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成百吨的黄金是真金吗？

　　“西汉的黄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是清朝大诗人兼历史学家赵翼在他的名著《二十二史扎记》中提出来的。他先列举了近二十项汉朝的黄金的历史记载。这里举出几条一次涉及万斤黄金以上的记载：
　　刘邦给陈平四万斤黄金，以收买项羽部下；
　　梁孝王死时其府藏黄金四十万斤；
　　卫青作战有功所部共得二十万斤黄金赏赐；
　　王莽聘皇后聘礼三万斤黄金；
王莽府库中一万斤黄金为一匮，共六十匮等等。
　　汉朝时一斤约二百多克，一万斤黄金约两吨半，那么王莽府藏黄金就有一百五十吨之多，一个诸侯王的府藏也有一百吨之巨。有人统计，《史记》《汉书》中提到的黄金总量在500吨以上，真是不可思议。
　　于是赵翼就提出了前述问题，并给出一些答案，主要是塑佛像贴金用掉了。
　　根本问题在于所引用的这些表述中的黄金，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黄金（下面为避免混淆，简称真金）。而这却是复杂的、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一，汉朝及稍早一些，人们已经知道了真金，且已用真金为货币。
　　考古出土的楚国的金币‘爰’可能是最早的金币。
《汉书·食货志》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在1963年陕西临潼县武家屯管庄东村出土有秦代圆形金饼，每块金饼重约250克左右，约合秦的一斤重。至今却没有发现以镒（20两）为单位的金饼。
　　　　　　　　　　　　　　　　　　　　　　　　
　　从考古文物看，西汉时也有黄金货币。
有史书中提到汉武帝为祥瑞而特地用黄金制造“麟趾”。
1999年11月2日，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共计219枚，每枚247克左右，约合汉时一斤，其量超过此前发现的西汉全部金饼。据学者们认定是诸侯国向中央贡献的‘酎金’。
　　还发掘有西汉圆形金饼。发掘的实物径在五六厘米左右，厚二厘米左右，重约为250克左右。有些上面有明显剪凿的缺口，说明金饼是可以剪成碎块做称量货币使用的。
　　由此可见，在西汉时期，真金确曾被用于货币，但是，金饼太大，250克的真金，现约合人民币六万多元，作为货币很不方便，如果切下一小块，以克为单位的称重在那个时代是个困难，很难让买卖双方放心。可见，如果不铸造较小面值的金币，是不可能在市场上大量流传，即使是大宗或昂贵的货物的买卖也极不便。

　　二，西汉史籍中黄金和金的称谓互混
　　较早时期，金是代表所有的金属，应以应用最广泛的铜为主，如秦始皇收六国的兵器铸造十二个铜人，就称作‘金人’。
　　虽然已经有了真金，但是在史籍中，黄金和金的称谓仍相当混乱，并不能因汉代已经有了真金，就肯定黄金必然是指真金。
　　　　　　　　　　　　　　
　　史书中对同一件事的叙述，有的称金，有的称黄金。如：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同书《陈丞相世家》：“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汉书·高帝纪下》：“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史记·周勃传》中：“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而在《汉书·王莽传》中提到此事则变成：“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
　　《史记·平准书》中写卫青及其部下“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但在同书卫青传中，只提到卫青之部下受赐‘金’而未提‘黄金’。
　　类似的例子很多，说明至少在汉代“金”与“黄金”在文人（包括史学家及宫廷史官等）的概念中是不太区分的。
　　　　　　　　　　　　　　
　　金这个字，在古代用的很滥，既然在史书中把金和黄金混用。称之谓黄金者，不能肯定说是真金。真金是稀有的贵金属，不易得到，人们能把那种比重相当大，不生锈，不怕炼的真金和其它色泽有点发黄的其它金属分清楚，应正是西汉时的事，在这个过程中，称谓难免混乱。
　　　　　　　　　　　　　　　　　　　　　　　　　　　　　　　　　　　　　　　　　　　　　　　　　　　　　　　
　　在汉字中“铜”字出现的相当晚，记载汉文帝以铜山赐给他心爱的男宠邓通，似为铜字在古文献第一次出现。出土文物‘铜’字出现最早的也是在西汉，长沙西汉墓出土的铜灯，刻有“铜镫高一尺……”
　　铜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都能把金和铜分得很清楚，当然大商人、管财政的以及铸匠也许能分清。把铜制物称作金的习俗还流传了很久。而当时的真金的名称是什么是不清楚的。
　　在《尔雅·释器》中讲到，“黄金谓之璗，其美进谓之鏐。”
　　在楚国，金币‘爰’似在文献上无记载，只有出土文物。真无法说在楚国当时真金的名称是什么，也许就是‘爰’。
　　在西汉，‘麟趾’也应是真金的一种称呼。
　　
　　读汉朝故事，诸多功臣封为侯爵，其后代失去爵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酎金不合格。《史记·平准书》中　记载：“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卫青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和发干侯卫登就是“坐酎金失侯”。爵位的价值和一些真金相比要高的多，为什么侯爷们不老老实实奉上酎金呢？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对于真金和其它外表上和有些黄色的金属差不多的东西分不清楚。胡里胡涂就把爵位丢了。

　　三，西汉皇帝所赏赐的及王侯家藏的巨量黄金并非真金
　　否定那时史书中所记载的黄金就是真金的最主要根据是出于考古成果的考查。
　　一个诸侯王用不到有一百吨真金，那怕只有一千斤黄金，按汉朝人事死如生，到坟墓中是去继续过生活，那么在他的墓葬中，必然必会有较多的大型真金器物。实际上在中原地区发掘的汉朝帝王将相陵墓中，还未曾发现过大型真金器物（例如重量达几十斤或更重）。曾发现有金缕玉衣、镀金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虎符等，虽然都含真金，但器物主体是铜，用以装饰的真金多也不过几百克而已，已经是很珍贵的了。所以，汉代的帝王将相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真金，铸造起大型真金器物，肯定辉煌的多。
　　此外，前面提到汉代金饼，全国发掘的总量也只有百斤量级。和前面提到的在史书中记载的黄金有数百吨的巨量中差到千万倍。
　　考古中没有任何成果可能支持汉代某个帝王将相曾据有几吨甚至几百吨真金的记载，也就是说汉代那巨量的‘黄金’并非真金。
　　　　　　　　　　　　　
　　更特别的是，西汉以后，任何史书是再没有过那样巨量的黄金的记载。也就是说，西汉几百吨的真金突然消失，浩瀚的古文献和考古成果都没能对这种消失作出解释。对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东汉以后，人们普遍对真金和其它金属的区别有了明确的认识，使用名词不再混乱的结果，巨量的‘黄金’自然就没有了。
　　　　　　　　　　　　　　　　　　
　　还可以举两个用以证明史书中提到的巨量黄金并非真金的例子：
　　一是前面提到卫青的儿子们曾因‘坐酎金失侯’。如果卫青受赏的是真金，他的儿子们把皇帝赏赐的还回去，就不会“坐酎金失侯”了。最易解释的就是赏赐的黄金并非真金，而向中央献的却应是真金。这样，‘失侯’者多不可胜数就不奇怪了。
　　二是按史载王莽的库藏有大量黄金，几十万斤黄金很难被什么人带走，且王莽也没有能逃走。赤眉等军占长安后，应据有这个巨大财富。但赤眉的历史记载中，有说他们在抢夺宫中珠宝，在长安大掠、四处盗墓，还有穷困冻死等，唯不见几十万斤黄金的影子，当然更不见使用这巨大财富的记载。
　　
　　
　　四，问题出在哪里？
　　前面已经说了，金字的使用在古代曾是混乱的。而西汉则是称谓从混乱到稍清晰点的时代。
　　巨量黄金的记载都出之于史书，且都和帝王有关。对于这些赏赐、帝王库藏等，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就是从皇宫的文献中抄来的。宫中的文献，按古代的惯例，应是有专人记录，或直接能查到原始文献。如前所述，不论是班马这样的大史学家，还是记录宫中事件的史官，‘金’和‘黄金’是混用的，和真金间的关系也是不清楚的。这不是他们水平低，而是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
　　
　　此外，这些皇宫中文献中有过分的夸张或拔高，都是正常的。本来不是上品，赏赐时说成上品，也不奇怪，臣下得到赏赐就很高兴了，谁还敢却查究什么。记录的人未必真明白各种金属间的物性间差异，稀里糊涂的写上也正常。
　　　　　　　　　　　　　　　　　
　　一般说来，皇宫中记录有关皇帝活动的文人们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开国初，人们都还分不清诸种金属，使用名词混乱甚至错误，后来，民间富豪、管财政的官员或为帝王铸造器物的工匠们开始清楚了，但史官们仍按老惯例来书写，没有上命就不改也是很正常的事。
　　　　　　　　　　　　　　
　　正是由于‘金’和‘黄金’名词使用上的混乱，人们对真金物性的认识不足，造成了一个西汉时极富真金的假象。“西汉的黄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是清朝大诗人兼历史学家赵翼在他的名著《二十二史扎记》中提出来的。他先列举了近二十项汉朝的黄金的历史记载。这里举出几条一次涉及万斤黄金以上的记载：
　　刘邦给陈平四万斤黄金，以收买项羽部下；
　　梁孝王死时其府藏黄金四十万斤；
　　卫青作战有功所部共得二十万斤黄金赏赐；
　　王莽聘皇后聘礼三万斤黄金；
王莽府库中一万斤黄金为一匮，共六十匮等等。
　　汉朝时一斤约二百多克，一万斤黄金约两吨半，那么王莽府藏黄金就有一百五十吨之多，一个诸侯王的府藏也有一百吨之巨。有人统计，《史记》《汉书》中提到的黄金总量在500吨以上，真是不可思议。
　　于是赵翼就提出了前述问题，并给出一些答案，主要是塑佛像贴金用掉了。
　　根本问题在于所引用的这些表述中的黄金，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黄金（下面为避免混淆，简称真金）。而这却是复杂的、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一，汉朝及稍早一些，人们已经知道了真金，且已用真金为货币。
　　考古出土的楚国的金币‘爰’可能是最早的金币。
《汉书·食货志》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在1963年陕西临潼县武家屯管庄东村出土有秦代圆形金饼，每块金饼重约250克左右，约合秦的一斤重。至今却没有发现以镒（20两）为单位的金饼。
　　　　　　　　　　　　　　　　　　　　　　　　
　　从考古文物看，西汉时也有黄金货币。
有史书中提到汉武帝为祥瑞而特地用黄金制造“麟趾”。
1999年11月2日，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共计219枚，每枚247克左右，约合汉时一斤，其量超过此前发现的西汉全部金饼。据学者们认定是诸侯国向中央贡献的‘酎金’。
　　还发掘有西汉圆形金饼。发掘的实物径在五六厘米左右，厚二厘米左右，重约为250克左右。有些上面有明显剪凿的缺口，说明金饼是可以剪成碎块做称量货币使用的。
　　由此可见，在西汉时期，真金确曾被用于货币，但是，金饼太大，250克的真金，现约合人民币六万多元，作为货币很不方便，如果切下一小块，以克为单位的称重在那个时代是个困难，很难让买卖双方放心。可见，如果不铸造较小面值的金币，是不可能在市场上大量流传，即使是大宗或昂贵的货物的买卖也极不便。

　　二，西汉史籍中黄金和金的称谓互混
　　较早时期，金是代表所有的金属，应以应用最广泛的铜为主，如秦始皇收六国的兵器铸造十二个铜人，就称作‘金人’。
　　虽然已经有了真金，但是在史籍中，黄金和金的称谓仍相当混乱，并不能因汉代已经有了真金，就肯定黄金必然是指真金。
　　　　　　　　　　　　　　
　　史书中对同一件事的叙述，有的称金，有的称黄金。如：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同书《陈丞相世家》：“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汉书·高帝纪下》：“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史记·周勃传》中：“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而在《汉书·王莽传》中提到此事则变成：“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
　　《史记·平准书》中写卫青及其部下“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但在同书卫青传中，只提到卫青之部下受赐‘金’而未提‘黄金’。
　　类似的例子很多，说明至少在汉代“金”与“黄金”在文人（包括史学家及宫廷史官等）的概念中是不太区分的。
　　　　　　　　　　　　　　
　　金这个字，在古代用的很滥，既然在史书中把金和黄金混用。称之谓黄金者，不能肯定说是真金。真金是稀有的贵金属，不易得到，人们能把那种比重相当大，不生锈，不怕炼的真金和其它色泽有点发黄的其它金属分清楚，应正是西汉时的事，在这个过程中，称谓难免混乱。
　　　　　　　　　　　　　　　　　　　　　　　　　　　　　　　　　　　　　　　　　　　　　　　　　　　　　　　
　　在汉字中“铜”字出现的相当晚，记载汉文帝以铜山赐给他心爱的男宠邓通，似为铜字在古文献第一次出现。出土文物‘铜’字出现最早的也是在西汉，长沙西汉墓出土的铜灯，刻有“铜镫高一尺……”
　　铜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都能把金和铜分得很清楚，当然大商人、管财政的以及铸匠也许能分清。把铜制物称作金的习俗还流传了很久。而当时的真金的名称是什么是不清楚的。
　　在《尔雅·释器》中讲到，“黄金谓之璗，其美进谓之鏐。”
　　在楚国，金币‘爰’似在文献上无记载，只有出土文物。真无法说在楚国当时真金的名称是什么，也许就是‘爰’。
　　在西汉，‘麟趾’也应是真金的一种称呼。
　　
　　读汉朝故事，诸多功臣封为侯爵，其后代失去爵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酎金不合格。《史记·平准书》中　记载：“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卫青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和发干侯卫登就是“坐酎金失侯”。爵位的价值和一些真金相比要高的多，为什么侯爷们不老老实实奉上酎金呢？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对于真金和其它外表上和有些黄色的金属差不多的东西分不清楚。胡里胡涂就把爵位丢了。

　　三，西汉皇帝所赏赐的及王侯家藏的巨量黄金并非真金
　　否定那时史书中所记载的黄金就是真金的最主要根据是出于考古成果的考查。
　　一个诸侯王用不到有一百吨真金，那怕只有一千斤黄金，按汉朝人事死如生，到坟墓中是去继续过生活，那么在他的墓葬中，必然必会有较多的大型真金器物。实际上在中原地区发掘的汉朝帝王将相陵墓中，还未曾发现过大型真金器物（例如重量达几十斤或更重）。曾发现有金缕玉衣、镀金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虎符等，虽然都含真金，但器物主体是铜，用以装饰的真金多也不过几百克而已，已经是很珍贵的了。所以，汉代的帝王将相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真金，铸造起大型真金器物，肯定辉煌的多。
　　此外，前面提到汉代金饼，全国发掘的总量也只有百斤量级。和前面提到的在史书中记载的黄金有数百吨的巨量中差到千万倍。
　　考古中没有任何成果可能支持汉代某个帝王将相曾据有几吨甚至几百吨真金的记载，也就是说汉代那巨量的‘黄金’并非真金。
　　　　　　　　　　　　　
　　更特别的是，西汉以后，任何史书是再没有过那样巨量的黄金的记载。也就是说，西汉几百吨的真金突然消失，浩瀚的古文献和考古成果都没能对这种消失作出解释。对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东汉以后，人们普遍对真金和其它金属的区别有了明确的认识，使用名词不再混乱的结果，巨量的‘黄金’自然就没有了。
　　　　　　　　　　　　　　　　　　
　　还可以举两个用以证明史书中提到的巨量黄金并非真金的例子：
　　一是前面提到卫青的儿子们曾因‘坐酎金失侯’。如果卫青受赏的是真金，他的儿子们把皇帝赏赐的还回去，就不会“坐酎金失侯”了。最易解释的就是赏赐的黄金并非真金，而向中央献的却应是真金。这样，‘失侯’者多不可胜数就不奇怪了。
　　二是按史载王莽的库藏有大量黄金，几十万斤黄金很难被什么人带走，且王莽也没有能逃走。赤眉等军占长安后，应据有这个巨大财富。但赤眉的历史记载中，有说他们在抢夺宫中珠宝，在长安大掠、四处盗墓，还有穷困冻死等，唯不见几十万斤黄金的影子，当然更不见使用这巨大财富的记载。
　　
　　
　　四，问题出在哪里？
　　前面已经说了，金字的使用在古代曾是混乱的。而西汉则是称谓从混乱到稍清晰点的时代。
　　巨量黄金的记载都出之于史书，且都和帝王有关。对于这些赏赐、帝王库藏等，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就是从皇宫的文献中抄来的。宫中的文献，按古代的惯例，应是有专人记录，或直接能查到原始文献。如前所述，不论是班马这样的大史学家，还是记录宫中事件的史官，‘金’和‘黄金’是混用的，和真金间的关系也是不清楚的。这不是他们水平低，而是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
　　
　　此外，这些皇宫中文献中有过分的夸张或拔高，都是正常的。本来不是上品，赏赐时说成上品，也不奇怪，臣下得到赏赐就很高兴了，谁还敢却查究什么。记录的人未必真明白各种金属间的物性间差异，稀里糊涂的写上也正常。
　　　　　　　　　　　　　　　　　
　　一般说来，皇宫中记录有关皇帝活动的文人们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开国初，人们都还分不清诸种金属，使用名词混乱甚至错误，后来，民间富豪、管财政的官员或为帝王铸造器物的工匠们开始清楚了，但史官们仍按老惯例来书写，没有上命就不改也是很正常的事。
　　　　　　　　　　　　　　
　　正是由于‘金’和‘黄金’名词使用上的混乱，人们对真金物性的认识不足，造成了一个西汉时极富真金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