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在安徽的岁月）---一个支内子女的回忆

童年的记忆（在安徽的岁月）1970年，我随父母支内来到安徽，安顿好后，开始就感觉到生活的不便了，我家附近没商店，买东西要上街，上街要靠两条腿走，没有公交车，晚上商店不营业，商店里没有巧克力、面包、奶粉、牛奶软糖，只有硬糖，白糖要凭票供应，城里只有一个水果店，没有香蕉，柚子，桔子，夏天没有冰激凌，没有雪糕，只有一种用糖精水加颜色制成的冰块，因为包装纸上画了一个香蕉，故美其名曰--香蕉冰棒。

人们的衣服很单调不象我父母穿的那么鲜亮，上学的同学很多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穿的样式新颖的衣服和皮鞋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比如上体育课我穿运动衣，他们会讥讽我前世想当运动员。总之，一切都和上海都不一样。父母似乎有准备，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上街出门就方便了，找了几块薄木板，钉成箱子，装上当地的土产--花生、山核桃，红枣上邮局寄给上海的外婆，那时还没有三合板，寄东西要自备箱子，而且不容易找到材料--薄木板，厚了太重，太薄了又容易坏。外婆很快就会用这个箱子寄来巧克力、奶粉，软糖，饼干，白糖，牙膏，香皂，这只箱子就成了我们家那时的集装箱、货柜。那时安徽的饼干简直不能吃，根本不能和上海的苏打饼干比，有一次我们家上海来的集装箱、货柜没到，家里饼干断货了，我向妈妈要饼干吃，妈妈就去买了一盒当地产的饼干，我吃了一块就不吃了，太难吃了，后来父亲春节值班，带去给值班的人吃，大家一抢而空，吃的津津有味，这么多年了，我对上海产的苏打饼干一直独有钟情，长大后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想着吃当年的上海益民食品厂的苏打饼干，可是没买到，益民食品厂早停产了，有一次丈夫买来日清苏打饼干，看外形就不象，我尝了尝，感到不是当初那个口味，后来我在卜蜂莲花超市买到了正宗的上海苏打饼干。牙膏也是，我们家一直用白玉和美加净牌子的，有一次上海的货柜没到，我们家就在当地买了一只白雪牌牙膏，是薄荷味的，可薄荷放的太多，口感很辣，等上海的货柜到了，我家就不用它了。那时离我们家4-5里的地方有一个农村集市，能买到不要票的猪肉，只是价格高一点，父亲经常骑上自行车去买肉，我们家有了自行车，生活就方便多了，平时上街我坐在前面，母亲坐在后面，那感觉就象现在有辆汽车一样，平常父亲就骑着它到街上和农村集市上买东西，上城里邮局寄取集装箱，那是到邮局寄东西的人很少，由于我父亲经常去寄和取箱子，和邮局里的工作人员都熟悉了，邮局里的工作人员检查也就松懈了，于是我家就开始偷偷的寄不准寄的东西，如冬天，我家会在农村集市上多买些猪肉，腌好后包上油纸，那时塑料纸很少见到，放在箱子里，上面放上花生米到邮局去寄，由于经常来，熟悉了，工作人员也就不仔细检查，看一下就过了，夏天有时会熬上一锅猪油，灌到两只口小肚大的、原来装500克奶粉的瓶子里，盖好里外两层盖子，再在瓶口外面扎好一层塑料纸，放在箱子里面，上面放上山核桃红枣蒙混过关，外婆喜欢用红枣花生山核桃调配好养颜补身体，老上海人都是这样，一到冬天就进补，只是这些东西在上海不好买，而安徽多的很，每年父母都会轮流着回上海探亲，带去的也都是这些东西，带回来则是我喜爱的西式糕点，牛奶糖，面包，巧克力，那时，这些东西在安徽当地买不到，甚至有的人都没见过，面包要到芜湖才能买到，而且没上海的好吃，那时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父亲或母亲从上海探亲回来，我有好东西吃了，别人见都没见过这些好吃的东西。就这样，我们和上海的外婆家互通有无，也增添了许多生活乐趣。

我家还给上海的舅舅买过在上海不容易买到自行车和电视机，我们家先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后听人说可以买零配件自己组装自行车，还便宜十几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邻居家的小伙子要结婚，女方家提出要有一辆自行车，可男方家弄不到自行车票，那时自行车票很紧张，而且买自行车的钱也不够，父亲给他父母出主意，组装一辆，他家立马同意了，请我父亲帮忙，父亲随即开始组装，等大件都买齐了，可有三样买不到，车灯架，闸把，和后面的支架，这些零件原来都好买，偏偏那几天没有，断货，看到婚前临近，没办法，父亲只好组装，那三个没有的零件就到修车铺哪里找旧的零件装上，装好后，整个车看起来很滑稽，整个车都是新的，就那三个零件锈迹斑斑，新娘子手也巧，用当时女孩子扎辫子的玻璃丝绳编了套子套在车灯架上，新郎用两个红色的塑料管套在自行车闸把上，后面的支架就不管它了，反正不显眼，经过这些装饰，不知细看还真看不出哪儿是旧的，几个月后，那三个零件到货了，父亲要给他们换，可新娘子不愿意换，说对自行车很满意。1975年，父亲得到消息，厂里要派汽车去上海运机器回来，父亲立即买零件组装了一辆永久牌28寸的自行车，乘厂里到上海拉机器的车带给上海的舅舅。1979年，我家买了架黑白电视机，那时安徽不要票，上海要票，舅舅想买买不到，干着急，1980年父亲厂里组织干部到上海参观学习，父亲买了一台孔雀牌电视机带到上海舅舅家。我这样说不是认为安徽供应比上海好，可能是上海有钱的人多，购买力强，加上当时的物质按计划分配。还有就是特例，比如当时安徽的粮食定量从小孩出生报户口开始就是27斤，到小学5年级每月另外加7斤，用集体粮卡买，我家里粮食吃不了，就换成全国粮票寄给上海的外婆舅舅，每年都要寄100多斤，至于外婆舅舅怎么用这些粮票，做什么就不知道了，而上海粮食定量就少得多，据说上海电视纪实频道上说上海小孩粮食定量当时只有十几斤。安徽皮鞋成衣都不要票，只要钱，成衣的价格能做几套衣服，所以一般人家都买布做，母亲还买了几套出口转内销的女装，皮鞋的样式不好看，只有父亲买，因为男士的样式都差不多，母亲的皮鞋都是从上海带，当然要另外买劵，母亲曾在上海买了两双高跟鞋，出口转内销的，一双是皮凉鞋，一双是皮单鞋，穿在脚上可吸引人那，很多人都看，其实说是高跟的，现在看来只是中跟的，那时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的到。

从1970年离开上海到1973年，父母每年到交替着回上海探亲，但一直没带我回过上海，估计是路上太麻烦了，那时我们哪儿不通火车，回上海，要先坐汽车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再从南京转乘火车到上海，1973年，皖赣铁路铺到我们家住的哪个城市，开通了到芜湖的班车，回上海方便多了，至少不怕买不到票，不象以前坐汽车要提前几天买票，还不好买，常常买不到，但仍然没有直达南京的火车。年底，父母第一次带我回上海过春节，这是我到安徽后第一次回上海，上午坐火车到芜湖，吃过午饭，转乘火车到南京，到南京就方便了，去上海的火车多，傍晚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很快我就睡着了，等我被叫醒来已经是天大亮了，火车进上海站了，父母都很高兴，出了火车站，我依稀还记得上海火车站出站口的栏杆是雕花的那种，坐上公交车，来到外婆家，外婆和舅舅一家很高兴地欢迎我们，周围邻居也是的，至从外婆家将80多平米的独栋房子上交给国家，国家给安排到这里，两间各十多平米的房子，外婆住一间，舅舅住一间，外婆住的那间比舅舅住的那一间大几个平米，能隔成一房一厅，这个条件和原来住的没法比，可比一般人家好许多，这次父母积累7-8天的调休加探亲假，使我们全家在上海玩了一个月，我原来离开上海时很小，对上海的记忆很少，只依稀记得父亲部队里的一些情景，很多小时候对上海的记忆都是从这次开始的，比如父母带我从南京西路往东逛，当走到黄陂路路口看到高大的国际饭店时，给我幼小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震撼，这个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到忘不了，后来每次我从南京西路走到黄陂路时，都会想到那一刻。在上海玩的日子里，父母减少外婆的负担，会邀上外婆舅舅全家到餐厅里吃饭，那时父亲到安徽后工资由部队里的100多元减到地方上的50多元，母亲则还是三十几元，没有变，加在一起仍然很高，我们在安徽每月生活只要40元，而且吃的很好，平常甲鱼童子鸡桂鱼猪肉隔三岔五地不断，因此生活是当地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每月寄给外婆10元，外公搬到新住处，不久就患病去世了，外婆拿遗属补贴每月9元，当时上海什么吃的都要票，如鸡鱼蛋，而安徽，在我们家的住处，这些都不要票，有钱就行，直接从农民手中买，父母因此吃了不少童子鸡，甲鱼，桂鱼，但安徽吃不到海鱼，记忆中好像我只吃过一次带鱼，那次在上海，晚餐几乎都在外面吃，还闹过笑话，有一次在一家餐厅吃饭，先要买牌子，我们先买了两个菜，后来我要吃带鱼，父亲又去买牌子，可买来的牌子不仔细看和前几个牌子一样，母亲怕搞错了，就去问收钱的，那人说牌子上有细细的鱼鳞状纹理，代表着糖醋带鱼，后来一个老服务员来收牌子，看了一眼，对后面的灶上喊了一声糖醋带鱼，一会儿端上来的果然是糖醋带鱼，那几张牌子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区别的，上海人真细心。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安徽，我正对有那么多好吃的上海，感到依依不舍，回味着在上海的情景，几个月过后--暑假开始了，我又被送回上海，大概是母亲和外婆商量的结果，从此，我所有的暑假都在上海渡过，每次来后我狂吃安徽没有冰砖，雪糕，冰激淋，荤菜则是冻肉我看不上，不喜欢吃，特别喜欢吃海鱼，外婆也常常为我烧，我也吃了好几种海鱼，以前这些海鱼只有在画报上看到，如黄鱼等等。每当期终考试结束后，放暑假，父亲会请假，那是工厂的劳动强度不大，一般有事都可请病假，或调休，2-3天都不扣钱，父亲会把我送到上海，8月底，母亲又会把我接回，那时学生暑假作业不象现在这么复杂，都是数学做课本后面的练习，语文写日记作文，这样到了80年代后，皖赣铁路全线铺通，但仍没有直达上海的火车，但有直达到南京的火车，这样到上海不需要在芜湖转车了，只需到南京转一次车就行，可那时已经改革了，工厂里的人劳动强度变大了几倍，请病假要扣钱，不仅要扣工资，还要扣奖金，那时我也大一些了，为了不扣钱少扣钱，暑假开始时父亲会利用星期天送我走，每次都是早晨三点起床，去坐的火车是早晨4点多钟的，吃饱由母亲做的蛋炒饭，路上不容易饿，火车站离我家有10多里路，父亲先用自行车把母亲送到火车站，然后回来再接上我到火车站，母亲已买好票，我和父亲上了去南京的过路车，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则火车站里等到天亮推着自行车回家，我和父亲大概9点多钟到南京，不出站，父亲把我送上去上海的车，让我一人上车补票到上海，自己他则乘中午12点多的车返回安徽，下午6点到家，这样就利用了星期天，不用请假，不扣钱。我则要到晚上8、9点钟才能到上海，坐公交车到外婆家，外婆马上让舅舅到邮局给我父母发电报，说我到了，这样第二天父亲上班就能看到电报，接我回来父亲则要调休一天，他会在星期六早上三点钟骑车带上母亲，到火车站，他坐火车来上海，母亲还是在火车站里等到天亮推着自行车回家，父亲到上海后，一般是在晚上8-9点钟，会打公用电话通知外婆家，那时，那几天我知道要回去，已准备好行装，整装待发，接到电话，就和外婆告别，外婆说一句明年再来，舅舅会送我到火车站售票车，父亲会等在那里，舅舅接过父亲带来的土特产后他回家，父亲则买好票，我们坐夜车到南京，一般在第二天上午10多到南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会做12点多火车回安徽，如果这班车坐不到，那就只有坐下午5点多的车回安徽，只是到家要到晚上了，这样，整个去上海接我的过程父亲只需调休一天就行，80年代后期，上海开通了到黄山的火车，这下我来回上海就方便了，中午从安徽上车，晚上10点多钟到上海，从上海回来是早上7点多钟上车，下午5点多钟到安徽。童年的记忆（在安徽的岁月）1970年，我随父母支内来到安徽，安顿好后，开始就感觉到生活的不便了，我家附近没商店，买东西要上街，上街要靠两条腿走，没有公交车，晚上商店不营业，商店里没有巧克力、面包、奶粉、牛奶软糖，只有硬糖，白糖要凭票供应，城里只有一个水果店，没有香蕉，柚子，桔子，夏天没有冰激凌，没有雪糕，只有一种用糖精水加颜色制成的冰块，因为包装纸上画了一个香蕉，故美其名曰--香蕉冰棒。

人们的衣服很单调不象我父母穿的那么鲜亮，上学的同学很多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穿的样式新颖的衣服和皮鞋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比如上体育课我穿运动衣，他们会讥讽我前世想当运动员。总之，一切都和上海都不一样。父母似乎有准备，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上街出门就方便了，找了几块薄木板，钉成箱子，装上当地的土产--花生、山核桃，红枣上邮局寄给上海的外婆，那时还没有三合板，寄东西要自备箱子，而且不容易找到材料--薄木板，厚了太重，太薄了又容易坏。外婆很快就会用这个箱子寄来巧克力、奶粉，软糖，饼干，白糖，牙膏，香皂，这只箱子就成了我们家那时的集装箱、货柜。那时安徽的饼干简直不能吃，根本不能和上海的苏打饼干比，有一次我们家上海来的集装箱、货柜没到，家里饼干断货了，我向妈妈要饼干吃，妈妈就去买了一盒当地产的饼干，我吃了一块就不吃了，太难吃了，后来父亲春节值班，带去给值班的人吃，大家一抢而空，吃的津津有味，这么多年了，我对上海产的苏打饼干一直独有钟情，长大后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想着吃当年的上海益民食品厂的苏打饼干，可是没买到，益民食品厂早停产了，有一次丈夫买来日清苏打饼干，看外形就不象，我尝了尝，感到不是当初那个口味，后来我在卜蜂莲花超市买到了正宗的上海苏打饼干。牙膏也是，我们家一直用白玉和美加净牌子的，有一次上海的货柜没到，我们家就在当地买了一只白雪牌牙膏，是薄荷味的，可薄荷放的太多，口感很辣，等上海的货柜到了，我家就不用它了。那时离我们家4-5里的地方有一个农村集市，能买到不要票的猪肉，只是价格高一点，父亲经常骑上自行车去买肉，我们家有了自行车，生活就方便多了，平时上街我坐在前面，母亲坐在后面，那感觉就象现在有辆汽车一样，平常父亲就骑着它到街上和农村集市上买东西，上城里邮局寄取集装箱，那是到邮局寄东西的人很少，由于我父亲经常去寄和取箱子，和邮局里的工作人员都熟悉了，邮局里的工作人员检查也就松懈了，于是我家就开始偷偷的寄不准寄的东西，如冬天，我家会在农村集市上多买些猪肉，腌好后包上油纸，那时塑料纸很少见到，放在箱子里，上面放上花生米到邮局去寄，由于经常来，熟悉了，工作人员也就不仔细检查，看一下就过了，夏天有时会熬上一锅猪油，灌到两只口小肚大的、原来装500克奶粉的瓶子里，盖好里外两层盖子，再在瓶口外面扎好一层塑料纸，放在箱子里面，上面放上山核桃红枣蒙混过关，外婆喜欢用红枣花生山核桃调配好养颜补身体，老上海人都是这样，一到冬天就进补，只是这些东西在上海不好买，而安徽多的很，每年父母都会轮流着回上海探亲，带去的也都是这些东西，带回来则是我喜爱的西式糕点，牛奶糖，面包，巧克力，那时，这些东西在安徽当地买不到，甚至有的人都没见过，面包要到芜湖才能买到，而且没上海的好吃，那时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父亲或母亲从上海探亲回来，我有好东西吃了，别人见都没见过这些好吃的东西。就这样，我们和上海的外婆家互通有无，也增添了许多生活乐趣。

我家还给上海的舅舅买过在上海不容易买到自行车和电视机，我们家先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后听人说可以买零配件自己组装自行车，还便宜十几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邻居家的小伙子要结婚，女方家提出要有一辆自行车，可男方家弄不到自行车票，那时自行车票很紧张，而且买自行车的钱也不够，父亲给他父母出主意，组装一辆，他家立马同意了，请我父亲帮忙，父亲随即开始组装，等大件都买齐了，可有三样买不到，车灯架，闸把，和后面的支架，这些零件原来都好买，偏偏那几天没有，断货，看到婚前临近，没办法，父亲只好组装，那三个没有的零件就到修车铺哪里找旧的零件装上，装好后，整个车看起来很滑稽，整个车都是新的，就那三个零件锈迹斑斑，新娘子手也巧，用当时女孩子扎辫子的玻璃丝绳编了套子套在车灯架上，新郎用两个红色的塑料管套在自行车闸把上，后面的支架就不管它了，反正不显眼，经过这些装饰，不知细看还真看不出哪儿是旧的，几个月后，那三个零件到货了，父亲要给他们换，可新娘子不愿意换，说对自行车很满意。1975年，父亲得到消息，厂里要派汽车去上海运机器回来，父亲立即买零件组装了一辆永久牌28寸的自行车，乘厂里到上海拉机器的车带给上海的舅舅。1979年，我家买了架黑白电视机，那时安徽不要票，上海要票，舅舅想买买不到，干着急，1980年父亲厂里组织干部到上海参观学习，父亲买了一台孔雀牌电视机带到上海舅舅家。我这样说不是认为安徽供应比上海好，可能是上海有钱的人多，购买力强，加上当时的物质按计划分配。还有就是特例，比如当时安徽的粮食定量从小孩出生报户口开始就是27斤，到小学5年级每月另外加7斤，用集体粮卡买，我家里粮食吃不了，就换成全国粮票寄给上海的外婆舅舅，每年都要寄100多斤，至于外婆舅舅怎么用这些粮票，做什么就不知道了，而上海粮食定量就少得多，据说上海电视纪实频道上说上海小孩粮食定量当时只有十几斤。安徽皮鞋成衣都不要票，只要钱，成衣的价格能做几套衣服，所以一般人家都买布做，母亲还买了几套出口转内销的女装，皮鞋的样式不好看，只有父亲买，因为男士的样式都差不多，母亲的皮鞋都是从上海带，当然要另外买劵，母亲曾在上海买了两双高跟鞋，出口转内销的，一双是皮凉鞋，一双是皮单鞋，穿在脚上可吸引人那，很多人都看，其实说是高跟的，现在看来只是中跟的，那时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的到。

从1970年离开上海到1973年，父母每年到交替着回上海探亲，但一直没带我回过上海，估计是路上太麻烦了，那时我们哪儿不通火车，回上海，要先坐汽车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再从南京转乘火车到上海，1973年，皖赣铁路铺到我们家住的哪个城市，开通了到芜湖的班车，回上海方便多了，至少不怕买不到票，不象以前坐汽车要提前几天买票，还不好买，常常买不到，但仍然没有直达南京的火车。年底，父母第一次带我回上海过春节，这是我到安徽后第一次回上海，上午坐火车到芜湖，吃过午饭，转乘火车到南京，到南京就方便了，去上海的火车多，傍晚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很快我就睡着了，等我被叫醒来已经是天大亮了，火车进上海站了，父母都很高兴，出了火车站，我依稀还记得上海火车站出站口的栏杆是雕花的那种，坐上公交车，来到外婆家，外婆和舅舅一家很高兴地欢迎我们，周围邻居也是的，至从外婆家将80多平米的独栋房子上交给国家，国家给安排到这里，两间各十多平米的房子，外婆住一间，舅舅住一间，外婆住的那间比舅舅住的那一间大几个平米，能隔成一房一厅，这个条件和原来住的没法比，可比一般人家好许多，这次父母积累7-8天的调休加探亲假，使我们全家在上海玩了一个月，我原来离开上海时很小，对上海的记忆很少，只依稀记得父亲部队里的一些情景，很多小时候对上海的记忆都是从这次开始的，比如父母带我从南京西路往东逛，当走到黄陂路路口看到高大的国际饭店时，给我幼小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震撼，这个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到忘不了，后来每次我从南京西路走到黄陂路时，都会想到那一刻。在上海玩的日子里，父母减少外婆的负担，会邀上外婆舅舅全家到餐厅里吃饭，那时父亲到安徽后工资由部队里的100多元减到地方上的50多元，母亲则还是三十几元，没有变，加在一起仍然很高，我们在安徽每月生活只要40元，而且吃的很好，平常甲鱼童子鸡桂鱼猪肉隔三岔五地不断，因此生活是当地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每月寄给外婆10元，外公搬到新住处，不久就患病去世了，外婆拿遗属补贴每月9元，当时上海什么吃的都要票，如鸡鱼蛋，而安徽，在我们家的住处，这些都不要票，有钱就行，直接从农民手中买，父母因此吃了不少童子鸡，甲鱼，桂鱼，但安徽吃不到海鱼，记忆中好像我只吃过一次带鱼，那次在上海，晚餐几乎都在外面吃，还闹过笑话，有一次在一家餐厅吃饭，先要买牌子，我们先买了两个菜，后来我要吃带鱼，父亲又去买牌子，可买来的牌子不仔细看和前几个牌子一样，母亲怕搞错了，就去问收钱的，那人说牌子上有细细的鱼鳞状纹理，代表着糖醋带鱼，后来一个老服务员来收牌子，看了一眼，对后面的灶上喊了一声糖醋带鱼，一会儿端上来的果然是糖醋带鱼，那几张牌子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区别的，上海人真细心。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安徽，我正对有那么多好吃的上海，感到依依不舍，回味着在上海的情景，几个月过后--暑假开始了，我又被送回上海，大概是母亲和外婆商量的结果，从此，我所有的暑假都在上海渡过，每次来后我狂吃安徽没有冰砖，雪糕，冰激淋，荤菜则是冻肉我看不上，不喜欢吃，特别喜欢吃海鱼，外婆也常常为我烧，我也吃了好几种海鱼，以前这些海鱼只有在画报上看到，如黄鱼等等。每当期终考试结束后，放暑假，父亲会请假，那是工厂的劳动强度不大，一般有事都可请病假，或调休，2-3天都不扣钱，父亲会把我送到上海，8月底，母亲又会把我接回，那时学生暑假作业不象现在这么复杂，都是数学做课本后面的练习，语文写日记作文，这样到了80年代后，皖赣铁路全线铺通，但仍没有直达上海的火车，但有直达到南京的火车，这样到上海不需要在芜湖转车了，只需到南京转一次车就行，可那时已经改革了，工厂里的人劳动强度变大了几倍，请病假要扣钱，不仅要扣工资，还要扣奖金，那时我也大一些了，为了不扣钱少扣钱，暑假开始时父亲会利用星期天送我走，每次都是早晨三点起床，去坐的火车是早晨4点多钟的，吃饱由母亲做的蛋炒饭，路上不容易饿，火车站离我家有10多里路，父亲先用自行车把母亲送到火车站，然后回来再接上我到火车站，母亲已买好票，我和父亲上了去南京的过路车，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则火车站里等到天亮推着自行车回家，我和父亲大概9点多钟到南京，不出站，父亲把我送上去上海的车，让我一人上车补票到上海，自己他则乘中午12点多的车返回安徽，下午6点到家，这样就利用了星期天，不用请假，不扣钱。我则要到晚上8、9点钟才能到上海，坐公交车到外婆家，外婆马上让舅舅到邮局给我父母发电报，说我到了，这样第二天父亲上班就能看到电报，接我回来父亲则要调休一天，他会在星期六早上三点钟骑车带上母亲，到火车站，他坐火车来上海，母亲还是在火车站里等到天亮推着自行车回家，父亲到上海后，一般是在晚上8-9点钟，会打公用电话通知外婆家，那时，那几天我知道要回去，已准备好行装，整装待发，接到电话，就和外婆告别，外婆说一句明年再来，舅舅会送我到火车站售票车，父亲会等在那里，舅舅接过父亲带来的土特产后他回家，父亲则买好票，我们坐夜车到南京，一般在第二天上午10多到南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会做12点多火车回安徽，如果这班车坐不到，那就只有坐下午5点多的车回安徽，只是到家要到晚上了，这样，整个去上海接我的过程父亲只需调休一天就行，80年代后期，上海开通了到黄山的火车，这下我来回上海就方便了，中午从安徽上车，晚上10点多钟到上海，从上海回来是早上7点多钟上车，下午5点多钟到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