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教材里的辽沈战役

辽西战役
影响作战诸因素

         抗日战争之缘起乃为丧失东北，誓志规复国土。戡乱战争东北战场之失败，就客观环境而言，首为无耻之雅尔塔密约，当日本军阀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之前夕，俄共兵未血刃进入我东北，林彪匪军在俄军俄共掩护下，亦星夜出关进入东北，继则俄共将接收日本关东军百万人之装备，无条件装备匪军，及在俄共卵翼下蔓延成长壮大；次为美国之调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将林彪匪军残部压迫松花江畔哈尔滨附近，本可一鼓就擒，且匪军初进入东北，毫无民众基础及地下秘密组织，彻底歼灭匪军即可连根拔，无奈因政略关系，屈就美国调处，于六月七日下达第二次停战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到达哈尔滨附近之先头部队后撤，使林匪于死里复生，此残炽星星之火，未久乃酿成燎原之势。

         就主观条件而言，戡乱战争开始，采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而共匪则无限制裹胁民众，及无限制扩军，故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五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于民国三十六年开始，调整全般战略方针「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彻底集中兵力，于关内采战略重点攻势(置重兵于华东战场之鲁中及西北战场之陕北)」；最严重之错误，乃为当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时，因辽东半岛作战之小胜，贪图目前战术上之小利，忘记远大之战略目标，三令五申集结东北战场仅存之战略预备兵力，罔顾恶劣天候及严冬，面对长白山区之恶劣地形，对临江、抚松先后发动四次战略攻势，并到处抽调兵力向此增援，于最后攻势宣告挫败，亦即东北战场兵力枯竭之时，林匪乃乘势反攻，我毫无反击之余力。

         在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中，于东北战场除放弃辽东半岛及到处竭泽而渔抽调兵力向此增援外，并由华北战场抽调第五十三军向此增援，最后难勉强将林彪匪军击破，确保四平。于战争或作战中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际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但我确对「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之胜利评估极高」，乘战胜之余威，欲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首先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权职并于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一副之，

         并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
左：
         第一案：全般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份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以及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彻底集中兵力击灭匪军，并阻止林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般战略之变化，实时调整全般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匪主力击灭，贯彻规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就当时全国戡乱战争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戡乱战争全般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参谋总长陈诚将军，于该年九月一日正式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听取该行辕各主管不实之演示文稿后，决心采取第二案。

         为实施本案，一面抽调关内部队向东北战场增援，一面就地扩编新军；由关内抽调部队方面，勉强(此际关内各战场兵力已到处捉襟见肘)由华东战场抽调第四十九军，但于葫芦岛甫卸舟船，即被投入热辽边区山区中之杨家杖子附近，而遭全军覆灭，原由华北战场，抽调之第五十三军，十月间于西丰、开原地区遭匪军奔袭，亦损失过半；扩建新军方面，仅是将军队原来建制拆开，而增加番号，如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第六军等，而将地方武力行一网打尽地尽编入正规军后，又未能重建新的地方武力，犹如自动拔光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飞动不得，及整个战争面均为匪军区部队占领；故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不仅未收其效，且江河日下。
         西丰、开原之间地区战斗，匪军击破我第五十三军后，乘势对沈阳发动钳形攻势，经华北战场傅作义率暂三军、第九十二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于彰武附近始将林匪击破，使沈阳转危为安。因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无望，十月下旬最高统帅避寿于芦山时，经再三考虑后，乃决策「主动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将东北战场国军主动转进至辽南锦州、葫芦鸟地区，以海上为后方，与华北战场切取连系，彻底集中兵力，阻止林彪匪军入关，及相机歼灭该来犯匪军，待肃清关内匪军后，再举全力进兵关外，歼灭林彪匪军，规复东北国土」，以当时东北战场情势，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为顾全大局，亦积极拥护本决策，为实施本决策，于十二月由范汉杰自华东战场青岛率第五十四军，经海运于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对大军向该地区转进预作部署，美国魏德迈将军于东北战场考察归来，亦曾向我最高统帅积极建议「暂放弃东北」，旋因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因忧国及积劳成疾，请辞东北行辕兼主任职，中央乃特派甫由国外归来之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主任。
         卫立煌其起家于民国二十一年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国军围剿匪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匪部时，彼率师首先突入徐匪老巢金家寨，为纪念其功勋，于削平徐匪后将该镇改名为立煌县，因此得名燥一时；抗日战争时，于云南昆明亦曾继任陈诚将军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之职，但自抗日战争胜利后，乃一直闲散在国外，不仅对国内戡乱战争之情势一无所知，而对东北战场实际情势以及当面匪情及我军实际状况等，复一无所知。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彼于二月一日到任，即坚决反对东北撤军之决策，复为盲目反对，及为反对而反对，并非以国家民族为念，或其对扭转东北战局有何「成竹在胸」；原来卫立煌于剿匪抗战中，亦曾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并以此而自负，但抗战胜利后中央对卫氏一直未予重用，至临危授命时，当难免有所怨尤；但最重要者乃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完全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曾私语人日：「既然决策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又何必要我到东北来」。
         由于卫立煌之公开反对，东北籍人士及民意代表叫嚣喧嚷，以及新闻舆论之攻讦，故东北战场撤军之决策，早经泄露于匪方，正当卫立煌被任命及到任之伊始，林匪对中长路沿线发动先制攻势，而卫立煌将八个军控制于沈阳泭近，按兵不动，坐视各点之守军先后遭匪各个击破，至三月十二日四平复城陷兵亡后，东北战场仅残存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于赤海中浮沉。林匪于最后攻占四平后，其主力即于四平附近地区整补及准备辽南会战(匪军称辽沈战役)，而我长春两个军及地方团队共约十万人，为匪一个纵队及军区部队围困，最可耻者乃沈阳八个军为匪一个纵队围困，而毫无作为，数十万大军之补给，
坐等极其昂贵之空运补给，至于锦州、
葫芦岛方面，其当面仅为匪装备寙劣、
教养不足之军区部队，但该方面之我
军，复为军事、政治、情报等均不出城
门，坐等由大后方经葫芦岛送来补给
品。以上之情势直至辽南会战开始，勉
强可称之为「守株待兔、坐等匪军来
攻；击破犯匪」，否则乃由死守到最后
守死。

          战地兵要：锦州夙称关外重镇，明末吕将袁崇焕以锦州为关外攻势基地，迭败清兵于辽河流域，巩固边强，惟袁崇焕与宋朝之岳飞命运相同，其遭奸臣谋害后，使清兵长趋入关。该城乃地处盆地，以其作攻势属地则可，如放弃外围瞰制高地，凭城固守而作消极防御，最后必遭全军覆灭。
         就战略战术而言，锦州地控山海关(临榆)至沈阳段北宁之咽喉，但该段北宁路已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已无咽喉可言；其对匪军而言，因当时之匪军作战，是依面的交通和面的补给(小后方补给制度)，我军即守住锦州，无论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对匪军产生任何妨害；但对我军而言，当时之我军系依交通线作战，及采大后方补给制度，匪军如攻陷锦州，乃关上东北战场我军大门，退路遭匪截断。锦州之后方为葫芦岛，但由锦州至锦西间之高桥、塔山为隘路，且为大纵深之丘阜地，日据时期于此各要点筑有永久性工事，我军进入东北后再逐次加强，一般言之，为易守难攻，该地形要点如遭匪军攻占，不仅锦州之后方为匪军截断，我军如由葫芦岛及锦西附近采「直接路线」向锦州增援，极易遭匪军阻援。锦州东方大凌河、小凌河口及其间地区，有良好之滩头，有利于两栖登陆作战，我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于此地区行两栖登陆作战，可直接围攻锦州之匪军背后，其势将犹如韩战时联军于仁川登陆作战。锦州西方之义县，为锦州通往承德、古北口、北平间之隘路及战略要地，华北战场兵力由北平附近出古北口、经承德、朝阳、义县向锦州增援，为最快捷方式最佳之间接路线，以义县为支撑则更易实施，并直接围攻锦州匪军之背后，林匪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后被敌抄」，匪军如攻陷义县，不仅截断我华北、东北两战场之连系，且可确保包围锦州匪军后方之安全。

         沈阳为东北战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当时于沈阳以北祗剩长春一点并被彻底围困，政治已不出沈阳城门，鞍山之铁已失，仅存者为抚顺之煤及沈阳兵工厂，除此之外，已无任何战略价值，以重兵死守沈阳，不仅极不合理，且根本违反用兵原则。沈阳至锦州间之地形，新民通往锦州段之北宁路及公路，早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铁路以东地区，属辽河平原、沟渠纵横，作战时尚未届封冻季节，不利于重装备之大军运动，铁跍以西为绵亘之丘阜地，多横断河流及横走廊、黑山、北镇、沟帮子各附近均为隘路辽西战役
影响作战诸因素

         抗日战争之缘起乃为丧失东北，誓志规复国土。戡乱战争东北战场之失败，就客观环境而言，首为无耻之雅尔塔密约，当日本军阀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之前夕，俄共兵未血刃进入我东北，林彪匪军在俄军俄共掩护下，亦星夜出关进入东北，继则俄共将接收日本关东军百万人之装备，无条件装备匪军，及在俄共卵翼下蔓延成长壮大；次为美国之调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将林彪匪军残部压迫松花江畔哈尔滨附近，本可一鼓就擒，且匪军初进入东北，毫无民众基础及地下秘密组织，彻底歼灭匪军即可连根拔，无奈因政略关系，屈就美国调处，于六月七日下达第二次停战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到达哈尔滨附近之先头部队后撤，使林匪于死里复生，此残炽星星之火，未久乃酿成燎原之势。

         就主观条件而言，戡乱战争开始，采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而共匪则无限制裹胁民众，及无限制扩军，故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五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于民国三十六年开始，调整全般战略方针「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彻底集中兵力，于关内采战略重点攻势(置重兵于华东战场之鲁中及西北战场之陕北)」；最严重之错误，乃为当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时，因辽东半岛作战之小胜，贪图目前战术上之小利，忘记远大之战略目标，三令五申集结东北战场仅存之战略预备兵力，罔顾恶劣天候及严冬，面对长白山区之恶劣地形，对临江、抚松先后发动四次战略攻势，并到处抽调兵力向此增援，于最后攻势宣告挫败，亦即东北战场兵力枯竭之时，林匪乃乘势反攻，我毫无反击之余力。

         在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中，于东北战场除放弃辽东半岛及到处竭泽而渔抽调兵力向此增援外，并由华北战场抽调第五十三军向此增援，最后难勉强将林彪匪军击破，确保四平。于战争或作战中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际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但我确对「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之胜利评估极高」，乘战胜之余威，欲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首先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权职并于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一副之，

         并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
左：
         第一案：全般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份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以及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彻底集中兵力击灭匪军，并阻止林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般战略之变化，实时调整全般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匪主力击灭，贯彻规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就当时全国戡乱战争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戡乱战争全般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参谋总长陈诚将军，于该年九月一日正式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听取该行辕各主管不实之演示文稿后，决心采取第二案。

         为实施本案，一面抽调关内部队向东北战场增援，一面就地扩编新军；由关内抽调部队方面，勉强(此际关内各战场兵力已到处捉襟见肘)由华东战场抽调第四十九军，但于葫芦岛甫卸舟船，即被投入热辽边区山区中之杨家杖子附近，而遭全军覆灭，原由华北战场，抽调之第五十三军，十月间于西丰、开原地区遭匪军奔袭，亦损失过半；扩建新军方面，仅是将军队原来建制拆开，而增加番号，如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第六军等，而将地方武力行一网打尽地尽编入正规军后，又未能重建新的地方武力，犹如自动拔光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飞动不得，及整个战争面均为匪军区部队占领；故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不仅未收其效，且江河日下。
         西丰、开原之间地区战斗，匪军击破我第五十三军后，乘势对沈阳发动钳形攻势，经华北战场傅作义率暂三军、第九十二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于彰武附近始将林匪击破，使沈阳转危为安。因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无望，十月下旬最高统帅避寿于芦山时，经再三考虑后，乃决策「主动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将东北战场国军主动转进至辽南锦州、葫芦鸟地区，以海上为后方，与华北战场切取连系，彻底集中兵力，阻止林彪匪军入关，及相机歼灭该来犯匪军，待肃清关内匪军后，再举全力进兵关外，歼灭林彪匪军，规复东北国土」，以当时东北战场情势，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为顾全大局，亦积极拥护本决策，为实施本决策，于十二月由范汉杰自华东战场青岛率第五十四军，经海运于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对大军向该地区转进预作部署，美国魏德迈将军于东北战场考察归来，亦曾向我最高统帅积极建议「暂放弃东北」，旋因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因忧国及积劳成疾，请辞东北行辕兼主任职，中央乃特派甫由国外归来之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主任。
         卫立煌其起家于民国二十一年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国军围剿匪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匪部时，彼率师首先突入徐匪老巢金家寨，为纪念其功勋，于削平徐匪后将该镇改名为立煌县，因此得名燥一时；抗日战争时，于云南昆明亦曾继任陈诚将军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之职，但自抗日战争胜利后，乃一直闲散在国外，不仅对国内戡乱战争之情势一无所知，而对东北战场实际情势以及当面匪情及我军实际状况等，复一无所知。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彼于二月一日到任，即坚决反对东北撤军之决策，复为盲目反对，及为反对而反对，并非以国家民族为念，或其对扭转东北战局有何「成竹在胸」；原来卫立煌于剿匪抗战中，亦曾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并以此而自负，但抗战胜利后中央对卫氏一直未予重用，至临危授命时，当难免有所怨尤；但最重要者乃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完全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曾私语人日：「既然决策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又何必要我到东北来」。
         由于卫立煌之公开反对，东北籍人士及民意代表叫嚣喧嚷，以及新闻舆论之攻讦，故东北战场撤军之决策，早经泄露于匪方，正当卫立煌被任命及到任之伊始，林匪对中长路沿线发动先制攻势，而卫立煌将八个军控制于沈阳泭近，按兵不动，坐视各点之守军先后遭匪各个击破，至三月十二日四平复城陷兵亡后，东北战场仅残存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于赤海中浮沉。林匪于最后攻占四平后，其主力即于四平附近地区整补及准备辽南会战(匪军称辽沈战役)，而我长春两个军及地方团队共约十万人，为匪一个纵队及军区部队围困，最可耻者乃沈阳八个军为匪一个纵队围困，而毫无作为，数十万大军之补给，
坐等极其昂贵之空运补给，至于锦州、
葫芦岛方面，其当面仅为匪装备寙劣、
教养不足之军区部队，但该方面之我
军，复为军事、政治、情报等均不出城
门，坐等由大后方经葫芦岛送来补给
品。以上之情势直至辽南会战开始，勉
强可称之为「守株待兔、坐等匪军来
攻；击破犯匪」，否则乃由死守到最后
守死。

          战地兵要：锦州夙称关外重镇，明末吕将袁崇焕以锦州为关外攻势基地，迭败清兵于辽河流域，巩固边强，惟袁崇焕与宋朝之岳飞命运相同，其遭奸臣谋害后，使清兵长趋入关。该城乃地处盆地，以其作攻势属地则可，如放弃外围瞰制高地，凭城固守而作消极防御，最后必遭全军覆灭。
         就战略战术而言，锦州地控山海关(临榆)至沈阳段北宁之咽喉，但该段北宁路已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已无咽喉可言；其对匪军而言，因当时之匪军作战，是依面的交通和面的补给(小后方补给制度)，我军即守住锦州，无论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对匪军产生任何妨害；但对我军而言，当时之我军系依交通线作战，及采大后方补给制度，匪军如攻陷锦州，乃关上东北战场我军大门，退路遭匪截断。锦州之后方为葫芦岛，但由锦州至锦西间之高桥、塔山为隘路，且为大纵深之丘阜地，日据时期于此各要点筑有永久性工事，我军进入东北后再逐次加强，一般言之，为易守难攻，该地形要点如遭匪军攻占，不仅锦州之后方为匪军截断，我军如由葫芦岛及锦西附近采「直接路线」向锦州增援，极易遭匪军阻援。锦州东方大凌河、小凌河口及其间地区，有良好之滩头，有利于两栖登陆作战，我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于此地区行两栖登陆作战，可直接围攻锦州之匪军背后，其势将犹如韩战时联军于仁川登陆作战。锦州西方之义县，为锦州通往承德、古北口、北平间之隘路及战略要地，华北战场兵力由北平附近出古北口、经承德、朝阳、义县向锦州增援，为最快捷方式最佳之间接路线，以义县为支撑则更易实施，并直接围攻锦州匪军之背后，林匪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后被敌抄」，匪军如攻陷义县，不仅截断我华北、东北两战场之连系，且可确保包围锦州匪军后方之安全。

         沈阳为东北战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当时于沈阳以北祗剩长春一点并被彻底围困，政治已不出沈阳城门，鞍山之铁已失，仅存者为抚顺之煤及沈阳兵工厂，除此之外，已无任何战略价值，以重兵死守沈阳，不仅极不合理，且根本违反用兵原则。沈阳至锦州间之地形，新民通往锦州段之北宁路及公路，早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铁路以东地区，属辽河平原、沟渠纵横，作战时尚未届封冻季节，不利于重装备之大军运动，铁跍以西为绵亘之丘阜地，多横断河流及横走廊、黑山、北镇、沟帮子各附近均为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