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福祸之间：官商经济与晋商兴衰[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41:44
jdxyks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摘要：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晋商曾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然而，其兴盛并非依靠公平竞争，更主要是依赖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走的是一条“官商经济”之路，这也必然决定了其悲剧下场，随着清朝的覆亡而退出历史舞台。晋商的“官商经济”给我们以启示，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官商经济”通常是指企业依靠与权力部门的特殊关系进行经营，获得超乎市场竞争规则之上的特权，从而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曾在近代辉煌一时的晋商，是旧式中国“官商经济”的一个典型。明清时期晋商由于其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活跃时间久长而居中国商帮之首。然而，在清末民初很快就衰落了，到现代几乎是默默无闻了。晋商的发端、崛起乃至兴盛与封建官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普遍而深入，这是晋商历时五百多年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特殊联系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官商结合与晋商兴盛
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满清政权入住中原之前，晋商因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出过大力，因而受到努尔哈赤等后金政权贵族的青睐，曾给予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大商人”隆厚恩赏① 。
时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流通经济支配者的商人已为社会所必需。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而商人在无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很多时候，官僚依靠晋商的财力支持而诞生，晋商凭借官僚的权力不断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皇商”的形态实现两者的一体化。许多晋商因受封为皇商、官商而“赀益大起”，甚至获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们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成为半官半商的豪门商人。如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经商山东，因多次捐输百金，而出任归德府商丘驿丞。代州人杨继美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出任祭酒② 之职。蒲州商人韩某，通过向边仓交纳粮食，而受封为义官。平阳府襄阳县高瓒也因经商有功而出任指挥同知官，等等。
明清晋商同官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票号诞生后，这种官商结合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票号自清道光初年兴起后，其业务主要是商贸的汇兑，与官府几乎没有联系，基本上还是循着商品经济的轨道。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后，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加深，不久便使之脱离了这一轨道。太平军、捻军起义造成交通阻塞，各省无法正常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票号，这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税款协饷、军费转运、调拨的困难。同时，又给票号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票号不但承担了给清廷汇兑京协各饷的重任，后来还肩负起了借垫经协各饷和筹措偿还外债，推销国内股票的重担。甲午战争后，票号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更是竭力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承汇商款，而且为清廷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推销昭信股票。票号俨然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和财政机构。从此，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说19世纪后期票号借农民起义之机得以结交官府，获得发展机会，那么20世纪初年的庚子事变，又使得票号与清朝最高权力集团攀附关系，并深得皇太后慈禧的信任。庚子事变，慈禧仓皇出逃，途经山西，经济困难，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给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利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辛丑条约》逼迫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票号汇解。这一切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票号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③ 。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财富的顶峰。
有人说,山西票号结交官府是迫于无奈，显然这是缺乏解释力的。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思路，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诚然，中国古近代社会对所有权可转让性的限制和产权不清晰将会增加交易成本和缩小交易范围，但人们的商业实现方式仍然存在多种形式。可以说，山西票号正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而选择了官商结合的“合约”交易方式。而某些历史事件的穿插又带来了递增报酬，最终使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官商结合与晋商衰落
晋商从“官商经济”中得到了特权，找到了通往繁荣的捷径。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票号依托官府，获得大量官款存储，垄断官款汇兑、借贷业务，扩大其营运资本，与官方做生意，取得官方的保护。票号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建立于“官商经济”之上，而超越了市场的规则。票号正是凭借这种超游戏规则的有利条件，在规模和资金实力上大大超过前一时期，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金融业独占鳌头。然而也正是晋商对官府的过分依附，为后期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走向衰亡。真可谓福兮祸所依，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晋商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的结托，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票号的存款来源主要是官府的税款、军饷和官僚贵族的私物。因为票号资本雄厚，存款无危险之虑，且信用好，有时官府急需款项或官吏转任时旅费不足，还可以向票号透支或挪借。公款存入票号，并不付予利息，票号获利很大，以致晋商票号后期只对官银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来往。然而，这却使得战争爆发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对票号存款立提，毫不通融；借款不还，人去楼空。山西票号大都因此而倒闭。
另一方面，晋商当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以及皇帝的巡幸活动中的不俗表现，让朝廷找到了一个可以挖掘利用的财源。咸丰初年推行捐输、捐纳后，尽管晋商已竭尽全力，捐输了巨额银两，清政府也明知山西商人“急公好义，踊跃输将，数已不少”，可是由于财政紧张，“库藏支绌”，仍以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为由，于咸丰三年(1853年)又先后5次发出谕令，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晋商在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来，山西商人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④。 晋商为求得功名进行的大量捐纳，结果是朝廷得到了实利，晋商大破其财后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得到的只是一些空名。而且大量捐纳还加速了它所依赖的清王朝的没落，造成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票号承担了对朝廷京协各饷的汇兑和借垫任务后，晋商与朝廷的结托更为加深。但这种结托的加深，在给晋商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恶果。对晋商而言，它已经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其命运不能不受清王朝的摆布，并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票号面临了生死危机。战乱中，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使票号受到很大损失，如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以及清室贵族的放款，“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在汉口、西安、成都3处，即被士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稍定，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但更多的损失，则是因为清政府而蒙受。清政府因用兵对票号催逼提款，大批官员对票号的倒账和追索，像一条条绳索套在票号脖子上，最终票号随着清王朝的败落而走完了其辉煌的历程。“因为票庄的繁荣是依附清廷的官僚而来，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此理甚明”⑤， 这直接道出了票号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结托后荣辱与共的因果关系，说明了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使他们日益脱离正常的市场竞争，向官员行贿使他们对市场信息失去应有的敏感，对风险的判断力退化；所谓“倒账损失不断增加”，“无限制地扩大放款，犯了银行业经营的大忌，这必然决定了遇到大的挤兑风潮必然倒闭的命运”⑥ 。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道，“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与官府关系越紧密，受其影响也越明显，无论好坏，一旦勾连，势成骑虎。交商富，交官穷，这个道理很明显，一来官员的欲壑难填，二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对从商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晋商票号和清政府之间的联系因“特权”而形成解不开的死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诚然，山西票号的发展壮大具有自身的优势所在，如资金雄厚、网络广泛、注重信誉；在内部管理上也不乏创新，率先实行顶身股制；在经营活动中，对工商业的贷款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当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原有的健康基因就会被侵蚀乃至坏死，企业的成长就会停滞。而一旦遭遇外部突变，如清政府自办的国家银行将票号的官府生意大部分夺走，使得票号的业务大量锐减。辛亥革命使票号的政府人脉瞬间丧尽，它的急速衰败就不可避免了。
“成败系于萧何，福祸相倚相连”。随着近代社会一系列的变迁，通过传统的官商结合策略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交易成本与风险在不断增加。晋商在官商关系上逐渐自我强化，最终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官商结合的经济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最终导致其走向衰落。
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们，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不得不用金钱与统治者结托，走了一条非规范的“官商经济”之路。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大而言之，这是在某种国家政治意图指导下，在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中，运用权力制造市场，依靠政府提供担保，通过行政实施项目经济的必然产物；小而言之，这是官吏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选择，能够借助权力优势获得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再分配过程中优先占据有利位置和获取最多份额。
山西的官商关系在历史上几乎近于一个死结。“官商”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畸形结合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历史中，商必须依赖于官，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官必须控制商，才能允许商的存在。这种官商结合的基础是关系，是权贵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平等契约精神。它使工商业成为一种特权性质的游戏，而不是一种依照准则的生产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这种非正常的“官商关系”得到有效控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官商经济”的阴影和隐患已经消失。例如，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行为成为一种难以遏制的社会现象，直接操纵着资金流向和金融管理。这尤其表现在金融管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政府决策，而企业的优势也愈来愈偏离市场的需求而着重依赖政府的政策导向。
同样的焦点集中在山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和改制方面。从基本的“官商经济”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固然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重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问题，使企业具有自发持久的经济活力。但这种活力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来源于市场和企业自身的欲望。
中国有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历史命运告诫我们，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企业只有置身于常态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不啻饮鸩止渴，必将导致企业衰落。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原来以政治保护动机为主的非规范的官商关系转变为现在以市场经济动机为主的规范的关系，构建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jdxyks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摘要：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晋商曾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然而，其兴盛并非依靠公平竞争，更主要是依赖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走的是一条“官商经济”之路，这也必然决定了其悲剧下场，随着清朝的覆亡而退出历史舞台。晋商的“官商经济”给我们以启示，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官商经济”通常是指企业依靠与权力部门的特殊关系进行经营，获得超乎市场竞争规则之上的特权，从而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曾在近代辉煌一时的晋商，是旧式中国“官商经济”的一个典型。明清时期晋商由于其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活跃时间久长而居中国商帮之首。然而，在清末民初很快就衰落了，到现代几乎是默默无闻了。晋商的发端、崛起乃至兴盛与封建官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普遍而深入，这是晋商历时五百多年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特殊联系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官商结合与晋商兴盛
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满清政权入住中原之前，晋商因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出过大力，因而受到努尔哈赤等后金政权贵族的青睐，曾给予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大商人”隆厚恩赏① 。
时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流通经济支配者的商人已为社会所必需。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而商人在无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很多时候，官僚依靠晋商的财力支持而诞生，晋商凭借官僚的权力不断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皇商”的形态实现两者的一体化。许多晋商因受封为皇商、官商而“赀益大起”，甚至获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们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成为半官半商的豪门商人。如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经商山东，因多次捐输百金，而出任归德府商丘驿丞。代州人杨继美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出任祭酒② 之职。蒲州商人韩某，通过向边仓交纳粮食，而受封为义官。平阳府襄阳县高瓒也因经商有功而出任指挥同知官，等等。
明清晋商同官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票号诞生后，这种官商结合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票号自清道光初年兴起后，其业务主要是商贸的汇兑，与官府几乎没有联系，基本上还是循着商品经济的轨道。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后，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加深，不久便使之脱离了这一轨道。太平军、捻军起义造成交通阻塞，各省无法正常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票号，这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税款协饷、军费转运、调拨的困难。同时，又给票号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票号不但承担了给清廷汇兑京协各饷的重任，后来还肩负起了借垫经协各饷和筹措偿还外债，推销国内股票的重担。甲午战争后，票号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更是竭力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承汇商款，而且为清廷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推销昭信股票。票号俨然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和财政机构。从此，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说19世纪后期票号借农民起义之机得以结交官府，获得发展机会，那么20世纪初年的庚子事变，又使得票号与清朝最高权力集团攀附关系，并深得皇太后慈禧的信任。庚子事变，慈禧仓皇出逃，途经山西，经济困难，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给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利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辛丑条约》逼迫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票号汇解。这一切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票号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③ 。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财富的顶峰。
有人说,山西票号结交官府是迫于无奈，显然这是缺乏解释力的。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思路，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诚然，中国古近代社会对所有权可转让性的限制和产权不清晰将会增加交易成本和缩小交易范围，但人们的商业实现方式仍然存在多种形式。可以说，山西票号正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而选择了官商结合的“合约”交易方式。而某些历史事件的穿插又带来了递增报酬，最终使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官商结合与晋商衰落
晋商从“官商经济”中得到了特权，找到了通往繁荣的捷径。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票号依托官府，获得大量官款存储，垄断官款汇兑、借贷业务，扩大其营运资本，与官方做生意，取得官方的保护。票号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建立于“官商经济”之上，而超越了市场的规则。票号正是凭借这种超游戏规则的有利条件，在规模和资金实力上大大超过前一时期，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金融业独占鳌头。然而也正是晋商对官府的过分依附，为后期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走向衰亡。真可谓福兮祸所依，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晋商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的结托，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票号的存款来源主要是官府的税款、军饷和官僚贵族的私物。因为票号资本雄厚，存款无危险之虑，且信用好，有时官府急需款项或官吏转任时旅费不足，还可以向票号透支或挪借。公款存入票号，并不付予利息，票号获利很大，以致晋商票号后期只对官银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来往。然而，这却使得战争爆发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对票号存款立提，毫不通融；借款不还，人去楼空。山西票号大都因此而倒闭。
另一方面，晋商当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以及皇帝的巡幸活动中的不俗表现，让朝廷找到了一个可以挖掘利用的财源。咸丰初年推行捐输、捐纳后，尽管晋商已竭尽全力，捐输了巨额银两，清政府也明知山西商人“急公好义，踊跃输将，数已不少”，可是由于财政紧张，“库藏支绌”，仍以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为由，于咸丰三年(1853年)又先后5次发出谕令，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晋商在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来，山西商人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④。 晋商为求得功名进行的大量捐纳，结果是朝廷得到了实利，晋商大破其财后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得到的只是一些空名。而且大量捐纳还加速了它所依赖的清王朝的没落，造成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票号承担了对朝廷京协各饷的汇兑和借垫任务后，晋商与朝廷的结托更为加深。但这种结托的加深，在给晋商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恶果。对晋商而言，它已经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其命运不能不受清王朝的摆布，并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票号面临了生死危机。战乱中，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使票号受到很大损失，如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以及清室贵族的放款，“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在汉口、西安、成都3处，即被士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稍定，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但更多的损失，则是因为清政府而蒙受。清政府因用兵对票号催逼提款，大批官员对票号的倒账和追索，像一条条绳索套在票号脖子上，最终票号随着清王朝的败落而走完了其辉煌的历程。“因为票庄的繁荣是依附清廷的官僚而来，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此理甚明”⑤， 这直接道出了票号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结托后荣辱与共的因果关系，说明了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使他们日益脱离正常的市场竞争，向官员行贿使他们对市场信息失去应有的敏感，对风险的判断力退化；所谓“倒账损失不断增加”，“无限制地扩大放款，犯了银行业经营的大忌，这必然决定了遇到大的挤兑风潮必然倒闭的命运”⑥ 。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道，“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与官府关系越紧密，受其影响也越明显，无论好坏，一旦勾连，势成骑虎。交商富，交官穷，这个道理很明显，一来官员的欲壑难填，二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对从商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晋商票号和清政府之间的联系因“特权”而形成解不开的死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诚然，山西票号的发展壮大具有自身的优势所在，如资金雄厚、网络广泛、注重信誉；在内部管理上也不乏创新，率先实行顶身股制；在经营活动中，对工商业的贷款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当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原有的健康基因就会被侵蚀乃至坏死，企业的成长就会停滞。而一旦遭遇外部突变，如清政府自办的国家银行将票号的官府生意大部分夺走，使得票号的业务大量锐减。辛亥革命使票号的政府人脉瞬间丧尽，它的急速衰败就不可避免了。
“成败系于萧何，福祸相倚相连”。随着近代社会一系列的变迁，通过传统的官商结合策略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交易成本与风险在不断增加。晋商在官商关系上逐渐自我强化，最终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官商结合的经济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最终导致其走向衰落。
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们，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不得不用金钱与统治者结托，走了一条非规范的“官商经济”之路。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大而言之，这是在某种国家政治意图指导下，在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中，运用权力制造市场，依靠政府提供担保，通过行政实施项目经济的必然产物；小而言之，这是官吏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选择，能够借助权力优势获得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再分配过程中优先占据有利位置和获取最多份额。
山西的官商关系在历史上几乎近于一个死结。“官商”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畸形结合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历史中，商必须依赖于官，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官必须控制商，才能允许商的存在。这种官商结合的基础是关系，是权贵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平等契约精神。它使工商业成为一种特权性质的游戏，而不是一种依照准则的生产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这种非正常的“官商关系”得到有效控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官商经济”的阴影和隐患已经消失。例如，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行为成为一种难以遏制的社会现象，直接操纵着资金流向和金融管理。这尤其表现在金融管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政府决策，而企业的优势也愈来愈偏离市场的需求而着重依赖政府的政策导向。
同样的焦点集中在山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和改制方面。从基本的“官商经济”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固然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重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问题，使企业具有自发持久的经济活力。但这种活力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来源于市场和企业自身的欲望。
中国有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历史命运告诫我们，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企业只有置身于常态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不啻饮鸩止渴，必将导致企业衰落。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原来以政治保护动机为主的非规范的官商关系转变为现在以市场经济动机为主的规范的关系，构建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晋商曾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然而，其兴盛并非依靠公平竞争，更主要是依赖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走的是一条“官商经济”之路，这也必然决定了其悲剧下场，随着清朝的覆亡而退出历史舞台。晋商的“官商经济”给我们以启示，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官商经济”通常是指企业依靠与权力部门的特殊关系进行经营，获得超乎市场竞争规则之上的特权，从而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曾在近代辉煌一时的晋商，是旧式中国“官商经济”的一个典型。明清时期晋商由于其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活跃时间久长而居中国商帮之首。然而，在清末民初很快就衰落了，到现代几乎是默默无闻了。晋商的发端、崛起乃至兴盛与封建官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普遍而深入，这是晋商历时五百多年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特殊联系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官商结合与晋商兴盛
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满清政权入住中原之前，晋商因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出过大力，因而受到努尔哈赤等后金政权贵族的青睐，曾给予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大商人”隆厚恩赏① 。
时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流通经济支配者的商人已为社会所必需。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而商人在无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很多时候，官僚依靠晋商的财力支持而诞生，晋商凭借官僚的权力不断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皇商”的形态实现两者的一体化。许多晋商因受封为皇商、官商而“赀益大起”，甚至获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们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成为半官半商的豪门商人。如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经商山东，因多次捐输百金，而出任归德府商丘驿丞。代州人杨继美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出任祭酒② 之职。蒲州商人韩某，通过向边仓交纳粮食，而受封为义官。平阳府襄阳县高瓒也因经商有功而出任指挥同知官，等等。
明清晋商同官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票号诞生后，这种官商结合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票号自清道光初年兴起后，其业务主要是商贸的汇兑，与官府几乎没有联系，基本上还是循着商品经济的轨道。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后，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加深，不久便使之脱离了这一轨道。太平军、捻军起义造成交通阻塞，各省无法正常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票号，这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税款协饷、军费转运、调拨的困难。同时，又给票号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票号不但承担了给清廷汇兑京协各饷的重任，后来还肩负起了借垫经协各饷和筹措偿还外债，推销国内股票的重担。甲午战争后，票号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更是竭力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承汇商款，而且为清廷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推销昭信股票。票号俨然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和财政机构。从此，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说19世纪后期票号借农民起义之机得以结交官府，获得发展机会，那么20世纪初年的庚子事变，又使得票号与清朝最高权力集团攀附关系，并深得皇太后慈禧的信任。庚子事变，慈禧仓皇出逃，途经山西，经济困难，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给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利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辛丑条约》逼迫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票号汇解。这一切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票号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③ 。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财富的顶峰。
有人说,山西票号结交官府是迫于无奈，显然这是缺乏解释力的。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思路，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诚然，中国古近代社会对所有权可转让性的限制和产权不清晰将会增加交易成本和缩小交易范围，但人们的商业实现方式仍然存在多种形式。可以说，山西票号正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而选择了官商结合的“合约”交易方式。而某些历史事件的穿插又带来了递增报酬，最终使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官商结合与晋商衰落
晋商从“官商经济”中得到了特权，找到了通往繁荣的捷径。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票号依托官府，获得大量官款存储，垄断官款汇兑、借贷业务，扩大其营运资本，与官方做生意，取得官方的保护。票号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建立于“官商经济”之上，而超越了市场的规则。票号正是凭借这种超游戏规则的有利条件，在规模和资金实力上大大超过前一时期，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金融业独占鳌头。然而也正是晋商对官府的过分依附，为后期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走向衰亡。真可谓福兮祸所依，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晋商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的结托，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票号的存款来源主要是官府的税款、军饷和官僚贵族的私物。因为票号资本雄厚，存款无危险之虑，且信用好，有时官府急需款项或官吏转任时旅费不足，还可以向票号透支或挪借。公款存入票号，并不付予利息，票号获利很大，以致晋商票号后期只对官银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来往。然而，这却使得战争爆发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对票号存款立提，毫不通融；借款不还，人去楼空。山西票号大都因此而倒闭。
另一方面，晋商当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以及皇帝的巡幸活动中的不俗表现，让朝廷找到了一个可以挖掘利用的财源。咸丰初年推行捐输、捐纳后，尽管晋商已竭尽全力，捐输了巨额银两，清政府也明知山西商人“急公好义，踊跃输将，数已不少”，可是由于财政紧张，“库藏支绌”，仍以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为由，于咸丰三年(1853年)又先后5次发出谕令，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晋商在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来，山西商人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④。 晋商为求得功名进行的大量捐纳，结果是朝廷得到了实利，晋商大破其财后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得到的只是一些空名。而且大量捐纳还加速了它所依赖的清王朝的没落，造成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票号承担了对朝廷京协各饷的汇兑和借垫任务后，晋商与朝廷的结托更为加深。但这种结托的加深，在给晋商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恶果。对晋商而言，它已经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其命运不能不受清王朝的摆布，并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票号面临了生死危机。战乱中，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使票号受到很大损失，如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以及清室贵族的放款，“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在汉口、西安、成都3处，即被士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稍定，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但更多的损失，则是因为清政府而蒙受。清政府因用兵对票号催逼提款，大批官员对票号的倒账和追索，像一条条绳索套在票号脖子上，最终票号随着清王朝的败落而走完了其辉煌的历程。“因为票庄的繁荣是依附清廷的官僚而来，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此理甚明”⑤， 这直接道出了票号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结托后荣辱与共的因果关系，说明了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使他们日益脱离正常的市场竞争，向官员行贿使他们对市场信息失去应有的敏感，对风险的判断力退化；所谓“倒账损失不断增加”，“无限制地扩大放款，犯了银行业经营的大忌，这必然决定了遇到大的挤兑风潮必然倒闭的命运”⑥ 。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道，“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与官府关系越紧密，受其影响也越明显，无论好坏，一旦勾连，势成骑虎。交商富，交官穷，这个道理很明显，一来官员的欲壑难填，二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对从商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晋商票号和清政府之间的联系因“特权”而形成解不开的死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诚然，山西票号的发展壮大具有自身的优势所在，如资金雄厚、网络广泛、注重信誉；在内部管理上也不乏创新，率先实行顶身股制；在经营活动中，对工商业的贷款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当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原有的健康基因就会被侵蚀乃至坏死，企业的成长就会停滞。而一旦遭遇外部突变，如清政府自办的国家银行将票号的官府生意大部分夺走，使得票号的业务大量锐减。辛亥革命使票号的政府人脉瞬间丧尽，它的急速衰败就不可避免了。
“成败系于萧何，福祸相倚相连”。随着近代社会一系列的变迁，通过传统的官商结合策略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交易成本与风险在不断增加。晋商在官商关系上逐渐自我强化，最终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官商结合的经济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最终导致其走向衰落。
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们，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不得不用金钱与统治者结托，走了一条非规范的“官商经济”之路。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大而言之，这是在某种国家政治意图指导下，在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中，运用权力制造市场，依靠政府提供担保，通过行政实施项目经济的必然产物；小而言之，这是官吏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选择，能够借助权力优势获得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再分配过程中优先占据有利位置和获取最多份额。
山西的官商关系在历史上几乎近于一个死结。“官商”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畸形结合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历史中，商必须依赖于官，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官必须控制商，才能允许商的存在。这种官商结合的基础是关系，是权贵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平等契约精神。它使工商业成为一种特权性质的游戏，而不是一种依照准则的生产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这种非正常的“官商关系”得到有效控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官商经济”的阴影和隐患已经消失。例如，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行为成为一种难以遏制的社会现象，直接操纵着资金流向和金融管理。这尤其表现在金融管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政府决策，而企业的优势也愈来愈偏离市场的需求而着重依赖政府的政策导向。
同样的焦点集中在山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和改制方面。从基本的“官商经济”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固然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重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问题，使企业具有自发持久的经济活力。但这种活力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来源于市场和企业自身的欲望。
中国有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历史命运告诫我们，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企业只有置身于常态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不啻饮鸩止渴，必将导致企业衰落。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原来以政治保护动机为主的非规范的官商关系转变为现在以市场经济动机为主的规范的关系，构建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jdxyks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摘要：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晋商曾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然而，其兴盛并非依靠公平竞争，更主要是依赖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走的是一条“官商经济”之路，这也必然决定了其悲剧下场，随着清朝的覆亡而退出历史舞台。晋商的“官商经济”给我们以启示，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官商经济”通常是指企业依靠与权力部门的特殊关系进行经营，获得超乎市场竞争规则之上的特权，从而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曾在近代辉煌一时的晋商，是旧式中国“官商经济”的一个典型。明清时期晋商由于其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活跃时间久长而居中国商帮之首。然而，在清末民初很快就衰落了，到现代几乎是默默无闻了。晋商的发端、崛起乃至兴盛与封建官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普遍而深入，这是晋商历时五百多年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特殊联系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官商结合与晋商兴盛
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满清政权入住中原之前，晋商因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出过大力，因而受到努尔哈赤等后金政权贵族的青睐，曾给予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大商人”隆厚恩赏① 。
时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流通经济支配者的商人已为社会所必需。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而商人在无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很多时候，官僚依靠晋商的财力支持而诞生，晋商凭借官僚的权力不断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皇商”的形态实现两者的一体化。许多晋商因受封为皇商、官商而“赀益大起”，甚至获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们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成为半官半商的豪门商人。如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经商山东，因多次捐输百金，而出任归德府商丘驿丞。代州人杨继美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出任祭酒② 之职。蒲州商人韩某，通过向边仓交纳粮食，而受封为义官。平阳府襄阳县高瓒也因经商有功而出任指挥同知官，等等。
明清晋商同官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票号诞生后，这种官商结合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票号自清道光初年兴起后，其业务主要是商贸的汇兑，与官府几乎没有联系，基本上还是循着商品经济的轨道。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后，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加深，不久便使之脱离了这一轨道。太平军、捻军起义造成交通阻塞，各省无法正常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票号，这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税款协饷、军费转运、调拨的困难。同时，又给票号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票号不但承担了给清廷汇兑京协各饷的重任，后来还肩负起了借垫经协各饷和筹措偿还外债，推销国内股票的重担。甲午战争后，票号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更是竭力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承汇商款，而且为清廷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推销昭信股票。票号俨然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和财政机构。从此，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说19世纪后期票号借农民起义之机得以结交官府，获得发展机会，那么20世纪初年的庚子事变，又使得票号与清朝最高权力集团攀附关系，并深得皇太后慈禧的信任。庚子事变，慈禧仓皇出逃，途经山西，经济困难，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给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利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辛丑条约》逼迫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票号汇解。这一切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票号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③ 。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财富的顶峰。
有人说,山西票号结交官府是迫于无奈，显然这是缺乏解释力的。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思路，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诚然，中国古近代社会对所有权可转让性的限制和产权不清晰将会增加交易成本和缩小交易范围，但人们的商业实现方式仍然存在多种形式。可以说，山西票号正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而选择了官商结合的“合约”交易方式。而某些历史事件的穿插又带来了递增报酬，最终使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官商结合与晋商衰落
晋商从“官商经济”中得到了特权，找到了通往繁荣的捷径。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票号依托官府，获得大量官款存储，垄断官款汇兑、借贷业务，扩大其营运资本，与官方做生意，取得官方的保护。票号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建立于“官商经济”之上，而超越了市场的规则。票号正是凭借这种超游戏规则的有利条件，在规模和资金实力上大大超过前一时期，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金融业独占鳌头。然而也正是晋商对官府的过分依附，为后期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走向衰亡。真可谓福兮祸所依，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晋商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的结托，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票号的存款来源主要是官府的税款、军饷和官僚贵族的私物。因为票号资本雄厚，存款无危险之虑，且信用好，有时官府急需款项或官吏转任时旅费不足，还可以向票号透支或挪借。公款存入票号，并不付予利息，票号获利很大，以致晋商票号后期只对官银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来往。然而，这却使得战争爆发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对票号存款立提，毫不通融；借款不还，人去楼空。山西票号大都因此而倒闭。
另一方面，晋商当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以及皇帝的巡幸活动中的不俗表现，让朝廷找到了一个可以挖掘利用的财源。咸丰初年推行捐输、捐纳后，尽管晋商已竭尽全力，捐输了巨额银两，清政府也明知山西商人“急公好义，踊跃输将，数已不少”，可是由于财政紧张，“库藏支绌”，仍以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为由，于咸丰三年(1853年)又先后5次发出谕令，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晋商在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来，山西商人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④。 晋商为求得功名进行的大量捐纳，结果是朝廷得到了实利，晋商大破其财后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得到的只是一些空名。而且大量捐纳还加速了它所依赖的清王朝的没落，造成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票号承担了对朝廷京协各饷的汇兑和借垫任务后，晋商与朝廷的结托更为加深。但这种结托的加深，在给晋商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恶果。对晋商而言，它已经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其命运不能不受清王朝的摆布，并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票号面临了生死危机。战乱中，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使票号受到很大损失，如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以及清室贵族的放款，“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在汉口、西安、成都3处，即被士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稍定，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但更多的损失，则是因为清政府而蒙受。清政府因用兵对票号催逼提款，大批官员对票号的倒账和追索，像一条条绳索套在票号脖子上，最终票号随着清王朝的败落而走完了其辉煌的历程。“因为票庄的繁荣是依附清廷的官僚而来，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此理甚明”⑤， 这直接道出了票号与清政府以及官僚结托后荣辱与共的因果关系，说明了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使他们日益脱离正常的市场竞争，向官员行贿使他们对市场信息失去应有的敏感，对风险的判断力退化；所谓“倒账损失不断增加”，“无限制地扩大放款，犯了银行业经营的大忌，这必然决定了遇到大的挤兑风潮必然倒闭的命运”⑥ 。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道，“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与官府关系越紧密，受其影响也越明显，无论好坏，一旦勾连，势成骑虎。交商富，交官穷，这个道理很明显，一来官员的欲壑难填，二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对从商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晋商票号和清政府之间的联系因“特权”而形成解不开的死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诚然，山西票号的发展壮大具有自身的优势所在，如资金雄厚、网络广泛、注重信誉；在内部管理上也不乏创新，率先实行顶身股制；在经营活动中，对工商业的贷款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当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原有的健康基因就会被侵蚀乃至坏死，企业的成长就会停滞。而一旦遭遇外部突变，如清政府自办的国家银行将票号的官府生意大部分夺走，使得票号的业务大量锐减。辛亥革命使票号的政府人脉瞬间丧尽，它的急速衰败就不可避免了。
“成败系于萧何，福祸相倚相连”。随着近代社会一系列的变迁，通过传统的官商结合策略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交易成本与风险在不断增加。晋商在官商关系上逐渐自我强化，最终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官商结合的经济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最终导致其走向衰落。
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们，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不得不用金钱与统治者结托，走了一条非规范的“官商经济”之路。官商经济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大而言之，这是在某种国家政治意图指导下，在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中，运用权力制造市场，依靠政府提供担保，通过行政实施项目经济的必然产物；小而言之，这是官吏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选择，能够借助权力优势获得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再分配过程中优先占据有利位置和获取最多份额。
山西的官商关系在历史上几乎近于一个死结。“官商”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畸形结合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历史中，商必须依赖于官，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官必须控制商，才能允许商的存在。这种官商结合的基础是关系，是权贵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平等契约精神。它使工商业成为一种特权性质的游戏，而不是一种依照准则的生产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这种非正常的“官商关系”得到有效控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官商经济”的阴影和隐患已经消失。例如，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行为成为一种难以遏制的社会现象，直接操纵着资金流向和金融管理。这尤其表现在金融管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政府决策，而企业的优势也愈来愈偏离市场的需求而着重依赖政府的政策导向。
同样的焦点集中在山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和改制方面。从基本的“官商经济”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固然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重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问题，使企业具有自发持久的经济活力。但这种活力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来源于市场和企业自身的欲望。
中国有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历史命运告诫我们，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企业只有置身于常态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不啻饮鸩止渴，必将导致企业衰落。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原来以政治保护动机为主的非规范的官商关系转变为现在以市场经济动机为主的规范的关系，构建良性的“官商关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