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中国粮食生产的大致情况

我仔细看了一下，居然没有那四个字。

鸡毛令箭2014 发表于 2014-11-22 17:25
我仔细看了一下，居然没有那四个字。
哪四个字？

哪四个字？
包产到户这四字真言啊。总设计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某些人偏要跟总师唱反调。

哪四个字？
包产到户这四字真言啊。总设计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某些人偏要跟总师唱反调。

鸡毛令箭2014 发表于 2014-11-22 19:47
包产到户这四字真言啊。总设计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某些人偏要跟总师唱反调。
这我倒是没想到

包产到户这四字真言啊。总设计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某些人偏要跟总师唱反调。
总师说的包产到户好你就忘了？第一套进口化肥成套设备就是邓批准于63年进口的

总师说的包产到户好你就忘了？第一套进口化肥成套设备就是邓批准于63年进口的
63年邓是总师么？功劳都是别人的，过错都是一个人的。
总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没说包产到户是第一生产力。

唐朝开元年间，人均粮食就有700斤了。不知道折合成现在公斤是多少？反正那时候人少，资源相对宽裕。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没这么宽裕了。到后来，人口增长逐渐就把人均给拉下来了。

f22 发表于 2014-11-22 21:09
总师说的包产到户好你就忘了？第一套进口化肥成套设备就是邓批准于63年进口的
又开始胡扯了，四川泸化始建于50年代用不着邓批准。

不吃菜、不吃肉、不吃鱼虾、不吃食用油的看看的确只不过增加了100公斤没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变化

不吃菜、不吃肉、不吃鱼虾、不吃食用油的看看的确只不过增加了100公斤没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变化

总师说的包产到户好你就忘了？第一套进口化肥成套设备就是邓批准于63年进口的
老右总是及时出现。

老右总是及时出现。
要不然就是一盘散沙了？

LYZ 发表于 2014-11-22 21:18
又开始胡扯了，四川泸化始建于50年代用不着邓批准。
1963年进口荷兰化肥设备就是刘邓批准的2.8亿84项中的一项

鸡毛令箭2014 发表于 2014-11-22 21:13
63年邓是总师么？功劳都是别人的，过错都是一个人的。
总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没说包产到户是第 ...
按林毅夫的计算，按生产要素划分，包产到户对79-84年粮食增产的贡献值占44.5%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谁说作为生产关系的“包产到户”政策没用？马列都白学了是吧？

一，把进口粮食算进人均粮食是奇葩
二，84年后是粮食减产，单经济作物蔬果蛋奶肉大幅增产

按林毅夫的计算，按生产要素划分，包产到户对79-84年粮食增产的贡献值占44.5%
63年邓是一把手吗？

怎么不计算人均消费的肉蛋奶蔬菜水果的增长？

f22 发表于 2014-11-23 15:52
一，把进口粮食算进人均粮食是奇葩
二，84年后是粮食减产，单经济作物蔬果蛋奶肉大幅增产
1. 把进口粮算成人均粮食产量是我弄错了。

2. 粮食减产，蛋奶肉是怎么增产的呢？是因为在这之前生产粮食太多，以至于在减产的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把一部分口粮变成饲料用粮吗？或者这些饲料粮是进口的？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和上面第一点的错误一样了吗？

mengyw001 发表于 2014-11-23 16:18
1. 把进口粮算成人均粮食产量是我弄错了。

2. 粮食减产，蛋奶肉是怎么增产的呢？是因为在这之前生产粮 ...
一部分蛋奶肉来自草原或海洋，无须粮食作为饲料
粮食减产，但农民养动物或种经济作物却增多了，因为有更大的自主性了

mengyw001 发表于 2014-11-23 16:18
1. 把进口粮算成人均粮食产量是我弄错了。

2. 粮食减产，蛋奶肉是怎么增产的呢？是因为在这之前生产粮 ...
粮食够吃后就可以转化
85年卖粮难，农民就会想办法转变生产方向
何况，还有草原海洋等无须粮食的生产方式

f22 发表于 2014-11-23 16:24
一部分蛋奶肉来自草原或海洋，无须粮食作为饲料
粮食减产，但农民养动物或种经济作物却增多了，因为有更 ...
不管是农民自己决定用粮食干什么，还是政府统一决定用粮食干什么，和粮食总产量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粮食的用途而已。你说肉蛋奶大幅增加，这意味这牲畜吃的粮食在大幅增加，那么在国家粮食总产量下降的时候，肉蛋奶的增大幅加，基本上只说明进口粮食在大幅增加

mengyw001 发表于 2014-11-23 16:31
不管是农民自己决定用粮食干什么，还是政府统一决定用粮食干什么，和粮食总产量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粮 ...
84年后进口粮食大幅度减少
粮食生产减少反而出现卖粮难
农民手里的粮食拿去干嘛？
这就是转化

f22 发表于 2014-11-23 16:24
一部分蛋奶肉来自草原或海洋，无须粮食作为饲料
粮食减产，但农民养动物或种经济作物却增多了，因为有更 ...
如果是粮食够多，在减产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转化成牲畜口粮，那这和主贴中的粮食总产量有什么关系呢？

mengyw001 发表于 2014-11-23 16:34
如果是粮食够多，在减产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转化成牲畜口粮，那这和主贴中的粮食总产量有什么关系呢？
说明产业结构更合理了
肉禽蛋奶的增加，减少了口粮需要
中国农业终于走出了“八亿农民搞饭吃”的窘境

张冠李戴，明明是毛批准，周主持和刘邓没关系。
我国七十年代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揭秘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买一件“的确良”衣服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一批成套设备和技术，先后建成了156项大型工程项目。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不得不另辟蹊径。毛泽东开始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1964年1月7日，他在听取公交会议情况汇报的讲话时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主持下，从60年代开始从日本、西欧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先后引进了84个项目，使用外汇2.7亿美元，填补了一些行业技术设备方面的空白。如北京维尼纶厂、太钢五十吨氧气顶吹转炉，洛阳单晶硅厂等项目。“文革”初期中央批准从一些发达国家进口新技术和成套设备，但因具体落实进口项目时意见很多而搁浅。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中央提出“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为中国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与机遇。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同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重新打开了处于二十多年隔离状态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在外贸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随后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中国出现了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与比利时、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九一三事件”后，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革”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针对因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强调“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一个整版发表三篇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文革”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极“左”思潮的“重新出现”，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给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是中央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天然纤维，天然纤维又主要来自于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几乎每年都要召开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全国棉花会议，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必须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各地要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即使这样，实际上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7.6%。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纤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纤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以上。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纤主要是合成纤维，其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粘胶纤维、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而最受群众欢迎的涤纶（民间叫“的确良”）、腈纶（民间叫“人造羊毛”）等纤维非常少。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已成为中央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

    据《李先念传》所叙：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长沙看到服务员穿着漂亮的“的确良”衣服，就问从什么地方买的。一位服务员说，千辛万苦才从北京买来的。毛泽东听后很感慨，并记在心里。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找去，在谈到这件事时，问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还诙谐地说，买一件“的确良”衣服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恩来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恩来向李先念、余秋里传达了毛泽东“我们也搞点化纤”的指示，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

    “四三方案”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四个方案中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引进成套设备技术，开始重点是进口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以解决人民群众非常迫切的穿衣问题。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该报告中说：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原料，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部分的关键设备。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四套设备，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引进这四套设备的厂址，拟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两个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拟建在四川和大庆。同时提出为在晋南建设30万吨生产能力的合成氨厂和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000万美元。还准备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需外汇4000万美元。总共需4亿美元。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还提出，立即组织三个技术考察小组出国考察，将国内配套工程分别列入长期和年度计划，争取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产能力。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该报告并报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始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文件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迅速传到各部委。冶金、轻工、燃化、机械、民航、水电、铁道等部门，纷纷写报告，提出引进项目设想和派团出国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发展水平和国际市场行情，以便把那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引进来。所以国务院一时派出很多团组到各发达国家考察。国家计委派赴西欧、日本的考察团，于1972年5月向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24日，李先念批示同意，并委派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柴树藩主持同外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柴树藩向国务院写了《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恩来将报告批示给李先念、余秋里：“能否提前先搞日本一套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从石油中提炼的？”次日，李先念将周恩来的批示批转给余秋里等人：“望照总理批示办。以气为原料的设备还进口一套至两套，搞化肥或化纤也好，不知可能否？望再重新写详细点材料报总理。”9月19日，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又作出批示：“拟同意。国锋、登奎同志批（前已报中央）。”于是，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确定下来。

    第一批引进的化纤、化肥成套项目确定之后，引进工作转向装备我国工业薄弱环节的钢铁工业。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1.7米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冶金部要求进口1.7米连续式轧板机一套，以便增加200万吨左右钢板的轧制能力，其中冷轧钢板80万吨左右。”国家计委提出，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多些，但与每年进口三百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并可以考虑一次订货分批进口，或先进口两个机组，也可考虑进口旧轧机。同时建议，由冶金部、一机部、外贸部、国家计委指派人员，成立专门小组来抓。11日，李先念将国家计委的报告批给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为了抢速度，拟同意进口。”周恩来批示：“拟照办。”并报送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审批。经他们同意后，周恩来于8月21日批示：“即办。”随后，国务院积极着手进行引进1.7米轧机的各项工作。

    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设备。30日，周恩来批准这个报告。这时，煤炭、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等其他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纷纷提出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引进规模扩大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引进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回忆：“辽阳化纤项目是从法国引进的，在谈判过程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合同迟迟签订不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总理，谈这件事情。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最后周总理从大局考虑同意了，中法双方终于把这个合同签了下来。”这个合同的签订，的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西方国家由此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于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国务院业务组便积极着手对整个技术设备引进工作进行通盘考虑与综合平衡，研究制定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在对前一阶段对外引进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国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报告》提出了进口设备的六条原则，即：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二是针对有人提出“一批二改三用”的“左”的做法，强调“一学、二用、三改、四创”；三是有出有进，进出平衡；四是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五是当前与长远兼顾；六是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六条原则成为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建议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和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四三方案”的“文革”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李先念随即把这个报告送给周恩来。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如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的成套设备、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等，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这26个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黑龙江的大庆（大庆化肥厂）、辽宁的辽河（辽河化肥厂）、河北的沧州（沧州化肥厂）、山东的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江苏的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的安庆（安庆化肥厂）、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广州化肥厂）、云南的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厂）、泸州（泸州天然气化工厂）。4套大化纤，即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四川维尼纶厂。3套石油化工，即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30万吨乙烯、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吉林石化公司的11.5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1套烷基苯项目，即南京烷基苯厂。3个大电站，分别建在河北唐山陡河、天津北大港、内蒙古赤峰元宝山。2套钢铁项目，即武钢的1.7米轧机、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汽轮机、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等单个项目。

    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方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需要各有关部门和地方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对外工作、对内工作要同步进行，统一组织协调。为此，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写了《关于成套设备进口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有进口成套设备任务的各部、各省，都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负责对外、对内工作，一直到建成投产；充实外贸部现有机构，由有关部委组成一个进口成套设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管成套设备进口的组织、审查和综合平衡，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武钢考察时提出：“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在实施和建设中，不断受到江青集团及其党羽的干扰、破坏，造成了一些困难和恶果。他们在批判所谓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口号下，制造“蜗牛事件”等事端，以及对大庆化肥厂的指责、干预，严重影响和打乱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的部署。“蜗牛事件”，就是引进彩色显像管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在研制彩色电视，但在技术上过不了关。为了早日解决彩色电视机的技术问题，四机部组织考察团到美国调研，准备进口一套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结束后，美国康宁公司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个该公司自己生产的水晶蜗牛。江青知悉后特地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人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并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她还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周恩来指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查清事实真相。调查的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查明事实真相以后，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是，在“蜗牛事件”的影响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几年，其他引进项目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冲击。此外，1975年江青还直接插手大庆化肥厂化肥装置的引进工作，说什么大庆是中国自力更生的典型，为什么引进洋人的东西，叫嚷要调查是谁在搞“洋奴哲学”，要把正在建设的化肥厂拆掉。康世恩派人将中央的原批件中，毛泽东用红铅笔圈阅的文件，还有周恩来的批签，以及李先念、叶剑英圈阅的记录，复印送江青，江青才不得不罢休。

    尽管如此，但这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项目的落实情况，是相当理想的。据原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的记叙：到1979年，这26个项目的合同履行完毕。26个项目总共花了39.6亿美元，比“四三方案”的计划用汇少了3亿多美元。这26个项目的建设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至1979年底，这26个项目中，已有20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其中最长的5年；到1982年，其余几个项目也建成投产。而国内同期“四五”计划安排的一批大中型项目，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长达11年。

    这批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项目之所以建设进度比较快，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在这些项目的引进、落实和建设方面，花了很多心血和很大的精力，有问题反映到他们那里，都能及时解决。比如周恩来一直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事情办坏。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建在上海金山卫填海造地而成的软土层上。建设初期，日本商人反映那里的地基不好，土层比较软，打了很深的桩，仍怕出事故。周恩来对这个情况非常关心，又是批示又是找人当面交代，要求一定采取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千万不要出事情。1973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周恩来强调要学外国的长处，严肃地批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使得一些科学家出国考察回来不敢作报告，“不敢谈人家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邓小平十分关心武钢1.7米轧机工程，刚恢复副总理职务就亲自到武钢视察。他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当武钢生产的钢材因质量不合格遇到一系列问题时，他又亲自指示成立攻关队伍解决问题。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针对银行负责人提出的虽然可以搞到大量外汇，但又怕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针的顾虑，陈云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于是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10多亿美元，满足了对外引进的迫切需要。李先念是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具体负责人，从出国考察、谈判、签订合同到国内立项审批、制定方案、筹措资金，再到国内筹建工作的各个环节，他都是精心筹划、周密组织的。对引进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以保证整个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1973年1月4日，李先念对“四三方案”报告作出批示：“我们还缺少经验，要边做边学。‘学费’也还要负担一些，不过要尽力做到不吃亏才好。因此，必须兢兢业业，多听取群众意见，绝不能疏忽大意。”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解决全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8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引进烷基苯设备，使生产洗衣粉有了原料，解决了多年困扰人们的洗涤用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粮食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中国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肥料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化肥工业每年大概生产2000吨，即通常所称的“小化肥”，全国共建了1500多个。小化肥的数量可观，但质量不行，其肥效即有效养分最高仅为17.7%。而当时国外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在“四三方案”13套大化肥基础上，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农业科学资料表明，施用1公斤尿素至少可增产稻谷4公斤。按此计算，1593万吨尿素至少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吨，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中国农业增产，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引进化肥项目的作用功不可没。新中国的化纤工业没有基础，1957年只有一个试验性的小厂，年产量仅200吨，是做人造丝的。通过多年的努力，到“四三方案”引进这批设备之前的1972年，中国的化学纤维产量只有13.7万吨，仅占当年国内纺织原料的5.5%，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相比差得太远，根本解决不了纺织原料不足的问题。通过这次引进，4套化纤项目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中国化纤工业迅速发展，到2003年全国化纤产量达到1161万吨，占全世界化纤产量的1/3，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从“衣被甚少”旧档揭秘到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中国仅用了20来年的时间，这在世界纺织史上是创纪录的。

    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进行经济工作的队伍，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特别是怎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后来参与领导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很多骨干，都是从参与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人员中调去的。此外，在做好引进项目配套工作的同时，带动了国内工业水平较快的提高，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党内正确力量领导人民批判极“左”思潮，发展国民经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使中国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功探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0期，摘自2011年第6期《党史博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46a79b01018iqa.html

f22 发表于 2014-11-23 15:42
1963年进口荷兰化肥设备就是刘邓批准的2.8亿84项中的一项

张冠李戴，明明是毛批准，周主持和刘邓没关系。
我国七十年代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揭秘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买一件“的确良”衣服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一批成套设备和技术，先后建成了156项大型工程项目。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不得不另辟蹊径。毛泽东开始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1964年1月7日，他在听取公交会议情况汇报的讲话时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主持下，从60年代开始从日本、西欧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先后引进了84个项目，使用外汇2.7亿美元，填补了一些行业技术设备方面的空白。如北京维尼纶厂、太钢五十吨氧气顶吹转炉，洛阳单晶硅厂等项目。“文革”初期中央批准从一些发达国家进口新技术和成套设备，但因具体落实进口项目时意见很多而搁浅。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中央提出“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为中国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与机遇。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同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重新打开了处于二十多年隔离状态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在外贸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随后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中国出现了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与比利时、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九一三事件”后，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革”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针对因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强调“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一个整版发表三篇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文革”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极“左”思潮的“重新出现”，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给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是中央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天然纤维，天然纤维又主要来自于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几乎每年都要召开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全国棉花会议，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必须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各地要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即使这样，实际上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7.6%。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纤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纤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以上。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纤主要是合成纤维，其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粘胶纤维、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而最受群众欢迎的涤纶（民间叫“的确良”）、腈纶（民间叫“人造羊毛”）等纤维非常少。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已成为中央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

    据《李先念传》所叙：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长沙看到服务员穿着漂亮的“的确良”衣服，就问从什么地方买的。一位服务员说，千辛万苦才从北京买来的。毛泽东听后很感慨，并记在心里。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找去，在谈到这件事时，问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还诙谐地说，买一件“的确良”衣服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恩来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恩来向李先念、余秋里传达了毛泽东“我们也搞点化纤”的指示，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

    “四三方案”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四个方案中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引进成套设备技术，开始重点是进口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以解决人民群众非常迫切的穿衣问题。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该报告中说：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原料，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部分的关键设备。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四套设备，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引进这四套设备的厂址，拟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两个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拟建在四川和大庆。同时提出为在晋南建设30万吨生产能力的合成氨厂和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000万美元。还准备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需外汇4000万美元。总共需4亿美元。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还提出，立即组织三个技术考察小组出国考察，将国内配套工程分别列入长期和年度计划，争取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产能力。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该报告并报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始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文件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迅速传到各部委。冶金、轻工、燃化、机械、民航、水电、铁道等部门，纷纷写报告，提出引进项目设想和派团出国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发展水平和国际市场行情，以便把那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引进来。所以国务院一时派出很多团组到各发达国家考察。国家计委派赴西欧、日本的考察团，于1972年5月向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24日，李先念批示同意，并委派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柴树藩主持同外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柴树藩向国务院写了《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恩来将报告批示给李先念、余秋里：“能否提前先搞日本一套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从石油中提炼的？”次日，李先念将周恩来的批示批转给余秋里等人：“望照总理批示办。以气为原料的设备还进口一套至两套，搞化肥或化纤也好，不知可能否？望再重新写详细点材料报总理。”9月19日，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又作出批示：“拟同意。国锋、登奎同志批（前已报中央）。”于是，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确定下来。

    第一批引进的化纤、化肥成套项目确定之后，引进工作转向装备我国工业薄弱环节的钢铁工业。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1.7米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冶金部要求进口1.7米连续式轧板机一套，以便增加200万吨左右钢板的轧制能力，其中冷轧钢板80万吨左右。”国家计委提出，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多些，但与每年进口三百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并可以考虑一次订货分批进口，或先进口两个机组，也可考虑进口旧轧机。同时建议，由冶金部、一机部、外贸部、国家计委指派人员，成立专门小组来抓。11日，李先念将国家计委的报告批给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为了抢速度，拟同意进口。”周恩来批示：“拟照办。”并报送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审批。经他们同意后，周恩来于8月21日批示：“即办。”随后，国务院积极着手进行引进1.7米轧机的各项工作。

    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设备。30日，周恩来批准这个报告。这时，煤炭、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等其他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纷纷提出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引进规模扩大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引进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回忆：“辽阳化纤项目是从法国引进的，在谈判过程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合同迟迟签订不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总理，谈这件事情。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最后周总理从大局考虑同意了，中法双方终于把这个合同签了下来。”这个合同的签订，的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西方国家由此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于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国务院业务组便积极着手对整个技术设备引进工作进行通盘考虑与综合平衡，研究制定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在对前一阶段对外引进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国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报告》提出了进口设备的六条原则，即：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二是针对有人提出“一批二改三用”的“左”的做法，强调“一学、二用、三改、四创”；三是有出有进，进出平衡；四是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五是当前与长远兼顾；六是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六条原则成为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建议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和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四三方案”的“文革”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李先念随即把这个报告送给周恩来。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如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的成套设备、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等，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这26个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黑龙江的大庆（大庆化肥厂）、辽宁的辽河（辽河化肥厂）、河北的沧州（沧州化肥厂）、山东的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江苏的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的安庆（安庆化肥厂）、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广州化肥厂）、云南的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厂）、泸州（泸州天然气化工厂）。4套大化纤，即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四川维尼纶厂。3套石油化工，即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30万吨乙烯、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吉林石化公司的11.5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1套烷基苯项目，即南京烷基苯厂。3个大电站，分别建在河北唐山陡河、天津北大港、内蒙古赤峰元宝山。2套钢铁项目，即武钢的1.7米轧机、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汽轮机、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等单个项目。

    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方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需要各有关部门和地方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对外工作、对内工作要同步进行，统一组织协调。为此，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写了《关于成套设备进口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有进口成套设备任务的各部、各省，都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负责对外、对内工作，一直到建成投产；充实外贸部现有机构，由有关部委组成一个进口成套设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管成套设备进口的组织、审查和综合平衡，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武钢考察时提出：“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在实施和建设中，不断受到江青集团及其党羽的干扰、破坏，造成了一些困难和恶果。他们在批判所谓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口号下，制造“蜗牛事件”等事端，以及对大庆化肥厂的指责、干预，严重影响和打乱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的部署。“蜗牛事件”，就是引进彩色显像管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在研制彩色电视，但在技术上过不了关。为了早日解决彩色电视机的技术问题，四机部组织考察团到美国调研，准备进口一套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结束后，美国康宁公司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个该公司自己生产的水晶蜗牛。江青知悉后特地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人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并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她还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周恩来指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查清事实真相。调查的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查明事实真相以后，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是，在“蜗牛事件”的影响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几年，其他引进项目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冲击。此外，1975年江青还直接插手大庆化肥厂化肥装置的引进工作，说什么大庆是中国自力更生的典型，为什么引进洋人的东西，叫嚷要调查是谁在搞“洋奴哲学”，要把正在建设的化肥厂拆掉。康世恩派人将中央的原批件中，毛泽东用红铅笔圈阅的文件，还有周恩来的批签，以及李先念、叶剑英圈阅的记录，复印送江青，江青才不得不罢休。

    尽管如此，但这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项目的落实情况，是相当理想的。据原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的记叙：到1979年，这26个项目的合同履行完毕。26个项目总共花了39.6亿美元，比“四三方案”的计划用汇少了3亿多美元。这26个项目的建设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至1979年底，这26个项目中，已有20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其中最长的5年；到1982年，其余几个项目也建成投产。而国内同期“四五”计划安排的一批大中型项目，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长达11年。

    这批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项目之所以建设进度比较快，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在这些项目的引进、落实和建设方面，花了很多心血和很大的精力，有问题反映到他们那里，都能及时解决。比如周恩来一直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事情办坏。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建在上海金山卫填海造地而成的软土层上。建设初期，日本商人反映那里的地基不好，土层比较软，打了很深的桩，仍怕出事故。周恩来对这个情况非常关心，又是批示又是找人当面交代，要求一定采取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千万不要出事情。1973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周恩来强调要学外国的长处，严肃地批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使得一些科学家出国考察回来不敢作报告，“不敢谈人家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邓小平十分关心武钢1.7米轧机工程，刚恢复副总理职务就亲自到武钢视察。他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当武钢生产的钢材因质量不合格遇到一系列问题时，他又亲自指示成立攻关队伍解决问题。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针对银行负责人提出的虽然可以搞到大量外汇，但又怕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针的顾虑，陈云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于是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10多亿美元，满足了对外引进的迫切需要。李先念是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具体负责人，从出国考察、谈判、签订合同到国内立项审批、制定方案、筹措资金，再到国内筹建工作的各个环节，他都是精心筹划、周密组织的。对引进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以保证整个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1973年1月4日，李先念对“四三方案”报告作出批示：“我们还缺少经验，要边做边学。‘学费’也还要负担一些，不过要尽力做到不吃亏才好。因此，必须兢兢业业，多听取群众意见，绝不能疏忽大意。”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解决全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8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引进烷基苯设备，使生产洗衣粉有了原料，解决了多年困扰人们的洗涤用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粮食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中国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肥料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化肥工业每年大概生产2000吨，即通常所称的“小化肥”，全国共建了1500多个。小化肥的数量可观，但质量不行，其肥效即有效养分最高仅为17.7%。而当时国外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在“四三方案”13套大化肥基础上，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农业科学资料表明，施用1公斤尿素至少可增产稻谷4公斤。按此计算，1593万吨尿素至少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吨，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中国农业增产，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引进化肥项目的作用功不可没。新中国的化纤工业没有基础，1957年只有一个试验性的小厂，年产量仅200吨，是做人造丝的。通过多年的努力，到“四三方案”引进这批设备之前的1972年，中国的化学纤维产量只有13.7万吨，仅占当年国内纺织原料的5.5%，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相比差得太远，根本解决不了纺织原料不足的问题。通过这次引进，4套化纤项目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中国化纤工业迅速发展，到2003年全国化纤产量达到1161万吨，占全世界化纤产量的1/3，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从“衣被甚少”旧档揭秘到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中国仅用了20来年的时间，这在世界纺织史上是创纪录的。

    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进行经济工作的队伍，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特别是怎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后来参与领导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很多骨干，都是从参与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人员中调去的。此外，在做好引进项目配套工作的同时，带动了国内工业水平较快的提高，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党内正确力量领导人民批判极“左”思潮，发展国民经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使中国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功探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0期，摘自2011年第6期《党史博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46a79b01018iqa.html

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和性质的历史分析（上）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粮食出口大于进口，粮食国际贸易的性质主要是换汇换机器设备，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60、70年代粮食进口大于出口，性质是救济人民生活、获得外汇和支持世界革命；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是进口大于出口，性质是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支持工业化建设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90年代中后期以来粮食出口大于进口，性质是从抑制比较优势到发挥比较优势。最后本文分析了加入WTO后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粮食，国际贸易，性质，发展趋势
一、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性质

   （一）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概况
    50年代（以下所指年代，均为2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粮食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表现为中国向国际粮食市场出口粮食。粮食进出口比为1:26.67。
    50年代中国粮食出口稳步上升，总量达到2228.1万吨，年均出口粮食为228.1万吨，1959年粮食出口达到了最多的415.75万吨；出口粮食的主要品种是南方大米和东北大豆。粮食进口量基本上是与出口量同步上升，但在数量上要小得多，总量只有83.53万吨，年均进口粮食仅为8.35万吨。粮食进口微不足道，而且粮食进口主要是调剂品种，其中最主要的是填补少量小麦消费的缺口。





   （二）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的性质
    新中国建国后，实行以农促工的工业化发展战略。50年代初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掌握了粮食生产、购销和进出口贸易。当粮食供给较为宽松时，出口的粮食则是从公社或农民手中以很低的官定收购价收购的粮食。粮食出口从帐面看是赢利，但却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为了推进工业化建设，国家不仅从农业提取剩余获得原始资本，而且组织大量粮食出口，以换汇和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机器设备。1953年陈云作统购统销政策说明时说，国家粮食供给紧张，但不能打减少出口粮食的主意。因为1953年总计出口粮食32亿斤，其中20亿斤大豆出口到苏联，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家交换机器的，5.4亿斤则是跟锡兰（今斯里兰卡）交换橡胶的，还有一些是向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这些出口，都是必要的。他还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1961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前些年出口粮食，外汇主要用来进口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1]。而进口粮食必须服从于国内的粮食销售价格。由于国内粮食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国家不仅要对进口粮食花费有限的外汇，而且要进行巨额补贴。粮食进口量由国家财政支付能力和粮食供求缺口两个因素来决定。粮食进口目的在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2]，所以，进口量很小。
    1956年为适应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各行业国营进出口总公司的对外贸易体制。其中，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是新中国粮食进出口的直接操作机构。其基本运行机制是：统一经营粮食进出口业务；粮食进出口按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进行；出口粮食实行计划收购，进口粮食实行计划调拨销售，盈亏由国家财政统负。可见，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是进口粮食以调剂余缺，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和机器设备，以服务于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二、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性质
   （一）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概况
    50年代末，中国农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发生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的饥荒。1962年中国制订了把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农业的政策，但仍未扭转粮食总量供给不足、库存薄弱的紧张形势。国家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农村饥荒，不得不减少粮食征购基数。但是，又要解决因减少粮食征购基数所形成的城市居民的口粮缺口的危机。而解决这一粮食供给缺口的办法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方面不得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另一方面，从1961年开始，制订并执行大规模进口粮食的计划，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重要成员。

  60年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出现了进大于出的净进口局面，粮食进出口比是2.04:1。粮食出口大幅度下降，粮食进口大幅度增加。累计出口粮食2155.19万吨，比50年代减少了72.91万吨，出口粮食最高年份也只有299.44万吨（1967年）。出口粮食在1960年比1959年减少143.71万吨之后一路下滑，直到1963年以后才逐渐得到恢复。出口粮食的主要品种仍然是大米，而且大米出口换回了很大一部分进口粮食所需要的外汇。累计进口粮食达到4400.62万吨，比50年代增加4317.09万吨。在进口粮食中，小麦进口累计达4328.51万吨，占进口粮食98%还多，比例最高为98.8%（1969年）。60年代小麦平均进口水平约为世界小麦总进口水平的10%，大多数年份都占据着世界粮食进口第一或第二位。
    70年代中国粮食进出口绝对水平都呈上升之势，进出口比为2.58:1。累计出口粮食2495.5万吨，进口粮食6444.23万吨，其中进口小麦5310.56万吨，三项分别比60年代增加340.31万吨、2043.61万吨和982.05万吨。60、70年代食用小麦消费缺口进一步扩大，中国粮食进口实质上就是食用小麦进口，但平均进口水平已经逐渐下降到只占世界市场小麦进口总量7%。
    有些年份中国也进口少量大米或面粉和大量粗粮（在需求缺口较大而外汇头寸紧张或价格、交货期限不能保证时进口粗粮作为小麦的次等代用品，并非用于饲料），如1961、1962和1973、1974年四个年份进口粗粮分别达到144.6万吨、116万吨、165.8万吨和142.8万吨，1964年粗粮进口也达到了110万吨。进口粮食尤其是小麦主要供给华东、华北缺粮省区和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因为华东和北方地区是中国传统缺粮地区，小麦也是北方主粮；而且，相对于玉米来说，小麦更易于储藏。少量的进口小麦有时也运到南方一些沿海城市，主要是因为陆路运输系统运力紧张。同时，进口粮食供给大城市和沿海缺粮省区也更节约运输成本和降低粮食损耗。

  从进口粮食的来源地看，自从60年代初首先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大宗小麦贸易的先河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阿根廷成为中国进口粮食的最大供给者。60年代，中国更主要的是从加拿大进口食用小麦和大麦。从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中国从加拿大进口了48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麦。1961年2月，中国又向加拿大提出了长期购买粮食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加拿大的同意和购买粮食的贷款。因此，进口粮食往往是采用长期粮食协定的方式进行支付。到70年代，美国和阿根廷也成为中国进口粮食的重要供给者。美国在1973年和1974年向中国出口了大量小麦（占美国小麦出口量的7%）。

注①  实际上这个协定并未得到批准，而且阿根廷的粮食交货量要比协定交货量减少很多。
    粮食出口品种主要是大米，在数量上也很可观。其中大部分大米（大约3/4）出口到亚洲近邻如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古巴和印度尼西亚也是中国大米出口的主要对象。60、70年代中国是世界大米出口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成员，大多数年份大米出口量仅次于美国和泰国。1973年和1974年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分别为263.08万吨和206.05万吨），占该年度世界大米总出口量的25%以上。除大米出口外，中国还偶尔出口数量有限（年均不到10万吨）的粗粮到香港和日本。
    60、70年代粮食进口数量比较稳定，这是因为粮食国际贸易的决定权是集中统一而不是分散决策的。1962年到70年代后期，中国粮食进口主要是根据计划而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紧急需要，因此粮食进口数量保持比较平稳。但在70年代后期粮食进口平稳的计划一度被打破。
    60、70年代影响中国粮食国际贸易规模的主要因素有：（1）城市粮食供给是短缺还是多余及其水平，其缺口以进口粮食来弥补。在这里基本上不考虑农村的粮食供给或短缺，即使有些农村地区粮食供给不足，解决办法也是在农村内部以余补缺，即农村征购的一部分粮食回流到农村缺粮地区。当然，这也影响了城市粮食供给水平。（2）世界市场粮食的价格比，尤其是大米与小麦的价格比。（3）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情况或者是否有较充足外汇头寸来购买进口粮食。（4）国内经济建设上的先后次序。（5）国内粮食消费政策的松紧等。因此，1974年外贸部把进口粮食也相应地分为6大类：（1）弥补国内粮食生产不足的缺口。（2）增加国家粮食库存。（3）调剂粮食品种。（4）平衡贸易（对有些亚非拉国家的出口换购这些国家的粮食）。（5）向有关国家转口一些粮食。（6）以进口粮食来扶植一些外贸出口商品的生产。陈云就曾经说过，进口粮食可以鼓励多种经营，如发展经济作物或畜牧饲养业[3]。
   （二）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的性质
    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以进口为主导，具有稳定救济人民生活、增加储备、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和世界人民革命的性质。
    1、进口粮食弥补供给缺口以救济人民生活
    60、70年代，尽管中国力图实现粮食自给，但粮食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通过进口粮食才能弥补，以救济人民生活。1961年周恩来对越南副总理阮维桢说，我国建国十一年来，每年都出口，从未进口过粮食，今年被迫进口粮食了。1961年李先念谈到进口粮食问题时说：目前的进口方针，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进口主要是直接为工业建设服务。今明两年进口粮食主要是缓和城乡关系，鼓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长远来看更加有利于工业建设的发展，是个临时措施，决不能长期依靠进口粮食。但这个临时措施却从此伴随着新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粮食进口，尤其是小麦进口，不仅救济了人民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城市居民的生活饮食习惯，增强了国民的体质。在6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口粮以大米为主，大米约占粮食消耗量的2/3，但在小麦进口贸易打开后，沿海城市居民更多地食用进口小麦，口粮中大米消耗量下降为1/3[4]。
    2、利用国际市场进行“投机”以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和储备
    1967年周恩来谈到中国粮食进口性质时又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进口粮食，是我们的瞎指挥造成的。本来没有进口，现在虽然还有进口，但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出口。一部分用于品种兑换，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大豆。品种调换划得来。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一部分是为了刺激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储备。因此，我们进口粮食完全是为了建设和战备的需要，不是市场和交换的需要，进口粮食的性质改变了。
    60、70年代，中国还经常利用国际市场上粮食品种的价格比及其波动，在国际粮食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它主要表现为当国际粮食市场上小麦价格较低而大米价格较高时，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与中国国内粮食价格差，积极出口国际市场价格高的大米，然后用少量外汇来换购国际市场价格低的小麦。60年代，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往往高出小麦价格35%。1965-1975年，中国大米出口价是小麦进口价的2-3倍。60年代后期，按离岸价格，一吨大米可以换购1.5吨小麦。1966年出口100万吨大米，换回300万吨小麦，相当于当年进口小麦量的60%[5]。1974年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大米价格猛涨，中国在计划外安排出口150万吨大米，又换回300万吨小麦。而当国际市场上大米对小麦比价降低时，中国大米出口量就急剧减少。当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普遍较低时，中国就进口较多的粮食进行储备，反之，就少进口粮食。通过国际市场上的这种“投机”，1971年到1976年中国通过粮食进出口贸易使国内粮食库存净增加936.65万吨，并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6]。出口大米不仅保证了进口小麦所需外汇，增加了小麦进口量，而且，通过以出换进又增加了国内粮食库存，还节省了粮食调拨运输的运力和运费。
    3、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
    5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大米的主要目的是换取十分缺乏的外汇，属于单边的国际商业贸易。但也有以货易货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如中国与斯里兰卡、古巴的粮食贸易就是以大米换取对方的橡胶和食糖。有的年份中国还在东南亚国家就近购买大米以兑现与斯里兰卡的粮食贸易协议，这实际上是转口贸易，以节省出口大米的运输费用和稳定国内大米供给。
    1977年李先念强调说：把外汇都用在买吃的、买穿的，怎么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国际形势不允许我们建设速度这样慢，国内人民也要求我们加快建设速度[7]。他还说：从根本上来说，进口粮食是一个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但是，粮食的进口势必要把大量的外汇用在购买粮食上，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计划，从而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不吃进口粮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方针，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把进口粮食逐年减少并争取早日不进口粮食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8]。
    4、出口粮食以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60、70年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一员，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如1959年苏联转口印尼大米、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都向中国提出了速供大米的要求。因此，中国粮食出口还具有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性质。
三、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性质
   （一）1980-1996粮食国际贸易概况和特点
    1、进口大于出口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产生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中国粮食进出口仍是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主要项目，但粮食出口额在农产品出口额中份额最小，排在园艺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之后。
    长期以来，中国是国际大米和大豆市场的重要出口国，玉米大规模出口是在80年代中期。1980-1996年，大米、大豆和玉米三种粮食出口5083.46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54.81%。出口量最大的是玉米， 17年玉米出口2502.03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26.98%。其次是大米（1366.59万吨，占14.74%）和大豆（1214.84万吨，占13.10%）。
    粮食也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农产品。在正常年景，小麦进口占世界小麦进口比重相当大，1989年最高时为13%，较低年份也在4%以上。1980-1996年，多数年份（13个）为粮食净进口，粮食净出口年份只有4个。17年累计进口粮食21541.19万吨，出口粮食9274.84万吨，净进口量达到12007.75万吨，进出口比为2.3:1。

    2、进口品种单一，出口品种增多
    中国粮食进口结构一直比较稳定，进口粮食品种结构单一，主要是小麦、玉米。1980-1996年，小麦进口为18086.10万吨，占同期中国粮食进口总量（21541.19万吨）84%，比60年代98%和70年代82%分别下降和上升了14个和2个百分点，而大米、玉米和大豆等其它粮食进口不足16%。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小麦进口比重在后期大幅度下降，玉米进口量也大幅度减少。1995-1996年小麦进口占粮食进口比重分别为55.89%、69.75%，与同期平均比重分别减少了28%和14%。1995-1996年中国大豆进口增长迅速，进口量分别为29万吨和111万吨，分别占当年粮食进口1.39%和9.25%。小麦和大豆进口一减一增的趋势在90年代后期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实现了完全逆转。相对进口来说，中国粮食出口品种较多，主要出口品种是玉米、大米和大豆和杂粮。
    3、特点
    80年代前期，依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刺激形成1978-1984年中国粮食超常规的增长。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亿吨大关，并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卖粮难”现象。粮食国际贸易在1985年和1986年出现了净出口的短暂逆转局面，分别净出口271万吨和181万吨。但随着改革政策向城市的倾斜和“卖粮难”使粮食价格下降导致农民收入下降，降低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从1985年开始，粮食产量开始下滑并出现持续达5年之久的徘徊局面。从1987年开始国家又恢复了大量进口粮食的传统，并持续到1992年。1990年和1991年国内粮食大丰收，时滞使粮食净进口局面在1993年又得到短暂的扭转，出现1993年和1994年粮食净出口的局面。但这一局面与1985年和1986年短暂粮食净出口局面具有相同的原因和命运。到1995年突然出现的粮食短缺使粮食进口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年度之最。
    开放改革以来，中国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是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国内粮食丰歉。但是，每年粮食进出口数量由国家计委根据国内粮食生产、供求情况来确定，然后分配给各省市，再由有粮食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对外签约履行合同。这种粮食国际贸易体制造成决策时滞长，效率低下，往往与国内粮食丰歉年份同进出，调节明显滞后。这种粮食进出口与国内粮食丰歉的共振现象使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具有明显大幅波动的特征，所以，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求的作用。
    其次，中国参与国际粮食贸易，还在于对粮食品种和地区平衡的调剂。品种调剂既有沿袭传统的一面：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小麦和大米分别占进口和出口粮食84%和15%；也有新现象出现：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玉米大规模出口的局面。玉米出口占中国粮食出口总量27%，超过了大米出口12个百分点。大豆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出口，但后期出口明显减少，而且逆转为明显进口倾向。在调剂地区平衡上，主要表现为“两米”（东北玉米和南方大米）出口和米麦（小麦和南方玉米）进口。1978-1997年玉米出口总量为7277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58.53%。北方剩余玉米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市场；而南方商家更喜欢进口玉米。进口小麦主要用于弥补华北和沿海城市的口粮消费缺口以及加工专用小麦缺口。（待续）
地址http://jyw.znufe.edu.cn/znjjslt/ ... /t20051115_0054.htm








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和性质的历史分析（上）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粮食出口大于进口，粮食国际贸易的性质主要是换汇换机器设备，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60、70年代粮食进口大于出口，性质是救济人民生活、获得外汇和支持世界革命；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是进口大于出口，性质是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支持工业化建设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90年代中后期以来粮食出口大于进口，性质是从抑制比较优势到发挥比较优势。最后本文分析了加入WTO后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粮食，国际贸易，性质，发展趋势
一、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性质

   （一）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概况
    50年代（以下所指年代，均为2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粮食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表现为中国向国际粮食市场出口粮食。粮食进出口比为1:26.67。
    50年代中国粮食出口稳步上升，总量达到2228.1万吨，年均出口粮食为228.1万吨，1959年粮食出口达到了最多的415.75万吨；出口粮食的主要品种是南方大米和东北大豆。粮食进口量基本上是与出口量同步上升，但在数量上要小得多，总量只有83.53万吨，年均进口粮食仅为8.35万吨。粮食进口微不足道，而且粮食进口主要是调剂品种，其中最主要的是填补少量小麦消费的缺口。





   （二）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的性质
    新中国建国后，实行以农促工的工业化发展战略。50年代初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掌握了粮食生产、购销和进出口贸易。当粮食供给较为宽松时，出口的粮食则是从公社或农民手中以很低的官定收购价收购的粮食。粮食出口从帐面看是赢利，但却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为了推进工业化建设，国家不仅从农业提取剩余获得原始资本，而且组织大量粮食出口，以换汇和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机器设备。1953年陈云作统购统销政策说明时说，国家粮食供给紧张，但不能打减少出口粮食的主意。因为1953年总计出口粮食32亿斤，其中20亿斤大豆出口到苏联，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家交换机器的，5.4亿斤则是跟锡兰（今斯里兰卡）交换橡胶的，还有一些是向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这些出口，都是必要的。他还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1961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前些年出口粮食，外汇主要用来进口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1]。而进口粮食必须服从于国内的粮食销售价格。由于国内粮食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国家不仅要对进口粮食花费有限的外汇，而且要进行巨额补贴。粮食进口量由国家财政支付能力和粮食供求缺口两个因素来决定。粮食进口目的在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2]，所以，进口量很小。
    1956年为适应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各行业国营进出口总公司的对外贸易体制。其中，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是新中国粮食进出口的直接操作机构。其基本运行机制是：统一经营粮食进出口业务；粮食进出口按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进行；出口粮食实行计划收购，进口粮食实行计划调拨销售，盈亏由国家财政统负。可见，5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是进口粮食以调剂余缺，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和机器设备，以服务于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二、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性质
   （一）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概况
    50年代末，中国农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发生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的饥荒。1962年中国制订了把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农业的政策，但仍未扭转粮食总量供给不足、库存薄弱的紧张形势。国家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农村饥荒，不得不减少粮食征购基数。但是，又要解决因减少粮食征购基数所形成的城市居民的口粮缺口的危机。而解决这一粮食供给缺口的办法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方面不得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另一方面，从1961年开始，制订并执行大规模进口粮食的计划，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重要成员。

  60年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出现了进大于出的净进口局面，粮食进出口比是2.04:1。粮食出口大幅度下降，粮食进口大幅度增加。累计出口粮食2155.19万吨，比50年代减少了72.91万吨，出口粮食最高年份也只有299.44万吨（1967年）。出口粮食在1960年比1959年减少143.71万吨之后一路下滑，直到1963年以后才逐渐得到恢复。出口粮食的主要品种仍然是大米，而且大米出口换回了很大一部分进口粮食所需要的外汇。累计进口粮食达到4400.62万吨，比50年代增加4317.09万吨。在进口粮食中，小麦进口累计达4328.51万吨，占进口粮食98%还多，比例最高为98.8%（1969年）。60年代小麦平均进口水平约为世界小麦总进口水平的10%，大多数年份都占据着世界粮食进口第一或第二位。
    70年代中国粮食进出口绝对水平都呈上升之势，进出口比为2.58:1。累计出口粮食2495.5万吨，进口粮食6444.23万吨，其中进口小麦5310.56万吨，三项分别比60年代增加340.31万吨、2043.61万吨和982.05万吨。60、70年代食用小麦消费缺口进一步扩大，中国粮食进口实质上就是食用小麦进口，但平均进口水平已经逐渐下降到只占世界市场小麦进口总量7%。
    有些年份中国也进口少量大米或面粉和大量粗粮（在需求缺口较大而外汇头寸紧张或价格、交货期限不能保证时进口粗粮作为小麦的次等代用品，并非用于饲料），如1961、1962和1973、1974年四个年份进口粗粮分别达到144.6万吨、116万吨、165.8万吨和142.8万吨，1964年粗粮进口也达到了110万吨。进口粮食尤其是小麦主要供给华东、华北缺粮省区和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因为华东和北方地区是中国传统缺粮地区，小麦也是北方主粮；而且，相对于玉米来说，小麦更易于储藏。少量的进口小麦有时也运到南方一些沿海城市，主要是因为陆路运输系统运力紧张。同时，进口粮食供给大城市和沿海缺粮省区也更节约运输成本和降低粮食损耗。

  从进口粮食的来源地看，自从60年代初首先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大宗小麦贸易的先河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阿根廷成为中国进口粮食的最大供给者。60年代，中国更主要的是从加拿大进口食用小麦和大麦。从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中国从加拿大进口了48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麦。1961年2月，中国又向加拿大提出了长期购买粮食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加拿大的同意和购买粮食的贷款。因此，进口粮食往往是采用长期粮食协定的方式进行支付。到70年代，美国和阿根廷也成为中国进口粮食的重要供给者。美国在1973年和1974年向中国出口了大量小麦（占美国小麦出口量的7%）。

注①  实际上这个协定并未得到批准，而且阿根廷的粮食交货量要比协定交货量减少很多。
    粮食出口品种主要是大米，在数量上也很可观。其中大部分大米（大约3/4）出口到亚洲近邻如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古巴和印度尼西亚也是中国大米出口的主要对象。60、70年代中国是世界大米出口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成员，大多数年份大米出口量仅次于美国和泰国。1973年和1974年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分别为263.08万吨和206.05万吨），占该年度世界大米总出口量的25%以上。除大米出口外，中国还偶尔出口数量有限（年均不到10万吨）的粗粮到香港和日本。
    60、70年代粮食进口数量比较稳定，这是因为粮食国际贸易的决定权是集中统一而不是分散决策的。1962年到70年代后期，中国粮食进口主要是根据计划而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紧急需要，因此粮食进口数量保持比较平稳。但在70年代后期粮食进口平稳的计划一度被打破。
    60、70年代影响中国粮食国际贸易规模的主要因素有：（1）城市粮食供给是短缺还是多余及其水平，其缺口以进口粮食来弥补。在这里基本上不考虑农村的粮食供给或短缺，即使有些农村地区粮食供给不足，解决办法也是在农村内部以余补缺，即农村征购的一部分粮食回流到农村缺粮地区。当然，这也影响了城市粮食供给水平。（2）世界市场粮食的价格比，尤其是大米与小麦的价格比。（3）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情况或者是否有较充足外汇头寸来购买进口粮食。（4）国内经济建设上的先后次序。（5）国内粮食消费政策的松紧等。因此，1974年外贸部把进口粮食也相应地分为6大类：（1）弥补国内粮食生产不足的缺口。（2）增加国家粮食库存。（3）调剂粮食品种。（4）平衡贸易（对有些亚非拉国家的出口换购这些国家的粮食）。（5）向有关国家转口一些粮食。（6）以进口粮食来扶植一些外贸出口商品的生产。陈云就曾经说过，进口粮食可以鼓励多种经营，如发展经济作物或畜牧饲养业[3]。
   （二）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的性质
    60、70年代粮食国际贸易以进口为主导，具有稳定救济人民生活、增加储备、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和世界人民革命的性质。
    1、进口粮食弥补供给缺口以救济人民生活
    60、70年代，尽管中国力图实现粮食自给，但粮食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通过进口粮食才能弥补，以救济人民生活。1961年周恩来对越南副总理阮维桢说，我国建国十一年来，每年都出口，从未进口过粮食，今年被迫进口粮食了。1961年李先念谈到进口粮食问题时说：目前的进口方针，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进口主要是直接为工业建设服务。今明两年进口粮食主要是缓和城乡关系，鼓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长远来看更加有利于工业建设的发展，是个临时措施，决不能长期依靠进口粮食。但这个临时措施却从此伴随着新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粮食进口，尤其是小麦进口，不仅救济了人民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城市居民的生活饮食习惯，增强了国民的体质。在6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口粮以大米为主，大米约占粮食消耗量的2/3，但在小麦进口贸易打开后，沿海城市居民更多地食用进口小麦，口粮中大米消耗量下降为1/3[4]。
    2、利用国际市场进行“投机”以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和储备
    1967年周恩来谈到中国粮食进口性质时又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进口粮食，是我们的瞎指挥造成的。本来没有进口，现在虽然还有进口，但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出口。一部分用于品种兑换，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大豆。品种调换划得来。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一部分是为了刺激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储备。因此，我们进口粮食完全是为了建设和战备的需要，不是市场和交换的需要，进口粮食的性质改变了。
    60、70年代，中国还经常利用国际市场上粮食品种的价格比及其波动，在国际粮食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它主要表现为当国际粮食市场上小麦价格较低而大米价格较高时，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与中国国内粮食价格差，积极出口国际市场价格高的大米，然后用少量外汇来换购国际市场价格低的小麦。60年代，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往往高出小麦价格35%。1965-1975年，中国大米出口价是小麦进口价的2-3倍。60年代后期，按离岸价格，一吨大米可以换购1.5吨小麦。1966年出口100万吨大米，换回300万吨小麦，相当于当年进口小麦量的60%[5]。1974年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大米价格猛涨，中国在计划外安排出口150万吨大米，又换回300万吨小麦。而当国际市场上大米对小麦比价降低时，中国大米出口量就急剧减少。当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普遍较低时，中国就进口较多的粮食进行储备，反之，就少进口粮食。通过国际市场上的这种“投机”，1971年到1976年中国通过粮食进出口贸易使国内粮食库存净增加936.65万吨，并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6]。出口大米不仅保证了进口小麦所需外汇，增加了小麦进口量，而且，通过以出换进又增加了国内粮食库存，还节省了粮食调拨运输的运力和运费。
    3、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
    5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大米的主要目的是换取十分缺乏的外汇，属于单边的国际商业贸易。但也有以货易货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如中国与斯里兰卡、古巴的粮食贸易就是以大米换取对方的橡胶和食糖。有的年份中国还在东南亚国家就近购买大米以兑现与斯里兰卡的粮食贸易协议，这实际上是转口贸易，以节省出口大米的运输费用和稳定国内大米供给。
    1977年李先念强调说：把外汇都用在买吃的、买穿的，怎么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国际形势不允许我们建设速度这样慢，国内人民也要求我们加快建设速度[7]。他还说：从根本上来说，进口粮食是一个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但是，粮食的进口势必要把大量的外汇用在购买粮食上，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计划，从而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不吃进口粮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方针，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把进口粮食逐年减少并争取早日不进口粮食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8]。
    4、出口粮食以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60、70年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一员，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如1959年苏联转口印尼大米、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都向中国提出了速供大米的要求。因此，中国粮食出口还具有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性质。
三、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性质
   （一）1980-1996粮食国际贸易概况和特点
    1、进口大于出口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产生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中国粮食进出口仍是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主要项目，但粮食出口额在农产品出口额中份额最小，排在园艺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之后。
    长期以来，中国是国际大米和大豆市场的重要出口国，玉米大规模出口是在80年代中期。1980-1996年，大米、大豆和玉米三种粮食出口5083.46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54.81%。出口量最大的是玉米， 17年玉米出口2502.03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26.98%。其次是大米（1366.59万吨，占14.74%）和大豆（1214.84万吨，占13.10%）。
    粮食也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农产品。在正常年景，小麦进口占世界小麦进口比重相当大，1989年最高时为13%，较低年份也在4%以上。1980-1996年，多数年份（13个）为粮食净进口，粮食净出口年份只有4个。17年累计进口粮食21541.19万吨，出口粮食9274.84万吨，净进口量达到12007.75万吨，进出口比为2.3:1。

    2、进口品种单一，出口品种增多
    中国粮食进口结构一直比较稳定，进口粮食品种结构单一，主要是小麦、玉米。1980-1996年，小麦进口为18086.10万吨，占同期中国粮食进口总量（21541.19万吨）84%，比60年代98%和70年代82%分别下降和上升了14个和2个百分点，而大米、玉米和大豆等其它粮食进口不足16%。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小麦进口比重在后期大幅度下降，玉米进口量也大幅度减少。1995-1996年小麦进口占粮食进口比重分别为55.89%、69.75%，与同期平均比重分别减少了28%和14%。1995-1996年中国大豆进口增长迅速，进口量分别为29万吨和111万吨，分别占当年粮食进口1.39%和9.25%。小麦和大豆进口一减一增的趋势在90年代后期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实现了完全逆转。相对进口来说，中国粮食出口品种较多，主要出口品种是玉米、大米和大豆和杂粮。
    3、特点
    80年代前期，依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刺激形成1978-1984年中国粮食超常规的增长。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亿吨大关，并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卖粮难”现象。粮食国际贸易在1985年和1986年出现了净出口的短暂逆转局面，分别净出口271万吨和181万吨。但随着改革政策向城市的倾斜和“卖粮难”使粮食价格下降导致农民收入下降，降低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从1985年开始，粮食产量开始下滑并出现持续达5年之久的徘徊局面。从1987年开始国家又恢复了大量进口粮食的传统，并持续到1992年。1990年和1991年国内粮食大丰收，时滞使粮食净进口局面在1993年又得到短暂的扭转，出现1993年和1994年粮食净出口的局面。但这一局面与1985年和1986年短暂粮食净出口局面具有相同的原因和命运。到1995年突然出现的粮食短缺使粮食进口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年度之最。
    开放改革以来，中国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是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国内粮食丰歉。但是，每年粮食进出口数量由国家计委根据国内粮食生产、供求情况来确定，然后分配给各省市，再由有粮食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对外签约履行合同。这种粮食国际贸易体制造成决策时滞长，效率低下，往往与国内粮食丰歉年份同进出，调节明显滞后。这种粮食进出口与国内粮食丰歉的共振现象使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具有明显大幅波动的特征，所以，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求的作用。
    其次，中国参与国际粮食贸易，还在于对粮食品种和地区平衡的调剂。品种调剂既有沿袭传统的一面：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小麦和大米分别占进口和出口粮食84%和15%；也有新现象出现：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玉米大规模出口的局面。玉米出口占中国粮食出口总量27%，超过了大米出口12个百分点。大豆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出口，但后期出口明显减少，而且逆转为明显进口倾向。在调剂地区平衡上，主要表现为“两米”（东北玉米和南方大米）出口和米麦（小麦和南方玉米）进口。1978-1997年玉米出口总量为7277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58.53%。北方剩余玉米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市场；而南方商家更喜欢进口玉米。进口小麦主要用于弥补华北和沿海城市的口粮消费缺口以及加工专用小麦缺口。（待续）
地址http://jyw.znufe.edu.cn/znjjslt/ ... /t20051115_0054.htm

2011年全国化肥施用量为5700万吨。

某人恶意攻讦伟大领袖还不认罪？
你们江阿姨批判刘邓的罪名其一就是出口原油，进口大型化肥成套设备等西方设备。
这会又来争功了？
1961年，1962年是刘主持政治局会议，是国家主席。没刘拍板？
日常筹措外汇，奔走协商，开会讨论的是陈云，李先念，邓小平。

很好的数据，充分表明科学技术进步才是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

1959-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61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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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的原因到底是为何有没有一个详细的答案呢？

不看看如今的副食品，楼主也是真相帝了

ciyufeiyu 发表于 2014-12-26 10:43
不看看如今的副食品，楼主也是真相帝了
请问，副食品和我的主粮讨论有什么冲突吗？

mengyw001 发表于 2014-12-26 10:55
请问，副食品和我的主粮讨论有什么冲突吗？
请问楼主只吃主粮的吗？
肉奶蔬菜鱼虾等等重不重要？

ciyufeiyu 发表于 2014-12-26 14:04
请问楼主只吃主粮的吗？
肉奶蔬菜鱼虾等等重不重要？
但本帖只讨论主粮，至于主粮是否影响了副食品的生产，如果你有资料也可以提供，那倒是和本帖有关

mengyw001 发表于 2014-12-26 14:14
但本帖只讨论主粮，至于主粮是否影响了副食品的生产，如果你有资料也可以提供，那倒是和本帖有关

毛时代的副食品资料？
贴出来怕你接受不了啊

1959-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61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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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田纪云副总理说完全是人祸

ciyufeiyu 发表于 2014-12-26 14:18
毛时代的副食品资料？
贴出来怕你接受不了啊
不用考虑我的看法，我贴的是全过程的粮食生产，但最好资料能证明影响到了主粮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