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25军入陕所犯原罪:九间房事件误杀张汉民及其部(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50:21
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山西稷山人。幼读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1924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杨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同直系军阀刘镇华部作战，配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调到西安任军事政治队队长，与密友吴岱峰（张汉民还是吴岱峰的入党介绍人）一起协助魏野畴为党培养军事干部。后任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长，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1927年5月，又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冯玉祥附蒋反共后，张任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第四军队支部干事会书记兼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为县委筹措经费，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土豪劣绅，处决叛徒，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发展20多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张被第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下令将其押到西安，图谋杀害。经中共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在山东找到暂编二十一师（不久改新编十四师，移防河南南阳），先后任师长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等职。
1930年冬随杨部回陕，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营军官。1932年2月， 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 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 ”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歼其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丢给游击队。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张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 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还有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二十五军负责人接头。红二十五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二十五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二十五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二十五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二十五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
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包括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1935年5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
“九间房事件”身后疑云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的解读。程子华晚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旧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的描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刘震回忆录》，第56页）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451页继续重复“粉碎了陕军第一次围剿”的讹误，只字不提吴焕先下令错杀张汉民的经过。最为奇怪的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虽然羞答答的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141、142页）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25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俘？”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
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二十五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
吴焕先与陕北肃反
1935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吴焕先在《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严重指出：“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吴焕先进一步提醒中央：“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注】
吴焕先起草的这份报告，戴季英是全程参与的，徐海东知之不多。1935年8月，吴焕先战死，戴季英策动徐海东平分掌握红二十五军的全局被徐海东拒绝，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乃决定以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兼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海东虽然比较鄙视戴季英的为人，但考虑到大敌当前故而没有戳穿戴季英的把戏，哪知道戴季英随后竟然与他准备推倒的程子华逐渐热络起来，并以程子华为“傀儡”，自己暗中继续全面操控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受到了西北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9月17日，还在红二十五军没有来得及一洗征尘之际，朱理治、郭洪涛与戴季英、聂洪钧等人就已经策划从组织上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进行打击、报复了。这一天，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由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惠子俊、刘志丹、郭洪涛、戴季英、徐海东、马明方、张秀山、高岗、崔田夫等人均到会。会议强行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工委本来担负有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大块根据地的责任，自建立以来功绩是明显的，但对于朱理治、郭洪涛要把持西北苏区的全局来说则显得有些碍手碍脚，所以，必须尽快撤销。同时遭到撤销的还有随红二十五军一道而来的中共鄂豫陕省委，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刘志丹、马明方、王达成、白茜、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为委员，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李景波担任秘书长，王达成担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担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白茜担任妇女部部长（白茜后与贾拓夫结婚），崔田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由戴季英担任）。
在这份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众多领导人已经受到了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倒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所谓的新面孔其实也都是朱理治、郭洪涛安插进来的嫡系人物。如省委秘书长李景波，早在1934年春就担任郭洪涛的秘书，深受郭的信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1926年11月参与创建中共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与朱理治同为清华大学校友，而且一度还是朱理治的上级领导。1934年王达成任中共陕北特派员，此时朱理治让王达成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省委委员慕生忠、慕纯农都是在朱理治到达陕北后于“查田运动”中发现的“可靠人物”。
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便会发觉，在14名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中，来自于陕北特委的就占了6名，而来自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1名即刘志丹。像关键部门如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白区工作部部长、保卫局局长无一例外的都在来自于陕北特委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这个陕甘晋省委可以说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多数领导人的，特别是指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作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注】
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山西稷山人。幼读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1924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杨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同直系军阀刘镇华部作战，配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调到西安任军事政治队队长，与密友吴岱峰（张汉民还是吴岱峰的入党介绍人）一起协助魏野畴为党培养军事干部。后任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长，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1927年5月，又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冯玉祥附蒋反共后，张任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第四军队支部干事会书记兼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为县委筹措经费，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土豪劣绅，处决叛徒，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发展20多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张被第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下令将其押到西安，图谋杀害。经中共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在山东找到暂编二十一师（不久改新编十四师，移防河南南阳），先后任师长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等职。
1930年冬随杨部回陕，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营军官。1932年2月， 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 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 ”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歼其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丢给游击队。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张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 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还有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二十五军负责人接头。红二十五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二十五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二十五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二十五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二十五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
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包括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1935年5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
“九间房事件”身后疑云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的解读。程子华晚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旧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的描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刘震回忆录》，第56页）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451页继续重复“粉碎了陕军第一次围剿”的讹误，只字不提吴焕先下令错杀张汉民的经过。最为奇怪的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虽然羞答答的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141、142页）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25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俘？”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
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二十五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
吴焕先与陕北肃反
1935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吴焕先在《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严重指出：“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吴焕先进一步提醒中央：“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注】
吴焕先起草的这份报告，戴季英是全程参与的，徐海东知之不多。1935年8月，吴焕先战死，戴季英策动徐海东平分掌握红二十五军的全局被徐海东拒绝，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乃决定以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兼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海东虽然比较鄙视戴季英的为人，但考虑到大敌当前故而没有戳穿戴季英的把戏，哪知道戴季英随后竟然与他准备推倒的程子华逐渐热络起来，并以程子华为“傀儡”，自己暗中继续全面操控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受到了西北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9月17日，还在红二十五军没有来得及一洗征尘之际，朱理治、郭洪涛与戴季英、聂洪钧等人就已经策划从组织上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进行打击、报复了。这一天，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由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惠子俊、刘志丹、郭洪涛、戴季英、徐海东、马明方、张秀山、高岗、崔田夫等人均到会。会议强行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工委本来担负有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大块根据地的责任，自建立以来功绩是明显的，但对于朱理治、郭洪涛要把持西北苏区的全局来说则显得有些碍手碍脚，所以，必须尽快撤销。同时遭到撤销的还有随红二十五军一道而来的中共鄂豫陕省委，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刘志丹、马明方、王达成、白茜、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为委员，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李景波担任秘书长，王达成担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担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白茜担任妇女部部长（白茜后与贾拓夫结婚），崔田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由戴季英担任）。
在这份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众多领导人已经受到了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倒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所谓的新面孔其实也都是朱理治、郭洪涛安插进来的嫡系人物。如省委秘书长李景波，早在1934年春就担任郭洪涛的秘书，深受郭的信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1926年11月参与创建中共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与朱理治同为清华大学校友，而且一度还是朱理治的上级领导。1934年王达成任中共陕北特派员，此时朱理治让王达成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省委委员慕生忠、慕纯农都是在朱理治到达陕北后于“查田运动”中发现的“可靠人物”。
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便会发觉，在14名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中，来自于陕北特委的就占了6名，而来自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1名即刘志丹。像关键部门如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白区工作部部长、保卫局局长无一例外的都在来自于陕北特委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这个陕甘晋省委可以说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多数领导人的，特别是指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作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注】
1930年冬随杨部回陕，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营军官。1932年2月， 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 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 ”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歼其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丢给游击队。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张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 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还有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二十五军负责人接头。红二十五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二十五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二十五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二十五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二十五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
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包括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1935年5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
“九间房事件”身后疑云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的解读。程子华晚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旧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的描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刘震回忆录》，第56页）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451页继续重复“粉碎了陕军第一次围剿”的讹误，只字不提吴焕先下令错杀张汉民的经过。最为奇怪的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虽然羞答答的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141、142页）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25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俘？”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
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二十五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
吴焕先与陕北肃反
1935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吴焕先在《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严重指出：“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吴焕先进一步提醒中央：“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注】
吴焕先起草的这份报告，戴季英是全程参与的，徐海东知之不多。1935年8月，吴焕先战死，戴季英策动徐海东平分掌握红二十五军的全局被徐海东拒绝，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乃决定以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兼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海东虽然比较鄙视戴季英的为人，但考虑到大敌当前故而没有戳穿戴季英的把戏，哪知道戴季英随后竟然与他准备推倒的程子华逐渐热络起来，并以程子华为“傀儡”，自己暗中继续全面操控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受到了西北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9月17日，还在红二十五军没有来得及一洗征尘之际，朱理治、郭洪涛与戴季英、聂洪钧等人就已经策划从组织上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进行打击、报复了。这一天，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由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惠子俊、刘志丹、郭洪涛、戴季英、徐海东、马明方、张秀山、高岗、崔田夫等人均到会。会议强行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工委本来担负有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大块根据地的责任，自建立以来功绩是明显的，但对于朱理治、郭洪涛要把持西北苏区的全局来说则显得有些碍手碍脚，所以，必须尽快撤销。同时遭到撤销的还有随红二十五军一道而来的中共鄂豫陕省委，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刘志丹、马明方、王达成、白茜、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为委员，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李景波担任秘书长，王达成担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担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白茜担任妇女部部长（白茜后与贾拓夫结婚），崔田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由戴季英担任）。
在这份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众多领导人已经受到了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倒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所谓的新面孔其实也都是朱理治、郭洪涛安插进来的嫡系人物。如省委秘书长李景波，早在1934年春就担任郭洪涛的秘书，深受郭的信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1926年11月参与创建中共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与朱理治同为清华大学校友，而且一度还是朱理治的上级领导。1934年王达成任中共陕北特派员，此时朱理治让王达成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省委委员慕生忠、慕纯农都是在朱理治到达陕北后于“查田运动”中发现的“可靠人物”。
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便会发觉，在14名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中，来自于陕北特委的就占了6名，而来自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1名即刘志丹。像关键部门如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白区工作部部长、保卫局局长无一例外的都在来自于陕北特委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这个陕甘晋省委可以说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多数领导人的，特别是指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作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注】
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山西稷山人。幼读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1924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杨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同直系军阀刘镇华部作战，配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调到西安任军事政治队队长，与密友吴岱峰（张汉民还是吴岱峰的入党介绍人）一起协助魏野畴为党培养军事干部。后任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长，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1927年5月，又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冯玉祥附蒋反共后，张任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第四军队支部干事会书记兼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为县委筹措经费，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土豪劣绅，处决叛徒，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发展20多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张被第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下令将其押到西安，图谋杀害。经中共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在山东找到暂编二十一师（不久改新编十四师，移防河南南阳），先后任师长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等职。
1930年冬随杨部回陕，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营军官。1932年2月， 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 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 ”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歼其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丢给游击队。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张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 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还有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二十五军负责人接头。红二十五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二十五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二十五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二十五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二十五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
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包括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1935年5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
“九间房事件”身后疑云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的解读。程子华晚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旧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的描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刘震回忆录》，第56页）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451页继续重复“粉碎了陕军第一次围剿”的讹误，只字不提吴焕先下令错杀张汉民的经过。最为奇怪的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虽然羞答答的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141、142页）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25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俘？”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
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二十五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
吴焕先与陕北肃反
1935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吴焕先在《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严重指出：“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吴焕先进一步提醒中央：“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注】
吴焕先起草的这份报告，戴季英是全程参与的，徐海东知之不多。1935年8月，吴焕先战死，戴季英策动徐海东平分掌握红二十五军的全局被徐海东拒绝，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乃决定以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兼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海东虽然比较鄙视戴季英的为人，但考虑到大敌当前故而没有戳穿戴季英的把戏，哪知道戴季英随后竟然与他准备推倒的程子华逐渐热络起来，并以程子华为“傀儡”，自己暗中继续全面操控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受到了西北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9月17日，还在红二十五军没有来得及一洗征尘之际，朱理治、郭洪涛与戴季英、聂洪钧等人就已经策划从组织上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进行打击、报复了。这一天，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由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惠子俊、刘志丹、郭洪涛、戴季英、徐海东、马明方、张秀山、高岗、崔田夫等人均到会。会议强行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工委本来担负有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大块根据地的责任，自建立以来功绩是明显的，但对于朱理治、郭洪涛要把持西北苏区的全局来说则显得有些碍手碍脚，所以，必须尽快撤销。同时遭到撤销的还有随红二十五军一道而来的中共鄂豫陕省委，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刘志丹、马明方、王达成、白茜、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为委员，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李景波担任秘书长，王达成担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担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白茜担任妇女部部长（白茜后与贾拓夫结婚），崔田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由戴季英担任）。
在这份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众多领导人已经受到了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倒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所谓的新面孔其实也都是朱理治、郭洪涛安插进来的嫡系人物。如省委秘书长李景波，早在1934年春就担任郭洪涛的秘书，深受郭的信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1926年11月参与创建中共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与朱理治同为清华大学校友，而且一度还是朱理治的上级领导。1934年王达成任中共陕北特派员，此时朱理治让王达成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省委委员慕生忠、慕纯农都是在朱理治到达陕北后于“查田运动”中发现的“可靠人物”。
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便会发觉，在14名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中，来自于陕北特委的就占了6名，而来自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1名即刘志丹。像关键部门如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白区工作部部长、保卫局局长无一例外的都在来自于陕北特委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这个陕甘晋省委可以说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多数领导人的，特别是指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作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注】
根本就不是误杀
根本就不是误杀
为什么这么说？是故意的？
为什么这么说？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