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作者: 陈东林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其增长速度远超过同期的西方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的。
    曾经流行的说法是，由于“文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评价到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年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两种说法的差异很大。
    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数据对那段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来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得到发展，是明显的事实。我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影响）年均增长率如下：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都是增长的。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主要产品的产量，1976年和1966年相比，钢增长33%，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也许有人要问：“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很大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了规模较大、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门类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的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增长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包产到户”的农业抗御旱涝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19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农业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 ，“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此外， 还有些成因与代价是我们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因此，国家投资的重点首先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是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用提高积累率的办法来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才能提高人民的消费。这个原则是中国工业落后这个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比56.9，变为75.2比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
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于一部份属于为以后 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需付出的代价。60年代，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邻的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64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滑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援助， 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制霸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 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企业和交通设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工业和交通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当时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滑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至于这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应该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部份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部份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同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份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其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要对党和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我国五十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作者: 陈东林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其增长速度远超过同期的西方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的。
    曾经流行的说法是，由于“文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评价到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年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两种说法的差异很大。
    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数据对那段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来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得到发展，是明显的事实。我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影响）年均增长率如下：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都是增长的。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主要产品的产量，1976年和1966年相比，钢增长33%，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也许有人要问：“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很大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了规模较大、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门类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的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增长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包产到户”的农业抗御旱涝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19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农业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 ，“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此外， 还有些成因与代价是我们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因此，国家投资的重点首先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是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用提高积累率的办法来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才能提高人民的消费。这个原则是中国工业落后这个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比56.9，变为75.2比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
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于一部份属于为以后 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需付出的代价。60年代，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邻的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64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滑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援助， 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制霸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 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企业和交通设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工业和交通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当时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滑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至于这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应该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部份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部份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同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份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其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要对党和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我国五十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