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重建城市祠堂：如何在城市生活中祭祀祖宗先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20:41:53
在不断被重建的城市祠堂
在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
就拿深圳而言，它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可能是高度的商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如果你背离繁华，沿着小巷不知疲倦地走下去，就很可能遭遇到非常乡土非常传统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就是到内地一些非常乡土的地区也很难见到。
比如祠堂。在二线以内300多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里，有人至少见到过十几座这种性质的建筑物。
有人说，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殿，许多大事都要在此议决和进行，到祠堂举行祭祀仪式是家族的一项重要活动。祭祀的目的，大概是让活着的人和祖先在精神上得到沟通，同时，也增强宗族成员的同源意识，促进团结。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曾经有一位现代宗亲在回答祠堂重建之后，对他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时说：“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对我来说，祠堂就像我的故家一样，还是有号召力的。而且，也对我们家族有了更多的认识，有更强的认同感。”
从“四序堂”的重建看在城市如何祭祀祖先？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祖先祭祀能否继续，该如何继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普通百姓而言，祭祀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己祖先关系的理解，以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不断确认自身生命与死去的先祖的关系，这就是“报本反始”。
而祭祀活动也使人认识到自己死后的“存在”方式，与祭祀相关的是祭拜者对死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前者因祖先而看待自己，后者因死而看待生，这两方面，对塑造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圣贤制礼，特重于祭。
因此，也有人主张在城市化大潮下的今天，城市应当建祠堂祭祖代替扫墓。
传统社会生活冠、昏、丧、祭四礼，祭礼最重，关系社会道德最深，而一旦消失，恢复也最难。十余年来，各地的祠堂重建，为祭祀活动“现代化”的最佳例子，尤其是庶民入庙，更体现了民间的创造性。
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在城市生活中，家祭和墓祭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就墓祭而言，殡葬改革的推广，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墓葬空间，可以预料，在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墓祭会越来越难以实行。而家祭同样很难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在过去三十年间，潮汕地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一直顽强地坚持家祭的习俗，例如潮汕的城市住宅小区，普遍建有专门用于化纸钱的炉子，而到外地工作生活的潮汕人，也常常在家乡买好香烛纸钱，到迁居的城市去，继续祭拜祖先。
有鉴于此，潮阳城区的几个大祠堂，都开辟新的神龛，让族人寄放自己先祖的神主牌位。其中最典型的是萧氏“四序堂”，在祠堂重光之后，宗亲联谊会便很快着手在祠堂两侧厢房中，辟出几个新的厅堂，分别是“弘德厅”、“笃本厅”、“雍睦厅”、“怀泽厅”、“贻远厅”、“联芳厅”等。每个厅放三个神龛，每个神龛内分七层，按照世序摆放神主牌位。族人缴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将自己的先祖牌位，放到祠堂中祭祀。
这是中国祠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新，即除了宗子之外的庶民，也可以入祠进行庙祭。设立这一制度的原因，宗亲理事会的萧秉豪、萧智辉先生是这样说的：
以前的祠堂并没有建立偏厅让人放神主牌位，因为以前是聚族而居，每房都有自己的祠堂，不需要。现在四序堂周围都是小区，居民大多不是本姓族人，因此，也要想办法加强族人和祠堂的联系，寄放神主牌位的做法，确实让族人对祠堂更有认同感。而且，一个主厅下面有八个偏厅，就像八抬大轿抬着我们共同的祖先，这意头也很好。
城市祠堂的收入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族人的捐献，每年年初，祠堂都会召开宗亲联谊会，号召族人捐资；二是祠堂购买商用铺面的租金，这相当于古代祠堂的“祭田”；三是出售神主牌位及其管理费。这些资金成为祠堂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有效解决了祠堂的日常管理开支问题。
http://www.topnews9.com/index.php?m=wap&c=home&a=detail&id=41887&type=&uid=&task=在不断被重建的城市祠堂
在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
就拿深圳而言，它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可能是高度的商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如果你背离繁华，沿着小巷不知疲倦地走下去，就很可能遭遇到非常乡土非常传统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就是到内地一些非常乡土的地区也很难见到。
比如祠堂。在二线以内300多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里，有人至少见到过十几座这种性质的建筑物。
有人说，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殿，许多大事都要在此议决和进行，到祠堂举行祭祀仪式是家族的一项重要活动。祭祀的目的，大概是让活着的人和祖先在精神上得到沟通，同时，也增强宗族成员的同源意识，促进团结。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曾经有一位现代宗亲在回答祠堂重建之后，对他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时说：“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对我来说，祠堂就像我的故家一样，还是有号召力的。而且，也对我们家族有了更多的认识，有更强的认同感。”
从“四序堂”的重建看在城市如何祭祀祖先？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祖先祭祀能否继续，该如何继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普通百姓而言，祭祀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己祖先关系的理解，以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不断确认自身生命与死去的先祖的关系，这就是“报本反始”。
而祭祀活动也使人认识到自己死后的“存在”方式，与祭祀相关的是祭拜者对死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前者因祖先而看待自己，后者因死而看待生，这两方面，对塑造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圣贤制礼，特重于祭。
因此，也有人主张在城市化大潮下的今天，城市应当建祠堂祭祖代替扫墓。
传统社会生活冠、昏、丧、祭四礼，祭礼最重，关系社会道德最深，而一旦消失，恢复也最难。十余年来，各地的祠堂重建，为祭祀活动“现代化”的最佳例子，尤其是庶民入庙，更体现了民间的创造性。
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在城市生活中，家祭和墓祭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就墓祭而言，殡葬改革的推广，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墓葬空间，可以预料，在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墓祭会越来越难以实行。而家祭同样很难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在过去三十年间，潮汕地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一直顽强地坚持家祭的习俗，例如潮汕的城市住宅小区，普遍建有专门用于化纸钱的炉子，而到外地工作生活的潮汕人，也常常在家乡买好香烛纸钱，到迁居的城市去，继续祭拜祖先。
有鉴于此，潮阳城区的几个大祠堂，都开辟新的神龛，让族人寄放自己先祖的神主牌位。其中最典型的是萧氏“四序堂”，在祠堂重光之后，宗亲联谊会便很快着手在祠堂两侧厢房中，辟出几个新的厅堂，分别是“弘德厅”、“笃本厅”、“雍睦厅”、“怀泽厅”、“贻远厅”、“联芳厅”等。每个厅放三个神龛，每个神龛内分七层，按照世序摆放神主牌位。族人缴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将自己的先祖牌位，放到祠堂中祭祀。
这是中国祠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新，即除了宗子之外的庶民，也可以入祠进行庙祭。设立这一制度的原因，宗亲理事会的萧秉豪、萧智辉先生是这样说的：
以前的祠堂并没有建立偏厅让人放神主牌位，因为以前是聚族而居，每房都有自己的祠堂，不需要。现在四序堂周围都是小区，居民大多不是本姓族人，因此，也要想办法加强族人和祠堂的联系，寄放神主牌位的做法，确实让族人对祠堂更有认同感。而且，一个主厅下面有八个偏厅，就像八抬大轿抬着我们共同的祖先，这意头也很好。
城市祠堂的收入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族人的捐献，每年年初，祠堂都会召开宗亲联谊会，号召族人捐资；二是祠堂购买商用铺面的租金，这相当于古代祠堂的“祭田”；三是出售神主牌位及其管理费。这些资金成为祠堂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有效解决了祠堂的日常管理开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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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
就拿深圳而言，它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可能是高度的商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如果你背离繁华，沿着小巷不知疲倦地走下去，就很可能遭遇到非常乡土非常传统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就是到内地一些非常乡土的地区也很难见到。
比如祠堂。在二线以内300多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里，有人至少见到过十几座这种性质的建筑物。
有人说，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殿，许多大事都要在此议决和进行，到祠堂举行祭祀仪式是家族的一项重要活动。祭祀的目的，大概是让活着的人和祖先在精神上得到沟通，同时，也增强宗族成员的同源意识，促进团结。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曾经有一位现代宗亲在回答祠堂重建之后，对他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时说：“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对我来说，祠堂就像我的故家一样，还是有号召力的。而且，也对我们家族有了更多的认识，有更强的认同感。”
从“四序堂”的重建看在城市如何祭祀祖先？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祖先祭祀能否继续，该如何继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普通百姓而言，祭祀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己祖先关系的理解，以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不断确认自身生命与死去的先祖的关系，这就是“报本反始”。
而祭祀活动也使人认识到自己死后的“存在”方式，与祭祀相关的是祭拜者对死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前者因祖先而看待自己，后者因死而看待生，这两方面，对塑造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圣贤制礼，特重于祭。
因此，也有人主张在城市化大潮下的今天，城市应当建祠堂祭祖代替扫墓。
传统社会生活冠、昏、丧、祭四礼，祭礼最重，关系社会道德最深，而一旦消失，恢复也最难。十余年来，各地的祠堂重建，为祭祀活动“现代化”的最佳例子，尤其是庶民入庙，更体现了民间的创造性。
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在城市生活中，家祭和墓祭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就墓祭而言，殡葬改革的推广，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墓葬空间，可以预料，在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墓祭会越来越难以实行。而家祭同样很难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在过去三十年间，潮汕地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一直顽强地坚持家祭的习俗，例如潮汕的城市住宅小区，普遍建有专门用于化纸钱的炉子，而到外地工作生活的潮汕人，也常常在家乡买好香烛纸钱，到迁居的城市去，继续祭拜祖先。
有鉴于此，潮阳城区的几个大祠堂，都开辟新的神龛，让族人寄放自己先祖的神主牌位。其中最典型的是萧氏“四序堂”，在祠堂重光之后，宗亲联谊会便很快着手在祠堂两侧厢房中，辟出几个新的厅堂，分别是“弘德厅”、“笃本厅”、“雍睦厅”、“怀泽厅”、“贻远厅”、“联芳厅”等。每个厅放三个神龛，每个神龛内分七层，按照世序摆放神主牌位。族人缴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将自己的先祖牌位，放到祠堂中祭祀。
这是中国祠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新，即除了宗子之外的庶民，也可以入祠进行庙祭。设立这一制度的原因，宗亲理事会的萧秉豪、萧智辉先生是这样说的：
以前的祠堂并没有建立偏厅让人放神主牌位，因为以前是聚族而居，每房都有自己的祠堂，不需要。现在四序堂周围都是小区，居民大多不是本姓族人，因此，也要想办法加强族人和祠堂的联系，寄放神主牌位的做法，确实让族人对祠堂更有认同感。而且，一个主厅下面有八个偏厅，就像八抬大轿抬着我们共同的祖先，这意头也很好。
城市祠堂的收入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族人的捐献，每年年初，祠堂都会召开宗亲联谊会，号召族人捐资；二是祠堂购买商用铺面的租金，这相当于古代祠堂的“祭田”；三是出售神主牌位及其管理费。这些资金成为祠堂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有效解决了祠堂的日常管理开支问题。
http://www.topnews9.com/index.php?m=wap&c=home&a=detail&id=41887&type=&uid=&task=在不断被重建的城市祠堂
在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
就拿深圳而言，它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可能是高度的商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如果你背离繁华，沿着小巷不知疲倦地走下去，就很可能遭遇到非常乡土非常传统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就是到内地一些非常乡土的地区也很难见到。
比如祠堂。在二线以内300多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里，有人至少见到过十几座这种性质的建筑物。
有人说，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殿，许多大事都要在此议决和进行，到祠堂举行祭祀仪式是家族的一项重要活动。祭祀的目的，大概是让活着的人和祖先在精神上得到沟通，同时，也增强宗族成员的同源意识，促进团结。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曾经有一位现代宗亲在回答祠堂重建之后，对他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时说：“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对我来说，祠堂就像我的故家一样，还是有号召力的。而且，也对我们家族有了更多的认识，有更强的认同感。”
从“四序堂”的重建看在城市如何祭祀祖先？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祖先祭祀能否继续，该如何继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普通百姓而言，祭祀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己祖先关系的理解，以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不断确认自身生命与死去的先祖的关系，这就是“报本反始”。
而祭祀活动也使人认识到自己死后的“存在”方式，与祭祀相关的是祭拜者对死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前者因祖先而看待自己，后者因死而看待生，这两方面，对塑造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圣贤制礼，特重于祭。
因此，也有人主张在城市化大潮下的今天，城市应当建祠堂祭祖代替扫墓。
传统社会生活冠、昏、丧、祭四礼，祭礼最重，关系社会道德最深，而一旦消失，恢复也最难。十余年来，各地的祠堂重建，为祭祀活动“现代化”的最佳例子，尤其是庶民入庙，更体现了民间的创造性。
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在城市生活中，家祭和墓祭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就墓祭而言，殡葬改革的推广，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墓葬空间，可以预料，在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墓祭会越来越难以实行。而家祭同样很难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在过去三十年间，潮汕地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一直顽强地坚持家祭的习俗，例如潮汕的城市住宅小区，普遍建有专门用于化纸钱的炉子，而到外地工作生活的潮汕人，也常常在家乡买好香烛纸钱，到迁居的城市去，继续祭拜祖先。
有鉴于此，潮阳城区的几个大祠堂，都开辟新的神龛，让族人寄放自己先祖的神主牌位。其中最典型的是萧氏“四序堂”，在祠堂重光之后，宗亲联谊会便很快着手在祠堂两侧厢房中，辟出几个新的厅堂，分别是“弘德厅”、“笃本厅”、“雍睦厅”、“怀泽厅”、“贻远厅”、“联芳厅”等。每个厅放三个神龛，每个神龛内分七层，按照世序摆放神主牌位。族人缴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将自己的先祖牌位，放到祠堂中祭祀。
这是中国祠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新，即除了宗子之外的庶民，也可以入祠进行庙祭。设立这一制度的原因，宗亲理事会的萧秉豪、萧智辉先生是这样说的：
以前的祠堂并没有建立偏厅让人放神主牌位，因为以前是聚族而居，每房都有自己的祠堂，不需要。现在四序堂周围都是小区，居民大多不是本姓族人，因此，也要想办法加强族人和祠堂的联系，寄放神主牌位的做法，确实让族人对祠堂更有认同感。而且，一个主厅下面有八个偏厅，就像八抬大轿抬着我们共同的祖先，这意头也很好。
城市祠堂的收入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族人的捐献，每年年初，祠堂都会召开宗亲联谊会，号召族人捐资；二是祠堂购买商用铺面的租金，这相当于古代祠堂的“祭田”；三是出售神主牌位及其管理费。这些资金成为祠堂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有效解决了祠堂的日常管理开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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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石就不要搬出来啦。祠堂是宗法的象征，可不仅仅是个纪念建筑。古代，家法可是先于国法的。其实，我们现在这种小家庭，出现也没多长时间。古代大家族不分家的很多。那么人就被一层一层的辈分压着。现代社会，因为经济的发达，人人都可以自立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小门小户的过日子，成本是很高的。现代的人，需要的都是被拆散的人，一个个都为自己负责，有自己独立的个人范围。古代的人，可不是这样的，人人都是从属者，儿子从属父亲，老婆从属丈夫。一层管一层的一直到皇帝那里算到头。这个结构现在已经解体了，那么祠堂这种东西，你怎么推崇，也是留不住的，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