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我的父亲隆美尔

我的父亲隆美尔
                                          ——曼弗雷德·隆美尔
            
       我的父亲1891年11月15日出生于海登海姆市一个大学教授家庭。1944年10月14日，他被希特勒下令杀害于乌尔姆附近的赫林根。希特勒以叛国罪起诉他。但由于隆美尔在北非战役中的辉煌战绩，他被告知可以选择服毒自杀。如果隆美尔接受的话，他的家庭将免受牵连，也不会继续深究和他以前共事过的人员，并在柏林给予国葬。
      我的父亲坚信如果他拒绝自杀，希特勒也不敢将他送上人民法庭审判，而是会将他秘密杀害，因此他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得到了在乌尔姆举行国葬的允诺。他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和家人永别，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母亲，艾丁格上尉，他的参谋（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非常有名的园林建筑师）和我被一一告知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们接到乌尔姆一家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父亲已因脑溢血猝然死亡。
       我父亲最后一次散步是和我与艾丁格先生在一起的，我俩可说是我父亲生前看到的最后两个亲友。余下的事则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先是希特勒向我母亲发来唁电，然后是陆军元帅龙德施泰特在葬礼上宣读悼词。
       在那个时候，乌尔姆市尚未被完全毁灭因此还有条件举行这次国葬。然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前线、城市和露营地。在赫林根，有一位为我们工作过的出色的裁缝，在数周内连续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而这，仅仅是许多悲惨事例中的一个。
      1945年，作为一名战俘，我在雷德林根接受了审讯，一个法国士兵问到有关我父亲的死因。当时我还只有16岁，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拒绝接受“被迫自杀”的说法，因为一个人被逼杀死自己，就不能说是自杀。我不喜欢自杀（suicide）这个词。我赞同“自愿受死”的解释，尽管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很不幸的是，这种解释后来为无数的文学著作所引用，即使他从来就没有过选择的自由。
      三年以前，一个日本记者问我：“你和你父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死了。”那位记者迷惑不解，他多半以为我这样的回答是对父亲的不尊重。但我想我父亲会欣赏这种说法的。战争结束时，我意识到到失去这场战争要比希特勒赢得战争更为有利。
       我曾经再三地在各种场合和曾在我父亲手下服役过的士兵讨论有关战争的论题。我相信我父亲会赞同我的看法：是纳粹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和罪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他的侵略战争，以及最后他要将德国人民作为陪葬拉下毁灭的深渊。
      在战后时期，我一直在做着深深的思索，希特勒为什么要计划杀死我父亲。难道他真的参加了反纳粹组织？难道他真的知道“7·20”密谋的真相？为什么我父亲10月14日要答应希特勒的要求自杀呢？
      我试图找出答案：早在阿拉曼战役期间，我父亲和希特勒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当英军很快就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时，希特勒此时却责令非洲军团在阿拉曼战役中“要么胜利，要么毁灭”。
      我父亲中止了已经开始的撤退但同时也在试图取消这个残暴的命令。但是很快，危机越来越严重，于是我父亲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再次指挥他的部队撤退。这场大撤退始于阿拉曼而止于突尼斯。希特勒再三地重申了不许非洲军团后退的命令，然而每一次都被我父亲给违抗。于是12月底在元首指挥部，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我父亲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此时已经失去理智的希特勒开始大声地咆哮。最后，希特勒恢复了常态，命令戈林到意大利去监督隆美尔在非洲的行动。不过戈林对各类艺术珍品的兴趣显然更多些。
      我的父亲飞回利比亚后，又开始了撤退。萨达特总统有一次跟我讲起，在我父亲的军事生涯中所有的辉煌成就中，他最钦佩的就是：在蒙哥马利技术装备压倒性的优势下，我父亲竟能从阿拉曼一直撤到突尼斯这一点。在还有一点时间时，我父亲还曾希望能够将非洲军团撤回意大利。希特勒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并在元首指挥部对他大发雷霆。
      当非洲军团在突尼斯投降后（就像我父亲预料的那样）后，希特勒将我父亲召回讨论当前形势。我父亲告诉希特勒说他觉得战争不可能胜利了，并认为德国应争取“有条件的投降”。这激怒了希特勒，他脸色铁青，虽然他也和我父亲一样认为胜利是不可能的了，却加上一句：“记住，谁都别想跟我讲和平！”
     1941年，希特勒开始发动大屠杀——有系统有规模地——消灭犹太人，从小孩到老人、妇女都不放过，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罪行。它给德国抹了黑。最初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想不到会有如此残暴的罪行存在。当然，他意识到了欧洲犹太人正在遭受迫害，他认为这是战争期间所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人质遭到射杀，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是情有可原的。让他逐渐认识到真相的是Blaskowitz将军，1943年晚些时候他曾在波兰亲眼目睹了许多由行刑队制造的惨案并进行了激烈的抗议。我的前任、原斯图加特市长，也是我父亲在一战时就熟识的Stroelin博士，同样也提供了可靠的消息——大量犹太人在集中营内被毒气杀死。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末或是1944年初。
     我父亲觉得战争已不再有胜算。他也知道希特勒的这场战争中首要的是俄国战役。他开始明白在苏联的这场战役竟是如此的残酷，如果红军侵入德国，那么将导致最坏的结果。最后，他开始意识到：在德国的土地上，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罪行，并且这种罪恶还将不断上演，然而此时盟军对这类种种暴行知之甚少。
      对此，我父亲的反应是：如果可能，就无条件投降，但最好是争取“有条件地投降”。假如盟军在诺曼底的入侵能被击退，那么新的德国政府将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一切都是幻想。一方面，盟军的常规兵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另一方面，核武器此时正在研制中，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如果欧洲战事久拖不决，那么原子弹就很有可能落到德国头上。
      无论如何，我父亲仍然认为如果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失败，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仍旧能够获得一个能达成有条件投降的好机会。他没想到的是一场政变在登陆前就已开始预谋。他比其他任何军官都了解他的士兵。在《华伦斯坦传》中，德国剧作家席勒阐述了为什么领导士兵反抗他们的首领并非易事的原因。
       在1944年，我父亲被任命为B集团军群司令（辖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等地），着手准备对抗盟军登陆的海岸防御，整个44年的上半年，他都与柏林的密谋者有所接触，但他认为柏林并不是谋划行动的合适地点——在他们还无法得到能确保行动成功的军队之前。
      虽然有关暗杀方面的行动计划正在讨论，但我父亲并不赞成这么做，起先他并不知道施陶芬伯格试图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有关施陶芬伯格的暗杀计划，起先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得到消息。
      随着盟军确立了在诺曼底的优势，我父亲意识到西线已经失败了，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停止战争以使盟军穿越德国并在红军之前抵达欧洲的中心。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苏军对德国的占领。由于这个原因，他下决心要在西线停止抵抗。至少，他数星期内都一直为此而奔波直到死去。
      他至少两次劝说希特勒接受他的意见。但是只要稍微提及和平的请求，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因此我父亲认为使部队投降的最佳时刻就是在一旦盟军突破了诺曼底防线之时。
      作为一名前线军官，当他下定决心要在西线停止抵抗时，他决定竭尽所能以防止双方军队再互相交火。在诺曼底，有10个党卫军装甲师供我父亲指挥。我父亲去和党卫军将领迪特里希和豪森进行了会面。他直率地问道投降是否要比继续在西线抵抗直到苏军占领柏林更有利一些。两人都同意他的观点：继续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在我父亲问道在他主动结束战斗时，他们将如何去做时，他们回答道：“你是我们的长官，我们跟随着你。”
      这次讨论发生在7月中旬。在这之前，我父亲就当前形势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交给希特勒。7月15日，他又写了另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阐述：“这场不对等的战斗正在接近尾声。我认为应当从当前形势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作为B集团军群司令，我不得不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很显然，我父亲并不相信他的报告会让希特勒改变主意。我认为他之所以写下并散发这些备忘录有可能是为了在战后证明他在当时那种灾难性的形势下并没有保持沉默。自当希特勒不再面对现实后，他认为自己不该受到责难并被迫独自采取行动。往后，我父亲就一直把这些报告带在身边，甚至在他被杀时也不例外。
      7月17日我父亲乘坐的汽车遭到盟军飞机的猛烈射击并受了重伤。法国的平民参与了营救。他陷入了昏迷之中。一个星期后，他甚至无法写出他的名字。他只能写下一些模糊的，难以辨认的奇怪符号给我母亲。在他死前几个星期，我被征召进一个防空炮火连服役。为此我不得不去看望父亲并向他告别。他此时正承受着剧烈的头痛和失眠。他常常在起居室里端坐几个小时回忆自己的生活。有时当他无法确定时，他就会询问我是否在倾听，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持有怀疑的教师（他以前曾经是一位战术方面的教师）。
      此时，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已被盖世太保逮捕。我父亲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的信，在信中他为斯派达尔的清白辩护，但他并没有将这封信发出去。在将它又读过一遍后，他认为这封信无法达到应有的说服效果。而盖世太保的官员此时正在24小时地监视着我们在赫林根的屋子。我父亲则在思考着问题：当希特勒没有他在身边时会怎么做。
     他感到事情对他来说并不简单。因此他为我们的屋子安排了岗哨，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当凯特尔元帅要求他去柏林报到以讨论他未来的任职时，他拒绝了，虽然此时他的身体此时已经康复了许多。他的回答是：“我将永远无法再在这次旅行后活着回来。”同时他也放弃了朋友要他逃走的建议。有太多他的士兵在战争中死去，他也于1944年10月14日与死期相会了，与之伴随的是他所惯有的镇静与克制。
     我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官。由10万精干士兵组成的军队都是非政治性的。他们既不准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投票选举的权利。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核心原则，以防止出现类似南美洲那样的军事政变。当他们为一个民主国家效劳时，“服从”、“勇敢”、“纪律”等美德就是唯一优秀的标准。尽管危机四起的魏玛共和国于1933年被纳粹专政所取代，价值观被颠覆。所有的美德都被打上问号，与政治隔绝的军队的准则也受到置疑。
     我的父亲并没有以“命令就是命令”或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为借口来为自己庇护。他自始至终都在为国家尽责。当然，没有人会接受我的观点。我只是在此表达我个人的看法。在一个民主的政治里，悄然地判罚有罪是很困难的。而在一个专制体制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你想活下来！因此让我们一起来巩固民主政治吧，即使当我们面对大量困难时。同时我们应吸取教训，不论何时，我们都要抵御那些会引诱我们放弃民主主义的诱惑。我的父亲隆美尔
                                          ——曼弗雷德·隆美尔
            
       我的父亲1891年11月15日出生于海登海姆市一个大学教授家庭。1944年10月14日，他被希特勒下令杀害于乌尔姆附近的赫林根。希特勒以叛国罪起诉他。但由于隆美尔在北非战役中的辉煌战绩，他被告知可以选择服毒自杀。如果隆美尔接受的话，他的家庭将免受牵连，也不会继续深究和他以前共事过的人员，并在柏林给予国葬。
      我的父亲坚信如果他拒绝自杀，希特勒也不敢将他送上人民法庭审判，而是会将他秘密杀害，因此他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得到了在乌尔姆举行国葬的允诺。他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和家人永别，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母亲，艾丁格上尉，他的参谋（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非常有名的园林建筑师）和我被一一告知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们接到乌尔姆一家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父亲已因脑溢血猝然死亡。
       我父亲最后一次散步是和我与艾丁格先生在一起的，我俩可说是我父亲生前看到的最后两个亲友。余下的事则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先是希特勒向我母亲发来唁电，然后是陆军元帅龙德施泰特在葬礼上宣读悼词。
       在那个时候，乌尔姆市尚未被完全毁灭因此还有条件举行这次国葬。然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前线、城市和露营地。在赫林根，有一位为我们工作过的出色的裁缝，在数周内连续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而这，仅仅是许多悲惨事例中的一个。
      1945年，作为一名战俘，我在雷德林根接受了审讯，一个法国士兵问到有关我父亲的死因。当时我还只有16岁，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拒绝接受“被迫自杀”的说法，因为一个人被逼杀死自己，就不能说是自杀。我不喜欢自杀（suicide）这个词。我赞同“自愿受死”的解释，尽管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很不幸的是，这种解释后来为无数的文学著作所引用，即使他从来就没有过选择的自由。
      三年以前，一个日本记者问我：“你和你父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死了。”那位记者迷惑不解，他多半以为我这样的回答是对父亲的不尊重。但我想我父亲会欣赏这种说法的。战争结束时，我意识到到失去这场战争要比希特勒赢得战争更为有利。
       我曾经再三地在各种场合和曾在我父亲手下服役过的士兵讨论有关战争的论题。我相信我父亲会赞同我的看法：是纳粹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和罪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他的侵略战争，以及最后他要将德国人民作为陪葬拉下毁灭的深渊。
      在战后时期，我一直在做着深深的思索，希特勒为什么要计划杀死我父亲。难道他真的参加了反纳粹组织？难道他真的知道“7·20”密谋的真相？为什么我父亲10月14日要答应希特勒的要求自杀呢？
      我试图找出答案：早在阿拉曼战役期间，我父亲和希特勒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当英军很快就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时，希特勒此时却责令非洲军团在阿拉曼战役中“要么胜利，要么毁灭”。
      我父亲中止了已经开始的撤退但同时也在试图取消这个残暴的命令。但是很快，危机越来越严重，于是我父亲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再次指挥他的部队撤退。这场大撤退始于阿拉曼而止于突尼斯。希特勒再三地重申了不许非洲军团后退的命令，然而每一次都被我父亲给违抗。于是12月底在元首指挥部，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我父亲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此时已经失去理智的希特勒开始大声地咆哮。最后，希特勒恢复了常态，命令戈林到意大利去监督隆美尔在非洲的行动。不过戈林对各类艺术珍品的兴趣显然更多些。
      我的父亲飞回利比亚后，又开始了撤退。萨达特总统有一次跟我讲起，在我父亲的军事生涯中所有的辉煌成就中，他最钦佩的就是：在蒙哥马利技术装备压倒性的优势下，我父亲竟能从阿拉曼一直撤到突尼斯这一点。在还有一点时间时，我父亲还曾希望能够将非洲军团撤回意大利。希特勒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并在元首指挥部对他大发雷霆。
      当非洲军团在突尼斯投降后（就像我父亲预料的那样）后，希特勒将我父亲召回讨论当前形势。我父亲告诉希特勒说他觉得战争不可能胜利了，并认为德国应争取“有条件的投降”。这激怒了希特勒，他脸色铁青，虽然他也和我父亲一样认为胜利是不可能的了，却加上一句：“记住，谁都别想跟我讲和平！”
     1941年，希特勒开始发动大屠杀——有系统有规模地——消灭犹太人，从小孩到老人、妇女都不放过，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罪行。它给德国抹了黑。最初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想不到会有如此残暴的罪行存在。当然，他意识到了欧洲犹太人正在遭受迫害，他认为这是战争期间所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人质遭到射杀，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是情有可原的。让他逐渐认识到真相的是Blaskowitz将军，1943年晚些时候他曾在波兰亲眼目睹了许多由行刑队制造的惨案并进行了激烈的抗议。我的前任、原斯图加特市长，也是我父亲在一战时就熟识的Stroelin博士，同样也提供了可靠的消息——大量犹太人在集中营内被毒气杀死。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末或是1944年初。
     我父亲觉得战争已不再有胜算。他也知道希特勒的这场战争中首要的是俄国战役。他开始明白在苏联的这场战役竟是如此的残酷，如果红军侵入德国，那么将导致最坏的结果。最后，他开始意识到：在德国的土地上，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罪行，并且这种罪恶还将不断上演，然而此时盟军对这类种种暴行知之甚少。
      对此，我父亲的反应是：如果可能，就无条件投降，但最好是争取“有条件地投降”。假如盟军在诺曼底的入侵能被击退，那么新的德国政府将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一切都是幻想。一方面，盟军的常规兵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另一方面，核武器此时正在研制中，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如果欧洲战事久拖不决，那么原子弹就很有可能落到德国头上。
      无论如何，我父亲仍然认为如果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失败，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仍旧能够获得一个能达成有条件投降的好机会。他没想到的是一场政变在登陆前就已开始预谋。他比其他任何军官都了解他的士兵。在《华伦斯坦传》中，德国剧作家席勒阐述了为什么领导士兵反抗他们的首领并非易事的原因。
       在1944年，我父亲被任命为B集团军群司令（辖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等地），着手准备对抗盟军登陆的海岸防御，整个44年的上半年，他都与柏林的密谋者有所接触，但他认为柏林并不是谋划行动的合适地点——在他们还无法得到能确保行动成功的军队之前。
      虽然有关暗杀方面的行动计划正在讨论，但我父亲并不赞成这么做，起先他并不知道施陶芬伯格试图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有关施陶芬伯格的暗杀计划，起先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得到消息。
      随着盟军确立了在诺曼底的优势，我父亲意识到西线已经失败了，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停止战争以使盟军穿越德国并在红军之前抵达欧洲的中心。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苏军对德国的占领。由于这个原因，他下决心要在西线停止抵抗。至少，他数星期内都一直为此而奔波直到死去。
      他至少两次劝说希特勒接受他的意见。但是只要稍微提及和平的请求，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因此我父亲认为使部队投降的最佳时刻就是在一旦盟军突破了诺曼底防线之时。
      作为一名前线军官，当他下定决心要在西线停止抵抗时，他决定竭尽所能以防止双方军队再互相交火。在诺曼底，有10个党卫军装甲师供我父亲指挥。我父亲去和党卫军将领迪特里希和豪森进行了会面。他直率地问道投降是否要比继续在西线抵抗直到苏军占领柏林更有利一些。两人都同意他的观点：继续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在我父亲问道在他主动结束战斗时，他们将如何去做时，他们回答道：“你是我们的长官，我们跟随着你。”
      这次讨论发生在7月中旬。在这之前，我父亲就当前形势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交给希特勒。7月15日，他又写了另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阐述：“这场不对等的战斗正在接近尾声。我认为应当从当前形势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作为B集团军群司令，我不得不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很显然，我父亲并不相信他的报告会让希特勒改变主意。我认为他之所以写下并散发这些备忘录有可能是为了在战后证明他在当时那种灾难性的形势下并没有保持沉默。自当希特勒不再面对现实后，他认为自己不该受到责难并被迫独自采取行动。往后，我父亲就一直把这些报告带在身边，甚至在他被杀时也不例外。
      7月17日我父亲乘坐的汽车遭到盟军飞机的猛烈射击并受了重伤。法国的平民参与了营救。他陷入了昏迷之中。一个星期后，他甚至无法写出他的名字。他只能写下一些模糊的，难以辨认的奇怪符号给我母亲。在他死前几个星期，我被征召进一个防空炮火连服役。为此我不得不去看望父亲并向他告别。他此时正承受着剧烈的头痛和失眠。他常常在起居室里端坐几个小时回忆自己的生活。有时当他无法确定时，他就会询问我是否在倾听，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持有怀疑的教师（他以前曾经是一位战术方面的教师）。
      此时，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已被盖世太保逮捕。我父亲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的信，在信中他为斯派达尔的清白辩护，但他并没有将这封信发出去。在将它又读过一遍后，他认为这封信无法达到应有的说服效果。而盖世太保的官员此时正在24小时地监视着我们在赫林根的屋子。我父亲则在思考着问题：当希特勒没有他在身边时会怎么做。
     他感到事情对他来说并不简单。因此他为我们的屋子安排了岗哨，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当凯特尔元帅要求他去柏林报到以讨论他未来的任职时，他拒绝了，虽然此时他的身体此时已经康复了许多。他的回答是：“我将永远无法再在这次旅行后活着回来。”同时他也放弃了朋友要他逃走的建议。有太多他的士兵在战争中死去，他也于1944年10月14日与死期相会了，与之伴随的是他所惯有的镇静与克制。
     我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官。由10万精干士兵组成的军队都是非政治性的。他们既不准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投票选举的权利。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核心原则，以防止出现类似南美洲那样的军事政变。当他们为一个民主国家效劳时，“服从”、“勇敢”、“纪律”等美德就是唯一优秀的标准。尽管危机四起的魏玛共和国于1933年被纳粹专政所取代，价值观被颠覆。所有的美德都被打上问号，与政治隔绝的军队的准则也受到置疑。
     我的父亲并没有以“命令就是命令”或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为借口来为自己庇护。他自始至终都在为国家尽责。当然，没有人会接受我的观点。我只是在此表达我个人的看法。在一个民主的政治里，悄然地判罚有罪是很困难的。而在一个专制体制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你想活下来！因此让我们一起来巩固民主政治吧，即使当我们面对大量困难时。同时我们应吸取教训，不论何时，我们都要抵御那些会引诱我们放弃民主主义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