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2/41258098_0.shtml

无敌舰队的失败，使西班牙海军一蹶不振，英国从此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海上霸主.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一）

20世纪末，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他的进程使国人再度将目光投向海洋，对海权的重视被捉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是好事。但过度的推崇却将海权推向了一种“绝对”地位，说轻了，这会混淆认识，说重了，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海权进行理性的反思，澄清其中的盲点，确有必要。

有观点强调：海权决定历史，其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仍是如此。

毋庸置疑，海权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出版后，对海权的理性认识也得到迅速提高，获取和保持海权成为一些主要大国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可以说，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海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陆权，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后来的制空权。

然而，地位的显赫并不代表海权能够“决定”历史。这种海权决定历史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的实例，英国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先后确立是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历史根据。

二是海权本身的功能，因为据说和其他“权”相比，海权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点。

先看一下历史。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迈向海洋霸主的宝座，在17和18世纪，英国依靠海军力量打赢丁几乎所有的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19世纪又成功挫败了拿破仑法国的挑战。这似乎说明是海权实现了“英国治下的和平”。但这只是表面。英国在20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然而海军的费用远比陆军昂贵，外交则需要巨额的资金作支持（英国在17、18世纪频繁为外国政府提供的“补助金”令人印象深刻）。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

推崇海权的人士喜欢以拿破仑的失败作为例子，但这也恰恰最能说明英国综合国力优势的决定性作用。拿破仑由于不拥有制海权而不能直接进攻英国，这是事实。但不能在英国登陆并不意味着不能打败英国。拿破仑的战略是实施“大陆封锁”，从经济上使英国“窒息”。本来，对英国这样一个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国家来说，这种战略应该可以奏效。可英国坚持了下来，除了制海权使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与那些未受“大陆封锁”或美国“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的贸易来维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英国的综合国力。当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将这场战争打下去；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优势使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远远强于法国，而且使英国在整个资本主义商品链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排斥了英国的欧洲市场自然坚持不了多久，走私贸易很快在“大陆封锁体系”上打开了越来越大的漏洞。如果说这里面有走私船的功劳，还与海权沾上一点边的话，那么俄国的选择可以说是纯粹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1807年俄国参加大陆封锁后很快就遇到了困难，其国内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也需要出口粮食、木材和大麻纤维，而在这一点上，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英国的拿破仑法国是无法满足的。三年后，俄国就断然退出了这一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再加上西班牙的公开反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就名存实亡了。

因此，就对历史的“决定”程度而言，海权至少应该排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之后。

再看一下海权的功能。从马汉开始，很多人都列出了海权所谓“独一无二”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军事上，拥有海权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在沿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而不掌握海权的一穷则缺乏反击手段，只能被动防御。因此海权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投送的单方面优势，确保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第二，在经济上，海运的成本比陆路低，特别是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上具有优势，因而海权是组织远距离贸易和跨地区生产的必要基础。第三，更重要的是，海洋是一片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的广阔“公地”，海权可以实现“全球到达”，从而成为迈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必由之路。

首先应指出，这些功能本身都是以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为背景才形成的。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当雅典败于斯巴达，伽太基败于罗马的时候，这些功能几乎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显的。从13世纪开始，有两个因素开始改变海权的命运。一是在航海设备、航海知识、造船和海军装备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海上力量的机动范围、火力打击范围和运载量有了飞速提高；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材料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控制海洋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种功能才逐步显露。

其次，即便这些功能已经形成，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比如，第一点在历史上就不是海权的专利。当亚欧大陆中部的游牧民族耐周围农耕文明人侵时，马匹资源和广阔的地形也同样形成了这种力量投送和机动的单方面优势。比如匈奴人可以“自由”地侵扰汉帝国的边境地区，汉朝的反击则需养精蓄锐数十年，才能“深入大漠两千余里”，即使如此，匈奴的力量依然得到保存，当汉帝国衰弱时就卷土重来，甚至一度入主中原。公元七世纪开始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是将沙漠作为他们的海洋：“他们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而20世纪出现的空权在这一点上更是超过了海权：“（海洋）的质地到处一样，各处表面都同样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线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实现……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20世纪末，控制外层空间也逐渐起到同样的作用，而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越是发展，制太空权的意义就越是重要，2002年的美国国’防报告明确指出信息优势主要依赖空间能力，并计划将更多的军事信息系统向外层空间转移。如果再在外层空间部署天基火力平台的话，那么拥有制太空权的国家就可以对全球的任何地点实施“单向”打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制太空权带来的军事主动权将远远超过诲权。如果忽视这些事实，可以追求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性质还是服务于制海权”，就容易出现海权服务于陆权的对海权“用情专一”的误区。

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特点”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一些。可陆地和空中运输的发展、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使海权对经济的“独特”作用受到削弱。这在麦金德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体现；在“全球到达”上，对外层空间这片比海洋更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公地”的争夺也在动摇着海权的地位。总之，即使海权在历史上一度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那也是以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为背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作用的特殊性和绝对性应该说是有所下降。所以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二）

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

在一百年前，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确是开辟市场、保障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手段。但人毕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把一百年或是五十年以前的“真理”来套用当今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正确，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各国利益相互依存的日益增长迫使彼此之间加强政治经济协调，使国际竞争趱来越多地在一定规范和制度框架下进行。这种相对的“有序化”进程当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甚至也没有在本质上降低军事力量的“后盾”作用，但是和以往相比，国际竞争毕竟不那么野蛮了。应该承认，战争作为赢得竞争的一种手段，其效果已不如从前，使用条件也受到更多限制。海权自然也无法回避这种影响。比如，美国在促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再像当年的佩里那样用舰队，而只能更多地通过政治和经济途径施加压力。在与欧盟的贸易纠纷中，美国拥有的海权也同样帮不上忙。实际上，即使在处于“无序竞争”状态的18、19世纪，海权打开的也只是广大落后地区的市场，对于争取列强彼此的国内市场却从未真正起过作用。当今世界，试图在获得海权与开拓国际市场之间创造什么因果联系的努力更是归于徒劳。

还有一个是能源等战略性资源的海上运输线问题。中国石油消费三分之一以上依赖进口这一现实，使不少人大声疾呼保障海上战略通道的必要性，而发展海军、夺取制海权似乎成了惟一的对策。对此，首先应该承认，强大的海军对于维护海上战略运输线安全而言无疑是十分有效的，而这本身就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些事情还需进一步推敲。由于战略性的海上运输线都是国陈通道，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爆发地区性危机），航线的安全往往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并不需要某一国家（当然不是最大海权国）用自己的海军去单打独斗。而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当它的海上战略运输线真正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时，实际已经处于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威胁的来源和战争对象都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解决不了问题。历史上，法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先后拥有过“世界第二”的海军，但一旦与作为第一海军强国的英国开战，仍摆脱不了被封锁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海军实力是英国的二分之一，但除了在设得兰群岛海域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外，整个大战期间都呆在港口中无所事事。战败后，这支仍居“世界第二”的舰队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凿沉。因此，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从根本上说，对海权的这种“误区”折射出来的是包含着三个“绝对”的安全逻辑：第一是“绝对安全”，就是所有的利益都必须在完全的控制之下，第二是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就是控制者必须是自己，第三是安全上的“绝对手段”，就是将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安全的惟一手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而要一个后起的国家奉行这种安全逻辑，就不仅显得荒谬，而且容易重蹈历史覆辙。

英国和荷兰海军在三次英荷战争中进行了惨烈交锋，荷兰一度将英国海军打得几乎覆灭。然而，最终迫使让荷兰将海权让给英国的却是法国陆军。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三）

有观点认为：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拥有多少海权。马汉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献出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近代史上的英国和现代史上的美国都具备了这样的先天条件。相反，对于置身于沿海和陆地这种双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国家而言，其安全威胁来自多个方向，难以集中力量争夺海权，而且，即便夺取了海权，在陆地方向也是“漏风”的，因而往往是昙花一现。

17世纪的荷兰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一地位经过1652-1674年的三次英荷战争后结束。但是，摧毁荷兰海权的并不是英国海军，而是法国的陆军。荷兰在第二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均大败英国海军，但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法军从陆路攻入荷兰，几乎攻陷阿姆斯特丹，迫使荷兰投靠英国，以海权换取自己的生存权。

法国的经历也是同样。在大臣柯尔贝尔的努力下，“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度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占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但海陆双重地理特征闻样使法国的海权带有很大的脆弱性。舰队无法保证漫长的陆地边晃，法国不得不把陆权放在海权之上，因为来自海上的进攻可能只影响其发展，而陆上进攻则可直接威胁其生存。这种脆弱地位可以用法国政府在1755年的一句名言做总结：“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如果说，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国的海权构成了潜在威胁的话，那么同时法国追求陆上霸权的政策则使其加速变成现实的致命弱点。在渴望陆上扩张的国防大臣卢瓦的推动下，路易十四对邻国奉行侵略政策，引起强烈反弹。在“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中，几乎其所有的邻国都加入英国一边对法国作战，同时应对海陆两个方向的挑战则造成法国疲于奔命，国力严重透支。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法国海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重要的海上贸易线和海外领地多数被英国夺取，海权开始变得遥不可及。在18世纪中期，法国又拥有了与英国几乎相当的海上力量，结果，英国采纳国务大臣老威廉·皮特的主张，利用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在陆地上牵制住法国，自己则集中力量削弱法国海军，使法国的海权梦想再次破产。

除了在争取和保持海权方面的“先天”困难外，具有海陆双重自然地理身份的国家盲目追求海权还可能反而危及自身的发展和坐存。因为这类国家不可能完全确保陆地疆界的安全，而在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不仅将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难免造成多面树敌，甚至可能促成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联手。如果这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那么这种反弹和打压很可能来自当时的世界霸主及其陆上盟国，局面也更危险。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深谙德国所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因而在开拓“海外事业”上谨慎克制，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而俾斯麦解职后，德皇威廉二世等人不顾法俄在陆上对德国构成安全压力这一现实，开始转向“世界政策”(Worldpolitik)，一味追求海外扩张。1897年出任海军大臣的提尔皮茨更是“大海军”的狂热鼓吹者。此人曾亲自组织翻译和出版马汉的著作，提高国内的“海权观念”，并大力扩充德国海军，与英国争夺海上优势。本来，英德关系虽然已经由于德国的倔起而变得微妙，但英国更担心法俄，特别是俄国向印度方向的扩张，而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则使整个大英帝国乃至英国本土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从而把英国的敌意一步步吸引到自己头上。这样，德国在欧洲大陆保持优势的同时又向英国的海上霜权挑战，不仅“旧怨”末解，而且又添“新仇”。英国一方面与德国开展海军竞赛，另一方面与法俄协调矛盾，联手制德，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1918年的战败，不仅“世界政策”和“海权”烟消云散，德国的整个“发展前途”也罩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阴影。

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四）

有的观点认为：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这是与霸权国形成真正平等的“朋友关系”的基础。

这几乎就是提尔皮茨理论的翻版。他在19世纪90年代时就提出，一旦德国的舰队强大到“哪怕是一支更强的海军也不能轻易将其制服”的时候，英国不仅不会冒险与之对抗，反而会对德国的态度更友好一些。这就是发展大海军的“结盟价值”。就德国政府而言，追求海权的最初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在殖民地等事务上加强与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想法所引发的现实后果在上面已经说过，历史学家泰勒的话在这里可以作为总结：“他们（指德国人）永远不了解，除非他们能够真正在海军建设上超过英国，这一海军竞争的惟一效果就是使英国人同他们交恶。

再看一下英美的关系。国内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正是靠发展海军才冲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迫使英国以美国为朋友并与之分享海权。

对此，本文不便再重复一些历史常识，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西班牙当时已十分衰弱，无力参加任何对美国的“海上封锁”；

第二，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因而也不存在对美国的封锁。如果说存在英国对美国东海岸的海上封锁，那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同时也不让英国等欧洲国家染指美测，这就是“门罗主义”。而美国的主要突破是在欧洲列强的争夺尚未形成定局的太平洋方向，采取的是“门户开放”。在这里，美国的扩张不仅不会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反而对英国有所帮助，比如在萨摩亚群岛的争夺中，美国就与英国联手抗衡德国。这样，在大西洋，美国由于自我关闭而获得安全，在太平洋，则由于安全而放手扩张。因此，美国的成功实际是大战略上的成功，而不是争夺海权的成功。所谓西奥多·罗斯福靠扩建海军来打破“封锁”是一个英雄神话；

第三，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对美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友好，甚至是迁就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02年对委内瑞拉的“要债远征”。英国是此次远征的发起人，德国只是合伙，在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后，英国却将责任和怨气放到德国头上，以保住与美国之间的“友谊”。英国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当时美海军实力仅相当于英国的31%，排在法俄之后，到1910年也只相当于英国的38%。真正迫使英国小心处理对美政策，并最终形成英美平等关系的，是美国在海军方面的潜力，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在内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1900年时，美国的钢铁产量是英国的260%，能源消耗是英国昀145%，工业潜力是英国的127%，到1913年，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到413%，272%和235%。从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来看，1900年英国占18.5%，美国占23.6%，1913年英国下降到13.6%，而美国则上升到32.0%。这种综合国力差距对英国对美政策的影响可以从英国首席海军大臣赛尔邦的书信中窥见一斑：“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也正因如此，英国在取得美国合作、避免与美冲突方面才显得不遗余力，美国则充分利用实力和外交两大手段争取海权。华盛顿会议使美国有权建设一支和英国基本相等的海军力量，二战初期，美国海军又接替英国皇家海军，执行保护大西洋航线的任务，标志着英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上霸权开始转入美国手中。所以，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不是单纯海军的发展赢得了平等地位，也赢得了海权。将海权作为赢得平等地位的途径的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有倒因为果之嫌。

与其说日本的战败是由于海权的丧失，不如说是其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差距。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五）

海权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问题。从一个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不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也只是实现大战略的一种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泡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以局部损害全局，造成大战略的严重失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海权问题上的“一叶障目”就是这种大战略失衡的典型。在分析海权“误区”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后起大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加以进一步思考，又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相比，后起的大国应更加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海权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此。

和个人一样，国家也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后起的大国更是如此。因为，新掘起的大国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国力的全面增长对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可能表现为传统安全哲学和外交哲学的改变。本来，理念随现实而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现实变化过于迅速时，理念与现实的吻合程度就受到影响，理念滞后或者超前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前者将束缚自己的手脚，白白错过发展的大好机会，后者导致战略上的好高骜远、不自量力。从历史上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也更危险，德意志帝国轻率地放弃了俾斯麦的传统路线，日本急于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都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这种理念的东西反映在大战略的制定上，首先就是确立战略目标的问题。目标的合理性来自对自身实力和潜力的正确判断，主要包括：

(l)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这绝不仅仅是有多少GDP或GNP的问题，还应具体看一下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链中所处的位置。

(2)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速度。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率绝对化。

在“起飞阶段”，国家往往能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既有资源重新配置、技术发展等诸多新因素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又与原先经济基数较低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超常”发展，不能完全作为预测日后发展速度的凭据。日本在80年代的失误之一，就足将“超常”当作了“正常”。客观评估本国的发展条件。一方面，要认清资源、幅员等硬性“家底”到底给自己创造了多少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到底允许自己发展到哪一步，另一方面，也应检验一下自身文化和民族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适的”，在多大程度上又只能影响一域。这样，后起的大国至少可以明确，它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世界性大国，甚至是世界领导者。

目标往往决定手段。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点，近现代的海权从一开始就与“施加全球影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有限海权”在概念上就很难成立。因此，如果后起大国追求世界性大国的地位，甚至谋求全球霸权，掌握海权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反之，如果其战略目标相对有限，追求的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确保一个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那么争取海权就不那么迫切。从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角度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要比耗费巨资夺取海权更有利于此种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外，即使将战略目标定为世界性大国甚或世界领导者，争取海权问题还将受到地缘环境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体上看，有两种情况不适合过于追求海权：一是处于陆海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上文已经指出了这类圉家在战略方向选择中的两难处境，如同时有陆地强邻存在，其地缘环境将更加复杂，片面追求海权的危险也更大，二是国家面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也就是说，在其海军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峡、岛链等自然障碍，战时很容易被敌方海军实施封锁。在这样的海洋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争夺海权都将是事倍功半，因而这类国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三大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在地理上是被分割的，难以相互支援。日俄战争时，俄太平洋舰队不足于对付日本海军，不得不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舰只进行“劳师远征”，结果当其赶到时，太平洋舰队已经覆灭，增援的分舰队也随之被歼。更重要的是，自然地理上的重重“瓶颈”使俄海军难以进人更广阔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的前出方向上有哈姆腊内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设得兰群岛等五道海上“隘口”；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需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个狭窄水道；而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则构成了俄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的天然障碍。俄罗斯对海权的追求从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开始，时间不可谓短，投入不可谓小，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地缘环境的制约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2．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是决定后起大国发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权同样应视此而定。

一个大国的兴起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而能否抓住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并以此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则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16世纪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创造力、冲击力使英国工商业急速发展，1 7世纪时英国在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法国。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英国更是扮演了“领跑人”的角色，而将技术创新及时转化为经济和国防优势，则使英国得以实现近百年之久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把握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沿的能力再次造成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德国抓住技术变革的前沿，迅速在光学、化学和电力等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相反，英国却缺乏应有的敏锐和进取。比如，英国的工业界轻视化学，认为这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英国化学家珀金在人造苯胺染料方面取得重大发现后，不得不寻求德国工业界的资助，而后者利用研究成果很快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这种在把握发展前沿能力上的差异是德国综合国力在20世纪初赶上英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赶超也同样得益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并充分发挥安全环境、社会结构、幅员和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日后问鼎世界霸权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当今世界，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一个后起大国更显重要。因为这是摆脱来自国际体系的整体制约，实现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的关键“突破口”。国防建设也是同样。实际上，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竞争焦点一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死抱着某一种“权”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属于战略上的“刻舟求剑”。比如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就是靠在新的竞争领域一一战略核力量上的均势，而不是盲目地与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同样，集中力量发展出“两弹一星”，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准确把握了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新焦点，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以战场感知、信息传递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几种核心能力为基础的“非接触作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而外层空间则变成大国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面对这一趋势，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以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为重点，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编制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适应性改造。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来说，能否赶上这一班车，能否在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途，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俄罗斯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的观点过于偏激的话，那么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美军“转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竞争绝不会沿着直线进行。接着同一种思路，对准同一个目标，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追赶，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把握竞争焦点的动态性，在改变竞争方向的“分叉点”上取得突破，是历史上所有成功赶超者的共同特点。德国的工业发展就不是瞄准英国的最强项而进行的，相反，正是通过化学、电力等新兴产业上占有先机，才得以实现赶超。苏联取得核均势也是同样。50年代初，美苏核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美国不仅在核弹头的数量上领先，而且在当时主要投掷I具一一远程轰炸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针对这种局面，苏联并没有以远程轰炸机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一方面制造假象，让西方认为苏联在加紧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同时暗地里集中力量发展另一种投掷工具一一弹道导弹。1 957年，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成功，同年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次年又领先部署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SS-6，从而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了一场所谓“导弹差距”恐慌。到1 970年，苏联尽管在战略轰炸机上仍远落后于美国(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27%)，但其陆基弹道导弹已达1 300枚，超过同年美国1054枚的数额，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均势基本形成。改变竞争途径，推动竞争重点的转移，又一次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3．充当现有世界拓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对海权的追求必须服从这一全局。

随着实力增长和利益扩大，后来兴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世界霸权国发生矛盾与摩擦，某种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此类国家成为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者，就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倔起是大量必然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实现。

在最初阶段，主要挑战者自身羽毛末丰，而对的却是一个实力仍处鼓峰状态的强大对手，而且，该对手往往还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他危害较小的挑战者协调矛盾甚或与之联手，进一步改善己方处境。古语有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在这种“不对称”态势下勉强出头，硬拼硬闯，无疑是取祸之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均未逃脱这一结局。

不充当主要挑战者，并不意味着放弃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更不是画地为牢，自我捆绑。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后起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后起的大国而言，即使没有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愿望，成为主要挑战者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二是人为的推动。不仅是世界霸权国可能塑造一个“主要敌人”，其他的强国也可能借机推波助澜，从中渔利，至少一战前英德矛盾激化的背后就有法俄，特别是法国的运作在起作用；三是战略思维的惯性。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下了著名的结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自此，“后起者必然挑战”便成为对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冲突的最简便的解释，列宁、莫德尔斯基、保罗·肯尼迪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并且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到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还在强调“每个年老的领导者都终将受到较年轻的、正在发展的竞争者的挑战，无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过去。”这种“理论”一旦真正用于指导行动，就很可能推动现实向这一方向发展，从而使“理论”变成预言，而且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面对这种情况，后起大国在选择发展领域、发展时机和发展途径时就不得不审时度势，谨慎行事。海权问题尤其如此。

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霸权国无一不拥有全球海权。由此产生了三个后果：在战略文化上，真正的海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甚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容他人染指；在战略态势上，尽管存在广阔的公海海域，海权却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固定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国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任何对海权的争夺只能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弃”，其他国家多一份，霸权国就少一份；在安全态势上，世畀霸权国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尤其敏感，因为这是进攻其本土的捷径之一。所以，后起大国选择海权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触动了霸权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很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这与不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整体考虑无疑是南辕北辙的。

4．后来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各种安全挑战，简单、直接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安全困境”。在复杂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选择。

后起大国的发展是深刻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疑虑、戒备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世界霸权国如此，其周边国家和整个大国群体都可能持同样的态度。同时，自身的实力又十分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因此，后起大国的安全系数往往呈V型曲线发展，也就是说，安全程度与发展程度在一定阶段内将成反比，安全系数随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下降。

这种安全挑战既来源于利益的扩大和保护利益的手段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也有复杂的国际政治逻辑在起作用，简单的方式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如果一味强调“以实力求安全”，或者奉行“利益走向哪里，军事力量就走向哪里”的原则，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各种忭疑和戒心，使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著名的“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自身实力，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造成后者采取同样的方式寻求安全，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二次大战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陛大国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却“增强了俄国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加强了俄国更加有力地控制东欧缓冲带的决心，瓦解了俄国国内在德国政策上的温和派，并导致苏联领导人制定了他们自己应急的制造原子弹计划”。而苏联反应则被美国视为是其敌意的进一步证明，从而加紧遏制政策，美苏军备竞赛全面展开。在这场两败俱伤的竞争中，作为后起大国的苏联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却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巨额的军费支出成为其最终解体的主因之一。

要避免这种安全困境，最重要的也许是安全思维上的修正。换言之，就是从完全“自助”的安全原则中走出来，改变原先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做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点对后起大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然，鼓吹海权的人士也认为全球化要求“全新的安全哲学”，但看到的只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得出的结论是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在19世纪隶就盛行一时，谈不上“新”，而且很容易陷入上面所说的“安全困境”，同时，也完全误解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影响。

实际上，全球化越是深入，主权国家就越是紧密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与外界的安全关系也必然进一步扩展并趋向复杂。一方面，影响国家生存的因素从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环境、文化和信息等其他领域，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手段也随之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利益的渗透和交叉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整体性特征。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以完全“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安全，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复杂性和整体性同时增强的现实，正促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多地进行协调，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将安全上的“自助”和“他助”结合起来，正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有效手段。冷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证明。

后起大国的安全思维更应向这一方向发展。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过于直接的方式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作一定的战略迂回是必要的，甚至往往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捷径。表面上看，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似乎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安全交由他国保证，往往给人被动之感，实际上，只要基本条件成熟，这种被动可以降低后起大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戒心，因此反而可能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应该看到，在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增强的情况下，无论是确保生存还是寻求发展，直线性的政策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这个告诫很发人深省。

（现代舰船2005-8B 徐弃郁）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2/41258098_0.shtml

无敌舰队的失败，使西班牙海军一蹶不振，英国从此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海上霸主.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一）

20世纪末，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他的进程使国人再度将目光投向海洋，对海权的重视被捉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是好事。但过度的推崇却将海权推向了一种“绝对”地位，说轻了，这会混淆认识，说重了，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海权进行理性的反思，澄清其中的盲点，确有必要。

有观点强调：海权决定历史，其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仍是如此。

毋庸置疑，海权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出版后，对海权的理性认识也得到迅速提高，获取和保持海权成为一些主要大国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可以说，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海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陆权，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后来的制空权。

然而，地位的显赫并不代表海权能够“决定”历史。这种海权决定历史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的实例，英国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先后确立是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历史根据。

二是海权本身的功能，因为据说和其他“权”相比，海权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点。

先看一下历史。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迈向海洋霸主的宝座，在17和18世纪，英国依靠海军力量打赢丁几乎所有的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19世纪又成功挫败了拿破仑法国的挑战。这似乎说明是海权实现了“英国治下的和平”。但这只是表面。英国在20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然而海军的费用远比陆军昂贵，外交则需要巨额的资金作支持（英国在17、18世纪频繁为外国政府提供的“补助金”令人印象深刻）。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

推崇海权的人士喜欢以拿破仑的失败作为例子，但这也恰恰最能说明英国综合国力优势的决定性作用。拿破仑由于不拥有制海权而不能直接进攻英国，这是事实。但不能在英国登陆并不意味着不能打败英国。拿破仑的战略是实施“大陆封锁”，从经济上使英国“窒息”。本来，对英国这样一个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国家来说，这种战略应该可以奏效。可英国坚持了下来，除了制海权使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与那些未受“大陆封锁”或美国“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的贸易来维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英国的综合国力。当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将这场战争打下去；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优势使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远远强于法国，而且使英国在整个资本主义商品链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排斥了英国的欧洲市场自然坚持不了多久，走私贸易很快在“大陆封锁体系”上打开了越来越大的漏洞。如果说这里面有走私船的功劳，还与海权沾上一点边的话，那么俄国的选择可以说是纯粹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1807年俄国参加大陆封锁后很快就遇到了困难，其国内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也需要出口粮食、木材和大麻纤维，而在这一点上，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英国的拿破仑法国是无法满足的。三年后，俄国就断然退出了这一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再加上西班牙的公开反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就名存实亡了。

因此，就对历史的“决定”程度而言，海权至少应该排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之后。

再看一下海权的功能。从马汉开始，很多人都列出了海权所谓“独一无二”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军事上，拥有海权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在沿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而不掌握海权的一穷则缺乏反击手段，只能被动防御。因此海权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投送的单方面优势，确保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第二，在经济上，海运的成本比陆路低，特别是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上具有优势，因而海权是组织远距离贸易和跨地区生产的必要基础。第三，更重要的是，海洋是一片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的广阔“公地”，海权可以实现“全球到达”，从而成为迈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必由之路。

首先应指出，这些功能本身都是以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为背景才形成的。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当雅典败于斯巴达，伽太基败于罗马的时候，这些功能几乎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显的。从13世纪开始，有两个因素开始改变海权的命运。一是在航海设备、航海知识、造船和海军装备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海上力量的机动范围、火力打击范围和运载量有了飞速提高；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材料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控制海洋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种功能才逐步显露。

其次，即便这些功能已经形成，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比如，第一点在历史上就不是海权的专利。当亚欧大陆中部的游牧民族耐周围农耕文明人侵时，马匹资源和广阔的地形也同样形成了这种力量投送和机动的单方面优势。比如匈奴人可以“自由”地侵扰汉帝国的边境地区，汉朝的反击则需养精蓄锐数十年，才能“深入大漠两千余里”，即使如此，匈奴的力量依然得到保存，当汉帝国衰弱时就卷土重来，甚至一度入主中原。公元七世纪开始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是将沙漠作为他们的海洋：“他们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而20世纪出现的空权在这一点上更是超过了海权：“（海洋）的质地到处一样，各处表面都同样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线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实现……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20世纪末，控制外层空间也逐渐起到同样的作用，而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越是发展，制太空权的意义就越是重要，2002年的美国国’防报告明确指出信息优势主要依赖空间能力，并计划将更多的军事信息系统向外层空间转移。如果再在外层空间部署天基火力平台的话，那么拥有制太空权的国家就可以对全球的任何地点实施“单向”打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制太空权带来的军事主动权将远远超过诲权。如果忽视这些事实，可以追求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性质还是服务于制海权”，就容易出现海权服务于陆权的对海权“用情专一”的误区。

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特点”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一些。可陆地和空中运输的发展、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使海权对经济的“独特”作用受到削弱。这在麦金德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体现；在“全球到达”上，对外层空间这片比海洋更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公地”的争夺也在动摇着海权的地位。总之，即使海权在历史上一度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那也是以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为背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作用的特殊性和绝对性应该说是有所下降。所以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二）

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

在一百年前，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确是开辟市场、保障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手段。但人毕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把一百年或是五十年以前的“真理”来套用当今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正确，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各国利益相互依存的日益增长迫使彼此之间加强政治经济协调，使国际竞争趱来越多地在一定规范和制度框架下进行。这种相对的“有序化”进程当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甚至也没有在本质上降低军事力量的“后盾”作用，但是和以往相比，国际竞争毕竟不那么野蛮了。应该承认，战争作为赢得竞争的一种手段，其效果已不如从前，使用条件也受到更多限制。海权自然也无法回避这种影响。比如，美国在促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再像当年的佩里那样用舰队，而只能更多地通过政治和经济途径施加压力。在与欧盟的贸易纠纷中，美国拥有的海权也同样帮不上忙。实际上，即使在处于“无序竞争”状态的18、19世纪，海权打开的也只是广大落后地区的市场，对于争取列强彼此的国内市场却从未真正起过作用。当今世界，试图在获得海权与开拓国际市场之间创造什么因果联系的努力更是归于徒劳。

还有一个是能源等战略性资源的海上运输线问题。中国石油消费三分之一以上依赖进口这一现实，使不少人大声疾呼保障海上战略通道的必要性，而发展海军、夺取制海权似乎成了惟一的对策。对此，首先应该承认，强大的海军对于维护海上战略运输线安全而言无疑是十分有效的，而这本身就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些事情还需进一步推敲。由于战略性的海上运输线都是国陈通道，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爆发地区性危机），航线的安全往往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并不需要某一国家（当然不是最大海权国）用自己的海军去单打独斗。而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当它的海上战略运输线真正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时，实际已经处于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威胁的来源和战争对象都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解决不了问题。历史上，法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先后拥有过“世界第二”的海军，但一旦与作为第一海军强国的英国开战，仍摆脱不了被封锁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海军实力是英国的二分之一，但除了在设得兰群岛海域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外，整个大战期间都呆在港口中无所事事。战败后，这支仍居“世界第二”的舰队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凿沉。因此，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从根本上说，对海权的这种“误区”折射出来的是包含着三个“绝对”的安全逻辑：第一是“绝对安全”，就是所有的利益都必须在完全的控制之下，第二是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就是控制者必须是自己，第三是安全上的“绝对手段”，就是将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安全的惟一手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而要一个后起的国家奉行这种安全逻辑，就不仅显得荒谬，而且容易重蹈历史覆辙。

英国和荷兰海军在三次英荷战争中进行了惨烈交锋，荷兰一度将英国海军打得几乎覆灭。然而，最终迫使让荷兰将海权让给英国的却是法国陆军。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三）

有观点认为：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拥有多少海权。马汉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献出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近代史上的英国和现代史上的美国都具备了这样的先天条件。相反，对于置身于沿海和陆地这种双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国家而言，其安全威胁来自多个方向，难以集中力量争夺海权，而且，即便夺取了海权，在陆地方向也是“漏风”的，因而往往是昙花一现。

17世纪的荷兰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一地位经过1652-1674年的三次英荷战争后结束。但是，摧毁荷兰海权的并不是英国海军，而是法国的陆军。荷兰在第二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均大败英国海军，但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法军从陆路攻入荷兰，几乎攻陷阿姆斯特丹，迫使荷兰投靠英国，以海权换取自己的生存权。

法国的经历也是同样。在大臣柯尔贝尔的努力下，“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度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占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但海陆双重地理特征闻样使法国的海权带有很大的脆弱性。舰队无法保证漫长的陆地边晃，法国不得不把陆权放在海权之上，因为来自海上的进攻可能只影响其发展，而陆上进攻则可直接威胁其生存。这种脆弱地位可以用法国政府在1755年的一句名言做总结：“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如果说，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国的海权构成了潜在威胁的话，那么同时法国追求陆上霸权的政策则使其加速变成现实的致命弱点。在渴望陆上扩张的国防大臣卢瓦的推动下，路易十四对邻国奉行侵略政策，引起强烈反弹。在“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中，几乎其所有的邻国都加入英国一边对法国作战，同时应对海陆两个方向的挑战则造成法国疲于奔命，国力严重透支。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法国海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重要的海上贸易线和海外领地多数被英国夺取，海权开始变得遥不可及。在18世纪中期，法国又拥有了与英国几乎相当的海上力量，结果，英国采纳国务大臣老威廉·皮特的主张，利用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在陆地上牵制住法国，自己则集中力量削弱法国海军，使法国的海权梦想再次破产。

除了在争取和保持海权方面的“先天”困难外，具有海陆双重自然地理身份的国家盲目追求海权还可能反而危及自身的发展和坐存。因为这类国家不可能完全确保陆地疆界的安全，而在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不仅将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难免造成多面树敌，甚至可能促成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联手。如果这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那么这种反弹和打压很可能来自当时的世界霸主及其陆上盟国，局面也更危险。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深谙德国所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因而在开拓“海外事业”上谨慎克制，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而俾斯麦解职后，德皇威廉二世等人不顾法俄在陆上对德国构成安全压力这一现实，开始转向“世界政策”(Worldpolitik)，一味追求海外扩张。1897年出任海军大臣的提尔皮茨更是“大海军”的狂热鼓吹者。此人曾亲自组织翻译和出版马汉的著作，提高国内的“海权观念”，并大力扩充德国海军，与英国争夺海上优势。本来，英德关系虽然已经由于德国的倔起而变得微妙，但英国更担心法俄，特别是俄国向印度方向的扩张，而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则使整个大英帝国乃至英国本土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从而把英国的敌意一步步吸引到自己头上。这样，德国在欧洲大陆保持优势的同时又向英国的海上霜权挑战，不仅“旧怨”末解，而且又添“新仇”。英国一方面与德国开展海军竞赛，另一方面与法俄协调矛盾，联手制德，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1918年的战败，不仅“世界政策”和“海权”烟消云散，德国的整个“发展前途”也罩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阴影。

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四）

有的观点认为：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这是与霸权国形成真正平等的“朋友关系”的基础。

这几乎就是提尔皮茨理论的翻版。他在19世纪90年代时就提出，一旦德国的舰队强大到“哪怕是一支更强的海军也不能轻易将其制服”的时候，英国不仅不会冒险与之对抗，反而会对德国的态度更友好一些。这就是发展大海军的“结盟价值”。就德国政府而言，追求海权的最初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在殖民地等事务上加强与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想法所引发的现实后果在上面已经说过，历史学家泰勒的话在这里可以作为总结：“他们（指德国人）永远不了解，除非他们能够真正在海军建设上超过英国，这一海军竞争的惟一效果就是使英国人同他们交恶。

再看一下英美的关系。国内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正是靠发展海军才冲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迫使英国以美国为朋友并与之分享海权。

对此，本文不便再重复一些历史常识，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西班牙当时已十分衰弱，无力参加任何对美国的“海上封锁”；

第二，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因而也不存在对美国的封锁。如果说存在英国对美国东海岸的海上封锁，那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同时也不让英国等欧洲国家染指美测，这就是“门罗主义”。而美国的主要突破是在欧洲列强的争夺尚未形成定局的太平洋方向，采取的是“门户开放”。在这里，美国的扩张不仅不会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反而对英国有所帮助，比如在萨摩亚群岛的争夺中，美国就与英国联手抗衡德国。这样，在大西洋，美国由于自我关闭而获得安全，在太平洋，则由于安全而放手扩张。因此，美国的成功实际是大战略上的成功，而不是争夺海权的成功。所谓西奥多·罗斯福靠扩建海军来打破“封锁”是一个英雄神话；

第三，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对美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友好，甚至是迁就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02年对委内瑞拉的“要债远征”。英国是此次远征的发起人，德国只是合伙，在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后，英国却将责任和怨气放到德国头上，以保住与美国之间的“友谊”。英国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当时美海军实力仅相当于英国的31%，排在法俄之后，到1910年也只相当于英国的38%。真正迫使英国小心处理对美政策，并最终形成英美平等关系的，是美国在海军方面的潜力，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在内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1900年时，美国的钢铁产量是英国的260%，能源消耗是英国昀145%，工业潜力是英国的127%，到1913年，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到413%，272%和235%。从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来看，1900年英国占18.5%，美国占23.6%，1913年英国下降到13.6%，而美国则上升到32.0%。这种综合国力差距对英国对美政策的影响可以从英国首席海军大臣赛尔邦的书信中窥见一斑：“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也正因如此，英国在取得美国合作、避免与美冲突方面才显得不遗余力，美国则充分利用实力和外交两大手段争取海权。华盛顿会议使美国有权建设一支和英国基本相等的海军力量，二战初期，美国海军又接替英国皇家海军，执行保护大西洋航线的任务，标志着英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上霸权开始转入美国手中。所以，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不是单纯海军的发展赢得了平等地位，也赢得了海权。将海权作为赢得平等地位的途径的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有倒因为果之嫌。

与其说日本的战败是由于海权的丧失，不如说是其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差距。

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五）

海权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问题。从一个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不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也只是实现大战略的一种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泡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以局部损害全局，造成大战略的严重失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海权问题上的“一叶障目”就是这种大战略失衡的典型。在分析海权“误区”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后起大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加以进一步思考，又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相比，后起的大国应更加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海权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此。

和个人一样，国家也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后起的大国更是如此。因为，新掘起的大国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国力的全面增长对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可能表现为传统安全哲学和外交哲学的改变。本来，理念随现实而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现实变化过于迅速时，理念与现实的吻合程度就受到影响，理念滞后或者超前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前者将束缚自己的手脚，白白错过发展的大好机会，后者导致战略上的好高骜远、不自量力。从历史上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也更危险，德意志帝国轻率地放弃了俾斯麦的传统路线，日本急于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都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这种理念的东西反映在大战略的制定上，首先就是确立战略目标的问题。目标的合理性来自对自身实力和潜力的正确判断，主要包括：

(l)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这绝不仅仅是有多少GDP或GNP的问题，还应具体看一下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链中所处的位置。

(2)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速度。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率绝对化。

在“起飞阶段”，国家往往能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既有资源重新配置、技术发展等诸多新因素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又与原先经济基数较低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超常”发展，不能完全作为预测日后发展速度的凭据。日本在80年代的失误之一，就足将“超常”当作了“正常”。客观评估本国的发展条件。一方面，要认清资源、幅员等硬性“家底”到底给自己创造了多少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到底允许自己发展到哪一步，另一方面，也应检验一下自身文化和民族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适的”，在多大程度上又只能影响一域。这样，后起的大国至少可以明确，它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世界性大国，甚至是世界领导者。

目标往往决定手段。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点，近现代的海权从一开始就与“施加全球影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有限海权”在概念上就很难成立。因此，如果后起大国追求世界性大国的地位，甚至谋求全球霸权，掌握海权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反之，如果其战略目标相对有限，追求的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确保一个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那么争取海权就不那么迫切。从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角度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要比耗费巨资夺取海权更有利于此种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外，即使将战略目标定为世界性大国甚或世界领导者，争取海权问题还将受到地缘环境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体上看，有两种情况不适合过于追求海权：一是处于陆海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上文已经指出了这类圉家在战略方向选择中的两难处境，如同时有陆地强邻存在，其地缘环境将更加复杂，片面追求海权的危险也更大，二是国家面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也就是说，在其海军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峡、岛链等自然障碍，战时很容易被敌方海军实施封锁。在这样的海洋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争夺海权都将是事倍功半，因而这类国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三大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在地理上是被分割的，难以相互支援。日俄战争时，俄太平洋舰队不足于对付日本海军，不得不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舰只进行“劳师远征”，结果当其赶到时，太平洋舰队已经覆灭，增援的分舰队也随之被歼。更重要的是，自然地理上的重重“瓶颈”使俄海军难以进人更广阔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的前出方向上有哈姆腊内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设得兰群岛等五道海上“隘口”；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需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个狭窄水道；而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则构成了俄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的天然障碍。俄罗斯对海权的追求从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开始，时间不可谓短，投入不可谓小，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地缘环境的制约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2．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是决定后起大国发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权同样应视此而定。

一个大国的兴起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而能否抓住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并以此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则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16世纪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创造力、冲击力使英国工商业急速发展，1 7世纪时英国在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法国。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英国更是扮演了“领跑人”的角色，而将技术创新及时转化为经济和国防优势，则使英国得以实现近百年之久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把握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沿的能力再次造成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德国抓住技术变革的前沿，迅速在光学、化学和电力等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相反，英国却缺乏应有的敏锐和进取。比如，英国的工业界轻视化学，认为这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英国化学家珀金在人造苯胺染料方面取得重大发现后，不得不寻求德国工业界的资助，而后者利用研究成果很快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这种在把握发展前沿能力上的差异是德国综合国力在20世纪初赶上英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赶超也同样得益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并充分发挥安全环境、社会结构、幅员和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日后问鼎世界霸权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当今世界，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一个后起大国更显重要。因为这是摆脱来自国际体系的整体制约，实现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的关键“突破口”。国防建设也是同样。实际上，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竞争焦点一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死抱着某一种“权”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属于战略上的“刻舟求剑”。比如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就是靠在新的竞争领域一一战略核力量上的均势，而不是盲目地与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同样，集中力量发展出“两弹一星”，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准确把握了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新焦点，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以战场感知、信息传递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几种核心能力为基础的“非接触作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而外层空间则变成大国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面对这一趋势，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以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为重点，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编制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适应性改造。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来说，能否赶上这一班车，能否在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途，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俄罗斯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的观点过于偏激的话，那么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美军“转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竞争绝不会沿着直线进行。接着同一种思路，对准同一个目标，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追赶，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把握竞争焦点的动态性，在改变竞争方向的“分叉点”上取得突破，是历史上所有成功赶超者的共同特点。德国的工业发展就不是瞄准英国的最强项而进行的，相反，正是通过化学、电力等新兴产业上占有先机，才得以实现赶超。苏联取得核均势也是同样。50年代初，美苏核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美国不仅在核弹头的数量上领先，而且在当时主要投掷I具一一远程轰炸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针对这种局面，苏联并没有以远程轰炸机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一方面制造假象，让西方认为苏联在加紧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同时暗地里集中力量发展另一种投掷工具一一弹道导弹。1 957年，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成功，同年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次年又领先部署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SS-6，从而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了一场所谓“导弹差距”恐慌。到1 970年，苏联尽管在战略轰炸机上仍远落后于美国(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27%)，但其陆基弹道导弹已达1 300枚，超过同年美国1054枚的数额，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均势基本形成。改变竞争途径，推动竞争重点的转移，又一次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3．充当现有世界拓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对海权的追求必须服从这一全局。

随着实力增长和利益扩大，后来兴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世界霸权国发生矛盾与摩擦，某种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此类国家成为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者，就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倔起是大量必然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实现。

在最初阶段，主要挑战者自身羽毛末丰，而对的却是一个实力仍处鼓峰状态的强大对手，而且，该对手往往还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他危害较小的挑战者协调矛盾甚或与之联手，进一步改善己方处境。古语有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在这种“不对称”态势下勉强出头，硬拼硬闯，无疑是取祸之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均未逃脱这一结局。

不充当主要挑战者，并不意味着放弃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更不是画地为牢，自我捆绑。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后起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后起的大国而言，即使没有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愿望，成为主要挑战者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二是人为的推动。不仅是世界霸权国可能塑造一个“主要敌人”，其他的强国也可能借机推波助澜，从中渔利，至少一战前英德矛盾激化的背后就有法俄，特别是法国的运作在起作用；三是战略思维的惯性。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下了著名的结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自此，“后起者必然挑战”便成为对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冲突的最简便的解释，列宁、莫德尔斯基、保罗·肯尼迪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并且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到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还在强调“每个年老的领导者都终将受到较年轻的、正在发展的竞争者的挑战，无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过去。”这种“理论”一旦真正用于指导行动，就很可能推动现实向这一方向发展，从而使“理论”变成预言，而且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面对这种情况，后起大国在选择发展领域、发展时机和发展途径时就不得不审时度势，谨慎行事。海权问题尤其如此。

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霸权国无一不拥有全球海权。由此产生了三个后果：在战略文化上，真正的海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甚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容他人染指；在战略态势上，尽管存在广阔的公海海域，海权却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固定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国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任何对海权的争夺只能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弃”，其他国家多一份，霸权国就少一份；在安全态势上，世畀霸权国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尤其敏感，因为这是进攻其本土的捷径之一。所以，后起大国选择海权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触动了霸权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很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这与不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整体考虑无疑是南辕北辙的。

4．后来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各种安全挑战，简单、直接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安全困境”。在复杂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选择。

后起大国的发展是深刻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疑虑、戒备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世界霸权国如此，其周边国家和整个大国群体都可能持同样的态度。同时，自身的实力又十分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因此，后起大国的安全系数往往呈V型曲线发展，也就是说，安全程度与发展程度在一定阶段内将成反比，安全系数随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下降。

这种安全挑战既来源于利益的扩大和保护利益的手段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也有复杂的国际政治逻辑在起作用，简单的方式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如果一味强调“以实力求安全”，或者奉行“利益走向哪里，军事力量就走向哪里”的原则，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各种忭疑和戒心，使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著名的“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自身实力，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造成后者采取同样的方式寻求安全，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二次大战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陛大国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却“增强了俄国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加强了俄国更加有力地控制东欧缓冲带的决心，瓦解了俄国国内在德国政策上的温和派，并导致苏联领导人制定了他们自己应急的制造原子弹计划”。而苏联反应则被美国视为是其敌意的进一步证明，从而加紧遏制政策，美苏军备竞赛全面展开。在这场两败俱伤的竞争中，作为后起大国的苏联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却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巨额的军费支出成为其最终解体的主因之一。

要避免这种安全困境，最重要的也许是安全思维上的修正。换言之，就是从完全“自助”的安全原则中走出来，改变原先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做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点对后起大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然，鼓吹海权的人士也认为全球化要求“全新的安全哲学”，但看到的只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得出的结论是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在19世纪隶就盛行一时，谈不上“新”，而且很容易陷入上面所说的“安全困境”，同时，也完全误解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影响。

实际上，全球化越是深入，主权国家就越是紧密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与外界的安全关系也必然进一步扩展并趋向复杂。一方面，影响国家生存的因素从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环境、文化和信息等其他领域，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手段也随之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利益的渗透和交叉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整体性特征。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以完全“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安全，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复杂性和整体性同时增强的现实，正促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多地进行协调，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将安全上的“自助”和“他助”结合起来，正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有效手段。冷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证明。

后起大国的安全思维更应向这一方向发展。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过于直接的方式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作一定的战略迂回是必要的，甚至往往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捷径。表面上看，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似乎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安全交由他国保证，往往给人被动之感，实际上，只要基本条件成熟，这种被动可以降低后起大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戒心，因此反而可能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应该看到，在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增强的情况下，无论是确保生存还是寻求发展，直线性的政策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这个告诫很发人深省。

（现代舰船2005-8B 徐弃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