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沙特的极端思想入侵的方法！

你伊朗的？

可行，沙漠神教天生就可以DIY各种教义，类似乐高积木的玩意儿。
再加上信教的文化水平不高，搅和内部乱套大有可为。

你是想重温日俄在东北大打出手的场景?
YSL教就是YSL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波斯在也在渗透。

哦，原来是湾湾，你已经把东北送人了，南沙也送的差不多了，还想送新疆?

要取缔地下传经点，建立国家YSL教高等学院，凡是在QZS传教的阿訇必须通过学院教育，要逐步掌握对经典的解释权威，要千方百计把绿教世俗化，伊朗和土耳其是可供借鉴的例子

要取缔地下传经点，建立国家YSL教高等学院，凡是在QZS传教的阿訇必须通过学院教育，要逐步掌握对经典的解释权威，要千方百计把绿教世俗化，伊朗和土耳其是可供借鉴的例子

还不如有请躲在台湾的张天师去新疆发展道教

中国的YSL教必须本土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YSL教，中国的YSL教不能是世界的。

楼主傻了吧。你以为伊朗的就是好玩意啊？没见今天的新闻，习大大说了：要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意思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才靠得住。

估计那时候豆奶天天不出新疆 成天就家里自己干自己了~

乃太有才了!

不光是沙特，还有埃及。必须控制那些阿訇，他们是控制那些弱智群体的精神领袖，不能让他们传播有害思想，并且要为我所用，否则必须镇压……

传教士，必须持证上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那还不如请几个犹太人来传犹太教，和犹太人搞好关系对中国是很有利的。

    1、取消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宗教交流；2、加强边境巡逻，非法越境一律就动正法；3、对宗教人员进行整合，举办YSL宗教人员学习班，全体宗教人员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甄别，对有恐暴嫌疑人员按颠覆国家罪处理；4、在所有的QZS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5、所有十四岁以下儿童、少年强制集中入校学习，强化汉语教育，在校禁止任何宗教形为，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全部送内地职业技校学习；6、加强丝绸之路建设，国家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新疆设厂，并给予补贴。
    想解决新疆的根本问题，只能从孩子抓起，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改良土壤结构难，但改良作物品种较易且成效大！再强的防火墙也会有漏洞，只要控制着所有入网的源文件，才能杜绝病毒的传播！
   

这个思路就是如果抽大烟上瘾了，改扎吗啡就可以治疗了，这年头2B怎么这么多

我国境内的经就是从波斯传来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msl并没有明显的教派倾向。苏菲派和旧的的传统门宦控制宗教，主要是各大门宦。近似于我国东汉时期的汉族门阀，当时的汉族门阀在儒学体系上分属不同学派，不同师承；同时控制各级政府、拥有大片土地和私人部曲。

不过目前国内msl表现出了明显的逊尼倾向。另外，伊朗什叶各派也没闲着，也在不断渗透。反而是国内旧有的一些既非逊尼也非什叶的传统教派几乎绝迹。

两派那个都靠不住，反而是国内旧有的门宦因为一直依附于政府反而相对听话。可惜门宦作为一个势力代表已经被彻底解决了。门宦的后人大多转而去沙特或土耳其学习，回来以门宦的旗号发展逊尼。

ww坐大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历史上他们属于小角色。还是政府明确支持一个新教派比较靠谱。

引狼驱虎？

coinyang 发表于 2014-5-29 23:36
楼主傻了吧。你以为伊朗的就是好玩意啊？没见今天的新闻，习大大说了：要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意思是我 ...
恩，看法差不多，楼主不是别有居心就是太简单了想的~驱虎吞狼哦

那还不如请几个犹太人来传犹太教，和犹太人搞好关系对中国是很有利的。
你那么做会把新疆变成宗教冲突的前沿阵地

看样子要彻底斩断新疆穆斯林与外界穆斯林的联系才是王道。大中华局域网继续发威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思路不错，哈萨克人就爱国保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还是先爱国后爱教，爱中国特色教比较好。

应该出中国版伊斯兰

阿訇必须英语四级，计算机三级，高级工程师以上，党员。

百年沧桑话东干（9）哲赫忍耶的崛起 (2013-10-29 17:54:07)转载▼

前面说过，在中土，伊斯兰各教派里头的所谓“新教”、“老教”都不是固定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快地，花寺门宦也成了后来者眼里的“老教”，遇到了昔日格底目同样的麻烦：市场份额被后起的“新教”挤占。这次以“新教”形象出现的挑战者叫哲赫忍耶门宦。

说起哲赫忍耶与花寺门宦信奉的虎夫耶，其实是一根藤蔓上开出的两朵花——就教义教理而言，它们同属苏菲思想，同源于逊尼派当中的哈乃斐学派（这一点哲赫忍耶、虎夫耶和格底目完全一致），同样遵循格奈什班迪耶学理，就连哲赫忍耶门宦的创立者马明心，早期人生经历也与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差不多：两位教派创始人同样年少家贫，一心向教；同样曾经前往麦加朝觐；同样有在新疆、中亚和阿拉伯半岛游学的经历；同样是学成回乡后糅合各派思想创立门户；就连两个门宦的名字，也都是阿拉伯语的直接音译，只不过前者源于阿拉伯语的Jahariyah，意思是“公开的”、“响亮的”，而后者源于阿拉伯语的al-Khuflyyah，翻译过来是“隐藏的”、“低声的”意思，含义刚好相反。

所以听名字就知道了，想区分哲赫忍耶与花寺，主要靠听念经时嗓门：当时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县）衙门里有位叫马复才的东乡族穆斯林差役，此人在花寺门宦和哲赫忍耶门宦都念过经，按他的说法，哲赫忍耶与虎夫耶其实是一回事：“这经来历都是一样，并无两样，只是念的不同。旧教（花寺）是小声默念，新教（哲赫忍耶）是大声高念或摇头跳舞。”按照这一特点，当时的人们就把哲赫林耶称为“高念派”，花寺称为“低念派”。说白了，哲赫忍耶与花寺的差异，与当年花寺“前开”，格底目“后开”的差异是一样的性质。当然罗，两派其它的区别还是有的，例如哲派主张传贤不传子（实际后来也违背了），反对收取信众过多布施，主张救济贫穷信徒，等等，但这些区别都不在宗教本身，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想必已经无需赘述了。

哲派创立后，起初马来迟、马明心的个人关系还不错，而且两人还曾在同一场合，各自按照本派规矩给教徒念经祈祷，也没见闹出什么纠纷来。但随着哲派在甘肃临夏、青海循化一带的撒拉族地区的迅速传播，大批花寺信众转投哲派门下，新老两个教派很快就成了势同水火的仇敌。

哲派迅速壮大的奥秘，与当年花寺争夺格底目市场份额的老方法是一模一样的——降价。请哲派阿訇念经，费用大约只要四五十文钱，也不收牛羊、布匹之类贵重布施，比花寺便宜，由此一来，信众自然就趋之若鹜了。花寺没了收入来源，当然就看哲派不顺眼了，以前完全不是问题的宗教仪式，现在也就拿出来说事了。说以说白了，夺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两派的矛盾都是小钱钱给闹的。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也就是清王朝调停花寺与格底目纷争后第13个年头，哲派与花寺的冲突终于扩大到了非法律途径不能解决的地步。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循化张哈工QZS在主持教徒葬礼时，不知为何，违反了当年马应焕案件的判决，同时邀请了哲派阿訇贺麻路乎和花寺阿訇韩哈济一起念经，结果在仪式上，两位阿訇一个念经摇头，另一个念经不摇头；一个抨击对方不是祖传老教的规矩，另一个反击对方收取布施太多，总之是闹得不欢而散。事后，花寺门宦创始人之子马国宝一纸诉状将马明心以“邪教惑众”告入官府。循化游击马世鲲站在花寺一边，判决将马明心逐出循化，并责令贺麻路乎出具保证书，“永不招留外来游民”，对马国宝仅仅是送回河州原籍了事。

不过，哲派并没有因为这一判决而停下发展脚步。马明心被逐后，留在循化当地的贺麻路乎、苏四十三等得力干将依然广收信众，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一口气修建了三座属于哲派自己的QZS。这样一来，新老教派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被激化，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花寺由韩哈济阿訇出头，将老对头贺麻路乎以“不遵教规”之罪告到循化厅。这次对哲派的判决就严厉得多了：循化厅同知张春芳判令枷责贺麻路乎等人，封闭哲派QZS，强令哲派信徒前往花寺控制的QZS念经礼拜，勒碑永禁哲派，直接断了哲派在循化当地的活路。

循化地方官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偏袒花寺，有人说是清廷“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的反动策略，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简单。在清代，循化地区属于“番地”，朝廷把撒拉人看做“番子”，所以当地实行的是由豪强世袭统治的土司制，也就是说，当时循化的行政权力不在中央政府手里，而在大大小小称为“千户长”、“百户长”的土司们手中，衙门口和土司自家开的没啥两样。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视前往循化做官为畏途，中央派派去的县官（同知）顶多两年便要调换，短的甚至只有两个月，即便这么短的任期，多数时候县太爷们也无法赴任，只能待在河州府城遥控，连在当地立足都做不到。直到清代光绪末年，循化才推行改土归流，中央政府才逐渐控制这一地区。因此在乾隆朝，循化的事情官府说了不算，土司说了才算；更直白地说，官府的意思其实就是土司的意思。

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清楚了：两次判决表面上是官府对哲派不公，骨子里体现的是土司们对哲派的偏见：经过多年经营，花寺已经取得了循化当地土司的支持，哲派作为一个走草根路线的后来者，在这里显然不会受到穆斯林上层统治者的欢迎。

顺便说一句，必须牢记的是，纵观清代、民国西北历史时，土司统治、门宦专权直到日后的西北回族军阀割据，是同一根隐藏在历史的脉络中的、扯不断的暗线，中央政府真正实现对西北地区的有效管理，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根暗线我们在接下来还能不止一次地看到，以后慢慢说。

也许是想起了当年马应焕的案子，收到判决后，不服判决的哲派选择了越级上访的路子：贺麻路乎上告甘肃按察司，诉花寺韩哈济等九人以“敛财惑众”之罪；花寺立刻以牙还牙，韩哈济的弟弟韩五反诉贺麻路乎“耳毛为号，妄言惑众；摇头摆尾，挟簸箕过沟”，同样把状子递到了省城兰州。

仔细分析一下双方的指控是很有趣的：哲派控告花寺的理由很苍白，只是不痛不痒的经济犯罪问题，而花寺反诉哲派的理由却是很致命的“邪教”，指控力度明显有差别。前面我们说过，清廷对邪教这东西向来是必欲诛之而后快的，这种话题在循化小地方或许炒不起来，案子捅到省里，事情肯定玩大了，哲派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敢指控对方是邪教，只敢拿对方的经济犯罪问题说事，这也可以反证，花寺在当地已经取得了正统地位，哲派在合法性的问题上确实占不到便宜。

不过，省府不是土司衙门。按照“番地”管理制度《理藩院则例》的规定，“番地”宗教事务由地方自行处理，宗教派别的正统性是当地人自己的事情，所以审理主要围绕当时双方相互指控对方的罪名本身进行，最终判决结果是：双方均系诬告对方，其中贺麻路乎因首事从重，发配乌鲁木齐为奴，几年后贫病交加死在新疆；韩五次之，流放三千里；韩哈济再次，处以枷责；至于其它如苏四十三、马六十、韩哈马等当事人以及幕后的马明心、马国宝，则一概以“不知情”免于追究。至于两派之间的教争，官府的立场是“两教既不愿合一，亦不必强之使合，各举掌教约束稽查，新立三寺仍听分开礼拜。”

既然花寺指控哲派“邪教惑众”是诬告，那么哲派就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性，说白了，省府的意思就是，只要双方老老实实各传各的教，大家井水不犯河水，那就随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应当说，这个判决还是相对比较公允的，对于本处于弱势的哲派而言甚至更为有利。

不过，地方上的土司可不管省府这么多。所以此后不久，循化查家工有四位穆斯林宣布脱离哲赫派，回归花寺门宦后，循化厅衙门即批示“弃邪归正，甚属可嘉”，各赏每人银牌一面。这里的“邪”未必是邪教的意思，但土司们对哲派印象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此后十余年里，哲派与花寺的冲突就从来没有消停过。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两派之间的纷争终于酿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循化有十二个比较大的穆斯林聚集区，规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乡，称为“十二工”，前面提到的张哈工就其中之一。这个“工”字是大约也是外来词的音译，具体渊源由来一般人没必要去考据，反正肯定和黄道十二宫没啥关系。其中有个叫清水工的，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分别位于清水河的东西两岸，西庄属哲派，是富裕村，控制了清水河的水资源分配权；东庄属花寺，是贫困村，用水自己说了不算。众所周知，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十分匮乏，控制了水资源的西庄自然掐住了东庄的命门。于是乎，西庄头领韩二个就将手伸向了河对岸的东庄。为了获取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在西庄明里暗里的压力下，东庄人开始陆续放弃原有的信仰，到当年九月，东庄以韩哥牙为首的二十户人家集体脱离花寺皈依哲派，这事再次激怒了花寺。花寺派人去厅里告状，不巧在半路上碰到哲派的人，双方当街上演全武行，一名哲派教徒在冲突中被打死——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哲派与花寺之间的第一起命案。

按一般人的理解，杀人是要偿命的，花寺杀了人，凶手肯定免不了一死。但循化厅同知张春芳对这一案件的判决却有点古怪，只是责令花寺赔钱了事。这一判决后来屡屡被一些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说事，用以证明清廷对哲派不公，偏袒花寺，这还是对清代历史的无知。前面说过，循化在清代属于“番地”，而当时的《番例》明文规定，“番子”被杀无需抵命，按命价赔偿即可，当年十一月，哲派教徒闯入东庄，杀死寺花寺四人作为报复，循化厅的判决同样是赔钱，外加枷责主犯韩二个，所以是杀人赔钱而不是杀人偿命，放在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是再正常不过的。

有人可能要说，当年花寺和格底目抢地盘的时候，咋就没有闹得这么凶？人和人不一样，派别和派别也不一样。前面说过，花寺修行的虎夫耶学理是从阿帕克那里一脉传下来的，而阿帕克是新疆白山派掌门的后人；哲赫忍耶的渊源呢？嘿嘿，说来也巧，正是白山派的死对头——黑山派。原来，马明心当年经中亚赴阿拉伯朝觐时，曾流落中亚城市布哈拉，被伊斯哈克耶教团所收留，而这个教团的创始人，正是阿帕克的亲叔叔、黑山派创始人伊斯哈克！所以哲派教徒所戴的黑色六角帽，与黑山派一样；哲派的招牌特征——高声念经，与黑山派也一样也就毫不奇怪了。说穿了，哲派与花寺的矛盾，骨子里是黑山派与白山派矛盾的延续，打娘胎里就带来了。

顺便说一句，哲派的一些早期著作如《热什哈尔》说，马明心是从甘肃经云南，然后到缅甸，再乘海船去朝觐的，完全回避了马明心在中亚学习黑山派教义的历史。有学者认为，哲派如此忌讳与黑山派的干系，是由于黑山派在伊斯兰世界中名声不佳——当年黑山派控制的叶尔羌汉国选择归顺清王朝，一个卡菲勒（异教徒）政权，这在伊斯兰教义里是极端大逆不道的罪行。

七年后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在循化打速古工一位穆斯林的葬礼上，哲派和花寺又因宗教仪式不同产生冲突，斗殴致一名哲派教徒重伤，几天后死去。案子报上去，弄得循化厅同知洪彬很苦恼。

原来在清代，立即死亡和受伤后死亡适用的法律条款是不一样的，如果伤者没有立即死亡，凶手只能按伤人治罪，而不能按杀人治罪。《大清律》里说得很清楚：“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之所以有这种今天看来很古怪的规定，大概是由于古代医学不发达，如果伤者拖上一段时间才死掉，就无法准确判断致死原因的缘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大清律》只适用于内地汉族聚集区，不适用于“番地”，而《番例》里只是含糊地说杀人赔钱，至于伤者拖上几天才死亡该如何赔钱，《番例》里面查不到相应条款。

怎么办呢？洪大人思前想后，最终糅合了《大清律》与《番例》两者的精神，判决花寺赔偿哲派半个命价。

这到底是洪大人在异想天开搞司法创新呢，还是花寺在背后施压呢，今天的历史档案里已经查不到蛛丝马迹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能够侧面回答这个问题：当年腊月十八，苏四十三、东庄案首犯韩二个等哲派骨干在韩二个家中召集会议，商议就此起事，准备器械，“尽杀老教（花寺），灭土司”，对于制造冤案的循化衙门，哲派反而没打算采取什么报复行动。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了，哲派心里清楚得很，审判不公的根子不是出在官府，而在花寺及其总后台土司。事到如今，一场大规模宗教仇杀已是山雨欲来。

从正月起，哲派即按计划分头开始了对花寺的报复。先是定匠工哲派教徒马十八个起事，杀别列工花寺一人，周边花寺信众前往相救，双方旋即展开械斗，互致死伤；此后一个月多时间，哲派相继攻下白工、红工、张哈工、里长工、上拉便等工，花寺信众或杀或降或逃。二月，苏四十三、韩二个率领千余人杀入清水工东庄，杀死二人，俘虏东庄尕户长（土司头人），也是当地花寺头领的韩三十八，胁迫韩三十八投降，韩不从，被哲派杀死。韩三十八的儿子前往兰州，将哲派告上了西北最高军政机关——甘陕总督衙门。

到目前为止，哲派和花寺的教争虽然日趋暴力化，但好歹还基本是沿着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正常思路前进的。事后如何发展，下面慢慢说。

百年沧桑话东干（8）新教，老教 (2012-07-25 22:37:30)转载▼

门宦的形成在中国民族史上可是一件大事。在门宦制度产生前，西北地区流行的基本是教坊制，也就是在穆斯林聚集区存在大大小小的教坊（教区），这些教坊互不统属，不是具有严密组织制度的宗教组织；传教布道者也仅仅是单纯的神职人员，并不具有宗教首领的地位，因此当时的穆斯林群体仅仅是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来说还很松散；自从门宦制度形成之后，松散在穆斯林群体在门宦严密的宗教组织下，逐渐拧成了一股绳，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日后中土穆斯林最终能够形成统一的民族——回族，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这股力量。所以门宦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本身，对使得中土原有的宗教格局和社会、政治形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类似，在门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土产生影响的过程并不是一个那么轻松的话题。门宦传入中土前，伊斯兰教早已在中土传播了上千年，当时中土的主流教派是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大家理念一致，宗教资源的分配也磨合了很多年，所以相互之间很少有冲突，相安其事。门宦入华后，由于理念不同，也由于争夺宗教资源的需要，门宦与中土老教派之间、门宦与门宦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各种斗争开始大量出现，从此以后，“斗争”二字，就成为贯穿整个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霾，这一点我们在新疆地区黑山派和白山派几百年的血腥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斗争在当时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所谓“新教”和“老教”的教争问题。

在中土伊斯兰教中，“老教”和“新教”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些新老教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宗教史的，没有必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掰扯得那么清楚，作为一般人只需要知道，在门宦入华前，中土是不存在什么新老教派这类概念的，清代门宦形成后，人们才把中土原来的教派统称为“老教”，在阿拉伯语中，“古老”、“陈旧”一词为Qadim，读作“格底目”，所以老教也叫“格底目”派。再往后来，只要出现新的教派或门宦，就把以前所有的教派都称作“老教”，所以“老教”也好，“新教”也好，都不是某个教派的专指，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

这里顺便说一句，格底目派虽然号称“老教”，但实际上，这一派是非常中庸调和的，看待问题也比较灵活宽容。他们虽然对门宦制度不感冒，但并不干预门宦事务，也不主张攻击其他派，仅仅是坚持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不轻言改变，可谓“老教不老”。事实上，正是由于格底目派这种温和内敛的宗教传统，才保证了广大穆斯林与中土百姓千余年来和谐共生，直到今天，格底目派仍然是中土穆斯林中最主要的派别，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团结稳定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正由于格底目派这种温和内敛的特质，使得他们往往成为其它门宦或者派别为了扩张各派势力而争相蚕食攻击的主要目标。

所以，中土第一次大的伊斯兰新、老教派的冲突，就发生在格底目与花寺门宦之间，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前开派”和“后开派”之争。

先说说花寺门宦的由来。这个花寺门宦是中土最早的门宦之一，创始人是甘肃临夏（当时叫河州）人马来迟。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马来迟生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父亲叫马家骏，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母亲是汉人女子。马来迟曾在42岁时随阿拉伯传教士前往麦加朝觐，并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地游学，那时整个中东地区正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苏菲学派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所以游学期间，马来迟接触到了虎夫耶、沙兹林耶、纳格什班迪耶和苏哈拉瓦迪耶等各种不同的苏菲派学理。12年后，也就是雍正十三年，马来迟回到河州老家，在河湟地区传播虎夫耶学理。经过近30年的宣教，河湟地区的一些回族、撒拉族、东乡族和部分藏族信众多达10余万人，迅速超越格底目，成为乾隆年间河湟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教派别。

为什么马来迟会选择虎夫耶学理，这里头是有由来的。原来当初马家骏年过四十尚未生育，为了求子，曾经前往青海西宁晋见阿帕克（还记得阿帕克吗？）祈福生子，在那里接受了阿帕克教门的功修规则。马来迟7岁那年，又被送去河州老王寺开学阿訇“太巴巴”那里念经，直至18岁“穿衣”（从经堂学校毕业）正式成为一名阿訇，十年来一直在“太巴巴”门下学习，而“太巴巴”呢，也是传播阿帕克虎夫耶道乘的，当年马家骏去青海找阿帕克祈福，陪同前往的就是这位“太巴巴”阿訇，所以马来迟自幼就深受虎夫耶学理熏陶，日后建立花寺门宦，传播虎夫耶学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甘、青门宦与中亚和新疆依禅派之间的密切联系。

花寺门宦之所以能够扩张得如此迅速，与马来迟结合西北地区穆斯林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一些宗教改革措施有很大原因。原来，按照中土穆斯林的传统，在婚丧仪式及一些日常活动中要请阿訇念经，格底目派严守传统，所念的经文冗长深奥，西北地区教育文化落后，一般老百姓听了一知半解；加之这么深奥的经文，没有点学问的阿訇也念不了，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所以格底目派阿訇的收费标准也不便宜，在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念经费用就成了穆斯林百姓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所以在当时的西北地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简化宗教仪式、降低宗教仪式成本的需求。

应当说，马来迟很好地抓住了这两个需求。他编写了一本简明扼要的《冥纱经》（明沙经），既便于讲师宣导，也便于听众理解；诱人的是，请花寺门宦的阿訇念《冥沙经》，收费要比请格底目阿訇念传统经文要便宜许多——对大多数穆斯林百姓来说，念什么经不重要，便宜才是王道，所以花寺门宦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不少格底目派教众也纷纷改投花寺门下。

那有人要问了：花寺门宦所持的虎夫耶学理，相比起格底目派所持的哈乃斐学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更吸引人的地方呢？回答是两者其实差不多——因为虎夫耶和格底目一样，同属于哈乃斐学派，对于伊斯兰教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的程序上：虎夫耶主张斋月里先开斋后礼拜，所以叫“前开派”；而格底目主张先礼拜后开斋，所以叫“后开派”——《循化厅志》说两派是“顾其异者，即节目之不同耳，无二经也”，对此说得很明白。

顺便说一句：可别小看了这一点区别。伊斯兰教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各派别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宗教仪式的程序上面，对于教理、教义则基本没有什么分歧，而中土原有的佛教、道教则恰恰相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前者认为佛陀释迦牟尼是一个教主、导师，是一个达到彻底觉悟的人；而后者则把释迦看做是一个威力广大、法力无边、全知全能的佛，大家连对教主的理解都这样迥然不同，对佛教本身的理解分歧就更大了；反观伊斯兰各教派，诸如前开后开、黑山白山之类，对教主穆罕默德以及伊斯兰教的理解基本都没有大的区别，即使是水火不容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对穆罕默德的理解也是一致的，它们的分歧主要不在伊斯兰教本身，而是在政治层面上，也就是对“谁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

伊斯兰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不单纯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精神家园，而是穆罕默德用以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思想武器，具有极强的政治性。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世界第一个社团——乌玛，就是一个具有社会、政治和军事功能的公社（麦地那社团），这个社团的盟约《麦地那宪章》，就是穆罕默德政治思想的高度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政治需要。所以，后来伊斯兰教分化出的各个派别，大多也都是因为双方的政治诉求不同（像前面提到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野）而分道扬镳的。考察二战以来的伊斯兰世界史，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往往以宗教话语表达政治诉求？又往往以政治话语表达宗教诉求？为什么宗教在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在其他地区和文明中远远无法相比的影响力，宗教与政治高度不可分？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著名中东史学者彭树智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伊斯兰教首先的特点不是宗教的文化性，而是宗教的政治性”，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伊斯兰教的这一现象不是唯一的，翻开世界宗教史，无论什么宗教，但凡为了政治目的而另立新的教派，新、老教派在教理教义上必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说白了，既然大家的本意都是来玩政治的，宗教本身的教理、教义是什么关注得自然就少了，只需要找一个显而易见的的宗教符号来彰显自己的政治理念，目的就达到了。比如前面提过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婚姻问题和罗马教廷闹翻，一怒之下另立圣公会教派自己玩——那这个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呢？嘿嘿，几乎一模一样，圣公会除了祈祷时允许用普通桌子代替祭台，用面包代替面饼以外，其它方面几乎完全是天主教的翻版。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你看神马太平道、白莲教、明教、天理教、拜上帝教之类披着宗教旗号的造反派组织，都是囫囵抄袭一下别的宗教，换个马甲就粉墨登场了。所以，为什么伊斯兰教各派别的分歧普遍不在教理教义上，而在宗教仪式的一些细节上？原因就在这里。关于伊斯兰教的政治性这个话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以后慢慢聊。

那说了，花寺门宦业务发展这么红火，动了格底目的奶酪，那格底目就一点反应没有？那当然不可能。眼看转投花寺的教众越来越多，格底目教派的财源日减，老教的阿訇们第一个感受到了威胁。

对于河州南乡马家集清净礼拜寺阿訇马应焕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强烈。马家集有四十多户穆斯林，信奉格底目教派的大约三十多家，往日里小日子过得平稳安逸。但自打乾隆初年，花寺门宦来到此地传播虎夫耶学理，十年间便在南乡一带发展了大批信众，马家集的穆斯林也多改投了花寺门宦，马应焕的礼拜寺只剩了四、五户信众。即使是剩下的这几户，花寺也不放过，不准他们遵从格底目教法，每逢红白喜事即来滋事，一言不合，便将布施、油香（一种穆斯林传统食品）抢去。最令马应焕不能容忍的是——根据后来马应焕自己的说法——花寺还逼迫自己改信虎夫耶，遭到拒绝后，遂行报复，在马应焕父母的葬礼上大打出手，连供奉给父母的香油等祭品也被抢去，因此马应焕对花寺那是恨得牙直咬。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十二月，马应焕两次前往州府控告花寺门宦，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一怒之下，马应焕决定进京上访。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从畅春园向皇太后请安后还宫，在西直门外路遇马应焕拦道喊冤，诉告花寺教主马来迟邪教惑众。乾隆令甘肃巡抚黄廷桂审理此案。审理的结果，是认定马应焕诬告诽谤，兼冒犯皇帝仪仗，二罪并罚，判处发配云南充军；至于前开、后开两派，则是令其“各尊祖教”，遇有红白喜事，不许两派同时念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打五十大板了断此案。

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决，根据今天我们所能找到的历史档案，大约是马应焕急于求成，为了告倒马来迟而作了一些虚假陈述。比如说，马应焕称州府曾经作出过禁止花寺传教的判决，但黄廷桂事后调查显示，当时马应焕确实有因一起涉及花寺与格底目教徒的斗殴案有而前往州府告状，但是马来迟不在涉案人员名单内；而且案件经调解，当时就销案了，并不存在马应焕所说的“禁止花寺传教”之类的判决。另外，马应焕对花寺门宦的一些描述也有夸大和不实之处。当然了，这里也不排除官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而把屎盆子扣在马应焕头上，就连乾隆评论这起案件时也忍不住说“近来州县官员自理词讼，既无忠信明决之才，更存因循避事之见，是非曲直，莫辨实情，沉搁迁延，不能结断”，所以就案件的审理过程而言，是不是葫芦僧断葫芦案已经很难说得清了。

但是，从审理的结果来看，清政府对门宦和格底目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将门宦打入另册，更没有因此对伊斯兰教有什么负面评价。马应焕对马来迟的指控“邪教惑众”，应当说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前文说过，清廷对邪教及其敏感，一旦定性为邪教，必定斩尽杀绝，而且清代法律确实有许多条款也恰恰与苏非派的特性暗合，例如,清律禁止画符、禁止神秘的宗教作品，尤其是秘传的、用密码写的文件（这也是道教在清代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而这些对苏非派来说恰恰都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尽管门宦有这么多表象与法律抵触，清廷最终还是没有给花寺贴上“邪教”的标签，这表明，至少在乾隆初年，官方对于穆斯林以及伊斯兰教持得仍然是平等公允的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判决，花寺门宦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只要不影响格底目，花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各遵祖教”，也就是合法地传教了。此后，马来迟和他的儿子马国宝便将传教重点放在了甘肃西部，在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聚集区传播虎夫耶学理，并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至于格底目，在花寺势力西移后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河湟地区再一次恢复了宁静的生活。

最后交待一下那位倒霉的马应焕。发配云南充军后，马应焕逃亡跑回河州老家，最终被知州张永淑缉获，此后这位不幸的阿訇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马应焕永远也不知道，他的这次进京上访，开中土穆斯林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手段，成功解决宗教纠纷的先河——但是很遗憾，这竟然成为了孤例，因此自此直到1949年的200余年间，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大型冲突，竟然找不到第二起以和平方式解决的例子了。

百年沧桑话东干（7）门宦 (2012-04-27 14:02:04)转载▼

门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元代。根据《元史》记载，当时回回当中有一类“迭里威士”户，有学者认为，这个词是波斯语（一说阿拉伯语）“穷人、贫民、乞丐”的意思，其实就是苏菲派的苦行僧修炼团体，他们集体居住，彼此之间平起平坐，在长老的带领下，共同以冥想、禁欲和苦行的方式悟道。由于被伊斯兰主流文化所排斥，这些苏菲苦行僧们不能光明正大地去QZS祈祷，生活圈子封闭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集体宿舍不但是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修炼场所和社交场所，久而久之，集体宿舍的重要性便远远超越了QZS，成为苏菲苦行僧们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共同的中心。

在中土的生活岁月里，这些苏菲修炼团体持续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首先是在中土的封建思想熏陶下，苏菲苦行僧们逐渐接受了部分中土社会的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封建宗法观念，这使得苏菲教团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教团长老不再由有德才者继承，而是长老的儿子继承，传子制取代传贤制，这样一来，长老不再是集体中平等的一员，转而成为教派领袖。昔日内部平等、松散的宗教修炼团体，因而逐渐演变成为内部等级严密的封建家族式的宗教组织。此外，随着苏菲修炼团体的长老转变为宗教领袖，昔日教友们共同生活的集体宿舍最终就被教主占据，成为他们的私宅，但这些房子在苏菲教派中的重要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教主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日后发展成为门宦制度中最重要的建筑——道堂。

与此同时，苏菲派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大力弘扬下变得炙手可热，苏菲派传教士开始大量经新疆进入中国西北地区传经布道，这些来自中亚的传教士往往自称默罕默德的后代，清代文献称他们为“和卓”，即波斯语“显贵”或“富有者”的音译。比较典型的，有康、雍时期在甘、青一带传教，自称默罕默德25世孙的阿帕克，以及在新疆莎车一带传教，自称默罕默德28世孙的谢赫·乌尼亚等人。凭借默罕默德的威望，这些和卓以及他们的弟子在新疆和西北地区受到了广泛追捧，许多人在学成之后，就回到各自的家乡自立门户。这些大大小小的门派，无一不是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苏菲教团，这些教团之间互不统属，内部组织等级严密而高度集中，教徒必须绝对顺从教主——由此一来，门宦教主不但拥有众多一呼百应的教徒，而且拥有了这些教徒带来的滚滚财源和可资利用的社会人脉资源。门宦制度由此诞生。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到另外一个词了：门阀。没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的门阀一样，门宦也是一种王权鞭长莫及的世家高门制，只不过前者仰仗的是封建宗法制，后者的基础是伊斯兰教——或者说，从组织结构上说，门宦制度是不但伊斯兰苏菲教团中国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宗法制度伊斯兰化的产物，说它是伊斯兰化的门阀制度也不为过。从思想根源上说，则与近代世界苏菲派的崛起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带有强烈的外来色彩。

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阿帕克来说吧。阿帕克的先人是16世纪明代中、晚期从中亚塔什干来到新疆的，其族长玛合图木·阿杂木，乃是中亚苏菲派乃格什板迪耶教团的首领和导师（关于这个乃格什板迪耶教派，其实也是苏菲派里一个很有名的分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在当时的新疆叶尔羌汗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阿杂木一死，家族很快就分裂了，最终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派：以阿杂木第七子伊斯哈克为首形成的黑山派，以及以阿杂木长子依禅卡朗为中心形成的白山派。黑山派和白山派的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笔者这里不想涉及，单说结果。根据《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记载，依禅卡朗死后，白山派在与黑山派的斗争中失利，他的儿子玉素甫逃往哈密，并在那里生下了阿帕克；多年后玉素甫带着儿子卷土重来，通过参与一起宫廷政变取得了叶尔羌汗国的宗教管理权，于是父子俩利用手中权力对黑山派大肆屠杀，激起黑山派反抗，结果是玉素甫被杀，阿帕克被逐出叶尔羌，流亡进入甘、青河湟地区。

在河湟地区，阿帕克重新开坛布道，但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自称是阿拉伯来的传教士，默罕默德的25世孙；讲授的也不是父辈的乃格什板迪耶派教义，而是以白山派思想为基础的新教派——虎夫耶派教义。在河湟生活期间，阿帕克颇吸收了一批信徒，这些信徒有的后来也另立门户，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毕家场门宦创始人马宗生、鲜门门宦创始人鲜美珍等等。西北其它一些主要门宦的思想滥觞大致也是如此。

所以，门宦的思想渊源，不是植根于中土的“以儒释经”思想，而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没有与中土思想文化经过充分交流，就采取拿来主义直接照搬使用了。南方“以儒释经”运动中，其实也翻译了一大批苏菲派的著作，苏菲派思想在南方也是广为流传的，但苏菲派在南方的传播，是在与中土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与苏菲派在西北的传播完全不同。所以同样是穆斯林，在南方就没有形成门宦，而西北地区就形成了门宦，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顺便介绍一下阿帕克被逐之后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就在阿帕克被逐后不久的1700年，黑山派控制的叶尔羌汗国归附了清王朝，不甘心就此罢休的白山派此后屡次发难，自此新疆地区就在也没有消停过，仅大的变乱就有：

1757年，白山派发动了著名的“大小和卓之乱”，也就是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背叛清王朝的叛乱，历时4年被清廷镇压；

1820年，白山派再次策动以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发动的“张格尔之乱”，并勾结英国间谍充当顾问，训练军队和提供援助，历时长达8年，直到1828年才被清王朝镇压，将张格尔押至北京斩首；

1847年，流亡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的七个后裔，在浩罕国的支持下，在南疆又发动了“七和卓之乱”，历时三个月，裹挟喀什噶尔附近居民37000余人迁往浩罕，并掠走大量财物；

1865年，南疆爆发“阿古柏之乱”，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被浩罕国军官阿古柏拥立为傀儡可汗，在南疆成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统治南疆地区长达十余年，直到左宗棠大军入疆，阿古柏之乱被清廷镇压，黑山派和白山派才算是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苏菲派的这种宗教派系斗争往往与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但成为民族分裂分子破坏国家统一的手段，甚至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帮凶。直到今天，南疆仍然因为这种宗教和政治的复杂性，而成为“三股势力”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大本营，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

门宦的分布，除了新疆以外（门宦在新疆叫“依禅”），主要集中在甘、青地区，内地门宦比较。由于当时从中亚和新疆前来此地的苏菲传教士数量众多，派别纷繁芜杂，加上后来许多门宦下的门徒又自立门户，导致门宦派别林立，大致地说，大的门宦一共四个，分别是哲赫忍耶、虎夫耶、库布林耶和卡迪林耶，其下衍生出来的大小门宦约有四十多个，这里就不一一具体介绍了，待我们在后面提到的时候再详细说。

说完门宦的起源和分布，再说说它的组织形态，简单地说，门宦就是以道堂为权力中心、拱北为圣地、以QZS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三位一体的宗教、世俗一体化的社会组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道堂和拱北，它们在门宦制度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道堂、拱北和QZS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相互之间是个什么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说门宦制度同时具有宗教和世俗的二重性，以及这种二重性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到底是什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

首先看道堂。道堂是门宦制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元素，它的前身就是苏菲苦行僧们的集体宿舍，后来成为教主的私宅，最终成为教主发号施令的场所。前面说过，苏菲派的集体宿舍打娘胎出来就具有远远超过QZS的重要地位，当集体宿舍演变为教主的私宅后，这种重要性不但没有削弱，反而由于教主权力的加强而得到了强化，通过道堂，教主不但对门下宗教事务发号施令，还借此控制了教徒们的世俗事务，是一种准“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在门宦制度中，居于核心的不是QZS，而是道堂，这是我们在考察门宦制度时必须清醒认识的。

再看拱北。所谓拱北，当然不是珠海那个拱北口岸，而是阿拉伯文Qubbat的音译，意思就是陵墓。一般来说，伊斯兰教义要求穆斯林简葬、速葬，不封不树，不允许为逝者树碑建庙，更不用说建筑大规模的陵墓了。但由于苏菲教派所具有的中介特质，使得苏菲教徒在崇拜安拉的同时，对教派领袖（或者导师）也具有虔诚的崇拜，他们不但生前享受这样的荣誉，死后也继续被教徒供奉崇拜，因此，这些苏菲教派领袖死后的陵墓——拱北，自然就成为膜拜的圣地。这种以教主个人崇拜衍生而来的圣墓崇拜，是门宦制度的一大特色。直到今天，在西北的许多地方，每到某教派领袖的“归真”纪念日，仍然会有许多这个教派的信众前往拱北顶礼膜拜。比如每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是宁夏虎夫耶洪门的奠基人洪海儒的归真纪念日，农历正月十三是哲赫林耶第五辈教主马化龙的归真纪念日（大家可要记住马化龙这个人，他是本文的重要角色，后面还会讲到），每到这一天，两个人的拱北，都会有千上万相对应教派的信众祭拜上坟。

拱北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凡是有过苏菲教派活动的地区，通常都有或曾经有拱北的存在，比如著名的印度泰姬陵，就是一座拱北。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很多拱北，但18世纪瓦哈比教派兴起后，把半岛上几乎所有的拱北都拆除了（瓦哈比教派为什么如此对苏菲派不感冒前面已经说过了，此处不赘），所以今天沙特境内反倒基本没有拱北。至于中土的西北地区，拱北的数量则非常庞大，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仅是甘肃临夏一地，就有不同派别的拱北共143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土的门宦制度中，道堂往往和拱北修建在一起的，它们与教学区、展厅、静房、礼拜殿、接待室、厨房和接待中心一起，构成了规模宏大的门宦建筑群，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就拿前面提到的宁夏虎夫耶洪门道堂（拱北）来说，仅仅是2008年农历7月24日的洪海儒归真纪念日，每天就约有1.8万人前往祭拜，持续时间长达1个半月，由于设施齐全，接待活动井然有序，道堂（拱北）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道堂和拱北在门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相比之下，QZS的地位反而就没那么重要了，它们只是为了方便拱北有关人员礼拜方便而建，说白了只是一个附属建筑物。至于QZS内教士自身的命运，也是在门宦的掌控下的：在门宦控制的西北穆斯林聚集区，QZS的阿訇往往是门宦首领任命的，即使按照传统由教区群众推举，也必须得到门宦首领的认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QZS自然对门宦首领俯首贴耳。

通过道堂、拱北和QZS，门宦形成了教权与世俗权利紧密结合的组织形态。门宦教主既是宗教首领，又是本门宦教徒的世俗领导，很多门宦都有大量的土地，有的门宦将这些土地出租给教民，收取地租，有的由教民代耕或由教民出钱请人代耕，有的则直接让那些贫苦教民无偿耕种，更有经济头脑的门宦首领则借助信徒人脉关系经商开矿。像前面提到的哲赫林耶门宦教主马化龙，就是宁夏灵州金积堡（请记住这个地名，在接下来还会频频出现）的一大富豪，门下信徒多达十余万人。马化龙依靠秦渠、汉渠的水利灌溉, 占有广大膏腆土地；他还以善于经商，生意远达包头、归化，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凭藉经济上的优厚势力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马化龙捐纳了一个千总的头衔，成为宁灵地区富甲一方、武断乡曲的最有势力的豪门地主，从而形成了在门宦控制地域内，事实上的家族统治的局面。

百年沧桑话东干（11）定叛、迁徙与“圣战” (2013-12-18 13:14:05)转载▼

建国以来，苏四十三事件在民族宗教界一直是个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话题。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官方对苏四十三给出了一顶“农民起义领袖”的高帽子，但无论回、汉两族，私底下对于这个定性都颇有微词，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这些想法不可能摆上台面。到上世纪末，随着思想的逐渐放开，一些胆大的回族学者首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1995年，回族学者张承志在其作品《心灵史》“圣战的定义”一篇中，这样直言不讳地宣称：

哲合忍耶也从教争走向起义，实现了中国回族的第一次宗教战争……十八世纪哲合忍耶穆斯林发动的反兰州以及后来于三年后爆发的田五阿訇起义，都是反抗歧视压迫，以保卫宗教的信仰和内心追求不受践踏为目标的真正圣战。

说到这里，就必须对伊斯兰教里头的“圣战”这个东东多说几嘴。所谓“圣战”也叫“杰哈德”，源自阿拉伯语Jihad，在伊斯兰教里头，无论是内向的自我修炼还是外向的传经布道乃至战争行为，只要是为“主”为“道”，都可以称之为“圣战”，其形式也不拘泥于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并不完全是基督教世界里Holy War的意思，概念非常宽泛。作为局外人，我们只需要知道，一切为伊斯兰事业所进行的奋斗都可以圈进“圣战”这个大筐里就可以了。

那说了，为啥“圣战”对穆斯林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呢？这是因为根据伊斯兰教义，参加“圣战”的穆斯林，可以获得来世的救赎，省掉末日审判这一关，直接上天堂。《古兰经》里面反复提到，只要信徒遵从主道，为伊斯兰奋斗，真主就会赦免他的罪过，进入天堂——

为真主而奋斗，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他将赦宥你们的罪过，并且使你们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和常住的乐园中的许多优美的住宅，那确是伟大的成功。

如果穆斯林不愿意开展“圣战”呢？结果就是——

如果你们不出征，真主就要痛惩你们，并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他们(逃避“圣战”者)的归宿是火狱。

对于虔诚的穆斯林而言，《古兰经》里对于“圣战”的描述，既是难以抵抗的诱惑，又是可怕的威胁：人生在世，身为凡夫俗子，哪个没干过几件错事？哪个面对主的审判时能做到一点不心虚？现在好了，来世下地狱的危机，现世参加“圣战”就能救赎，还能上天堂享受良田美宅，这笔买卖怎么算账，都是老老实实参加“圣战”最划算。一来二去，“圣战”也就成了伊斯兰世界里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但对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来说，“圣战”是一个要人命的东东，因为“圣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征服一切不信奉伊斯兰教者，包括无神论者、“以物配主（偶像崇拜）者”、有“天经”的人（指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以及多神教信奉者，换言之，在伊斯兰教看来，一切异教徒都必须放弃原有信仰皈依伊斯兰，否则就必将遭遇“圣战”，直至被彻底征服为止，不存在什么共存关系。《古兰经》里是这样说的：

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应当斩杀他们，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以后或释放他们，或准许他们赎身，直到战争放下他的重担。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哪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

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等等等等。

可是问题来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搬硬套经文早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了。比如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参加大选时，针对埃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开出的药方是向富人征收“天课”——所谓“天课”又叫“济贫税”，是伊斯兰教里一种以税收方式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的宗教机制。但问题在于，古代社会相对比较单一，用征收“天课”的方法或许能解决贫富差异问题，但在社会高度多元化的今天，“天课”就无济于事了。所以穆兄会上台后，国内贫富差异的矛盾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与他们依然固守传统经典，没有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关系。至于遇到异教徒就要杀掉之类，在现代文明社会，也是早已为《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准则所摒弃，再这么做是要上国际法庭的，不可能再行得通了。

对于上面的问题，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也看得很清楚，天下形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道理适用于全人类，因此大多数人是主张与时俱进的；少数倾向于保守的派别，一般也不会去干涉别人的意愿，只是关起门自己玩，比如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不会强迫要求外国女性戴头巾——那是本国妇女应当遵守的规矩，和外国人无关；马来西亚的宗教警察也只管不遵守伊斯兰教规的巫族女子，华人女子一般是不干涉的。所以总的来说，当前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是世俗政权，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宗教政治势力，在保守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但自己坚持一些早已过时的观点，还以些观点为借口，对他人的思想和信仰横加干涉，逼迫别人也信奉自己的那一套，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原教旨主义。

关于原教旨主义这个怪物，足足可以写一大本厚书，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这里只强调两点：其一，原教旨主义起源于基督教，并不是伊斯兰教的独创，很多宗教都有原教旨思潮，所以大可不必一提到原教旨主义就与伊斯兰挂钩；其二，在考察原教旨主义时，大家一定不能被“原教旨”这三个字给忽悠了，因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其守旧复古性，而是在于其强制性、排他性和扩张性，是穿着“复古”马甲的宗教极端主义。基督教的十字军，伊斯兰教的塔利班，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典型代表，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何实践自己的宗教极端路线呢？这里就涉及到他们惯用的两大杀手锏：

第一个杀手锏是扣帽子。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天然存在排他性，这一特质很容易被极端分子拿来作为打击异己的武器：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不但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要扣上“卡菲勒”的帽子；凡是与本派别不同的穆斯林，甚至本派别内部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统统都可以扣上“卡菲勒”的大帽子，大帽子一扣，接下来就有借口对其开展“圣战”了。这一招后来被埃及极端组织“穆斯林组织”头目舒克里·穆斯塔法上升到理论高度，起了个名字叫“定叛”，其实说白了就是打着“圣战”的旗号打击异己的意思。

另外一招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特有的法宝，是任何其他宗教组织都没有的独门利器，在伊斯兰教里，这一招叫“迁徙”，这是个大话题，下面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

“迁徙”在伊斯兰教中是一个具有神圣含义的字眼。根据伊斯兰教史记载，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被迫在公元622年出走麦加，迁往麦地那，在那里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承者、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本·哈塔卜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足见这次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伊斯兰世界里，“迁徙”绝不是指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

最重要的是，在伊斯兰教里，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或者说，迁徙本身就是圣战，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穆罕默德光复麦加的时候，一些穆斯林认为革命已经成功，迁徙不再需要了，穆罕默德就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所以阿拉伯半岛统一后，伊斯兰教很快就伴随统治者的血与剑走上了迁徙，也就是扩张的道路，最终成为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与伊斯兰教强调迁徙与圣战的统一性也是分不开的。

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言，迁徙的目标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全世界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安拉，为此要在全世界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上一切芸芸众生的行为和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在本国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主动地、有组织地进行迁徙，在全球范围内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哪里能实现这一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在迁徙这一点上，只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举个例子，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其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都在致力于该组织的国际化，在中东及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多个海外分支，大名鼎鼎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即是穆兄会的巴勒斯坦分支机构。有趣的是，穆兄会本身也是“迁徙”战术的产物，是沙特阿拉伯王室大力输出其瓦哈比（还记得瓦哈比吗？）思想的结果，在该组织成立至今，一直接受沙特大量物质、政治和思想上的鼎力支持，就连“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名字，也是哈桑·班纳从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创办的“兄弟会”那里抄来的。

顺便说一句，近年来，随着伊斯兰极端势力全球化的日益蔓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的“迁徙”战术有了一个十分传神的称谓——“子宫武器”，这里就不展开了。

唠叨完上面这些，回头再看看苏四十三事件，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与当年花寺与格底目的教争，很快以双方“各尊祖教”和平结束，最终形成共存共生关系完全不同的是，哲赫忍耶与花寺的教争，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哲派以扩大势力范围为目的，在花寺教区开展了一系列扩张，即是典型的伊斯兰宗教意义中的“迁徙”行为；后来苏四十三等人为铲除异己派别，喊出“尽杀老教、灭土司”的口号，则充分反映了其“定叛”思想。结合伊斯兰教中迁徙、定叛及圣战等密切的内在联系，张承志将苏四十三事件定性为“圣战”，完全符合事实。

所以，苏四十三事件的实质就是：这是苏四十三等人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对伊斯兰温和派，以及世俗政权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恐怖袭击。

中土历史上，政治人物打着宗教旗号造反或者搞恐怖袭击，算不上是什么时髦玩意儿，早在1800年前的东汉末年，张角就利用太平道发动了黄巾起义，此后历朝历代，神马五斗米教、弥勒教、白莲教、拜上帝教等等等等造反团体可谓层出不穷；但神职人员自己打着宗教旗号造反或者搞恐怖袭击的却是凤毛麟角，偶尔出一两个，也不是真的为了宗教诉求，实质上还是玩政治，比如彭莹玉、姚广孝等人；像苏四十三这种纯玩宗教战争的主儿，那就比大熊猫还珍贵了，堪称是千年难遇。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中土上一次发生成气候的宗教战争，还是远在1300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话说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六月，冀州沙门法庆妄言“新佛（弥勒）出世，除去众魔”，自号“大乘”，以尼姑惠晖为妻，称“以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乱党多至五万余人，所过之处大肆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三个月后被北魏大将元遥击破，法庆被斩首。这就是历史上小有名气的“大乘教起义”，亦称“法庆之乱”，此后1300余年，中土就再也没有像样的宗教战争了，直到苏四十三事件爆发。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权威暗示效应”，人们总是下意识地盲从于权威人物的要求，如果这时候营造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暗示遵从权威时不我待，就会造成巨大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这种心理暗示足以令人们集体理智失控、如醉如狂——常规手段不足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神圣任务，需要人们打破现有价值观，特事特办，如此一来，群体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这时看来都是正常的了——为什么邪教特别喜欢鼓吹“教主万能”和“世界末日”两个概念？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法庆之乱中，同样刻意刻画了一个全能主宰——弥勒，以及一种时不我待的氛围——弥勒即将降生，不要错过了末班车。在对弥勒的狂热崇拜，以及对弥勒降生的紧迫感的双重压力下，佛教徒的双眼中已经看不见当下的杀戮了，他们眼里只有血海尽头那个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杀戮只是他们步入那个世界所必须的手段而已，为了那个“神圣”的目标，即使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这也是一切宗教极端主义的内在逻辑基础。

当然，经过几轮大规模的灭佛行为，佛教也学乖了。今天的中土佛教里，佛祖释迦摩尼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博学的老师，一个通达人间世故的人，而非全知全能的主宰。看看《西游记》就明白，唐僧一行千辛万苦到了西天，被阿傩、伽叶索贿，佛祖不加制止，反而还替两个尊者辩解，说“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已经完全世俗化了。至于观世音菩萨，在中土的形象干脆从男人变成了女人，职能也从慈悲和智慧的象征变成了生育女神。佛教教职人员本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脱离生产劳动的食利阶层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此后佛教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宗教，与中土各宗教流派百花齐放了。这也是法庆之乱后，中土千余年没有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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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四十三事件之后，官方对哲赫忍耶门宦的看法有了根本性转变，从此将其视作“邪教”打入另册。前文反复说过，整个有清一代，邪教和乱党是同义词，乾隆明确要求对哲派进行彻底的清洗，“必须将从逆各犯剿洗净尽，方可永绝根株”，“务须熟筹妥计，将新教一类使之不留余迹，以期永不滋事”。具体做法大致如下：

首先是对哲派及其教徒的镇压。苏四十三被镇压后，大约八千余信徒被屠杀，此后数年间，又有哲派教徒田五、张文庆、马四娃等人相继起事，在镇压过程中，哲派教徒又被屠杀万余人。哲派主要骨干的妻儿则被流放至新疆、云南和广西等地；所有哲派QZS一律拆毁，对于一般教众，则要求他们改信老教，不许私下传习哲派教义。

其次是强化河州地区的统治。在河州推行乡约制度，废除掌教、阿訇、师傅等名目，一律称为“乡约”，其作用类似内地的保甲制，从而淡化其宗教色彩，强化行政管理职能。同时严格控制撒拉人与内地，特别是内地回民的往来；与此配合，在循化厅改驻参将一员，提督府由西安迁到固原，总兵由固原迁到河州，以加强当地军事力量，当年苏四十三困守的最后据点华林山，也建起一座军营，以加强兰州军备，此城至今尚存，称作“满城”。

此后，哲赫忍耶的活动便转入地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秘密状态。

但必须强调的是，清廷只是将哲派视作邪教，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整体看法并没有因苏四十三事件而有太大的变化。就在苏四十三事件被镇压的次年，一起设计穆斯林的文字狱“海富润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海富润是广东崖州三亚（今海南三亚）回民，乾隆三十九年（1774）起，先后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游学。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海富润返乡途径广西桂林，通关时被关吏查出随身携带的伊斯兰教典籍若干，广西巡抚朱椿认为“各书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处，不一而足”，在呈报朝廷的同时，还通知了广东及江南各省，遂兴文字狱，不光海富润的家人，案件所涉典籍的著作者、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板人等等也纷纷遭到搜捕，一时闹得鸡飞狗跳。但乾隆接到奏报后，认为朱椿小题大做，这里将乾隆的批文引用如下：

甘省苏四十三，系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办尽根除。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陕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且就朱椿现在签出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况上年甘省滋事，系新教与旧教相争起衅，并不借经典为煽惑。

很明显，乾隆和他的父亲雍正一样不喜欢伊斯兰教，说经典中“俚鄙者多”，但除了已被定性为“邪教”的哲派外，并没有将伊斯兰教一股脑打入另册，更没有因苏四十三事件借机对伊斯兰教进行报复，很明确地指出，苏四十三事件与伊斯兰典籍无关。因此当年六月，乾隆指示各省督抚：所有涉案人员一律释放，此后遇有似此书籍，俱不必查办。反倒是当初上蹿下跳闹得最欢的朱椿，因办案时“不待接奉诣旨，即分咨各直省，一体查办”，被朝廷革职留任。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字狱风波仅仅一个月就过去了。

但无论如何，苏四十三事件结果就是，它在原本和睦的中土伊斯兰教发展篇章上刻下了深深的一道伤痕，这道裂痕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直至同治年间最终总爆发。苏四十三事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数百年来有关它的争议一直不断，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歇——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停歇。

百年沧桑话东干（13）西风再东渐 (2014-05-12 11:30:59)转载▼

在分析回、汉关系时，有一个特别的因素是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的，那就是来自中东及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思潮对中土穆斯林的影响。就在中土地畔相争日益激烈的同时，万里之遥的中东地区，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宗教、社会变革，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土，使得回、汉百姓关系日趋复杂。原本中土长期保有的有着浓郁中土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因此遭受了一股又一股“去中国化”的外来思潮袭击。

各种思潮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十八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运动。

瓦哈比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学派，创始人默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年（相当于康熙四十二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宗教世家，自幼深受浓厚的宗教氛围熏陶。成年后，瓦哈卜游学于中东各地。当时中东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世俗中心转移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半岛被边缘化，处于极其落后的氏族部落割据状态。这些部落虽然宣称信仰伊斯兰教，但已经与穆罕默德早期宣讲的教义有了很大的差别，每个部落都拥有各自的崇拜物和宗教仪式，不重视伊斯兰教的礼拜，也不理睬天课、封斋和朝觐，总之，政治和宗教上都是一片混乱。半岛上的阿拉伯人迫切地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结束这种混乱局面，重新统一阿拉伯半岛，摆脱异族统治。

瓦哈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他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宗教仪式和阿拉伯半岛盛行的多神崇拜是伊斯兰教的腐败与堕落，正是这种腐败与堕落导致了阿拉伯半岛的混乱与分裂，要结束这种局面，就要发起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优良传统。

那么，怎样才能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优良传统呢？瓦哈卜选择了罕百里教法。

聊到这里就要简要介绍一下罕百里学派。罕百里学派于公元9世纪由巴格达人罕百勒创立，其特点就是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认为神意超越一切，人绝不可依凭自己的理性妄揣神意，以致窃夺神的位置；而神意就体现在古兰经和圣训当中，人只要依照着去做就是了，任何理性的创制都只不过是人对神的篡夺。因此，罕百里学派被誉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的始祖。顺便说一句，因为清规戒律太多，罕百里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怎么受统治者和其它学派待见，所以传播范围很小，即使在今天，伊斯兰世界里也只有一个国家奉行罕百里教法，那就是瓦哈比思想的大本营——沙特。

瓦哈卜继承和发展了罕百里学派的思想，他的核心理论是，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受到希腊哲学、基督教、佛教、拜火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等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污染”，已经偏离了“安拉的正道”，应当恢复《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早期的传统惯例，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宗教信仰的最高准则、立法的基础和指导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即所谓“回归《古兰经》”，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

首先，严格一神崇拜，杜绝任何形式的多神崇拜，包括对圣人、圣墓等的崇拜，反对在安拉与人之间设置中介。

其次，坚持以《古兰经》和圣训立教，反对脱离经训的任何标新立异，反对苏菲派以隐秘方式解释《古兰经》，更不允许以非伊斯兰的“异端”思想诠释《古兰经》。

第三，整肃社会风气，禁止吸烟、饮酒、赌博、淫秽，反对将歌舞引入宗教仪式，反对一切“腐化、堕落和违背人格”的享乐，禁止穿着丝绸和华丽服装，佩戴金银珠宝首饰等。

第四，穆斯林不分氏族、种族、贫富，一律平等。

第五，反对土耳其人对阿拉伯半岛的统治，不承认土耳其素丹为伊斯兰教领袖，提出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负起恢复伊斯兰“纯洁性”的使命，主张用“圣战”争取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独立。

瓦哈卜最初在他的家乡阿伊纳传播瓦哈比教义，他砍倒圣树，砸毁圣墓，向通奸的女子扔石头，等等，逐渐聚集了一批门徒。这些行为触犯了阿伊纳上层人士的利益，他们以瓦哈比教义破坏了传统信仰为由对瓦哈卜进行干涉，并打算杀死他。瓦哈卜被迫逃离阿伊纳，大约在1740年前后来到附近一个叫德拉伊叶的地方。德拉伊叶距离阿伊纳约6小时路程，是一个仅有70户人家的居民点。这里的统治者是阿奈扎部落的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十八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堪称战国时代，半岛遍布着大小不一的酋长国，他们都在竭力扩张地盘和势力范围。身为一个微不足道小镇的统治者，沙特明白自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无法与其他酋长抗衡，要想在这片宗教氛围浓郁的土地上脱颖而出，首先就需要拥有宗教上的“合法性”，才能获得广大穆斯林的承认和拥护。瓦哈卜的到来可谓是天上掉馅饼，因此沙特热情地接待了瓦哈卜；对瓦哈卜而言，投靠沙特使他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庇护，有利于传播教义，双方一拍即合。沙特不顾其他族长的反对，与瓦哈卜签订协议：瓦哈卜许诺，沙特皈依瓦哈比派后，“全能的真主能够征服你的所有领地，而且回报给你的战利品将远远超过现在的收入”；沙特则宣誓，“誓与你合作，直到正确的信仰得到恢复为止”。自此，沙特政权与瓦哈比神权因为各自利益进行了结盟。

顺便说一句，沙特皈依瓦哈比是有前提条件的。按伊斯兰教法，除了宗教税“天课”，穆斯林不用缴纳其它税赋，但沙特坚持不放弃对臣民征收税赋的权力，否则就不入教。这充分说明，沙特与瓦哈卜结盟，主要是基于政治考虑，宗教只是他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已。

沙特和瓦哈卜结盟后，伴随沙特军事力量的铁蹄，瓦哈比派用“宗教的福音和剑的力量”在阿拉伯半岛大力传播瓦哈比教义。此后数十年，半岛各部落逐渐臣服于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派，特别是在沙特之孙大沙特在位期间（1803~1814），瓦哈比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夺取了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入城后，瓦哈比派对城市进行了大清洗，砸毁了圣墓的装饰及建筑，拆毁了除天房以外的所有非瓦哈比的宗教设施，并劫掠了大批珠宝和宗教遗物。此时瓦哈比派的势力范围，东到波斯湾和伊拉克边界，南到印度洋，西到红海，北到阿勒颇（关注近期国际局势的朋友一定对这个名字很熟悉），瓦哈比运动达到巅峰。

那有人要说了，伊斯兰教派别那么多，为啥只有瓦哈比派在统一阿拉伯半岛方面取得了成功捏？套用一句老话，那是因为瓦哈比派选择了一条符合沙特国情的道路。

首先，瓦哈比派迎合了阿拉伯社会的家族和部落意识。十八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仍然处于游牧社会，加之阿拉伯半岛封闭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极端落后。在这种特定的生存条件下，人们无法获得建立政权所足够的物质基础，社会形态数千年来一直停留在部落阶段，因此生活在半岛上的人们国家意识极其淡漠，相反具有根深蒂固的家族和部落情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因此，瓦哈比派依附沙特家族，由后者采取家族和部落统治模式管理游牧社会，借机壮大瓦哈比派影响，外人看了感觉怪模怪样的，但偏偏就是很对阿拉伯半岛居民的胃口。直到今天，但凡社会稳定一点的阿拉伯国家，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家族统治或者强人独裁的政治模式，不要说阿拉伯半岛上那一堆大大小小的酋长国，看看伊拉克、利比亚和埃及这些国家的今昔对比就很清楚了。这是题外话。

其次，瓦哈比派迎合了阿拉伯社会的宗教需求。越是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就越朴素虔诚。瓦哈比属于伊斯兰教原教旨派，换言之就是最原始的一种形式，古朴而简单，说白了就是不需要信徒动脑子，《古兰经》和圣训咋说，照着做就得了，在当时阿拉伯半岛社会文化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只有这种原始、古朴、简单的宗教教义才可能被广大穆斯林所理解，毕竟当时老百姓的受教育水平摆在那儿，太复杂的东西人家整不明白就直接不和你玩了。而且当时半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本来就没啥侈靡之风，教规再严自己也损失不了啥，所以也能够接受。

当然罗，时代变化了，很多过去管用的东西放到今天就未必行得通。如今沙特富得流油，老百姓生活好了，再想禁止这也不许做，那也不许做，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举个例子，沙特是世界上禁酒最严厉的国家，同时也是酒类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走私大军中不乏海关工作人员和政府高官的身影，类似的情况上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令”推行时期也曾经出现过。所以，与时俱进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前面说过，瓦哈比派的政治诉求之一就是驱逐土耳其势力。伴随瓦哈比派的迅速扩张，大批土耳其人被驱逐出瓦哈比控制地区，星期五聚礼日祈祷时，也不许提到土耳其素丹的名字，特别是瓦哈比派走出阿拉伯半岛后，不断袭扰帝国统治核心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引起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警觉，土耳其素丹麦哈迈德二世决定扑灭瓦哈比运动。1811年，素丹任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组织远征军，到1818年，经过七年的战争，埃及远征军攻破德拉伊叶，大沙特之子阿卜杜勒（大沙特已于1814年病死）举城投降，后被押送至伊斯坦布尔处死；沙特家族和瓦哈卜所在的谢赫家族四百余人被流放至埃及。至于沙特家族的发祥地——德拉伊叶，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远征军对它进行了完全、彻底的破坏，以至于次年英国人萨德勒途径德拉伊叶时，只看到废墟上人烟荡然无存，已被夷为平地。第一沙特王国灭亡，瓦哈比运动遭到沉重打击。

这里再简要叙述一下此后的历史，随着远征军的撤回，阿拉伯半岛再一次陷入权力真空。经过一番争夺，沙特家族卷土重来，1824年，大沙特的堂兄特尔其在反对土耳其的苏代尔部落的支持下建立第二沙特王国，迁都利雅得。但这一政权也没有存在多久，随着半岛北部沙马尔人拉希德家族的兴起，沙特家族日薄西山，1891年，沙马尔人攻破利雅得，次年末代国王拉赫曼及其家族逃亡科威特，第二沙特王国灭亡。1902年，拉赫曼之子伊本·沙特重新夺回利雅得建立第三沙特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崩溃，沙特家族征服拉希德家族，战胜英国扶植的哈西姆家族，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此后沙特家族和哈西姆家族相继建国，即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哈西姆家族在伊拉克的势力覆灭，在约旦的统治则一直持续到今天。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仍然遵循瓦哈比派教法，教主由国王兼任，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一直以来，沙特王室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大名鼎鼎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就是沙特输出瓦哈比思想的结果。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价格飞涨以后，沙特王室利用滚滚石油美元在全球到处输出瓦哈比思想，以至于现在很多人把沙特与伊斯兰划上了等号，提到伊斯兰就想到沙特，提到穆斯林就就想到大胡子的男人，以及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女人——那只是瓦哈比派的服饰，不同民族的穆斯林自有本民族的服饰，没必要也不需要那么打扮，穿出来反而贻笑大方。

中东瓦哈比运动的兴起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土。受此影响，中土穆斯林日趋保守，呈现一种思想文化上“去中国化”，转而“阿拉伯化”或“土耳其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自明朝开始的“以儒释经”运动到清朝中叶以后便逐渐趋于停滞，并且出现了倒退，伊斯兰经典翻译日趋减少，“经不可译”的观念逐渐占了上风。上世纪20年代，《古兰经》汉译被提上日程，国内穆斯林还有“为保持《古兰经》固有之庄严，不使因汉译而受鄙视……《古兰经》原是真主之敕文，非人类的言词，是超人的经典”的观点，反对汉译《古兰经》。

中土瓦哈比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890年，甘肃东乡人马万福从阿拉伯回国，依据瓦哈比学理创立伊赫瓦尼（意即“兄弟”）派，对中土穆斯林中流行已久的某些习俗和做法大加批判，特别是反对苏菲主义，禁止穆斯林采用汉俗，认为其有违《古兰经》和圣训，具体就是以下十条：

第一条：不准修建和崇拜拱北；

第二条：“尔麦里”（宗教功修）得自己去干；“讨白”（悔罪）得自己做，不承认门宦教主、老人家所给的“口唤”（意思是穆斯林要通过自己的宗教功修来履行对真主的义务；如果犯有罪过，则应直接向真主忏悔，求得真主的宽恕，而不能向教主、老人家这些中介忏悔，求得其宽恕）；

第三条，在宗教功修中，首先应履行“主命”功课，然后再做“余功”，否则，不履行“主命”功课，就做“余功”，是“毕达尔替”（异端），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第四条，人死后，办理丧事时，不准披麻戴孝，不准嚎啕大哭，不准过七天、百天、周年等，不准在这些特定的日子念“亥听”（《古兰经文选》），以纪念亡人，因为这是汉族的习俗，而并非教规；

第五条，不过“圣纪”节和“阿舒拉”节，即不念这两个节日，因为圣门弟子未曾过“圣纪”节；“阿舒拉”节乃是什叶派的节日；

第六条，在举行婚礼时，不准唱宴席曲，不准摆针线等嫁妆，因为这些也属汉俗；

第七条，在办理丧事过程中，不用《古兰经》转“费的叶”（赎罪仪式），而用钱转“费的叶”；

第八条，穆斯林妇女必须遵“主命”，戴盖头（或纱巾），禁止缠足，因为这是汉俗；

第九条，不在坟地集体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众人听；

第十条，穆斯林男子留胡须，以示遵循“逊奈”（圣行）。

由于马万福是东乡县果园村人，他提出的这十条主张也就被称为“果园十条”。“果园十条”的提出，标志着中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正式成型。

不光是瓦哈比思想，伊斯兰世界的许多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在中土都有相当一批拥趸。例如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在某些维吾尔分裂分子当中颇有市场，1944年，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爆发了所谓“三区革命”，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其主要领导人麦斯武德、伊敏等人就曾在土耳其留学，深受泛突厥主义影响。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陆续兴起的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等思想，在中土都有粉丝，这里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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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伊斯兰外来思潮汹涌进入中土的同一时期，中土汉族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改变。

中土传统上一贯讲究“有教无类”，也就是重文化差异，不重民族和宗教差异，只要你接受我的文化和价值观，我就把你视作自家人。然而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虽然标榜“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但依然长期推行一系列压迫和歧视汉人的政策，这迫使汉人士大夫阶层重新反思：为什么一方面满人吸纳了大量汉文化思想和习俗，很多八旗子弟满语都不会说了，另一方面汉人也接受了大量满族文化，甚至留了几千年的头发都剃掉了，为什么满人还将我视为另类？清末有人对此评价说：“政府由于种族之界太深，虽日言和融满汉，而满汉实未能和融，无论满不能融汉，汉或不能融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思考的结果，首先表现在传统的“华夷论”在清代重新有了市场。清初曾静、吕留良反清活动就将满清斥为“夷狄”，清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打出的旗号是“奉天讨胡”，直到清末同盟会成立时，最初的口号也是具有浓重华夷论色彩的“驱逐鞑奴，恢复中华”。但是华夷论毕竟是过时的东西，将少数民族视为“夷”本身就具有歧视，在民族平等的大趋势下，再打这张牌其实是为大汉族主义招魂，很难有号召力，所以孙中山后来也很快修改了口号，改成了“五族共和”，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更重要的是，汉人士大夫对民族自我认同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就是除了文化，族群之间民族和宗教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回避的，既然汉人无论怎么剃头也还是汉人，满人怎么说汉语写汉字也还是满人，这就说明，文化的同一性是不能弭平民族和宗教的差异性，更无法弭平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注定了就算人家接受了你的文化，也还是和你尿不到一个壶里。这也就是汉人族群民族意识形成之滥觞。鸦片战争后，汉民族从形成到崛起，甲午战争后形成高潮，直到辛亥革命汉族正式成为一个确定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总而言之，汉民族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

所以，清代中期，一方面是中土穆斯林族群意识形态的不断“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是汉人族群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这两大思潮正在在冰山下悄然酝酿，一股股暗流涌动，即将喷薄而出。

然后中国西部成了中东第二了。

多普及游戏机，娃娃等世俗玩具比求外国人办事强多了。腐化要从娃娃抓起

阿訇必须英语四级，计算机三级，高级工程师以上，党员。
应该是汉语4级……
英语4级，层主是何居心？