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潘家峪对日索赔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36:42
潘瑞燊有些等不及了。
在这座被大山环抱，像盆地一样凹陷的村子里，只要有记者来采访，66岁的他便会快步向山上走去，通知每一位幸存的老人。
2014年7月13日下午，潘瑞燊作为“潘家峪惨案”民间对日索赔团的团长，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代表一起来到北京，正式委托相关组织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索赔60亿元人民币。
潘瑞燊说，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22年，“这次一定要把潘家峪的故事说出去。”
潘家峪的故事发生在73年前。这个位于地处燕山山脉深处的小山村，抗战时期是冀东有名的抗日堡垒村。1941年1月25日，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血腥屠杀，村中1298人被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
这是一场注定不好打的官司
如果没有发生过惨案，潘家峪村和周围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它隶属于丰润区的火石营镇，和镇下15个行政村一起，分布在距唐山市45公里外的腰带山中。
村子不大，8万多平米，无论去哪，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村中共有房屋600余间，因为地处山坳，除了部分房屋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外，不少人将屋舍建在坡度稍缓的山坡上。
和临近缺少土地的村子一样，潘家峪在改革开放后，搞起了葡萄种植。因为地处北纬四十度，四面环山，常年气候较低，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潘家峪的葡萄会比别处更甜。如今，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村里到处可见成片的葡萄架，多由水泥柱架起，横跨在4、5米高的半空。
“大家慢点儿走，不要着急。”看见老人们从山坡高处走来，潘瑞燊大声喊道。
过去的这一周，因为“60亿”，很多记者涌进村里，从安排住宿，到联系遇难者家属采访，潘瑞燊都尽力满足每个记者的要求。因为说话过多，他的嘴唇有些干裂，一根烟之后，经常布满烟丝。与人交流时，他习惯眯起一双细长的眼睛，仔细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经历过“潘家峪惨案”的村民，如今还剩38人，能行走、接受参访的只有10人左右。他们在亲人的搀扶下缓缓地挪着步，目的地是一片名为“潘家大院”的废墟。
1941年1月25日，日军就是在这里布置了茅草、煤油，中午时分将村民赶进去，锁死各个出口，然后点燃了整个院子。
如今，这里是一片400余平方米的废墟。曾经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的院落，已很难分辨，只剩下8平米左右的碎石地和一两面残壁，像是一盘被打散的积木。
1951年“潘家大院”由河北省文化局出资，修葺为爱国主义示范基地。
老人聚集在此处，73年前的记忆就像开闸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当时我13岁，躲在西院的猪圈里，在血堆里打个滚，枕着门槛装死，旁边的水缸里有孩子哭，两个日本鬼子把那孩子拽出来，各把一条腿撕成两半，正好扔在我脑袋上，那个孩子的半拉身子还在抽动。我们全家8口人，只活了我一个人。”86岁的惨案幸存者潘守三歪着脑袋，没有看镜头。
潘家大院外，潘瑞燊也在接受采访，大多数问题都与“60亿”有关。
对于这个数字，他已记不清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们是参考了德国当年赔偿犹太人每人200万的标准。另外，再加上我们被烧毁的房屋，1万6千亩的山场，很多被烧毁的松树、果树和精神损失费，一共加起来大概是60亿元。”
目前，已有8名律师愿意免费参与这起诉讼，最快8月中旬，村里就可以向唐山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这场官司并不好打。
据统计，从1995年起，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向日本法院提起超过30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予以赔偿和谢罪，但都被以“诉讼时效已过”或“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等借口驳回或败诉。
“起诉没有问题，但应该需要更高一级政府层面的支持。”听说潘家峪索赔60亿后，北京的刘勇进律师表示，战争赔偿包括对政府赔偿和对个人赔偿两个部分，潘家峪村的诉讼只代表个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之前放弃赔偿的影响。但这次诉讼并不仅仅只涉及到司法领域。
“首先如果法院受理的话，就有一个送达的程序，那么很可能是通过双方外交部门送达，是外交层面的事，不是司法层面。诉讼还涉及到国际法管辖，对于行为发生地，日本是否认可我们的管辖，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很支持潘家峪村的诉讼行为，但刘勇进认为，案件即便能被受理，胜诉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不能致富的葡萄种植产业
村民们并不清楚索赔的细节。即便聚集在记者周围，他们也极少插话，只是在记者离开时，才有人试图问上一句，“这60亿是日元，还是美元？”以及“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手里？”
从经济上讲，村民需要这笔钱。
惨案之后的这些年，潘家峪村一直在与贫困搏斗着，鲜有胜绩。
潘家峪村目前有葡萄园1200余亩，年产400万斤，并曾在1998年被农业部誉为冀东“小吐鲁番”，但葡萄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2013年潘家峪的人均年收入为4500元，不足同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102元的一半。
“主要是产量上不去。”曾在2010年至2013年任潘家峪第一书记的潘月阁说，村里严重缺水、缺土地的自然条件，制约了葡萄产业的发展。
直到现在，潘家峪仍然没有开通自来水，大型蓄水罐是每户村民院子里的标配。“主要是土质不行，最多只能挖到半米深。根本不符合埋设管道需要的0.8—1.2米深，即便开通，在冬天也会被冻住。”潘月阁说。
为了缓解用水紧张，潘月阁曾为村里打了5眼井。“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每口都是500米深，是用网上的卫星地图选的地方，每一口都正好能覆盖100亩地。”
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一家葡萄酒厂，但发现即便扩充新的葡萄园，产量也远远不够，“一个中型葡萄酒厂，一年至少需要4000万斤葡萄。我们还有一些土地空余，即便都种上葡萄，也只能再增加200万斤产量，也只够2个半月的。”
交通闭塞是潘家峪迟迟未脱贫的另一大因素。
因为交通不畅，潘家峪村的葡萄主要依靠东北商人进村收购，由于出口单一，产量过少，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利润往往被压得很低。
1995年潘术伍在村里第一个搞起了葡萄采摘农家乐，但最近几年，他发现游客逐年下降，“唐山水泥、钢材、煤炭全部产能过剩，好多小厂都倒闭了，人家哪还会有心思来？”
“我去年赚了8、9万，今年能有40%就不错了。”潘术伍有些无奈。为了寻找客源，他每天都守在村口的停车场，期待能找到一两个游客。
和他在一起等待的，还有67岁的村民董贺荣。
成筐的葡萄、李子、黄瓜堆在她脚边，每当有生人路过，她都会表示这些是自家产的。“北京能来人，那可好啊！”在她的印象里，北京人要比唐山人痛快。“去年我见过两个北京人，当时葡萄采摘是5块钱，他们说这价格和市场上卖的接轨了，就像白给一样。”
“一步之遥”的高速公路梦想
潘家峪村的交通问题，曾经离解决只差“一步之遥”。
2010年初，潘家峪村民得知，临近的迁西县将投入24.24亿元，自费修建一条42.8公里长的京哈高速迁西支线的消息。在规划图上，这条高速支线距潘家峪不到5公里，修成后将对接京、津、唐、承、秦五市，实现2小时的交通圈。
这让潘家峪人看到了“走出去，迎进来”的希望。只要能修通一条与之对接的路，那么潘家峪就能与北京、天津实现对接。
村委会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向丰润区上报，申请资金修通这条“希望之路”。
负责此事的潘月阁至今仍记得，时任丰润区委书记曹金华曾表示：“老区发展是我心头所想，就算丰润区再困难，我也要举全区之力，把这件事做好。”
“他确实想把路修好，把老区经济带动起来。我在职三年，他来过三次。”潘月阁回忆说。2012年，这条连接高速的公路终于修成，取名为“潘家峪旅游专线”，西至京哈支线，东至村口的停车场，全长4.5公里，花费6000余万元。
令村民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并没有能通向北京。当旅游专线修到高速支线后，潘家峪村委得到消息，高速支线的所属方迁西县，并没有为潘家峪开设一个出口。
“其实在设计草图上，他们预留了出口，可就是没有开通。”潘月阁不愿多谈其中原委，但他表示6000万的修路开支大大超出了区里领导的预计。
“我们当时说300万，区里也不清楚开山路的成本会那么高，从300万到900万，再到2000万，4000万，最后完工时，一算竟然花了6000余万。”
“一个出口，迁西县至少要价3000万。”潘家大院门口，有村民私下抱怨说，这层没捅破的窗户纸，是因为区里不再拿钱了。“他们就是不想再拿钱了，觉得修通也回不了本。”
事实上，迁西县的这条高速支线情况也不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这条造价24.24亿元的高速，镇里只拿了7亿，其余全部为银行贷款。“现在一天也没几个车走，就收几百块钱。17个亿的贷款，你知道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吗？”
绿色生态与红色旅游的致富路
“区里、县里肯定是拿不出钱了。”距潘家大院100米外的村接待办公室里，49岁的村主任潘瑞通说。2012年底，潘瑞通当选村主任，属于村里的年轻一派，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穿着一双阿迪达斯旅游鞋。谈到村子今后的发展时，他沉默了起来。
他承认，即便是打通了与北京、天津的交通网，依照目前状况，潘家峪的经济收入也很难有质的飞越。
问题的关键，在于村里很难从“远方来客”们身上赚到钱。
虽然潘家峪村有红色景点10余处，但除了“潘家大院”稍具规模外，其余的景点，包括曾用于与八路军通信的“老槐树”、被日军刺破的“小铁门”等均过于简单，所含信息量较少，再加上位置集中，1个小时便可游览一遍。
此外，这些景点全部是国家以爱国主义示范基地来修建的，不能收取门票。这其中便包括耗资412.8万元，于1998年建成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
“我们也联系过旅行社，但因为没有门票，不能返点，人家都不愿意把人拉来。我们也不能只依靠葡萄采摘，它的季节性太强了。”潘瑞通无奈地说到。
潘瑞通原本也有“雄心壮志”。在上任前，他曾为潘家峪村描绘了“一条绿色生态与红色遗址的旅游致富之路。”
在潘家峪东5公里外的群山里，有一片很大的“深山老林”。因为树木茂盛，便于隐蔽，70多年前，冀东军分区12团曾长期在此驻扎。现在山里还有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冀东专署、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尖兵报社、印刷厂等十几处红色旧址。
潘瑞通一直希望能把这片山林与村子结合起来，“如果能在村里修一条公路，直接开到山里，再把山上的旧址全部修好，一边是绿色氧吧，一边是红色景点，我们就能卖门票了。”
这条5公里的山路，同样造价不菲。
潘瑞通估算，“至少需要1个亿”。为了修路，他曾和其他村委找过一些老板，但对方都不看好。“人家看过直摇头，他们计算过，如果投资修路，至少5年后才能有收益。按照现在的客流量，10快钱一张门票，每年不会超过120万。可人家拿1亿放在银行吃利息，是多少钱呢？”
“现在很多山里的遗址已经荒废了，如果不是村里老人带着去找，都很难找到了。”潘瑞通多少有些着急。虽然他知道“60亿”可能不太现实，但他还是表示，如果能胜诉，60%的钱会分给村里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其余的大部分都会用于修路、修葺遗址。
“不要影响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比潘瑞通更着急的是潘瑞燊。
大院外，老人们接受采访的空隙，潘瑞燊和另一位老人拿着用红纸和毛笔写的“用法律武器捍卫民族尊严”、“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等标语，准备在村里张贴。
他遭到了制止。镇里一位管宣传的人让他放下胶水、刷子，“这样的东西现在不能随便贴，要得到上级的批准。当着这么多记者你贴这些，不汇报能行么？”
“汇个蛋。” 看到对方要拨通镇领导的电话，潘瑞燊的同伴小声地骂道。
“镇里是怕出乱子。”看到沟通迟迟没有结果，潘瑞燊无奈地说，他不明白“乱子”会出在哪里，“有媒体报道，对潘家峪来说，不是好事么？”
潘瑞燊对“镇里人”没什么好感。他说如果不是有上级干预，也许在1992年就能起诉日本政府了。“我是在《参考消息》一篇文章里看到的，中国领导人说‘虽然5个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权，但民间并没有放弃。’从那时起，我就准备起诉了。”
按照计划，潘瑞申准备和其他村支部成员一起到日本去打官司。不过，上级政府对此并不支持。“当时好像正值中日友好年，所以唐山市、丰润县、火石营镇都对我们进行了干预，大致意思就是：‘不要影响两国人民友谊。’”
潘瑞燊回忆说，村民们对此并不能理解，“不少人说，我们当年不是为党做出牺牲的吗？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离任书记后，潘月阁一直任潘家峪纪念馆馆长。对于潘家峪军民共同抗敌那段历史，他有过深入研究。
据潘月阁介绍，当时潘家峪和承德北部的雾灵山都是冀东根据地的备选，“雾灵山太大地太少，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后来定在了潘家峪。”
“最早来潘家峪做工作的是‘李瑞民’和‘孔庆迎’。他们就假装是卖梳子和篦子的，来潘家峪进行共产党和反日的宣传。他们做过工作后，村里人就没有向日本人交过一粒粮，他们的良民证，也被村民们烧掉了，而且只要在山里打游击受伤的八路军，村民们把他们藏在家中养伤。”
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大扫荡中，敌人三次把潘家峪群众逼到西大坑后，让自家人领走自家人的方法找八路军……潘泽生把八路军干部李文举当做自己的儿子领回了家。潘艺权把怀抱的孩子拧了一把，孩子哭叫着，潘艺权顺手把孩子交给了八路军干部闫瑞青，孩子不哭了， 潘艺权领着怀抱孩子的闫瑞青回家了。”
潘家峪人的淳朴，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时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很快在潘家峪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李运昌特别支持我们起诉日本。”1992年后，潘瑞燊曾多次到北京求见已退居二线的李运昌。第一次听说潘家峪村要告日本政府时，李运昌激动地说：“好，当年我们和日本斗枪杆子，现在用笔杆子斗。”
“他后来可是真正的正部级干部啊。”据潘瑞燊回忆，直到2005年，李运昌还曾让他的司机，带着潘瑞申在北京各个档案馆为起诉取证。但很快，他被一些人堵在了家中，“他们一早上就来，说：‘大爷去哪啊？’不让我出去。”2008年，潘瑞燊在报纸上看到了李运昌逝世的消息。他们的索赔小组，也随之解散。
“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
潘家大院内，夕阳西下，准备接老人回家的亲属们聚集在大院门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李运昌对潘家峪有过一段承诺。
在惨案发生后的一个下午，李运昌曾把幸存的村民召集在了东面的一个山坡上，“乡亲们，你们对共产党贡献最大，潘家峪的一草一木都对抗日做出过贡献。请相信共产党，相信八路军，我们一定会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武器为死难的亲人们报仇。鬼子烧了你们的草房，共产党会给你们盖瓦房，烧了瓦房，会给你们盖楼房，还你们一个好村庄。”
“什么时候能赔给我们钱？”看到有记者结束拍摄从大院里走出来，一位老人问，“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再晚就怕等不到了。”
潘瑞燊一直守在门口，等待着最后一个采访的结束。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这次60亿的索赔和眼前的记者们，对于村里的葡萄种植，旅游产业和修路会有什么帮助。“那是年轻人的事，我60多了，只想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他始终认为，与邻村相比，潘家峪应该更富裕一些，“潘家峪人是因为抗日而遭到屠杀的，是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所以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 每一位幸存者离开时，潘瑞燊都不忘嘱咐一句。
http://news.sina.com.cn/c/zg/lrs/2014-07-23/0647106.html潘瑞燊有些等不及了。
在这座被大山环抱，像盆地一样凹陷的村子里，只要有记者来采访，66岁的他便会快步向山上走去，通知每一位幸存的老人。
2014年7月13日下午，潘瑞燊作为“潘家峪惨案”民间对日索赔团的团长，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代表一起来到北京，正式委托相关组织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索赔60亿元人民币。
潘瑞燊说，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22年，“这次一定要把潘家峪的故事说出去。”
潘家峪的故事发生在73年前。这个位于地处燕山山脉深处的小山村，抗战时期是冀东有名的抗日堡垒村。1941年1月25日，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血腥屠杀，村中1298人被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
这是一场注定不好打的官司
如果没有发生过惨案，潘家峪村和周围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它隶属于丰润区的火石营镇，和镇下15个行政村一起，分布在距唐山市45公里外的腰带山中。
村子不大，8万多平米，无论去哪，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村中共有房屋600余间，因为地处山坳，除了部分房屋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外，不少人将屋舍建在坡度稍缓的山坡上。
和临近缺少土地的村子一样，潘家峪在改革开放后，搞起了葡萄种植。因为地处北纬四十度，四面环山，常年气候较低，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潘家峪的葡萄会比别处更甜。如今，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村里到处可见成片的葡萄架，多由水泥柱架起，横跨在4、5米高的半空。
“大家慢点儿走，不要着急。”看见老人们从山坡高处走来，潘瑞燊大声喊道。
过去的这一周，因为“60亿”，很多记者涌进村里，从安排住宿，到联系遇难者家属采访，潘瑞燊都尽力满足每个记者的要求。因为说话过多，他的嘴唇有些干裂，一根烟之后，经常布满烟丝。与人交流时，他习惯眯起一双细长的眼睛，仔细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经历过“潘家峪惨案”的村民，如今还剩38人，能行走、接受参访的只有10人左右。他们在亲人的搀扶下缓缓地挪着步，目的地是一片名为“潘家大院”的废墟。
1941年1月25日，日军就是在这里布置了茅草、煤油，中午时分将村民赶进去，锁死各个出口，然后点燃了整个院子。
如今，这里是一片400余平方米的废墟。曾经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的院落，已很难分辨，只剩下8平米左右的碎石地和一两面残壁，像是一盘被打散的积木。
1951年“潘家大院”由河北省文化局出资，修葺为爱国主义示范基地。
老人聚集在此处，73年前的记忆就像开闸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当时我13岁，躲在西院的猪圈里，在血堆里打个滚，枕着门槛装死，旁边的水缸里有孩子哭，两个日本鬼子把那孩子拽出来，各把一条腿撕成两半，正好扔在我脑袋上，那个孩子的半拉身子还在抽动。我们全家8口人，只活了我一个人。”86岁的惨案幸存者潘守三歪着脑袋，没有看镜头。
潘家大院外，潘瑞燊也在接受采访，大多数问题都与“60亿”有关。
对于这个数字，他已记不清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们是参考了德国当年赔偿犹太人每人200万的标准。另外，再加上我们被烧毁的房屋，1万6千亩的山场，很多被烧毁的松树、果树和精神损失费，一共加起来大概是60亿元。”
目前，已有8名律师愿意免费参与这起诉讼，最快8月中旬，村里就可以向唐山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这场官司并不好打。
据统计，从1995年起，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向日本法院提起超过30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予以赔偿和谢罪，但都被以“诉讼时效已过”或“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等借口驳回或败诉。
“起诉没有问题，但应该需要更高一级政府层面的支持。”听说潘家峪索赔60亿后，北京的刘勇进律师表示，战争赔偿包括对政府赔偿和对个人赔偿两个部分，潘家峪村的诉讼只代表个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之前放弃赔偿的影响。但这次诉讼并不仅仅只涉及到司法领域。
“首先如果法院受理的话，就有一个送达的程序，那么很可能是通过双方外交部门送达，是外交层面的事，不是司法层面。诉讼还涉及到国际法管辖，对于行为发生地，日本是否认可我们的管辖，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很支持潘家峪村的诉讼行为，但刘勇进认为，案件即便能被受理，胜诉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不能致富的葡萄种植产业
村民们并不清楚索赔的细节。即便聚集在记者周围，他们也极少插话，只是在记者离开时，才有人试图问上一句，“这60亿是日元，还是美元？”以及“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手里？”
从经济上讲，村民需要这笔钱。
惨案之后的这些年，潘家峪村一直在与贫困搏斗着，鲜有胜绩。
潘家峪村目前有葡萄园1200余亩，年产400万斤，并曾在1998年被农业部誉为冀东“小吐鲁番”，但葡萄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2013年潘家峪的人均年收入为4500元，不足同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102元的一半。
“主要是产量上不去。”曾在2010年至2013年任潘家峪第一书记的潘月阁说，村里严重缺水、缺土地的自然条件，制约了葡萄产业的发展。
直到现在，潘家峪仍然没有开通自来水，大型蓄水罐是每户村民院子里的标配。“主要是土质不行，最多只能挖到半米深。根本不符合埋设管道需要的0.8—1.2米深，即便开通，在冬天也会被冻住。”潘月阁说。
为了缓解用水紧张，潘月阁曾为村里打了5眼井。“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每口都是500米深，是用网上的卫星地图选的地方，每一口都正好能覆盖100亩地。”
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一家葡萄酒厂，但发现即便扩充新的葡萄园，产量也远远不够，“一个中型葡萄酒厂，一年至少需要4000万斤葡萄。我们还有一些土地空余，即便都种上葡萄，也只能再增加200万斤产量，也只够2个半月的。”
交通闭塞是潘家峪迟迟未脱贫的另一大因素。
因为交通不畅，潘家峪村的葡萄主要依靠东北商人进村收购，由于出口单一，产量过少，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利润往往被压得很低。
1995年潘术伍在村里第一个搞起了葡萄采摘农家乐，但最近几年，他发现游客逐年下降，“唐山水泥、钢材、煤炭全部产能过剩，好多小厂都倒闭了，人家哪还会有心思来？”
“我去年赚了8、9万，今年能有40%就不错了。”潘术伍有些无奈。为了寻找客源，他每天都守在村口的停车场，期待能找到一两个游客。
和他在一起等待的，还有67岁的村民董贺荣。
成筐的葡萄、李子、黄瓜堆在她脚边，每当有生人路过，她都会表示这些是自家产的。“北京能来人，那可好啊！”在她的印象里，北京人要比唐山人痛快。“去年我见过两个北京人，当时葡萄采摘是5块钱，他们说这价格和市场上卖的接轨了，就像白给一样。”
“一步之遥”的高速公路梦想
潘家峪村的交通问题，曾经离解决只差“一步之遥”。
2010年初，潘家峪村民得知，临近的迁西县将投入24.24亿元，自费修建一条42.8公里长的京哈高速迁西支线的消息。在规划图上，这条高速支线距潘家峪不到5公里，修成后将对接京、津、唐、承、秦五市，实现2小时的交通圈。
这让潘家峪人看到了“走出去，迎进来”的希望。只要能修通一条与之对接的路，那么潘家峪就能与北京、天津实现对接。
村委会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向丰润区上报，申请资金修通这条“希望之路”。
负责此事的潘月阁至今仍记得，时任丰润区委书记曹金华曾表示：“老区发展是我心头所想，就算丰润区再困难，我也要举全区之力，把这件事做好。”
“他确实想把路修好，把老区经济带动起来。我在职三年，他来过三次。”潘月阁回忆说。2012年，这条连接高速的公路终于修成，取名为“潘家峪旅游专线”，西至京哈支线，东至村口的停车场，全长4.5公里，花费6000余万元。
令村民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并没有能通向北京。当旅游专线修到高速支线后，潘家峪村委得到消息，高速支线的所属方迁西县，并没有为潘家峪开设一个出口。
“其实在设计草图上，他们预留了出口，可就是没有开通。”潘月阁不愿多谈其中原委，但他表示6000万的修路开支大大超出了区里领导的预计。
“我们当时说300万，区里也不清楚开山路的成本会那么高，从300万到900万，再到2000万，4000万，最后完工时，一算竟然花了6000余万。”
“一个出口，迁西县至少要价3000万。”潘家大院门口，有村民私下抱怨说，这层没捅破的窗户纸，是因为区里不再拿钱了。“他们就是不想再拿钱了，觉得修通也回不了本。”
事实上，迁西县的这条高速支线情况也不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这条造价24.24亿元的高速，镇里只拿了7亿，其余全部为银行贷款。“现在一天也没几个车走，就收几百块钱。17个亿的贷款，你知道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吗？”
绿色生态与红色旅游的致富路
“区里、县里肯定是拿不出钱了。”距潘家大院100米外的村接待办公室里，49岁的村主任潘瑞通说。2012年底，潘瑞通当选村主任，属于村里的年轻一派，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穿着一双阿迪达斯旅游鞋。谈到村子今后的发展时，他沉默了起来。
他承认，即便是打通了与北京、天津的交通网，依照目前状况，潘家峪的经济收入也很难有质的飞越。
问题的关键，在于村里很难从“远方来客”们身上赚到钱。
虽然潘家峪村有红色景点10余处，但除了“潘家大院”稍具规模外，其余的景点，包括曾用于与八路军通信的“老槐树”、被日军刺破的“小铁门”等均过于简单，所含信息量较少，再加上位置集中，1个小时便可游览一遍。
此外，这些景点全部是国家以爱国主义示范基地来修建的，不能收取门票。这其中便包括耗资412.8万元，于1998年建成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
“我们也联系过旅行社，但因为没有门票，不能返点，人家都不愿意把人拉来。我们也不能只依靠葡萄采摘，它的季节性太强了。”潘瑞通无奈地说到。
潘瑞通原本也有“雄心壮志”。在上任前，他曾为潘家峪村描绘了“一条绿色生态与红色遗址的旅游致富之路。”
在潘家峪东5公里外的群山里，有一片很大的“深山老林”。因为树木茂盛，便于隐蔽，70多年前，冀东军分区12团曾长期在此驻扎。现在山里还有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冀东专署、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尖兵报社、印刷厂等十几处红色旧址。
潘瑞通一直希望能把这片山林与村子结合起来，“如果能在村里修一条公路，直接开到山里，再把山上的旧址全部修好，一边是绿色氧吧，一边是红色景点，我们就能卖门票了。”
这条5公里的山路，同样造价不菲。
潘瑞通估算，“至少需要1个亿”。为了修路，他曾和其他村委找过一些老板，但对方都不看好。“人家看过直摇头，他们计算过，如果投资修路，至少5年后才能有收益。按照现在的客流量，10快钱一张门票，每年不会超过120万。可人家拿1亿放在银行吃利息，是多少钱呢？”
“现在很多山里的遗址已经荒废了，如果不是村里老人带着去找，都很难找到了。”潘瑞通多少有些着急。虽然他知道“60亿”可能不太现实，但他还是表示，如果能胜诉，60%的钱会分给村里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其余的大部分都会用于修路、修葺遗址。
“不要影响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比潘瑞通更着急的是潘瑞燊。
大院外，老人们接受采访的空隙，潘瑞燊和另一位老人拿着用红纸和毛笔写的“用法律武器捍卫民族尊严”、“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等标语，准备在村里张贴。
他遭到了制止。镇里一位管宣传的人让他放下胶水、刷子，“这样的东西现在不能随便贴，要得到上级的批准。当着这么多记者你贴这些，不汇报能行么？”
“汇个蛋。” 看到对方要拨通镇领导的电话，潘瑞燊的同伴小声地骂道。
“镇里是怕出乱子。”看到沟通迟迟没有结果，潘瑞燊无奈地说，他不明白“乱子”会出在哪里，“有媒体报道，对潘家峪来说，不是好事么？”
潘瑞燊对“镇里人”没什么好感。他说如果不是有上级干预，也许在1992年就能起诉日本政府了。“我是在《参考消息》一篇文章里看到的，中国领导人说‘虽然5个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权，但民间并没有放弃。’从那时起，我就准备起诉了。”
按照计划，潘瑞申准备和其他村支部成员一起到日本去打官司。不过，上级政府对此并不支持。“当时好像正值中日友好年，所以唐山市、丰润县、火石营镇都对我们进行了干预，大致意思就是：‘不要影响两国人民友谊。’”
潘瑞燊回忆说，村民们对此并不能理解，“不少人说，我们当年不是为党做出牺牲的吗？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离任书记后，潘月阁一直任潘家峪纪念馆馆长。对于潘家峪军民共同抗敌那段历史，他有过深入研究。
据潘月阁介绍，当时潘家峪和承德北部的雾灵山都是冀东根据地的备选，“雾灵山太大地太少，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后来定在了潘家峪。”
“最早来潘家峪做工作的是‘李瑞民’和‘孔庆迎’。他们就假装是卖梳子和篦子的，来潘家峪进行共产党和反日的宣传。他们做过工作后，村里人就没有向日本人交过一粒粮，他们的良民证，也被村民们烧掉了，而且只要在山里打游击受伤的八路军，村民们把他们藏在家中养伤。”
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大扫荡中，敌人三次把潘家峪群众逼到西大坑后，让自家人领走自家人的方法找八路军……潘泽生把八路军干部李文举当做自己的儿子领回了家。潘艺权把怀抱的孩子拧了一把，孩子哭叫着，潘艺权顺手把孩子交给了八路军干部闫瑞青，孩子不哭了， 潘艺权领着怀抱孩子的闫瑞青回家了。”
潘家峪人的淳朴，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时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很快在潘家峪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李运昌特别支持我们起诉日本。”1992年后，潘瑞燊曾多次到北京求见已退居二线的李运昌。第一次听说潘家峪村要告日本政府时，李运昌激动地说：“好，当年我们和日本斗枪杆子，现在用笔杆子斗。”
“他后来可是真正的正部级干部啊。”据潘瑞燊回忆，直到2005年，李运昌还曾让他的司机，带着潘瑞申在北京各个档案馆为起诉取证。但很快，他被一些人堵在了家中，“他们一早上就来，说：‘大爷去哪啊？’不让我出去。”2008年，潘瑞燊在报纸上看到了李运昌逝世的消息。他们的索赔小组，也随之解散。
“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
潘家大院内，夕阳西下，准备接老人回家的亲属们聚集在大院门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李运昌对潘家峪有过一段承诺。
在惨案发生后的一个下午，李运昌曾把幸存的村民召集在了东面的一个山坡上，“乡亲们，你们对共产党贡献最大，潘家峪的一草一木都对抗日做出过贡献。请相信共产党，相信八路军，我们一定会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武器为死难的亲人们报仇。鬼子烧了你们的草房，共产党会给你们盖瓦房，烧了瓦房，会给你们盖楼房，还你们一个好村庄。”
“什么时候能赔给我们钱？”看到有记者结束拍摄从大院里走出来，一位老人问，“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再晚就怕等不到了。”
潘瑞燊一直守在门口，等待着最后一个采访的结束。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这次60亿的索赔和眼前的记者们，对于村里的葡萄种植，旅游产业和修路会有什么帮助。“那是年轻人的事，我60多了，只想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他始终认为，与邻村相比，潘家峪应该更富裕一些，“潘家峪人是因为抗日而遭到屠杀的，是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所以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 每一位幸存者离开时，潘瑞燊都不忘嘱咐一句。
http://news.sina.com.cn/c/zg/lrs/2014-07-23/0647106.html
在这座被大山环抱，像盆地一样凹陷的村子里，只要有记者来采访，66岁的他便会快步向山上走去，通知每一位幸存的老人。
2014年7月13日下午，潘瑞燊作为“潘家峪惨案”民间对日索赔团的团长，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代表一起来到北京，正式委托相关组织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索赔60亿元人民币。
潘瑞燊说，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22年，“这次一定要把潘家峪的故事说出去。”
潘家峪的故事发生在73年前。这个位于地处燕山山脉深处的小山村，抗战时期是冀东有名的抗日堡垒村。1941年1月25日，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血腥屠杀，村中1298人被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
这是一场注定不好打的官司
如果没有发生过惨案，潘家峪村和周围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它隶属于丰润区的火石营镇，和镇下15个行政村一起，分布在距唐山市45公里外的腰带山中。
村子不大，8万多平米，无论去哪，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村中共有房屋600余间，因为地处山坳，除了部分房屋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外，不少人将屋舍建在坡度稍缓的山坡上。
和临近缺少土地的村子一样，潘家峪在改革开放后，搞起了葡萄种植。因为地处北纬四十度，四面环山，常年气候较低，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潘家峪的葡萄会比别处更甜。如今，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村里到处可见成片的葡萄架，多由水泥柱架起，横跨在4、5米高的半空。
“大家慢点儿走，不要着急。”看见老人们从山坡高处走来，潘瑞燊大声喊道。
过去的这一周，因为“60亿”，很多记者涌进村里，从安排住宿，到联系遇难者家属采访，潘瑞燊都尽力满足每个记者的要求。因为说话过多，他的嘴唇有些干裂，一根烟之后，经常布满烟丝。与人交流时，他习惯眯起一双细长的眼睛，仔细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经历过“潘家峪惨案”的村民，如今还剩38人，能行走、接受参访的只有10人左右。他们在亲人的搀扶下缓缓地挪着步，目的地是一片名为“潘家大院”的废墟。
1941年1月25日，日军就是在这里布置了茅草、煤油，中午时分将村民赶进去，锁死各个出口，然后点燃了整个院子。
如今，这里是一片400余平方米的废墟。曾经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的院落，已很难分辨，只剩下8平米左右的碎石地和一两面残壁，像是一盘被打散的积木。
1951年“潘家大院”由河北省文化局出资，修葺为爱国主义示范基地。
老人聚集在此处，73年前的记忆就像开闸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当时我13岁，躲在西院的猪圈里，在血堆里打个滚，枕着门槛装死，旁边的水缸里有孩子哭，两个日本鬼子把那孩子拽出来，各把一条腿撕成两半，正好扔在我脑袋上，那个孩子的半拉身子还在抽动。我们全家8口人，只活了我一个人。”86岁的惨案幸存者潘守三歪着脑袋，没有看镜头。
潘家大院外，潘瑞燊也在接受采访，大多数问题都与“60亿”有关。
对于这个数字，他已记不清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们是参考了德国当年赔偿犹太人每人200万的标准。另外，再加上我们被烧毁的房屋，1万6千亩的山场，很多被烧毁的松树、果树和精神损失费，一共加起来大概是60亿元。”
目前，已有8名律师愿意免费参与这起诉讼，最快8月中旬，村里就可以向唐山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这场官司并不好打。
据统计，从1995年起，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向日本法院提起超过30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予以赔偿和谢罪，但都被以“诉讼时效已过”或“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等借口驳回或败诉。
“起诉没有问题，但应该需要更高一级政府层面的支持。”听说潘家峪索赔60亿后，北京的刘勇进律师表示，战争赔偿包括对政府赔偿和对个人赔偿两个部分，潘家峪村的诉讼只代表个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之前放弃赔偿的影响。但这次诉讼并不仅仅只涉及到司法领域。
“首先如果法院受理的话，就有一个送达的程序，那么很可能是通过双方外交部门送达，是外交层面的事，不是司法层面。诉讼还涉及到国际法管辖，对于行为发生地，日本是否认可我们的管辖，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很支持潘家峪村的诉讼行为，但刘勇进认为，案件即便能被受理，胜诉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不能致富的葡萄种植产业
村民们并不清楚索赔的细节。即便聚集在记者周围，他们也极少插话，只是在记者离开时，才有人试图问上一句，“这60亿是日元，还是美元？”以及“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手里？”
从经济上讲，村民需要这笔钱。
惨案之后的这些年，潘家峪村一直在与贫困搏斗着，鲜有胜绩。
潘家峪村目前有葡萄园1200余亩，年产400万斤，并曾在1998年被农业部誉为冀东“小吐鲁番”，但葡萄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2013年潘家峪的人均年收入为4500元，不足同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102元的一半。
“主要是产量上不去。”曾在2010年至2013年任潘家峪第一书记的潘月阁说，村里严重缺水、缺土地的自然条件，制约了葡萄产业的发展。
直到现在，潘家峪仍然没有开通自来水，大型蓄水罐是每户村民院子里的标配。“主要是土质不行，最多只能挖到半米深。根本不符合埋设管道需要的0.8—1.2米深，即便开通，在冬天也会被冻住。”潘月阁说。
为了缓解用水紧张，潘月阁曾为村里打了5眼井。“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每口都是500米深，是用网上的卫星地图选的地方，每一口都正好能覆盖100亩地。”
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一家葡萄酒厂，但发现即便扩充新的葡萄园，产量也远远不够，“一个中型葡萄酒厂，一年至少需要4000万斤葡萄。我们还有一些土地空余，即便都种上葡萄，也只能再增加200万斤产量，也只够2个半月的。”
交通闭塞是潘家峪迟迟未脱贫的另一大因素。
因为交通不畅，潘家峪村的葡萄主要依靠东北商人进村收购，由于出口单一，产量过少，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利润往往被压得很低。
1995年潘术伍在村里第一个搞起了葡萄采摘农家乐，但最近几年，他发现游客逐年下降，“唐山水泥、钢材、煤炭全部产能过剩，好多小厂都倒闭了，人家哪还会有心思来？”
“我去年赚了8、9万，今年能有40%就不错了。”潘术伍有些无奈。为了寻找客源，他每天都守在村口的停车场，期待能找到一两个游客。
和他在一起等待的，还有67岁的村民董贺荣。
成筐的葡萄、李子、黄瓜堆在她脚边，每当有生人路过，她都会表示这些是自家产的。“北京能来人，那可好啊！”在她的印象里，北京人要比唐山人痛快。“去年我见过两个北京人，当时葡萄采摘是5块钱，他们说这价格和市场上卖的接轨了，就像白给一样。”
“一步之遥”的高速公路梦想
潘家峪村的交通问题，曾经离解决只差“一步之遥”。
2010年初，潘家峪村民得知，临近的迁西县将投入24.24亿元，自费修建一条42.8公里长的京哈高速迁西支线的消息。在规划图上，这条高速支线距潘家峪不到5公里，修成后将对接京、津、唐、承、秦五市，实现2小时的交通圈。
这让潘家峪人看到了“走出去，迎进来”的希望。只要能修通一条与之对接的路，那么潘家峪就能与北京、天津实现对接。
村委会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向丰润区上报，申请资金修通这条“希望之路”。
负责此事的潘月阁至今仍记得，时任丰润区委书记曹金华曾表示：“老区发展是我心头所想，就算丰润区再困难，我也要举全区之力，把这件事做好。”
“他确实想把路修好，把老区经济带动起来。我在职三年，他来过三次。”潘月阁回忆说。2012年，这条连接高速的公路终于修成，取名为“潘家峪旅游专线”，西至京哈支线，东至村口的停车场，全长4.5公里，花费6000余万元。
令村民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并没有能通向北京。当旅游专线修到高速支线后，潘家峪村委得到消息，高速支线的所属方迁西县，并没有为潘家峪开设一个出口。
“其实在设计草图上，他们预留了出口，可就是没有开通。”潘月阁不愿多谈其中原委，但他表示6000万的修路开支大大超出了区里领导的预计。
“我们当时说300万，区里也不清楚开山路的成本会那么高，从300万到900万，再到2000万，4000万，最后完工时，一算竟然花了6000余万。”
“一个出口，迁西县至少要价3000万。”潘家大院门口，有村民私下抱怨说，这层没捅破的窗户纸，是因为区里不再拿钱了。“他们就是不想再拿钱了，觉得修通也回不了本。”
事实上，迁西县的这条高速支线情况也不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这条造价24.24亿元的高速，镇里只拿了7亿，其余全部为银行贷款。“现在一天也没几个车走，就收几百块钱。17个亿的贷款，你知道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吗？”
绿色生态与红色旅游的致富路
“区里、县里肯定是拿不出钱了。”距潘家大院100米外的村接待办公室里，49岁的村主任潘瑞通说。2012年底，潘瑞通当选村主任，属于村里的年轻一派，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穿着一双阿迪达斯旅游鞋。谈到村子今后的发展时，他沉默了起来。
他承认，即便是打通了与北京、天津的交通网，依照目前状况，潘家峪的经济收入也很难有质的飞越。
问题的关键，在于村里很难从“远方来客”们身上赚到钱。
虽然潘家峪村有红色景点10余处，但除了“潘家大院”稍具规模外，其余的景点，包括曾用于与八路军通信的“老槐树”、被日军刺破的“小铁门”等均过于简单，所含信息量较少，再加上位置集中，1个小时便可游览一遍。
此外，这些景点全部是国家以爱国主义示范基地来修建的，不能收取门票。这其中便包括耗资412.8万元，于1998年建成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
“我们也联系过旅行社，但因为没有门票，不能返点，人家都不愿意把人拉来。我们也不能只依靠葡萄采摘，它的季节性太强了。”潘瑞通无奈地说到。
潘瑞通原本也有“雄心壮志”。在上任前，他曾为潘家峪村描绘了“一条绿色生态与红色遗址的旅游致富之路。”
在潘家峪东5公里外的群山里，有一片很大的“深山老林”。因为树木茂盛，便于隐蔽，70多年前，冀东军分区12团曾长期在此驻扎。现在山里还有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冀东专署、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尖兵报社、印刷厂等十几处红色旧址。
潘瑞通一直希望能把这片山林与村子结合起来，“如果能在村里修一条公路，直接开到山里，再把山上的旧址全部修好，一边是绿色氧吧，一边是红色景点，我们就能卖门票了。”
这条5公里的山路，同样造价不菲。
潘瑞通估算，“至少需要1个亿”。为了修路，他曾和其他村委找过一些老板，但对方都不看好。“人家看过直摇头，他们计算过，如果投资修路，至少5年后才能有收益。按照现在的客流量，10快钱一张门票，每年不会超过120万。可人家拿1亿放在银行吃利息，是多少钱呢？”
“现在很多山里的遗址已经荒废了，如果不是村里老人带着去找，都很难找到了。”潘瑞通多少有些着急。虽然他知道“60亿”可能不太现实，但他还是表示，如果能胜诉，60%的钱会分给村里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其余的大部分都会用于修路、修葺遗址。
“不要影响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比潘瑞通更着急的是潘瑞燊。
大院外，老人们接受采访的空隙，潘瑞燊和另一位老人拿着用红纸和毛笔写的“用法律武器捍卫民族尊严”、“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等标语，准备在村里张贴。
他遭到了制止。镇里一位管宣传的人让他放下胶水、刷子，“这样的东西现在不能随便贴，要得到上级的批准。当着这么多记者你贴这些，不汇报能行么？”
“汇个蛋。” 看到对方要拨通镇领导的电话，潘瑞燊的同伴小声地骂道。
“镇里是怕出乱子。”看到沟通迟迟没有结果，潘瑞燊无奈地说，他不明白“乱子”会出在哪里，“有媒体报道，对潘家峪来说，不是好事么？”
潘瑞燊对“镇里人”没什么好感。他说如果不是有上级干预，也许在1992年就能起诉日本政府了。“我是在《参考消息》一篇文章里看到的，中国领导人说‘虽然5个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权，但民间并没有放弃。’从那时起，我就准备起诉了。”
按照计划，潘瑞申准备和其他村支部成员一起到日本去打官司。不过，上级政府对此并不支持。“当时好像正值中日友好年，所以唐山市、丰润县、火石营镇都对我们进行了干预，大致意思就是：‘不要影响两国人民友谊。’”
潘瑞燊回忆说，村民们对此并不能理解，“不少人说，我们当年不是为党做出牺牲的吗？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离任书记后，潘月阁一直任潘家峪纪念馆馆长。对于潘家峪军民共同抗敌那段历史，他有过深入研究。
据潘月阁介绍，当时潘家峪和承德北部的雾灵山都是冀东根据地的备选，“雾灵山太大地太少，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后来定在了潘家峪。”
“最早来潘家峪做工作的是‘李瑞民’和‘孔庆迎’。他们就假装是卖梳子和篦子的，来潘家峪进行共产党和反日的宣传。他们做过工作后，村里人就没有向日本人交过一粒粮，他们的良民证，也被村民们烧掉了，而且只要在山里打游击受伤的八路军，村民们把他们藏在家中养伤。”
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大扫荡中，敌人三次把潘家峪群众逼到西大坑后，让自家人领走自家人的方法找八路军……潘泽生把八路军干部李文举当做自己的儿子领回了家。潘艺权把怀抱的孩子拧了一把，孩子哭叫着，潘艺权顺手把孩子交给了八路军干部闫瑞青，孩子不哭了， 潘艺权领着怀抱孩子的闫瑞青回家了。”
潘家峪人的淳朴，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时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很快在潘家峪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李运昌特别支持我们起诉日本。”1992年后，潘瑞燊曾多次到北京求见已退居二线的李运昌。第一次听说潘家峪村要告日本政府时，李运昌激动地说：“好，当年我们和日本斗枪杆子，现在用笔杆子斗。”
“他后来可是真正的正部级干部啊。”据潘瑞燊回忆，直到2005年，李运昌还曾让他的司机，带着潘瑞申在北京各个档案馆为起诉取证。但很快，他被一些人堵在了家中，“他们一早上就来，说：‘大爷去哪啊？’不让我出去。”2008年，潘瑞燊在报纸上看到了李运昌逝世的消息。他们的索赔小组，也随之解散。
“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
潘家大院内，夕阳西下，准备接老人回家的亲属们聚集在大院门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李运昌对潘家峪有过一段承诺。
在惨案发生后的一个下午，李运昌曾把幸存的村民召集在了东面的一个山坡上，“乡亲们，你们对共产党贡献最大，潘家峪的一草一木都对抗日做出过贡献。请相信共产党，相信八路军，我们一定会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武器为死难的亲人们报仇。鬼子烧了你们的草房，共产党会给你们盖瓦房，烧了瓦房，会给你们盖楼房，还你们一个好村庄。”
“什么时候能赔给我们钱？”看到有记者结束拍摄从大院里走出来，一位老人问，“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再晚就怕等不到了。”
潘瑞燊一直守在门口，等待着最后一个采访的结束。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这次60亿的索赔和眼前的记者们，对于村里的葡萄种植，旅游产业和修路会有什么帮助。“那是年轻人的事，我60多了，只想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他始终认为，与邻村相比，潘家峪应该更富裕一些，“潘家峪人是因为抗日而遭到屠杀的，是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所以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 每一位幸存者离开时，潘瑞燊都不忘嘱咐一句。
http://news.sina.com.cn/c/zg/lrs/2014-07-23/0647106.html潘瑞燊有些等不及了。
在这座被大山环抱，像盆地一样凹陷的村子里，只要有记者来采访，66岁的他便会快步向山上走去，通知每一位幸存的老人。
2014年7月13日下午，潘瑞燊作为“潘家峪惨案”民间对日索赔团的团长，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代表一起来到北京，正式委托相关组织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索赔60亿元人民币。
潘瑞燊说，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22年，“这次一定要把潘家峪的故事说出去。”
潘家峪的故事发生在73年前。这个位于地处燕山山脉深处的小山村，抗战时期是冀东有名的抗日堡垒村。1941年1月25日，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血腥屠杀，村中1298人被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
这是一场注定不好打的官司
如果没有发生过惨案，潘家峪村和周围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它隶属于丰润区的火石营镇，和镇下15个行政村一起，分布在距唐山市45公里外的腰带山中。
村子不大，8万多平米，无论去哪，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村中共有房屋600余间，因为地处山坳，除了部分房屋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外，不少人将屋舍建在坡度稍缓的山坡上。
和临近缺少土地的村子一样，潘家峪在改革开放后，搞起了葡萄种植。因为地处北纬四十度，四面环山，常年气候较低，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潘家峪的葡萄会比别处更甜。如今，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村里到处可见成片的葡萄架，多由水泥柱架起，横跨在4、5米高的半空。
“大家慢点儿走，不要着急。”看见老人们从山坡高处走来，潘瑞燊大声喊道。
过去的这一周，因为“60亿”，很多记者涌进村里，从安排住宿，到联系遇难者家属采访，潘瑞燊都尽力满足每个记者的要求。因为说话过多，他的嘴唇有些干裂，一根烟之后，经常布满烟丝。与人交流时，他习惯眯起一双细长的眼睛，仔细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经历过“潘家峪惨案”的村民，如今还剩38人，能行走、接受参访的只有10人左右。他们在亲人的搀扶下缓缓地挪着步，目的地是一片名为“潘家大院”的废墟。
1941年1月25日，日军就是在这里布置了茅草、煤油，中午时分将村民赶进去，锁死各个出口，然后点燃了整个院子。
如今，这里是一片400余平方米的废墟。曾经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的院落，已很难分辨，只剩下8平米左右的碎石地和一两面残壁，像是一盘被打散的积木。
1951年“潘家大院”由河北省文化局出资，修葺为爱国主义示范基地。
老人聚集在此处，73年前的记忆就像开闸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当时我13岁，躲在西院的猪圈里，在血堆里打个滚，枕着门槛装死，旁边的水缸里有孩子哭，两个日本鬼子把那孩子拽出来，各把一条腿撕成两半，正好扔在我脑袋上，那个孩子的半拉身子还在抽动。我们全家8口人，只活了我一个人。”86岁的惨案幸存者潘守三歪着脑袋，没有看镜头。
潘家大院外，潘瑞燊也在接受采访，大多数问题都与“60亿”有关。
对于这个数字，他已记不清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们是参考了德国当年赔偿犹太人每人200万的标准。另外，再加上我们被烧毁的房屋，1万6千亩的山场，很多被烧毁的松树、果树和精神损失费，一共加起来大概是60亿元。”
目前，已有8名律师愿意免费参与这起诉讼，最快8月中旬，村里就可以向唐山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这场官司并不好打。
据统计，从1995年起，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向日本法院提起超过30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予以赔偿和谢罪，但都被以“诉讼时效已过”或“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等借口驳回或败诉。
“起诉没有问题，但应该需要更高一级政府层面的支持。”听说潘家峪索赔60亿后，北京的刘勇进律师表示，战争赔偿包括对政府赔偿和对个人赔偿两个部分，潘家峪村的诉讼只代表个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之前放弃赔偿的影响。但这次诉讼并不仅仅只涉及到司法领域。
“首先如果法院受理的话，就有一个送达的程序，那么很可能是通过双方外交部门送达，是外交层面的事，不是司法层面。诉讼还涉及到国际法管辖，对于行为发生地，日本是否认可我们的管辖，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很支持潘家峪村的诉讼行为，但刘勇进认为，案件即便能被受理，胜诉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不能致富的葡萄种植产业
村民们并不清楚索赔的细节。即便聚集在记者周围，他们也极少插话，只是在记者离开时，才有人试图问上一句，“这60亿是日元，还是美元？”以及“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手里？”
从经济上讲，村民需要这笔钱。
惨案之后的这些年，潘家峪村一直在与贫困搏斗着，鲜有胜绩。
潘家峪村目前有葡萄园1200余亩，年产400万斤，并曾在1998年被农业部誉为冀东“小吐鲁番”，但葡萄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2013年潘家峪的人均年收入为4500元，不足同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102元的一半。
“主要是产量上不去。”曾在2010年至2013年任潘家峪第一书记的潘月阁说，村里严重缺水、缺土地的自然条件，制约了葡萄产业的发展。
直到现在，潘家峪仍然没有开通自来水，大型蓄水罐是每户村民院子里的标配。“主要是土质不行，最多只能挖到半米深。根本不符合埋设管道需要的0.8—1.2米深，即便开通，在冬天也会被冻住。”潘月阁说。
为了缓解用水紧张，潘月阁曾为村里打了5眼井。“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每口都是500米深，是用网上的卫星地图选的地方，每一口都正好能覆盖100亩地。”
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一家葡萄酒厂，但发现即便扩充新的葡萄园，产量也远远不够，“一个中型葡萄酒厂，一年至少需要4000万斤葡萄。我们还有一些土地空余，即便都种上葡萄，也只能再增加200万斤产量，也只够2个半月的。”
交通闭塞是潘家峪迟迟未脱贫的另一大因素。
因为交通不畅，潘家峪村的葡萄主要依靠东北商人进村收购，由于出口单一，产量过少，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利润往往被压得很低。
1995年潘术伍在村里第一个搞起了葡萄采摘农家乐，但最近几年，他发现游客逐年下降，“唐山水泥、钢材、煤炭全部产能过剩，好多小厂都倒闭了，人家哪还会有心思来？”
“我去年赚了8、9万，今年能有40%就不错了。”潘术伍有些无奈。为了寻找客源，他每天都守在村口的停车场，期待能找到一两个游客。
和他在一起等待的，还有67岁的村民董贺荣。
成筐的葡萄、李子、黄瓜堆在她脚边，每当有生人路过，她都会表示这些是自家产的。“北京能来人，那可好啊！”在她的印象里，北京人要比唐山人痛快。“去年我见过两个北京人，当时葡萄采摘是5块钱，他们说这价格和市场上卖的接轨了，就像白给一样。”
“一步之遥”的高速公路梦想
潘家峪村的交通问题，曾经离解决只差“一步之遥”。
2010年初，潘家峪村民得知，临近的迁西县将投入24.24亿元，自费修建一条42.8公里长的京哈高速迁西支线的消息。在规划图上，这条高速支线距潘家峪不到5公里，修成后将对接京、津、唐、承、秦五市，实现2小时的交通圈。
这让潘家峪人看到了“走出去，迎进来”的希望。只要能修通一条与之对接的路，那么潘家峪就能与北京、天津实现对接。
村委会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向丰润区上报，申请资金修通这条“希望之路”。
负责此事的潘月阁至今仍记得，时任丰润区委书记曹金华曾表示：“老区发展是我心头所想，就算丰润区再困难，我也要举全区之力，把这件事做好。”
“他确实想把路修好，把老区经济带动起来。我在职三年，他来过三次。”潘月阁回忆说。2012年，这条连接高速的公路终于修成，取名为“潘家峪旅游专线”，西至京哈支线，东至村口的停车场，全长4.5公里，花费6000余万元。
令村民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并没有能通向北京。当旅游专线修到高速支线后，潘家峪村委得到消息，高速支线的所属方迁西县，并没有为潘家峪开设一个出口。
“其实在设计草图上，他们预留了出口，可就是没有开通。”潘月阁不愿多谈其中原委，但他表示6000万的修路开支大大超出了区里领导的预计。
“我们当时说300万，区里也不清楚开山路的成本会那么高，从300万到900万，再到2000万，4000万，最后完工时，一算竟然花了6000余万。”
“一个出口，迁西县至少要价3000万。”潘家大院门口，有村民私下抱怨说，这层没捅破的窗户纸，是因为区里不再拿钱了。“他们就是不想再拿钱了，觉得修通也回不了本。”
事实上，迁西县的这条高速支线情况也不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这条造价24.24亿元的高速，镇里只拿了7亿，其余全部为银行贷款。“现在一天也没几个车走，就收几百块钱。17个亿的贷款，你知道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吗？”
绿色生态与红色旅游的致富路
“区里、县里肯定是拿不出钱了。”距潘家大院100米外的村接待办公室里，49岁的村主任潘瑞通说。2012年底，潘瑞通当选村主任，属于村里的年轻一派，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穿着一双阿迪达斯旅游鞋。谈到村子今后的发展时，他沉默了起来。
他承认，即便是打通了与北京、天津的交通网，依照目前状况，潘家峪的经济收入也很难有质的飞越。
问题的关键，在于村里很难从“远方来客”们身上赚到钱。
虽然潘家峪村有红色景点10余处，但除了“潘家大院”稍具规模外，其余的景点，包括曾用于与八路军通信的“老槐树”、被日军刺破的“小铁门”等均过于简单，所含信息量较少，再加上位置集中，1个小时便可游览一遍。
此外，这些景点全部是国家以爱国主义示范基地来修建的，不能收取门票。这其中便包括耗资412.8万元，于1998年建成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
“我们也联系过旅行社，但因为没有门票，不能返点，人家都不愿意把人拉来。我们也不能只依靠葡萄采摘，它的季节性太强了。”潘瑞通无奈地说到。
潘瑞通原本也有“雄心壮志”。在上任前，他曾为潘家峪村描绘了“一条绿色生态与红色遗址的旅游致富之路。”
在潘家峪东5公里外的群山里，有一片很大的“深山老林”。因为树木茂盛，便于隐蔽，70多年前，冀东军分区12团曾长期在此驻扎。现在山里还有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冀东专署、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尖兵报社、印刷厂等十几处红色旧址。
潘瑞通一直希望能把这片山林与村子结合起来，“如果能在村里修一条公路，直接开到山里，再把山上的旧址全部修好，一边是绿色氧吧，一边是红色景点，我们就能卖门票了。”
这条5公里的山路，同样造价不菲。
潘瑞通估算，“至少需要1个亿”。为了修路，他曾和其他村委找过一些老板，但对方都不看好。“人家看过直摇头，他们计算过，如果投资修路，至少5年后才能有收益。按照现在的客流量，10快钱一张门票，每年不会超过120万。可人家拿1亿放在银行吃利息，是多少钱呢？”
“现在很多山里的遗址已经荒废了，如果不是村里老人带着去找，都很难找到了。”潘瑞通多少有些着急。虽然他知道“60亿”可能不太现实，但他还是表示，如果能胜诉，60%的钱会分给村里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其余的大部分都会用于修路、修葺遗址。
“不要影响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比潘瑞通更着急的是潘瑞燊。
大院外，老人们接受采访的空隙，潘瑞燊和另一位老人拿着用红纸和毛笔写的“用法律武器捍卫民族尊严”、“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等标语，准备在村里张贴。
他遭到了制止。镇里一位管宣传的人让他放下胶水、刷子，“这样的东西现在不能随便贴，要得到上级的批准。当着这么多记者你贴这些，不汇报能行么？”
“汇个蛋。” 看到对方要拨通镇领导的电话，潘瑞燊的同伴小声地骂道。
“镇里是怕出乱子。”看到沟通迟迟没有结果，潘瑞燊无奈地说，他不明白“乱子”会出在哪里，“有媒体报道，对潘家峪来说，不是好事么？”
潘瑞燊对“镇里人”没什么好感。他说如果不是有上级干预，也许在1992年就能起诉日本政府了。“我是在《参考消息》一篇文章里看到的，中国领导人说‘虽然5个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权，但民间并没有放弃。’从那时起，我就准备起诉了。”
按照计划，潘瑞申准备和其他村支部成员一起到日本去打官司。不过，上级政府对此并不支持。“当时好像正值中日友好年，所以唐山市、丰润县、火石营镇都对我们进行了干预，大致意思就是：‘不要影响两国人民友谊。’”
潘瑞燊回忆说，村民们对此并不能理解，“不少人说，我们当年不是为党做出牺牲的吗？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离任书记后，潘月阁一直任潘家峪纪念馆馆长。对于潘家峪军民共同抗敌那段历史，他有过深入研究。
据潘月阁介绍，当时潘家峪和承德北部的雾灵山都是冀东根据地的备选，“雾灵山太大地太少，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后来定在了潘家峪。”
“最早来潘家峪做工作的是‘李瑞民’和‘孔庆迎’。他们就假装是卖梳子和篦子的，来潘家峪进行共产党和反日的宣传。他们做过工作后，村里人就没有向日本人交过一粒粮，他们的良民证，也被村民们烧掉了，而且只要在山里打游击受伤的八路军，村民们把他们藏在家中养伤。”
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大扫荡中，敌人三次把潘家峪群众逼到西大坑后，让自家人领走自家人的方法找八路军……潘泽生把八路军干部李文举当做自己的儿子领回了家。潘艺权把怀抱的孩子拧了一把，孩子哭叫着，潘艺权顺手把孩子交给了八路军干部闫瑞青，孩子不哭了， 潘艺权领着怀抱孩子的闫瑞青回家了。”
潘家峪人的淳朴，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时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很快在潘家峪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李运昌特别支持我们起诉日本。”1992年后，潘瑞燊曾多次到北京求见已退居二线的李运昌。第一次听说潘家峪村要告日本政府时，李运昌激动地说：“好，当年我们和日本斗枪杆子，现在用笔杆子斗。”
“他后来可是真正的正部级干部啊。”据潘瑞燊回忆，直到2005年，李运昌还曾让他的司机，带着潘瑞申在北京各个档案馆为起诉取证。但很快，他被一些人堵在了家中，“他们一早上就来，说：‘大爷去哪啊？’不让我出去。”2008年，潘瑞燊在报纸上看到了李运昌逝世的消息。他们的索赔小组，也随之解散。
“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
潘家大院内，夕阳西下，准备接老人回家的亲属们聚集在大院门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李运昌对潘家峪有过一段承诺。
在惨案发生后的一个下午，李运昌曾把幸存的村民召集在了东面的一个山坡上，“乡亲们，你们对共产党贡献最大，潘家峪的一草一木都对抗日做出过贡献。请相信共产党，相信八路军，我们一定会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武器为死难的亲人们报仇。鬼子烧了你们的草房，共产党会给你们盖瓦房，烧了瓦房，会给你们盖楼房，还你们一个好村庄。”
“什么时候能赔给我们钱？”看到有记者结束拍摄从大院里走出来，一位老人问，“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再晚就怕等不到了。”
潘瑞燊一直守在门口，等待着最后一个采访的结束。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这次60亿的索赔和眼前的记者们，对于村里的葡萄种植，旅游产业和修路会有什么帮助。“那是年轻人的事，我60多了，只想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他始终认为，与邻村相比，潘家峪应该更富裕一些，“潘家峪人是因为抗日而遭到屠杀的，是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所以它不应该穷，穷没有教育意义。”“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 每一位幸存者离开时，潘瑞燊都不忘嘱咐一句。
http://news.sina.com.cn/c/zg/lrs/2014-07-23/0647106.html
当时阻挠民间索赔的老爷们 应该被清算
不过早去估计也是没有用 造声势而已
不过早去估计也是没有用 造声势而已
索赔无效，中国已经放弃索赔，不论北京还是台北，当年百姓自己要去日本索赔，横扒拉竖挡不让，还扣破坏中日友好大帽子，如今又想拿百姓当工具？
民间赔偿的追溯应该学习犹太人。
炎运宏开世界同 发表于 2014-8-6 15:54
民间赔偿的追溯应该学习犹太人。
犹太人毕竟有财有势。
民间赔偿的追溯应该学习犹太人。
犹太人毕竟有财有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