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反思与反思邓小平的先富理论（转贴）

邓小平的反思与反思邓小平的先富理论（转贴自草根网）
曾飞

　　还是那句老话，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在于能够通过反思不断变易，改善自己的文化。

　　宋福范教授在《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一文中披露：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谈话时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同时，他还特别提到，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邓小平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述，公开发表的主要有：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

　　而中国共产党新闻，向郢，《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的报道更反映了这方面的重要问题：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区差”每月62元），收入悬殊的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不是很尖锐，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严格说是在“十五”期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邓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很敏锐。 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要想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必须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蛋糕”的？制度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尽管邓小平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的愿望虽好，但理论上的错误使他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反而导致了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严重后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已经产生，改革开放的政策并没有能够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这可能是邓小平所始料不及的最坏的结果。

　　出现这样的问题，其理论根源在哪里呢？

　　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是关于“富起来”之“富”，严重混淆了作为个人消费的“财富”和作为资本的“财富”两种不同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的说法就已经陷入这种混淆概念的泥潭里了。“无产阶级”的所谓“无产”根本性的界定是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也就是不拥有作为资本的“财富”，而不是少拥有作为个人消费的“财富”。因此，在今天，无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再高，他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消失。资产阶级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根本不在于他个人拥有较多个人消费的“财富”，而在于他拥有很多作为资本的“财富”，并且用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来剥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进一步增加财富。其间当然包含着剥削的因素。因而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必然鼓励了私人资本的财富积累，私人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其发展必然以其他人、其他地区的贫穷化为代价，要之本变成天使，而自觉地“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不符合经济规律。

　　由于笼统地鼓励“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就必然隐含着鼓励发展私人资本（而不仅仅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鼓励剥削的内容在内。这也就使得邓小平自己的先富理论致残，成为有实质性缺陷的理论。——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形式上还算是完整的理论中，已经被隐含着鼓励私有资本发展、鼓励剥削内容的笼统地鼓励“先富起来”的政策删除了“消灭剥削”的关键性内容。因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一个以资本增值为己任的富人，在本质上，只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来剥夺“后富者”的劳动剩余价值而使自己更富，帮助被称为“后富”的穷人更穷——也就是所谓的被牺牲掉的一代人。而绝对不可能是先富帮后富，达成“共同富裕”的目的。因而所谓的“共同富裕”也就演绎成了“先富者”大量拥有作为资本的“财富”和过量的个人消费的“财富”，后富者只能拥有少许个人消费的“财富”来苟活的两极严重分化的社会。

　　有人会以美国一部分人先富了，不就是带动了美国其他人也富起来，至少他们的工资是中国的60倍来作为铁证。但不要故意看不见，美国富人要不是全力剥夺不发达国家穷人的剩余价值，包括对中国人的无情剥夺，哪来的财富能够分一点给美国的其他人，使他们也跟着稍微富起来呢？

　　郎咸平教授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竞争》一文中这样通俗地向人们揭示美国一部分人如何“先富起来”的道理：“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制造芭比娃娃过程当中，我们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结果是我们制造出价值1美元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元（约10美元）。从1美元升值到10美元的过程当中，9美元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创造的？我们过去的讨论只是针对1美元做文章，包括产业设计等等，这都是忽视了产业链竞争的重大特点。我认为，产业链竞争是‘6+1’的环节，‘6’是6大软性环节：一是产品设计，二是原料采购，三是长途运输，四是订单处理，五是批发经营，六是零售；‘1’是硬性环节：制造环节。这6大环节创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这6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但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最有价值的6大环节基本上都掌控在欧美国家手中。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时被分派到价值最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剥削劳动环节——制造环节。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1美元血汗产品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制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发展，美国越富裕。” 先富者不剥削后富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先富起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异再大，也不可能造成如今国内的贫富悬殊，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现象。

　　对此茅于轼则“创造性”地辩解说：“交换与劳动一样是创造财富的，因为交换使双方都得利，而不是使财富从一方转到另一方。”（《保护私人财产是社会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和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恩格斯的定义是：“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3页，1995年6月第2版。）同时还断定：“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是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者交换不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169-170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不可能公开违背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而采用茅于轼的“交换与劳动一样是创造财富的”之类的反马克思的“理论”来作为鼓励私人资本性质的富裕的理论根据。

　　那么，邓小平理论如何对此作出诠释呢？

　　百度知道，《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样回答：“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这里已经明确无误地点明，在邓小平的理论中，诠释鼓励私人资本性质的富裕的理论根据决不是“交换与劳动一样是创造财富的”伪理论，而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理论。

　　早在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就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不是邓小平的创造，而是引进并支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早就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出发，逻辑地推演出科学技术是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的结论。由此，“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已经无效’。由于科学技术成了主要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是劳动者的劳动技术和劳动强度，而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和革新。因而剩余价值的源泉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而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它同马克思主义原先只知道考察的那一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是没有关系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和讯博客：《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当今工人阶级已经从社会主人的地位跌落为“弱势群体”的地位。“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这当然包括科技人员等劳动动者在内。越来越变得重要的当然是资本家了。于是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就顺理成章，完全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理论。

　　依此逻辑地演绎下去，让极少数人（主要是官僚及衣服与他们的豪商）“富起来”，得到巨额的财富就有了合理的理论依据。他们这些以资本为主的财富就不再是靠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而产生的，而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而创造了财富，因而具有了“正当性”。大多数人顺带被“富起来”则可以解释为科技所创造的财富对这些能力低下的弱势群体的恩赐：用国家对“先富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等办法把他们创造的财富赏赐一些给“后富者”，顺带让他们在生活消费上也稍微“富起来”，以便换取社会安定。这样，在国内极大多数人“后富”，极少数人“先富”；在国际上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后富”，极少数美国人的“先富”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成了合理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就反映为：中国极少数人拥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财富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80％的财富被仅仅20％的人口占有，而其余80％的人只占剩下的20％的财富。即少数的美国富豪占有了世界的绝大部分财富。

　　而今天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发生。美国“先富者”和中国的“先富者”（也就是占极少数的官僚资本势力）正在利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用转基因主粮的“科学技术”来“创造”财富，垄断财富，把中国的后富者，包括中产阶级逼向死路。以便“彻底解决中国”，让中华民族走向灭绝。

　　人们会很奇怪，美国实质上是依靠盘剥不发达国家——现在主要是盘剥中国而维持富裕的。那美国为什么要从“中美国”，也就是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的战略政策改变成“彻底解决中国”的种族灭绝战略政策呢？是不是这些垄断资本狂人现在也把本来是骗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信以为真，以至昏了头，自以为真的是美国那些20％的“人类精英”用高科技创造了世界财富，而另外那些80％（主要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的“人口垃圾”正在被他们所养活，成了他们的累赘。因此，狂妄地炮制了新的用高科技手段（譬如转基因科技）来消灭这些“人口垃圾”的战略呢？如果如此发狂，那么这些不可救药的世界资本豪富就已经走向自杀的绝路上去了。人们对他们的垂死挣扎千万要警惕，不可麻木不仁而随之殉葬。

　　总之，邓小平发展理论之所以引发了两极分化的大问题，并非人们当初所以为的，是对邓小平理论断章取义，只讲“先富起来”不讲“共同富裕”所产生的恶果。事实已经表明，这正是邓小平发展理论自身的严重失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此，人们必须接受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反思邓小平先富理论的失误。彻底抛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回到马克思人是主要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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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此文只是为各位网友提供一个观察当前社会问题的不同视角，并不意味完全赞同其思想，如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其来源同马克思原先考察的那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完全相同的，即来自于科学技术创作者的知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邓小平的反思与反思邓小平的先富理论（转贴自草根网）
曾飞

　　还是那句老话，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在于能够通过反思不断变易，改善自己的文化。

　　宋福范教授在《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一文中披露：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谈话时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同时，他还特别提到，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邓小平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述，公开发表的主要有：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

　　而中国共产党新闻，向郢，《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的报道更反映了这方面的重要问题：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区差”每月62元），收入悬殊的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不是很尖锐，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严格说是在“十五”期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邓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很敏锐。 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要想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必须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蛋糕”的？制度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尽管邓小平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的愿望虽好，但理论上的错误使他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反而导致了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严重后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已经产生，改革开放的政策并没有能够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这可能是邓小平所始料不及的最坏的结果。

　　出现这样的问题，其理论根源在哪里呢？

　　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是关于“富起来”之“富”，严重混淆了作为个人消费的“财富”和作为资本的“财富”两种不同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的说法就已经陷入这种混淆概念的泥潭里了。“无产阶级”的所谓“无产”根本性的界定是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也就是不拥有作为资本的“财富”，而不是少拥有作为个人消费的“财富”。因此，在今天，无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再高，他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消失。资产阶级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根本不在于他个人拥有较多个人消费的“财富”，而在于他拥有很多作为资本的“财富”，并且用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来剥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进一步增加财富。其间当然包含着剥削的因素。因而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必然鼓励了私人资本的财富积累，私人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其发展必然以其他人、其他地区的贫穷化为代价，要之本变成天使，而自觉地“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不符合经济规律。

　　由于笼统地鼓励“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就必然隐含着鼓励发展私人资本（而不仅仅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鼓励剥削的内容在内。这也就使得邓小平自己的先富理论致残，成为有实质性缺陷的理论。——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形式上还算是完整的理论中，已经被隐含着鼓励私有资本发展、鼓励剥削内容的笼统地鼓励“先富起来”的政策删除了“消灭剥削”的关键性内容。因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一个以资本增值为己任的富人，在本质上，只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来剥夺“后富者”的劳动剩余价值而使自己更富，帮助被称为“后富”的穷人更穷——也就是所谓的被牺牲掉的一代人。而绝对不可能是先富帮后富，达成“共同富裕”的目的。因而所谓的“共同富裕”也就演绎成了“先富者”大量拥有作为资本的“财富”和过量的个人消费的“财富”，后富者只能拥有少许个人消费的“财富”来苟活的两极严重分化的社会。

　　有人会以美国一部分人先富了，不就是带动了美国其他人也富起来，至少他们的工资是中国的60倍来作为铁证。但不要故意看不见，美国富人要不是全力剥夺不发达国家穷人的剩余价值，包括对中国人的无情剥夺，哪来的财富能够分一点给美国的其他人，使他们也跟着稍微富起来呢？

　　郎咸平教授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竞争》一文中这样通俗地向人们揭示美国一部分人如何“先富起来”的道理：“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制造芭比娃娃过程当中，我们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结果是我们制造出价值1美元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元（约10美元）。从1美元升值到10美元的过程当中，9美元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创造的？我们过去的讨论只是针对1美元做文章，包括产业设计等等，这都是忽视了产业链竞争的重大特点。我认为，产业链竞争是‘6+1’的环节，‘6’是6大软性环节：一是产品设计，二是原料采购，三是长途运输，四是订单处理，五是批发经营，六是零售；‘1’是硬性环节：制造环节。这6大环节创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这6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但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最有价值的6大环节基本上都掌控在欧美国家手中。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时被分派到价值最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剥削劳动环节——制造环节。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1美元血汗产品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制造出了9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发展，美国越富裕。” 先富者不剥削后富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先富起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异再大，也不可能造成如今国内的贫富悬殊，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现象。

　　对此茅于轼则“创造性”地辩解说：“交换与劳动一样是创造财富的，因为交换使双方都得利，而不是使财富从一方转到另一方。”（《保护私人财产是社会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和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恩格斯的定义是：“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3页，1995年6月第2版。）同时还断定：“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是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者交换不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169-170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不可能公开违背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而采用茅于轼的“交换与劳动一样是创造财富的”之类的反马克思的“理论”来作为鼓励私人资本性质的富裕的理论根据。

　　那么，邓小平理论如何对此作出诠释呢？

　　百度知道，《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样回答：“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这里已经明确无误地点明，在邓小平的理论中，诠释鼓励私人资本性质的富裕的理论根据决不是“交换与劳动一样是创造财富的”伪理论，而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理论。

　　早在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就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不是邓小平的创造，而是引进并支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早就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出发，逻辑地推演出科学技术是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的结论。由此，“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已经无效’。由于科学技术成了主要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是劳动者的劳动技术和劳动强度，而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和革新。因而剩余价值的源泉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而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它同马克思主义原先只知道考察的那一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是没有关系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和讯博客：《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当今工人阶级已经从社会主人的地位跌落为“弱势群体”的地位。“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这当然包括科技人员等劳动动者在内。越来越变得重要的当然是资本家了。于是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就顺理成章，完全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理论。

　　依此逻辑地演绎下去，让极少数人（主要是官僚及衣服与他们的豪商）“富起来”，得到巨额的财富就有了合理的理论依据。他们这些以资本为主的财富就不再是靠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而产生的，而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而创造了财富，因而具有了“正当性”。大多数人顺带被“富起来”则可以解释为科技所创造的财富对这些能力低下的弱势群体的恩赐：用国家对“先富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等办法把他们创造的财富赏赐一些给“后富者”，顺带让他们在生活消费上也稍微“富起来”，以便换取社会安定。这样，在国内极大多数人“后富”，极少数人“先富”；在国际上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后富”，极少数美国人的“先富”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成了合理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就反映为：中国极少数人拥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财富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80％的财富被仅仅20％的人口占有，而其余80％的人只占剩下的20％的财富。即少数的美国富豪占有了世界的绝大部分财富。

　　而今天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发生。美国“先富者”和中国的“先富者”（也就是占极少数的官僚资本势力）正在利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用转基因主粮的“科学技术”来“创造”财富，垄断财富，把中国的后富者，包括中产阶级逼向死路。以便“彻底解决中国”，让中华民族走向灭绝。

　　人们会很奇怪，美国实质上是依靠盘剥不发达国家——现在主要是盘剥中国而维持富裕的。那美国为什么要从“中美国”，也就是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的战略政策改变成“彻底解决中国”的种族灭绝战略政策呢？是不是这些垄断资本狂人现在也把本来是骗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信以为真，以至昏了头，自以为真的是美国那些20％的“人类精英”用高科技创造了世界财富，而另外那些80％（主要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的“人口垃圾”正在被他们所养活，成了他们的累赘。因此，狂妄地炮制了新的用高科技手段（譬如转基因科技）来消灭这些“人口垃圾”的战略呢？如果如此发狂，那么这些不可救药的世界资本豪富就已经走向自杀的绝路上去了。人们对他们的垂死挣扎千万要警惕，不可麻木不仁而随之殉葬。

　　总之，邓小平发展理论之所以引发了两极分化的大问题，并非人们当初所以为的，是对邓小平理论断章取义，只讲“先富起来”不讲“共同富裕”所产生的恶果。事实已经表明，这正是邓小平发展理论自身的严重失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此，人们必须接受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反思邓小平先富理论的失误。彻底抛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回到马克思人是主要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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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此文只是为各位网友提供一个观察当前社会问题的不同视角，并不意味完全赞同其思想，如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其来源同马克思原先考察的那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完全相同的，即来自于科学技术创作者的知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