后所进行的仍旧可以归结为既往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是对相应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调整。
（二）“以工补农”的内在逻辑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初始阶段，一般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以前，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等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成为现实。显然，对于工业化初期长期面临财政和金融双赤字的中国政府来说，也只能采取剥夺农业的办法来实现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谈不上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大规模补贴农业。
事实上也确实采取了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但跟同一时期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于农业支持工业所可能产生的农业衰败等负外部性的认识确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及作为长远奋斗目标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等都可作为证据。尽管后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此一期间通过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为农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受制于财政压力，尽管中央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农业自身的发展对工业，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出于国家工业化的紧迫压力，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非常少的。在此条件下，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中国政府通过调动基层农民的积极性进行自我农业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财政不足的困境。可以说，作为“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典型做法，即通过农民组织化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及鼓励发展社队工业以支持农业发展都可理解为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派生的制度选择。但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选择，其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并且制度一旦形成，便在之后的变迁过程中势所必然地产生路径依赖。
由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已客观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尽管这种“以工补农”的制度安排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却依然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维持近30年的时间 。
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说，社队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其首要考虑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工业引入之后从事农业的高机会成本则成为社队工业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
由于社队企业的初始资本主要由村民的劳动积累、土地资本转移转移收益、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转化而来，这直接决定了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从而利用其自身剩余来支持农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全体社员适当分享工业收益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以工补农”政策出现之后便能很快推广开来的内在动因。
（三）“以工补农”政策本质内涵的再审视
1980年代“以工补农”政策刚一正式见诸文件，便有学者对其本质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良彪认为，从农业方面看，尽管以工补农的直接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稳定农业生产，但最终是取得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效果，到头来是对农产品消费者的补贴，这种以损害生产者为代价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在农民人口占总人口数80%、农业商品率只有20%上下的我国，其实质是顾及少数人、违背自然经济规律的，并因此作出该政策必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走向消极、走向消亡的判断[7]。
文贯中、张欣从土地家庭承包制和公粮的定额征收制出发，认为在土地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后，缘于工农收益的差别，会产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负外部性，从而影响公粮定额征收目标的完成。但在人民公社时期，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和农业生产都同属公社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经济部分，在集体收入统一分配的公社制度安排下，可能出现的负外部性被内部化了。公社体制的解体使得在缺少新制度安排的情况下，隐藏的负外部性重新表现出来。以工补农政策正是在乡和村行政部门干预下，同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农民之间经济关系负外部性重新内部化[8]。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对我们认识以工补农的本质内涵提供了有助益的视角，但是基于前述该政策的历史演变、内在逻辑和资本积累负外部性的分析，我们认为更应该从两个层面去认识该政策的本质内涵。其一，从国家层面看，该政策的本质在于化解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其二，从农村层面看，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够顺利接受并大力推广“以工补农”的政策固然有国家政策强制因素的作用，但作为地方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其本质也同样在于化解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
然而，为应对价格闯关引发的通货膨胀，1988年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治理整顿，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从此陷入困境，与其他因素一起，最终导致19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的全面铺开。自然地，除极个别仍旧归村集体控股的企业外，大多数被民营化之后的乡镇企业也就不再继续履行以工补农的责任，这也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 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7] 陈良彪.乡镇企业以工补农的理论基础及其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1987，（3）.
[8] 海闻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研究[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
（二）“以工补农”的内在逻辑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初始阶段，一般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以前，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等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成为现实。显然，对于工业化初期长期面临财政和金融双赤字的中国政府来说，也只能采取剥夺农业的办法来实现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谈不上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大规模补贴农业。
事实上也确实采取了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但跟同一时期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于农业支持工业所可能产生的农业衰败等负外部性的认识确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及作为长远奋斗目标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等都可作为证据。尽管后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此一期间通过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为农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受制于财政压力，尽管中央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农业自身的发展对工业，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出于国家工业化的紧迫压力，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非常少的。在此条件下，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中国政府通过调动基层农民的积极性进行自我农业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财政不足的困境。可以说，作为“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典型做法，即通过农民组织化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及鼓励发展社队工业以支持农业发展都可理解为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派生的制度选择。但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选择，其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并且制度一旦形成，便在之后的变迁过程中势所必然地产生路径依赖。
由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已客观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尽管这种“以工补农”的制度安排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却依然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维持近30年的时间 。
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说，社队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其首要考虑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工业引入之后从事农业的高机会成本则成为社队工业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
由于社队企业的初始资本主要由村民的劳动积累、土地资本转移转移收益、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转化而来，这直接决定了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从而利用其自身剩余来支持农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全体社员适当分享工业收益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以工补农”政策出现之后便能很快推广开来的内在动因。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初始阶段，一般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以前，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等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成为现实。显然，对于工业化初期长期面临财政和金融双赤字的中国政府来说，也只能采取剥夺农业的办法来实现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谈不上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大规模补贴农业。
事实上也确实采取了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但跟同一时期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于农业支持工业所可能产生的农业衰败等负外部性的认识确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及作为长远奋斗目标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等都可作为证据。尽管后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此一期间通过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为农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受制于财政压力，尽管中央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农业自身的发展对工业，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出于国家工业化的紧迫压力，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非常少的。在此条件下，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中国政府通过调动基层农民的积极性进行自我农业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财政不足的困境。可以说，作为“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典型做法，即通过农民组织化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及鼓励发展社队工业以支持农业发展都可理解为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派生的制度选择。但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选择，其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并且制度一旦形成，便在之后的变迁过程中势所必然地产生路径依赖。
由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已客观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尽管这种“以工补农”的制度安排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却依然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维持近30年的时间 。
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说，社队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其首要考虑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工业引入之后从事农业的高机会成本则成为社队工业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
由于社队企业的初始资本主要由村民的劳动积累、土地资本转移转移收益、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转化而来，这直接决定了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从而利用其自身剩余来支持农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全体社员适当分享工业收益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以工补农”政策出现之后便能很快推广开来的内在动因。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51
对对对，敢情中国跟越南的改开经济基础一模一样，都是靠三来一补，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建设成全世界 ...
说话最好不要空喊口号，要有点实际数据支持。所谓完整工业体系大概是你脑补出来的吧。
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自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表四)，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独资企业)而非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国内企业所占份额则平均不足20%(表二)。而且，越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例如，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26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学者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除了台资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本土企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同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根据“专利数量、成功度、全球应用以及影响力”四项标准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中国除台湾一家半导体-电子元件企业(台积电，TSMC)于2013年进入百强外，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而美国的世界顶级创新企业多达45家，日本企业有28家，欧洲企业有22家(表五)。
惊人的创新差距正是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官方对本国产业技术状况的总体认知也基本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术积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领域，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有限，同样依赖技术引进(表六[a & b])。
对对对，敢情中国跟越南的改开经济基础一模一样，都是靠三来一补，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建设成全世界 ...
说话最好不要空喊口号，要有点实际数据支持。所谓完整工业体系大概是你脑补出来的吧。
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自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表四)，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独资企业)而非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国内企业所占份额则平均不足20%(表二)。而且，越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例如，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26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学者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除了台资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本土企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同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根据“专利数量、成功度、全球应用以及影响力”四项标准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中国除台湾一家半导体-电子元件企业(台积电，TSMC)于2013年进入百强外，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而美国的世界顶级创新企业多达45家，日本企业有28家，欧洲企业有22家(表五)。
惊人的创新差距正是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官方对本国产业技术状况的总体认知也基本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术积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领域，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有限，同样依赖技术引进(表六[a & b])。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4-12-26 11:44
口口声声高积累，到底积累了什么呢？
是工业产品积累的多了，还是外汇积累的多了，还是工程建设积累？ ...
重工业体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口口声声高积累，到底积累了什么呢？
是工业产品积累的多了，还是外汇积累的多了，还是工程建设积累？ ...
重工业体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41
算了，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那句话，在当时搞工业化，必然是要求高积累的时代，拿生活水平来作为贬低毛时 ...
问题是你工业搞的也不咋地，52年到78年工业产值20多年才增长了10多倍
78到95才20年不到增长20多倍了{:soso_e132:}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41
算了，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那句话，在当时搞工业化，必然是要求高积累的时代，拿生活水平来作为贬低毛时 ...
问题是你工业搞的也不咋地，52年到78年工业产值20多年才增长了10多倍
78到95才20年不到增长20多倍了{:soso_e132:}
呵呵，就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投入资源搞工业化原始积累，除了剥削农业之外还有第二条路？
农林牧渔，采矿业都能。
农林牧渔，采矿业都能。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46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 ...
初级工业产品，在当时的中国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本不奇怪，就象后来的家电、摩托车、家用电脑、手机、汽车一样，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某类产品就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毛时代的弊病在于片面强调某项工业产品、农业产品，造成产业失衡，严重浪费。
大跃进的目标是3000万吨钢，一通瞎搞，结果最后勉强完成1400万吨，其中包含大量无用的废铁，形成大量浪费，直接导致60大饥荒。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 ...
初级工业产品，在当时的中国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本不奇怪，就象后来的家电、摩托车、家用电脑、手机、汽车一样，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某类产品就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毛时代的弊病在于片面强调某项工业产品、农业产品，造成产业失衡，严重浪费。
大跃进的目标是3000万吨钢，一通瞎搞，结果最后勉强完成1400万吨，其中包含大量无用的废铁，形成大量浪费，直接导致60大饥荒。
《沁园春•长沙》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4-12-26 12:04
初级工业产品，在当时的中国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本不奇怪，就象后来的家电、摩托车、家用电脑、手机、汽车一 ...
请参见楼上统计局数据。
毛左居然拿工业当挡箭牌
比工业改开后甩毛时代几条街
初级工业产品，在当时的中国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本不奇怪，就象后来的家电、摩托车、家用电脑、手机、汽车一 ...
请参见楼上统计局数据。
毛左居然拿工业当挡箭牌
比工业改开后甩毛时代几条街
莽莽长云3 发表于 2014-12-26 11:46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 ...
关于铁路，由于片面强调三线建设，中部铁路干线长期得不到上马，江西省30年后仍然只有一条浙赣线铁路干线。
69年南京长江大桥基本建成后，建桥队伍就拉到九江，由于京九铁路迟迟得不到上马，九江长江大桥直到90年代中期才建成通车。
安徽淮南到芜湖的铁路线，在毛时代几上几下，到80年代末才修通。
改开22年虽然营业里程没有大量增长，但是修了衡广复线、浙赣复线、京广电气化、湘黔复线、大秦运煤专线、兰线复线，铁路实际运能大幅增长。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 ...
关于铁路，由于片面强调三线建设，中部铁路干线长期得不到上马，江西省30年后仍然只有一条浙赣线铁路干线。
69年南京长江大桥基本建成后，建桥队伍就拉到九江，由于京九铁路迟迟得不到上马，九江长江大桥直到90年代中期才建成通车。
安徽淮南到芜湖的铁路线，在毛时代几上几下，到80年代末才修通。
改开22年虽然营业里程没有大量增长，但是修了衡广复线、浙赣复线、京广电气化、湘黔复线、大秦运煤专线、兰线复线，铁路实际运能大幅增长。
78年人均口粮少，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
hhffcc 发表于 2014-12-26 12:36
78年人均口粮少，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
你这话等于污蔑中国母亲养不活她的儿女。对这种污蔑的最好回答还是毛当年的论断：
“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78年人均口粮少，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
你这话等于污蔑中国母亲养不活她的儿女。对这种污蔑的最好回答还是毛当年的论断：
“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又是第二个大饼和第三个大饼的白痴问题～竟然以78年为分界线，把中国的历史割裂，其心可诛！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37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其实也不能怪国家对农业投资少，实际是国家根本没钱！当然在没钱的条件下，更应该政策灵活，放手让私人去搞，国家即没钱投资，又不肯放手，后果就是大家一起完蛋。
这是第一篇农业篇，后面还有工业篇，交通运输篇，军功生产篇，文化艺术篇，人民生活篇。
敬请期待
其实也不能怪国家对农业投资少，实际是国家根本没钱！当然在没钱的条件下，更应该政策灵活，放手让私人去搞，国家即没钱投资，又不肯放手，后果就是大家一起完蛋。
我比国家聪明系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阡阡陌 发表于 2014-12-26 13:12
我比国家聪明系列。。。。
不需要聪明，只需要常识
我比国家聪明系列。。。。
不需要聪明，只需要常识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1:42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 ...
三线建设还可以啦
长安汽车，西昌卫星发射，长虹电视，成飞，基本都是三线建设成果
问题是工业也没有搞上去，大三线，小三线，山，散，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差屁股。靠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 ...
三线建设还可以啦
长安汽车，西昌卫星发射，长虹电视，成飞，基本都是三线建设成果
flamdayek 发表于 2014-12-26 15:01
三线建设还可以啦
长安汽车，西昌卫星发射，长虹电视，成飞，基本都是三线建设成果
长安汽车，长虹电视和三线没有关系，是改开后军转民的成果。成飞更是大跃进的产品。十年浩劫中是武斗的重灾区。
三线建设就是典型的瞎折腾的产物，花了惊人的人力物力搬进去，再花同样甚至更多的人力物力搬出来。
三线建设还可以啦
长安汽车，西昌卫星发射，长虹电视，成飞，基本都是三线建设成果
长安汽车，长虹电视和三线没有关系，是改开后军转民的成果。成飞更是大跃进的产品。十年浩劫中是武斗的重灾区。
三线建设就是典型的瞎折腾的产物，花了惊人的人力物力搬进去，再花同样甚至更多的人力物力搬出来。
说那么多废话一点用没有，1900年-1949年对比1950年-198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率就行了。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5:05
长安汽车，长虹电视和三线没有关系，是改开后军转民的成果。成飞更是大跃进的产品。十年浩劫中是武斗的重 ...
呵呵你要是这样看的话现在房地产大跃进跟高耗能产业大跃进 一样是瞎折腾。
长安汽车，长虹电视和三线没有关系，是改开后军转民的成果。成飞更是大跃进的产品。十年浩劫中是武斗的重 ...
呵呵你要是这样看的话现在房地产大跃进跟高耗能产业大跃进 一样是瞎折腾。
星宿老妖 发表于 2014-12-26 15:11
呵呵你要是这样看的话现在房地产大跃进跟高耗能产业大跃进 一样是瞎折腾。
所以温相才会高瞻远瞩的指出：房地产绑架中国，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
呵呵你要是这样看的话现在房地产大跃进跟高耗能产业大跃进 一样是瞎折腾。
所以温相才会高瞻远瞩的指出：房地产绑架中国，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4-12-26 15:16
所以温相才会高瞻远瞩的指出：房地产绑架中国，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
只要是个人，谁都能看出来。问题是怎么解决啊？有靠谱的方案吗？房产经济嗨的正来劲。你给掐断？这跟不让毒瘾发作一样吗？所以扔出4万亿万嗨死拉倒。不破不立。
所以温相才会高瞻远瞩的指出：房地产绑架中国，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
只要是个人，谁都能看出来。问题是怎么解决啊？有靠谱的方案吗？房产经济嗨的正来劲。你给掐断？这跟不让毒瘾发作一样吗？所以扔出4万亿万嗨死拉倒。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