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霸权与中国外交的再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4:55:35
作者: 李寒秋:新青年论坛:www.xinqingnian.net/bbs
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两个月,在《读书》杂志(十一期)和因特网上读到了一系列分析科索沃战争和我国使馆被炸事件的文章——乐钢先生的《解构科索沃》、温铁军先生的《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圆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和《回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王建先生的《从我国使馆被炸和科索沃危机看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和盛洪先生的《为什么不是意外》。读后茅塞顿开,对诸位专家的高论有五体投地之感。

在下孤陋寡闻,后知后觉,当时也是一名“阴谋论”(即将科索沃战争与中国使馆被炸事件看作是美国将以武力一统世界,同时消灭中俄两国的实战演习)的积极宣传者。特别爱将美国以人权为大旗一统世界的妄想与十六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以天主教为大旗一统欧洲与世界的野心相提并论,提倡均势外交,中俄结盟,以制约与削弱美国。看了大师们的文章,方知自己所见浅薄。再重读基辛格博士的《大外交》,又有新的收获。把它写出来,也算是班门弄斧,狗尾续貂吧!

其实美国的对外政策远非我辈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粗暴,它早已度过了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帝国主义初级阶段。扬弃了当年的种族清洗与贩毒贩奴蓄奴的野蛮行径,进化到了以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优势为后盾,运用政治话语、军事、媒体、流行文化、高科技与金融等霸权,来号令盟国,铲除异己,追求超额利润与全球性影响力的帝国主义最高阶段。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其文明与先进程度岂是历史上那些野蛮疯狂的大帝国可比?“阴谋论”者做如是之观简直是坐井观天,面壁求道,完全小看了山姆大叔。

但是从更加广博的视野看来,“阴谋论”虽然不符合事实,它的提出却符合人性的规律。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实相比,人性有其持久不变的内容,是人们观察、思考与行动的出发点。因此,人性才是我们应当时刻关注的首要事实。

而所谓人性就是:其一、在感觉上以自我为中心,在思想上倾向于走极端,在行动中倾向于使用暴力;其二、心理上的自我神圣化,表现在决不承认自己在知识、道德与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认为自己是或者应当是全知全能,随时随地都要求对任何疑问有正确与圆满的答案,实践经验不足就要求用理论说明,理论不足就要发挥想象力去补充;其三、人们全心全意关注的是对财富、权势与荣耀的争夺,拥有的就极力维护,没有的就拼命争夺,在这方面一旦受到损害或侮辱就将永世不忘,时刻准备报复;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决不承认有客观人性的存在,以种种理论来掩盖,以种种行动去歪曲。“阴谋论”的提出体现了上述的每一点。

其实,虽说“阴谋论”不符合事实,但谁又会对真正的事实感兴趣?对于外交斗争来说,最大的事实就是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与利益角逐。“阴谋论”以人性为基点,关注到了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比所谓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阴谋论”值得重视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一种过度反应,是行动的指南与前奏,将改变权力结构。

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弱国感受到了强国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威胁,便联合起来,削弱强国,以求自保。至于强国到底是何意图,谁又会去关心?强国对弱国的威胁一天不消除,弱国一天都寝食难安。一旦强国被打倒或者被削弱,它的种种罪名都将盖棺定论、永不翻案。

当年的哈布斯堡帝国与拿破仑帝国也许都有兼善天下的热情,德意志第二与第三帝国则未必有统治世界的野心,现在的人明白了这些幽怨又于事何补?

不同时代的阴谋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它们的主题无一例外都是指向当时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国家。现在同样的疑问摆在了美国的面前,美国又做出了何种令人信服的姿态与采取何种实质性的措施让所有受到它威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消除不安全感?从这个意义说来,美国应对“阴谋论”的产生负最大的责任。无论是“春秋责备贤者”,还是“朝廷家原有挂误的”,都不算冤枉了它!

美国应该知道,纵然它富有四海,威加宇内,它也控制不了人们的感受与想象力。美国既然不愿意尊重人性,自我克制,以消除敌意与减少冲突(黑体字均为作者所用)。那么弱国出于强烈不安全感的,得出种种阴谋论的“合理”结论,并且在这些结论的驱使下采取极端的行动,由此导致的一切惨烈后果都只能由美国负责!

至于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的动机,我同意温、王二位先生的意见,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它使用的是隐真示假的连环计,表面上看来是在挥舞人权大旗,制止所谓的种族清洗;再一分析觉得是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最后才会发现是在玩弄与误导欧盟,其最主要的目的是遏制欧盟一体化的势头,击退欧元对美元霸权的挑战。炸中国使馆无非是火候未到,再添一把柴,当然也可理解为美国打算以此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战略,逼中国加入军备竞赛。而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在它精心策划的这场闹剧中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时决不允许中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保持有利的战略地位。一定要将中国拉进去陪练过招,把局面搞得更加混乱,来更好的掩盖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与完成美国的预定目标。由此可见美国统治集团真是胸怀宇内,气吞六合,把人世间的一切,宗教信仰、民族感情、国家尊严、良知与正义感都当作争权夺利的筹码,更不要说军事与经济实力了。

他们在外交斗争中处变不乱,处乱不惊,乘机捣乱,乱中取利,显示出了永保霸权的高度自信与维护霸权的娴熟技巧。在中国的军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借人头一用,让中国人徒唤奈何。当然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大国的对峙中,被其它大国首先是美国所忌恨与攻击,这也正是大国地位的标志,所谓“不招人忌是庸才”嘛。在科索沃战争中,怎么不见美国“误炸”那些它一贯痛恨的“恐怖主义国家”如伊朗、利比亚的使馆?

中国目前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非常类似于俾斯麦领导下的统一后的德国。两国都曾在较长的时期内分别握有东亚和欧洲的霸权,都曾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由其它大国刻意安排的分裂与衰弱局面,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重获统一。统一后前程远大,雄心再现,经济与军事实力高速发展,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再度增强。这引起了其它国家的疑虑与猜测,尤其是老霸权国家——当年的英国与现在的美国的极度不满与不安。

而在美国及一切反华势力看来,中国只有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方面做出根本的妥协,自损实力,彻底消除改变秩序的欲望与能力才有可能消除他们的不安与不满。光有永不称霸的表态和所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行动还不够,最好是按西方人的愿望和某些台湾新人类的设计被大卸八块才好(这种结果对于中国人民与政府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这样偏执恶毒,从不理会中国政府的善意表示,是因为对于外交斗争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权力结构,而非关注意图。

这就是说,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大国能量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主观上做出的不出头的表示不能改变这个客观存在,除非中国愿意让西方国家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因此,在大国争斗的棋局中,中国作为一枚有分量的棋子,将不断的被其它大国首先是美国所算计与试探。这种棋局永远也不会结束,也不要指望可以全身而退,置身局外。有意或无意忽略权力结构的存在,试图调和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是不现实的。我们过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与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这一套均势外交手段对我们来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中国自从姬周宗法与联姻制天下奠定了中国人的政治道德信仰与伦理关系准则尤其是秦汉大一统结束了列国林立与纷争的局面以来,其文明形态一直是王朝天下。由此而产生了种种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如和为贵,让为先;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并且更进一步,由这些个人道德修养与人际关系伦理逐级放大而形成了一种天下观。我们的祖先以息争和模糊权利界限的手法成功的化解了历史上中国文明区内各个利益集团的必然冲突,使之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内,历时三千年之久。中国文明的所得与所失都是体现在此,到现在这种天下观和这种手法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牺牲才把原来的中国文明区改造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却发现我们的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原有的观念。我们对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以锱铢必较的风格参与国际利益角逐,总感名不正,言不顺,自觉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无比珍爱的是“以德服人”与“仁者无敌”的古老幻想;我们在自己极为贫穷的情况下依然愿意保持“厚往薄来”慷慨大方;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一体化都满怀憧憬与向往;一再标榜自己不谋私利,期待着以诚信的态度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其实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民早就是各为其国,各谋其利了。从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各个阶层的反应来看,可以说是空前团结。因为他们对什么是美国的利益以及自己可在其中分得多少红利心知肚明,绝少有人吃里扒外,去主持正义。

在中国历史上,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王朝一直在对周边落后地区进行文化传播与同化。其手段与西方民族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相比较为和平,抱有天下一家的善意,尤其是最后泯灭了种族与文化界限。因此我们曾经一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的宣传抱有幻想,以为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也会像中国人一样崇尚与人为善(胡适当年还发过让日本人打进来,像同化满洲人一样同化他们的怪论)。这种善意的心态如今又移情到了美国身上。我们以为,美国也会对落后民族抱有教化,救济与共享太平之福的慷慨大方。却不料它像当年的德国一样,只有斤斤计较,巧取豪夺的恶毒心肠与以势压人,以力服人的野蛮风格。

我们认为曾经跟美国联手遏制苏联,就会有所谓的战友情谊。为了永远延续这种友好情谊,我们不惜在实质性的国家利益方面做出让步,以期得到礼尚往来的回应。这其实是把私人的人际关系准则无条件地等同于国际关系准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向认为国家利益至上,结盟与敌对都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今天的盟友往往就是明天的敌人,目的达到即可翻脸不认人。

我们曾一厢情愿的认为外资流入中国是国际友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对外贸易是广交四方朋友,大量派出留学生是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经验。而不太愿意去正视外资对中国的严厉盘剥,国际贸易中的不公正规则以及向某国大量派遣留学生与使用某种外语,将有助于加强某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我们也很少认为,接受哪国的投资,给予哪国优惠贸易政策甚至向哪国派遣留学生及使用哪种外语也是外交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政策将影响到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将改变权力格局。

在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际化其实就是美国化,走向世界就是走向美国。我们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然接受了美国的语言、美国的文化品味和其它的美国货色。我们对美国独霸世界只做出了表面上的反对,以为会被美国完全接纳或得到美国的宽容对待。就象历史上中国周边落后民族一旦接受汉语、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威后,马上就会被中原民族看作一家人一样。却不料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照样是声色俱厉。我们愿意敞开心怀直言中国面临的巨大困难,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广泛交流最终能够消除误会,不料这一切都没有回报。我们总感到委屈——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其实,中美之间的冲突既非出于误会,也非沟通不良,而是由于美国维护其意识形态的一贯正确性,转移国内矛盾,归根结底是保持霸权的需要。

美国的意图很清楚,一方面通过广泛结盟,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来压制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势,消除中国改变国际统治秩序的欲望。两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遏制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它现在以一种绝对正确与不容置疑的风格向全世界强行推广美国式的人权、法律和其它一切美国的价值观,究其实质这是基督教唯理主义狂热偏执,极度不宽容风格的一种表现。作为盎格鲁.萨克逊阴暗、冷酷、精明与势利的现实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嫡系传人,它早年的风格根本不是如此。

当年英国在欧洲纠集一切腐朽庸俗的现实主义政治力量,击败了唯理主义风格的,以自由、理性与普遍的人权为大旗的拿破仑大军。而它的美国子孙们则搞起了一场奴隶主与奴隶毒品贩子的抗税运动,虽然最后演变成为一场独立革命,其风格又何等温和、节制与平衡。弗吉尼亚种植园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华盛顿在当年欧洲大陆人民为自由与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时候,极力主张美国保持超然态度。并且警告美国永远不得以任何理由而与其他国家保持“永久性”的联盟关系,由此奠定了美国一百多年“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

当年的反拿破仑运动的急先锋,“全欧洲贵族,联合起来!”的倡导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曾经有言,“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而会失去其应有的力量,欲将客观之存在当作立法的对象,其结果是欲保障之事物反受束缚。”他的意思是说,人们能否享受与享受多少自由权利,是由权力结构的性质及其内部的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决定的,法律与宣言不过是一纸空文。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与拿破仑大帝将《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的原则强行推向全欧洲,无非是利用它们去争取民心,为争夺与维护霸权服务。

现在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的主流思想界和媒体将人权炒作得震天响,摆出一付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架势。但这些思想精英们却对英国与美国宪政史所体现出来的节制与平衡,保守与妥协的精神避而不谈;对英国一方面在欧洲维护均势,反对霸权,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贪婪攫取殖民霸权的矛盾政策与美国立国后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倡导民主自由,反对殖民统治,却将西半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双重标准讳莫如深;更不会提及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当年大搞种族清洗,贩毒贩奴蓄奴,残酷剥削与压迫国内的弱者与穷人和殖民地人民的丑恶的人权纪录了。他们无非是看上了人权这杆大旗极富诱惑力,人权这根大棒结实有力,可以鼓动很多人,更可以打死很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乱一切敌人的阵脚,来乱中取胜。他们可不会在一时冲动之下,自乱阵脚。象美国就决不会给予国内的土著民族印地安人、黑人及其他一切非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美国人以平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

美国把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原则向全世界推广,为的是掩盖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利益集团掠夺全世界的真相,并且是在刻意破坏弱国内部的团结。这些行为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其实在任何时代,世界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既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倡导的,同时也是最有利于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而个人主义原则深入人心的必然后果就是将培养一大批从感情上与思想上疏离母国的一切,对“先进”国家与文明顶礼膜拜的“皈依者”与“独行者”,因而必然会削弱弱国抵抗与打败强国所必需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在十六、十七世纪资本主义起步阶段时,西方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弱者与穷人本能的感觉到,他们本来就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这种关系是由财富的占有所决定的,那么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最终没能形成气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大力向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将原本应由本国内部的弱者与穷人承担的惨痛的代价,大部分转嫁给了殖民地各国人民。美国则是将印地安人赶尽杀绝,霸占他们的土地,外加贩毒贩奴蓄奴和残酷剥削非北欧移民以及疯狂掠夺西半球各国。这种模式到现在有所改良,但其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本质永远也不会改变!有人将此模式总结为“对内民主,对外扩张”,真是一针见血!

根据这种源远流长的行为模式,美国将一直对中国挥舞人权大棒,在台湾、南沙、西藏及其它热点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从中国的身上最大限度的榨取利益,尽最大的可能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苦练霸权保卫战的种种套路。就象一头食肉猛兽,改变不了吃肉与猎杀的本性。因此积极应战,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这既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打倒霸权,维护均势的必然手段。

如果当年中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也包括越南战争中以弱抗强,扶弱制强,给美国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争当大国,不甘人下的气概与意志,后来的尼克松会在苏联计划袭击中国的核基地时坚决反对吗?会想到与中国合作遏制苏联吗?如果中俄两国在两极对抗时代刚结束时与单极世界一来临时就保持战略合作,以遏制美国的霸权,会有势力范围崩溃与使馆被炸的耻辱吗?在西方人看来,当前的一个强硬的、极难对付的敌人,将来就极有可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盟友。而一个一触即溃,缺乏战斗的勇气与意志的敌人,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只配当永远的失败者。

对于中国来说,强硬的态度有助于它获得西方国家的尊重,精明的作风可以遏制觊觎者的贪婪之心。以柔克刚,哀兵必胜这一套“孙子”兵法对西方人根本无效,他们的眼中只有实力的斗争与斗争的意志!而日本人,享受中国的仁德安之若素;榨取中国的利益贪得无厌;灭亡中国的野心念念不忘;反正是一头无法驯服的野狼,不必再喂它肉吃了!

弱国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改变相对弱势,那么这种弱势地位将永远也不会改变。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也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无论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还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蔑视,反正应该有一争天下,不甘雌伏的雄心。对于中国来说,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来面对一切挑战,将为它赢得盟友,赢得大国的尊严,赢得领袖的资格。

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与美国坚决对抗,不怕做出任何牺牲与现在我们在对抗中一味退缩忍让,不敢付出极大的代价的理由都来自对同一历史传统的回顾与反思。在历史上我们还经受过更大的灾难,例如数次臣服于北方野蛮民族的军事霸权之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沦为东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以及以最惨烈的代价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殊死抗争;最后我们都获得了惨胜。得出相反的结论与做出相反的选择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形势不同,当时是为了重建大国地位,现在是为了保持和平的环境,尽全力发展经济,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但现在美国集中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力量,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四大霸权在手,当年那些单有军事霸权的游牧民族怎能跟它相提并论?如果不对它的进攻作最认真的反击,恐怕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屡次同化野蛮征服者的悲喜剧不会重演,上演的将是鄙俗不堪的美国文化彻底同化中国的闹剧了。

联盟外交是维护均势的必然手段,一国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的过度影响窒息着每一个有自尊心、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在美国不断有人抛出“中国威胁论”,其实美国握有世界霸权,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以及中美矛盾的不可调和才是现实的权力结构。因此如何削弱美国的霸权,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才是外交斗争中唯一严肃的主题。而与俄国结盟是削弱美国霸权的必然手段之一。

中国目前的战略处境更类似于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中国要收复台湾便不得不跟美国开战,就象法国要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便不得不与德国开战一样。而在没有盟国援手,单独作战的情况下,中法两国都将以惨败告终。因此,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法国都不得不与俄国结盟。这既是为了收复失地,同时也是在霸权国家的威胁下联合起来以求自保的策略。

有人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俄国才是中国地缘政治上的最大敌人,此话不假。中俄两国间漫长的边界线很少是合作互利的纽带,更多的是战争的导火索。但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俄国霸占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从而获得面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使它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占领得以巩固,这也使中国免除了地缘政治上更大的危险。这是因为,如果俄国丧失了太平洋的出海口,它对西伯利亚的统治将无法巩固,那么中国将被迫或自愿向西伯利亚扩张(在人口的压力与日本的竞争下),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与北冰洋为止,这将造成地缘政治上的更为复杂的局面。可以想象,全世界都会对这个十多亿人口,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巨大帝国心生恐惧,必欲除之而后快,势必群起而攻之。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必然又会回到列国林立与纷争的局面,如同在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各国处置德国一样。让俄国稳固地在东亚立足,至少可以让中国多一个制约日本的筹码,保持东亚三强并立的格局方有助于势力的平衡。

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我们不必把它们看作是铁板一块。美欧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极为尖锐。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前后,美国利用英法德三国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后,彻底摧毁了欧洲三强对世界的霸权,肢解了大英帝国,将德国沦为被占领国,并且企图永久将法国从大国行列中驱逐出去。当罗斯福的美苏共管的体制变为美苏对抗的格局后,美国的政策就是利用苏联的威胁,胁迫盟国服从美国的战略,同时也对盟国做了利益上的妥协。现在苏联已经崩溃,美欧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无法制约,此次科索沃战争便是明证。

在这种战略格局下,中国完全可以扶欧制美,以拆散北约,削弱美国。在欧洲扶法德制英俄,以防止美国利用英国破坏欧盟的团结以及利用俄国威胁欧盟。法德两国与我国无地缘政治冲突,是我国战略盟友的最佳候选人。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俄国或日本强大到无法制约,美国依旧是结盟的好对象。有人担心,如果与美国闹翻,将无法在危险时有求于它,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让俄国或者日本独霸东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一个一统东亚大陆的强国,将威胁到美国的存在。美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并非是为他人火中取栗。即使美国无视国家利益(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下定决心重新奉行孤立主义,那么扶俄制日或者扶日制俄,中国总有一张牌可打。

至于台湾问题,我们应该知道,中国有决心且有实力去解决它,这个问题就是内政问题。如果没有决心也没有实力,这个问题就是国际法问题。至于在法定的年限内必须解决的规定,谁也不必把它当真。除了美国与日本,其它国家与台湾没有实质性的利害关系,不至于采取激烈行动来反对中国统一台湾。因此,不必担心会有反对中国统一台湾的联合阵线。

而南沙问题应做如是之观:它是一个大国与诸多小国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防止小国结成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更要防止另外的大国利用这种矛盾来削弱中国。如果我国打算放弃南沙,那么必须在其它方面寻求补偿,或是陆地边疆,或是经济利益,或是在东南亚导致有利于我的格局。例如将美日势力逐出东南亚或者提高华人与汉语在东南亚相关各国的地位。如果打算全面恢复对南沙的主权,那么也必须考虑如何满足其它相关国家的补偿要求。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无论我们将它看作是胜利还是失败,它都是“有限的”,至少在南沙打进了中国利益的楔子,远远好于一无所得或得不偿失。

在外交斗争的棋局上,一切事物,宗教信仰、民族感情、法律与社会制度、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文化都应看作可以利用的棋子。外交大师的任务就是衡量每一枚棋子的实力,评估外交棋局的形势,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导致对我有利的天下大势,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服务。而对一切规则如国际法、WTO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公约的正当态度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翻一切对我不利的规则,推行一切对我有利的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难题是:民心与士气是否能支撑这样一种极为复杂艰巨,极具挑战性与对抗性的政策?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是否能完全容纳下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因此,“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有永远的现实意义。

从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专注于复仇与收复失地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德国耀武扬威,穷兵黩武,争夺霸权共同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法国永久丧失了一流世界大国地位以及德国被分割占领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训出发,中国采取韬光养晦,以俟能者的政策未尝不是合理的决定。至少这可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使美国纠集的反华联盟丧失针对性,加大其内部的离心力。

但是,我们应该牢记,中国政府采取这样的高姿态,是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负责,是由中国人民和平善良的天性决定的,绝不是也不应该对美国示弱。中国并非最强大的国家,不能玩以大事小,天下归心的游戏。如果一味对美国让步,将永无出头之日。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这种高姿态在客观上维护了美国的霸权,中国对美国没有这种义务!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打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以积极的外交手段促使世界领导权的转移,从美国再移回欧洲。反正历史不会终结,这种势力均衡,扶弱制强的游戏可以永远地玩下去!

如果我们依然未能忘情于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古老梦想,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只有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才可以发挥我们兼济天下的道德热情。就象在十五世纪时,在中国国力鼎盛,称雄东亚大陆的形势下,明太祖朱元璋却以祖训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对周边十五个国家永不侵犯的国策,为中国赢得了长久的和平声誉一样。

愿上苍厚待中华民族!作者: 李寒秋:新青年论坛:www.xinqingnian.net/bbs
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两个月,在《读书》杂志(十一期)和因特网上读到了一系列分析科索沃战争和我国使馆被炸事件的文章——乐钢先生的《解构科索沃》、温铁军先生的《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圆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和《回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王建先生的《从我国使馆被炸和科索沃危机看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和盛洪先生的《为什么不是意外》。读后茅塞顿开,对诸位专家的高论有五体投地之感。

在下孤陋寡闻,后知后觉,当时也是一名“阴谋论”(即将科索沃战争与中国使馆被炸事件看作是美国将以武力一统世界,同时消灭中俄两国的实战演习)的积极宣传者。特别爱将美国以人权为大旗一统世界的妄想与十六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以天主教为大旗一统欧洲与世界的野心相提并论,提倡均势外交,中俄结盟,以制约与削弱美国。看了大师们的文章,方知自己所见浅薄。再重读基辛格博士的《大外交》,又有新的收获。把它写出来,也算是班门弄斧,狗尾续貂吧!

其实美国的对外政策远非我辈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粗暴,它早已度过了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帝国主义初级阶段。扬弃了当年的种族清洗与贩毒贩奴蓄奴的野蛮行径,进化到了以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优势为后盾,运用政治话语、军事、媒体、流行文化、高科技与金融等霸权,来号令盟国,铲除异己,追求超额利润与全球性影响力的帝国主义最高阶段。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其文明与先进程度岂是历史上那些野蛮疯狂的大帝国可比?“阴谋论”者做如是之观简直是坐井观天,面壁求道,完全小看了山姆大叔。

但是从更加广博的视野看来,“阴谋论”虽然不符合事实,它的提出却符合人性的规律。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实相比,人性有其持久不变的内容,是人们观察、思考与行动的出发点。因此,人性才是我们应当时刻关注的首要事实。

而所谓人性就是:其一、在感觉上以自我为中心,在思想上倾向于走极端,在行动中倾向于使用暴力;其二、心理上的自我神圣化,表现在决不承认自己在知识、道德与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认为自己是或者应当是全知全能,随时随地都要求对任何疑问有正确与圆满的答案,实践经验不足就要求用理论说明,理论不足就要发挥想象力去补充;其三、人们全心全意关注的是对财富、权势与荣耀的争夺,拥有的就极力维护,没有的就拼命争夺,在这方面一旦受到损害或侮辱就将永世不忘,时刻准备报复;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决不承认有客观人性的存在,以种种理论来掩盖,以种种行动去歪曲。“阴谋论”的提出体现了上述的每一点。

其实,虽说“阴谋论”不符合事实,但谁又会对真正的事实感兴趣?对于外交斗争来说,最大的事实就是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与利益角逐。“阴谋论”以人性为基点,关注到了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比所谓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阴谋论”值得重视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一种过度反应,是行动的指南与前奏,将改变权力结构。

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弱国感受到了强国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威胁,便联合起来,削弱强国,以求自保。至于强国到底是何意图,谁又会去关心?强国对弱国的威胁一天不消除,弱国一天都寝食难安。一旦强国被打倒或者被削弱,它的种种罪名都将盖棺定论、永不翻案。

当年的哈布斯堡帝国与拿破仑帝国也许都有兼善天下的热情,德意志第二与第三帝国则未必有统治世界的野心,现在的人明白了这些幽怨又于事何补?

不同时代的阴谋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它们的主题无一例外都是指向当时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国家。现在同样的疑问摆在了美国的面前,美国又做出了何种令人信服的姿态与采取何种实质性的措施让所有受到它威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消除不安全感?从这个意义说来,美国应对“阴谋论”的产生负最大的责任。无论是“春秋责备贤者”,还是“朝廷家原有挂误的”,都不算冤枉了它!

美国应该知道,纵然它富有四海,威加宇内,它也控制不了人们的感受与想象力。美国既然不愿意尊重人性,自我克制,以消除敌意与减少冲突(黑体字均为作者所用)。那么弱国出于强烈不安全感的,得出种种阴谋论的“合理”结论,并且在这些结论的驱使下采取极端的行动,由此导致的一切惨烈后果都只能由美国负责!

至于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的动机,我同意温、王二位先生的意见,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它使用的是隐真示假的连环计,表面上看来是在挥舞人权大旗,制止所谓的种族清洗;再一分析觉得是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最后才会发现是在玩弄与误导欧盟,其最主要的目的是遏制欧盟一体化的势头,击退欧元对美元霸权的挑战。炸中国使馆无非是火候未到,再添一把柴,当然也可理解为美国打算以此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战略,逼中国加入军备竞赛。而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在它精心策划的这场闹剧中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时决不允许中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保持有利的战略地位。一定要将中国拉进去陪练过招,把局面搞得更加混乱,来更好的掩盖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与完成美国的预定目标。由此可见美国统治集团真是胸怀宇内,气吞六合,把人世间的一切,宗教信仰、民族感情、国家尊严、良知与正义感都当作争权夺利的筹码,更不要说军事与经济实力了。

他们在外交斗争中处变不乱,处乱不惊,乘机捣乱,乱中取利,显示出了永保霸权的高度自信与维护霸权的娴熟技巧。在中国的军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借人头一用,让中国人徒唤奈何。当然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大国的对峙中,被其它大国首先是美国所忌恨与攻击,这也正是大国地位的标志,所谓“不招人忌是庸才”嘛。在科索沃战争中,怎么不见美国“误炸”那些它一贯痛恨的“恐怖主义国家”如伊朗、利比亚的使馆?

中国目前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非常类似于俾斯麦领导下的统一后的德国。两国都曾在较长的时期内分别握有东亚和欧洲的霸权,都曾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由其它大国刻意安排的分裂与衰弱局面,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重获统一。统一后前程远大,雄心再现,经济与军事实力高速发展,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再度增强。这引起了其它国家的疑虑与猜测,尤其是老霸权国家——当年的英国与现在的美国的极度不满与不安。

而在美国及一切反华势力看来,中国只有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方面做出根本的妥协,自损实力,彻底消除改变秩序的欲望与能力才有可能消除他们的不安与不满。光有永不称霸的表态和所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行动还不够,最好是按西方人的愿望和某些台湾新人类的设计被大卸八块才好(这种结果对于中国人民与政府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这样偏执恶毒,从不理会中国政府的善意表示,是因为对于外交斗争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权力结构,而非关注意图。

这就是说,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大国能量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主观上做出的不出头的表示不能改变这个客观存在,除非中国愿意让西方国家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因此,在大国争斗的棋局中,中国作为一枚有分量的棋子,将不断的被其它大国首先是美国所算计与试探。这种棋局永远也不会结束,也不要指望可以全身而退,置身局外。有意或无意忽略权力结构的存在,试图调和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是不现实的。我们过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束缚了中国人民与政府的思维与行动。

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这一套均势外交手段对我们来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中国自从姬周宗法与联姻制天下奠定了中国人的政治道德信仰与伦理关系准则尤其是秦汉大一统结束了列国林立与纷争的局面以来,其文明形态一直是王朝天下。由此而产生了种种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如和为贵,让为先;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并且更进一步,由这些个人道德修养与人际关系伦理逐级放大而形成了一种天下观。我们的祖先以息争和模糊权利界限的手法成功的化解了历史上中国文明区内各个利益集团的必然冲突,使之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内,历时三千年之久。中国文明的所得与所失都是体现在此,到现在这种天下观和这种手法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牺牲才把原来的中国文明区改造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却发现我们的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原有的观念。我们对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以锱铢必较的风格参与国际利益角逐,总感名不正,言不顺,自觉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无比珍爱的是“以德服人”与“仁者无敌”的古老幻想;我们在自己极为贫穷的情况下依然愿意保持“厚往薄来”慷慨大方;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一体化都满怀憧憬与向往;一再标榜自己不谋私利,期待着以诚信的态度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其实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民早就是各为其国,各谋其利了。从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各个阶层的反应来看,可以说是空前团结。因为他们对什么是美国的利益以及自己可在其中分得多少红利心知肚明,绝少有人吃里扒外,去主持正义。

在中国历史上,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王朝一直在对周边落后地区进行文化传播与同化。其手段与西方民族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相比较为和平,抱有天下一家的善意,尤其是最后泯灭了种族与文化界限。因此我们曾经一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的宣传抱有幻想,以为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也会像中国人一样崇尚与人为善(胡适当年还发过让日本人打进来,像同化满洲人一样同化他们的怪论)。这种善意的心态如今又移情到了美国身上。我们以为,美国也会对落后民族抱有教化,救济与共享太平之福的慷慨大方。却不料它像当年的德国一样,只有斤斤计较,巧取豪夺的恶毒心肠与以势压人,以力服人的野蛮风格。

我们认为曾经跟美国联手遏制苏联,就会有所谓的战友情谊。为了永远延续这种友好情谊,我们不惜在实质性的国家利益方面做出让步,以期得到礼尚往来的回应。这其实是把私人的人际关系准则无条件地等同于国际关系准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向认为国家利益至上,结盟与敌对都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今天的盟友往往就是明天的敌人,目的达到即可翻脸不认人。

我们曾一厢情愿的认为外资流入中国是国际友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对外贸易是广交四方朋友,大量派出留学生是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经验。而不太愿意去正视外资对中国的严厉盘剥,国际贸易中的不公正规则以及向某国大量派遣留学生与使用某种外语,将有助于加强某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我们也很少认为,接受哪国的投资,给予哪国优惠贸易政策甚至向哪国派遣留学生及使用哪种外语也是外交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政策将影响到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将改变权力格局。

在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际化其实就是美国化,走向世界就是走向美国。我们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然接受了美国的语言、美国的文化品味和其它的美国货色。我们对美国独霸世界只做出了表面上的反对,以为会被美国完全接纳或得到美国的宽容对待。就象历史上中国周边落后民族一旦接受汉语、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威后,马上就会被中原民族看作一家人一样。却不料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照样是声色俱厉。我们愿意敞开心怀直言中国面临的巨大困难,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广泛交流最终能够消除误会,不料这一切都没有回报。我们总感到委屈——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其实,中美之间的冲突既非出于误会,也非沟通不良,而是由于美国维护其意识形态的一贯正确性,转移国内矛盾,归根结底是保持霸权的需要。

美国的意图很清楚,一方面通过广泛结盟,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来压制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势,消除中国改变国际统治秩序的欲望。两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遏制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它现在以一种绝对正确与不容置疑的风格向全世界强行推广美国式的人权、法律和其它一切美国的价值观,究其实质这是基督教唯理主义狂热偏执,极度不宽容风格的一种表现。作为盎格鲁.萨克逊阴暗、冷酷、精明与势利的现实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嫡系传人,它早年的风格根本不是如此。

当年英国在欧洲纠集一切腐朽庸俗的现实主义政治力量,击败了唯理主义风格的,以自由、理性与普遍的人权为大旗的拿破仑大军。而它的美国子孙们则搞起了一场奴隶主与奴隶毒品贩子的抗税运动,虽然最后演变成为一场独立革命,其风格又何等温和、节制与平衡。弗吉尼亚种植园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华盛顿在当年欧洲大陆人民为自由与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时候,极力主张美国保持超然态度。并且警告美国永远不得以任何理由而与其他国家保持“永久性”的联盟关系,由此奠定了美国一百多年“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

当年的反拿破仑运动的急先锋,“全欧洲贵族,联合起来!”的倡导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曾经有言,“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而会失去其应有的力量,欲将客观之存在当作立法的对象,其结果是欲保障之事物反受束缚。”他的意思是说,人们能否享受与享受多少自由权利,是由权力结构的性质及其内部的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决定的,法律与宣言不过是一纸空文。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与拿破仑大帝将《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的原则强行推向全欧洲,无非是利用它们去争取民心,为争夺与维护霸权服务。

现在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的主流思想界和媒体将人权炒作得震天响,摆出一付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架势。但这些思想精英们却对英国与美国宪政史所体现出来的节制与平衡,保守与妥协的精神避而不谈;对英国一方面在欧洲维护均势,反对霸权,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贪婪攫取殖民霸权的矛盾政策与美国立国后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倡导民主自由,反对殖民统治,却将西半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双重标准讳莫如深;更不会提及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当年大搞种族清洗,贩毒贩奴蓄奴,残酷剥削与压迫国内的弱者与穷人和殖民地人民的丑恶的人权纪录了。他们无非是看上了人权这杆大旗极富诱惑力,人权这根大棒结实有力,可以鼓动很多人,更可以打死很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乱一切敌人的阵脚,来乱中取胜。他们可不会在一时冲动之下,自乱阵脚。象美国就决不会给予国内的土著民族印地安人、黑人及其他一切非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美国人以平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

美国把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原则向全世界推广,为的是掩盖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利益集团掠夺全世界的真相,并且是在刻意破坏弱国内部的团结。这些行为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其实在任何时代,世界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既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倡导的,同时也是最有利于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而个人主义原则深入人心的必然后果就是将培养一大批从感情上与思想上疏离母国的一切,对“先进”国家与文明顶礼膜拜的“皈依者”与“独行者”,因而必然会削弱弱国抵抗与打败强国所必需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在十六、十七世纪资本主义起步阶段时,西方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弱者与穷人本能的感觉到,他们本来就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这种关系是由财富的占有所决定的,那么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最终没能形成气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大力向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将原本应由本国内部的弱者与穷人承担的惨痛的代价,大部分转嫁给了殖民地各国人民。美国则是将印地安人赶尽杀绝,霸占他们的土地,外加贩毒贩奴蓄奴和残酷剥削非北欧移民以及疯狂掠夺西半球各国。这种模式到现在有所改良,但其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本质永远也不会改变!有人将此模式总结为“对内民主,对外扩张”,真是一针见血!

根据这种源远流长的行为模式,美国将一直对中国挥舞人权大棒,在台湾、南沙、西藏及其它热点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从中国的身上最大限度的榨取利益,尽最大的可能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苦练霸权保卫战的种种套路。就象一头食肉猛兽,改变不了吃肉与猎杀的本性。因此积极应战,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这既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打倒霸权,维护均势的必然手段。

如果当年中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也包括越南战争中以弱抗强,扶弱制强,给美国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争当大国,不甘人下的气概与意志,后来的尼克松会在苏联计划袭击中国的核基地时坚决反对吗?会想到与中国合作遏制苏联吗?如果中俄两国在两极对抗时代刚结束时与单极世界一来临时就保持战略合作,以遏制美国的霸权,会有势力范围崩溃与使馆被炸的耻辱吗?在西方人看来,当前的一个强硬的、极难对付的敌人,将来就极有可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盟友。而一个一触即溃,缺乏战斗的勇气与意志的敌人,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只配当永远的失败者。

对于中国来说,强硬的态度有助于它获得西方国家的尊重,精明的作风可以遏制觊觎者的贪婪之心。以柔克刚,哀兵必胜这一套“孙子”兵法对西方人根本无效,他们的眼中只有实力的斗争与斗争的意志!而日本人,享受中国的仁德安之若素;榨取中国的利益贪得无厌;灭亡中国的野心念念不忘;反正是一头无法驯服的野狼,不必再喂它肉吃了!

弱国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改变相对弱势,那么这种弱势地位将永远也不会改变。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也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无论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还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蔑视,反正应该有一争天下,不甘雌伏的雄心。对于中国来说,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来面对一切挑战,将为它赢得盟友,赢得大国的尊严,赢得领袖的资格。

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与美国坚决对抗,不怕做出任何牺牲与现在我们在对抗中一味退缩忍让,不敢付出极大的代价的理由都来自对同一历史传统的回顾与反思。在历史上我们还经受过更大的灾难,例如数次臣服于北方野蛮民族的军事霸权之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沦为东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以及以最惨烈的代价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殊死抗争;最后我们都获得了惨胜。得出相反的结论与做出相反的选择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形势不同,当时是为了重建大国地位,现在是为了保持和平的环境,尽全力发展经济,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但现在美国集中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力量,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四大霸权在手,当年那些单有军事霸权的游牧民族怎能跟它相提并论?如果不对它的进攻作最认真的反击,恐怕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屡次同化野蛮征服者的悲喜剧不会重演,上演的将是鄙俗不堪的美国文化彻底同化中国的闹剧了。

联盟外交是维护均势的必然手段,一国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的过度影响窒息着每一个有自尊心、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在美国不断有人抛出“中国威胁论”,其实美国握有世界霸权,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以及中美矛盾的不可调和才是现实的权力结构。因此如何削弱美国的霸权,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才是外交斗争中唯一严肃的主题。而与俄国结盟是削弱美国霸权的必然手段之一。

中国目前的战略处境更类似于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中国要收复台湾便不得不跟美国开战,就象法国要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便不得不与德国开战一样。而在没有盟国援手,单独作战的情况下,中法两国都将以惨败告终。因此,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法国都不得不与俄国结盟。这既是为了收复失地,同时也是在霸权国家的威胁下联合起来以求自保的策略。

有人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俄国才是中国地缘政治上的最大敌人,此话不假。中俄两国间漫长的边界线很少是合作互利的纽带,更多的是战争的导火索。但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俄国霸占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从而获得面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使它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占领得以巩固,这也使中国免除了地缘政治上更大的危险。这是因为,如果俄国丧失了太平洋的出海口,它对西伯利亚的统治将无法巩固,那么中国将被迫或自愿向西伯利亚扩张(在人口的压力与日本的竞争下),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与北冰洋为止,这将造成地缘政治上的更为复杂的局面。可以想象,全世界都会对这个十多亿人口,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巨大帝国心生恐惧,必欲除之而后快,势必群起而攻之。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必然又会回到列国林立与纷争的局面,如同在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各国处置德国一样。让俄国稳固地在东亚立足,至少可以让中国多一个制约日本的筹码,保持东亚三强并立的格局方有助于势力的平衡。

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我们不必把它们看作是铁板一块。美欧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极为尖锐。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前后,美国利用英法德三国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后,彻底摧毁了欧洲三强对世界的霸权,肢解了大英帝国,将德国沦为被占领国,并且企图永久将法国从大国行列中驱逐出去。当罗斯福的美苏共管的体制变为美苏对抗的格局后,美国的政策就是利用苏联的威胁,胁迫盟国服从美国的战略,同时也对盟国做了利益上的妥协。现在苏联已经崩溃,美欧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无法制约,此次科索沃战争便是明证。

在这种战略格局下,中国完全可以扶欧制美,以拆散北约,削弱美国。在欧洲扶法德制英俄,以防止美国利用英国破坏欧盟的团结以及利用俄国威胁欧盟。法德两国与我国无地缘政治冲突,是我国战略盟友的最佳候选人。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俄国或日本强大到无法制约,美国依旧是结盟的好对象。有人担心,如果与美国闹翻,将无法在危险时有求于它,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让俄国或者日本独霸东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一个一统东亚大陆的强国,将威胁到美国的存在。美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并非是为他人火中取栗。即使美国无视国家利益(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下定决心重新奉行孤立主义,那么扶俄制日或者扶日制俄,中国总有一张牌可打。

至于台湾问题,我们应该知道,中国有决心且有实力去解决它,这个问题就是内政问题。如果没有决心也没有实力,这个问题就是国际法问题。至于在法定的年限内必须解决的规定,谁也不必把它当真。除了美国与日本,其它国家与台湾没有实质性的利害关系,不至于采取激烈行动来反对中国统一台湾。因此,不必担心会有反对中国统一台湾的联合阵线。

而南沙问题应做如是之观:它是一个大国与诸多小国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防止小国结成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更要防止另外的大国利用这种矛盾来削弱中国。如果我国打算放弃南沙,那么必须在其它方面寻求补偿,或是陆地边疆,或是经济利益,或是在东南亚导致有利于我的格局。例如将美日势力逐出东南亚或者提高华人与汉语在东南亚相关各国的地位。如果打算全面恢复对南沙的主权,那么也必须考虑如何满足其它相关国家的补偿要求。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无论我们将它看作是胜利还是失败,它都是“有限的”,至少在南沙打进了中国利益的楔子,远远好于一无所得或得不偿失。

在外交斗争的棋局上,一切事物,宗教信仰、民族感情、法律与社会制度、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文化都应看作可以利用的棋子。外交大师的任务就是衡量每一枚棋子的实力,评估外交棋局的形势,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导致对我有利的天下大势,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服务。而对一切规则如国际法、WTO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公约的正当态度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翻一切对我不利的规则,推行一切对我有利的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难题是:民心与士气是否能支撑这样一种极为复杂艰巨,极具挑战性与对抗性的政策?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是否能完全容纳下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因此,“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有永远的现实意义。

从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专注于复仇与收复失地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德国耀武扬威,穷兵黩武,争夺霸权共同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法国永久丧失了一流世界大国地位以及德国被分割占领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训出发,中国采取韬光养晦,以俟能者的政策未尝不是合理的决定。至少这可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使美国纠集的反华联盟丧失针对性,加大其内部的离心力。

但是,我们应该牢记,中国政府采取这样的高姿态,是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负责,是由中国人民和平善良的天性决定的,绝不是也不应该对美国示弱。中国并非最强大的国家,不能玩以大事小,天下归心的游戏。如果一味对美国让步,将永无出头之日。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这种高姿态在客观上维护了美国的霸权,中国对美国没有这种义务!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打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以积极的外交手段促使世界领导权的转移,从美国再移回欧洲。反正历史不会终结,这种势力均衡,扶弱制强的游戏可以永远地玩下去!

如果我们依然未能忘情于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古老梦想,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只有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才可以发挥我们兼济天下的道德热情。就象在十五世纪时,在中国国力鼎盛,称雄东亚大陆的形势下,明太祖朱元璋却以祖训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对周边十五个国家永不侵犯的国策,为中国赢得了长久的和平声誉一样。

愿上苍厚待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