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

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正经历着由我们亲手造成的大规模气候变化，而这在人类现存的历史记录中，绝无仅有。这同时也是无从否认的事实。科学家们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影响”来描述今天的气候危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就未曾有过因气候的起伏而影响了人类社会兴衰成败的经典案例，比如：毁灭文明的严重干旱和成就帝国伟业的持续好天气。
无论是指挥疆场，还是应对剧烈变化的天气，今天的领导者们有许多历史榜样可供借鉴。
面对500年一遇的加州干旱，杰瑞•布朗(Jerry Brown)政府是否应谨记中国明朝末代皇帝的决策失误？
在计划如何保护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时，奥巴马总统是否该以本哈•亚(Ponhea Yat)为鉴。本哈•亚是圣城吴哥的最后一位国王。
当俄罗斯在逐渐消融的北极中寻找新的领地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否应该多想想成吉思汗的例子？（他在骑马这方面已经做到了。）
对于以下四位历史人物，他们的成败与其所处时代的气候变化不能说毫无关系。

本周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成吉思汗——这位在世界史中将最大的陆地连接起来的蒙古大帝，其秘密武器也许是：绝好的天气。
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学报》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中，作者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包括在今天蒙古的树干中收集到的年轮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成吉思汗创建帝国伟业之时，原本寒冷的中亚地带却处于其一千年中最温和湿润的时期。作者写道，这为“蒙古政治及军事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潜在的有利条件。
此研究小组的组长尼尔•佩德森(Neil Pederson)是一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轮科学专家。专家们发现蒙古的湿润度曾连续15年超过往年均值。从政治角度上讲，这对游牧类型的部落十分有利。作者写道：“13世纪时，气候温暖又持续湿润，这就为草原植物及包括马在内的家畜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你看过任何一部关于蒙古可汗的古装片，就会知道马匹对于领地扩张至关重要。今天，在逐渐消融的北极上演的开辟海上新航道的竞赛中，破冰船作用之重要就相当于古代的马匹。控制了新航道就等于得到了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在中亚温暖的气候条件下，成吉思汗及其逐水草而居的子民们或许多次轻易取胜。不过，科学家们称好天气也只是暂时的。他们对于未来趋势的分析令人担忧。树干年轮显示，中亚地区在21世纪初遭遇的干旱是蒙古一千年没有遇到过的糟糕情况。更糟的是，这时的温度还高于往常（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使然）。在未来数十年中，蒙古的增幅幅度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们也许会目睹历史重演——大规模移民和牲畜死亡。文章作者称，“在未来，如果温度增加的程度大于降水增加的程度，蒙古及亚洲内陆地区也许会更频繁地出现不定期的高温和干旱。而这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在长达300年中，明朝一直都是雄踞一方的超级大国，发明甚多（包括，刷毛头式牙刷）。然而，大约从1630年起，季风的减弱（过去2000年中最弱的季风）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天气。这就引发了大规模人民起义。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在其《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一书中写道，明朝的这些遭遇“比任何历史同期的欧洲动乱都严峻得多。”费根写道，到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时，一直都很肥沃的长三角地区已经遭受了时疫、洪水和饥荒的侵袭。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了朝廷内部政见不合、政权岌岌可危。
这一阶段的气温达到了历史最低值。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丢失的殖民地》（Lost Colony）中写道，中国“在从1370年至今的时间中，17世纪中叶的温度是最低的，也是最干燥的。在过去500年中，1640年是中国北方最干燥的一年。”

紫禁城，最著名的明代建筑，大概是崇祯皇帝的最后一道壁垒。
Kallgan/Wikimedia Commons.
正如欧阳泰所言，即便是对“最杰出的政府而言，如此局面也堪称挑战。”再说，崇祯的内阁又不能算是最杰出的那类。当粮食生产陷入瘫痪，崇祯的举措不当无疑又给业已脆弱的政府雪上加霜。这时的税赋却毫无减免，于是，忍饥挨饿的农民纷纷“放下手中的锄头，加入了起义队伍”，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难》(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中这样写道。避世幽居的崇祯皇帝躲在北京的紫禁城（明代皇权的最突出象征）内，他不再信任大臣或立法官员，因为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派系斗争。（似乎很熟悉？）他没有再努力采取措施让法律和秩序重新归入正轨，相反，他将军队都撤回皇城，也就是基本将皇城以外的土地尽数让给日渐强大的起义军。此外，他还关闭了三分之一的驿站网络。此前的崇祯一直依赖这个网络交换信息。关闭它们意味着现在的崇祯已决定对日益恶化的局面一概置若罔闻。

明代气温骤降。
摘编自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难》
这时，同样因为面临干旱的威胁，满族部落入侵北方。崇祯再也没法应付这么多糟糕的局面了。帕克写道，“多地出现的种种灾害让明朝政府的压力不断攀升，明朝的社会体系最终土崩瓦解了。”此时，摆在崇祯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弃城逃至南京，要么原地不动。北德克萨斯大学的哈罗德•迈尔斯•坦纳(Harold Miles Tanner)在其《中国历史》(China: A History)一书中写道，“1644年4月25日清晨，众叛亲离后，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爬到紫禁城后的半山腰，自缢身亡。”
满族部落最终洗劫了北京城，并揭开了清代的历史大幕。


作家及环境评论员弗瑞德•皮尔斯(Fred Pearce)认为，10-11世纪温和的好天气为由红胡子埃里克(Erik the Red)带领的维京人在格林兰岛定居提供了有利条件。红胡子埃里克的儿子列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维京王。这位欧洲人首先于10世纪末期在纽芬兰发现了北美洲。然而，由埃里克森开启的这个以伟大发现及富足物产为标志的时代很快就被日益寒冷的天气所取代。
皮尔斯在其《速度与力量：科学家为何害怕气候变化中的拐点》(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一书中写道，“在北极岛屿南端定居的维京部落只兴盛了400年。到15世纪中叶时，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海面上的冰封又阻断了任何来自欧洲的粮食补给。”皮尔斯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出在适应环境的失败上。维京人固执地继续种庄稼、养鸡（这些都只适合温暖气候），而没有转为捕猎海豹或北极熊。结果呢，“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发育不良，格林兰岛上原本健壮的维京人平均身高由5英尺9英寸缩减至了5英尺。”
在《我们正在死去的地球》(Our Dying Planet)一书中，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1]的科学家皮特•塞尔(Peter Sale)写道，现存有关北格林兰岛的最后历史记录是1408年的一次婚礼。曾经的北格林兰岛是那么葱郁，出口葡萄和木料。塞尔称，维京帝国的扩张和崩塌正好分别处在“中世纪暖期”（9-13世纪）和随后的“小冰期”（14-19世纪，气温下降1摄氏度）。他写道，“一度的差别就会决定很多事情。”
由于冰封阻断了海运，挪威和格林兰岛的贸易也停止了。埃里克森时代的葱郁场景一去不返，随之消逝的还有维京帝国。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书《崩溃》（Collapse）中写道，“最后，我们还是会抱怨说，面临同样的气候挑战，为什么挪威人就不能看看因纽特人是如何应对小冰期的呢？”说到此，我们自然会想到自已，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面对严峻的气候挑战，是适应还是灭亡？


2010年，在拉蒙•多哈堤地球观察站(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2]进行的另外一项年轮研究显示，数十年的干旱也许是导致600年前的高棉文明灭亡的原因之一。高棉人曾是吴哥古城的主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吴哥窟。
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布伦丹•巴克利(Brendan Buckley)在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没有说是气候导致了吴哥灭亡，但30年之久的干旱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在9-14世纪，高棉国的领土曾经扩展至今天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一般认为，高棉国于1431年灭亡。当时，在与入侵者（其所属相当于今天的泰国）苦战很久后，高棉王奔亚•哈最终逃走。后来，他建立了金边国，也就是现在柬埔寨首都。
不过，干旱也许是导致高棉国更加脆弱的原因：科学家发现，在过去1000年中，高棉国最干旱的时间点是1403年。就在30年后，吴哥陷落。更加残酷的是，干旱还与毁灭性的季风内涝相间进行。

复杂的水系成为吴哥古城的巨大负担
Samgarza/Wikimedia Commons
吴哥古城曾拥有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个占地386平方英里的系统是其文明兴盛的秘诀——现代人眼中的基础设施及一种适应气候的策略。它可以在少雨的年份保护庄稼。然而，在某些时候，吴哥城的优势却成了它的劣势。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世纪末时，这个庞杂的水系充当起了运河、航道及水库。”水系的复杂使之难以做出任何改动，因此，“当遇见大规模、毁灭性的灾害时，它就显得不堪一击。”由于对人力和资金上的要求很高，水系的维护无法得到长久的保证。
难以管理的水系在百年一遇的洪水面前变得脆弱无比。戴蒙德在《崩溃》中写道，“这个水系终于承受不住交替出现的旱涝灾害。气候变化和政权腐败最终使得高棉人无法御敌。”接着，暹罗人的入侵就结束了高棉文明。

经过对吴哥窟的年轮样本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和整理得出的“帕尔默干旱强度指数[3]”图。凹陷处代表最干旱的年份；凸起处则代表最湿润的年份。
摘编自2010年拉蒙•多哈堤地球观察站的研究成果。
在《大温暖时期：气候变化和文明兴衰》(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中，作者费根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即便是人类最优秀的气候应对方案，比如：吴哥复杂的水系工程，在实际效果上都显得苍白无力。今天的吴哥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它更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历史定格——那时的吴哥，虽有着华丽的外表，却被其建造者抛弃，原因之一就是干枯的稻田让他们忍受饥饿。
作者写道，“吴哥窟是一个无声的历史见证。它见证了气候如何影响着人类社会，如何为人类社会或带来福音，或带来灾难。”
译注：
[1]}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加拿大最好的十所综合类大学之一，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也是加拿大最南端的公立大学, 拥有加拿大最温和的气候；
[2]拉蒙•多哈堤地球观察站(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成立于1949年，位于纽约帕利塞兹；
[3]帕尔默干旱指数（Palmer Drought Index）：一个基于降水量和温度的干燥程度的量规。由气象学家Wayne Palmer创立，并在1965年其为美国气象局的气候学办公室撰写的论文《气象学干旱》(Meteorological Drought)中首次发布。

原帖地址http://select.yeeyan.org/view/433002/408749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正经历着由我们亲手造成的大规模气候变化，而这在人类现存的历史记录中，绝无仅有。这同时也是无从否认的事实。科学家们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影响”来描述今天的气候危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就未曾有过因气候的起伏而影响了人类社会兴衰成败的经典案例，比如：毁灭文明的严重干旱和成就帝国伟业的持续好天气。
无论是指挥疆场，还是应对剧烈变化的天气，今天的领导者们有许多历史榜样可供借鉴。
面对500年一遇的加州干旱，杰瑞•布朗(Jerry Brown)政府是否应谨记中国明朝末代皇帝的决策失误？
在计划如何保护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时，奥巴马总统是否该以本哈•亚(Ponhea Yat)为鉴。本哈•亚是圣城吴哥的最后一位国王。
当俄罗斯在逐渐消融的北极中寻找新的领地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否应该多想想成吉思汗的例子？（他在骑马这方面已经做到了。）
对于以下四位历史人物，他们的成败与其所处时代的气候变化不能说毫无关系。

本周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成吉思汗——这位在世界史中将最大的陆地连接起来的蒙古大帝，其秘密武器也许是：绝好的天气。
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学报》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中，作者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包括在今天蒙古的树干中收集到的年轮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成吉思汗创建帝国伟业之时，原本寒冷的中亚地带却处于其一千年中最温和湿润的时期。作者写道，这为“蒙古政治及军事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潜在的有利条件。
此研究小组的组长尼尔•佩德森(Neil Pederson)是一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轮科学专家。专家们发现蒙古的湿润度曾连续15年超过往年均值。从政治角度上讲，这对游牧类型的部落十分有利。作者写道：“13世纪时，气候温暖又持续湿润，这就为草原植物及包括马在内的家畜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你看过任何一部关于蒙古可汗的古装片，就会知道马匹对于领地扩张至关重要。今天，在逐渐消融的北极上演的开辟海上新航道的竞赛中，破冰船作用之重要就相当于古代的马匹。控制了新航道就等于得到了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在中亚温暖的气候条件下，成吉思汗及其逐水草而居的子民们或许多次轻易取胜。不过，科学家们称好天气也只是暂时的。他们对于未来趋势的分析令人担忧。树干年轮显示，中亚地区在21世纪初遭遇的干旱是蒙古一千年没有遇到过的糟糕情况。更糟的是，这时的温度还高于往常（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使然）。在未来数十年中，蒙古的增幅幅度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们也许会目睹历史重演——大规模移民和牲畜死亡。文章作者称，“在未来，如果温度增加的程度大于降水增加的程度，蒙古及亚洲内陆地区也许会更频繁地出现不定期的高温和干旱。而这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在长达300年中，明朝一直都是雄踞一方的超级大国，发明甚多（包括，刷毛头式牙刷）。然而，大约从1630年起，季风的减弱（过去2000年中最弱的季风）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天气。这就引发了大规模人民起义。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在其《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一书中写道，明朝的这些遭遇“比任何历史同期的欧洲动乱都严峻得多。”费根写道，到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时，一直都很肥沃的长三角地区已经遭受了时疫、洪水和饥荒的侵袭。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了朝廷内部政见不合、政权岌岌可危。
这一阶段的气温达到了历史最低值。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丢失的殖民地》（Lost Colony）中写道，中国“在从1370年至今的时间中，17世纪中叶的温度是最低的，也是最干燥的。在过去500年中，1640年是中国北方最干燥的一年。”

紫禁城，最著名的明代建筑，大概是崇祯皇帝的最后一道壁垒。
Kallgan/Wikimedia Commons.
正如欧阳泰所言，即便是对“最杰出的政府而言，如此局面也堪称挑战。”再说，崇祯的内阁又不能算是最杰出的那类。当粮食生产陷入瘫痪，崇祯的举措不当无疑又给业已脆弱的政府雪上加霜。这时的税赋却毫无减免，于是，忍饥挨饿的农民纷纷“放下手中的锄头，加入了起义队伍”，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难》(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中这样写道。避世幽居的崇祯皇帝躲在北京的紫禁城（明代皇权的最突出象征）内，他不再信任大臣或立法官员，因为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派系斗争。（似乎很熟悉？）他没有再努力采取措施让法律和秩序重新归入正轨，相反，他将军队都撤回皇城，也就是基本将皇城以外的土地尽数让给日渐强大的起义军。此外，他还关闭了三分之一的驿站网络。此前的崇祯一直依赖这个网络交换信息。关闭它们意味着现在的崇祯已决定对日益恶化的局面一概置若罔闻。

明代气温骤降。
摘编自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难》
这时，同样因为面临干旱的威胁，满族部落入侵北方。崇祯再也没法应付这么多糟糕的局面了。帕克写道，“多地出现的种种灾害让明朝政府的压力不断攀升，明朝的社会体系最终土崩瓦解了。”此时，摆在崇祯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弃城逃至南京，要么原地不动。北德克萨斯大学的哈罗德•迈尔斯•坦纳(Harold Miles Tanner)在其《中国历史》(China: A History)一书中写道，“1644年4月25日清晨，众叛亲离后，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爬到紫禁城后的半山腰，自缢身亡。”
满族部落最终洗劫了北京城，并揭开了清代的历史大幕。


作家及环境评论员弗瑞德•皮尔斯(Fred Pearce)认为，10-11世纪温和的好天气为由红胡子埃里克(Erik the Red)带领的维京人在格林兰岛定居提供了有利条件。红胡子埃里克的儿子列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维京王。这位欧洲人首先于10世纪末期在纽芬兰发现了北美洲。然而，由埃里克森开启的这个以伟大发现及富足物产为标志的时代很快就被日益寒冷的天气所取代。
皮尔斯在其《速度与力量：科学家为何害怕气候变化中的拐点》(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一书中写道，“在北极岛屿南端定居的维京部落只兴盛了400年。到15世纪中叶时，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海面上的冰封又阻断了任何来自欧洲的粮食补给。”皮尔斯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出在适应环境的失败上。维京人固执地继续种庄稼、养鸡（这些都只适合温暖气候），而没有转为捕猎海豹或北极熊。结果呢，“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发育不良，格林兰岛上原本健壮的维京人平均身高由5英尺9英寸缩减至了5英尺。”
在《我们正在死去的地球》(Our Dying Planet)一书中，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1]的科学家皮特•塞尔(Peter Sale)写道，现存有关北格林兰岛的最后历史记录是1408年的一次婚礼。曾经的北格林兰岛是那么葱郁，出口葡萄和木料。塞尔称，维京帝国的扩张和崩塌正好分别处在“中世纪暖期”（9-13世纪）和随后的“小冰期”（14-19世纪，气温下降1摄氏度）。他写道，“一度的差别就会决定很多事情。”
由于冰封阻断了海运，挪威和格林兰岛的贸易也停止了。埃里克森时代的葱郁场景一去不返，随之消逝的还有维京帝国。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书《崩溃》（Collapse）中写道，“最后，我们还是会抱怨说，面临同样的气候挑战，为什么挪威人就不能看看因纽特人是如何应对小冰期的呢？”说到此，我们自然会想到自已，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面对严峻的气候挑战，是适应还是灭亡？


2010年，在拉蒙•多哈堤地球观察站(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2]进行的另外一项年轮研究显示，数十年的干旱也许是导致600年前的高棉文明灭亡的原因之一。高棉人曾是吴哥古城的主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吴哥窟。
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布伦丹•巴克利(Brendan Buckley)在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没有说是气候导致了吴哥灭亡，但30年之久的干旱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在9-14世纪，高棉国的领土曾经扩展至今天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一般认为，高棉国于1431年灭亡。当时，在与入侵者（其所属相当于今天的泰国）苦战很久后，高棉王奔亚•哈最终逃走。后来，他建立了金边国，也就是现在柬埔寨首都。
不过，干旱也许是导致高棉国更加脆弱的原因：科学家发现，在过去1000年中，高棉国最干旱的时间点是1403年。就在30年后，吴哥陷落。更加残酷的是，干旱还与毁灭性的季风内涝相间进行。

复杂的水系成为吴哥古城的巨大负担
Samgarza/Wikimedia Commons
吴哥古城曾拥有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个占地386平方英里的系统是其文明兴盛的秘诀——现代人眼中的基础设施及一种适应气候的策略。它可以在少雨的年份保护庄稼。然而，在某些时候，吴哥城的优势却成了它的劣势。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世纪末时，这个庞杂的水系充当起了运河、航道及水库。”水系的复杂使之难以做出任何改动，因此，“当遇见大规模、毁灭性的灾害时，它就显得不堪一击。”由于对人力和资金上的要求很高，水系的维护无法得到长久的保证。
难以管理的水系在百年一遇的洪水面前变得脆弱无比。戴蒙德在《崩溃》中写道，“这个水系终于承受不住交替出现的旱涝灾害。气候变化和政权腐败最终使得高棉人无法御敌。”接着，暹罗人的入侵就结束了高棉文明。

经过对吴哥窟的年轮样本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和整理得出的“帕尔默干旱强度指数[3]”图。凹陷处代表最干旱的年份；凸起处则代表最湿润的年份。
摘编自2010年拉蒙•多哈堤地球观察站的研究成果。
在《大温暖时期：气候变化和文明兴衰》(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中，作者费根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即便是人类最优秀的气候应对方案，比如：吴哥复杂的水系工程，在实际效果上都显得苍白无力。今天的吴哥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它更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历史定格——那时的吴哥，虽有着华丽的外表，却被其建造者抛弃，原因之一就是干枯的稻田让他们忍受饥饿。
作者写道，“吴哥窟是一个无声的历史见证。它见证了气候如何影响着人类社会，如何为人类社会或带来福音，或带来灾难。”
译注：
[1]}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加拿大最好的十所综合类大学之一，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也是加拿大最南端的公立大学, 拥有加拿大最温和的气候；
[2]拉蒙•多哈堤地球观察站(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成立于1949年，位于纽约帕利塞兹；
[3]帕尔默干旱指数（Palmer Drought Index）：一个基于降水量和温度的干燥程度的量规。由气象学家Wayne Palmer创立，并在1965年其为美国气象局的气候学办公室撰写的论文《气象学干旱》(Meteorological Drought)中首次发布。

原帖地址http://select.yeeyan.org/view/433002/408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