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对一大臣‘妻女皆迫淫之’是真的吗？说历史人物双重 ...

　　
　　张全义，亦名张宗奭，农家出身，年轻时在县里服役，受县令多次困辱，因而逃亡入黄巢军。黄巢陷长安，以张全义为吏部尚书。黄巢失败，投降唐将。后投靠朱温，最高爵位为魏王。后梁亡后，又投降后唐，最高爵位为齐王。

　　张全义有两件事是很出名的。一是他曾以妻小服侍朱温，另是他经营洛阳，干的相当出色。

　　先说第一件事，成书较早的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卷63张全义传正文中未提此事，只有注中写到：
　　“世传梁祖乱全义之家，妇女悉皆进御，其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剚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剚，刺也）
　　可见在较早的正史的注中，朱温和张家妻女间的事只是‘世传’，且只是‘进御’，也就是张全义将家中妇女进奉，去服待朱温，至于朱温如何‘用’这些妇女，并示指明。
　　            
　　七八十年后，到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约成书于1053年）时，卷45正文中这段事就变成到：
　　“太祖兵败蓚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乃止。”其中删季号内容大体同上。在欧阳修笔下，不但定性为‘强奸’（迫淫），而且用‘皆’暗示，所以妇女都未幸免。

　　按再晚一些的资治通鉴的说法则是：“帝避暑于张宗奭第，乱其妇女殆遍。宗奭子继祚不胜愤耻……乃止”。则基本上继承了欧阳修说法。
　　                             
　　认真想一下，旧五代史还是较为可信的。这类闺房中的私密，只能是传说而已。‘实录’之类记录中最多只能记某些女人‘进御’，去服待皇帝，进一步是无法知道的。
　　那么欧阳修又是怎么写得这样肯定的呢？是他掌握了更多的史料？不可能，这类事只能从传说中得到，时间越远，传说中夸张之处就可能越多，越不可信，特别是这类有色情意味的八卦旧闻。
　　作为一代文章道德宗师（虽然也写过艳词），写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抨击无“廉耻”的现象。他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应该就是为了这样的政治道德目的，把传说写成正史，且加以夸张。
　　               
　　旧五代史注中写的事会不会有？可能发生。朱温有些变态，在他老了以后，并不在意服待他的女人漂亮否，也不在意是不是曾专门受过服待男人的训练（如娼妓或宫女等），而喜欢自己的儿媳妇服待。所以到了张全义家也喜欢其儿媳妇之类来服待是完全可能的。张全义可能也知道朱温这个怪僻，不去寻美女而是让自己家妇女‘进御’。旧史中写到的‘世传’，绝非无风起浪。
　　欧阳修的说法就不可信了。按朱温传记载，他到张全义家避暑是乾化元年（911年）。朱温生于852年，此年虚六十岁。按旧史朱温本纪，“七月，帝不豫，稍厌秋暑。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其中‘不豫’是指皇帝有病，可见朱温是又老又病。又老又病的色鬼仍可能不安分养病，仍然胡搞，但却不可能再有‘龙马精神’淫遍妇女。且张全义的妻乃老年妇人，朱温称之为‘妪’，还从未听说哪个色情狂专喜干老年妇女。

　　朱温辱及张家个别妇女是可能的，且足以引发其子怒气，至于欧阳修加上的那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中的‘皆迫淫’，以及司马光的“乱其妇女殆遍”中‘殆遍’却是不大可能的。     
　　本来，朱温、张全义在这件事上‘君不君臣不臣’，厌恶他们，批判一番很正常，但是，在论述史实时乱加盐加醋，就不是严肃的态度了。
　　全盘无中生有的造谣，是很难令多人长时间相信的，但几分真几分假混在一起，却使人很难判别。欧阳公的‘皆迫淫’正是在七分真中加入的三分假，其水平不低。但这却不是正确治史的态度，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
　　现代在政治斗争，制造谎言，令人厌恶，但确是古已有之。即使像张全义这样的无耻之徒，作过什么事就是什么事，写小说添油加醋可以，写历史就不应该了。
　　                        
　　但张全义这个软盖王八，却有其令人敬佩的一面。这就是在任洛阳尹期间，十分注重民生，在战乱不断的条件下，劝耕务农，成绩斐然。这在《旧五代史·63卷•张全义传》、《新五代史·45卷•张全义传》、《 资治通鉴》及《 洛阳摺绅旧闻记》中皆有详略不同的记载，现选 其大意如下。

　　后唐天佑年间张全义成为洛阳尹，当时的洛阳，经黄巢之乱及藩镇间的战争，洛阳及附近城镇只剩几乎无人居住的断壁残垣，四野俱无耕者，原有十八个县官吏及管理系统皆不存 。张全义到这里只带了一百余人，从其中选出十八个人，带着旗帜和告示到各县去招抚流散的农民；有了流民不断回归，就继续派人去管理，不交租税，刑罚甚轻。用了五年的时间，回归渐多，且渐趋温饱，这时才奏请设立各县政府机构，进行正常管理。
　　他非常重视民生，知道了谁家蚕养得好，麦种得好，就亲自去慰劳，赠予食物、衣衫等；见到农田的没有野草的，必赏赐田主；对缺少耕牛的，责令当地管事的发动众人帮助。农忙时，亲自带着酒食到田间去慰问。因此洛阳及附近得到很好的恢复，洛阳附近没有了闲田，编户达五六万。

　　这样的具有藩镇资格的地方大员在唐末五代乱世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古代的和平条件下，能做出这样成绩的官员，也是极难得的。

　　可见历史人物常有两面性。为了能自保，张全义也与当时其它官员一样，做了趋附权势，巴结行贿，袭击原盟友，忍一般人不能忍之耻辱等。但史载“全义性勤俭”，并非贪腐之辈，且是那样注重民生农耕。
　　这样人又有让人鄙视之处，又有让人敬佩的地方。
　　张全义可以看作是双重性格者吗？

　　对历史人物以简单标签，并不总是妥当的。看历史人物，因其行状令人厌恶，则夸张其坏，或说不得其半点好，是不够严肃的；反过来说，遇到一个看起来极顺眼的，成为其粉丝，谁说其有点不足也不行，同样极不高明。
　　人是复杂的。
　　给不管什么人当粉丝都没什么意思。

　　张全义，亦名张宗奭，农家出身，年轻时在县里服役，受县令多次困辱，因而逃亡入黄巢军。黄巢陷长安，以张全义为吏部尚书。黄巢失败，投降唐将。后投靠朱温，最高爵位为魏王。后梁亡后，又投降后唐，最高爵位为齐王。

　　张全义有两件事是很出名的。一是他曾以妻小服侍朱温，另是他经营洛阳，干的相当出色。

　　先说第一件事，成书较早的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卷63张全义传正文中未提此事，只有注中写到：
　　“世传梁祖乱全义之家，妇女悉皆进御，其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剚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剚，刺也）
　　可见在较早的正史的注中，朱温和张家妻女间的事只是‘世传’，且只是‘进御’，也就是张全义将家中妇女进奉，去服待朱温，至于朱温如何‘用’这些妇女，并示指明。
　　            
　　七八十年后，到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约成书于1053年）时，卷45正文中这段事就变成到：
　　“太祖兵败蓚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乃止。”其中删季号内容大体同上。在欧阳修笔下，不但定性为‘强奸’（迫淫），而且用‘皆’暗示，所以妇女都未幸免。

　　按再晚一些的资治通鉴的说法则是：“帝避暑于张宗奭第，乱其妇女殆遍。宗奭子继祚不胜愤耻……乃止”。则基本上继承了欧阳修说法。
　　                             
　　认真想一下，旧五代史还是较为可信的。这类闺房中的私密，只能是传说而已。‘实录’之类记录中最多只能记某些女人‘进御’，去服待皇帝，进一步是无法知道的。
　　那么欧阳修又是怎么写得这样肯定的呢？是他掌握了更多的史料？不可能，这类事只能从传说中得到，时间越远，传说中夸张之处就可能越多，越不可信，特别是这类有色情意味的八卦旧闻。
　　作为一代文章道德宗师（虽然也写过艳词），写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抨击无“廉耻”的现象。他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应该就是为了这样的政治道德目的，把传说写成正史，且加以夸张。
　　               
　　旧五代史注中写的事会不会有？可能发生。朱温有些变态，在他老了以后，并不在意服待他的女人漂亮否，也不在意是不是曾专门受过服待男人的训练（如娼妓或宫女等），而喜欢自己的儿媳妇服待。所以到了张全义家也喜欢其儿媳妇之类来服待是完全可能的。张全义可能也知道朱温这个怪僻，不去寻美女而是让自己家妇女‘进御’。旧史中写到的‘世传’，绝非无风起浪。
　　欧阳修的说法就不可信了。按朱温传记载，他到张全义家避暑是乾化元年（911年）。朱温生于852年，此年虚六十岁。按旧史朱温本纪，“七月，帝不豫，稍厌秋暑。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其中‘不豫’是指皇帝有病，可见朱温是又老又病。又老又病的色鬼仍可能不安分养病，仍然胡搞，但却不可能再有‘龙马精神’淫遍妇女。且张全义的妻乃老年妇人，朱温称之为‘妪’，还从未听说哪个色情狂专喜干老年妇女。

　　朱温辱及张家个别妇女是可能的，且足以引发其子怒气，至于欧阳修加上的那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中的‘皆迫淫’，以及司马光的“乱其妇女殆遍”中‘殆遍’却是不大可能的。     
　　本来，朱温、张全义在这件事上‘君不君臣不臣’，厌恶他们，批判一番很正常，但是，在论述史实时乱加盐加醋，就不是严肃的态度了。
　　全盘无中生有的造谣，是很难令多人长时间相信的，但几分真几分假混在一起，却使人很难判别。欧阳公的‘皆迫淫’正是在七分真中加入的三分假，其水平不低。但这却不是正确治史的态度，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
　　现代在政治斗争，制造谎言，令人厌恶，但确是古已有之。即使像张全义这样的无耻之徒，作过什么事就是什么事，写小说添油加醋可以，写历史就不应该了。
　　                        
　　但张全义这个软盖王八，却有其令人敬佩的一面。这就是在任洛阳尹期间，十分注重民生，在战乱不断的条件下，劝耕务农，成绩斐然。这在《旧五代史·63卷•张全义传》、《新五代史·45卷•张全义传》、《 资治通鉴》及《 洛阳摺绅旧闻记》中皆有详略不同的记载，现选 其大意如下。

　　后唐天佑年间张全义成为洛阳尹，当时的洛阳，经黄巢之乱及藩镇间的战争，洛阳及附近城镇只剩几乎无人居住的断壁残垣，四野俱无耕者，原有十八个县官吏及管理系统皆不存 。张全义到这里只带了一百余人，从其中选出十八个人，带着旗帜和告示到各县去招抚流散的农民；有了流民不断回归，就继续派人去管理，不交租税，刑罚甚轻。用了五年的时间，回归渐多，且渐趋温饱，这时才奏请设立各县政府机构，进行正常管理。
　　他非常重视民生，知道了谁家蚕养得好，麦种得好，就亲自去慰劳，赠予食物、衣衫等；见到农田的没有野草的，必赏赐田主；对缺少耕牛的，责令当地管事的发动众人帮助。农忙时，亲自带着酒食到田间去慰问。因此洛阳及附近得到很好的恢复，洛阳附近没有了闲田，编户达五六万。

　　这样的具有藩镇资格的地方大员在唐末五代乱世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古代的和平条件下，能做出这样成绩的官员，也是极难得的。

　　可见历史人物常有两面性。为了能自保，张全义也与当时其它官员一样，做了趋附权势，巴结行贿，袭击原盟友，忍一般人不能忍之耻辱等。但史载“全义性勤俭”，并非贪腐之辈，且是那样注重民生农耕。
　　这样人又有让人鄙视之处，又有让人敬佩的地方。
　　张全义可以看作是双重性格者吗？

　　对历史人物以简单标签，并不总是妥当的。看历史人物，因其行状令人厌恶，则夸张其坏，或说不得其半点好，是不够严肃的；反过来说，遇到一个看起来极顺眼的，成为其粉丝，谁说其有点不足也不行，同样极不高明。
　　人是复杂的。
　　给不管什么人当粉丝都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