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吗——读《文明的追随》札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29:12
8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新丝路建设与中阿关系的未来”研讨会暨《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新书首发式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据新闻报道：“《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由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出版。该书由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通过分析阿中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阿中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http://roll.sohu.com/20140901/n403962789.shtml）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他引用当时生活在开罗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杰布拉提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穆斯林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禁止穆斯林进入；如果想了解情况，他们会很友好地拿出各种图片、地图、动植物标本以及有关先贤的历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去找过法国人，他们给我展示了所有这些东西。”(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模仿欧洲军队的体制改革军制，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大批学校、医院、工厂、印刷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才，为了培养所需的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从1826年到1831年，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此书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的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待续）8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新丝路建设与中阿关系的未来”研讨会暨《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新书首发式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据新闻报道：“《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由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出版。该书由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通过分析阿中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阿中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http://roll.sohu.com/20140901/n403962789.shtml）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他引用当时生活在开罗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杰布拉提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穆斯林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禁止穆斯林进入；如果想了解情况，他们会很友好地拿出各种图片、地图、动植物标本以及有关先贤的历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去找过法国人，他们给我展示了所有这些东西。”(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模仿欧洲军队的体制改革军制，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大批学校、医院、工厂、印刷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才，为了培养所需的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从1826年到1831年，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此书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的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待续）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他引用当时生活在开罗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杰布拉提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穆斯林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禁止穆斯林进入；如果想了解情况，他们会很友好地拿出各种图片、地图、动植物标本以及有关先贤的历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去找过法国人，他们给我展示了所有这些东西。”(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模仿欧洲军队的体制改革军制，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大批学校、医院、工厂、印刷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才，为了培养所需的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从1826年到1831年，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此书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的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待续）8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新丝路建设与中阿关系的未来”研讨会暨《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新书首发式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据新闻报道：“《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由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出版。该书由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通过分析阿中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阿中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http://roll.sohu.com/20140901/n403962789.shtml）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他引用当时生活在开罗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杰布拉提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穆斯林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禁止穆斯林进入；如果想了解情况，他们会很友好地拿出各种图片、地图、动植物标本以及有关先贤的历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去找过法国人，他们给我展示了所有这些东西。”(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模仿欧洲军队的体制改革军制，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大批学校、医院、工厂、印刷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才，为了培养所需的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从1826年到1831年，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此书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的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待续）
如果当年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阿富汗尼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他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的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P.2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所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全盘西化”派。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也就是说，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当年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在崇尚务实的邓小平身上，萨米尔看到了塔哈塔维的影子。
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待续）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阿富汗尼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他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的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P.2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所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全盘西化”派。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也就是说，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当年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在崇尚务实的邓小平身上，萨米尔看到了塔哈塔维的影子。
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待续）
如果当年能够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阿富汗尼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他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的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P.2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所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全盘西化”派。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也就是说，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当年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在崇尚务实的邓小平身上，萨米尔看到了塔哈塔维的影子。
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待续）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阿富汗尼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他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的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P.2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所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全盘西化”派。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也就是说，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当年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在崇尚务实的邓小平身上，萨米尔看到了塔哈塔维的影子。
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待续）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因为“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各种计划、方案就会成为泡影”（P.97）。而这恰恰是目前阿拉伯世界的软肋：在目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情况下，要想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是不切实际的。对此，萨米尔举出了一个例子：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于1945年，比欧共体的成立还要早，而且阿拉伯世界先于欧洲提出了经济一体化；但相比欧洲，阿拉伯世界的一体化却始终未能获得重大进展。萨米尔认为：“究其根源，政治分歧、贫富差距等问题都是阻碍阿拉伯世界制订具体行动计划的重要原因。”（P.150）
由此，阿拉伯世界便陷入了这样一种处境中：要想实现复兴，必须通过“文明追随”实现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要想“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就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但阿拉伯世界要想团结，则只能寄希望于复兴。这是一个死循环。
如何打破这个死循环？萨米尔认为，在当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足够坚定的意志和足够强大的力量作为领导核心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的说，就是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基本含义。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为落后民族提供提供他们自身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同时，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环境。”（P.99）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萨米尔认为，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
（待续）
由此，阿拉伯世界便陷入了这样一种处境中：要想实现复兴，必须通过“文明追随”实现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要想“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就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但阿拉伯世界要想团结，则只能寄希望于复兴。这是一个死循环。
如何打破这个死循环？萨米尔认为，在当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足够坚定的意志和足够强大的力量作为领导核心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的说，就是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基本含义。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为落后民族提供提供他们自身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同时，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环境。”（P.99）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萨米尔认为，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
（待续）
做梦，还领导，让卡菲乐领导？
射四花火 发表于 2014-10-14 20:34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 ...
作者应自问中国在维护多数阿拉伯国家或人民正当利益事业中做了多大的努力，取得了多大成功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 ...
作者应自问中国在维护多数阿拉伯国家或人民正当利益事业中做了多大的努力，取得了多大成功
先出个哈里发再说。说的在精彩没有用。
自以为是啊，阿拉伯国家怎么会与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呢？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最大的冲突，已经危及中国的根本利益了。
离绿教越远越好
作者说白了就是想把现在抱的大腿从md换成tg，不过貌似tg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能够左右中东局势的地步，现阶段还是不宜与md撕破脸皮，埋头发展才是王道
阿拉伯伊斯兰早晚没油了，怕西方基督武力收割，眼看兔子要强大，想给自己留后路，但是兔子是中华东方文明，将来西方十字军和阿拉伯星月派掐架的时候，心怀星辰大海的兔子还是围观的好！闷声发财！
阿拉伯伊斯兰早晚没油了，怕西方基督武力收割，眼看兔子要强大，想给自己留后路，但是兔子是中华东方文明，将来西方十字军和阿拉伯星月派掐架的时候，心怀星辰大海的兔子还是围观的好！闷声发财！
契丹人的皇帝，东方草原的腾格里可汗，科学社会正教的守护者，哈里发中的哈里发
新疆问题用《文明的追随》能搞定不？这个碰撞楼主有办法木有？
zy820717 发表于 2014-10-14 20:49
作者说白了就是想把现在抱的大腿从md换成tg，不过貌似tg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能够左右中东局势的地步，现阶段 ...
没错，现阶段没有必要撕破脸皮，能够平等对待中美就可以了，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将来丝绸之路通过来，好好维护它就行了。
作者说白了就是想把现在抱的大腿从md换成tg，不过貌似tg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能够左右中东局势的地步，现阶段 ...
没错，现阶段没有必要撕破脸皮，能够平等对待中美就可以了，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将来丝绸之路通过来，好好维护它就行了。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欢迎阿拉伯朋友们搭便车！
银龙溪 发表于 2014-10-14 22:00
新疆问题用《文明的追随》能搞定不？这个碰撞楼主有办法木有？
要解决新疆问题，有阿拉伯朋友们支持效果会更好。共同打击原教旨主义者，让它们没有市场，失去信徒。
新疆问题用《文明的追随》能搞定不？这个碰撞楼主有办法木有？
要解决新疆问题，有阿拉伯朋友们支持效果会更好。共同打击原教旨主义者，让它们没有市场，失去信徒。
作者说白了就是想把现在抱的大腿从md换成tg，不过貌似tg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能够左右中东局势的地步，现阶段 ...
最后那个展字改为财字更爽，闷声发大财
最后那个展字改为财字更爽，闷声发大财
先把XJ管好了再说
你是火花四射吗？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 ...
楼主，你是火花四射吗？
楼主，你是火花四射吗？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 ...
楼主，你是火花四射吗？当真是火花兄弟?
楼主，你是火花四射吗？当真是火花兄弟?
zy820717 发表于 2014-10-14 20:49
作者说白了就是想把现在抱的大腿从md换成tg，不过貌似tg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能够左右中东局势的地步，现阶段 ...
同意。有些同志还是图样图森破，我们要闷声发大财。
作者说白了就是想把现在抱的大腿从md换成tg，不过貌似tg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能够左右中东局势的地步，现阶段 ...
同意。有些同志还是图样图森破，我们要闷声发大财。
射四花火 发表于 2014-10-14 20:34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 ...
当年的阿联是现当代阿拉伯世界距离这种“文明追随”模式最近的时候，可惜了。
当代阿拉伯世界致命的缺陷是有影响力的国家不少，但都实力相仿、威望相似，且对内纷纷囿于教派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牵绊，也就是碎片化严重，没法自然形成一个以某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同盟；对外则经济和政治严重受制于西方大国。这些事实恰恰应了文中作者所总结的两种“模式化”困扰。
假使有朝一日阿拉伯世界能够摆脱内外两种模式化消极因素的影响，那么凭借其资源和人口等底蕴，复兴则是指日可待的。
射四花火 发表于 2014-10-14 20:34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 ...
当年的阿联是现当代阿拉伯世界距离这种“文明追随”模式最近的时候，可惜了。
当代阿拉伯世界致命的缺陷是有影响力的国家不少，但都实力相仿、威望相似，且对内纷纷囿于教派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牵绊，也就是碎片化严重，没法自然形成一个以某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同盟；对外则经济和政治严重受制于西方大国。这些事实恰恰应了文中作者所总结的两种“模式化”困扰。
假使有朝一日阿拉伯世界能够摆脱内外两种模式化消极因素的影响，那么凭借其资源和人口等底蕴，复兴则是指日可待的。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
——中国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支持势力也包括阿拉伯们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
——中国暂时还不具备这种实力，要想等到中国具备这种实力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应该先替中国再做几十年抵挡美帝的肉盾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
——表面上似乎如此，但是深究起来，狭隘的排他性一神教思想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实在是少了点
——中国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支持势力也包括阿拉伯们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
——中国暂时还不具备这种实力，要想等到中国具备这种实力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应该先替中国再做几十年抵挡美帝的肉盾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
——表面上似乎如此，但是深究起来，狭隘的排他性一神教思想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实在是少了点
要解决新疆问题，有阿拉伯朋友们支持效果会更好。共同打击原教旨主义者，让它们没有市场，失去信徒。
如果阿拉伯世界能够实现文中所说的文明追随式的复兴，自然就会摒弃原教旨主义的道路。而没有了极端思想的根源和最大的极端势力温床、并且同时中国也会得到一个走正常的现代国家路子的阿拉伯世界伙伴，新疆的问题自然会好办。
如果阿拉伯世界能够实现文中所说的文明追随式的复兴，自然就会摒弃原教旨主义的道路。而没有了极端思想的根源和最大的极端势力温床、并且同时中国也会得到一个走正常的现代国家路子的阿拉伯世界伙伴，新疆的问题自然会好办。
银龙溪 发表于 2014-10-14 22:00
新疆问题用《文明的追随》能搞定不？这个碰撞楼主有办法木有？
城市化、工业化能冲淡宗教极端势力和人口的无序增加。
新疆问题用《文明的追随》能搞定不？这个碰撞楼主有办法木有？
城市化、工业化能冲淡宗教极端势力和人口的无序增加。
cavaral 发表于 2014-10-14 22:46
当年的阿联是现当代阿拉伯世界距离这种“文明追随”模式最近的时候，可惜了。
当代阿拉伯世界致命的缺 ...
欧洲也是，但欧洲很富裕，且政治成熟，现代化时间很长。
当年的阿联是现当代阿拉伯世界距离这种“文明追随”模式最近的时候，可惜了。
当代阿拉伯世界致命的缺 ...
欧洲也是，但欧洲很富裕，且政治成熟，现代化时间很长。
阿拉伯已经没救了，本身人就不勤快，再加上石油财富。。
我觉得原文还是比较有思想和见地的
只是虽然目前中国同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非常严重与直接的冲突，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无偿去为阿拉伯世界做贡献……如果要实现原文作者的设想，就有一个问题：阿拉伯世界能为中国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什么？
我觉得原文还是比较有思想和见地的
只是虽然目前中国同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非常严重与直接的冲突，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无偿去为阿拉伯世界做贡献……如果要实现原文作者的设想，就有一个问题：阿拉伯世界能为中国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什么？
火花兄重出江湖？
追随更多的意思是学习模仿，类似日本脱亚入欧，不是被领导。
我觉得原文还是比较有思想和见地的
只是目前中国同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是直接的敌人，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无偿 ...
阿拉伯世界由于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与中国的遭遇很相似，因此中国能够浴火重生的宝贵经验就值得阿拉伯国家学习，这我认为就是所谓“文明追随”最重要的一环
只是目前中国同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是直接的敌人，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无偿 ...
阿拉伯世界由于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与中国的遭遇很相似，因此中国能够浴火重生的宝贵经验就值得阿拉伯国家学习，这我认为就是所谓“文明追随”最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原文还是比较有思想和见地的
只是目前中国同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是直接的敌人，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无偿 ...
阿拉伯世界由于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与中国的遭遇很相似，因此中国能够浴火重生的宝贵经验就值得阿拉伯国家学习，这我认为就是所谓“文明追随”最重要的一环
只是目前中国同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是直接的敌人，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无偿 ...
阿拉伯世界由于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与中国的遭遇很相似，因此中国能够浴火重生的宝贵经验就值得阿拉伯国家学习，这我认为就是所谓“文明追随”最重要的一环
阿拉伯世界由于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与中国的遭遇很相似，因此中国能够浴火重生的宝贵经验就值得阿拉伯国家 ...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为落后民族提供提供他们自身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同时，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环境。”（P.99）
很明显原作者期望中国或者被追随者不光光做一个榜样而已……
事实上如果阿拉伯国家仅仅想现代化我觉得tg还是会帮忙的，但是看原文作者那架势还想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整合与统一，我觉得这个就悬了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为落后民族提供提供他们自身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同时，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环境。”（P.99）
很明显原作者期望中国或者被追随者不光光做一个榜样而已……
事实上如果阿拉伯国家仅仅想现代化我觉得tg还是会帮忙的，但是看原文作者那架势还想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整合与统一，我觉得这个就悬了
欧洲也是，但欧洲很富裕，且政治成熟，现代化时间很长。
欧洲的富裕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政治成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们也是从黑死病、不洗澡、宗教裁判所和愚昧野蛮一步步走来的。当然欧洲沾了个好处是起点高发展早，避开了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国际分工和新殖民体系，相对还要容易些。而阿拉伯世界既然在人家崛起的时候衰落下去，那么在当前这种艰难时世想要复兴自然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智慧。
欧洲的富裕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政治成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们也是从黑死病、不洗澡、宗教裁判所和愚昧野蛮一步步走来的。当然欧洲沾了个好处是起点高发展早，避开了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国际分工和新殖民体系，相对还要容易些。而阿拉伯世界既然在人家崛起的时候衰落下去，那么在当前这种艰难时世想要复兴自然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智慧。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为落后民族提供提供他们 ...
自强者，人恒助之。土鳖是不会吝啬帮助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因为作者所描述的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是值得土鳖为之投入时间与资源的。但前提是，阿拉伯世界自身必须首先表现出有复兴的意愿和努力才行
自强者，人恒助之。土鳖是不会吝啬帮助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因为作者所描述的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是值得土鳖为之投入时间与资源的。但前提是，阿拉伯世界自身必须首先表现出有复兴的意愿和努力才行
学马来西亚也行
自强者，人恒助之。土鳖是不会吝啬帮助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因为作者所描述的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是值得土鳖 ...
复兴倒是没问题，可要实现统一就难说了
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边界必将大为扩展，难免与tg有冲突，何况现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
复兴倒是没问题，可要实现统一就难说了
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边界必将大为扩展，难免与tg有冲突，何况现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
复兴倒是没问题，可要实现统一就难说了
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边界必将大为扩展，难免与tg有冲突 ...
刚才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以当前阿拉伯国家一盘散沙的现实来看，很难觉得他们会有这个意愿；其次，与五六十年前的阿联所存在的宽松地缘环境不同，现在的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都基本上已经被各大国或政治集团分割势力范围完毕，在阿拉伯复兴的过程中，首先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那些在此地区享有既得利益的大国，他们会不惜代价进行遏制和破坏，这个斗争过程就够阿拉伯世界喝一壶了
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边界必将大为扩展，难免与tg有冲突 ...
刚才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以当前阿拉伯国家一盘散沙的现实来看，很难觉得他们会有这个意愿；其次，与五六十年前的阿联所存在的宽松地缘环境不同，现在的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都基本上已经被各大国或政治集团分割势力范围完毕，在阿拉伯复兴的过程中，首先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那些在此地区享有既得利益的大国，他们会不惜代价进行遏制和破坏，这个斗争过程就够阿拉伯世界喝一壶了
利益领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